第二部分

第26章　赖昌德巴伊兄弟

我在上一章中提到，孟买港的海面风浪很大，这对于六月和七月期间的阿拉伯海而言并不鲜见。从亚丁一路驶来，海上一直波涛汹涌，几乎所有旅客都晕船了，只有我一个人保持着正常状态，待在甲板上欣赏狂风巨浪，享受海浪四溅。早餐席上，除了我之外只有一两个人，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捧着麦片粥以免被打翻。

对我来说，外面的狂风暴雨正合我此时的心境。既然我能够在自然的风暴中泰然自若，那我也可以战胜内心的波澜。留学归来的种姓问题尚未解决，而我对自己职业生涯的开端感到恐慌无助。还有，作为一个改革者，我一直在想怎样才能做出一些改革。除了我想到的这些困难，前方还有许多未知的困难在等着我。

哥哥来码头接我，那时他已经认识了梅赫达医生和他的哥哥。由于梅赫达医生坚持要我住在他家里，我们便听从了。这段始于英国的友谊在印度得到了延续，并逐渐让两个家庭建立了永久的友谊。

我渴望与母亲相见。我不知道她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也不知道自己永远无法重回她的怀抱了。回到印度我才得知这个噩耗，我依照规矩做了斋戒。我在英国时母亲便已经去世了，哥哥一直没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他不想让身处异国他乡的我承受这么沉重的打击。然而，此时得知这个消息，我依然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但是我不想再详述这件事了。此番的悲痛比父亲去世时更大，我最美好的愿望基本上都破灭了，但是我记得自己并没有悲伤到萎靡不振，我甚至可以忍住眼泪，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生活。

梅赫达医生给我介绍了几位朋友，其中一位是他的兄弟列瓦商卡·贾吉望先生，我们后来成了终生好友。不过，我要特别提到的是诗人赖昌德巴伊，又名拉治昌德罗，他是梅赫达医生兄长的女婿，是列瓦商卡·贾吉望名下珠宝公司的合伙人。那时他还不到二十五岁，但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便觉得他是一个品行端正又学识渊博的人。他被人们称为“万事通”，据说他可以同时记忆或处理上百件事情。梅赫达医生叫我试一下他的记忆能力，我把自己所知的欧洲语言词汇讲述了一遍，然后请他重复我说过的词，而他果然按照我所说的顺序一字不差地说了出来。我羡慕他的天赋，却并未为之倾倒。真正让我为之倾倒的东西，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即他那引经据典的渊博知识、高尚的品格，和追求自我实现的如火热情。最后这一点，是他生存的唯一目的。他时常吟诵穆旦纳德的几行诗，并把它牢牢地记在心间：

只有在日常生活中看见他，

我才会觉得自己蒙受神恩；

他就像一条线呵，

支撑着穆旦纳德生命的线索。

赖昌德巴伊兄弟的生意规模有几十万卢比，他是珍珠和钻石鉴赏的专家，对他来说没有任何业务问题棘手到无法解决。但这一切并非他生活的中心。在他心目中，生活的中心是直面神明的热情。在他的办公桌上，总有一些宗教书籍和日记本。每当他做完生意，便立刻打开宗教书籍和日记。他发表的许多著作都是日记中的内容。他一谈完大宗生意，便会开始写精神中所隐藏的秘密，显然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而是一个真正的追寻真理者。我看见他在做生意之余专心致志地追寻神的旨意，我相信这一现象不是偶然而是常态。我从未见过他顾此失彼，他总是能保持好生活的平衡。他与我并没有任何商务来往，也不存在特殊的私人关系，但我俩却相谈甚欢。那时，我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律师，可是每次我们见面，他都会与我谈论严肃的宗教话题。虽然我正处于摸索期，对宗教讨论其实并没有太多兴趣，但是与他的谈话却很有意思。在那之后，我见过许多宗教领袖或导师，我想方设法见过许多不同宗教的领袖人物，但是我必须说，没有人能像赖昌德巴伊那样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他说的话直击人心，而且他的智慧和他对于道德的热忱也都使我敬佩。我深信他永远不会将我引入歧途，永远会与我分享内心深处的感悟。因此，在我遇到精神危机的时刻，他便是我的避难所。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将他视作我的精神导师。那个宝座仍然虚位以待，而我也在继续寻找之中。

我相信印度教义中关于精神导师的理论，以及他在精神上的重要性。我认为教义中提及的“没有精神导师便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知识”一说是基本正确的。对于世俗事务而言，一个导师如果并不完美还可以容忍，但是在精神事务上却不行。只有完美的智者才配得上精神导师的宝座，所以人们必须不断追求完美。每个人的精神导师都是与他们相符的，只有自身努力向善，才能找到合适的精神导师。无限地追求至善是人的权利，而向善是这种权利最好的奖励，而其他则都攥在神之手中。

因此，尽管我不能将赖昌德巴伊兄弟作为我心中圣殿的精神导师，但很多时候他扮演了向导和帮助者的角色。在我的生命中有三位当代人物对我影响很大：经常与我接触的赖昌德巴伊兄弟，写下了《天国在你的心中》的托尔斯泰，著有《给最后的一个》的鲁斯金。他们对我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

第27章　开始生活

我的哥哥对我寄予厚望，他非常渴望我能名利双收，做出一番事业。他是一个宽宏大量、生性淳朴的人，众人都愿意与他结交，而他希望那些朋友能为我带来一些机会。在他看来，我的事业不久之后便会蒸蒸日上，带着这样的期望，他不顾沉重的家庭开支，不遗余力地为我筹办律师事务所。

因为我出国求学而掀起的轩然大波仍未消退，种姓里分成了两个派别，一派立即接纳了我，而另一派则主张将我排除在外。为了取悦接纳派，哥哥在回拉奇科特之前先带我去了纳西克圣河沐浴，回到拉奇科特又立马设宴款待种姓的成员。我并不喜欢这一切，但哥哥做这些事都是出于对我无尽的爱，我只能机械地按照他的意愿行事。于是，恢复种姓的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我从未奢望拒绝派的那些人能够接纳我，也从来没有对拒绝派的领导者有任何怨念。有些人不喜欢我，我便会小心翼翼地避免伤害他们的感情。我完全尊重种姓制度中开除身份的规定。按照规定，我的所有亲戚，包括岳父岳母、兄弟姐妹，都不得招待我，哪怕是让我在家中喝一口水都不行。他们私下商议好了如何逃避禁令，但是偷偷摸摸不符合我的作风。

因为我的谨慎行事，我从未被种姓制度所困扰。不仅如此，那些将我视为已被开除者的大多数人对我的态度还是非常善良慷慨的。他们甚至为我提供了很多帮助，而不奢望我为种姓做任何事情。我相信，这些善举都是由于我的不抵抗行为。如果我言辞激烈地和种姓据理力争，如果我想着制造更大的种姓分裂，如果我触怒了族长，他们一定会报复。这样一来，我从英国回到印度，非但没有避开暴风雨，反而会被卷入旋涡中心，或滑入虚伪的深渊。

我与妻子的关系依旧无法达到我的期望。我虽然去了英国，也经历了许多事，但仍然还是一个嫉妒心很强的丈夫。对每件小事，我依然会疑心重重、神经过敏，因此我所有美好的愿望都无法得以实现。我想让妻子学习阅读和写作，由我来帮助她，但我的情欲一直阻碍着我们，而她却必须因我的缺点而承担损失。有一次我甚至将她送回了娘家，直到她痛苦不堪时才肯让她回来，后来我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多么愚蠢。

我还计划改革儿童教育。我有几个侄子，我自己的儿子也快四岁了。我想亲自指导他们，教他们体育，让他们强身健体。哥哥非常支持我的想法，我的努力也或多或少地取得了一些成效。我喜欢和孩子们待在一起，直到今天我依然喜欢和孩子们一起玩笑、玩耍。从那之后，我一直觉得自己适合从事儿童教育事业。

对于饮食方面的改革也是势在必行的，茶和咖啡已经在我家里有了一席之地。哥哥认为在我学成归来之后家里应该增添一些英式风格，所以之前只用于特殊场合的餐具现在已经当成家常用具了。我给“改革”加上了最后一笔，把燕麦粥带入了他们的生活，并用可可代替茶和咖啡。不过，实际上只是在茶和咖啡之外又增加了可可而已。靴子和皮鞋是本来就有的，我又加上了西服，家中的“欧洲化”改革基本上完成了。

家中的日常开销因此日渐增加，因为每天都会添置新的物件。我们总算撑起了门面，拥有了很多昂贵而无用的累赘之物，可是怎样赚钱来平衡开销呢？如果在拉奇科特当律师，肯定会遭人嘲笑。我连印度本地要求的律师水平都达不到，却想要得到高于别人十倍的报酬！没有哪个当事人会傻到雇用我，就算真的有这样一个人雇用了我，我难道会在无知之外增添自大和欺骗的行为，来增加我对这个世界的亏欠吗？

朋友们建议我去孟买待一段时间，以便获得一些高等法院的经验，并学习印度法律，做些力所能及的业务。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去了孟买。

在孟买，我雇用了一个和我一样不称职的厨师。他叫罗维商卡，是一个婆罗门。我没有将他当仆人看待，而是将他视为家人。他会将水倒在身上，但从不洗澡。他裹着的那条“拖蒂”和佩戴的圣线（sacred thread）都非常脏，而且他对典籍一无所知。可是我到哪里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厨师呢？

“嗯，罗维商卡，”我问他，“你可能不会烹饪，但是你肯定了解日常礼拜之类的吧？”

“礼拜啊，先生！耕作就是我们的礼拜，铁锹就是我们的日常仪式，我就是这种婆罗门。是你的仁慈给了我现在的生活，不然只能回家务农了。”

我只好教罗维商卡烹饪。我有很多空闲时间，基本上可以做一半的活，我给他介绍了英国的素食烹饪。我买了一个炉子，开始和罗维商卡一起下厨。我不在乎和不同种姓的人同桌用餐，罗维商卡也是如此，于是我们便愉快地同饮共食。只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那就是他改不掉不讲卫生的习惯，总是造成食物不洁。

由于我在孟买只有日渐增长的支出而全无收入，因此只能支撑四五个月的时间。

我就是这样开始新生活的。我发现律师其实是一份很糟糕的职业——重表现而轻知识。我意识到了自己肩负的责任。

第28章　第一宗案子

在孟买时，我一边研究印度法律，一边和一个名叫维昌德·甘地的朋友一同做营养学的实验。我的哥哥则在极力为我招揽生意。

研究印度法律是一项枯燥无味的工作。我完全搞不懂民事诉讼法，对证据法还算有些兴趣。维昌德·甘地正在准备初级律师考试，他常给我讲述大律师的故事。“费罗泽夏爵士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对于法律的渊博知识。”他说，“他把证据法熟记于心，并且了解第三十二节的所有案例。而巴德鲁丁·铁布吉出色的辩论能力也让法官们肃然起敬。”

这些坚守本心的故事却反而令我惶恐不安。

维昌德·甘地还会补充说：“要成为一个大律师，先这样默默无闻地工作五到七年是很正常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签约打算做初级律师。如果你一个人孤身前行，那么能坚持三年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

费用每个月都在增加。门外挂着律师的招牌，门内的律师却还在忙着熟悉法律条文，这种事情我实在应付不来，于是我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学习。我对证据法越来越感兴趣，并饶有兴趣地读了麦尼的《印度教徒法》，却仍然没有勇气去接受诉讼的委托。我不知道如何形容自己的无助，大概像刚刚嫁入男方家门的小媳妇一样！

就在这时，我接手了一个小案子。有人告诉我要付给中间人一些钱作为回扣，而我断然拒绝了。

“即使是那个每个月挣三四千卢比的刑事诉讼律师某某先生，也是会付回扣的！”

“我不需要模仿他，”我答道，“我每月300卢比就知足了，我的父亲也赚这个数目。”

“今非昔比了，孟买的物价上涨得厉害，你得务实一点。”

我坚持不给回扣，还是得到了这桩案子。这桩案子非常简单，审理应该不会超过一天时间，我收了30卢比的费用。

这是我首次在小型诉讼法庭辩护。我代表被告出庭，所以需要盘问原告的证人。我站了起来，可是心却往下沉，直沉到底。我觉得天旋地转，法庭似乎也在旋转，想不出任何可以发问的问题。法官肯定在笑，其他律师也一定在乐呵呵地欣赏这个场面，但我什么都看不到。我坐下来对代理人说：“我无法为此案辩护，你最好去找巴特尔先生，我会给你退款。”巴特尔先生收了51卢比费用，并轻而易举地完成了案件的辩护。

我匆忙走出了法庭，不知道我的当事人是胜诉还是败诉。我感到万分羞愧，决心在自己没有十足把握处理案件之前不再受理任何案子。事实上，我去南非之前再没出过庭。我的决定并非出于美德，而是迫于无奈。不会有人傻到明知要败诉，还委托我帮他辩护！

在孟买我还经手了一件案子，为人起草诉状。一个贫穷的穆斯林的土地在波尔班达被没收了，于是他找到我，像子女寻求父亲的帮助那般向我求助。他的案子胜算不大，但我还是答应为他起草一份诉状，由他自己负担印刷费用。我写完诉状后读给朋友听，他们认为我写得不错。这让我找回了一定程度的自信，认为自己有起草诉状的才能，而实际情况确实如此。

如果我免费为人起草诉状，我的生意会非常兴隆，但这对我来说毫无用处。于是，我想从事教学工作来补贴家用。我的英语水平不错，也很乐意教刚入学的学生。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招聘英语教师，每天工作时长一小时，工资为75卢比。”这则广告是由一所著名的中学发布的。我申请了这一职位，并收到了面试通知。我满心期待地去了学校，但是校长发现我并不是大学毕业生时，便遗憾地拒绝了我。

“但是我已经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拉丁语是我的第二外语。”

“我知道，但是我们想招的是大学毕业生。”

我无计可施，绝望地绞着双手。哥哥也非常担心我。我们一致认为在孟买多耽一段时间是毫无用处的，我应该回到拉奇科特去安顿下来。哥哥是那里的一个辩护律师，可以给我一些起草呈文和诉状的工作。而且，住在拉奇科特的家中，就可以关闭在孟买创建的事务所，从而节省下一大笔开销。我接纳了这个建议，在孟买住了六个月之后，我的事务所就这样关门了。

在孟买的时候，我每天都会去高等法院，但我好像在那里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我没有足够的知识，我常常为听不懂案情而昏昏欲睡。当然，许多人和我情况一样，他们减轻了我的羞耻感。一段时间之后，我甚至不再觉得羞耻，因为我发觉在高等法院打瞌睡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如果当今这代人也有像我这样接不到案子的律师，我想向他们介绍一些生活的实用法则。我当时住在吉尔关，但是很少坐马车或有轨电车出行。我给自己定了规矩，去高等法院必须步行。单程路线四十五分钟左右。这为我省下了很多钱，而且在我的印象中，孟买的朋友经常生病的时候，我却从来没生过病。哪怕当我开始赚钱之后，我仍然坚持步行上下班，这个习惯让我至今受益。

第29章　首次受挫

失望之下，我离开了孟买，回到拉奇科特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在这里我的业务倒还算可以。起草呈文和诉状大概每个月可以赚到300卢比。这些工作不是依靠我自己的能力获得的，而是依靠亲朋好友的帮忙。我哥哥的合作伙伴已经有了固定的业务，所以他将重要的，或是他认为紧要的事务送给大律师，把为贫穷的当事人起草呈文的工作交给我来做。

我必须承认，回到拉奇科特以后，我那在孟买时严守的“不给回扣”原则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听说两地的回扣情况不同：在孟买的回扣是支付给中间人的，而在拉奇科特则是给为你介绍业务的律师。可是，这里和在孟买一样，所有的大律师都会从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支付回扣。我哥哥提出的理由也让我无可辩驳。“你想一想，”他说，“我和另一位律师合伙做业务，我肯定希望把你能处理的业务都交给你。如果你不愿意给我的合伙人回扣，我会觉得很为难。我们俩有一个联合机构，你的收入会进入我们共同的账户，我会自动得到我的份额，但是我的合伙人呢？假如他把这些案子交给别的律师，他本应该得到他的回扣。”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并且觉得既然自己要成为大律师，就不应该在这种事情上过于坚持。我便这样说服了自己，或者说欺骗了自己。但是我必须补充一句，我没有在任何其他事情上给过别人回扣。

我的收支开始平衡的时候，我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挫败。我以前就听说过英国官员的做派，但这是第一次亲身体验。

我的兄长在波尔班达的纳萨希布王公（现已故）即位之前曾担任他的秘书兼顾问，没想到因此惹上了麻烦。有人指控他在职期间提供了错误的建议，还把这件事告诉了一直对他怀有成见的政治监督官。我在英国时就认识这位官员，他对我一直很客气。我哥哥希望我利用这段交情去帮他美言几句，设法消除这位官员对他的偏见。我一点也不想这么做，因为在我看来，不应该利用我在英国时和官员那一点微不足道的交情去做文章。如果我的哥哥确实犯了错，那我说几句好话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他确实无辜，那他应该以正规渠道递交申请，等候结果。可是，我的哥哥不这样认为。“你不了解卡提亚华，”他说，“你也不了解这个世界。人情才是第一位的。你作为我的弟弟，既然能帮我向认识的官员讲情，却不愿意去做，实在太不负责任了。”

我无法拒绝，只好不情不愿地去见了这位官员。我知道我无权接近他，也心知肚明这样做是在损害我的自尊心，但我还是设法与他见面。见面之后，我向他提起了我们旧日的交情，但立刻发现卡提亚华和英国时不一样了，官员在上班时间和私底下完全不一样。这位政治监督官承认我们之间的交情，可是这份交情反而令他的态度更加强硬。他表情僵硬，脸上仿佛写着：“你来这里该不会是想要滥用我们的交情吧？”尽管如此，我还是将哥哥的事一五一十地向他道明了。他听了之后愈加不耐烦起来：“你哥哥是一个阴谋论者，我不想再听你说话了，我没有时间。如果你哥哥想要申辩，让他通过正常渠道递交。”他的回答已经很明确了，很显然再说下去只会自讨无趣，然而自私使我盲目，在他这样说以后，我还是想把话说完。卡提亚华站起来下了逐客令：“你该走了。”

“但是请您听我说。”我试图说下去。这使他更加生气了，他唤来随从，叫他把我带出去。我还在犹豫的时候，随从便进来了，他双手按住我的肩膀，把我赶出了房间。

那位官员带着随从走了，我也带着恼怒离去。我立刻就这件事写了一张便条给官老爷，大意是：“你侮辱了我，还让你的随从攻击我。如果你不向我道歉，那我将起诉你。”

