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西征两湖　北伐京津

太平天国时，两广军队尝一度进抵天津。至于进至北京，诚哉其为破天荒也。

——白崇禧

白崇禧对我说：“黄河流域的人老大了，长江流域的人腐化了，以后只有寄希望于珠江流域的人了。”他在北平时，在故宫见有“崇禧门”，他高兴极了，就在这门前照了相，这张照片一直摆在他的办公桌上，可见他野心不小。

——张义纯

控制国民党中央的企图失败

龙潭战役前后，新桂系的实力得到了较大的扩充，第7军军长一职由夏威接任；北伐后归李宗仁指挥的第15军军长刘佐龙病故，该军副军长、桂系重要将领胡宗铎升任军长，所部改为第19军；留守广西的部队改编为第15军，黄绍竑兼军长。在龙潭战役中，新桂系的第7、第19军起到了主要作用，显示了很强的战斗力，而且李宗仁、白崇禧居间指挥，不仅取得了战役的胜利，还居然调动了蒋介石的嫡系第1军。这一切都使李、白产生了“舍我其谁”的豪气，更坚定了他们争霸天下的决心。在此后国民党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他们施展手段，纵横捭阖，尽出风头。

由于蒋介石下野，宁汉合流已无障碍。继谭延闿、孙科东下赴宁之后，9月5日，汪精卫偕顾孟余、陈公博、徐谦、朱培德、何香凝等到达南京，同宁方商讨统一问题。汪精卫和汉方以国民党“正统”自居，主张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来实现统一，以取得对国民党中央的控制地位。这同新桂系图谋争夺最高权力的企图发生了矛盾，新桂系早就有汪精卫必须与蒋介石同时下野的腹案。^[1]新桂系采取的策略是：联合寓居上海的西山会议派，既排斥蒋介石，又打击汪精卫。

以邹鲁、谢持、张继、林森等为首的“西山会议派”是于1925年底从国民党中分裂出去的一个政治小派别，其主要分子有许崇智、林森、邹鲁、谢持、居正、张继、覃振、石青阳、茅祖权、沈定一、石瑛等，他们一直坚持强烈的反共反苏立场，并在上海环龙路44号设立了西山会议派的所谓中央党部，同广州的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央相对抗。广州国民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汪精卫、蒋介石在1927年春夏步西山会议派之后相继公开反共前后，西山会议派与蒋、汪进行了密切的接触，蒋系中央还于6月间主动恢复了西山会议派主要分子的党籍，并就两派合流问题达成了协议，但因为蒋介石于8月中旬下野，合流进程中断。^[2]与此同时，西山会议派与汪精卫集团也主动进行了接触，许崇智于8月初到汉口与汪精卫会晤，商量合流问题，但汪精卫一直坚持自己的正统，表示只能接受西山会议派个人，而不能接受西山会议派整个团体，引起西山会议派的反感，与汪精卫处于对立地位。8月21日，张继续致电李宗仁、何应钦、李烈钧等，主张汉宁沪三个党部平等统一，反对宁汉争所谓正统，声称：“同属一家，无正统与非正统之可争。先后反共，更无谁胜谁负之可夸。”而且汪精卫“对内外皆失信仰，宜暂避”。^[3]西山会议派的这个主张可以说与桂系是不谋而合，这样双方就有了合作的基础。西山会议派对汪精卫极不满，而对握有重兵、又同他们无积怨的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则颇有好感。而新桂系虽在军事上举足轻重，但在政治上并无基础，无论是李宗仁、白崇禧，还是黄绍竑，在国民党内资历很浅，几乎没有号召力，为了对抗蒋介石、汪精卫两派力量，新桂系只有联络西山会议派，借助他们在国民党中的资望，达到控制国民党中央的目的，而新桂系则可凭军事实力控制由一帮元老官僚组成的西山会议派。^[4]

