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民艺术家蒲松龄与人民

第一节 《聊斋志异》的深远影响

17世纪清代伟大作家蒲松龄，是中国文学史上搜集民俗风情、民间故事、俚曲最辛勤，吸取民间文学营养最丰富，成就最大的古代作家之一。在蒲氏浩繁的《聊斋志异》和俚曲、诗文里（约300万字），我们到处可以看到作者与人民及民间创作的血肉关系。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的代表作。作者主要以民俗风情、民间流传的故事为基础，通过天才的艺术加工和再创作，使之成为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当然有些是片段的“志异”）。这部为作者一生心血所荟萃的名著，“初亦藏于家，无力梓行”。直到作者逝世50年后，乾隆三十一年（1766）始有青柯亭本问世。但是在《聊斋志异》未出版前，已被到处传抄和转述；出版之后，文人争相仿作“聊斋体”笔记小说，成为一时风气。当时普遍认为“小说家谈狐说鬼之书，以聊斋为第一”。许多清人笔记中一致赞誉《聊斋志异》“为本朝稗史必传之书”，不仅当时已“流播海内，几乎家有其书”，至今聊斋故事在文化界及民间仍极受欢迎，传诵不歇。蒲松龄为了便于人民接受，还把《聊斋志异》中某些富有戏剧性又有教育意义的段子改为俚曲，广为流传。至于为民间艺人传唱的“聊斋俚曲”、口讲的“聊斋汊子”，更无法统计，而且有的已和民间故事分辨不清了。举其要者，天津陈士和讲述的白话评书《聊斋》有50个段子，抢录下来的有《王者》《席方平》《瑞云》等13个段子（约120万字）。子弟书衍述聊斋故事的曲本有《侠女传》《颜如玉》等18个段子。以《聊斋志异》故事改编的京剧剧目就有《田七郎》《画皮》等37出之多，川剧有60多种，加上新中国成立后改编的“聊斋戏”及“聊斋电影”已有100多种。特别是《姊妹易嫁》被改成吕剧，《胭脂》被改成越剧，深受欢迎。评剧老艺人成兆才更根据“聊斋”故事改编成《王少安赶船》（《王桂庵》）、《花为媒》（《寄生》）等，这些剧目早已脍炙人口。现在评剧传统剧目《花为媒》又被吴祖光同志重新改编并搬上银幕，成为光彩夺目的喜剧。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到蒲松龄的丰富创作给予后代文学艺术的深刻影响。不仅如此，《聊斋志异》还被译成日、朝、越、蒙、俄、德、英、捷克等20多国语言的30多种译本，是拥有外文翻译语种最多的一部古典小说，在世界人民中间赢得了崇高的荣誉。青柯亭本刊后18年（1784），即由海上运抵日本，有了日译本，日本江户时代文学就受到《聊斋志异》影响。早在1908年赤伯特·A.翟理斯在英译本《聊斋志异》序言中就说：“《聊斋志异》增加了人们了解中国民间传说的知识，同时它对于了解辽阔的中华帝国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是一种指南。”时间过去三百多年了，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什么蒲松龄的作品经住了长期的历史考验，以鬼狐故事誉播中外，久而不衰，奥秘究竟在什么地方？

奥秘就在于作家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对待人民创作的态度如何。在蒲松龄那个时代里，由于他正确处理了作家和人民以及人民创作的关系，并突出了中国风情的描写，因此，人民的世界观、风俗、艺术和美学理想给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装上了金色的翅膀，使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放出了耀眼的光芒。本书想从多方面来探讨蒲松龄和人民及民间创作的渊源关系。

蒲松龄的主要著作是《聊斋志异》，全书初为16卷，431篇。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手稿本增补到491篇，分为12卷，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即张友鹤辑校的“三会本”（会校、会注、会评）《聊斋志异》。其他著作有文集4卷，诗集6卷，词集2卷，俚曲14种，小戏3种，杂著数百篇，都收在路大荒整理的《蒲松龄集》（上、下两卷），亦于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本书所引蒲氏著作及序、跋、年表等，均出自中华书局1962年版“三会本”《聊斋志异》及《蒲松龄集》，不再一一注明。