他的随从很快便送来了回信：“你对我无礼在先，我让你离开你却不肯，我别无选择，只好让我的随从带你离开。何况他已经说了让你离开我的办公室，是你依然赖着不肯走，所以他只好花些力气让你出去。如果你要起诉我，那么悉听尊便。”

口袋里揣着这封回信，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中，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哥哥。他很难过，却不知如何安慰我。我不知道如何起诉那位官员，哥哥就去问了他的律师朋友。这时候，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碰巧为了案子从孟买来到拉奇科特。可是，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又怎么敢去见他呢？为了征询他的意见，我把案子的相关文件交给和他合作的律师，并请其代为转交。“告诉甘地，”他说道，“这种事情很多大律师都遇到过。他刚从英国回来，正处于血气方刚的年纪。他不了解英国官员的脾气。如果他想在这里谋生，过得轻松一些的话，就让他把回信撕了，忍气吞声吧。他控告这位官员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反而有可能毁了自己。告诉他，他还不懂人生。”

这个建议对我来说就像毒药一般苦涩，但是再苦我也不得不默默咽下。我忍下了这次侮辱，也从中受益匪浅。我对自己说：“我再也不会把自己置于如此尴尬的境地，再也不会试图以这种方式利用友谊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违反过那天的决定。这一挫折改变了我的一生。

第30章　去南非的筹备

贸然去找那位官员求情，毫无疑问是我的错，但是他的急躁和盛怒未免也太过火。他大可不必对我下逐客令，因为我占用他的时间不过五分钟而已，可他就是不愿听我说完。他本可以礼貌地请我离开，可是他却因手中掌握的权力而得意忘形。后来我才知道那位官员的字典里根本没有“耐心”一词，他常常侮辱来访的客人，稍有不快便会大发雷霆。

现在我的大部分工作自然是在他的法庭上开展。我不愿安抚他，也不想巴结他。何况，既然我曾经声称要控告他，也不愿保持沉默。

与此同时，我开始慢慢了解地方上的政治情况。卡提亚华是由许多小邦组成的，自然政治情况复杂。各邦之间阴谋诡计层出不穷，官员们争权夺利、钩心斗角更是大行其道。王公们任人摆布，听信谄媚者的言论。官员的随从也必须小心侍奉，文书比官员本身还要重要，因为他是官员的眼睛、耳朵和传声筒。文书的意愿就是法律，甚至连他的收入都可能比官员还高。这或许有些夸大其词，但看他的日常开销，绝对远超他的薪水。

我觉得这种气氛是有害的，而如何出淤泥而不染对我来说是一个永恒的问题。

我沮丧至极，我的哥哥也为我担心。我们一致认为，如果我能另寻一份工作，便可以摆脱这种处处充满阴谋诡计的气氛。可是，如果不使用一点阴谋，便无法爬到部长或是法官的职位。另外，与那位政治监督官的矛盾也给我的执业造成了阻碍。

当时波尔班达已处于英国管制之下，我在那里做了一些工作，来为王公争取更多的权利。为了解决地租过高佃农负担过重的问题，我不得不去见一个行政官员。这位官员虽然是印度人，但比之前那位官员更加傲慢。他可能很有能力，但我觉得他并没有运用自己的能力为佃农们谋福利。我成功地为王公争取到了更大的权利，却对佃农们没有带来任何帮助。我突然想到，也许他们的问题从未被认真对待过。

所以在执行这一任务时，我感觉特别失望。我觉得我的当事人并未受到公正待遇，但我又无法改变现状。我最多能做的是向政治监督官或是督察提出控诉，而他们则会驳回我的控诉，说“我们不便干涉”。如果有任何规章制度来管理他们做出的决定，那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但是在这里，官员的意志就是法律。

我非常恼火。

这时，波尔班达的一家弥曼公司给我哥哥寄了一封信，信中提供了这样一个建议：“我们在南非有业务。我们公司是一家大型商行，如今在当地法院有一起大案子，索赔金额是4万英镑。这桩案子已经耗时很久了，我们聘请了最好的律师团队。你如果让你弟弟去南非加入那个律师团队，那么双方都会从中受益。他能更好地指导我们聘请的那些顾问，同时他可以去一个新的国度开阔眼界，结交朋友。”

哥哥和我讨论了这家公司的提议，但并不确定他们要我去南非是指导顾问工作，还是需要亲自出庭。不过，我对这个提议倒是非常动心。

哥哥介绍我去见塞·阿布杜尔·卡利姆·嘉维立。嘉维立是达达·阿布杜拉公司的合伙人，最近才去世。这家公司便是上文邀请我加入的商行。他向我保证道：“这不是什么困难的工作，我们有许多朋友都是欧洲人，你去了便有机会认识他们。你对我们的店铺很有用。我们绝大多数的信件也都是英语写的，你可以帮助我们。当然，您是我们邀请前去的，因此无须承担任何费用。”

“你需要我替你们工作多久呢？还有薪酬怎么样？”我问道。

“一年以内。我们会给你买头等舱船票，并先支付105英镑，其他费用全包。”

这待遇并不像商行在邀请律师，而像是商行在聘请雇员。不过，我很想离开印度，况且可以见到新国家，体验新生活。那105英镑，我可以把它寄给哥哥贴补家用。于是，我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便接受了邀请，随即开始做去南非的准备。

第31章　抵达纳塔尔

我动身去往南非的时候，并没有经历像当年离开印度去英国时的那种别离之苦。母亲已经不在了，我也已经开始慢慢了解这个世界，并且有了出国的经验，还熟悉了从拉奇科特去往孟买的路途。

这一次，我只是为和妻子分离而感到难过。我从英国回来之后，我们又生了一个孩子。我们之间的爱虽然并没有达到无欲的境界，但是正在慢慢变得纯洁。我从欧洲回来以后很少和她同住，而且我现在已经成了她的老师，在帮助她做出一些改变。虽然成效不大，但是我们都认为为了让改变继续，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在一起。可是，南非的吸引力战胜了这种分离的痛苦。“一年之内我们就又见面了。”我安慰她说，然后便离开了拉奇科特前往孟买。

我在孟买通过达达·阿布杜拉公司的代理人购买船票，却发现船上的舱位已经售完。可是如果这时不走，就会被困在孟买。“我们已经尽力了。”公司代理对我说，“我们一直想方设法给你弄头等舱的票，但是实在弄不到。除非你睡通铺，否则实在没有办法了。你的餐食我们会在餐厅给你安排好。”那时我习惯坐头等舱出行，而且一个大律师怎么可以睡通铺呢？我拒绝了代理的提议，并怀疑他所说话的真实性，因为我无法相信头等舱船票会这么早售罄。征得了这位代理的同意后，我开始亲自找寻船票。我去船上买票时遇见了大副，他很坦率地对我说：“我们的票通常没这么紧张，但是莫桑比克总督要坐这艘船出行，所以所有的铺位都售空了。”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把我挤进去？”我问大副。他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一番，然后笑道：“只有一个办法了，我的船舱里有一个额外的铺位，通常是不面向乘客售票的，我可以提供给你。”我向他道谢，然后让代理人帮我去买那张船票。1893年4月，我怀着满腔热情登上了去往南非的船。

大概十三天以后，我们停靠在第一个港口——拉谟。这时，船长与我已经成了好友。他喜欢下棋，但是因为他是个初学者，所以想找一个更不通棋艺的人来对弈，便邀请了我。我听说过很多关于下棋的事，却从未尝试过。下棋者常说，在棋中自有一方天地，在这片天地间可以锻炼一个人的心智。船长提出要教我下棋，并发现我是个好学生，因为我有无穷无尽的耐心。每次我都会输，这让他更想教我了。我也喜欢上了下棋，但是仅限于在船上的时候，也并未花心思去积累提高棋术的知识。

我们的船在拉谟停靠了三四个小时，我便想上岸去看看港口。船长也上岸了，但他警告我说港口很危险，劝我尽早回来。

拉谟是个小地方。我去了邮局，在那里见到了一些印度职员，并很高兴地和他们聊了一会儿。我还看到了非洲人，我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很感兴趣，所以花了点时间了解了一下。

在船上我认识了一些通铺的旅客，他们也上岸了，打算在岸上做顿饭，并享受一下难得的清静。我看到他们正准备回船上去，便和他们一起上了小船。海港的潮水水位很高，我们的小船又超载，在这种急流中根本无法把小船拉到轮船的梯子上。它每次一碰到梯子，便立刻被水流冲开。提醒开船的第一次哨声已经响过了，我心急如焚。船长在驾驶室中看到了我们的困境，命令开船时间延迟五分钟。当时船畔还有另一艘小船，是我的一个朋友花10卢比为我租来的。这艘小船把我从那艘超载的船上救了上来。这时梯子已经收上去了，于是他们只好用绳子把我拉起来。拉起我以后船立刻就开动了，其他乘客都被留在了后面。我那时才感激船长给我的警告。

从拉谟离开之后，我们又停靠了蒙巴萨，然后到了桑给巴尔。在桑给巴尔停留了八到十天之后，我们换乘了另一艘船。

船长很喜欢我，但是这种喜欢有时候令我无法接受。他邀请了一个英国朋友和我同他一起出去玩玩，我完全不知道“出去玩玩”意味着什么，而船长也不知道我在这种事情上面一无所知。一个拉客的中间人把我们带到了一些黑人妇女的住处，并把我们分别带进了不同的房间。我呆站在原地，羞愧至极。天知道那个可怜的女人会怎么看待我。船长看到我衣衫齐整地走出，看出我是个清白的人。起初我觉得非常羞愧，但是回想这件事的时候感到非常害怕，于是羞耻感便慢慢消退了。感谢神明，那个女人丝毫没有使我动心。我厌恶自己的软弱，并对自己缺乏拒绝进入房间的勇气感到可悲。

这是我第三次经历这样的考验。许多青年起初能守住本心，但是后来却被一种错误的羞耻感误导着犯下了错误。如果我拒绝进入那个房间，那才算是正人君子。我必须感谢大慈大悲的神明拯救了我。这件事加深了我对神明的信仰，并在一定程度上教会我要摆脱错误的羞耻感。

因为我们要在这个港口停留一个星期，我便在城里找了地方住下，在附近闲逛时看到了很多风土人情。桑给巴尔草木茂盛，绿树成荫，在印度大概只有马拉巴尔可以与它媲美。我对那些高大的树木和累累的果实感到十分惊异。

下一站便是莫桑比克，抵达纳塔尔的时候已到了五月底。

第32章　一些经验

纳塔尔的港口叫德班，也被称为纳塔耳港。阿布杜拉赛在码头等我。船靠岸后很多人上来找朋友，我发现印度人在此不太受尊重。我感觉那些认识阿布杜拉赛的人对他都带着一些轻蔑，这种感觉让我很不舒服，阿布杜拉赛却显然已经习惯了。看到我的人都很好奇，可能因为我的穿着和别的印度人不大一样。我穿着过膝的大衣，戴着类似孟加拉人的“普格里”（Pugree）。

阿布杜拉赛把我送到了公司的住处，并给我安排了一个单间，就在他的隔壁。他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他。他看了他弟弟让我捎来的文件，更感到不知如何是好。他认为他的弟弟给他请来了一位贵宾。我的穿着和生活方式令他觉得像欧洲人一样昂贵。那时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工作需要交给我。他们的案子发生地是在德兰士瓦，但把我立即送去那里是毫无意义的。他能相信我的能力和诚实吗？他无法去比勒陀利亚监督我工作，被告都在比勒陀利亚，监督的举动可能会给我带来不好的影响。如果不能将案子的相关工作委托给我，我又能做什么呢？毕竟其他工作，他的职员肯定做得比我要好。何况，如果职员犯了错误，可以加以惩戒，但是如果换成是我，那样做合适吗？如果不能给我提供任何与案子有关的工作，那也没有理由留下我了。

阿布杜拉赛并没有受过教育，却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除此之外，他还拥有很敏锐的头脑，并且对自己这一优势心知肚明。他在平日的工作中学会了一些英文，虽然仅够日常会话使用，却对他的所有业务都有好处。无论与银行经理还是欧洲商人打交道，又或是向律师解释情况，都非常实用。当地的印度人非常尊敬他。他的公司在当时是规模最大的，至少是最大规模的公司之一。虽然他有这些优点，却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天生多疑。

他以伊斯兰教为荣，喜欢谈论伊斯兰哲学。虽然他不懂阿拉伯语，但他对《古兰经》和伊斯兰文学颇为了解。他很会例证，随时随地张口就来，在与他交往中我对伊斯兰教有了很多了解。当我们熟悉后，我们就宗教话题进行过多次长时间讨论。

我到纳塔尔两三天的时候，他带我去看了德班的法庭。他向几个人介绍了我，并让我坐在他的律师旁边。法官一直盯着我看，最后终于开口让我摘下头巾。我拒绝了他，并离开了法庭。

我意识到，原来这里也有我需要捍卫的东西。

阿布杜拉赛向我解释为什么会让印度人摘下头巾。他说：“穿着穆斯林服饰的人可以戴着头巾，但是其他进入法庭的印度人通常会按规矩把头巾拿掉。”

我必须说一些细节，以使人容易理解这一区别。在这两三天里，我看到印度人被分为了不同派别：一派是穆斯林商人，他们往往自称“阿拉伯人”；一派是印度教徒；另一派是帕西普通职员。印度职员其实介于两派之间，除非他们加入“阿拉伯人”的阵营，而帕西职员会自称波斯人。这三派之间有一些社会关系，但目前为止人数最多的是泰米尔、德鲁古和北印度的契约劳工或自由工人。契约劳工签订了五年在纳塔尔的服务协议，他们被称为“吉尔米提亚”人，是英语“契约”一词的变音。其他三种人和他们只有生意上的关系。英国人把他们称为“苦力”，而因为大多数印度人属于劳动阶级，所以所有印度人都被称为“苦力”或是“萨米”。“萨米”是一个泰米尔语中的后缀，泰米尔人的许多名字后面都会加上这个词。其实“萨米”等于梵语中的“斯瓦米”，意即“主人”。如果印度人讨厌自己被人称为“萨米”，而他又足够聪明的话，就会这样回敬对方：“你可以叫我萨米，但是你别忘了，‘萨米’可是主人的意思。我不是你的主人！”有些英国人听到这话会退缩，有些人会生气，开始辱骂印度人甚至会动手殴打。因为对他来说，萨米是一句轻蔑的称呼，把它解释为主人简直是一种侮辱！

因此，我被称为“苦力律师”，商人们被称为“苦力商人”。苦力一词最初的意思反而被人渐渐淡忘了，成了印度人的统称。穆斯林商人对此表示不满，他们说“我不是苦力，我是阿拉伯人”或“我是商人”。如果对方是一个有礼貌的英国人，就会向他道歉。

在这种情况下，能否戴头巾就显得至关重要。被迫脱下自己的头巾，对一个印度人而言本就代表着一种侮辱。我觉得自己可以用一顶英式帽子来取代印度头巾，这样我便不会受到侮辱，也不必引起不愉快的争执。

但是阿布杜拉赛不同意我的想法。他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影响很不好。你应该向那些坚持戴印度头巾的人学习。印度头巾和你更相衬，如果你换成英式帽子，那岂不是成了侍应生吗？”

这个建议包含着他实践得来的智慧、爱国主义思想和一点狭隘的心思。他的智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不是出于爱国主义，他不会坚持要戴印度头巾，可是对于侍应生的轻视又透露出了他的狭隘。在契约劳工中，有三个阶层：印度教徒、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最后一种是皈依了基督教的契约劳工子女。即使在1893年，他们的人数也并不少。他们穿着英国服装，主要靠在旅馆做侍应生维持生计。阿布杜拉赛对英国帽子的批评是针对这个阶层的。在旅馆做侍应生被认为是有失身份的，哪怕到了今天这种观念依然存在。

总的来说，我觉得阿布杜拉赛的建议很好。我就此事写信给媒体，并为我在法庭上戴头巾辩护。这个问题在报纸上被广泛地讨论，他们称我为“不受欢迎的访客”。因此，在我到达南非不过几天之内，便因为这事件变得众所周知。有人支持我，也有人严厉批评我的鲁莽。

我的头巾后来一直陪伴着我，直到我离开南非。我从什么时候因什么原因而不戴头巾，我会在后面讲述。

第33章　比勒陀利亚之路

很快，我便与住在德班的印度基督徒联系上了。法庭译员保罗先生是罗马天主教徒。我认识了他，也认识了已故的苏珊·戈夫莱先生。戈夫莱先生在当时是新教教会的老师，而他的儿子詹姆斯·戈夫莱作为南非代表团成员，于1924年访问了印度。同一时期，我还结识了帕西人罗斯敦济和阿丹吉·米耶汗，但他们现在都已去世了。所有这些朋友在当时除了公事往来，并没有任何私交，可是后来却成了挚友，在下文中我会另行讲述这个故事。

就在我逐渐扩充朋友圈的时候，公司收到了对方律师的来函，要求阿布杜拉赛亲自或派代表去比勒陀利亚为案子做前期准备。

阿布杜拉赛让我看了这封信，并问我是否要去比勒陀利亚。“没有弄清案子的前因后果，我不能决定。”我说道，“否则我眼前一片茫然，不知道去那里做什么。”于是，他让他的职员向我解释这桩案子。

研究这个案子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应该从问题的根本着手。在桑给巴尔的那几天，我去过法庭看他们如何工作。我见过一位帕西律师盘问证人，并问他有关账簿上的借贷记录的问题。对他们的对话我完全听不懂，因为我在印度和英国的学校里都没有学过簿记。可是我来南非负责的这桩案子涉及大量关于簿记的知识，只有懂财务的人才能理解及解释账目问题。阿布杜拉赛的职员滔滔不绝地解释贷记和借记的问题，我却越听越糊涂。我不知道他所说的“P.Note”是什么意思，在词典中也查不到这个词的含义，便向那位职员寻求帮助。从他那里，我知道了“P.Note”就是期票的意思。我研究了一本关于簿记的书，稍稍获得了一些信心。同时，我也了解了案情。阿布杜拉赛也不懂如何记账，但他那丰富的实践经验使得他可以迅速解决错综复杂的簿记问题。我告诉阿布杜拉赛，我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出发前往比勒陀利亚。

