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对于文艺工作规律的探索^[1]

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的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探索在社会主义时期指导文艺工作的规律性，缘于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的中国化的历史需要。

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时期文艺工作的领导地位，是由中国共产党自身的阶级使命和文化使命所决定的，它也是中国革命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选择。中国革命的发生，是在一个落后的封建社会的国家里所进行的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从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看，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发生的历史起点，与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历史起点之间，尚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这些国家在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一般都是将民族救亡使命和民主革命的目标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道路，往往是经由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而走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则是按照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这两个历史阶段中，努力发展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并建构社会主义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实际结合中，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历史证明，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只能是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的阶级使命中，始终包含着一种鲜明的文化使命意识，那就是自觉地引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个工作，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日就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文艺工作的长期实践中，始终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反对一切腐朽文化，创新发展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指出了明确的前进方向。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明确地谈到了什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问题。他说：“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多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这个前进方向，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与中国现代化的时代发展目标是一致的。它的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中国化。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先进文化包括文艺工作的前进方向时，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引？应该说，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中国化的要求所决定的，也是由党的阶级性质和历史使命所决定的，是中国文艺工作实际的需要。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文艺的实践，需要有一种科学理论的指导，而这个理论，只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实践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的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的中国化，包含着这样几个重要的命题：

第一，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的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中国文艺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实践的过程，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的过程。其实践的结果，表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文艺工作蓬勃发展的现实。而理论创新的结果，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邓小平文艺理论的相继产生。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艺的实际情况，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不曾遇到过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的中国化的进程，实际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艰巨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的过程。

第二，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的中国化，体现了世界范围内的东西方文化的互相融合，具有重建面向未来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意义。中国的传统文化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引领，必将促使中华文化进一步融入世界文化的时代洪流，促进中国文化和中国文艺的现代化转型。这种文化转型，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人为本，尊重艺术自身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文艺观。因此，应该从中国文化与文艺的现代化转型的历史意义，以及促进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角度，去认识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的中国化的价值。

第三，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的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它是中国文艺工作实践的需要，要在中国人民的文艺实践中去完成，也要受到这个实践的检验。中国共产党最初是经由俄国革命而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俄国革命的经验和苏联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苏联的经验，是已经被“俄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因而有可能造成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某些误读，这就提出了一个必须再经过中国文艺实践的检验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的中国化，实际上就是坚持实践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从中国文艺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中创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些也恰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的一些基本经验。

建国后曲折的探索历程

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的文艺工作，首先要解决好无产阶级的功利性要求与艺术自身的超功利性的关系，以及文艺的政治功能与它的审美功能的关系的问题。它包括文艺的宣传教化作用与大众娱乐的审美形式、文艺作品的政治倾向性与艺术创作的形象塑造、反映重大的题材与作家个人的生活阅历、作品的现实主义与艺术家的情感体验等一系列艺术审美的关系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对这些问题也在不断地探索，在时间上大体上形成了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之后两个历史时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为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总的特点，是探索的曲折与坎坷，其间也出现过较大的失误。这个时期，党在指导文艺工作的原则、方针、政策等方面，基本延续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些基本思想，更多地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地位，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以及文艺创作的典型性和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等。改革开放以后进入了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党的文艺工作，以邓小平文艺理论为指引，对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规律的认识不断地完善，使社会主义文艺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这两个不同的时期，有着两篇党的文艺工作的重要文献。江泽民同志在《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邓小平同志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这两篇讲话，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文艺思想、文艺路线、文艺方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独特贡献，将长期在我们的文艺事业发挥指导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文艺工作的规律进行积极的探索，文艺战线充满了勃勃生机。1949年9月《人民文学》创刊，毛泽东同志亲自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1950年在郭沫若的主持下，由丁玲负责的中央文学讲习所成立，同时全国各地各种形式的文艺团体也纷纷成立。1953年召开了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会前，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了全国文联的机构和各协会的人选，确定了大会的指导思想是：我国已进入了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艺工作必须以抓创作为主。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写入了国家保障和鼓励公民进行文学艺术创作的创造性劳动的内容，从而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1955年10月中国文联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号召“开展文学艺术作品的竞赛和自由讨论”，及“必须充分发挥文艺工作者的创造性，反对一切束缚和妨碍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性的有害现象”。1956年1月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文艺工作的总的方针。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文艺创作和各种文艺活动在全国蓬勃开展，并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

1956年是党的文艺方针出现转折的一年。该年苏共的二十大及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也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深刻的思索。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问题。他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我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2]中国的革命从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未能及时地随着中国革命的新情况而变化，延续着一种惯性思维，致使党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后，对于自己的文艺执政能力的探索相对滞后。毛泽东虽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这个深刻的思想，但他对于指导文艺工作的认识却出现了偏差。从1956年到1966年这十年间，党在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这突出反映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和以后的以“左”的思想指导的各种文艺运动上。1957年以后，毛泽东过分强调了文艺领域的阶级斗争，强调文艺的政治功能，对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越来越“左”。毛泽东的错误，既是受到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也有他的主观指导思想上的失误。

