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的美学思想^[1]

周扬（1908～1989），笔名周起应、运宜。1908年生于湖南省益阳县。1928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1928年冬留学日本，开始大量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及思想进步的文学作品，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到上海后，加入左联，参加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文艺运动。任左联的党团书记、中共上海局文委书记兼文化总同盟书记，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主编，为建立中国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期间，他曾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的著作。1937年赴延安后，长期担任文艺部门的领导工作，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华北联合大学副校长、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华北局宣传部部长。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49年以后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生院院长、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顾问。他还是中央纪委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周扬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翻译家、文学活动家。他较早地向中国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俄国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美学思想。他在传播毛泽东文艺思想，丰富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以及在文艺工作的组织和领导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周扬主要的美学著作有：论文集《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论赵树理创作》；译著《生活与美学》；编译《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周扬文集》（5卷）等。主要的论文有：《抗战时期的文学》《对旧形式的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王实味的文艺观和我们的文艺观》《论赵树理的创作》《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试论》等。

一 关于文艺的社会性的阐述

文艺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最基本的文艺观。周扬在对文艺的社会性的美学阐释上，发表过许多精要的论述。他在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阶级性、文艺的人民性、文艺的民族性，以及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批判等方面，都自觉地继承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原则，指出美的本源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

关于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周扬指出，任何文学的形象都必须到生活中去吸取，作家必须亲自到生活中去体验美的感受。他说：“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把生活的整体作为自己的对象。”^[2]“作家是借形象的手段去表现客观真理的，而形象又必须从现实中，从生活中去吸取。没有实际生活的经验就绝写不出真实的艺术作品。作家必须到实际生活中去体验。”^[3]周扬还认为，客观生活具有一种整体性，因此作家必须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来观察、描写和评价生活。为了做到这一点，艺术家就要向基层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使文艺工作社会化，使美实践化。

周扬对美的本源的认识是唯物的。他强调美来自生活，强调文艺家深入生活的必要性，这些最基本的思想贯穿于他的审美思辨的始终。1942年4月16日，他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唯物主义美学——介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一文中，就表达了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的观点的赞同。他认为艺术只有在对生活的真实反映中才能获得美，因此艺术家就必须和生活相结合，并引导人们去热爱生活。周扬还在《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一文中，对当时延安鲁艺的艺术教育做了总结和自我批评，认为鲁艺的艺术教育脱离了现实斗争与现实需要。他在《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一文中还高度评价1944年新春延安群众的新秧歌演出，并由衷地赞美说：“延安春节秧歌把新年变成群众的艺术节了。”^[4]这些都体现出他的艺术美与生活的关系的基本主张。

周扬认为，文艺作品的审美标准，应该以群众能够看得懂，并有助于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为目的。1932年，他在《关于文学大众化》一文中说道：“文学大众化首先就是要创造大众看得懂的作品。”他指出：“只有从大众生活的锻冶场里才能锻冶出大众所理解的文字。”^[5]为此，他特意称赞作家赵树理，认为赵树理的创作即是这种文艺大众化方向的榜样。他详细分析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部作品，认为是“三幅农村中发生的伟大变革的庄严美妙的图画”。他指出，赵树理的创作反映了中国农民的巨大变化，而这种变化“正在改变农村的面貌，改变中国的面貌，同时也改变农民自己的面貌。这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最大最深刻的变化，一种由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化”。赵树理的作品，就是这种变化的结果。为此他评价赵树理是“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他指出，正因为赵树理对于群众生活的熟悉，他坚持深入生活，努力使自己的作品为大众所懂得，因此他的作品“绝不是普通的通俗故事，而是真正的艺术品，它们把艺术性和大众性相当高度地结合起来”^[6]。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周扬所选择的艺术作品的审美标准，实际上也是人民大众所接受的审美标准，是作品的艺术性和大众的接受性的高度结合，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大众化的文艺方向。