“你打算住在哪里呢？”阿布杜拉赛问道。“你帮我安排就行，我听你的。”我回答。“那我给我们的律师写封信，让他帮你安排住处。我也会给比勒陀利亚的弥曼朋友写几封信，但我不建议你和他们住在一起。和我们打官司的人在比勒陀利亚有很大的影响力，如果有人设法偷看了我们来往的信件，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你和他们越生疏，对我们就越有利。”

“放心吧，我会住到律师安排的地方，或者就自己找一个单独的住处，我们之间的秘密绝不会被其他人知晓。不过，我打算试着接触一下对手，最好能成为朋友。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和铁布先生庭外和解，毕竟他是你的亲戚。”

铁布·哈齐汗·穆罕默德赛赛先生是阿布杜拉赛的近亲。

看得出来，我提出庭外和解的解决方式令阿布杜拉赛很意外。但是我到德班六七天了，我们已经非常熟悉，在阿布杜拉赛的心目中我也不再是那个有距离感的“贵宾”了，于是他说道：“嗯……我知道，可以庭外和解当然最好不过了。但是我们都是亲戚，彼此之间非常了解。铁布绝对不是一个轻易同意和解的人。我们有一步行差踏错，他就会抓住机会对我们穷追猛打，并让我们不得翻身。所以你做任何事情之前，务必要三思而后行。”

“放心吧，”我说：“我不会和铁布先生或其他任何人谈及这个案子的具体内容，我只会建议他达成庭外和解，给大家省去不必要的诉讼麻烦。”

在德班待了七八天之后，我便出发前去比勒陀利亚。他们给我订了一等座的车票。如果需要床上用品，通常多支付五先令。阿布杜拉赛坚持让我订一张床单，但是出于固执与骄傲，也为了省下五个先令，我拒绝了。阿布杜拉赛提醒我说：“我跟你说，这里不是印度，谢天谢地，我们衣食无忧。如果你需要任何东西，请不必吝惜。”

我谢过他，并请他放心。

火车大约在晚上9点抵达纳塔尔的首府马里茨堡，床上用品就是在这一站出售的。铁路工作人员过来问我是否要一个，“不要，”我回答，“我已经有一个了。”他便离开了。随后过来一个乘客，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他看到我是一个“有色人种”，这可能让他感到不适。他走出车厢，然后带着一两个管理人员回来。他们沉默了一会儿，一个管理人员走到我面前说：“跟我来，你必须得去普通车厢坐车。”

“但是我买了一等座的票。”我说道。

“你买了哪里的票无所谓。”另一个管理人员也随声附和，“我告诉你，你必须去普通车厢。”

“我也告诉你，我在德班买的票就是一等座，我有权坐在这里，也坚持要坐在这里。”

“不，你不会的。”那个管理人员说，“你必须马上离开头等座车厢，否则我就叫乘警把你赶下车。”

“你想怎么样是你的事，我绝不会主动离开这个车厢。”

乘警来了，他抓住我的手把我推出了车厢。我的行李也被他们扔了出来。我拒绝去其他车厢，火车就冒着烟开走了。我走进站里的候车室坐下，把手提包放在身旁，其他的行李就留在原地。铁路当局已经接手了那些行李。

当时是冬天，南非高地的冬天非常寒冷，而处于高纬度地区的马里茨堡更是寒冷刺骨。我的行李里有大衣，但我不敢提出要求，以免再次受辱。因此，我只能坐在那里瑟瑟发抖。候车室里没有灯光，半夜时分有一个乘客进来了，他想和我搭话，但我完全没有说话的心情。

我开始考虑我的职责。我是该为自己的权益而战，还是应该回到印度，又或是无视这些侮辱，继续前往比勒陀利亚办完案子再回印度去呢？如果不履行我的义务就跑回印度，那实在是懦夫之举。其实我所遇到的困境只是表层的问题，不过是出于对有色人种偏见的痼疾而已。如果可以的话，我应该尝试根除这种痼疾，并承受过程中的苦难。我所要做的，无非是消除种族偏见罢了。

于是，我决定坐下一班火车去比勒陀利亚。

第二天早上，我给铁路部门的主管发了一封长电，并同时通知了阿布杜拉赛。他闻讯立刻约见了铁路部门主管。主管为铁路部门的行为辩解，并告诉阿布杜拉赛，他已经指示站长确保我安全到达目的地。阿布杜拉赛给马里茨堡的印度商人和其他朋友发了电报，让他们来接我并照应我。商人们到车站来接我，见面后他们讲了自己类似的经历来宽慰我，并告诉我这种遭遇并不罕见。除此之外，他们还说坐头等座或二等座的印度人要做好被铁路官员和白人乘客找麻烦的准备。伴随着他们的诉苦，那个白天就那样过去了。晚班火车来时，车上为我预留了铺位。我在马里茨堡买了一张在德班时本不愿购买的床上用品票。

火车把我带到了查尔斯顿。

第34章　重重困难

早上，火车到了查尔斯顿。那时候，查尔斯顿和约翰内斯堡之间没有铁路，只能坐驿站马车前往，而且中途要在斯坦德顿停留一晚。我早就提前买好了票，尽管在马里茨堡耽误了一天，车票依然没有被取消，更何况阿布杜拉赛已经给查尔斯顿的代理发电报说明了情况。

可是代理却想借故把我扔下，当他发现我是个生客时便说：“你的票被取消了。”我给了他一个合理的解释。他心知肚明，对我说车票无效的原因绝不是座位已满，而是其他原因。乘客们必须被安排在车厢里，而我的外表像一个“苦力”，又不是熟面孔，所以这位“领队”认为让我和其他白人乘客同乘一辆车不合适。马车的车厢两边都有加座，通常驿站马车的负责人会坐在其中一个位置上，但是今天他却坐进了车厢里，而把外面的座位让给了我。我知道这是一种歧视与侮辱，但我觉得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因为如果我提出抗议，他们可能会自行离开。那就意味着我又要耽误一天时间，天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所以，尽管我心中非常烦闷，还是小心翼翼地坐到了车夫旁边。

大概三点钟左右，马车到了帕德科普。这时，那位负责人想坐到我的位置上来抽烟，或者想呼吸点新鲜空气。于是，他从车夫那儿拿了一块脏兮兮的麻布，铺在踏板上，对我说道：“萨米，你坐在这儿，我要坐在车夫旁边。”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侮辱，战战兢兢地对他说：“我买了车厢里面的票，你却让我坐在外面这个位置，我忍了这种侮辱。现在你想坐到外面来抽烟，又想把我赶到你的脚边。我不会再忍让了，我现在准备去车厢里面坐。”

当我还在努力组织语言的时候，那个人走过来狠狠地甩了我几个巴掌。他拉住我的胳膊，想把我拖下去。我紧紧地抓住马车的铜栏杆，心想，就算手腕骨折也绝不放手。车里的乘客们目睹了这一幕——那个男人辱骂我，用力拖拽我，痛打我，而我始终没有还手。他很强壮，而我很瘦弱。有些乘客看不下去了，喊道：“伙计，放开他吧！不要打他，他没有说错。如果他不能待在那儿，就让他进来和我们一起坐吧！”“没事！”那人叫道。但他似乎有点受挫，不再打我了。他放开我的胳膊，又骂了我几句，让坐在马车另一边的那个霍坦托特族仆人坐到踏板上，自己坐去了那个位置。

乘客们都坐了回去，哨声一响，马车便又行驶起来。我的心怦怦直跳，甚至担心自己能否活着到达目的地。那个人时不时怒瞪我一眼，指着我咆哮：“你给我小心点，到了斯坦德顿，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我默默坐着，祈祷神明保佑我。

天黑之后，我们到了斯坦德顿，看到一些印度面孔，我松了一口气。我一下车，这些朋友就说：“我们是来接你的，带你去赛伊沙的商店。达达·阿布杜拉赛已经给我们发过电报了。”我很高兴地和他们一起去了赛伊沙·哈齐·苏玛尔的店铺，他和员工们都围着我说话。我把自己这一路的悲惨遭遇告诉了他们，他们对此十分同情，并向我讲述了他们的类似遭遇。

我想把这件事的原委告诉驿站系统的总代理，便给他写了一封信，讲述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并希望他留意他的员工向我发出的威胁。我还要求他保证第二天早上我们出发时，他会把我和其他乘客一样安排在车厢内就座。他给我的答复是：“从斯坦德顿发车时，我们会安排更大型的车辆以及不同的负责人。你投诉的那个人明天不会出现在那里，你将和其他乘客一样坐在车厢内。”这多少让我松了一口气。当然，我无意再控诉那个袭击我的人，便就此将这一节揭过了。

第二天一早，赛伊沙的人把我送上了马车，我坐到了一个好座位，并于当晚顺利抵达约翰内斯堡。

斯坦德顿是一个小村庄，而约翰内斯堡则是一个大城市。阿布杜拉赛也给约翰内斯堡发了电报，并给了我穆罕默德赛·卡山·康鲁丁公司的名称和地址。康鲁丁安排了伙计来车站接我，但是我没有看见他，他也没有找到我，于是我只好先找个旅馆住下。我知道几家旅馆的名字，便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国家大酒店。到了酒店后，我向经理说要一个房间，他打量了我一下，然后很礼貌地回绝道：“实在抱歉，客房全满了。”并直接向我道了一声再见。我不得不让司机把我送到穆罕默德赛·卡山·康鲁丁的店里。阿卜杜·甘尼在那里等着我，他亲切地向我致意。听了我在旅馆的经历，他大笑起来：“你怎么能指望酒店接待你呢？”

“为什么不能呢？”我问道。

“再待一段时间你就会知道了，”他说，“只有我们才能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下去，因为为了赚钱，我们不介意承受侮辱，所以才能坚持下来。”他给我讲了许多印度人在南非历尽艰辛的故事。

在下文中我会讲到更多关于阿布杜尔·甘尼赛的故事。

他说：“这个国家不适合像你这样的人。听我的，明天你去比勒陀利亚的时候要坐三等座，因为德兰士瓦的种族歧视比纳塔尔还要严重，头等座和二等座的票从来不会卖给印度人。”

“你们大概没有坚持抗议吧？”

“我们提出过抗议，但我承认我们的人其实也并不想乘坐一等或二等座。”

我取来铁路的相关规章制度读了一遍，并发现了其中的漏洞。旧德兰士瓦法律并不健全，也并不精确，更别提铁路规章制度了。

我对甘尼赛说：“我想坐一等座，如果不能的话，那我宁愿坐出租车去比勒陀利亚，反正也不过是37英里而已。”

甘尼赛提醒我，这样做可能意味着要花费额外的时间和金钱，但他同意我坐一等座出行。我们给站长送了一张便条，给他说我是一名律师，通常都是坐一等座出行。我还在便条中说，我需要尽快抵达比勒陀利亚，所以没有时间等他的答复，我将直接前往车站与他商谈，希望可以让我购买一等座的车票。当然，提出面谈要求是有目的的。我想，如果站长给我书面答复，很有可能会是拒绝的答案，尤其是他对“苦力”心存偏见。因此，我必须穿着无可挑剔的英式礼服出现在他面前，与他交谈，这样才有可能说服他给我开出一等座的票。于是我穿着长礼服外套，打好领带去了车站，拿出一个英镑金币放在售票柜台上，要求买一张一等座车票。

“是你给我写的便条吗？”他问道。

“是的，如果你愿意卖给我一张一等座的票，我将不胜感激。我今天必须到达比勒陀利亚。”

他笑了笑，略带怜悯地说道：“我不是德兰士瓦人，我是荷兰人。我理解你的感受，也很同情你。我可以给你一等座的票，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如果列车员要求你转到三等座，你不要把我拖下水。我的意思是你不要去控告铁路公司。祝你一路顺风，我看得出来，你是个绅士。”

说完这番话，他给我订了一等座的票。我谢过他，并向他保证可以做到他说的条件。

甘尼赛来车站为我送行。这件事让他非常惊喜，但他也提醒我说：“我希望你能顺利抵达比勒陀利亚。不过，我担心列车员不会让你在一等舱安然度过旅程，就算他肯，其他乘客也会有意见。”

我坐进了一等座的车厢里，火车开动了。在杰米斯顿站，乘警来检查车票。他看到我时非常生气，用手指示意我去三等座的车厢。我给他看了我一等座的票，但他还是说：“这与票无关，你得去三等座车厢。”

车厢里只有一个英国旅客，他拉住了乘警，问道：“你没看到他有一等座的票吗？我完全不介意他留在这里。”他又对我说道，“你可以舒舒服服地坐着。”

乘警小声嘟囔道：“如果你自己愿意跟苦力一起坐车，我管这些干什么？”便走了。

晚上八点左右，火车抵达了比勒陀利亚。

第35章　初到比勒陀利亚

我原以为达达·阿布杜拉赛的律师会安排人在比勒陀利亚车站接我。我知道不会有印度人来接我，因为我特意说过不会住在印度人家里。可是，律师并没有派人来。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到的时候是星期天，他派人来接我会有诸多不便。那时我完全不知所措，不知道自己该往何处去，也担心没有旅馆接纳我。

1893年的比勒陀利亚车站与1914年时完全不同。那时，车站里灯光昏暗，乘客寥寥无几。我让其他乘客先行，想等出站口的检票员空下来时给他看我的车票，并向他询问附近是否有可以接纳我的小旅馆。不然，我只能在车站过夜了。我不得不承认，我连向他询问这个问题的胆量都没有，因为我害怕受到侮辱。

所有乘客都走了，我把票给了检票员，并开始向他寻求帮助。他很有礼貌地回答了我，但我看得出他无能为力。不过，一个站在旁边的美国黑人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我明白了，”他说，“你在这里完全是个陌生人，没有朋友。如果你和我一起走的话，我可以带你去一家小旅馆，旅馆的老板是个和我很熟的美国人。我想他会愿意让你住下的。”

我对于他的提议有一些疑虑，但还是向他表示感谢并接受了他的建议。他带我去了约翰逊家庭旅馆。他把老板约翰逊先生拉到一旁说了一会儿话，约翰逊先生便同意让我住上一晚，但条件是我必须在房间里吃晚饭。

“我向你保证，”他说，“我没有任何种族歧视，但是我这儿的客人都是欧洲人，如果我允许你去餐厅吃饭，可能有客人会生气甚至离开。”

“谢谢你，”我说，“即使只是收容我住一晚，我也对你感激不尽。我现在也多少了解这里的情况，所以理解你的为难之处。我不介意在房间里用晚餐，希望明天我便可以有别的安排。”

约翰逊先生给我安排了一个房间，我独自坐在房间里，一边等待晚饭，一边陷入沉思。旅馆里客人不多，我原以为侍者很快就会送来晚餐，没想到约翰逊先生亲自过来了。他对我说：“我说了让你在房间里用餐之后感到很愧疚。于是我把你的情况告诉了其他客人，问他们是否介意你去餐厅用餐。他们说没有异议，也不介意你在这里多住几天。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到餐厅来，而且你想住多久都可以。”

我再次感谢了他，然后去餐厅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第二天早上，我去拜访了阿·伍·贝克律师。阿布杜拉赛向我介绍过他的情况，所以他的热情接待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他热情地欢迎了我，并亲切地询问我的情况。我向他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他说道：“我们这里并不需要大律师，因为我们已经聘请了最好的顾问。这个案子耗时很久，也很复杂，所以我需要你帮忙的地方只是获取必要的信息。当然，你会让我和客户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加容易，因为我现在可以通过你去询问我想从他那里获得的信息，这当然是一个优势。我还没有给你安排住处，因为我想我最好还是与你见面之后再给你安排。这里的种族歧视情况很严重，为你这样的有色人种找住处并不容易。但我认识一个可怜的女人，她是一个面包师的妻子，我想她会接受你的，这样一来也能增加她的收入。来吧，我们去她家。”

他带我去了她家，与她单独谈了我的事，她同意以每周35先令的价格接受我寄宿在她家。

贝克先生既是一名律师，也是一名坚定的非职业传教者。他现在还健在，而且已经放弃了法律事业，只从事传教工作。他是一个富有的人，我依然与他保持着通信联系。在信中，他总是会谈及同一个主题。他会从不同的角度证明基督教的卓越，并认为除非人们接受耶稣为上帝唯一之子和人类的救世主，否则无法得到永恒的和平。

在第一次谈话中，贝克先生便打探我的宗教观点。我回答道：“我出生在印度，然而我并不太了解印度教，也不了解其他宗教。事实上，我不清楚自己的宗教观，我信仰什么，什么应该是我的信仰。我想仔细研究自己的宗教，并尽可能探究其他宗教。”

贝克先生闻言很高兴，他说：“我是南非传教会的董事之一，我自费建了一座教堂，并定期在那里布道。我没有种族歧视。每天一点钟，我都和我的同事们见面，花几分钟时间祈祷和平与光明。如果你能加入我们，我会很高兴。我想把你介绍给我的同事们，他们一定很高兴认识你，我敢打保票你也会很喜欢和他们在一起。除此之外，我还想给你看一些宗教书籍。当然了，书中之王自然是《圣经》，这是我要特别向你推荐的。”

我谢过贝克先生，并同意尽可能定期参加一点钟的祷告仪式。

“那我明天一点钟在这儿等你，我们一起去祷告。”贝克先生又说，然后和我道别。

我根本没有来得及思考。

我去找约翰逊先生结了房费，然后搬到新住处去吃午饭。女房东人很好，为我做了一顿素餐。没过多久，我便和房东一家相处甚欢了。

随后，我去见了达达·阿布杜拉赛给我介绍的朋友。从他那里我了解到更多关于南非的印度人的艰辛。他坚持要我住在他那儿，我谢过他并告诉他，我已经安顿妥当了。他让我有需要的时候不要犹豫，一定要找他帮忙。

天已经黑了，我回家吃了晚饭后，回到房间躺下来思考。现在我并没有什么工作可做，我把情况告诉了阿布杜拉赛。我想：贝克先生对我这么感兴趣有什么意义呢？我能从他的基督教同事那儿学到什么呢？我对于基督教的研究应该要到什么程度？我怎样获得印度教的文献呢？我怎么能在完全不了解自己宗教的情况下去正确地理解基督教呢？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我应该公平地去研究我所遇到的一切，神明会指引我如何对待贝克先生的宗教团体；在我完全理解自己的宗教之前，不应该去考虑接受另一种宗教。

伴随着这样的想法，我睡着了。

第36章　接触基督教

第二天的一点钟，我去参加了贝克先生的祷告会。在那里，他介绍我认识了赫丽斯小姐、嘉碧小姐、柯慈先生以及其他人。大家都跪下祈祷，我也随之效仿。祷告是向上帝提出不同的祈求，每个人的祈求都各不相同。日常祷告一般是祈求当天过得顺利，或者祈求上帝打开心门。