9月8日，在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上，李宗仁提出，若开四中全会，必须邀请在沪的胡汉民、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等共同出席，方足以表示宁汉合作的精神。汪精卫为表示自己的诚意，于9月9日亲赴上海劝驾。但胡汉民、吴稚晖拒不见汪，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等虽然与汪精卫等见了面，但也不同意开四中全会。西山会议派也反对开四中全会。甚至宁、沪两方对汪精卫提出的先开四中全会预备会的意见都反对，9月10日，宁、汉、沪3方决定召开正式谈话会。

9月11日，三方谈话会在上海戈登路伍朝枢公馆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汪精卫、谭延闿、孙科、李烈钧、张静江、蔡元培、李宗仁、邹鲁、张继、谢持等21人，公推谭延闿为会议主席。会上，汪精卫又提出召开四中全会的主张，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为打开僵局，汉方的孙科提议，由宁、汉、沪3方组成特别委员会，以避开三中、四中全会之争，先使3方合作告成，再图补救办法。对此建议，宁方和沪方都表示赞同，因为这实际上否定了汉方的正统地位。汪精卫开始没考虑到这一层，也极表支持。倒是与会的李宗仁表示怀疑，他担心以后党内会有人对特别委员会的产生进行攻击。他曾询问汪精卫，汪表示，现在情况特别，可少顾法律，促成事实，而且特别委员会的产生有前例可据。

会议最后决定组织特别委员会，由宁、汉、沪3方推人共同组织，宁、汉、沪三方中央党部将其职权委托于特别委员会，特别委员会还应负责统一各地方党部并筹备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12日举行的谈话会第二次会议上，推定了特别委员会及候补委员名单。其中宁方推出李宗仁、李石曾、蔡元培、李烈钧、伍朝枢、王伯群为特别委员，褚民谊、叶楚伧、缪斌为候补特别委员；汉方推出谭延闿、孙科、何香凝、朱培德、程潜、于右任为特别委员，顾孟余、陈公博、甘乃光为候补委员；沪方推出林森、邹鲁、谢持、居正、许崇智、覃振为特别委员；宁、汉、沪三方共同推出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张继、吴稚晖、戴季陶、张静江、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杨树庄、李济深、何应钦、白崇禧等为特别委员。共计特别委员32人，候补特别委员9人。32个特别委员的排名顺序不好确定，只好用抓阄的方法，结果李宗仁抓到了第1号，排名最前，白崇禧抓到了第32号，排名最后，后来由于新桂系凭借实力控制了特别委员会，就有人戏称是新桂系的李、白从头到尾把特委会包在了中间。

13日举行的谈话会公推张继、于右任、何香凝、李石曾、蔡元培5人代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职权。

14日，宁、汉、沪三方代表联袂赴南京。翌日，宁、汉两方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分别通过了组织特别委员会的议案及人选名单。

9月15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并发表宣言，宣称：“吾中国国民党一致取反共政策，别无何等不同之意见，当然无复无同等机关对立之必要。”表示特别委员会成立后；“从前三方面互相攻击之言论，皆成陈迹，不得复引为口实”。

9月17日，中央特别委员会推举丁惟汾、李宗仁、白崇禧等48人为国民政府委员，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谭延闿等5人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同日，又推举于右任、方振武等67人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并推举白崇禧、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李济深、汪精卫、胡汉民、唐生智、程潜、冯玉祥、蒋介石、杨树庄、谭延闿等14人组织军委会主席团。^[5]特委会还决定，于10月1日以前取消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各地分会。

特别委员会的成立，表面上结束了国民党各派系就国民党中央权力的争吵，使一分为三的国民党中央归于统一。白崇禧对此很兴奋，他说：“我们数月来所翘首盼望的宁汉合作，和党的统一与团结，到这几天，算是已经成功了。从前宁汉两方同志不得已的忍痛分裂，到现在已经是涣然冰释，目标同趋一致，而共同合作起来了。……以后的问题，我们不用说是要本着从前在广州时候的精神，继续地努力做去……”^[6]

