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北沦陷时期的短篇小说^[1]

概述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新文学运动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占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它被迫从此走上一条很独特的发展道路。这一时期，东北沦陷区爱国文学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九一八”以后，东北社会迅速后退成悲惨的殖民地。日寇的长期侵占和掠夺，造成了东北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殖民地和奴化统治的环境。历史的倒退往往带来文化的倒退，一度蓬勃发展的东北新文学运动开始进入了一个严重衰退的时期。日本侵略者为了剿灭中华民族文化，在精神上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东北大力扶植“粉饰文学”和“殖民文学”。一些进步的抗日作家（如金剑啸等）被害，民族的抗日文学已无法生存。在这种严酷的环境逼迫下，以萧军、萧红为代表的一批作家被迫流亡关内，还有一些作家留在东北沦陷地区继续进行创作活动。

在东北沦陷的14年里，日本侵略者的文化控制是极严酷的。1941年，日本侵略者颁布了用于文化统治的《艺文指导要纲》，成立了伪弘报处、满洲国映画株式会社等文化主管机构，实行宣传控制的“八不主义”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总的来说，尽管有日本侵略者的高压统治，有大量的粉饰文学乃至汉奸文学的存在，但东北新文学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和民族反抗的意识，并没有从这个时期的作品中完全消失，它像巨石下的小草，顽强地向上挺直着身躯，与恶劣的外部环境抗争。许多爱国作家采取隐蔽曲折的手法，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着艰苦的反抗和斗争。他们的这些作品，代表着东北沦陷区文学的革命精神和民族感情。东北沦陷区的爱国文学，是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主流。

东北沦陷区较为知名的小说作家有：巴来（金剑啸）、王秋萤、袁犀（李克异）、山丁（邓立）、金音（马寻）、田兵（金汤）、疑迟（刘迟）、赵鲜文、陈隄、小松（赵孟原）、成弦（成雪竹）、孙陵、古丁（徐长吉）、爵青（刘佩）、关沫南、田贲（花喜露）、石军、励行健、韦长明（李正中）、森丛（刘丹华）、李季风、支援、黄旭、王则、杨慈灯（杨剑赤）、也丽（刘云清）、戈壁（申弼）、安犀、金小天、穆儒丐、李文光、王孟素、铁汉（郁其文）、张青榆、张露薇（张文华）、共鸣、梅娘（孙嘉瑞）、蓝苓、朱媞、吴瑛、但娣（田琳）、左蒂（罗麦）等。

东北沦陷时期的短篇小说题材多取自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反映他们艰难的生计和不甘被奴役的心灵，许多作品以青年在社会中的挣扎和奋斗为内容，表现他们对光明的向往和追求。这时期比较出色的短篇小说有：山丁的《山风》《狭谷》《在土尔池哈小镇上》；古丁的《竹林》；王秋萤的《小工车》；陈隄的《生之风景线》；也丽的《三人》；吴瑛的《翠红》；韦长明的《筍》；疑迟的《乡愁》；关沫南的《两船家》；支援的《白藤花》；梅娘的《小广告里的故事》；李季风的《在牧场上》；赵鲜文的《看坟人》；巴来的《云姑的母亲》；孙陵的《宝祥哥的胜利》；田兵的《T村的年暮》；朱媞的《大黑龙江的忧郁》；等等。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故事性强，以叙述的方式展开情节，讲究语言的表现力，感情哀婉，主题含蓄，笔法隐晦，等等。

在这时期，一些作家还出版了自己的短篇小说集。比较知名的有：古丁的《奋飞》，疑迟的《花月集》《风雪集》《天云集》，小松的《蝙蝠》《人和人们》《苦瓜集》，吴瑛的《两极》，山丁的《山风》，梅娘的《第二代》，秋萤的《去故集》《小工车》，爵青的《欧阳家的人们》，关沫南的《蹉跎》等。东北沦陷区的作家们既尽力回避着被占领统治的事实，但又离不开或者说必须时时面对着这种现实，这种二律背反使得他们的创作呈现出某种矛盾的形态。作家的政治立场往往是比较复杂的，艺术上的成就相对地较高。他们的作品使人感受到作家们心灵上难言的痛苦和民族自尊被扭曲压抑的感情。因此，曲折、隐晦、象征的表现手法被普遍地采用，这些曲笔之处，正是阅读他们的作品要着意关注的。

难以泯灭的追求光明的信念

恐怕外人是永远无法真正体会到一个生活在东北沦陷时期的正直的作家的真实内心感受。他们有如置身旋涡中的人在下沉中呼救、挣扎，面对身旁的同胞们的一声声痛苦的呻吟，心中的真实感情迫于现实压力无法倾吐，甚至不得不写些违心的文字。对文学、理想的纯真追求与严酷的破灭……但是，一颗无法泯灭的民族魂魄，一种时时潜动的民族感情又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他们，使得他们又不能迟滞于沉默之中。所有这些，构成了东北沦陷区作家们复杂而矛盾的写作心态。于是，在他们的创作中，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的艺术表现“情结”：在黑暗中艰难地抒写光明。这就是所有沦陷区作家心底共同的“追求光明意识”。

在这时期的短篇小说创作中，一些作品表现了鲜明的对“奴化”现实的憎恶和隐含的反抗意识。它经常具体体现在作家对“奴才”和“奴性”的批判和揭露上。许多作品还采用比较隐晦的手法，借以影射黑暗的社会现状。赵鲜文的小说《看坟人》，勾勒了一个十足的地主的奴才的形象。农民杨八，是专给赵家地主看坟的人。他自己穷得连一根垄也没有，将满怀希望寄托于地主丰收后的施舍上。“不管怎样，只要主人乐，他便觉得十分满足。”甚至看见“野猪吃赵家的豆子”，也“好像自己嘴巴上的黑胡子被人扯掉一根似的，心疼得非常难受。”甚至“连吃饭也想着如何保护赵家的豆子”。这是一个从心理到行为都被彻底奴化了的人物，它产生在一个被奴役的国土上，读后颇能令人深思；再如山丁的《在土尔池哈小镇上》，主人公讲述了他的一匹马的故事。一匹强壮的良马，被人弄成了瘸马，最后又去拉磨，饱受折磨。马的苦难和主人公在人世间的痛苦互为联系，以马的经历象征人世的黯淡，其主题含蓄，但对现实的隐讽，却是颇有力量的。陈隄的小说《生之风景线》的笔锋更为犀利果敢，小说中有这样的一幕，写得相当精彩：当饥饿的人们拥挤着到粮店买粮时，从紧闭的粮店的门板中间开了一个刚够探出脑袋的小门缝，里面冷冷地抛出这样一句话：‘谁敢砸？谁就是反满抗日！你们知道，天泰米店是谁开的么？不说，你们也不知道，你们打听打听米店的少东家是干啥的？’活脱一副东洋奴才的腔调，其间的隐台词和再思索空间也是相当充分的。特别是“反满抗日”这个词汇，是所有在东北生活过的人都非常熟悉又极为憎恨的，作者把它写在小说里，就像一个不可磨灭的时代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