现在，他们又为我的福祉祷告：“主啊，请为我们中间这位新来的兄弟指明道路。主啊，您给予我们的平安也请赐给他吧。愿拯救我们的主也可以拯救他。以耶稣之名，我们祈求这一切。”这样的祷告会上不会有赞美诗或其他音乐，每天为一件特别的事祈祷之后，我们便各自离开去吃午饭。因为一点正是午餐的餐休时间，其实祷告也不过占用五分钟而已。

赫丽斯小姐和嘉碧小姐都有些年纪了，但没有结婚，而柯慈先生则是一位教友会教徒。这两位女士住在一起，她们邀请我每个星期天下午四点去她们家中喝茶。

当我们星期天见面时，我会给柯慈先生看我这一周的宗教日记，并与他讨论我读过的书和读后感。女士们则通常会讲述他们的美好故事，以及所得到的内心宁静。

柯慈先生是一个坦率可靠的年轻人，我们常常一起去散步，他也会带我去认识其他基督徒朋友。

当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亲近时，他开始把他喜欢的书推荐给我，直到我的书架上都放不下了为止。可以说，他在用书籍武装我的头脑。在纯粹的信仰下，我同意将这些书都读完，在读这些书的过程中，我时常和他进行讨论。

1893年的时候，我读了很多这样的书。我记不全所有书的名字，但记得看过贝克博士的《城市教堂评注》，皮尔逊的《确凿证据》以及巴特勒的《对比论》。有些部分我完全不知所云，读懂的部分也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确凿证据》一书中作者根据自己的理解为《圣经》的宗教信仰提供了证据支持，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意思。贝克的《城市教堂评注》主要在道德方面起到激励作用，但是对于本身不信仰基督教的人而言并无助益。巴特勒的《对比论》十分艰涩难懂，需要通读四五次才能理解。在我看来，这本书的主旨应该是将无神论者转变为有神论者。书中关于上帝存在的论点对于我而言并无必要，因为我已经过了怀疑无神论的阶段，但是作者证明耶稣是上帝的唯一化身，以及是上帝与人之间的调解人的论点却让我无法认同。

但是柯慈先生并不会轻易接受失败。他很关心我，看到我的脖子上戴着毗湿奴派的项链，他觉得这是迷信，并因此感到痛苦。“别让这种迷信伴随着你，来，让我把这条项链弄断。”

“不行，这是我母亲给我的神圣礼物。”

“但是你相信它吗？”

“我不知道它的神秘意义。我其实并不觉得如果我摘掉它，我就会受到伤害。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我也不会取下它。因为我的母亲出于母爱为我戴上了它，她也深信这条项链会保佑我。如果随着时间过去，它变得陈旧，自己断裂了，我不会再去求一条新的项链，但是我不会主动去弄断现在的这条。”

柯慈先生完全无法理解我的理论，因为他并不尊重我的宗教信仰。他期待着把我从无知的深渊中解救出来。他想说服我，无论其他宗教中是否存在着真理，只有信仰代表真理的基督教才能得到救赎。而且除非耶稣代祷，不然一个人的罪行是无法光靠善行来洗刷的。

他向我介绍了一些书，并带我认识了几位他认为是虔诚基督徒的朋友。其中一个家庭信仰的是基督教中的一个教派——普利茅斯弟兄会。

柯慈先生给我介绍的许多朋友都很好，他们对于上帝的敬畏也让我有所触动。在我与那个普利茅斯弟兄会家庭的接触中，一位弟兄会的成员向我提出了一个观点，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你无法理解我们宗教的美好之处。从你所说的看来，你生命的每分每秒来思考自己的罪过，总是在弥补和赎罪。这样不断的循环怎么能给你带来救赎？你永远都会不得安宁。你也承认，我们都是罪人。那么现在来看看我们的信仰是多么完美。我们为赎罪而付出的努力是徒劳的，然而我们必须去赎罪。我们怎能自己背负罪恶的重压？我们只能将这些重担放在耶稣身上。他是上帝唯一无罪的儿子，他曾说过，信耶稣者得永生。这是上帝的无限慈悲。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救赎时，我们自己的罪行便不会再束缚我们。每个人都有罪，凡在这个世上生存者都是如此。因此，耶稣才会替人类赎罪。只有接受他的伟大救赎，才能得到永久的平静。你想一想，你的生活是怎样的烦扰不安，而我们又是多么的平和安宁。”

这个论点完全无法令我信服，我非常谦卑地回答：“如果这是所有基督徒都承认的基督教，那么我无法接受。我所寻求的，并非在自己犯下罪后获得救赎，而是从罪行本身，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从罪恶的念头萌生的那一刻得到救赎。若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我宁可烦扰不安。”

那位普利茅斯的弟兄回答说：“我向你保证，你的尝试是徒劳的，你应该再好好想一想我说的话。”

而这位弟兄确实以身践言，他竟然故意犯罪，还向我表明他并不会为此感到不安。

但是在与那些朋友见面之前，我便知道并非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那样的赎罪理论。柯慈先生是一个对上帝充满敬畏的人，他心灵纯洁，并相信自我净化的可能性。两位女士也持同样的观点。我读过的一些书中也充满了虔诚的精神。所以，尽管柯慈先生对于我最近的经历感到非常不安，我向他保证普利茅斯弟兄会的扭曲信仰并不会影响我对于基督教的看法。

我的困惑在别的地方，涉及《圣经》和其既定解释。

第37章　寻求与印度同胞的联系

在进一步阐述与基督徒的接触之前，我必须记录同一时期的其他经历。

铁布·哈齐汗·穆罕默德赛赛在比勒陀利亚的地位相当于达达·阿布杜拉赛之于纳塔尔。没有他，任何公共活动都无法开展。我到比勒陀利亚的第一个星期便认识了他，并告诉他我打算和比勒陀利亚的每一个印度人都取得联系。我表达了希望研究当地印度人情况的想法，并请求他在我的工作中给予帮助，他欣然同意了。

首先，我召集在比勒陀利亚的所有印度人会面，向他们介绍印度人在德兰士瓦的情况。这次会面在哈齐·穆罕默德赛·哈齐·朱萨布赛的家中举行，我是通过别人的介绍信与他结识的。参加这次活动的主要是弥曼商人，但也有一些印度教徒。在比勒陀利亚生活的印度教徒实际上数量不多。

在这次会议上，我做了人生中第一次公开演讲。演讲的主题是关于商业中的诚信问题，我为此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人们常说无商不奸，但我无论是当时或是现在都不这样认为。直到今天，也有商界朋友声称商业是无法与诚信并存的。他们认为商业是一件非常实际的事情，而诚信则是宗教问题。实际事务是一回事，宗教又完全是另一回事。因此，在商业中不可能做到绝对诚实，人们只有在适当的时候说适当的话。我在演讲中极力反对这一观点，并力图唤醒商人们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是双重的，因为诚信经商在异国他乡显得更为重要，他们这些人的行为代表的是国内的数百万同胞的形象。

我发现，与周围的英国人相比，我们印度人的卫生习惯不佳，于是我在演讲中提醒大家重视这一问题。我强调有必要抹去各种印度人群的差别，比如印度教徒、穆斯林、帕西人、基督教徒、古遮拉特人、马德拉斯人、旁遮普人、辛德赫人、克赫什人、苏蒂斯人等。

最后，我建议成立一个协会来就印度居民的困难向有关当局提出交涉，并表示自己愿意尽可能多地付出时间为其服务。

看得出来，我的演讲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的演讲结束后大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主动为我提供事实，这令我感到备受鼓舞。我发现听众中很少有人懂英语，但我觉得英语在这里非常有用，便建议大家有空可以去学习英语。我告诉他们，无论年龄几何都可以去学习一门语言，并列举了很多这样的人作为例子。此外，我还打算开一个英语班授课，或是个别教导那些想要学习英语的人。

开班授课没有开成，但是有三个年轻人表示愿意在方便的时候学习，条件是我要去他们的住处上课。三个人中有两个是穆萨曼人，他们一个是理发师，另一个是职员，第三个是印度教徒，自己开一家小店。我同意按照他们的要求分别教他们英语。我对于自己的教学能力很有信心，我的学生可能会在学习过程中很疲惫，但我不会。有时候我去他们那儿准备上课，却发现他们忙于自己的事，但我也没有失去耐心。他们三个人都不想深入学习英语，但其中两个人在大约八个月的授课时间里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达到了可以记账和写普通商业信函的水平。理发师只想获取足够的英语来与顾客打交道。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有两个学员增加了收入。

对于会议的结果，我感到很满意。在我的印象中，后来这样的会议每周或每月都会举办一次。在这种基本定期举办的会议上，大家可以自由交流。会议带来的结果是，在比勒陀利亚没有我不认识的印度人，也可以说，没有一个印度人的情况我不了解。这又反过来促成了我与居住在比勒陀利亚的英国监督官贾科布斯·戴·韦特先生的结识。他很同情印度人的境遇，但他也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去改变什么。然而，他答应尽他所能帮助我们，并邀请我随时与他见面。

我与铁路当局进行了沟通，告知他们即使按照他们自己的规章制度，印度人也不应在出行上受到如此不公的对待。我收到的回信上说，印度人只要衣着得体，都可以购买一等座及二等座车票。这回答远不能改变现状，因为衣着是否“得体”也是由站长来决定的。

英国监督官给我看了一些印度事务的文件，铁布也曾给我看过类似文件。我从中了解到，印度人是如何被残酷地驱逐出了奥伦治自由邦。

总之，我在比勒陀利亚期间，得以深入研究了在德兰士瓦及奥伦治自由邦的印度人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状况。我不知道这项研究在将来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因为我的计划是如果案子在年底前结案，我便会在年底或是更早的时候回家。

然而，神灵却自有安排。

第38章　做“苦力”的感觉

在这里详细描述印度人在德兰士瓦和奥伦治自由邦的状况是不合适的。我建议那些希望对此有全面了解的人，可以看看我的《南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史》。然而，在此简要概述一下确有必要。

在奥伦治自由邦，印度人被1888年甚至更早颁布的特别法律剥夺了他们的所有权利。如果他们选择留在那里，他们只能在旅馆里当服务员，或是做类似的其他一些卑躬屈膝的职业。商人被驱逐之后，只得到了一点象征性的补偿。他们也做了陈述和请愿，但都是徒劳的。

1885年，德兰士瓦通过了一项非常严格的法令，并在1886年略作修订。修正后的法律规定，所有印度人都要缴纳3英镑的人头税作为进入德兰士瓦的费用。他们必须生活在为他们规定的地区之内，实际上，即使是在为他们预留的土地上，他们也没有土地所有权。他们没有选举权，所有这些特殊法律都是从针对亚洲人的特殊法律中衍生而来，而适用于有色人种的法律也适用于亚洲人。在这些情况下，印度人不能在公共道路上行走，并且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晚上9点钟后不能随便出门。就印度人而言，最后一项规定是有弹性的。那些申请“阿拉伯人”身份并获得通过的人，可以免除这一限制。因此，这项福利待遇自然取决于警察的一念之差了。

我也不得不受制于这两条规定。我经常在晚上和柯慈先生出去散步，而且我们很少在十点钟以前回家。如果警察逮捕我怎么办呢？柯慈先生比我更担心这件事。他会给他的黑人仆人发通行证，但他怎么能给我呢？因为只有主人才可以给仆人发通行证。如果我想要通行证的话，即使柯慈先生想帮我，也不能这样做，因为那是一种欺诈行为。

所以柯慈先生和他的朋友带我去见了州检察官克劳斯博士，我惊讶地发现我们原来是同一学校毕业的校友。听说我需要一张通行证才能在晚上九点以后出门，他觉得这实在太过分了。他很同情我，但他没有给我发通行证，而是给了我一封信，授权我在不受警察干扰的情况下随时出门。每当我出去的时候，总是随身带着这封信。事实上，我从来没有使用过它。

克劳斯博士邀请我去他家，可以说，我们已经成为朋友了。我偶尔会拜访他，正是通过他，我认识了他更有名的兄弟，他的兄弟是约翰内斯堡的检察官。在布尔战争期间，他因谋杀一名英国军官而被送上军事法庭，并被判处七年监禁。他还被法律学院院监取消了律师资格。在敌对行动结束后，他得以释放，并被光荣地重新纳入德兰士瓦律师事务所执业。

这些联系对我日后的生活颇有助力，也简化了我的大部分工作。

关于使用人行道的规定让我相当困扰。我总是步行穿过总统街走到比较宽阔的区域。克鲁格总统的房子也在这条街上，看起来是那样的低调，那样的朴实无华，与其附近的其他房屋没有什么区别。在比勒陀利亚，许多百万富翁的房子都比他的要气派得多，而且周围花园环绕。确实，克鲁格总统的俭朴风格是众所周知的。只有门前站岗的一个警卫能表明这个房子是属于某个官员的。我总是沿着人行道不声不响地经过警卫的哨岗。

值班的人不时地换岗。有一次，值班的警卫没有发出丝毫警告，甚至没有要求我离开人行道，就忽然把我推到了街上。我很惊慌。在我还没来得及质问他的行为时，碰巧遇到骑着马经过那个地点的柯慈先生。他大声招呼我说：“甘地，我看到了发生的这一切。如果你想起诉那个人，我很乐意在法庭上为你做证。我很抱歉，让你遭到他们如此粗鲁的攻击。”

“你不必感到抱歉，”我说，“那个可怜的人知道什么？所有有色人种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他无疑像对待我一样对待黑人。我的原则是，不为任何个人的事情打官司，所以我不打算起诉他。”

“你就是这样，”柯慈先生说，“但你要再仔细考虑一下。我们必须给这些人一个教训。”然后，他训斥了那个警察几句。我听不懂他们的谈话，因为那警察是个波耳人，所以他们在用荷兰语交谈。警卫向我道歉，这原是不必要的，因为我已经原谅他了。

但我再也没有经过这条街。在这个的地方总会有其他不了解情况的人值班，并且做出同样的事。我为什么还要自取其辱呢？因此我换了一条散步路线。

这件事加深了我对印度侨民的感情。在与英国监督官就这些规定进行磋商之后，我和他们讨论了必要情况下提起诉讼的可行性。

因此，通过阅读、访谈和亲身体验，我对印度侨民的艰难处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我发现，南非不是一个适合有自尊心的印度人居住的国家，如何改善这一状况，成为我越来越关心的问题。

不过，我目前的主要职责是处理达达·阿布杜拉赛的案子。

第39章　案件准备

在比勒陀利亚的这一年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经历。在这里，我有机会学习公共工作，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能力。在这里，我内心的宗教信仰转化为一股生命力，在这里，我还获得了法务方面的实践知识。我在这里学到了一个初级律师向高级律师可学的东西，并增强了从事律师行业的信心，我还知道自己不会成为一个失败的律师。可以说，我在这里掌握了成为一名成功律师的秘诀。

达达·阿布杜拉赛的案子金额不小，这一诉讼高达40 000英镑。出于商业交易的缘故，案子涉及错综复杂的账目问题。索赔的一部分以期票为依据，另一部分则以对方交付期票的承诺为依据。被告的抗辩理由是：期票被以欺诈方式收取，而且并无充分理由。在这个复杂的案件中，有许多事实和法律要点需要加以注意。

双方都聘请了最好的辩护律师和顾问，我因此得到了学习他们工作方法的绝佳机会。为原告律师提供案由和筛选一些有利的事实证据的工作委托给了我，从中我可以看到律师接受了哪些部分，又摒弃了哪些部分，还可以看到律师给顾问准备的案情摘要的用途等，这都让我受益颇深。我知道，参与这个案件的准备工作将提高我的理解能力和收集证据的能力。

我对这个案子特别感兴趣，于是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之中。我翻阅了所有关于交易的文件。我的当事人是个很有能力的人，并对我充满了信心，这使我的工作变得轻松了一些。我对簿记做了仔细研究。由于与当事人来往的信函大部分是古遮拉特语，通过翻译这些信函，我的翻译水平也有了很大提升。

虽然我以前说过，我对宗教交流和公共工作非常感兴趣，并且总是在上面花费一些时间，但它们并不是我的主要兴趣所在。我最感兴趣的是案件的准备工作。在必要的时候阅读法律和调查法律案件，在我看来都是非常重要的。结果，我对于案件事实的了解非常清楚，甚至远远超过当事者，因为双方的文件都在我手上。

我回忆起已故的宾卡特先生的话——事实是法律的四分之三。后来，南非著名的大律师，已故的李昂纳先生充分证实了这句话。在我负责的一个案件中，我看到，虽然正义站在我的当事人一边，但法律似乎对他非常不利。绝望之下，我去找李昂纳先生寻求帮助。他也认为案件的事实非常充分。他惊呼：“甘地，我学到了一个道理，就是只要我们处理好案件的事实，法律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我们再深入了解一下此案的事实情况吧。”说完，他要我进一步研究这个案子，然后再与他见面。在重新研究案件的时候，我以全新的眼光看待它们，而且还偶然发现了一个与此有关的南非旧案。我很高兴地去找李昂纳先生，然后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是的，”他说，“我们会打赢这场官司的。现在只需要弄清是谁审理这个案子。”

当我为达达·阿布杜拉赛的案子做准备时，我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事实的重要性。事实意味着真理，一旦我们坚持真理，法律就会自然而然地帮助我们。我看到达达·阿布杜拉赛案件的事实确实对他非常有利，可是这场官司持续下去，只会将控辩双方拖入泥潭，他们本是处于同一所城市的亲戚。没人知道案件可能持续多久。如果继续在法庭上进行抗争，它可能会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因此，如果可能的话，双方都希望尽快了解此案。

我找过铁布，请求他以仲裁方式解决。我建议他去与他的律师谈谈，并向他建议，如果能指定一个双方都信任的仲裁员，这个案子很快就能了结。律师的费用增长如此之快，尽管双方都是富商巨贾，也难以承受这高昂的费用。而且，这个案子占用了他们太多的精力，使得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做其他工作。在此期间，双方的敌意也在不断增加。看到这些，我对这个职业感到厌恶。双方的律师和顾问互不相让，争先恐后地寻找法律依据来支持自己的当事人。无论哪一方胜诉，都无法收回打官司的费用。根据《法院费用条例》，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有固定的费用分摊比额，而律师和当事人之间的实际费用则要高得多。这远远超过我的承受能力，因为我觉得我的职责是与双方交朋友，并使他们重归于好。通过我的不懈努力，铁布终于同意了。他们指定了一名仲裁员，双方在他面前对案件进行辩论之后，达达·阿布杜拉赛获胜。