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特别是在文艺是否从属于政治，无产阶级文艺是否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观点上，周扬的文艺观经历了一个由早期的赞成，到后期对此适当加以纠正的转变。1942年他就提出：“马克思主义主张艺术服从政治”。^[7]在1949年以后的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周扬处在全国文艺工作的领导岗位上，他仍然是基本赞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点的。1979年以后，随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周扬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更深刻的思考和进一步补充、纠正。他认为，文艺在反映生活时，应该注意适应一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的需要，但不要提为政治服务。他在《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一文中，揭示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本质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也就是文艺和人民的关系。”“因此，文艺反映人民的生活，不能和政治无关，而是密切相连，只要真实地反映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也就必然地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但文艺反映生活“应该适合一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的需要”^[8]。周扬在这里指出，首先，文艺与政治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其次，这种关系的本质从根本上说体现为文艺和人民的关系。最后，文艺应该具体地反映一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的需要。在同一文中周扬还进一步补充说：“不应该把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狭隘地理解为仅仅是要求文艺作品配合当时当地的某项具体政策和某项具体政治任务。政治不能代替艺术，政治不等于艺术。”这些新的认识都是周扬在总结了中国文艺工作的经验特别是经历了一系列“左”的教训之后提出来的，是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1980年，他在《关于美学工作的谈话》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关于这方面的体会：

今后我们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当然，也不要提美学从属于政治，或者美学为政治服务这一类口号。这并不是说文艺或美学问题同政治没有关系，但把这种关系说成只是从属，那就有片面性，就不能正确反映事物的本来关系，势必导致在政治和文艺的关系问题上流于狭隘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倾向。这不但不利于文学和艺术，也不利于政治。

周扬还在文中进一步解释说：“过去总是把学术上的争论硬要和政治问题扯到一起，混淆了政治和学术的界限。一涉及政治问题，谁都害怕，这是极‘左’路线遗留的恶果。”^[9]这些论述，体现了周扬对于“左”的文艺路线的后果的历史反思，也代表了周扬晚年对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新的认识。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的决策和执行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周扬，对于党的文艺政策的认识在晚年渐有新的思索。特别是在谈到作家应该写什么的问题时，表现得更是明显。1953年，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大力强调作家要努力写出党的文艺政策，他说：“在艺术作品里表现政策，最根本的就是表现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以及党对群众的领导，表现人民中先进和落后力量的斗争，表现共产党员作为先锋队的模范作用，表现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因此，正确地表现政策和真实地描写生活两者必须完全统一起来。”^[10]而1979年他在谈到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时，关于这个问题则有了全新的认识，他诚恳地指出：“作家写什么和怎么写，应有自己的自由，领导不要横加干涉，而要善于诱导，要鼓励不同意见的相互讨论和争辩，要容许犯错误和改正错误，容许批评和反批评。”^[11]周扬的这种认识上的转变，不仅是他在文艺实践工作中的切身体会，更代表着他对于美的本质规律在认识上的深化，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念思辨过程中的飞跃。

周扬始终是赞成文艺有阶级性的。他在上海左联时期发表的文章中，批评苏汶抹杀文艺的阶级性时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阶级斗争中的有力的武器。无产阶级作家就是用这个武器来服务于革命的目的的战士。”^[12]周扬还进一步阐释说，无产阶级的文化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直至消亡。但在阶级未消灭之前，无产阶级的文化要一直存在，“在阶级未消灭之前，无产阶级文化是要继续存在的。而且，到了某个一定的时期，文化之无产阶级的色彩不但不会变弱，反而会加强起来”^[13]。

周扬还特别关注文艺的民族性问题，并且把文艺的民族化提高到文艺审美的社会性，以及时代审美的层面上去考虑。他说：“文艺的民族独创性，是人民群众的创造性的集中表现，是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文学艺术成熟的标志。”^[14]他还说：“新的人民的文艺必须与我们自己民族文学艺术的优良传统衔接起来，发展与充实文艺创作的民族形式。”周扬认为，文艺的民族化不仅是时代审美的主要形式之一，也是一个阶级的艺术成熟的标志。他认为民族文艺形式中最主要的因素是语言。中国文学语言的丰富色彩，是我国传统文艺的重要形式。此外，周扬还提到要对群众中一些旧的艺术形式进行改革，“我们整个文艺工作的任务，主要的不是保存民族旧文学，而是发展民族新文学”^[15]。周扬认为，发展民族文艺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新旧艺术形式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实质就是在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上，创立具有“中国气派”的美的民族艺术形式。1940年在延安开展的“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的讨论时，周扬就指出：

