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名本搜寻记

陈子善先生的《签名本丛考》由海豚出版社印出来了，我在网上买了一册，并很快读完。陈先生是研究现代文学的著名学者，但以“签名本”为话题来写文章，在学术界可算“人弃我取”了。在这本《签名本丛考》之中，涉及周作人、废名、陈衡哲、徐志摩、谢六逸、顾一樵、卞之琳、陆志韦、老舍、朱维基、丰子恺、何其芳、罗念生、韩北屏、李健吾、孔另境、张爱玲、路易士、陈白尘、南星、朱自清、唐弢、艾青、陈从周、郭沫若等二十五人的签名本，所谈作者多是文学名家，且所谈著作又多系一九四九年之前出版，故而较为难得。陈先生的这些文章写得也漂亮，或谈版本，或说品相，或考证作家交际，或议论著作内容，或讲讲这些签名本的前世今生，令人产生一番遐想。陈先生嗜藏文学签名本，上下求索，积累有年，所获早已闻名圈内。以上这些，不过是陈先生收藏的名家签名本的冰山一角罢了。签名本也是一种特别的研究资料，且还是第一手资料，我曾因此收藏过一阵子签名本，特别是在网上的旧书店搜购过几本心仪的名家签名本，并拟写成一册小书，但最终所获甚少，故也只能半途而废了。

我始终认为收藏签名本，多少还是有一些追星的动机在其中的，与歌迷请偶像签名一样。我们热爱某个作家，也是很希望能够得到他的一份手迹的。现代以来的作家之中，我最想得到的是周作人和钱锺书两位的签名本。周作人的文章是我最爱读的，《签名本丛考》中首篇就是谈周作人的《陀螺》，且还是赠送给作家林语堂的版本，可谓极为珍贵，颇合我的心意。我由此想到了也喜读周作人文章的谷林先生，他曾得到周的多册签名本，后来又将这些签名本分赠扬之水、止庵、沈胜衣等几位同好。谷林显然很珍视这些签名本，他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记其得书的经过，名为“曾在我家”。扬之水在得到谷林转赠的签名本之后，又写了一篇《今在我家》作为纪念。由此也可见，他对于自己喜好的作家签名本的珍重之情。北京的藏书家谢其章先生也喜爱周作人的文章，他无缘得到周作人的签名本，并言搞收藏就是人无你有，每每想到此事，便颇感无奈。后来他因偶然机会购藏了一册周作人的藏书，上面有知堂老人的一枚藏书印章，也算是聊胜于无。周作人的签名本我无缘获得，故而我说自己在收藏签名本上所获甚少，便是由此。

钱锺书的学问是我最为敬佩的，能够获得一本钱先生的签名本也是我莫大的心愿。我曾在网上购得一册钱先生赠给诗人辛笛的《旧文四篇》。此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仅收录钱先生的四篇论文。从各方面来看，此签名本都没有什么问题，价格倒是不太离谱。按说钱锺书乃时下热门人物，这种名家签赠名家的东西，捡漏的机会只能是极少的，但我实在找不到任何可疑的地方。某日，我的老师陆文虎先生过访，他与钱先生生前交往甚密，钱先生曾签赠其各种著作，故而我请陆老师判断一下。他反复欣赏，从笔迹、印章、称谓等各方面来看，这都系真迹无疑。后来老师说只有让他把这本书带回去，与自己所藏的签名本进行对比，才可以断出真假。对此，我当然同意。不多日，陆师再次过访，他同时还带来了一册钱先生签名的著作，与我的这册进行对比。他说我购买的这册签名本从各方面看，都很难发现问题，尤其是笔迹，与钱先生的笔迹极为相似，且钱先生写字喜欢用淡墨，这个也做到了。唯一露出马脚的，便是印章。这个印章的模仿也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许多细节几乎都是一致的，唯一不同的便是尺寸，与真正的那方印章不同，故而这位造假者很可能没有机缘见到真品。

无缘得到最心仪作家的真迹，退而求其次，我将目标选定为张中行、汪曾祺、孙犁、黄裳等几位，他们的文章，我也爱读。先说张中行先生的签名本。孔夫子网上售卖的张先生签名本很是不少，这与中行先生生前的平易近人有关，但作为名家的张先生，自然也是造假者最易瞄准的对象。我搜购签名本，一般情况是著作为自己喜欢的内容，版本和装帧也说得过去，且受赠人最好也是有一定影响的文人，这样才有趣，也可令人有一番遐想。但我百般寻求，这般条件的著作，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后来，我终于在网上购得一册张先生的签名本，系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三月第六次印刷出版的一册《古代散文选》上册，受赠者是李葆华。后经查证，李葆华是共产党先驱李大钊的儿子，曾担任高官，位居中顾委委员。李葆华与文坛相关的事情有一件比较有名，一九二七年四月其父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杀害后，李葆华曾在周作人的帮助下避难，并最终逃往日本留学。而周作人恰恰是张中行在北京大学的老师，也是对其影响颇大的一位文人。此书签赠时间为一九八二年五月，其时张中行已七十三岁高龄，但尚无专著出版。