但这并不能使我满意。如果我的当事人要求立即执行裁决，那么铁布绝对无法一次性付清全部费用。生活在南非的波尔班达弥曼商人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愿破产。铁布不可能一次性偿还37 000英镑的费用，又不愿少付钱或宣布破产。因此，只有一个办法：达达·阿布杜拉赛同意其分期付款。达达·阿布杜拉赛答应采用了这种方式，并允许铁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分期付款。对我来说，达成这种协议比让双方当事人同意仲裁要困难得多。但两人对结果都很满意，而且两人通过这件事在公众中的声望也得到了提高。我自然对此感到十分快乐。在这件案子中，我学会了真正的法律实务，并学会了去发现人性的美好一面，去进入人们的心灵。我意识到，律师的真正作用是把分裂的双方团结起来。这次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以至在我做律师的二十年时间里，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私下为上百宗案件和解而努力。我没有因此失去任何东西，哪怕是钱，当然更不必说灵魂方面了。

第40章　宗教狂热

现在是时候再次谈谈我与基督徒朋友的经历了。

贝克先生对我的未来越来越担忧。他带我去参加惠灵顿国会。新教基督徒每隔几年就组织这样的聚会，以求宗教启蒙，或者说，为了自我净化。人们可以把这种聚会称为宗教的复兴。惠灵顿会议就是这样。主席是这个地方著名的神职人员安德鲁·穆雷。贝克先生曾希望，国会上崇高的宗教气氛，以及参加国会的人们的热情和诚挚，能引导我信奉基督教。

但他最后将希望寄托于祈祷的功效。他笃信祈祷，坚信上帝会聆听热切的祈祷。他会引用例子，比如布里斯托的乔治·穆勒这样的人的例子，这些人依赖祈祷，就连他们的世俗需要都要靠祈祷来满足。我不带偏见地聆听了他关于祈祷功效的言论，并且向他保证，只要我感觉到基督教呼召，就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对基督教的信仰。我毫不犹豫地向他做出这个保证，因为我早已学会了遵从内心的声音。我很乐意服从它。对我来说，采取行动违背它会是一件困难而痛苦的事。

于是，我们去了惠灵顿。与我这样的“有色人种”一起出行实在让贝克先生非常为难，在许多场合都因为我的缘故而造成不便。我们不得不在路上停留了一天，因为那是一个星期天，贝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不会在安息日出行。虽然车站旅馆的经理经过多次争吵后同意让我入住，但他绝对不肯让我进餐厅。贝克先生不是容易让步的人，他竭力为我争取作为酒店客人应有的权利。不过，我可以看出他的为难。在惠灵顿，我还是和贝克先生在一起。尽管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掩饰他所遭受的不便，但我还是能看得出来。

惠灵顿会议是虔诚的基督徒聚会。我为他们的虔诚信仰感到高兴。我认识了牧师穆雷先生。我看到很多人都在为我祈祷。我喜欢他们的赞美诗，觉得它们悦耳动听。

会议持续了三天。我能理解和欣赏那些出席会议的人的虔诚，但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让我改变自己的信仰来加入他们。我不可能相信，只有成为基督徒，我才能上天堂或获得救赎。当我坦率地对一些基督教的好朋友这样说的时候，他们感到很震惊，但却没有任何办法。

我的困惑达到了更深的层次。我无法相信，耶稣是上帝唯一的儿子，只有相信他的人才能得到永生。如果上帝有儿子，那么我们都是他的儿子。如果耶稣像上帝，或就是上帝，那么所有的人都像上帝，并且可以成为上帝。我的理智让我没有办法相信耶稣以他的死和鲜血救赎了世界的罪过。从比喻的角度来说，这可能有一些道理。此外，根据基督教的说法，只有人类才有灵魂，而其他生物则没有，对他们来说死亡意味着彻底的灭绝。我的观点却与之背道而驰。我可以接受耶稣为殉道士、牺牲的化身、神圣的教师，却不能认同他是有史以来最完美的人。他在十字架上以死殉道为世人树立了典范，但要说其中有一种神秘的或神奇的美德，我心里却无法接受。基督徒虔诚的生活并没有给我任何其他信仰者的生活未能给予的东西。对于基督徒们自诩的宗教革新，我从其他宗教信徒的身上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况。从牺牲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印度教徒大大地超过了基督徒。我不可能把基督教看作是一个完美的宗教或是所有宗教中最伟大的宗教。

每当有机会的时候，我就和我的基督教朋友分享这种思想，但他们的回答并不能使我满意。

因此，如果我不能接受基督教为一个完美的或最伟大的宗教，我也同样不相信印度教是这样的。印度教的缺陷对我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不可触摸性制度”可以成为印度教的一部分，那么它可能只是腐朽的一部分，或是长在印度教身上的一个赘肉。我无法理解许多教派和种姓的存在。《吠陀》是神的启示，这是什么意思？如果它是出于神的启发而产生的，《圣经》和《古兰经》就不是吗？

就像基督徒的朋友努力改变我一样，伊斯兰教的朋友也是如此。阿布杜拉赛一直在引导我去研究伊斯兰教，当然，一提到伊斯兰教的好处，他就有说不完的话。

我写了一封信给赖昌德巴伊兄弟，向他们表达了我的困难。我还与印度其他宗教权威通信，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答复。赖昌德巴伊的信多少使我平静了下来。他要我耐心，更深入地研究印度教。他说了这样一句话：“经过冷静思考，我确信其他宗教没有印度教这样微妙而深刻的思想、对灵魂的洞察力或慈善精神。”

我购买了谢礼的《古兰经》译本，并开始阅读。我还获取了关于伊斯兰教的其他书籍。我与英国的基督徒朋友沟通。他们中一人向我介绍了爱德华·麦特兰，我与他开始了书信往来。他寄给我一本《完美之路》，这是他与安娜·金世福特合写的书，这本书中驳斥了当前的基督教信仰。他还寄给我另一本书——《圣经新释》。这两本书我都喜欢。他们似乎支持印度教。托尔斯泰的《神之王国在你心中》让我为之拜服，它给我留下了持久的印象。在独立思考、深刻道德感和这本书的真实性之前，柯慈先生给我的所有书都显得黯然失色。

因此，我的研究把我带到了一个被基督教朋友忽视的方向。我和爱德华·麦特兰的通信时间相当长，和赖昌德巴伊的通信则一直持续到他去世。我读了他寄给我的一些书，这些书包括《五业》《珍珠环》，华斯陀的《瑜伽论》中的《解脱章》，以及哈利班德罗·苏立的《妙见集》等。

虽然我走了一条基督教朋友们不希望我走的路，但我仍然感激他们，因为他们唤醒了我的宗教追求。我将永远怀念与他们的接触。接下来的岁月里，会有更多美好而神圣的联系在等着我。

第41章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案子已经了结，我没有继续留在比勒陀利亚的理由。于是我回到德班，开始为回家做准备。可是，阿布杜拉赛不会让我在无人送别的情况下起航离去。他在锡德纳姆为我举行了告别晚会。

有人提议在那里待一整天。当我翻看在那里找到的一些小报时，我偶然看到其中一张报纸的角落里有一段写着“印度人选举权”的文字。这是关于当时提交给立法机构的法案的新闻，该法案试图剥夺印度人选举本国立法会议成员的权利。我对该法案一无所知，聚集在那里的其他客人也是如此。

我向阿布杜拉赛打听过这件事。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究竟能了解什么呢？我们只能理解那些影响我们贸易的东西。如你所知，我们在这个奥伦治自由邦的所有贸易都被洗劫一空了。我们对此感到不安，但也无能为力。我们毕竟都是没有文化的人。我们买报纸一般只是为了确定每日的市场行情罢了。我们对立法有什么了解呢？我们的消息都是依靠这里的欧洲律师。”

“但是，”我说，“在这里出生和受过教育的印度青年有这么多，难道他们不帮助你吗？”

“他们！”阿布杜拉赛失望地说，“他们从来都不愿意到我们这儿来，老实告诉你，我们不愿意去认识他们。作为基督徒，他们完全活在白人牧师的控制之下，而白人牧师则受政府的管辖。”

他的话开阔了我的眼界。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应该被算作“自己人”。难道这就是基督教的意义吗？他们成为基督徒，就不再是印度人了吗？

但是我正准备回家，所以犹豫着是否要表达一下我对这件事的想法。最终，我只是对阿布杜拉赛说：“这个法案如果通过，成为法律，将使我们的命运变得极其艰难。这是我们棺材上的第一根钉子，它几乎辱没了我们的自尊。”

“也许吧，”阿布杜拉赛回应道，“我来告诉你选举权问题的起源。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但是，我们最好的律师之一艾斯坎比先生向我们灌输了这个想法。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他是一个伟大的斗士，他和码头工程师之间一向不和，他担心工程师会剥夺他的选票，在选举中打败他。因此，他把自己的立场告诉了我们，于是我们都听他的话登记为选民，并投了他的票。你看看，选举权对我们来说没有你想的那么有价值。但我们明白你的意思。那么，你的建议是什么？”

其他客人都全神贯注地听着这一对话。其中一个人说：“要我告诉你该怎么办吗？你取消坐船的计划，再在这里待一个月，我们就会按照你的指示做。”

其他人都插了一句：“确实，确实。阿布杜拉赛，你应该把甘地留住。”

阿布杜拉赛是个精明的人。他说：“我现在不能留他。或者更确切地说，你和我一样有权利这么做。但你说得很对。让我们都说服他留下来。但你要记住他是个大律师。那他的费用怎么办？”

提到费用，我感到很苦恼，于是我插话进来：“阿布杜拉赛，费用不是问题。公共事业是不要收费的。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作为一个仆人留下来。如你所知，我和这些朋友并不熟。但是，如果你相信他们会合作，我准备多待一个月。不过，还有一件事。虽然你不需要给我任何报酬，但我们所要进行的工作，如果没有一些资金是无法完成的。因此，我们可能需要发送电报，我们可能需要印刷一些文学作品，一些巡回演出可能也要做，可能也需要向当地的律师进行咨询，因为我不知道当地法律，我可能需要一些法律书籍来参考。这一切都离不开钱。很明显，一个人不足以胜任这项工作，需要许多人站出来帮助他。”

人们听到后齐声说：“真主是伟大和仁慈的。钱会有的。你需要多少人就有多少人。只要你同意留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告别晚会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工作委员会。我建议快点吃完晚饭，然后回家。我想出了一个竞选活动的大纲，明确了选民名单上的那些人的名字，并决定多留一个月。

因此，神的旨意为我在南非的生活奠定了基础，并播下了为民族自尊而战的种子。

第42章　定居纳塔尔

哈齐·穆罕默德·达达赛被认为是1893年纳塔尔的印度群体的最高领袖。在财政上，阿布杜拉赛·哈齐·阿丹赛是最主要的人物，但他和其他人在公共事务上总是把首席位置让给哈齐·穆罕默德赛。因此，由哈齐·穆罕默德赛作为牵头人，在阿布杜拉赛的家中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决定提出反对选举权法案。

志愿者们报名参加了这次活动。出生在纳塔尔的印度人，也就是大部分信奉基督教的印度青年，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德班法庭的翻译保罗先生和教会学校的校长苏班·戈夫莱先生也出席了，还召集了许多基督教青年过来参加。所有这些人都报名成为志愿者。

当然，许多当地的商人也加入了进来，这许多人中值得一提的有达乌德·穆罕默德赛赛、穆罕默德赛·卡桑·康鲁丁赛丁、阿丹吉·米耶汗赛、阿·科兰达维鲁·皮莱、西·拉契朗、兰格沙密·巴提亚奇以及阿玛德·齐华，帕西人罗斯敦济当然也在其列。文员有马内马尼克吉、约希和纳辛赫朗等，以及达达·阿布杜拉赛等大公司的员工。他们都惊讶地发现自己在公共工作中占了一席之地。因此，被邀请参加活动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在这里所有诸如高和低，长和幼，主人和仆人，印度教徒，穆斯林人，帕西人，基督徒，古遮拉特人，马累斯人，辛德他人等，都被遗忘了。他们都是祖国的孩子和仆人。

法案已经通过了，或者说即将通过第二次宣读。在宣读中，他们提出印度人并未对这项严厉的法案表示反对，甚至以此作为印度人不适合获得选举权的证据。

我在会议上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解释。接下来，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会议长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他推迟进一步讨论议案。另有两封内容相似的电报被以达达·阿布杜拉赛朋友的名义寄给了首相约翰·罗宾逊爵士和艾斯坎比先生。会议长迅速答复说，关于该法案的讨论将推迟两天进行。这让我们欢欣鼓舞。

向立法会议提交的请愿书已经起草完毕，但必须准备三份副本，另外还需要一份供新闻界使用。还有人提议争取尽可能多的签名，所有这些工作都必须在一夜之间完成。懂英语的志愿者和其他几个人通宵工作了一整晚。亚瑟先生，一个以书法而闻名的老人，誊写了正本，其余的由其他人誊抄。因此，五份副本得以被同时准备好。商人们自愿乘坐他们的马车，或是他们租下的马车，去争取请愿书上的签名。报纸发表了这篇文章并给予了好评。请愿书对议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在众议院里引起了广泛讨论。该法案的支持者对请愿书中提出的论点进行了辩护，可是他们的辩护毫无说服力。然而，议案最终还是通过了。

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但是这一骚动给印度群体注入了新的活力，并使他们坚信印度群体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他们有义务为自己的政治权利和贸易权利而斗争。

里彭勋爵当时是殖民地的国务卿，大家决定向他提交一份巨幅请愿书。这不是一件小事，也不是花费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做好的。大量的志愿者被招募进来，他们都为此事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费了很大的力气起草了这份请愿书。我读了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献，把论点集中在一个原则和一个权宜之计上。我争辩说，我们有权在纳塔尔获得选举权，因为我们在印度也拥有选举权。我敦促保留这一有利的权利，因为能够使用特许经营权的印度人口非常少。

在两个星期内，我们就获得了一万个签名。从全省收集这么多签名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我们认为这些人完全不熟悉这项工作的时候。我们为这项工作挑选了能力出众的志愿人员，因为已决定在签字人没有充分理解申请的情况下不接受任何签字。村庄与村庄之间间隔很远。志愿者们只有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这项工作才能迅速完成。他们做到了，所有人都完成了分配给他们的任务。达乌德·穆罕默德赛赛、罗斯敦济、阿丹吉·米耶汗和阿玛德·齐华都在我的脑海中清晰地浮现，他们得到了最多的签名。达乌德一整天都坐在马车上四处奔波。这都是为爱之名进行的劳动，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要求报销其自付的费用。达达·阿布杜拉赛的房子也立刻变成了一个商队旅馆和一个公共办公室。许多受过教育的朋友帮助了我，还有许多人在那里吃过饭。可以说，每一位志愿者都要花费不少钱。

请愿书终于提交了。我们印制了一千份以供流通和分发。它第一次让印度公众了解了纳塔尔的情况。我给我认识的所有报纸和公关人员都发了稿件。

《印度时报》在一篇关于请愿书的文章中，强烈支持印度的诉求。副本被发送到代表不同党派的英国的杂志和公关公司。《伦敦时报》支持我们的主张，我们开始对该法案被否决重燃希望。

现在我已经不能离开纳塔尔了。印度的朋友们把我团团围住，恳求我永远留在那里。我表达了我的为难。我已经下定决心，不以公费形式留下来。我觉得自己有必要自立门户，找一处品质好、地段好的房子，过着大律师通常过的那种生活。在我看来，用一年不到300美元的钱来维系这样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决定，只要能为我提供最低限度的律师业务，我便可以留下来。我将自己的这个决定转告给了他们。

“但是，”他们说，“我们希望你做公共事业来筹款，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募集到这笔钱了。当然，这不包括你必须为私人法律工作收取的费用。”

“不，我不能因此而向你收取公共工作的费用，”我说，“这项工作不涉及我作为律师所需要的那部分技能。我的工作主要是让你们都工作。怎么能为此收钱呢？今后我就得经常向你申请工作经费，如果我用你们的钱生活，就不方便申请大笔款项了。我们最终将发现我们的工作陷入停滞状态。此外，我希望印度群体每年能募集300英镑以上的公共经费。”

“可是我们认识你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肯定不会要求任何你不需要的东西。如果我们希望你留在这里，难道我们不应该为你的开销埋单吗？”

“是你的爱和现在的热情使你这样说话。我们怎么能肯定这种爱和热情会永远存在呢？作为你的朋友和仆人，我偶尔也要对你说些难听的话。天知道你对我的好感能持续多久呢！但事实上，我不能接受任何公共工作的薪水。你们都同意委托我做你们的法律工作，这就足够了。即使那样对你们来说也已经很难了。首先，我不是一个白人律师。我怎么能肯定法庭会对我作出回应呢？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律师前途如何。所以，你们给我的法律工作，也是有风险的。我甚至应该把你们给我的法律工作视为对我公共工作的奖励。”

这次讨论的结果是，大约有二十位商人给我提供了一年的法律工作。此外，达达·阿布杜拉赛给我添置了必要的家具，用来代替他在我出发时给我的那笔钱。

我就这样在纳塔尔定居下来了。

第43章　纳塔尔印度人大会

律师的职业对我来说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从属的职业。我必须集中精力做公共事务，以便我在纳塔尔的逗留名正言顺。为了反对选举权法案通过，只靠寄出请愿书是远远不够的。为了给殖民地的国务卿留下印象，持续的煽动必不可少。为此，有人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常设组织。咨询了阿布杜拉赛和其他朋友后，我们决定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公共组织。

给这个新组织命名，使我非常纠结。它最好不要与任何特定的政党扯上关系。我知道，“国会”这个名字在英国的保守党中名声不好，但国民国会党却是印度的生命。我想在纳塔尔推广这个组织，又不想听出懦弱的意味，因此，在充分解释我的理由后，我建议将该组织称为“纳塔尔印度人大会”，并于5月22日正式成立。

那天，达达·阿布杜拉赛宽敞的房间里挤满了人。国会得到了所有与会者的热烈赞同。它的结构很简单，认捐量很大。只有每月付5先令的人才能成为会员。富裕阶层也都尽可能多地认捐。阿布杜拉赛和另外两个朋友以每月2英镑的价格成为会员。