因为民族形式之建立，并不能单纯依靠旧形式，而主要地还是依靠对于自己民族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绵密认真的研究，对人民的语言、风俗、趣味等等的深刻了解，而尤其是对目前民族抗日战争的实际生活的艰苦的实践。……在活生生的真实性上写出中国人，这自然就会是“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就会是真正的民族形式。^[16]

周扬谈到的文艺的民族形式，已经不仅仅是艺术的形式美的范畴，而是深入到时代审美的本质，更深层地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属性。他提出的“活生生的真实性上写出中国人”，表现“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观点，以及民族文艺是艺术真实性的体现等观点，都是关于文艺民族性问题的相当精辟而生动的美学阐释。周扬进一步指出，抗战时期解放区的文艺创作，特别是解放区作家赵树理的创作，就是中国的这种美的民族形式的优秀代表。他说，从赵树理的小说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和中国固有的小说传统的深刻联系；他在表现方法上，特别是语言形式上吸取了中国旧小说的许多长处。但是他所创造出来的绝不是旧形式，而是真正的新形式，民族新形式。他的语言是群众的活的语言。他在文学创作上，不是墨守成规，而是革新家、创造家”^[17]。周扬的评论，可以说是十分中肯而准确的。周扬关于文艺民族性的论述，是他的美学思想中阐释得比较充分、观点鲜明并很有特色的部分，也是他对社会主义美学中的文艺民族性问题的贡献。

二 论文学创作中的美的特征

周扬对文学创作中的美的特征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作家的创作境界、创作的形象化、创作的典型性，以及文学批评的方法等问题都发表过一些精彩而有创意的论述，从而构成他的创作美学观。

1941年，周扬在一次谈及创作体验时以一种似乎很随意，但却相当生动形象的方式论述了作家创作境界的现象，他说：“记得有个什么作家关于创作过程中仿佛曾有过类似这样的比喻：一大堆潮湿的干草垒在那里，里面有火在潜燃着，却烧不出来，尽是在冒烟。这样酝酿又酝酿，于是突然一下子，完全出你意外地，火从里面着出来了，火舌伸吐着，照得漫天通红。这个火就是融化了客观的主观，突入了对象的热情。借用王国维式的表现法，叫做‘意境两忘，物我一体’。这是创作的最高境界。”^[18]在周扬描述的创作境界中，事先预备着一个长时间的潜在的创作火花的内燃状态，这是作家创作的酝酿过程，也是作家在苦苦思索，寻找最佳表现方式的思维过程。接着则是这个创作火焰的突然的喷发态，它“照得漫天通红”，这是作家进入理想创作境界时的心灵状态。这种进入最佳创作状态的标志是在作家的内心里，客观外物的被融化和主客观情境的高度统一。周扬生动地为我们描绘了这个审美创作的最高境界到来时的情况。

周扬认为，文艺的根本特点是以形象来反映现实。他说：“文学艺术区别于其他观念形态的根本特点是借助于形象来表达思想，没有形象，就没有艺术，而形象只能是从生活中吸取来的。”^[19]他说，这种特殊的反映现实的方式，是艺术的最根本的特点。一些作家甚至包括一些文艺工作的领导者，正由于不了解这一点，才造成了作品中的“公式主义”倾向。周扬还具体分析了科学和艺术在反映现实时的不同渠道问题。他说：

科学用概念来帮助人们认识世界，主要诉之于人们的理智。文学艺术所要表现的是生活的本身，虽然它也要发现生活中的规律，但它的直接任务不是把生活抽象化；它要直接地表现生活中的现象，而现象一般地说总是比规律更丰富的。文学艺术不但不舍弃科学在抽象过程中所不得不舍弃的东西，相反，它正是通过个别的、具体感性的形象来帮助人们认识世界，而且唤起人们对于生活中美好的事物或丑恶的事物的喜悦或厌恶的感情。文学艺术总是通过个别表现一般，通过现象表现本质。^[20]

