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澳大利亚]谭达先

近年来，祖国“聊斋学”关于蒲松龄及《聊斋志异》的学术研究，已成了一门颇受中外瞩目的新兴的人文科学。例如，1995年为纪念蒲松龄诞辰355周年，出版了《蒲松龄研究》纪念文集。2001年又有国际第二届聊斋学讨论会的学术论文集《聊斋学研究论集》的问世。这说明，蒲学研究在国际学术论坛上已被中外学人们推上了新的研究高峰。即如友邦日本，参与研究的学人们成绩斐然。这标志着聊斋学研究在国际上已经掀起了较大的波澜，这是中华民俗文化进一步弘扬的大喜讯，很值得炎黄子孙高兴与自豪！

汪玢玲教授是祖国权威学者、著名民俗学家，也是祖国最杰出的聊斋学研究专家之一。她虽已满披银发，仍然万丈雄心，日夜奋战，在蒲学研究的大道上勇猛前进！人老了，可是她的学术却是充满闯劲与朝气的。知识博，视野广，论述精，引证详，剖析深，创见多，构成了她学术论著的特色。1984年她著成《蒲松龄与民间文学》一书，次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引来了国内外学术界不少朋友赞美。当时我读后，对她能独辟学术蹊径且成就超卓，内心深深敬佩；其后，她继续追寻与研究，新资料与新见解日多。为了回馈于社会，公之于同好者，近来她忘却老之已至，夜以继日，把旧著重新梳理、精选、熔铸，又进而修订之、增补之，使之面目一新，这就是现在向社会奉献的这本新著《鬼狐风情——〈聊斋志异〉与民俗文化》（现书名为《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研究》）。当它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面世前，蒙汪教授邮寄书稿，让我先读为快，其乐也何如！这本新著的内容比旧著更为丰富多彩，体制更严密，学术水平更高，预料将会获得更多读者和专家的赞许，对促进中国新的民俗文化科学的发展贡献更大。作为海外热爱祖国民俗文化的一分子，我对于此书的问世表示极大的欢迎与诚挚的祝贺！

此书的优点或者特点很多，不是此篇短文可以说尽的。我认为，它的重大贡献主要是下述三个方面：

一、展示了聊斋学研究的新方向、新体系。

聊斋学研究的主要范围过去多局限于《聊斋志异》的文学成就，把它视为古典短篇小说的高峰之作。这自然有其道理，但把此视为整个方向就值得商榷了。因为他们的研究有片面性。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研究忽视了蒲氏民间文学色彩浓厚的创作（《聊斋俚曲》）和生活知识化的“杂著”（《日用俗字》和《农桑经》）。为了全面研究蒲学，汪教授别具慧眼，特创本书新颖的章节结构，展示了蒲学研究的新方向，新体系。

全书设下八个专章：第一章是《人民艺术家蒲松龄与人民》，论析了蒲松龄与人民的深切关系，作为全书总纲。第二章是《〈聊斋志异〉考源及其思想艺术成就》，以两方面的析述，对上章作进一步的补述，也是一种总探索。下面逐步深化，进入学科的核心。第三章是《〈聊斋志异〉中的民间典故》。第四章是《〈聊斋志异〉与鬼文化》，章末附《〈聊斋〉鬼故事篇目》。第五章是《〈聊斋志异〉与狐文化》。在中国民俗文化中，鬼文化与狐文化历史长久，内涵多彩多姿，极富民族特征，也是最生动的部分，十分重要。书中用两章对二者的方方面面作了全面的析述，从而显示出这是全书核心的精华部分，论析得淋漓酣畅，极为吸引人。第六章是《论聊斋俚曲》，第七章是《〈琴瑟乐〉论析》，前者是对蒲氏民间文学色彩浓郁的俚曲的全面探索及评论，后者是对其中一篇代表作的典型解剖，突出了俚曲的思想与艺术上的重大意义与成就。蒲氏的全部著作具有很高的民俗学价值，俨然是一座多彩的“民俗小宝库”，这常为一般学人忽略，作者则从民俗学角度对蒲松龄著作给予了较全面的析述。同时也对普及文化且对民生有特殊意义的杂著《日用俗字》《农桑经》，给予了恰切的评价。最后，第八章是《民俗学家蒲松龄的广阔视野》，是对“五四”以来七十年蒲学研究（包括资料辑佚、作家及作品研究）的中肯而扼要的总结。它在蒲学史研究上占有重要位置。