第二节 蒲松龄的时代、家世及其与人民的关系

蒲松龄（1640—1715年），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山东淄川（今淄博市）人，生于明末崇祯十三年，死于清康熙五十四年。蒲松龄生在一个清贫的书香门第。他的远祖曾在元朝为官，元亡遭乱，“只遗藐孤”，世居淄川东城之满井庄。到明末，家世复振，“科甲相继”，已成望族，但并无显官。蒲松龄的高祖是邑廪生，曾祖是邑庠生。父亲蒲槃也是个“宿儒无其渊博”的书生，然“终困童子业”，因而弃儒从商，20年后始称“素封”。40岁以后才生蒲松龄等四兄弟（松龄行三）。后来因“周贫建寺，不理生产”，加上“为寡食众，家日益落”，沦为没落地主，以至无力延师，松龄兄弟就只好从父读书。蒲松龄18岁和刘氏（文学士刘季调之女）结婚后析居时，只分得“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从伯兄处借块门板“聊分内外”。这说明生活已相当贫困了。松龄“幼而颖异”，“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籍籍诸生间”，为学使施愚山先生所器重。但以后“入棘闱，辄见斥”，功名上的不利，对他刺激很大。31岁时，曾一度被他的好友孙蕙（江南宝应县知县）请去做幕僚，一年后辞幕北归。33岁初馆同邑名人毕际有（载绩）家。从此“在缙绅先生家设帐教学”，直到71岁得了个岁贡生，76岁时逝世。

蒲松龄所处的时代，正当明末清初，抗清运动已被镇压下去，新的阶级矛盾又开始激化的时期。明亡时，蒲松龄5岁，到康熙元年刚好23岁。此20年间，由于清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使生产力得到一定的恢复，政权也相应巩固了。但随着清朝贵族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要求和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又逐渐激化了新的阶级矛盾。顺治、康熙初年，北方相继发生了白莲教、于七起义。满洲贵族依靠军事力量巧取豪夺，也侵犯了汉族大地主的部分利益。因此在兼并中小地主的同时，满、汉大地主之间的矛盾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当然在土地兼并——大鱼吃小鱼的过程中，受害的还是中小地主，他们甚至遭到破产，流入下层。蒲松龄就属于这个阶层。所以他不能指望依靠土地经营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唯一的希望是十载寒窗，以求一第。当时士子的出路，只有科举一途。正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所说：“三代而下，士无恒产，举子之业，古人出疆之贽也。孔孟生于今日，欲罢不能矣。”因为根据当时的制度，“一叨乡荐，便无穷举人”，既可出门坐轿，“扇盖导引于前”，又可免去田粮和差役，甚至可以身居高位，钟鸣鼎食，有很多名位和物质上的好处。所以蒲松龄虽多次困于场屋，尤不忘进取，这是明清时代和他个人经济地位、思想意识所决定的。明清的八股取士，不重真才，弊害百端。只要贿赂当道，连不知《史记》为何书，司马迁为何人的庸夫也可以做翰林。而“幼有轶才，学识渊颖”的蒲松龄却由于不能袖金输璧，自达于“圣明”，始终考不取举人，只好做一辈子乡间塾师。这种情况当然使他义愤填膺。然而他不得不带着屈辱的心情，克期赴试，以求万一，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虽然他功名心切，但是他在中年（30—40岁）时是倾注于著述的。这在时间上必然有矛盾。在他北归后，孙蕙给他的信上说：“兄台绝顶聪明，稍一敛才攻苦，自是第一流人物。”看来源源而来的民间素材、火热的人民斗争生活未能使他敛才攻苦，作家的创作激情使他“肆意著述”了。但是他始终不忘“进取”，48岁时，又考了一场。才华横溢，得意疾书，竟以“越幅被黜”，怅怅归来，撰《责白髭文》，借自嘲以击时世。他在“方此责儿孙，文苦不灵快”时，想到自己，深有体会地写道：“幕中不衡文，凭数为成败。”（《试牍》）50岁以后就基本上放弃举业，托志于著述了。

当时文网极严，仅顺治、康熙两朝，就发生过两三次大型文字狱（小型的不计其数）。如镇压士子的“科场狱”，扼杀汉民族缅怀故国的庄廷鑨《明史》之狱、戴名世《南山集》之狱，每次都株连数十人乃至数百人。面对清王朝的凶残专制，蒲松龄当然有所戒惧，所以不得不假鬼狐以托“孤愤”。几十年贫困的塾师生活使他在思想上更接近了人民。因此，在他的代表作《聊斋志异》和大量俚曲里反映了他和人民及人民创作的深厚关系。

首先我们从蒲松龄大量诗文里看他所反映的人民的疾苦。在蒲氏千余首诗词和数百篇文章中描写了清初的离乱社会。早期他甚至用赋体写人民的疾苦和要求。如《煎饼赋》《祷雨赋》《屋漏赋》《蝗赋》等等，一反赋体专以宫室苑囿、声色犬马为描写内容的传统，而以人民疾苦、灾情入赋为描写内容，实为文学史所罕见。特别是《煎饼赋》写二麦歉收时野老踞墙根吃煎饼，“咤咤枨枨，鲸吞任意，左持巨卷，右拾遗坠”；锦衣公子博以美食，“野老怃然，掉头不易”。写得那样逼真，那样有感情，真是绝世妙文。在大量的诗作里，更通俗地反映了灾情离乱和阶级对比的情况，如《田间口号》《挽船行》《灾民谣》《流民》《饿人》《旱甚》《蝗来》《捕蝻歌》《蜚虫害稼》等等。试举一二，以见一斑：