这一段论述，比较充分地反映出周扬对文艺审美的形象化特点的认识。周扬认为，文艺是通过直接表现社会生活中的个别的艺术现象来反映生活的普遍规律的，这是文艺创作的独特方式。文学艺术舍弃了科学的、抽象的概念，却通过个性化的、感性的艺术形象更深刻、更丰富地揭示出客观事物的本质。在描述文艺创作的根本特征方面，周扬的阐述是很精辟的。

关于文艺创作的典型性问题，周扬也提出了一些很有启发意义的见解。如他认为文学的典型是群体的人和个别的人的融合的观点。他说：“人总是群体的人，各个人具有群体的共同性，但是在同一个群体的界限里面，各个人对于现实的各方面有各种各样的接近和体验，因此虽同是群体的利害的表现者，但是各个人性格却是沿着不同的独特的方向而发展的。”他指出：“文学的典型的实例就说明了群体的意义和个别的个人的可惊叹的融合。”^[21]周扬进一步提出，文学作品中的典型可分为积极意义的典型和消极意义的典型。如描写正面的英雄人物，就是积极意义的典型的例子。他认为描写英雄人物的意义是因为英雄人物代表了先进阶级的优秀品质。英雄人物“所以能够打动千百万群众，成为他们学习和仿效的榜样，就在于他所表现的那种先进阶级的道德力量”。他还指出，英雄人物是不能离开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的，英雄人物的性格只有在现实社会的政治、思想和种种复杂激烈的矛盾中才能集中地塑造和反映出来。周扬还谈到鲁迅创造的阿Q的形象，也是一个典型，但“阿Q只是劳动人民中的一种消极典型”。周扬还特别指出，多年以来很多人都引证过恩格斯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句话，但他们自己“实际上没有懂，至少是学究气。原来恩格斯写那句话的意思很清楚，英国女作家哈克奈斯把伦敦东头工人写得比较消极，恩格斯批评这部作品写工人还不典型或不够典型。因为伦敦东头的工人，已经起来反抗了，要写典型就要写工人阶级的反抗。单写消极的一面，而不写积极反抗的一面，就不典型，至少不够典型了。恩格斯的这封信，本来是引导我们向前看的，但那些教条主义者却相反地引导我们向后看。”^[22]周扬对于恩格斯的谈论典型问题的这句话的解释，应该说是比较符合作者原意的。

在文艺批评方面，周扬的认识是比较复杂和矛盾的。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周扬长期担任着中国的革命文艺工作的领导者，1949年以后长期任负责文艺工作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宣传和贯彻党的文艺政策，团结广大的文艺界人士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周扬同时又是一位文艺批评家，他的文艺批评自然是以党的文艺政策为准绳。不言而喻，1949年以后我国文艺工作中存在着一些过“左”的政策和做法，特别是对一些文艺工作者出现了过激的批判和精神上的伤害。作为当时负责全国文艺工作的领导人之一的周扬是负有一定的执行责任的。正由于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当时的政治气氛，使得作为文艺批评家同时又兼文艺领导工作的周扬，在阐释自己的文艺批评的理念时，就呈现出比较矛盾和复杂的情况。一方面他要努力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旗帜鲜明地参加并领导批判如胡风、俞平伯、丁玲等人的文艺界的各种运动；另一方面他又在真心地努力维护着文艺界的团结，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他的人性、良知和时代的政治气氛时常处在一种相左又往往被迫随从的状态。