得张中行此签名本不久，鲁迅文学院的王彬和徐秀珊夫妇过访，谈起张中行，我才得知他们二位与张老生前交往甚密，尤其是徐秀珊女士，曾为张先生编过多部文集。于是我出示这册签名本，请他们鉴定。他们现场断定，论笔迹，非常相像，论受赠对象，也是可能的。他们告诉我说，张先生与李葆华的妹妹李星华十分熟悉，后者以研究民间文学为业，与张先生有交往。我后来还得知，李星华还是著名民间文学研究家贾芝的妻子，而贾芝又是学者贾植芳的哥哥，这些都是因这册签名本才得到的知识。但此签名本也有可疑之处，徐秀珊女士指出，张先生签名中的“张”字一般写成繁体，但此处为简体，应存疑。倒是我后来在微信朋友圈中看到一位友人晒出的张先生亲笔签赠给他的一本文集，其中的“张”字亦为简体。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了王彬先生，他说要判断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找到李葆华的后人，了解他们交往的情况再做进一步的判断。我看此事如此复杂，当即打了退堂鼓。我本意是搜寻一册心仪作家的签名本，却不料此中玄机多多。如此看来，搜购签名本，有时已超过了单纯的文学研究的范畴了。

再说说搜购汪曾祺的签名本。我在网上的旧书店购得了一册汪曾祺的签名本《榆树村杂记》，扉页上只有一个汪先生的钢笔字签名。此书一九九三年九月由华侨出版社出版，收录散文三十五篇。我请号称“天下第一汪迷”的好友和安徽作家苏北进行鉴定，他认为是真迹无疑，但遗憾没有上款，可能是汪曾祺在某次会议中随手所签。虽有诸多遗憾，但抱着有总比没有要强的态度，我还是把这册签名本买了下来，作为一个小小的纪念。后来苏北来北京开会，邀我与汪曾祺的公子汪朗见面，我赠了后者一册自己的随笔集，又请他对这个签名进行了鉴定。第二次与汪朗见面，他又回赠了我一册他自己的散文集《刁嘴》，并特意签了名。我见汪朗爽快，便提出能否为自己收藏的汪先生的著作盖上印章，他一口答应了。没过几天，我正在单位上班，汪朗电话我说，他正好经过我的单位，请我下楼来拿印章。我对此大感意外，连忙请他到办公室喝茶，他推说还有事情要办，便匆匆离开了。那天汪朗不但送来了印章，还特意为我带来了印泥。我回到办公室，立即把手边所藏的汪曾祺著作全部盖上印章，包括那册有汪曾祺签名的《榆树村杂记》也一起盖上了。在盖印章之前，我为这本签名本特意拍了照片，盖章之后又拍了照片，这事想来也是很有趣的。

孙犁也是我很喜欢的作家。网上有一册孙犁的签赠本，售价甚昂，我与货主商谈，请其让价出售，结果遭到严辞拒绝。买签名本就是这样，之前我还在网上看到一册施蛰存的《唐诗百话》，系其签赠给著名编辑左泥的，价格倒也不贵，我立即下单，谁知这个店主很快强行取消订单，告知我店员弄错了信息，立即重新定价，且将价格抬高近十倍。后来我又买到了一册孙犁文集《尺泽集》的签名本，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出版，价格颇不菲，书商遮盖了受赠者。我咬牙购下，待书送来，才知道系孙犁签赠给剧作家曹禺的。起初我很兴奋，但随即对这样的名家签赠本流落书肆颇感疑惑，一时又难以断定。这本签赠本的签名写在扉页底端，且是用钢笔签写的，很细小，上款为“曹禺先生教正”，我把这张扉页拍成照片发给《天津日报》副刊部的宋安娜女士，因她与孙犁先生颇有往来。宋老师回复我说，从她得到的孙犁签名本来看，一是孙犁从不称呼别人为“先生”，而多以“同志”为称；二是孙犁的签名多写在书页的上端，且字迹均舒展。根据宋老师的这个提示，我退了这本书，又在网上购买了一册孙犁的签名本《晚华集》。此书一九七九年七月出版，售价亦不菲，受赠者虽非名家，但也算是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愿。