综览上述纲目，可见内容丰富、严密、科学性较高，对蒲学中蕴藏的传统民俗文化作出了较全面且精详的探讨。可以说，此书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研究方向。因此，也可以说，它创了一个聊斋学研究的务实的新体系。

二、以《聊斋志异》为核心，延伸至其他，从民间文学视角切入，采用多种视角进行了全面的综合研究。

作者是个民间文学理论家、民俗学家，富有古典文学、诗词、曲艺、戏曲等知识，长期探讨民俗文化，编著过多种大型专著，创作诗歌经验丰富。由于具备上述种种素养，她从事著述时便能别具慧眼，善于从民间文学角度切入，必要时则佐以文艺学、曲艺学、民俗学、文化学、史学、小说创作学、美学、宗教学与文献学等多种角度，进行全面的综合研究。因此，论析入微，非一般学人可至，极为难能可贵。

采用多种视角进行全面的综合研究，这就是立体性的研究。由于作者学术视野既广且深，故在许多章节中论析学术问题时，笔锋所至，上下古今，既有宏观的博览，也有微观的剖析。且以《〈聊斋志异〉与狐文化》一章为例，可窥一斑。这虽是一篇文章，却像是一部“聊斋狐学”及“鬼狐”故事研究的专著，容量之丰富，令人吃惊。作者先是指出笔记小说狐故事不下数百种，而蒲氏的加工、创作已达到了狐典型形象的艺术高峰；又指出《聊斋志异》中“鬼狐”故事约170篇，占全书445篇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中狐妃故事82篇，是全书的精华与核心。民间故事的狐女形象常是类型的，而蒲作中的狐女则是各有鲜明的个性与面貌，生活史互异，可分为五大类：（一）“情狐”千姿百态，以狐妻型故事为代表；（二）“义狐”之善心侠行，为男子所难能；（三）“天狐”是古老传说，汉魏后与道家之说又有所结合；（四）“文狐”由崇狐文化积淀而来，实为新创；（五）早期反面典型的“妖狐”与“淫狐”，至蒲氏则多为正面典型代表。种种传说常兼具迷信成分与反迷信成分。各类型的狐典型、狐形象与动物狐反映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受过宗教（如儒、道家）思想影响，也有儒、释、道三合一思想的综合。最后归结为：狐的典型形象便是荟萃中国文化精华的文化形象……以上是对作者原意的部分的介绍，已足见作者既有纵的源流的博览，也有横的作品的剖析，采用多种视角对狐故事反映的传统民俗文化内容作出了深层分析。

由上分析，可见作者以多视角综合研究，比之只用一种视角（如文艺学视角）更能捕捉蒲氏文艺与学术的精华，这真是学术研究上的一种独创。

三、采用珍贵史料，进行务实的精细考证与广泛的比较研究。

经过长期的研究与积累，作者拥有的珍贵史料颇多，又善于把务实的精细考证与广泛的比较研究并举，遂使论析达到了较高的科学水平。

仍以《〈聊斋志异〉与狐文化》一章为例。仅举其中作者对“狐崇拜渊源”这个小论点的论析看看。作者先后引用过《易经》《山海经》《说文》《吴越春秋》《白虎通义》，春秋狐姓大政治家狐偃为重耳（晋文公）谋国故事，少数民族如鄂温克族、达斡尔族有始祖母是雌狐的神话等等史料，已充分地论析出狐图腾崇拜在中国古史上确是重要的文化现象，这显示了务实的精细考证与广泛的比较研究的功力。