日望饱雨足秋田，雨足谁知倍黯然。

完得官粮新谷尽，来朝依旧是凶年。

《田间口号》

雨不落，秋无禾；无禾犹可，征输奈何？

吏到门，怒且呵，宁鬻子，免风波。

纵不雨，死无他，勿诉公堂长官诃！

《灾民谣》

很显然，这里的“灾”，既是天灾也是人祸——来自剥削阶级、封建官府的欺凌与压榨。在康熙四十三年的《记灾前篇》中，作者更如实地反映了当时“邑无宁村，村无宁日”，父老哀鸣，尸横路衢的凄惨景象。《秋灾记略后篇》说：“去岁道有弃儿，慈者犹或收育之，今则号嘶路侧无顾者。米价方贵，相传漕粮已经赦者，当事复欲征，人心益骇惧。”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者横征暴敛、竭泽而渔的凶残本质。他们平时不兴修水利，灾年却趁火打劫，造成农村的严重破产。作者悲天悯人地说“我观此状心悲悯”，“听老农告诉，淫霖害稼，容黯黯，语恻恻”（《风雨害稼》）。生活的纽带使他和人民的心联结在了一起，他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所以他不仅“志其（灾）略，告临民者”；细述治虫之法，“告力田者”；还写《救荒急策上布政司》，建议采取急救措施。为了改善人民生活，晚年还亲检农书，写《农桑经》以传播农业知识，编《日用俗字》以提高人民文化，写《药祟书》（已佚）以救人疾病，甚至他还亲自为农民写婚启、喜帖，著《婚嫁全书》（已佚）……正因为他把农民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关心人民生活中每样事情，所以他受到农民的无上尊重，在农村中很有威信。乡民把他当成自己人，连“桑枣鹅鸭之事，皆愿得一言，以判曲直”。遇有争执，他也“力为剖决，晓以大义，俾各帖然钦服以去”。但他以“田夫”自居，对上层人物从不买账。他看不惯官场的趋炎附势和残暴不仁，所以他宁可潦倒终生，“不阿贵显”，“三十年放怀诗歌，足迹不踏公门”。当他知道有谁“情乖骨肉，势逼里党”的时候，他累幅直陈，大胆提出批评，为人民讲话。大官僚大地主孙蕙在外为官，家人鱼肉乡里，人民恨之入骨。松龄以诤友自居，毅然上书千余言提出批评，表示“倘有一个闻孙宅之名而不咋舌咬指者，弟即任狂妄之罪而不敢辞”。而且耐心地劝孙蕙要择事而行，择人而友，择言而听，择仆而役，收敛族人。孙蕙得书，极为惊叹，有所改正。松龄还写信“秘达官长”（友人李希梅），请求禁止封矿，使民任意攻取，“以赡贫民，兼利官税”，都是很有远见的。

更可贵者，蒲松龄不顾个人安危，敢于为民请命，与贪官污吏进行斗争。在他71岁高龄时，还上书官府和乡绅，告发本地税官的劣迹。他在康熙四十八年至四十九年淄川罢黜漕粮经承康利贞的斗争中是带头人，并且代表人民写了大量上告呈文。《蒲松龄集》收录了其中的三篇：《与王司寇》《与孙爻文转示吴县公》《与张益公同上谭无竞再生进士》。康利贞被革职后，又厚赂刑部尚书王士祯，为之游说复职。蒲松龄知后，愤然上书，揭发康利贞“欺官害民，自己腰缠万贯，使人民皮骨皆空”的严重罪行，反映了民意。这已经足以说明蒲松龄晚年为人民利益和封建官府积极斗争的精神。