我想我也不该吝啬我的认捐额，并每月认捐1英镑。如果按照我的消费水平的话，这已经超出了我的承受范围，可是神明保佑了我。我们因此有了相当数量的成员每月入会认捐1英镑，还有更多的群体入会认捐了10先令。此外，我们还心怀感激地接受了不少捐款。

事实证明，没有人仅仅因为催促而交纳会费。在德班以外的地方，也不可能经常去电催促他们。一时的热情似乎很快便消失了。就连住在德班的会员们，也需要再三督促才会交纳会费。

作为秘书，收集会费的任务由我来负责完成。我们现在的处境是，我不得不让我的职员整天忙于收集入会费用的工作，这令他们厌倦不已。我觉得，如果要改善这种情况，入会费应该从每月支付改为每年支付，且必须提前支付。所以我召开了会议讨论会费问题。大家都赞同将入会费改为每年交一次，并将最低入会额定为3英镑。会费的收集工作由此得到了很大的便利。

我从一开始就清楚地知道，不能用借来的钱从事公共工作。大多数的事情可以相信别人的承诺，只有金钱不行。我从未发现人们能果断支付他们承诺交纳的入会费，纳塔尔的那些印度人也不例外。因此，如果手里没有钱，我们就停止工作，这样纳塔尔的印度人大会从未有负债的情况。

我的同事们在游说会员时表现出了非凡的热情。这是他们感兴趣的工作，同时也是一种宝贵的经验。许多人欣然地接受了现金入会。在遥远的内陆村庄里开展这种游说工作是相当困难的。人们不知道公共工作的性质。然而，我们还是受邀到遥远的地方去游玩，各地的商人也纷纷表现出热情好客。

在这次旅行中，有一次情况相当困难。我们原以为主人会捐6英镑，但他拒绝出超过3英镑的价钱。如果我们从他那里接受了这笔钱，其他人也会效仿，我们的集资就会受阻。那是深夜，我们都饿了。但是，如果我们不先得到我们所需要的数量，我们怎么吃得下呢？所有的劝说都是无用的。主人似乎很固执。城里的其他商人也跟他谈过了，我们则坐了一整夜，他和我们一样丝毫不肯让步。我的大多数同事都怒不可遏，但他们都克制住了自己。破晓时分，主人终于让步了，付了6英镑，还请我们饱餐了一顿。这件事发生在通加特，但事件的影响早已波及北海岸的斯坦格和内地的查尔斯顿。这也加快了我们的集资工作。

然而，筹集资金并不是唯一要做的事情。事实上，我早就明白了一个原则，即永远不能拥有超过需求的资金。

会议通常每月举行一次，如果需要的话甚至可以每周一次。会上将宣读前一次会议的议事记录，并讨论各种问题。大家都没有参加公开讨论或简短发言的经验，于是都不敢站起来说话。我向他们解释过后，他们意识到这是对他们的教育，许多从未在听众面前讲话的人很快就养成了思考和公开谈论公共利益问题的习惯。

我知道，在公共工作中，有时会花大量的钱，所以我决定一开始先不把收据打印出来。我的办公室里有一台复印机，我复印了收据和报告。只有当国会的金库充裕了，成员和工作的数目增加时，我才开始印制这些东西。这样的节俭对每个组织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我知道它并不总是能够得到实施。这也是我讨论这些细节的原因，希望大家看到一个成长中的组织是如何做到细水长流的。

交纳会费的人并不在意是否有收据，但我们总是坚持开具收据。因此，我敢说，即使是今天，在纳塔尔印度人大会的档案中，仍然能找到1894年的账簿。谨慎地记账对任何组织来说都是很有必要的。没有它们，组织就会声名狼藉。没有妥善保管的账目，就不可能保持真理的纯净。

国会的另一个特点是为殖民地出生的受过教育的印度人提供服务。殖民印度教育协会是在国会的赞助下成立的。成员大多是这些受过教育的青年。他们象征性地交纳一些入会费，协会则致力于解决他们的需要和不满，激发他们的思想，使他们与印度商人接触，并为他们提供社区服务的机会。这是一种辩论组织。委员会成员定期举行会议，就不同主题发言或宣读论文。我们还为该协会开设了一个小型图书馆。

国会的第三个特点是宣传，这包括了解南非和英国的英语，了解印度人，了解纳塔尔的真实情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写了两本小册子。第一个是《向南非的每一位英国人的呼吁》。它记载了一项关于纳塔尔印度人一般状况的声明，并包含了证据支持。另一个则是《印度人选举权》。它包含了印度人在纳塔尔的选举权的简短历史事实和数据。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编写这些小册子，它们也广为流传。

这些活动的举办为印度人在南非赢得了众多朋友，获得了印度所有党派的深切同情，还向南非生活的印度人展示了一条明确的行动路线。

第44章　种族歧视

法院的象征是一个公正、眼盲但睿智的女人不偏不倚地操持着天平。命运故意使她双目失明，令她不能从外表判断一个人，而是只能依照一个人的内心来进行裁决。可是，纳塔尔的法律协会却试图说服最高法院违背这条原则，无视这一象征。

我申请成为最高法院的辩护人。我持有孟买高等法院的入学证书。在那里注册时，我不得不在孟买高等法院存入英国证书。递交申请时必须附上两张品行证明，我想如果这些证明出自欧洲人之手，会更有分量，于是我通过阿布杜拉赛认识的两个欧洲知名商人那里得到了这些证明。申请必须通过律师协会的一名成员提交，通常总检察长可以无偿提交这些申请。达达·阿布杜拉赛先生的法律顾问，也是司法部部长的艾斯坎比先生是我的不二人选。我去拜访了他，他高兴地答应帮我递交申请。

法律协会拒绝了我的申请，这令我颇为意外。他们的反对意见之一是，我的申请表上没有附上英文证书原件。但是最主要的反对意见是，在制定关于接纳律师的条例时，有色人种申请的可能性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纳塔尔的成长归功于欧洲的企业，因此，欧洲人应该在法庭中占有主导位置。如果有色人种被接纳，他们的数量可能会逐渐超过欧洲人，保护欧洲人的壁垒就会崩溃。

法律协会聘请了一位杰出的律师来支持他们的反对意见。因为他和达达·阿布杜拉赛公司也有联系，所以他通过阿布杜拉赛给我发了个消息，让我去找他。他很坦率地和我谈了谈，并询问了我以前的一些情况，我跟他说了之后，他说：“我个人对你没有偏见。我只是担心你会成为一个殖民地出生的投机者。你的申请表上没有原件，这一事实也证实了我的怀疑。曾经有一些人使用过不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凭。更何况，欧洲商人提供的品行证明对我没有任何价值。他们对你有多少了解？他们对你的了解有多深？”

“但是，”我说，“这里的每个人对我来说都是陌生人。就连阿布杜拉赛也是在这里认识我的。”

“但你说他和你同属一个地方？如果你父亲是那里的首相，阿布杜拉赛肯定会认识你的家人。如果你出示他的保证书，我绝对不会反对。然后我会很高兴地向法律协会传达我无力反对你的申请。”

这话激怒了我，但我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如果我附上了达达·阿布杜拉赛的证明，”我对自己说，“也会被拒绝，因为他们又会要求欧洲人的证明。而且，我的录取跟我的出身和过去有什么关系？我的出身，无论低贱与否，怎么会被用来判断我呢？”但我克制住了自己，平静地回答说：“虽然我不认为法律协会有任何权力要求我提供这些细节，但我非常愿意提供你想要的保证书。”

阿布杜拉赛的保证书已经准备好，并及时提交给法律协会的律师。他说他非常满意。但法律协会不这么认为。它驳回了我向最高法院提出的申请，而最高法院甚至没有要求艾斯坎比先生答复，就拒绝了反对党的要求。首席法官在书中说：“申请人没有附上证书原件而驳回申请的理由不充分。如果他伪造证件，他就会被起诉；如果他被证明有罪，他的名字就会被从名单上删除。法律对白人和有色人种不加区别。因此，法院无权阻止甘地先生登记为律师。我们接受他的申请。甘地先生，你现在可以宣誓了。”

我站起来宣誓。当我宣誓就职时，首席法官对我说：“你现在必须摘下你的头巾，甘地先生。你必须遵守法庭执业律师的着装规定。”

我看到了自己的局限所在。我坚持在地方法院戴的头巾，却在最高法院的命令下摘了下来。我没有抗拒，不是因为拒绝这个命令徒劳，而是因为这种反抗没有道理。我想为更大的战斗保留自己的力量，而非用尽我的力量去保留我的头巾，因为前方还有更伟大的事业等着我。

阿布杜拉赛和其他朋友不赞成我的屈服（或者是我的软弱）。他们觉得我在法庭上执业时应该捍卫自己戴头巾的权利。我试着向他们解释，力图让他们明白“入乡随俗”的道理。我说，“如果在印度有一位英国军官或法官命令你摘下头巾，那么拒绝服从是正确的，但作为一名法庭官员，要是我不尊重纳塔尔的习俗，那可就不太好了。”

我用这些和类似的观点安抚了朋友，但我不认为我完全说服了他们，我可能并没有让他们明白如何在不同的情况下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但在我的一生中，对真理的坚持让我懂得了妥协的美丽。我在后来的生活中看到，这种精神是“非暴力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我的妥协常常危及我的生命，招致朋友的不快，但真理却如磐石般坚硬，又如鲜花般娇柔。

法律协会的反对替我在南非做了宣传。大多数报纸谴责反对派，并指责法律协会偏私。这种宣传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了我的工作。

第45章　巴拉松达姆

心中真诚和纯洁的愿望总是会得以实现的。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经常看到这个规则得到验证。为穷人服务一直是我内心的愿望，它总是把我带到穷人中间，使我能够了解他们。

尽管纳塔尔印度人大会的成员包括殖民地出生的印度人和文职人员，而那些工薪阶层和契约劳动者仍然被排除在外。国会还不是他们的。他们支付不起入会费，因此不能成为会员。国会只有为他们服务才能赢得他们的信任。当国会和我都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这个机会就出现了。那时我刚执业三四个月，国会也还处于萌芽阶段，一个衣衫褴褛的泰米尔人出现在我面前。他手里拿着头巾，两颗门牙被打掉了，嘴里流着血，站在我面前浑身发抖地哭诉，原来他的主人狠狠地打了他一顿。我从泰米尔职员那里了解了关于他的一切。他名叫巴拉松达姆，是德班的一位著名的欧洲居民的契约奴仆。主人生气之下丧失了理智，狠狠地打了他一顿，把他的两颗牙都打掉了。

我带他去看医生。在那个时代，只有白人医生。我向医生索要了一张伤情证明，说明巴拉松达姆的受伤情况。我拿到证明后，立刻把巴拉松达姆带到地方法官那里，并代他递交了起诉书。法官读了起诉书很是愤慨，立即向雇主发出了传票。

我不想让雇主受到惩罚，只是想让他释放巴拉松达姆。我读了关于契约劳动的法律。如果一个普通的仆人擅离职守，他有可能被主人在民事法庭起诉。对于契约劳动者来说，情况完全不同。在类似的情况下，他要在刑事法庭上被起诉，并被定罪监禁。这就是为什么威廉·亨特尔爵士称契约制度几乎和奴隶制一样糟糕。像奴隶一样，契约劳动者也是主人的财产。

释放巴拉松达姆有两种方式：要么让契约劳工的保护人取消他的契约或把他转给别人，要么让巴拉松达姆的雇主释放他。我叫来了巴拉松达姆的雇主，对他说：“我不想起诉你，也不想你受惩罚。我想你也知道自己已经狠狠地打了那个人。如果你能把契约转让给别人，那就皆大欢喜了。”对此，他欣然同意。我接下来看到了保护者。他也同意，条件是我要找到一个新雇主。

于是我去寻找雇主。雇主必须是欧洲人，因为印度人不能雇佣契约劳工。那时我认识的欧洲人很少，不过其中一个非常友好地同意接受巴拉松达姆，我非常感谢他的好意。裁判官给巴拉松达姆的雇主定了罪，并记录他已承诺将契约转让给其他人。

巴拉松达姆案传到了每个契约劳工的耳朵里，他们把我视为朋友，我也非常喜欢这种关系。此后，一群群契约劳工开始出入我的办公室，我有了更多机会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

巴拉松达姆案在遥远的马德拉斯广为流传。来自该省不同地区的劳动者都来到了纳塔尔，从他们同为契约劳工的兄弟们那了解了这个案子。

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但是在纳塔尔有个人支持他们的事业，为他们办事，这让契约劳工欢欣不已，也点燃了他们的希望。

我说过，巴拉松达姆走进了我的办公室时手里拿着头巾。这种情况不仅凄惨而且屈辱。我在上文已经叙述了自己被要求拿下头巾的事。契约劳工或印度人在拜访欧洲人的时候，都要把头上的头巾、帽子或是围在头上的围巾取掉。连双手敬礼犹嫌不够尊重。巴拉松达姆认为他应该对我行这样的礼。这是我碰到的第一例。我觉得很丢脸，赶紧请他把围巾系好。他这样做了，虽然有点犹豫，但我能看出他脸上的喜悦。

对我来说，人们如何能因自己的同胞所受的羞辱而感到荣幸，这一直是个谜。

第46章　三英镑税金

巴拉松达姆的案子让我接触到了印度契约劳工。然而，促使我对他们的情况进行深入研究的，是他们要接受的重税问题。

1894年，纳塔尔政府准备对印度契约劳工征收25英镑的年税。这个提案令我十分惊讶。我将此事提交国会讨论，国会立即决定组织必要的抗议行动。

首先，我简要解释一下年税的起源。

大约在1860年，纳塔尔的欧洲人发现甘蔗种植有相当大的利润空间，认为自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没有外部劳动力，甘蔗的种植和糖的生产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纳塔尔祖鲁人不会做这种工作。因此，纳塔尔政府与印度政府通信，获得了征聘印度劳工的许可。这些印度人要签署契约在纳塔尔工作五年，期满后可以在那里自由定居，并拥有土地所有权。当然，这些都是给工人们抛出的诱饵而已，因为欧洲人早就想到，五年期满后，还可以利用印度的劳工来改善他们的农业。

但印度人付出的比人们期望的要多。他们种植了大量的蔬菜，引进了许多印度品种，使当地品种的种植成本更低廉，甚至还引进了芒果。除此之外，他们的事业也没有局限在农业上。他们开始了贸易，购买土地建房，许多人从劳工身份提升到土地和房屋所有人的身份。来自印度的商人跟随他们去往那里定居，并进行贸易活动。现在已故的阿布巴卡·阿莫德赛便是他们中的第一个。他来到南非之后很快建立起了广泛的业务。

欧洲商人对此感到震惊。他们欢迎印度劳工到来时，并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商业技能。作为独立的农业技术工人，欧洲人可以接受那些印度人，但他们在贸易上与自己竞争，便让这些欧洲人不可容忍了。

敌视印度人的种子已经播下。许多其他因素又促使这个种子发芽成长。印度人与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印度人的朴素、容易满足、对卫生规定的无视、对保持清洁的不在乎，以及不愿意修缮房屋，都让他们不满。宗教信仰的差异，更是助长了敌对情绪的蔓延。这种敌对表现在取消选举权的法案和对印度契约劳工征税的法案中。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不公正的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印度劳工应该被强制遣返，以便让他们的契约在印度到期。但印度政府不太可能接受这一建议。因此，有人提出了另一项建议，大意是：

1. 契约劳工在契约期满时应返回印度；

2. 应该每两年签一份新的契约，每次续约时都要增加工资金额；

3. 如果拒绝返回印度或续订契约，则应每年缴纳25英镑的税。

由亨利·宾斯爵士和梅森先生组成的代表团被派往印度，让当地政府批准这个提案。当时的总督是埃尔金勋爵，他不赞成25英镑的税，却同意3英镑的人头税。从当时到现在，我一直认为这是总督所犯的严重错误。在给予他认可的同时，也要看到他没有真正维护印度人的利益，因为容纳欧洲人反而被他当成职责之一。在三到四年的时间里，每一名契约劳工和他的妻子以及每个超过16岁的男孩和13岁以上的女孩，都会受到影响。在丈夫的平均月收入从未超过14先令的情况下，一个四口之家每年要缴纳12英镑的人头税。这简直是横征暴敛！

我们组织了一场激烈的反抗运动来抵制这项税收。如果纳塔尔印度人大会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总督可能已经批准25英镑的税收。从25英镑减少到3英镑可能是因为国会的鼓动，可能不是。因为印度政府也可以从一开始就不顾国会的意见，拒绝25英镑的税收，并将其减少到3英镑。无论如何，这是印度政府的一个错误。作为印度福利的受托人，总督永远不应批准这种不人道的税收。

国会不认为它成功地将税收从25英镑降低到3英镑是一项巨大的成就。遗憾的是，它仍然没有完全保护印度契约劳工的利益。它始终坚持以取消人头税为目标，但是直到二十年后这个目标才得以实现。这个目标的实现，不仅依赖于纳塔尔的印度人的努力，也依赖于在南非生活的所有印度人的共同为努力。已故的戈可哈利先生违背诺言，导致了最后一场大规模运动的爆发。所有印度契约劳工都参与了这次运动，一些人遭到枪击而失去了生命，一万多人面临牢狱之灾。

但真理最终取得了胜利。印度人的苦难就是这一真理的表现。然而，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极大的耐心和不懈的努力，它是不会取得胜利的。如果侨团放弃了斗争，国会也放任人头税的征收，认为其不可避免，那么被憎恨的强加赋税将会直到今天还继续从印度契约劳工那里征收，成为南非的印度人乃至整个印度的永久耻辱。

第47章　宗教比较研究

如果我完全专注于为印度群体服务，那么背后的原因就是对自我实现的渴望。我全心全意为宗教服务，因为我觉得只有通过服务才能接近神明。对我来说这就是为印度服务，因为它未经寻求就出现在我的面前，因为我对它也有天赋。我前往南非是为了逃离卡提亚华的政治阴谋并得以自立。但正如我所说，我却发现自己走上了寻找神明的庇佑并努力自我实现的道路。

基督徒朋友激起了我对知识的渴求，而这种对知识的渴求几乎是无法满足的，即使我表现得漠不关心，他们也不会让我平静下来。在德班，南非传教会的会长斯宾塞·沃尔顿先生找到了我。我几乎成了他的一个家人。当然，我之所以能够与他来往，是因为我与比勒陀利亚的基督徒有接触。沃尔顿先生有他自己的方式。我不记得他曾邀请我信奉基督教，但他把自己的生活作为一本打开的书摊开在我面前，让我看着他所有的活动。沃尔顿太太是一个非常温柔而有才华的女人。我喜欢这对夫妻的谈吐。我知道我们之间的根本区别，是任何讨论都不能消除的。然而，即使是分歧其实也是有帮助的，只要彼此之间有着宽容、慈善和真诚的态度。我喜欢沃尔顿先生和夫人的谦逊、毅力和对工作的投入，我们经常见面。