1941年在延安时，周扬在《文学与生活漫谈》中就曾提倡文艺界的团结。他真情地说：“不要因为哪个作家说了一两句延安不好的话（而且并不是说整个延安），就以为是他在反对着我们了。这时候，只有反省和正当的解释是必要的。小小的意见分歧，习惯不相同，一时的个人心情不好或感情冲动，这些都不应当提到原则的问题上去。而且在延安的作家几乎都和革命结有血缘的，他们可以说都是革命的亲骨肉。”^[23]1953年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则指出：“只要它不是反人民的作品，就必须首先肯定其正确的方面，然后批评其缺点和错误，并积极地指出改正的途径。批评家对于作家缺乏应有的同志般的爱护的态度，没有将严正的批评和热情的鼓励，将对作家的严格要求和对他的创作命运的关心正确地结合起来。”^[24]这些见解应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同篇文章中，周扬也谈到了另一方面的认识：“自电影‘武训传’批判以后，我们对文艺创作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以及对文艺创作上的粗制滥造、不负责任的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是完全必要的。”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种“尖锐的批评”开始在文艺界屡屡出现。1954年，周扬在《我们必须战斗》一文中尖锐地批评了俞平伯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胡风、舒芜、路翎等人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并说：“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是不应当沉默的。”^[25]到了晚年，在经历了沉痛的反思后，周扬对于我国文艺界的“左”的教训和文艺批评的方式都开始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悔痛之意。他回顾说：“所谓不许‘打棍子’，当然主要是指打政治棍子。动不动就是‘反党’、‘反人民’，这种做法是贯彻‘双百’方针的严重障碍，今后一定要加以克服。”^[26]可见，周扬在文艺批评上的思想的发展是比较复杂的，是有深刻教训的。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文艺批评所走过的曲折道路。

作为一个文艺批评家，周扬对于文艺批评的审美价值有着自己的见解，如他认为文艺批评具有对作品审美发现的价值。他在1937年就说过：“批评的目的与其说是揭露作品的缺点，更毋宁说是阐发作品之积极的意义。批评应当只在很少的时候是攻击。”他指出，文艺批评的对象是文艺作品，是社会现象的艺术的反映。因此，“如果把文艺批评比做一面镜子，那么，人不能因为照出了丑恶的东西，便把过错推到镜子上。”^[27]这些观点，从审美的角度提出了文艺批评的美的本质，特别是他阐述的“镜子”的审美含义和批评对作品积极意义“发现”的价值，都是对文艺批评的审美功用的生动的描述。

周扬还对文艺批评的标准和原则进行了阐释。他总结出文艺批评具有精神的指导作用，它可以在精神上影响人们，“使群众正确理解和欣赏作品，接受其中的有益影响。”他认为文艺批评可以“通过唤起美感的形象，采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并培养人民的新的审美观念。”^[28]他呼吁要全面地评价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并提出，在文艺批评中要切忌简单化、公式化、庸俗化。他说：“有些批评者总是凭几个简单的‘公式’、‘教条’来分析复杂的文艺现象……有些研究者简单地根据作家的阶级出身来判断作品的进步性或反动性，或者以任意杜撰的什么‘现实主义’、‘爱国主义’、‘人民性’贴在作家和作品身上，而完全忽略对作家和作品作具体的、历史的、思想的和艺术的分析。所有这些庸俗化、简单化的倾向，都是对文艺事业的发展有害的。”^[29]周扬关于文艺批评的审美价值的阐述，是他的美学思想中很值得研究的部分。

三 关于现实主义的美学阐释

周扬对现实主义问题曾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也有自己独特的美学领悟。他认为：“现实主义给‘五四’以来的文学造出了一个新的传统，形成了中国文学的主导方向。”因此，中国文学的主导方向，是现实主义的。在这个方向下，“一个作家，只要他的目光没有闪避现实，对于人生不是抱着消极的悲观的思想”，那么，他的创作都可以总汇在现实主义的主流里面。这是周扬对现实主义的基本态度。周扬认为，这种现实主义“不是作为一种样式，一种风格，而是作为一种对现实的态度，一种倾向”。可见，周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和定义，更多的是从创作原则和审美角度提出来的。他认为：“对现实的忠实并不是对现实的跪拜”，因此，“现实主义必须和自然主义严密地区别开来”。^[30]周扬在1934年的《现实的与浪漫的》一文中，提出了判断现实主义的标准：

一个作家，如果他对现实的根本认识不是从抽象的主观的观念而是从现实及本身的客观定律出发的话，则他的作品即使有把现实幻想化的地方，仍然是现实主义的作品。

在同一文中，周扬还进一步指出：“进步的文学应该继承现实主义的精神，把两脚坚牢地立在现实上，这是毫无疑问的。”^[31]此外，周扬还提出了在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下，如何表现文学的真实性的问题，并提出了文学真实性的标准。他指出：“文学的真实，就不外是存在于现实中的客观的真实之表现”。“对于社会的现实性取客观的、唯物主义的态度，大胆地，赤裸裸地暴露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揭穿所有的假面，这就是文学的真实之路。从文学的方法上讲，这是现实主义的方法。”^[32]