又如在第二章《〈聊斋志异〉考源及其思想艺术成就》中“《聊斋志异》的提炼”一节里，作者初步考证，书中有160多处有民间根据，还对《促织》等五篇作了深入论析。且以《促织》为例来看看，作者引出吕毖《明朝小史》（引自郑振铎辑《玄览堂丛书》第九十册）的“宣德纪”段，叙及明宣德皇帝好促织之戏；引出明沈德符《野获编》的“斗物”段，叙及宣德帝斗促织及抚臣献促织得官致富；引出同书叙及善法养促织使之善斗；引出明谢肇淛《五杂俎》的“物部”段，叙及因促织的异化或神化而祈神助；引出清陈元龙辑《格致镜原》“卷八九引虎苑”段，叙及吴俗好斗蟋蟀；引出清褚稼轩《坚瓠余集》“吴俗喜斗蟋蟀”段，叙及多以财物决赌，等等。她把这些与《促织》作了很好的对照，还把以上史料和见于以上明清笔记的民间传说，逐段与《促织》作详细比较，指出二者的异同，再引至今的民谚“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指出这是对封建统治者的绝妙讽刺。接着，作者析述蒲氏把三吴特盛的斗蟋蟀游戏，移置至不产蟋蟀的陕西，正突出了封建皇帝及其爪牙的凶残，如此使《促织》的时代背景更为可信。最后，作者肯定蒲氏把市井“促织之戏”、“宫中”好之、“岁征民间”等等联系起来，注入了“深刻的社会内容”，作者评为这是以“高妙手法”达到了“思想高度”，结论是，如“离开民间文学的基础，便难以想象了”。这说法中肯也精到。

由上可见作者采用了珍贵史料，进行了务实的精细考证与广泛的比较研究，使专业的论析达到了较高的科学水平，值得赞许。

此书学术成就的高度及其开拓聊斋学蕴含中华传统民俗文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远非此序文可以述尽的。读者可以从细读中体会到此书作者的学术功力确乎是深厚的。只看一个例子就够了。如在第二章第一节“《聊斋志异》考源”末尾，作者说：“为了证明《聊斋志异》直接或间接来自人民，笔者翻阅了大量资料，其可考者不下160余篇（不包括有真人可考，及明显来自民间，未查明出处者）……材料除作者附言外，参考前人成果一一核对，有所取舍，并有较多的增补。”接下去附着两个对照表：“表一”是《〈聊斋志异〉故事口头来源》，列出其中81篇聊斋故事的篇名及其口头故事具体来源各是什么；“表二”是《〈聊斋志异〉故事书面来源》，列出书中76篇聊斋故事的篇名及其书面故事的具体来源。这两个对照表给民间文学、古典文学、民俗文化、俗文学、小说戏曲、宗教学各种研究者乃至作家们，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学习与参考的宝贵资料。其所蕴藏的宝贵学术价值，难以说尽。作者能制作出如此精准的学术表格，正说明她是一个长年累月忘我地钻研中华民俗文化的辛勤勇士，可敬之至！

48年前，我以中山大学教师身份和本书作者曾同时入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研究生班学习，师从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有过同窗之谊。那时她就专门研究“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专题，并写出《鲁迅与民间文学》的论文发表在《河南师院学报》创刊号上。我深服其角度新、论述精，卓有见识。岁月无情，别后忽近半个世纪，南北隔绝，疏于音问。今见其寄来新著《中国虎文化研究》及《鬼狐风情——〈聊斋志异〉与民俗文化》（现书名为《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研究》）书稿，隔海求为后者序，见其研究有创造性，大为惊喜。读其书知其沉静好学，老而弥坚，学业专精，追求常新，且文思宏博，不禁为之震励、钦赞不已。是为序。

2002年8月31日

澳大利亚悉尼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