最近又发现与此事有关的佚文，提供了大量可贵的资料。济南市图书馆清理库藏时，发现《聊斋呈稿》一册，除一篇已收入《蒲松龄集》，其余八篇《蒲文拾遗》中，除两篇《求减火耗呈》（就官府发给廪生的补助银折合现钱的比数，要求官府减少克扣的呈文）而外，有六篇都是与反蠹役（康利贞）的斗争有关，其篇目是：《又投俞县公呈》《恳减米价呈》《投粮衙缓征呈》《请明米价呈县布政司》《求革蠹漕康利贞，呈投吴县公》《祈审察漕费呈》。比较来看，这些呈文是早于上述《文集》中所收的三篇的，其中的首篇是《又呈俞县公》。按理“又呈”之前是有“初呈”或“首呈”的，可至今尚未发现。那么就是说，蒲松龄为这次罢黜康利贞的斗争，至少写过10篇呈文上告。据汪冠卿《介绍新发现的几篇聊斋呈文》考证，这些资料是可靠的。“原来俞某是在（康熙四十八年淄川知县）韩遇春死后，吴堂来接任前这段时间代署淄川县事的。查《利津县志》，此人名俞文翰。由于是代理，而且时间仅三个月，名声也不好，所以为《淄川县志》所不载”。吴继俞为县丞。可见《文集》中“转呈吴县公”和佚文中《呈投吴县公》的事，都在《又呈俞县公》之后，那么《文集》中的三篇大约是康熙四十九年康利贞谋求复职时的再告。由此可见此事前后发展斗争的过程。从《又投俞公呈》看出，蒲松龄不仅对康熙二十五年“蠹役朦官，渐生杂派以来”，一直到康利贞忽将漕粮征银增至每石二两有余，“遂使漕费之多，与正米相等”的残酷盘剥有详细调查，而且于“某月日，曾与利贞对众面质，逐款指其杂费之妄”，使得康利贞“遁辞知穷”，“支吾自托”，十分狼狈。后又多次上书要求减粮价，说明康利贞在粮价上的盘剥，为“本朝七十年所未有”，坚决要求将其按犯科律典，永行褫革。最后又上书王司寇、谭再生，终于使斗争得到了胜利。“民以食为天”，粮价之高低是人民最关心的问题，蒲松龄从万代子孙利益着想，恐漕粮加价，永成定例，贻害无穷，故坚持斗争，寸步不让，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七十多岁高龄的老人不顾个人安危，从同情人民疾苦跃进到带领群众斗争，说明了他这个知识分子和人民关系的密切程度。这使我们看到，《聊斋志异》及《俚曲》中大部分具有人民性和现实主义斗争精神的作品（如《张鸿渐》《梦狼》《王者》），正是作者自身斗争生活的投影。

第三节 蒲松龄的创作思想和世界观

在探讨蒲松龄对人民的态度，对社会、民俗、民间文学采集过程中的先进调查方法，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他在创作思想上的反封建、民主进步的光辉部分时，我们发现，他的世界观非常复杂。蒲松龄和世界上所有著名古典作家一样，先进的思想和落后的观念总是纠结在一起，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他发愤著书的积极态度和宿命论思想的矛盾；他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和维护封建宗法观念的紧密结合；他反对巫风，却又宣传有神论。这一切构成他在思想上能由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向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近代民主主义思想接壤，表现为创作思想上的闪光部分；却又不能根本地突破封建意识，冲破礼教的樊篱，因而他那务实的、朴素的唯物论思想不能不夹有主观唯心主义的成分。然而进步因素毕竟是主导方面。把蒲松龄放在他生活的300多年前来考察，便也并不奇怪，他的思想正是由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秩序、时代局限和长期的农村生活经历所形成的。

蒲松龄是绝世奇才，但屡试不第，不得不满怀激愤，从事著作。他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聊斋自志》）又说：“新闻总入《夷坚志》，斗酒难消磊块愁。”（《感愤》）这是他数十年写《聊斋志异》的真实写照。正由于他的社会地位实际上是站在被统治的下层人民的立场来揭露社会的，又因他对所接触题材的广泛描写具有全面性和深刻性，所以他的作品带有百科全书的性质。首先，作品的大部分讽刺时政、揭露官府黑暗、攻击科举弊端、带有某些寓言性的篇章（如《促织》《王者》《考弊司》《何仙》《司文郎》《画皮》等），都反映出作者的愤世嫉俗思想。发奋著书，在我国文学史上是有传统的。屈原放逐，而赋《离骚》；司马迁遭李陵之祸，而著《史记》，皆古人“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发愤之作。《聊斋志异》以小说形式而仿史笔，依太史公书体例，在小说本事之后，附“异史氏曰”，用《春秋》笔法更直接地表达作者思想。这是观察作者世界观的很重要的部分。如《黑兽》中讲了狝最畏狨，悚若木鸡，甘愿被食故事之后曰：“余尝谓贪吏似狨，亦且揣民之肥瘠而志之，而裂食之。而民之戢耳听食，莫敢喘息，蚩蚩之情，亦犹是也，可哀也夫！”这很明显是在鼓励人民对贪官污吏的反抗。其他像对《席方平》《商三官》的复仇形象的赞颂，像对《红玉》《崔猛》《向杲》等篇中的退休御史、地主豪绅、纨绔子弟随意抢人妻子、残害人命暴行的控诉，像《促织》《王者》《梦狼》通过幻梦、鬼魂的形式再现封建官府的森森鬼域，也都在短篇小说中有其独特的思想价值。在揭露科举、八股的弊端上，蒲松龄更带有他自己的切身体会。有真才实学的士子如叶生那样，在不合理的考试制度下，终身不得一第，而像《司文郎》中的余杭生那样，写出文章来把读者折磨得上吐下泻的笨伯却得高中。考试官的昏聩，学署使中的金钱万能，凭财进升，而不是凭才录取的种种丑行，蒲松龄对此进行了无情的鞭笞。他是李自成农民革命政权一度取消科举制之后，以作品反科举弊害的第一人，比之《儒林外史》早五六十年，而且揭露得也比《儒林外史》更显得创巨痛深。