周扬在谈到现实主义时，经常也同时谈到浪漫主义问题，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革命的浪漫主义是革命现实主义的一个要素，并且从本质上来讲，浪漫主义只是现实主义的一个构成部分。周扬说，现实主义应该“把浪漫主义当做它的艺术创作的必然的一面。在这里，浪漫主义只是现实主义的一个构成部分，而并不是作为一种趋势和现实主义对立的。浪漫的要素，呈现在真实的人生中。”^[33]他在另一篇文章中也说：“新的现实主义不但不拒绝，而且需要以浪漫主义为它的本质的一面。”^[34]周扬对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的表述，关于浪漫主义是现实主义的一个构成部分的阐释，是符合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的。特别是他关于“浪漫的要素，呈现在真实的人生中”的见解，把浪漫主义的美学本质从社会生活的审美现象中概括出来，并指出它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着，是很有美学价值的。周扬继承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在许多论述中都反复强调革命浪漫主义对表现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本质的重要性，大力倡导创作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道路。为此，他提出了遵从革命现实主义的原则，“从现实生活出发，观察、研究现实”，同时又把“革命理想融合于现实主义的描写之中”的理想化的创作模式。

在周扬的关于现实主义论述中，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相当多地谈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他较早在1933年，就注意到当时苏联文学界关于创作方法的讨论，以及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周扬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中指出，“这个新的口号的提出无疑对于创作方法的发展有着划期的意义”，但他不赞成把这个口号运用到当时的中国，“假使把这个口号生吞活剥地应用到中国来，那是有极大的危险性的。”^[35]应该说，周扬当时对这个口号能否运用到中国的认识是相当清醒和符合中国文艺的实际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扬在1953年发表的《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一文中，开始提出了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任务。他在该文中说，随着中国正在广泛地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改造，随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中国人民中的广泛传播，文艺上的“进一步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对于我们来说就具有更迫切和更重要的意义了”。并指出“我们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作为我们整个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原则”^[36]。周扬提出的判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是：“判断一个作品是否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要不在它所描写的内容是否是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而是在于以社会主义的观点、立场来表现革命发展中的生活的真实。”^[37]在以后许多文章中，周扬都多次阐述过类似的观点。虽然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文艺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并不适合于中国的实际，但了解周扬的有关观点，对于全面了解他的美学思想的发展脉络，还是有所帮助的。

周扬很早就注意到作家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方法之间的复杂关系。他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中指出：“艺术的特殊性——就是‘借形象的思维’；若没有形象，艺术就不能存在。单是政治的成熟的程度，理论的成熟的程度，是不能创造出艺术来的。”“艺术就在创作的实践中观察现实，研究现实的结果，即他的艺术创造的结果，甚至可以达到和他的世界观相反的方向。”^[38]他在1956年《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一文中进一步谈到了这个问题，明确区分了作家的世界观的主观性和社会生活的客观真实性的关系。他指出：“一切真正现实主义艺术的基础始终是生活的客观真实，而作家的世界观，作家对待自己所描写的现实的态度，则是属于主观的认识。我们不能将客观真实和主观认识两者等同起来。”^[39]周扬关于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之间的审美关系的认识，继承了马克思文艺理论的基本原则，其中也包含了他自己的一些新体会。

四 倡导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

周扬在美学理论的实践中，提出了应该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的想法。

1937年，周扬发表了《我们需要新的美学》的文章，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当时对于许多美学问题的看法。文章首先谈到了当时梁实秋、朱光潜在美学争论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如美学的原则能否应用到文学中去。周扬认为，争论的根由是由于双方对美的看法不同，因此，“问题不能单从表面上去看”。周扬回顾了世界美学发展的历史，指出：“实际上，美学思想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以前，从鲍加尔敦把美的哲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感性的学问，而给予了‘美学’的名称以来，也有了近两百年的历史。”接着，周扬批评梁实秋把美学的原则和实际的文学作品分离开，批评梁实秋“把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分割开来，把美完全局限于形式的一面，而且为了强调文学的道德性，甚至不承认文学纯粹是艺术”的错误，指出美是不能离开内容的。周扬指出：“美并非只是在形式上；离开艺术作品的现实内容，一切关于美的议论都是空谈。”接着，周扬对艺术美的特征，美与道德、美与客观生活的关系等问题较充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美首先取决于对艺术的形象反映。他说：