1962年中央召开7000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在文艺界也开始扭转一度泛滥的“左”倾思潮。1961～1962年，周恩来、陈毅领导文艺界的调整工作。他们做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主持召开了几次关于文艺工作的座谈会，集中讨论了艺术民主、艺术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红与专的关系、知识分子工作等问题。在这个基础上，主持制定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简称“文艺八条”），1962年4月由中共中央批准转发。“文艺八条”是党在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实践探索中的收获，体现了党的集体智慧，特别是对文艺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与反思，实际上也是对新中国成立后文艺战线中的“左”的思潮进行了纠偏。“文艺八条”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创作的形式、文艺批评的方法等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比较符合社会主义艺术规律的新的认识。“文艺八条”是我们党在那个时期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文献。

尽管全国的文艺界的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思想文化界的“左”倾思潮并未得到根本的纠正。特别是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政治上的“左”倾路线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阶级斗争扩大化再次殃及文艺领域。在这次会议上，康生诬陷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反党并展开了调查。会议后，报刊上开始公开点名批判孟超的新编昆剧《李慧娘》和繁星（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等。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对中宣部的《文艺情况汇报》所做的批示中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3]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在中宣部的一次报告草稿上又一次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甚至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4]毛泽东的这两个批示，这样严厉的指责和批评，并不符合中国文艺界的实际情况，但却在文艺界产生了极大的震动。这之后，随着对电影《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的公开批判，在全国思想文化领域开始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批判运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文艺生产力被挫伤，并且严重地伤害了大批知识分子。这种“左”的错误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甚至演变为“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论，最终造成了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巨大灾难。“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全国的文艺工作处在全面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文艺的一场浩劫。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党在领导文艺工作的实践中，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些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这就是“双百方针”，“二为方向”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实践证明，只要我们党切实地坚持和贯彻这个方针，文艺工作就繁荣发展；违背这个方针，文艺工作就受到挫折。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工作曲折前进的历程，带给我们这样几点深刻的启示：第一，文艺的发展离不开正确理论的指引，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一定要符合文艺工作的实际。第二，要处理好文艺和政治的关系，艺术领域的问题不能用政治运动和政治批判的方式来解决。第三，充分认识和尊重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规律性，并且在文艺实践中努力探索这种规律。第四，要正确处理好文艺工作中的知识分子政策。

新时期党的文艺理论的创新

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根本经验，就是党的方针政策，要符合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党经过长期文艺实践的经验总结。在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后，邓小平文艺理论成为党的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代表着党在文艺理论领域的创新。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的创新，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完成的。

1978年5月，在全国思想理论界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最终演变为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奏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曲，为迈入历史新时期铺筑了理论的基石。它对于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的意义，可与五四运动及延安整风运动相媲美。1978年12月，党召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作出了全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定。这表明，我们党已经彻底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思想路线，取而代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发展战略。它在思想文化领域，同样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新文艺，随着思想解放的浪潮和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在蓬勃前进，文艺战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面繁荣的景象。新的文艺实践，呼唤着新的理论的指引，这是邓小平文艺理论所产生的深刻的时代背景。

邓小平文艺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个完整的文艺思想体系。邓小平文艺理论代表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文艺理论科学地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代表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理论创新。邓小平文艺理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首先表现为一种必要的纠偏的作用。这种纠偏，主要是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包括像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的错误的纠偏，也包括对过去文艺战线的一些“左”倾错误的全面的拨乱反正。此外，这种纠偏又是适度的，邓小平文艺理论始终坚持毛泽东阐述的那些经过实践检验为正确的思想观点，始终维护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于中国文艺工作的领导地位。邓小平文艺理论的科学性与实践性，体现在它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这种纠偏与继承的完美结合，构成了邓小平文艺理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独特的发展和超越。邓小平说：“我们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5]“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6]“始于毛，成于邓”的探索历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真正开始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文艺实际的文艺工作的思想路线。

1979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代表党中央的《祝词》，第一次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党在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后指导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深刻地阐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祝词》中谈到了推翻“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艺术民主的问题、要尊重艺术创作的规律、艺术家的时代责任、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具体方针，论述了新时期文艺的发展方向。邓小平在《祝词》中深情地说：“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如果把这类东西看做是坚持党的领导，其结果，只能走向事情的反面。”“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扬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7]“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8]邓小平在另一篇讲话中还指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9]这些无疑都是带有纲领性的论述。对邓小平文艺理论的学习领会，将是我们党的一个长期的任务。邓小平文艺理论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其中包含着必须清除封建主义的文化残余，自觉抵制西方文化的消极影响；努力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重要战略思想。这些思想，已经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邓小平文艺理论的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它的实践性。它是在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实践中产生的，并且在文艺工作的实践中得到了检验。邓小平文艺理论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主题，适应新的形势，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文艺领域，树立科学发展观和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思想，为文艺工作提供了新鲜的思想活力。如倡导“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强化精品意识；实施五个一工程；继承和发展优秀的民族文化；深化文艺体制改革；规范文化市场，构筑主旋律与多样化并存的文艺发展格局。归结起来，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艺实际相结合；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坚持“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的文艺路线；坚持遵从社会主义文艺规律，而其本质，则是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些，就是党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规律的最基本的经验。

[1] 原载《理论界》2004年第8期。

[2] 梁柱：《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两大探索》，《高校理论战线》2004年第2期。

[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436页。

[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91页。

[5] 邓小平：《政治上发扬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8页。

[6] 邓小平：《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4页。

[7]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3页。

[8]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3页。

[9]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