在塑造妇女形象及爱情、家庭故事的描写上，蒲松龄超出一般的反封建、追求自由婚姻的主题。他写了像颜氏、侠女、乔女等那样既有文才武艺又有独立人格、人身自主、社交平等的妇女形象，都是极有社会价值的人民中间萌芽状态的民主主义要求的光辉表现。在有些篇章如《聊斋志异》中的《伍秋月》《娇娜》，俚曲中的《琴瑟乐》，甚至表现了性解放的超前意识。虽然当时还不具备后来所说的妇女解放的经济、政治条件，但作为一种民主思想的先导、个性解放的要求，它也比此前中国小说所写的妇女形象高得多，比之那些把妇女作为性的工具或政治工具来写的小说，更不知要高明多少。此外，在《聊斋志异》小说中也明显地表现出对长期封建社会所形成的重农抑商思想的否定，对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追求，如在《小二》中对小二“为人灵巧，善居积，经纪过于男子”的称赞，对《王成》养鹑致富，《黄英》卖花为业的推崇，以及在杂著中对农田树艺、书画装潢、锻铁论钢、审石辨玉等工艺上的研究，对治生实用方面的追求，都应该说是他世界观中先进的部分。这一切表现了我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思想意识，是蒲松龄世界观中进步的一面。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他的一部分作品也不同程度地宣传了封建道德、宗法观念，遵奉三纲五常的教义，维护尊卑秩序的封建等级制度。这自然是受了当时统治阶级思想影响的结果。

三百年前的中国正是封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联合统治的时代。正如毛主席所说：

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蒲松龄从小就生活在这“四权”联合统治、充满宗教情绪的农村社会，又因屡次科考不第、坎坷痛苦的一生，使他产生了宿命论思想，甚至在《聊斋志异·自序》那样重要的文章里还反映出佛教的“轮回转世”思想。

同样，他明知学署黑暗，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但多次失败，又使他相信了命运，说什么“幕中不衡文，凭数为成败”（《试牍》），“顺逆迟速，各有定数；生克喜恶，皆有常情，是故一造一化，出于自然，而不容己；一治一乱，本乎运数，而不可更”（《〈会天意〉序》），“生无逢世才，一拙心所安”（《拙叟行》）。可见越到晚年，他的宿命论观点越明显，而仅满足于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了。这和他同时代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相比，差了很大一步。蒲翁在认识论方面自然也有唯心主义的色彩。他认为在物质世界之前，宇宙间有一种“元神”充溢着，并且说：“欲知天地之始终，不于天地求之，得之方寸中耳。何也？天地在大化之中，不啻旦暮之在天地；大化在方寸之中，亦犹天地之在大化也。”（《会天意·序》）“方寸”当然就是指“心”，而“大化”就是荀子在《天论》中所说的“阴阳大化”。如果说这四时阴阳变化之气，即使承认它是物质，也在“方寸”之中，这就很成问题了。可见他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这和朱熹认为“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朱子语类》）的主张是一样的，属于主观唯心论。当然，从哲学角度看，这是三百多年前的普遍现象。尽管蒲松龄并不是唯物论者，然而从其社会政治观念来说，也有摒弃唯心主义说教的一面。他致力于社会改革，主张移风易俗。在他反映民俗的篇章里，有大量反迷信、驱鬼狐、揭露妖人邪术的内容。如在《妖术》《僧孽》中，他严正指出“借人命以神其术者”的罪恶行径。在《吴令》中，对官吏的刚介正直，破除迷信，敢于拽神（城隍）于地、笞之二十，坚决革除陋习的态度，是支持的。在《齐天大圣》中，对先谤神、以后又信神的许盛，是持否定态度的：

异史氏曰：“昔士人过寺，画琵琶于壁而去。比返，则其灵大著，香火相属焉。天下事固不必实有其人；人灵之，则既灵焉矣。何以故？人心所聚，而物或托焉耳。若盛之方鲠，固宜得神明之祐，岂真耳内绣针，毫毛能变，足下觔斗，碧落可升哉！卒为邪惑，亦其见之不真也。”