黄裳的签名本，我买到的是黄裳签赠给上海藏书家陈梦熊的一册《黄裳书话》。这本书显然也是陈梦熊的珍爱之物，不但用牛皮纸专门包了书皮，而且还在多处盖有“熊融藏书”这样的私家藏书章。后来我为此签名本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书之归去来》，刊发在《中华读书报》上。上海作家韦泱读后，特意来信告诉我，陈梦熊先生去世后，不少藏书都是家属委托他售卖才散掉的，当时价格定得并不太贵，如今旧书商辗转抬价，已是超出预想了。韦泱先生对于我收藏了这册签名旧藏，甚感欣慰。这样的事情还有一例。我曾在网上购了一册厦门大学中文系老教授郑朝宗先生的文集《海滨感旧集》，系郑先生签赠给一位“蔡先生”的，后又被学者谢泳收藏，并钤有一枚“谢泳藏书”的印章。我据此写了一篇文章，也刊发在《中华读书报》上，并推测这位“蔡先生”为谢泳在山西作家协会任职时的老上级蔡润田。后来谢泳告知我，这册藏书不慎流落书肆，能被我收藏，他很欣慰，而那位“蔡先生”据他推测可能是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蔡厚示。由此可知，谢泳的这本书也是在书肆淘得。我的老师陆文虎是郑朝宗先生的学生，他认为若是赠给老朋友蔡厚示的，称呼“蔡先生”，则略显生疏，而蔡又系福建大姓，故可能另有其人。

陈子善在《签名本丛考》中提及的二十五位作家，有三位作家的签名本我也收藏，虽不及陈先生所谈之珍稀，但也值得在此略做介绍。其一是唐弢的旧体诗词集《劳歌行》，系其签赠给扬州大学中文系章石承教授的。我爱读唐弢的书话文章，原本是想搜购一册《晦庵书话》的签赠本来作为纪念，但在网上看到此签赠本，真可谓大喜过望。此书的著者唐弢终生研究鲁迅，又是新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而这位受赠者章石承则以研究古典文学为业，且师承词学大家龙榆生。虽然唐弢与章石承是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又处于不同城市，但他们又分别是当代著名学者汪晖的博士与硕士研究生导师，后者曾分别作文记之，故此签名本作为一种见证，也是很有意思的。其二是陈从周的《帘青集》，此书系“敬献给同济大学校庆八十周年”而出版的一册散文集，书前衬页有陈从周的签名，扉页又有其用钢笔所写“校庆留念　八七·五·十七　从周”字样，可见陈先生对此事的重视。其三则是陈白尘的《云梦断忆》，此系陈白尘的干校回忆集，收录在三联书店的“纪实文丛”之中，是签赠给导演“逸生　淑芝”夫妇的，联想陈子善收藏的那本《升官图》，系其签赠给导演陈鲤庭的，由此可以窥见作为剧作家的陈白尘的交际范围和他所看重的人。

搜购签名本也常常会让人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我曾一次性购买了四川老报人车辐的三册藏书，系著名编辑家叶至善、作家吴祖光和画家马得分别签赠给车辐的，不料收到三本著作后，竟在书中发现各有车辐与几位赠书人的合影照片，并在照片下有大段的题记，书中也多有车辐所作的读书标注和跋记，非常有意思，我因此也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记之。再如我还收藏有一本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范用的签名本《我爱穆源》，系其签赠给书籍装帧家速泰熙的。书中夹有一张小彩笺，系范用的附信，内容非常简单：“这本书的封面是自己装帧的，请泰熙先生指教。”范用作为出版家，也热爱书籍装帧设计，三联的不少名作封面都出自他手，在他过世后曾以“叶雨书衣”为名辑录出版。更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这册签名本中还夹寄了一封复印的书信，乃是公开出版物中所没有的。此信系一位主管文化教育的国家领导人所写，称赞范先生写作此书之功劳。信纸下方还特意印有一行小字作为注解：“他在信中所讲的，正是我所想的。这样的领导人管教育，好！”范用的文人性情，由此也可见一斑。诸如此类意外的收获，还有很多。这或许便是搜购签名本的乐趣之一，我在此只简要记其一二。

二〇一七年八月八日

（原载《光明日报》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三日“文荟”副刊）

注释：此文原名“签名本搜购记”，在《光明日报》“文荟”副刊发表时，改为“签名本搜寻记”，后经编辑饶翔兄解释，读书人谈书通常不说“购”字，故改之。我对此解释也持赞同态度，收入文集亦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