形象在艺术可说是最本质的东西。没有优秀的形象化，就不能有真正的艺术。所以对艺术的评价，就不但要取决于作者反映了怎样的现实，而且还得取决于那现实的描写是否完全被表现在形象中。

周扬敏锐地抓住了审美最本质的方面即艺术形象的创作，指出了无论是作品的形式还是思想内容，无论是对社会的分析还是艺术的分析，都离不开具体的艺术形象并只能融汇在这种形象中，这个形象既是形式的，也是具有现实内容的，从而达到了对作品审美本质的显现。

周扬还批评了梁实秋关于美和道德的二元论观点。他指出：“梁先生对于艺术中的美和道德的二元的看法，是他的理论上的最大的缺欠和弱点。这个缺欠是由于他一方面正确地主张了文学的现实性和功利性，另一方面却又没有能够完全克服旧的美学观点而来的。”他谈到，朱光潜“虽然抓住了梁实秋的弱点，给予了批判”，但这是从观念论美学的观点上进行的不彻底的，甚至是相反道路上的批判。周扬还分析了朱光潜的美学著作《文艺心理学》在谈到美感的产生问题时的观点，即“美感是一种直观的感性的活动，是属于生理学心理学的范畴。”他说：

我们承认美的感情，美的欲望的事实（没有它们，艺术活动便不存在），却不承认它们是先天于社会的发展，生物学地内在的。无论是客观的艺术品，或是主观的审美力，都不是本来有的，而是从人类的实践的过程中所产生。这就是我们和观念论美学者分别的基点。

周扬在具体分析了梁实秋、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以及其中的错误后提出了建立中国的新美学的主张。他说：“要改变这种情况，非把美学从根本上改造，使它成为一种堪称为科学的文艺学不可。”在这个新美学中，美与现实是不能分开的，尤其要表现出作品的客观价值。他指出：“作品的客观价值就是由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客观的真实性来测定的。愈把客观现实的真实的本质完全地表现在形象里，那作品，在美学的意味上就愈美愈真。”周扬所说的新美学，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基础上的。正像周扬说的，它“是历史的社会的产物，这是新美学和旧美学的根本不同，也就是前者和后者诀别的起点。新美学要从客观的现实的作品出发，来具体研究艺术的发生和发展的社会的根源，它的本质和特性，它和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40]。该文是周扬的一篇比较重要的早期美学著述，特别是在周扬的建立中国的新美学的主张中，包含着对他的早期美学思想比较详尽的理论阐释，从中也可以了解中国现代美学发展的一些脉络，应该引起研究者的更多关注。

周扬认为中国的新美学应该吸收前人的思想精华，还特别提到了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思想的批判的继承。他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看到了美的对象的客观性，但却没有看到审美主体也是由之而产生的联系。他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看到了美的对象是客观的，却没有看到，有审美力的主体也是由美的对象（客观）所产生，而又产生美的对象。在这里，主体和客体是互相联系、互相约制的。”周扬客观地评价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美学史上的功绩，他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美学上的巨大功绩，是他奠定了唯物主义美学的基础；他继承和发展了别林斯基关于艺术应当忠实地反映现实，并且应当在现实生活中起积极作用的原则。和别林斯基一样，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把艺术定义为‘现实的再现’。”^[41]