这种友谊使我对宗教的兴趣高涨。现在我不可能像在比勒陀利亚那样有那么多空闲时间进行宗教研究。但是，只要能抽出时间，我就会研究一下。我的宗教书信往来还在继续，赖昌德巴伊在引导我学习。有朋友给我寄了纳玛达·尚克的《达摩书》，我认为它的序言非常有用。我听说过这位诗人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序言中讲述的宗教研究对他生命的影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开始喜欢这本书，并把它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我还饶有兴趣地阅读了麦克斯·穆勒的《印度能教我们什么？》以及神智学会出版的《奥义书》的英译本。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更加尊重印度教，并意识到它的完美。除此之外，我还读了华盛顿·欧文的《穆罕默德赛和他的继承者》，以及卡莱尔对于先知的颂词。这些书引起了我对穆罕默德赛的注意。另外，我还读了一本叫《查拉图斯特拉语录》的书。

因此，我对不同的宗教有了更多的了解。这项研究激发了我的自我反省，让我养成了把心得体会都付诸实践的习惯。我将印度教的书籍中学来的瑜伽知识在生活中进行练习，但是我无法了解得太深，所以我决定回到印度以后，在专家的帮助下跟随他们进行练习。可是，这个愿望从来没有实现过。

我对托尔斯泰的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的《福音书概论》《怎么做？》及其他书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越来越意识到博爱的无限可能性。

大约在同一时间，我接触了另一个基督教家庭。在他们的建议下，我每星期日都去卫斯理教堂做礼拜。这些天来，我每天都去他们家吃晚饭。教会没有给我留下好感，布道也似乎全无新意。在我看来，会众并没有特别的宗教信仰，他们更像世俗的人，而非有虔诚信仰的人群，去教堂也只是出于消遣和遵守习俗。在这里，我有时会不由自主地打瞌睡。我感到惭愧，但我旁边的人情况也好不到哪去，这倒是让我减轻了羞耻感。我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于是很快就不再去参加教会布道。

后来，我和每星期日都去拜访的家庭突然关系破裂了。事实上，是他们不让我再去了。事情是这样的。女主人是一个善良单纯的女人，但有点心胸狭隘。我们总是一起讨论宗教话题。我当时正在重新阅读阿诺德的《亚洲之光》。有一次，我们开始比较耶稣与佛陀的生命。“看看乔达摩的同情心吧！”我说，“它的同情心面向所有的生物，不仅仅局限于人类。一想到那只快乐地栖息在肩膀上的羔羊，难道你的心里不充满爱吗？在耶稣的生命中，我们找不到这份对众生的爱。”这样的话刺痛了那位女士的心。我能理解她的感受，及时中止了谈话，然后我们去了餐厅。她的儿子，一个五岁的小天使，也和我们在一起。我最开心的时候是在孩子们中间，我和这个孩子一直都是要好的朋友。我嘲笑他盘子里的那块肉，并高度赞扬我盘子里的苹果。那个天真的男孩激动了，也加入了对水果的赞美之中。

但是他的母亲呢？她很沮丧。

我收到了警告，于是审视了自己，然后转换了话题。接下来的一周，我像往常一样去探望这一家人，心里不无担忧。我没有觉察到自己不该再去那里，我也不认为这是正确的。但这位好心的夫人让我安心了不少。

“甘地先生，”她说，“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你和我孩子的交往没有好处，请你不要难过。他每天都不吃肉，要吃水果，这使我想起了你们的争论。我实在忍受不了了。如果他不吃肉，他即使不生病，也会变得虚弱。我怎么能接受呢？从今以后，你的这种言论应该只和我们这些长辈在一起说，这些话肯定会对孩子造成不好的影响。”

“太太，”我回答，“我很抱歉。作为一个家长，我能理解你的感受，因为我也有孩子。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结束这种不愉快的状态。我吃的东西和不吃的东西对孩子的影响一定比我所说的要大。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我不再登门拜访。当然，这不会影响我们的友谊。”

“谢谢你。”她松了口气说道。

第48章　一家之主

建立家庭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经历，但是纳塔尔与我在孟买和伦敦的情况不同。在这里部分开支完全是为了名誉。我认为在纳塔尔自己有必要住在与印度大律师地位匹配的住所里。因此，我在高档的地方找了一所漂亮的小房子，房子内配置了适合的家具。我的饮食很简单，但由于我经常邀请英国朋友和印度同事吃饭，开支还是很高的。

每个家庭都需要一个好仆人。但我从来不知道如何使唤我的仆人。

一个朋友作为我的同伴和助手与我住在一起，一个厨师显然已经成为我家里的一分子，还有几个办公室的职员也和我一起住。

我认为我在这项体验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也并非没有痛苦的经历。

那个朋友非常聪明，我以为他对我很忠诚，可是我被欺骗了。他嫉妒一个和我住在一起的办公室职员，便编织了一个复杂的谎言，使我怀疑那个人。这个职员朋友自尊心很强，他一看出我怀疑他，就立刻辞职并搬离了住处。我很痛苦，觉得也许自己对他不公平，我的良心总是隐隐作痛。

与此同时，厨师需要休几天假。他不在的时候，我只好另找一个厨师来工作。这个新来的人，我后来才知道是个十足的流氓。但对我来说，他可能也是上天赐予我的帮手。他刚来两三天，便发现家里有人背着我做苟且之事，于是他决定向我汇报。我是个轻信而正直的人，这让他对我家中发生的事情更为震惊。每天一点钟我都从办公室回家吃午饭。一天，还不到十二点，厨子气喘吁吁地来到办公室，说：“请你立刻回家，有一个惊喜等着你。”

“什么情况？”我问，“你必须告诉我原因。上班时间，我怎么能离开办公室去看你所谓的惊喜呢？”

“如果你不来，你会后悔的。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我觉得他的坚持很吸引人，就在一个职员的陪同下回家了，厨师则走在我们前面。他直接把我带到楼上，指着我同伴的房间说：“你自己把门打开看看。”

我一下子明白了。我敲了门，没有回答！我开始重重地敲门，墙都摇晃了起来。门打开了。我看到里面有个妓女。我让她离开这里，再也不要回来了。

我对那个朋友说，“从这一刻起，我就不再和你有任何瓜葛了。你彻头彻尾地愚弄了我，把我当成傻瓜。你就是这样报答我对你的信任？”

他非但没有清醒过来，反而威胁要揭发我。

“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说，“你可以把我做过的事情都说出来。但现在你必须离开这里。”

这番话惹恼了他。我没有理睬，转身对站在楼下的职员说：“请转告警司，一个和我同住的人行为不端。我不想让他留在我家，但他拒绝离开。如果警察能帮助我，我将非常感激。”

这样的行为让他意识到我是认真的。他内疚不安地向我道歉，恳求我不要通知警察，并同意立即离开。他果真离开了。

这件事为我及时地敲响了警钟，让我意识到自己被他欺骗得有多彻底。当初向他提供庇护，我真是好心办坏事。我早就知道他是一个坏人，却相信他会对我忠诚。为了改造他，我几乎毁了自己。我全然不顾朋友们的提醒，简直是被他蒙蔽了双眼。

要不是新来的厨师，我可能永远不会发现真相。在他的影响下，我可能就无法过上后来那种超然的生活了。我应该会一直在他身上浪费时间，因为他有能力把我蒙在鼓里继续误导我。

但神明还是像以往一样来拯救我了。我的意图是纯洁的，所以尽管我犯了错误，我还是得到了救赎。早期的这一经历，提醒着我以后要提高警惕。

厨师好像是神派来的使者。他不会做饭，作为厨师，他根本不该留在我的身边。但除了他，没有人能让我看穿这一切。后来我知道了，这名女子不是第一次来到我家。她以前经常来，但没有人有这个厨师的勇气。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对朋友的信任是怎样的盲目。这位厨师好像是专门来解决此事的，因为他事后便要求离开我。

“我不能留在你家里，”他说。“你太容易轻信了。这对我来说不合适。”

我让他走了。

我现在才发现，那个使诡计让我误会职员的人就是这个朋友。我非常努力地想弥补被我错怪的职员，但始终无法令他满意，这成为我永远的遗憾。无论怎样修补，终究会有裂痕。

第49章　返乡

到现在我已经在南非待了三年了。我熟悉那里的人，他们也熟悉我。1896年，我请求回家六个月，因为我觉得自己在那儿待的时间太久了。我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并受到了众人的肯定。于是我决定回家把妻子和孩子接过来，然后在南非定居。我想，如果我回家了，也许能在那里通过引导公众舆论，使人们对南非的印度人产生更多的兴趣。3英镑的人头税是一个公开的痛楚，如果不废除，人们的抗议就不能真正平静下来。

但是，我不在的时候，谁来负责国会工作和教育协会呢？我能想到的只有阿丹吉·米耶汗和罗斯敦济这两个人。现在有许多商业阶层的工人可以工作，但能够履行秘书职责且深受印度侨民爱戴的人只有他们两个。秘书当然需要熟练掌握英语。于是，我向国会推荐了阿丹吉·米耶汗，他获准成为秘书。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阿丹吉·米耶汗用他的毅力、慷慨、和蔼和礼貌赢得了所有人的赞扬，并向人们证明了秘书工作并不需要具有律师资格或高级英语教育的人才能胜任。

大约在1896年的中期，我乘坐开往加尔各答的“平戈拉”号准备回家。

船上乘客寥寥无几，其中有两个英国军官，我与他们关系不错，我和其中一人每天要下一个小时的棋。船上的医生给了我一本《泰米尔语自学》，我开始学习。我在纳塔尔的经验告诉我，我应该了解乌尔都语以便与穆萨曼人更密切地接触，并了解泰米尔语以便与马德拉斯的印度人更密切地接触。

在和我一起读乌尔都语的英国朋友的要求下，我从甲板上的乘客中找到了一位优秀的乌尔都语老师，在这位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在学习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那位英国朋友的记忆力比我好。他过目不忘，我常常发现很难辨别乌尔都语字母。我不遗余力地练习，但我永远无法超越他。

而在泰米尔语上，我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需要借助别人的指点，《泰米尔语自学》写得很好，我学起来很轻松。

我曾希望到达印度之后也能继续这些研究，但这是不可能的。我自1893年以来的大部分阅读都是在监狱里完成的。虽然我的泰米尔语和乌尔都语确实在监狱里取得了一些进展——泰米尔语是在南非的监狱里，乌尔都语是在耶拉夫达的监狱里。但是我从来没有学会讲泰米尔语，我自学的那一点知识也因为缺乏练习而变得生疏了。

时至今日，我仍然觉得不懂泰米尔语和德鲁古文非常不便。南非的德拉维人对我的热情一直是我珍藏的回忆。每当我看到泰米尔人或德鲁古人的朋友时，我不禁回想起在南非的许多同胞的信仰、毅力和无私的牺牲。他们大多不识字，男人和女人都是如此。南非的战争就是这样，而这场战争是由文盲士兵进行的；这场战争为穷人而战，战争成果为穷人所享。虽然我对他们的语言一无所知，但这丝毫没有阻碍我赢得这些单纯善良的同胞的心。他们说着蹩脚的英语和印度语，我们毫无障碍地继续工作。但我想通过学习泰米尔语和德鲁古语来报答他们对我的热情。在泰米尔语方面，正如我所说，我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德鲁古语方面，除了字母表我什么都没学会。我现在担心我永远学不会这些语言，因此我希望德拉维迪亚人能学印度斯坦语。在南非，非英语国家的人说印地语或印度斯坦语。只有讲英语的人才不会学其他语言，就好像英语知识是学习我们自己语言的障碍。

有些离题了，让我继续叙述我的航程。在此我必须介绍“平戈拉”号船长。我们已经成为朋友。这位善良的船长是普利茅斯弟兄会的成员，我们的谈话更多是航海以外的精神问题。他在道德和信仰之间画了一条界线。《圣经》教导对他来说就是孩子的游戏。他认为基督教的完美就在于它的简单。他会说，让所有的人，男人、女人和孩子相信耶稣和他的牺牲，他们的罪一定会得到救赎。这位朋友唤醒了我对比勒陀利亚的普利茅斯兄弟的记忆。强加道德限制的宗教贯穿着整个讨论。为什么我不能吃肉，或者为什么不吃牛肉？上帝难道不是创造了所有低等动物以供人类享受吗？就像他创造了植物世界一样。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把我们拉进宗教讨论中去。

我们都无法说服对方。在我看来，宗教和道德是同义词。船长却毫不怀疑他那相反的信念才是正确的。

二十四天过去了，这次愉快的航行终于结束了，我在加尔各答登陆，欣赏了一番美景。就在同一天，我坐上火车去孟买。

第50章　在印度

去孟买的途中火车在阿拉哈巴德停了45分钟。我准备用这点时间在这个城镇转转，顺便去药店买点药。没想到药店的药剂师睡眼惺忪，配药时花了好长的时间，导致我赶到车站时火车已经开走了。好心的站长为了等我将发车时间延长了一刻钟，但还是没看到我赶来，只得让人把我的行李放下了火车。

我在凯尔纳宾馆住了下来，决定在这儿开展工作。我以前听过不少有关阿拉哈巴德《先驱报》的情况，知道它是一家反对印度人民意愿的报纸。我想争取各个方面的帮助，所以就给当时该报的主编小切西尼先生写了一张便条，告诉他我因故错过了火车，希望能够借机见个面，以便第二天离开。他立刻答应了，这让我很高兴，让我更高兴的是，他耐心地听取了我的想法和诉求。他答应在他的报纸上刊登我写的文章，但也提醒我，他无法全盘赞同印度人的要求，因为他必须理解并尊重殖民者的观点。

“这就够了，”我说，“只要你能关注这个问题，并在你的报纸上展开讨论就可以了。我渴望的，也不过是对我们最起码的公正。”

当天剩下的时间，我欣赏了三河汇聚的壮丽景色，并梳理着接下来的工作。

与《先驱者》编辑的这一意外会面，奠定了后来一系列事件的基础，并最终导致了我在纳塔尔受到刑罚。

火车抵达孟买后我没有逗留，直奔拉奇科特，开始写一本关于南非局势的小册子。这本绿色封面的小册子（后来被称为《绿皮手册》）的写作和出版大约花了我一个月的时间。在书中，我用比前文提及的两本册子更温和的语言，着重描绘了一些在南非的印度人被压迫的场景，因为我知道，真相在传言的路上往往会被无限放大。

小册子一共印刷了一万份，并分发给了印度所有的报社和党派领导人。第一个注意到它并在社论上进行评论的是《先驱报》。接下来，路透社把这篇社论的概要用电报发往了路透社在伦敦的办事处，最终传到了纳塔尔。这条不超过三行字的电报夸大了我对纳塔尔印度人待遇的描述。这在纳塔尔造成的影响我会在下文详述。与此同时，几乎每份报纸都针对这个问题大肆进行了评论。

把这些小册子寄给那些报社和党派领导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费时费力还费财。但我想到了一个十分简单的方法。我把当地的孩子召集起来，请他们在学校没课的早上做两三个小时的义工，他们很开心地答应了。作为报答和奖励，我把自己收集的邮票送给了他们。这件事很快就顺利地完成了。这是我第一次尝试招募孩子做志愿者，这批孩子中的两个人现在已经成了我的同事。

在这个时候，孟买爆发了瘟疫。拉奇科特人心惶惶，担心会受到波及。我觉得自己也许能在卫生部门帮上忙，就主动和政府提出了我的想法。他们欣然接受，并安排我担任调查相关问题的委员会委员。委员会听取了我的建议，着手开始检查每条街道上厕所的清洁情况。穷人们并不反对我们检查他们的厕所，还按照我们的建议进行了改造。但我们在检查富人的厕所时遇到了麻烦——有的人甚至不让我们进去，更别说听取我们的建议了。我们都觉得富人的厕所相比之下更加肮脏。他们的厕所采光不好，散发着恶臭，到处都是污秽和蝇虫。我们建议的改造措施相当简单和明确，比如使用尿桶和便桶，而不是随意排泄在地上；拆除外面的隔板，增加采光的同时也能方便打扫。可惜的是富人们大多不认同这些改进措施，也拒绝执行。

委员会也必须去检查贱民的住所。整个委员会中只有一个人愿意陪我去，对其他人来说，光是去贱民的住所已经够荒谬了，更不用说检查他们的厕所了。但对我来说，这倒是个令人愉快的惊喜，因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来这样的地方。那里的人们看到我们的到来，都很惊讶。我让他们带我们去他们的厕所。

“我们的厕所！”他们惊愕地叫道，“我们都是在户外解决的。厕所是你们这种大人物才用得上的。”

“那么，你介意我们看看你的房子吗？”我问。

“非常欢迎，先生。请随意。我们住的这也叫不上房子，充其量是些洞穴。”

我走进房间后很高兴地发现室内和屋外一样，打扫得干干净净。门口没有堆放垃圾，地面用牛粪涂抹得非常美观，仅有的几样锅碗瓢盆也被擦拭得闪闪发亮。这地方没有爆发疫情的隐患。

我不禁要详细地描述一下我们在富人们的居所里看到的厕所：每个房间都有一条排水沟，这条排水沟同时用于排水和小便，这使得整个房子都散发着恶臭。更有一间带阴沟的卧室，既用作卫生间，也作卧室，里面有一个排水沟用于大小便，排水沟里有一根管子通往楼下。房间里臭不可闻，简直无法想象这屋里怎么能住得了人。

委员会还检查了哈维立神庙。那里的负责人非常的友善，让我们随便看，并欢迎我们随时提出改进建议。哈维立神庙的有些区域，比如那个堆着树叶和其他垃圾，乌鸦和秃鹫频繁出没的地方，连他自己也从未去过。厕所和其他地方一样的脏。我在拉奇科特待的时间并不长，所以也并不知道我们所提出的建议是否被执行，得到了怎样的效果。

连神圣的礼拜场所都有这样不干净的地方，这令我很痛心。通常，在人们的心里，一个神圣的地方，往往也应该是清洁的、卫生的。据我所知，很多经典的作者，往往对于内在和外在的洁净同样看重。

