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理论品质^[1]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曾经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江泽民同志的这一论断，第一次把“与时俱进”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这是马克思主义诞生15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跨入21世纪之际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自己的长期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认识，这种理论的概括，显然具有深远的现实指导意义。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大上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生动体现，而这个理论的核心，就是其永不枯竭的创新精神。

与时俱进从来都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鲜明的标志之一，它使党的理论创新保持着鲜活的动力。回顾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它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就是与时俱进的典范。马克思主义的新的世界观，是在批判地吸收了前人的思想成果，并在当时工人阶级的斗争实践中，顺应时代的潮流而创立的科学的思想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一再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2]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为《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德文版序言中说：“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个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他们认为，虽然《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从整体上说还是完全正确的，但它在实际运用上还要“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生前的实践中，随时依据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和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对自己的理论和学说不断进行充实和修改。如马克思根据当时摩尔根发现的氏族和原始部落社会存在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关系，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作了大量的摘要和批语，充实了他的有关论述。恩格斯在1888年对《共产党宣言》中“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论断新增加了一个注解：“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4]在1882年慕尼黑电器展览会上，展出了法国物理学家发明的第一条实验性的输电线路，从而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极大兴趣，恩格斯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将人类思想认识的发展和科学的不断进步相联系起来，他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5]在恩格斯生命的最后一年1895年，他在回顾自己和马克思在1848年欧洲革命的战斗的立场时指出：“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在很长的充满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但历史表明，“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6]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身后，这个伟大的“很长的充满变化的革命时期”的决战，始终由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各无产阶级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坚持地推进着，并逐步地改变着世界和人类的命运。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在领导中国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集中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不断创新着唯物主义的表现“形式”，始终保持着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可见，是否保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不仅关系到认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关系到无产阶级政党的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即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要有科学的态度，要历史地、发展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并将这个真理的普遍意义和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新精神结合起来，就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在实际运用上“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是中国共产党永远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要求无产阶级政党能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革命斗争的具体环境下，根据本国的实际，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实践中特别是在邓小平理论中得到了最集中、最生动的体现，而这种精神的实质，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面理论旗帜，它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主题，它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顺应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环境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中华民族的三大巨变和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是邓小平理论诞生的坚实基础。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是孙中山领导的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辛亥革命。第二次历史性巨变，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历史性巨变，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邓小平同志领导的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伟大进军。

邓小平理论是在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它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契机，顺应历史的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推动了继“五四”运动和延安整风之后的中国第三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党的十五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江泽民同志也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以电子计算机和微电子技术为中心，开始形成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为标志的世界范围的信息革命。到了八九十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到来，开始了世界第三轮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世界市场不断扩大，各国间的经济联系愈加紧密。与此同时，原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解体，世界共产主义遇到了严峻的挑战。正当此时，中国共产党及时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泥沼，拨乱反正，反思“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开始了独立自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新的航线，新的征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所不可能遇到，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机遇和挑战面前，顺应时代的潮流，提出了邓小平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现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中国共产党的重新思考和道路选择，是这种新的历史形势“逼”出来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东欧、苏联的事件帮了我们，坏事变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把这样的好事变成传统，永远丢不得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7]

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长期的实践经验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训，总结出这样一个道理，即党的理论、路线、指导思想，一定要与时俱进，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要顺应时代的潮流，要合乎人民群众的需要。这就是邓小平理论的实事求是思想的科学精髓。这种实事求是思想的核心，是回答在新的历史时期，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从内容上看，它包括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一国两制”与和平统一祖国、新时期的军队建设、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和平外交、党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核心领导作用等一系列精彩的理论阐释。邓小平理论最宝贵的品质，就是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的勇气。邓小平同志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8]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学风，我们就要像邓小平同志所要求的那样，用科学的、发展的、创新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本身，这一点，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

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同志提出了按照与时俱进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和丰富邓小平理论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他在十五大的报告中说：“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他还说：“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的历史责任。”江泽民同志的讲话，把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提到了新时期党的历史责任的高度，把它摆在党的理论建设的首位，体现了党对于理论创新的时代敏感，并指出了理论创新的时代必然性。这是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的潮流，勇敢地面对未来挑战，不断从理论上充实自我的优秀品质。

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发表了“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2001年7月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不仅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标志着全党理论水平的不断提高，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提出了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在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号召，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大会报告中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详细阐释了与时俱进理论的深刻意义，他说：“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把理论上能否与时俱进提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高度去认识，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时代责任的紧迫感和历史的使命意识。江泽民同志还进一步从我国和世界目前的时代环境出发，分析与时俱进理论的当代意义。他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做出新概括。”这一段讲话，高屋建瓴，气势浑厚，它将与时俱进理论对于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深远意义，简洁而精辟地概括出来，具有方向和灯塔般的指导意义。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鲜明地体现出党的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与时俱进的思想，包含探索、创新、激情、活力、永不满足、永不停顿的内涵，它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的象征，体现了党的奋斗不息的历史使命。恰如毛泽东同志比喻的那样：“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也正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是时候了，不能等了，我们已经等了几千年了。胆子要再大一点，步子要再快一点。实践到哪里，理论就发展到哪里，要有理论创新的勇气和能力。江泽民同志把创新问题提到民族的灵魂、执政党的活力的高度去认识，将它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使命联系起来，可谓振聋发聩，熠熠生辉。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的报告中，指出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要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它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并具体阐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他提出了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以及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和其他各方面的创新的观点，言简意赅。至于在新的历史时期怎样才能做到与时俱进，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一切。为此，他提出了著名的“三个解放出来”。江泽民同志说：“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些论断，不仅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系列阐述，语言新鲜活泼，而且切合中国的实际，符合人类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更具有一种现实操作的指导价值，散发着真理的光辉。

马克思主义所以是科学，就在于它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建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理论产生于实践，实践丰富着理论，推动着理论的完善和发展。这种实践活动，从本质上说，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也是人类文明成果的总结。无产阶级政党的奋斗历程，正是这种革命斗争实践的过程，而其集中的代表，就是与时俱进的理论。作为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但涉及一些具体的历史阶段和具体问题时，特别是面对纷纭复杂的当代世界的种种现象时，马克思主义仍然处在动态的丰富和发展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代表着这种理论创新的历史必然性。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有这样一段寓意深长的话语：今天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要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正是在这交替的突破和创新中，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发展，人类社会在不断前进，人类文明在慢慢传递着。这些，就是党的与时俱进理论所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1] 原文收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哲学论坛》，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

[2] 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茨基夫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8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972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48～249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72页。

[5]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28页。

[6]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10页。

[7] 邓小平：《会见金日成的谈话（1991年10月5日）》，《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458页。

[8]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