周扬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迎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之际，对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重新燃起了希望和热情。1980年他在《关于美学研究工作的谈话》一文中提出：“我们必须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任务，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对美、美感这种现象，对美的产生和美的发展作出科学的说明，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美学体系。”周扬提到，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以高科技革命为代表的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世界上出现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没有估计到的新情况，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也需要丰富和发展。关于建立这样一个新的美学体系，周扬提出了如下想法：关于美的本质，它具有和哲学、历史、文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及各门艺术理论等多学科有着广泛的联系的特点；美学中基本理论问题，是美的本质、美感、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真善美的关系等；美学研究应该更注重基本理论的研究，要注意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整体化趋势和综合发展的特点，要特别关注和研究中国的美学遗产，开展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美学研究；等等。周扬还特别强调了美育的作用。他认为美育的任务是“培养和提高人们对现实世界（包括自然和社会）以及文学艺术作品的美的鉴别、欣赏和创造能力，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人们的生活趣味，使人变得高尚、积极，在思想感情上全面健康成长。”周扬指出，在美育教育中，高尚的道德情操与追求美的理想这两者经常是统一在一起的。美育教育与科学文化的修养也是互为促进的。美育教育应该多样化、生动化、生活化等。^[42]周扬关于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的这些论述，集中地表达了他晚年的美学信念。

周扬的美学思想是丰富的。他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并使之与中国文艺实际相结合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周扬的美学理论又有与实践相脱节和相矛盾之处，呈现为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并在具体工作和理论评论中也犯了一些极“左”的错误，伤害了一些同志，这些可以看做是一定的历史与时代的局限性。作为中国当代一个重要的美学家，作为一种具体的历史上的美学现象，周扬的美学思想将在中国的美学思想史上占有其特殊的位置。

[1] 原文收入《中国百年美学分例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2004。

[2] 《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

[3] 《新的现实与文学上新的任务》（1938），《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卷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第626页。

[4] 《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解放日报》1944年3月21日。

[5] 《关于文学大众化》，《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26页。

[6] 《论赵树理的创作》，《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486～498页。

[7] 《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1942），《中国现代文学参考资料》第2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第196页。

[8] 《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

[9] 《关于美学研究工作的谈话》，《马克思〈手稿〉中的美学思想讨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10] 《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而奋斗》（1953），《中国现代文学参考资料》第3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第79页。

[11] 《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

[12] 《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34页。

[13] 《文学的真实性》，《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65页。

[14] 《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1960），《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经3次代表大会文件》，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第36页。

[15] 《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1951），《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第90页。

[16] 《对旧形式的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中国文化》创刊号，1940年2月15日。

[17] 《论赵树理的创作》，《解放日报》1946年8月26日。

[18] 《文学与生活漫谈》之一，《解放日报》1941年7月17日。

[19] 《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1953），《中国现代文学参考资料》第3卷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第78页。

[20] 《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1956），《中国现代文学参考资料》第3卷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第167页。

[21] 《典型与个性》，《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163～165页。

[22] 《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上，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第813～816页。

[23] 《文学与生活漫谈》，《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336页。

[24] 《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艺作品而奋斗》，《人民文学》1953年11月号。

[25] 《我们必须战斗》，《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306页。

[26] 《关于美学研究工作的谈话》，《马克思〈手稿〉中的美学思想讨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27] 《论〈雷雨〉和〈日出〉——并对黄芝冈先生的批评的批评》，《周扬文集》第1卷，第198～199页。

[28] 《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文艺报》1958年第17期。

[29] 《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文艺报》1956年第5、6期。

[30] 《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周扬文集》第1卷，第226～227页。

[31] 《现实的与浪漫的》，《周扬文集》第1卷，第125页。

[32] 《文学的真实性》，《周扬文集》第1卷，第58～59页。

[33] 《现实的与浪漫的》，《周扬文集》第1卷，第125页。

[34] 《现实主义试论》，《文学》第6卷第1号，1936年1月1日。

[35] 《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周扬文集》第1卷，第114页。

[36] 《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人民文学》1953年11月号。

[37]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人民日报》1953年1月11日。

[38] 《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周扬文集》第1卷，第105页。

[39] 《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文艺报》1956年第5、6期。

[40] 《我们需要新的美学》，《周扬文集》第1卷，第210～225页。

[41] 《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美学》，《周扬文集》第1卷，第373～374页。

[42] 《关于美学研究工作的谈话》，《马克思〈手稿〉中的美学思想讨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