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解读钱锺书《围城》和《猫》

钱锺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和短篇小说《猫》都首发在1946年的《文艺复兴》上（《猫》刊于《文艺复兴》创刊号，《围城》连载于《文艺复兴》1946年第2期到1947年第1期）。这一年，在四川成都的吴宓，读到了这两个小说，并在日记中留下了读后的感受。

1946年5月30日，《吴宓日记》：

晨读《文艺复兴》一卷三期钱锺书作小说《围城》。（笔者按：顺便一说，6月1日日记还记载读了杨绛的四幕剧《风絮》）。

这是吴宓在日记中首次阅读钱锺书小说的记载，也许是日记失载，也许是首先看到这期《文艺复兴》，日记所载吴宓读《围城》，乃是从第三期看起，他的笔墨在这里很吝啬，没加一句评论。究其原因，大概是只读了长篇小说其中的一部分，无从下笔的缘故吧。

隔了两个多月，吴宓又一次读到了《围城》。8月3日，吴宓在日记中又一次记载了读了钱锺书的《围城》，这次吴宓把连载《围城》的《文艺复兴》攒齐了三期，一气看了个尽兴。

1946年8月3日，《吴宓日记》说：

夜读《文艺复兴》杂志四、五、六期（一卷）中钱锺书撰小说《围城》至夜半始寝。

这次读了半夜，吴宓终于写了点读后之感：

……其五期573页以下，宴席中，哲学家褚慎明，似暗指许思玄。旧诗人董斜川，则指冒广生之次子冒景□，锺书欧游同归，且曾唱和甚密者也。其余线索未悉。宓读之且多感，作者博学而长讽刺耳。

吴宓一看就明白《围城》中的褚慎明和董斜川的原型乃是许思玄和冒景璠（冒景璠，字孝鲁，号叔子，《吴宓日记》中缺“璠”，想必一时想不起来了）。据《吴宓日记》，吴宓与许思玄有一定的交往，曾为许介绍过教职，与冒鹤亭之子冒景璠则未见来往。不过，吴宓身处文人学士之间，交往极广，又喜欢打听各人的身世和婚姻隐私（吴宓总是借口要为自己那总也开不了头更写不完的小说《新旧姻缘》准备资料），在西南联大与钱锺书来往也多，应该听钱锺书谈过其欧游经过，宜其对冒景璠也颇熟习，能一眼看出。不过他所知毕竟有限，所以只能说“线索未悉”，索隐到此为止。

吴宓读《围城》读得兴起，于是第二天他回过头找《文艺复兴》的创刊号来看，又补读了钱锺书刊于该期的短篇小说《猫》。

8月5日《吴宓日记》：“读《文艺复兴》一期钱锺书撰小说《猫》，其中袁友春似暗指林语堂，曹世昌指沈从文。余未悉。”

其8月7日日记又有“下午卧读《文艺复兴》杂志。”

这次吴宓改读《猫》，又一眼看出两个人物原型：林语堂和沈从文。读《猫》看出林语堂比较容易，与林语堂没有交往，甚至我们后生小子，也基本可以看出，如小说中说：

他自小给外国传教士带了出洋。跟着这些迂腐的洋人，传染上洋气里最土气的教会和青年会气。承他情瞧得起祖国文化，回国以后，就向那方面花工夫。他认为中国旧文明的代表，就是小玩意、小聪明、帮闲凑趣的清客，所以他的宗旨仿佛义和拳的“扶清灭洋”，高搁起洋教的大道理，而提倡陈眉公、王百谷等的清客作风。读他的东西，总有一种吃代用品的感觉，好比涂面包的植物油，冲汤的味精。更像在外国所开中国饭馆里的“杂碎”，只有没吃过地道中国菜的人，会上当认为是中华风味。他哄了本国的外行人，也哄了外国人——那不过是外行人穿上西装。他最近发表了许多讲中国民族心理的文章，把人类公共的本能都认为中国人的特质。他的烟斗是有名的，文章里时常提起它，说自己的灵感全靠抽烟，好比李太白的诗篇都从酒里来。

林语堂脚踏中西文化，对洋人讲中国文明，对中国人谈西洋文明，提倡晚明小品，提倡吸烟有助于灵感等等，读过林著的人大概也会和吴宓一样锁定袁友春的原型就是林语堂。

不过我这里还想提醒一句，所谓袁友春，也是由晚明人物中化出，乃是公安三袁和竟陵谭友夏（字元春）两者合起来的。

钱锺书《猫》中的曹世昌，与沈从文相似之处则在说话的声音和对他作品的描述上。小说中说：“举动斯文的曹世昌，讲话细声细气，柔软悦耳，隔壁听来，颇足使人误会心醉。但是当了面听一个男人那样软绵绵地讲话，好多人不耐烦，恨不得把他像无线电收音机似的拨一下，放大他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