第51章　两种激情

我对英国宪法的忠诚几乎无人能及。我也意识到，自己对真理的热爱也是来源于这种忠诚。对我来说，假装忠诚或其他美德，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每次在纳塔尔参加会议，我都会高唱国歌。我知道英国统治过程中存在着种种缺陷，但总体上是可以被接受的。至少在当时，我相信对于印度人民来说，英国的统治利大于弊。

我认为在南非看到的种族歧视是与英国传统相悖的，但我相信这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因此，我与英国人一样，效忠着英国王室。我努力学会了“国歌”的曲调，每当周边有人唱起，我就轻声合唱。如果有表示忠诚的机会或场合，我也会欣然参加。

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利用过这种忠诚，也从来不曾试图通过这种忠诚来达成一些自私的目的。对我来说，这更像是一种义务，我乐于履行，并不求回报。

当我到达印度时，整个印度正在为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庆典做准备。拉奇科特为此筹建了一个委员会，并邀请我加入。我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但心里总觉得这种庆祝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只是表面功夫罢了。在筹备过程中，我发现了许多黑幕与谎言，并感到相当痛苦。我扪心自问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委员会里，但最终决定还是先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

庆典活动中有一项提议是种树。我看到许多人出于炫耀和取悦权贵的目的跑去种树。我试图劝说他们，植树并不是强制性的，而仅仅是一项提议。我们要么认真去做，要么就干脆别做。他们却纷纷嘲笑我的想法。后来，好像只有我认真地浇水和照料分配给我的树苗。

忘记了是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纪念日，还是爱德华七世国王加冕为印度皇帝的时候，我把英国国歌教给了家里的孩子们和当地培训学院的学生们。后来，歌词中的文字让我产生了困惑。随着我对“非暴力主义”观点的想法逐渐成熟，我更加的谨言慎行。英国国歌的歌词中有句话：“驱逐她的敌人，杀得他们一败涂地；扰乱他们的政治，挫败他们的诡计。”这与我的“非暴力主义”观点产生了冲突。我和布斯博士谈了我的想法，布斯博士表示赞同，他认为一个信仰“非暴力主义”的人唱这些歌词不合适。我们怎么能假定所谓的“敌人”是“反派”呢？因为他们是敌人，就必定是不义的吗？我们只能向神祈祷正义。布斯博士完全赞同我的观点，并决定为他的会众们谱写一首新的颂歌。关于布斯博士，我们以后还会详细说到。

像忠诚一样，对他人的关爱与照顾也深深扎根于我的天性之中。我喜欢照顾别人，无论是朋友还是陌生人。

我在拉奇科特忙着准备那本关于南非的小册子期间，还趁机跑了一趟孟买。我想通过组织会议来引导城市中的公众舆论，孟买是我选择的第一个城市。首先，我遇到了拉纳德法官，他全神贯注地听了我的话，并建议我去见费罗泽夏·梅赫达先生。接下来，我遇到的巴德鲁丁·铁布吉法官也给出了同样的建议。他说：“拉纳德法官和我能够给你的指导很有限。你知道我们的立场使我们不能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但我们的心与你同在。真正能帮到你的人只有费罗泽夏·梅赫达先生。”

我当然希望见到费罗泽夏·梅赫达先生，而这些位高权重者的建议让我确信了费罗泽夏·梅赫达先生在公众中的巨大影响力。很快我便见到了他，这位传说中的“孟买之狮”“无冕之王”。本以为这会是一场令人敬畏的会面，但这位“帝王”并没有吓倒我，因为他对我就像慈爱的父亲对待长大的儿子一般。我们在他的会议厅见面。他被一群朋友和追随者包围着，其中就包括了德·叶·瓦恰先生和卡玛先生。我早听说过瓦恰先生，他可以说是费罗泽夏·梅赫达先生的左膀右臂，维昌德·甘地曾告诉我他是一位伟大的统计学家。瓦恰先生对我说：“甘地，我们得找个机会再谈谈。”

互相介绍并没有花几分钟时间。费罗泽夏·梅赫达先生仔细地听我说完自己的想法。我告诉他，我去见了拉纳德法官和巴德鲁丁·铁布吉法官。“甘地，”他说，“我想我必须帮助你。我会在这里召开一次公开会议。”他转向秘书孟希先生，让他确定会议的日期。一切都安排好后，他跟我告别，并让我在会前先和他见面。这次见面消除了我的恐惧，我高兴地回了家。

这次去孟买的时候，我还去探望了生病的姐夫。他并不是一个有钱人，而我的姐姐（他的妻子）也不能很好地照顾他。见他病情严重，我提出要带他去拉奇科特养病。他同意了，于是我把姐夫和姐姐一起带回我的住处。姐夫康复的时间比我预料的要长得多。我让他住在我的房间里，昼夜陪着他。我有时候不得不熬夜护理他，并见缝插针地完成那本南非小册子的编写工作。然而，姐夫最终还是因病去世了，但对我来说，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有机会照顾他，是一种很大的慰藉。

我的护理能力逐渐发展成一种对这一事业的热情，以至于它甚至常常令我忽视我的本职工作，有时我不仅会让妻子，也会让全家都参与到这种服务之中去。

人们如果在这种服务中找不到乐趣，那么这项事业就毫无意义。如果仅仅为了炫耀或出于惧怕公众舆论而这么做，它会使人畏缩不前，甚至使人精神崩溃。不快乐地奉献，既不能帮助提供服务的人，也不能帮助接受服务的人。可是如果人们以愉悦的心情替他人服务，从中所得到的满足感与愉悦感会让所有其他的乐趣和金钱黯然失色。

第52章　孟买会议

我不得不在我姐夫去世后的第二天去孟买参加公开会议。这使得我几乎没有时间梳理我的演讲。经过几个夜晚的焦虑守夜之后，我感到筋疲力尽，嗓音都变得沙哑了。我觉得自己只能靠神灵保佑了，但我根本没想过要把自己的演讲稿逐字逐句写出来。

按照费罗泽夏·梅赫达先生的指示，我在会议前夕的下午5点到了他的办公室。

“你的演讲准备好了吗，甘地？”他问。

“还没有，先生，”我紧张地说道，“我想我只能即兴演讲了。”

“这在孟买可行不通，在这里不能即席发言。如果我们要从这次会议中获益，你就应该把讲稿写出来，并且在明天天亮前把它打印出来。你能做到的，对吧？”

我觉得很紧张，但我说我可以试一试。

“那么，告诉我，孟希先生几点可以到你这儿来取稿？”

“今晚十一点。”我说。

第二天去参加会议时，我才发现费罗泽夏·梅赫达先生的建议实在是经验之谈。会议在科华斯基·杰亨吉爵士研究所的大厅举行。我曾听过，凡是费罗泽夏·梅赫达先生要发言的场合，总是挤满了人，以那些希望听他讲话的学生们为主。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参加这种会议。我发言时的声音太小，大约只有很少的人才能听到。当我开始读我的讲稿时，我紧张得浑身颤抖。费罗泽夏爵士不断地鼓励我，要我放大声音，坚持讲下去。但这反而让我越来越紧张，声音也越来越小。

最后还是我的老朋友克沙弗劳·德什潘德给我救的场。我把我的讲稿交给了他。他的音量再合适不过了，但是听众们却不太乐意，大厅里响起了“瓦恰”“瓦恰”的喊叫声。瓦恰先生只好站起来，朗读了这篇演讲稿。他的朗读效果棒极了，听众们安静了下来，耐心地倾听到了最后。随着其中的情节，听众们还不时爆发出掌声或是骂声。这使我非常高兴。

更令我愉悦的是，费罗泽夏·梅赫达先生对这次演讲非常满意。

这次会议为我赢得了德什潘德先生和他的一位帕西朋友的支持，因为他如今的身份是一位高级政府官员，我暂时不便提及他的名字。他们两人都表达了陪我去南非的想法。然而，当时的小案庭法官西·姆·寇希之先生改变了这位帕西的朋友要陪我去南非的想法。当时这位帕西朋友罗斯敦济已经做好了结婚的筹划，他不得不在结婚和去南非之间做出选择，而他最终选择了结婚。但是，巴希·罗斯敦济弥补了这位帕西朋友的缺憾，另有一些帕西的姐妹也投身于织造印度土布的工作之中，权当为这位帕西朋友的新娘弥补过失。因此我很高兴地原谅了那对夫妇。德什潘德先生虽然没有结婚的打算，但他最终也没有成行，并始终在为自己违背誓言做着补偿工作。返回南非的路上，我在桑给巴尔遇到了一个铁布吉家族的人，他当时也答允要来帮我，但最后并没有来。这位阿巴斯·铁布吉先生也正在为自己的食言而赎罪。我三次试图劝说律师去南非，都没取得好结果。

提起这个，我想起了佩斯登吉·帕德沙先生。自从我去英国认识了他以后，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不错。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伦敦的一家素食餐馆。我知道他的兄弟巴乔尔基先生是个公认的“怪人”。我从未见过他，但朋友们都说他很古怪。出于对马的同情，他选择不乘坐马车，尽管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却拒绝攻读学位，他有着独立自主的精神，虽然是巴黎人却是一个素食主义者。佩斯登吉名声不太好，但他以学识渊博而闻名，甚至在伦敦也是如此。然而，我们之间的共同点只是素食主义，而不是他那令我望尘莫及的学术知识。

我后来又在孟买遇见了他。他是高等法院的首席书记。当我遇见他时，他正忙于编辑高级古遮拉特语辞典。为了南非的工作，我几乎向我的每一位朋友都寻求了帮助。然而，佩斯登吉·帕德沙不仅拒绝帮助我，甚至建议我也不要返回南非。

“我不会帮你的，”他说，“我告诉你，我甚至不希望你去南非。你在国内找不到工作吗？听着，现在光是针对我们的语言就有许多的事情要做。我必须找出一些能够科学使用的词汇。但这只是工作的一小部分。想想这片贫困的土地吧。南非的印度人处境当然也很困苦，但我不希望像你这样的人为这项工作而牺牲。一旦我们在这里赢得自治，我们将自然而然地帮助到我们在南非的同胞。我知道我无法说服你，但我不会鼓励任何跟你一样的人去南非。”

我不喜欢他的建议，但它增加了我对佩斯登吉·帕德沙先生的敬意。我被他对这个国家和母语的爱所打动。这件事使我们更认同彼此。我尊重他的观点，但这并没有使我放弃在南非的工作，反而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一个爱国者不能忽视为祖国服务的任何方面。对我来说，《薄伽梵歌》中的几句话是清晰而有力的：

恪尽己责，虽败犹荣；

他人之责，莫羡轻松；

坚持前行者，粉身碎骨亦雄；

遇难即退者，无尽徘徊路中。

第53章　浦那和马德拉斯

费罗泽夏·梅赫达先生让我接下来的工作变得更轻松了一些。我便从孟买出发前往浦那。因为浦那有两个党派，而我希望得到各种不同见解的人的帮助。我首先拜访了洛卡马尼亚·提拉克，他对我说：“你向各方寻求帮助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在南非问题上大家肯定都持统一意见，但你们的主席必须是无党派人士。你去找一下班达卡教授吧。他从不参加任何公共活动，但这个问题很可能吸引他。去和他谈谈吧，然后把他的意见告诉我。我想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你。当然了，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我听候你的吩咐。”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洛卡马尼亚，而这次会面让我明白了他声望极高的原因。

接下来我见到了戈可哈尔。我们在弗古森学院的操场上碰面，他对我的热情让我心生好感。这也是我和他的第一次会面，但给人的感觉仿佛是老友重聚一般。在我看来，费罗泽夏·梅赫达先生像喜马拉雅山，洛卡马尼亚先生像是大海。但戈可哈尔先生却像恒河一样，人们可以轻松地在神圣的恒河里洗个清爽的澡。喜马拉雅山高不可攀，在大海上航行也是千难万险，但恒河则张开怀抱迎接众人。一舟一楫，泛游河上该是怎样的一件快事啊！戈可哈尔仔细打量了我一番，那样子就像校长打量一个申请入学的学生一样。他告诉我该去找谁，怎么找到他们，还要求看我的演讲稿。接着，他带我参观了大学，并叮嘱我以后有事可以随时找他，还希望知道我和班达卡博士面谈的结果。他送我离开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在政治领域里，不论戈可哈尔是否在世，他在我心中始终占据着独一无二的位置。

班达卡先生以父亲般的热情接待了我。我去拜访他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这个时间还忙于登门拜访，令这位看起来永不知疲倦的学者颇为好奇，而我坚持要一个无党派人士来担任会议主席，更是引起了这位学者的极大兴趣。他连声赞同：“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听了我的话后，他说：“想必有人告诉你，我是不参加政治活动的。但我无法拒绝你。你的话很有说服力，你的努力也令人钦佩，我无法拒绝加入你的会议。你已经听取了提拉克和戈可哈尔的意见，这很好。请告诉他们，我很高兴能担任这两个组织联合举办的会议主席。你不需要因为我特意调整你开会的时间，我随时都方便。”他走的时候祝福了我，并提前向我道贺。

这群博学多才、无私奉献的人们在浦那一个毫不显眼的小地方开了个会。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这也让我对自己的使命更有信心了。

接下来我去了马德拉斯，并受到了热烈欢迎。巴拉松达姆事件给会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把自己的演讲稿打印了出来，那篇稿子稍微有点长，但是观众们听得全神贯注。在会议结束时，“绿色手册”销量也不错。我又印刷了一万本修订再版后的手册。它们很畅销，但我意识到其实没必要印这么多。我的满腔热情让我高估了真实的需求量。我的演讲是针对懂英语的公众讲的，但是在马德拉斯，懂英语的人根本没那么多。

对我帮助最大的莫过于已故的《马德拉斯旗报》的编辑格·帕拉米斯瓦兰·皮莱先生。他在这个领域有着细致的研究，并经常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给予我指导。《印度教徒》的格·苏伯拉曼尼姆先生和苏伯拉曼尼姆博士在这方面也很有同情心。而格·帕拉米斯瓦兰·皮莱把《马德拉斯旗报》的专栏完全交给了我，这让我有了充分施展才能的机会。在我印象中，在帕查阿帕大厅里召开的会议，通常是苏伯拉曼尼姆博士主持的。

我遇到的大多数朋友对我都很好，他们对这一事业投入了很高的热情，以至于尽管我不得不用英语跟他们交流，但并没有觉得遇到什么隔阂。有什么障碍是无法凭爱越过的呢？

第54章　“尽快回来”

我从马德拉斯出发前往加尔各答，却发现自己遇到了许多困难。在加尔各答我一个人都不认识，于是便在东方大酒店订了一个房间。后来，我结识了《每日电讯报》的代表埃勒索普先生，他邀请我去他所在的孟加拉俱乐部。当时他还没有意识到不能把一个印度人带入俱乐部的客厅，他意识到这点后，立即带我去了他的房间。他就当地英国人的这种偏见表示遗憾，并为没能带我去客厅向我道歉。

我必须要去拜会有“孟加拉偶像”之称的苏伦德拉纳什·班纳吉。当我看见他时，他被许多朋友众星拱月一般围绕着。他说：“我担心人们对你的工作不感兴趣。如你所知，我们在这里遇到的困难也不少，但你必须尽力一试。你必须得到王公贵族们的同情和帮助。记住，你应该去拜访英国印度协会的代表们，还应该见见皮亚里莫罕·穆卡吉王爵和泰戈尔王公。他们的思想都很开明，而且也都经常参与公众事务。”

我先后去拜访了他们，但完全是无用功。他们对我的态度十分冷淡，如果还能有其他什么好办法的话，那就只靠苏伦德拉纳什·班纳吉了。

我感到自己的任务越来越艰巨。我去了《甘露市场报》的办公室，接待我的那位绅士误以为我是一个流浪的犹太人。《孟加拉人报》的编辑也让我碰壁，我在那里苦苦等了一个小时。他确实有许多采访对象，但他处理完所有事之后，也不愿意看我一眼。在漫长的等待之后，我不得不冒昧地主动搭话，结果他说：“你看不到我们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吗？像你这样的人每天数都数不过来。你最好现在自己离开，我不会听你说故事的。”有那么一瞬间，我感到自己被冒犯了，但也很快就理解了编辑的难处。我听说过《孟加拉人报》的名头，也看到来访的客人络绎不绝。他的报纸不缺热点讨论，而南非在当时几乎没什么人关注。

然而，无论在受委屈者眼中，自己的委屈有多么严重，他也只是众多想要闯进编辑办公室，去诉说自己故事的人中的一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怨气和委屈。编辑怎么可能做到和所有的人见面呢？此外，愤愤不平的人们往往认为编辑是这里权力最大的人。但只有编辑自己才知道，他的权力仅仅限于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罢了。我并没有气馁，继续试图约见其他报纸的编辑。像往常一样，我想办法找到了英裔印度人的编辑。《政治家报》和《英国人报》认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我接受了他们长时间的采访，整个采访的内容也被这两家报纸全文刊登了。

《英国人报》的编辑桑德斯先生视我为心腹。他把他的办公室和文件都交给我处理。他甚至会先给我送来校样，并允许我在他就此事写的社论上任意改动。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他承诺尽他所能帮助我，并履行了信中的承诺。我们之间一直有书信往来，直到他得了重病。

在我的一生中，我有幸有过许多这样的友谊，有时候这些友谊甚至显得有些出乎意料。桑德斯先生器重我，是因为我从不夸大其词并对真理保持着热爱。在他开始支持我的事业之前，曾事无巨细地盘问过我一番。从我们的对话中他看出，无论是对南非的哪个种族，哪怕是白种人，我的陈述都不偏不倚，非常公正。经验告诉我，公正待人，也会为自己赢来正义。

意外得到桑德斯先生的帮助鼓舞了我，使我开始相信也许最终自己会成功地在加尔各答举行公开会议。就在这时，我收到了德班发来的电报，大意是：议会将于一月召开，望尽快回来。

我给报社写了封信，解释了为什么我会如此突然地离开加尔各答，便立即动身前往孟买。在出发之前，我与达达·阿布杜拉公司的孟买代理商联系，希望能安排我坐最早一班船去南非。没想到达达·阿布杜拉刚刚买了一条“库尔兰”号汽轮，并坚持免费送我和妻子、两个儿子以及寡姐的独生子过去。我非常感激地接受了他们的好意，并在12月初第二次启程前往南非。与此同时，另一艘达达·阿布杜拉公司的“纳德里”号汽轮也在同一时间驶往德班。船上所载的乘客共有800人左右，其中一半都是前往德兰士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