又如《孙必振》，是写风雷中被同船者以犯有天谴的罪名（实是加害），强逼登上小舟以作牺牲的人，却得救了；而怕“相累”者，反沉沦。但明伦评曰：“即此推置之心，舟中人皆当全覆矣。”煞是快人快语。蒲松龄写此百余字小品，貌似谈神鬼，其实却是宣扬同舟共济的泛爱思想。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龄虽记录了一些民间巫风，却是反对巫风的，并亲自向邑令递过《请禁巫风呈》。他认为巫风是“颓俗”，指出“淄邑民风，旧号淳良，二十年来，习俗披靡，村村巫戏。商农废业，竭资而为会场。丁户欠粮，典衣而作戏价”。可见这种因巫风而破坏生产、蛊惑人心的现象，他是深恶痛绝的。他希望当局采取果断措施，如此“庶几浇风顿革，荡子可以归农；恶少离群，公堂因而少讼”。这种极力革除陋习、维护社会治安的积极态度是很进步的，它反映了我国自汉唐以来文人循吏干预人民旧俗的优良传统。唐代元微之、刘禹锡，宋代苏轼等人都做过这种移风易俗的工作。一直到清代，蒲松龄也沿袭了这种对社会负责的作风。他上书陈策，请禁巫风，态度更为积极恳切。在七言古诗《击魃行》中，更能看出蒲松龄这种反对迷信的态度。康熙四十二年，连续大旱。第三年的春天，谷雨都过了还一滴雨不下，为饥饿折磨得红了眼睛的人们，有的饿死道边，有的易子而食。这时来了一个巫师，造谣说某处坟里出了“旱魃”，所以一旱三年，立时上千人持着铁器去挖坟掘墓。瞬息之间，尸骨飞扬，家人不敢制止。忽然墓中跑出一只鼹鼠，人们就去追赶鼹鼠。到道边上鼹鼠不见了，走来一个老翁。一人说：“旱魃变成人了。”于是，惊恐的老翁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便被疯狂的人们打死了。蒲松龄目睹这一切后，悲愤地写道：

齐鲁被灾八十处，岂有百鬼盈山东？

旱魃倘能格雨露，帝天高居亦聩聋。

莫挽天行陷殊死，哀哉滥听真愚蒙！

很明显，蒲松龄是反对这种愚蒙疯狂的迷信活动的。但是，作为民俗学家和文学家，蒲松龄自己也不免受着有神论观念的影响。他曾去写碑文庙记，表示略尽“如在之诚”，“未能免俗”地去帮人写过事实上宣传迷信的文字，或者去“颂圣”，歌颂“皇统”。这些行为不能不视为时代的、阶级的局限。蒲松龄在创作思想、世界观上的矛盾和复杂性，正好说明人民从唯心主义思想里解放出来的长期性。但是笔者认为民主的、进步的反迷信思想在他的世界观里毕竟是主要的，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像《请禁巫风呈》《击魃行》这样的文字，不仅显示了蒲松龄世界观中可贵的唯物主义成分，也在移风易俗、促进社会进化方面起到积极有效的影响，应该给以足够的重视。

第四节 蒲松龄的采风活动

早在国际上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提出调查采集的田野工作方法的二百年之前，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民俗学家和民间文学搜集者的蒲松龄，已经自觉地采取了科学的搜集调查的工作方法，这应大笔特书。

自19世纪中叶，民俗学（包括民间文艺学）在欧洲兴起，它的主要工作方法就是提倡田野作业——实际调查的方法。由于它的研究对象大多是某个民族从远古时期传留下来，却又不入典籍的民间口头传承的习俗、信仰、传说之类，这就决定了民俗学工作者的方法就是要在群众中进行实地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而不强调单一依靠文献的方法。民俗学家称这种方法为“田野作业”。有的民俗学家要在土著民族中住上几年、几十年，或者漂洋过海去探险，做实际调查，如泰勒著的《原始文化》、马林诺夫斯基之写《巫术、科学与神话》，更早的摩尔根之写《古代社会》都是这方面的典范。

在蒲松龄生活的17世纪，世界上还没有民俗学这个概念，也没有人把它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更谈不上有组织地进行田野作业了。但蒲松龄却接受我国自《诗经》时代采风的传统，早就自觉地做这种大量的风俗调查工作了。蹇滞的一生使他流入下层，做了一辈子农村塾师。最下层的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水平，和几十年与人民朝夕相处的艰难岁月，使他对人民的疾苦有切实的感受，熟悉他们的心理、愿望、风俗、信仰，爱好他们的文学艺术，而且全神贯注地把这一切写进自己的著作中去。他在《聊斋自志》中写道：

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

雅爱搜神，正是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工作内容和方法。作者之孙蒲立德在《聊斋·书跋》中也说：“而于耳目所睹记，里巷所流传，同人之籍录，又随笔撰次而为此书。其事多涉神怪，其体仿历代志传，其论赞或触时感事，而以劝以惩。”这是最好的注解，同时也说明大量材料来自人民。

关于蒲松龄怎样搜集民间文化资料，清代以来有过许多传说。传说他教书之余，特从济南移植来“白玉垂丝菊”，精心制作“蜜饯菊桑茶”，煮以“酿增酒旨，瀹增茗芳”的柳泉水，招徕远近行人说故事。根据最新材料得知，其中和蒲松龄最好的、帮助他搜集故事最多的要算“年画张”了。“年画张”名张翰，字子羽，是潍县年画界有名的画商，对年画的绘制印刷有很深的造诣。他为人豪爽，亦懂文艺，对蒲松龄极为敬重，两人友谊甚笃。“年画张”每年腊月进画、卖画，或者春天去扬州、姑苏一带搜集画稿或购买雕版优质木材，都要从淄川经过至少两三次。他知道蒲松龄在写《聊斋志异》，就主动帮他搜集故事。他走的地方多，搜集的民间故事也多，而且帮蒲松龄修改、创作。据记载，一个早晨，“年画张”给他讲了三篇故事，带来两篇搜集稿，一气提供了五篇故事。恰好当天李希梅又带来从济南、曹州朋友处寄来的两篇，一天就收到七篇故事。深隽感人的《葛巾》，就是这次搜集的。

蒲松龄的采集工作，见于文人笔记的，以邹弢《三借庐笔谭》卷六说得最详细，一向为人们所引用：

相传先生居乡里，落拓无偶，性尤怪僻。为村中童子师，食贫自给，不求于人。作此书时，每临辰，携一大磁罂，中贮苦茗，具淡巴菇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陈芦衬，坐于上，烟茗置身畔。见行道者过，必强执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渴则饮以茗，或奉以烟，必令畅谈乃已。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如是二十余寒暑，此书方告蒇，故笔法超绝。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对这段传说颇抱怀疑态度，认为“见行道者过，必强执与语”必无此理，“委巷之谈而已”。鲁迅还认为，《聊斋志异》某些篇章“从唐传奇转化而来”，“殆抚古而又讳之也”。但我们说，鲁迅当时，现存的材料多未出世，不可能从《聊斋志异》多篇来源细加探索，故而对此说存疑。我们今天把这段记载和许多资料对勘便可看出，当作家热切地希望得到民间故事作为创作素材时，积极组织群众说故事（像今天的故事会一样）也是有效的搜集方法。

类似这种传说，至今仍活在人民口头。辽宁金县就传说蒲松龄写《聊斋志异》写不下去了，就煮了一锅绿豆汤给南来北往的人歇脚，解渴，说故事。他把故事听多了，品透了，再回去写。这回可跟以前大不一样，“那笔就像捅着泉眼了似的，一溜两行的字儿，自己就冒出来了”。这不就是作家吸取人民乳汁的生动描写吗？另一则流传在浙江的传说，更表现了人民对蒲松龄怀才不遇的深刻同情，以及教他怎样从人民中吸取力量，发挥自己的才能，为人民写作。故事说蒲松龄的长相和钟馗差不多，一脸络腮胡子，“心地却是一潭高山泉，一清见底，肚才也好得出奇出异”。传说他本来考上了状元，只因皇帝以貌取人，嫌他长得丑，没取。在他落第回家的路上，有个驼背老大爷给他讲了马骏（骥）漂海到罗刹国的故事，于是蒲松龄回去写了“花面相迎，世情如鬼”的《罗刹海市》。从此搜集一篇写一篇，写成了《聊斋志异》一部大书。而且传说连怎样搜集民间故事，也是这个驼背老大爷教他的：要在四个字上下工夫，就是“甜、酸、苦、辣”！

甜，是嘴要甜，对人要和气，称呼要好听，“男女老少都接近，故事多得写不赢！”

酸，是心肠酸，说故事的人伤心，搜集故事的人就得流泪，“要是长了木头心，故事哪能动人心？”

苦，有两重意思：泡壶苦茶给讲故事的人喝，给他润喉解渴；另外还要做到：“十冬腊月不怕冷，大暑炎炎不怕热，无衣无食不怕苦！”

辣，也有两重意思：备烟给讲故事的人抽，帮着他思索；另外写故事该辣的地方要辣，不要怕伤人，辣了能醒人！

据说从此蒲松龄真的按老大爷的教导做了，听了一辈子故事，也给人家聊了一辈子故事。因为天下的奇事太多了，到死也写不完，所以蒲松龄死的时候一只眼未闭。

这两则传说，未必真有其事。但在本质上说明了人民给予作家的智慧和力量，以及蒲松龄和民间文学的密切关系。

不只在文学活动上如此，在蒲氏大量杂著、俚曲中，同样可以看到他对实际调查工作的重视。他一直关心民间疾苦。康熙四十三年，淄川先涝后旱，又遭蜚灾，六郡皆饥，尸横路衢。蒲松龄跟着灾民一起逃荒，写了大量反映灾情的诗文、俚曲（如《磨难曲》），并写了《记灾前篇》及《后篇》。稍后，康熙四十七年，他69岁时又到各地去调查灾情。《三皇庙建药王殿序》中说：“戊子岁（1708），亢旸为灾……呼吁于开府之门者，道相属也。宪台不以予不才，似谓予颇谙民情也者，而屡以查灾见委，济一十六属，予马迹几半焉。”在封建社会里的一个作家，有这样深入人民生活、从事实际调查的决心，是不可多得的。他素以“颇谙民情”见称，连当地县官也不得不承认，特委派他到灾区去调查，济南的大半属地他都跑遍了。蒲松龄深入民间调查之后，在晚年提出他的政治主张《循良政要》，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重访察”。正如他在《胭脂》《于中丞》《诗谳》等作品中对施愚山、于成龙等清官的调查研究精神给予热烈的赞颂一样，他制定了“循吏”的工作手册，却终以“不在其位”而被搁置。但他作为一个舌耕笔战的农村教师，却用文字把他所搜集的大量民俗及民间文学资料，写进自己的小说、俚曲和杂著里，使我们看到了明清之际山东地方人情、文学、风土之全貌。当时虽还无见诸文字的记载表明古代学者提出应把田野作业作为必要的工作程序，而蒲松龄却能像司马迁、段成式、吴承恩、施耐庵等人一样，成功地运用了调查记录的方法，“归而粉饰之”，写成了不朽的著作。西方民俗学家规定的调查方法，是要和调查对象建立友谊，尊重当地风俗习惯，记录忠实可靠，不任意修改等等。当时自然也没有人要求蒲松龄这样做，可是蒲松龄却自觉地去做且做得更到位。如前所述，他或在大柳荫下铺上芦席，备烟设茶，与调查对象相与共话；或遍访乡民，给灾区人民以深情的慰问。他把人民可悲的情状反映给官府，以告“临民者”，又对“力田者”细述御灾方法。他还按人民的民俗信仰，帮他们撰文、募款、建桥、修庙，替人民申冤祈福。另外，对考场中秀才们所受的凌辱，士子们似囚似丐，似冷蜂、病鸟的那种病态心理，统治者镇压农民起义时鬼魂凄厉的刑场（《野狗》），他也进行过直接或间接的调查。由此他掌握了大量的民间资料，能在作品中充分反映出人民的心理和愿望。搜集、调查、掌握民俗材料，“乃是民俗学的基础所在”，也是一个民俗学家和作家不可缺少的一课。这些原理能在17世纪的时候为蒲松龄自觉而熟练地运用，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由此可见，无论从世界观和科学工作方法来说，蒲松龄都是中国文学史和民俗学史上卓有成就的伟大作家和民俗学家。

1. 蒲立德：《聊斋志异·跋》。
2. 张维屏：《松轩随笔》，《国朝诗人征略》卷十四。
3. 采蘅子：《虫鸣漫录》卷二。
4. 陆以湉：《冷庐杂识》卷三。
5. 北京大学有车王府本，傅惜华碧藻馆有抄本11种，见傅惜华《曲艺论丛》。
6. 陶君起：《京剧剧目初探》。
7. 王丽娜：《世界文库之瑰宝〈聊斋志异〉在国外》，《聊斋学研究论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版。
8. 《〈聊斋志异〉外文译本序言选译》，《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三辑。
9. 参见蒲松龄《族谱序》，路大荒《蒲柳泉先生年谱》。
10. 蒲松龄：《元配刘孺人行实》。
11. 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
12. 章学诚：《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见《文史通义》（外篇三）。
13. 王士祯：《香祖笔记》。
14. 蒲立德：《聊斋志异·跋》。
15. 蒲箬：《柳泉公行述》。
16. 《三借庐笔谈》《乡园忆旧录》都载王渔洋欲以千金市《聊斋志异》书稿代刊之，遭蒲氏严厉拒绝及三访皆不见之说，鲁迅谓“此事最无稽”。《柳泉居士行略》中记载，喻成龙见诗倾慕，尽礼敦请，蒲高卧不起，毕际有父子劝驾，乃肯一行，为赋《梅花书屋图诗》。今读袁世硕《蒲松龄与朱缃》（《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三辑）引蒲立德给淄川知县唐秉彝呈文说：“在昔喻廉宪购以千金，未敢庭献。”是“欲以千金市《志异》一书”者，并非王渔洋，乃喻成龙也。
17. 蒲箬：《柳泉公行述》。
18. 参见《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三辑。
19. 参见《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三辑。
20.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1页。
21. “年画张”的材料，见《蒲松龄轶事》，第92页。
22. 《蒲松龄的传说》，《民间文学》1963年第6期。
23. 《蒲松龄的传说》，《民间文学》196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