然而白崇禧是过于乐观了。实际上这种拉郎配的统一是“统”而未“一”。首先，宁方和主要实力派人物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都未参加谈话会，也未参加特委会的实际工作，而对它持消极态度。其次，汉方首领汪精卫在谈话后立即醒悟，特委会的成立将剥夺其“合法领袖”的地位，使其在蒋介石下野后掌握党权的希望成为泡影。9月13日，汪精卫在上海宋子文寓所召集汉方首要人物谭延闿、孙科、朱培德、陈公博、顾孟余等秘密开会，讨论对特别委员会的态度。无奈谭延闿、孙科不愿再为汪氏做嫁衣裳，力陈舍此“别无他途可循”，虽然汪派大将陈公博、顾孟余极力反对特委会，主张不参加。会议最终无结果而散。汪精卫无奈，只好消极抵制，于当晚悄悄离开上海潜赴江西九江，并通电声明自己对共产党“防制过迟”，且“破碎之党，归于完整”，他愿“及时引退，听候处分”。^[7]随后，汪派骨干顾孟余、陈公博、徐谦也相继宣布引退。

由于蒋介石、汪精卫两大实力派对特委会采取消极、抵制直至反对的态度，特委会基本上是由原西山会议派的首要、桂系以及谭延闿、李烈钧等游离于蒋、汪各实力派之间的人物维持。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既是特委会委员，又是军委会主席团成员，且手握重兵于宁沪之间，因而在特委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很大程度上操纵了特委会。此种局面的出现，使得蒋介石、汪精卫更视特委会为异己。这样，特别委员会不仅无法行使中央职权，也不能消除国民党各派系的矛盾，反而使之更复杂化和尖锐化。

注释

[1]《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32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9期，第4卷第49期，第5卷第10期，第5卷第7期，第5卷第12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

[2]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14—615页。

[3]《张继致宁电》，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8月27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34期。

[4]雷啸岑说：“第7军李宗仁素来接近西山会议派那帮国民党老同志的，西山会议派诸人既与南京反目嫉视，更对李氏极力拉拢。”雷啸岑《卅年动乱的中国》上册，第79页。

[5]参见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175—176，177—178，204—205，230—231，256—257，264，271，274—275，277—278，278，284，309，316，321—322，361，361—362页。

[6]参见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175—176，177—178，204—205，230—231，256—257，264，271，274—275，277—278，278，284，309，316，321—322，361，361—362页。

[7]《汪精卫通电高蹈》，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9月15日。

西征讨伐唐生智

首先跳出来与特委会公开对抗的是武汉的实力派人物唐生智。唐氏利用东征占领了安徽。在孙传芳龙潭失败及宁汉暂停军事行动后屯兵于芜湖，但仍积极整顿后方，完全控制了两湖地区。他对南京成立的特别委员会极为不满。为了同特委会、同桂系对抗，他派人赴庐山，邀请在此“休养”的汪精卫赴汉口共商要事，汪氏便以向汉方报告特委会经过为由赴汉。汪、唐就反对桂系控制下的特委会达成一致。

西征军总指挥程潜

8月22日，尚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曾决议，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宁后，武汉不可无政治分会，以指导党务、政治、军事。根据此决议，9月21日，武汉政治分会通电成立，以唐生智、顾孟余、陈公博、孔庚、邓寿荃为常务委员。不久，汪精卫接连发表演说、通电，提出对南京特委会的两点疑问：其一，特委会成立后，中央党部仍然存在，不过授权特委会使之措置时局，而如今南京特委会却是代行中央职权；其二，中央原决定开四中全会，而如今南京开的中央会议却不是四中全会。他还要求召开四中全会追认特委会。此举目的是将南京特委会置于以他为“正统”的国民党中央之下，恢复其“领袖”地位。

对于武汉的变故，南京特别委员会以“统一”为名，通电取消武汉政治分会，但唐生智置之不理；南京方面委任陈调元为安徽省主席，武汉却发表以何键代理。双方针锋相对，相互指责，再次形成宁、汉对立的局面。桂系对两湖地区觊觎已久，想通过控制两湖同广西连成一片，而唐生智不仅盘踞两湖，而且东下安徽，虎视南京，对抗桂系控制下的特别委员会，这使得桂系无法容忍，决心武力消灭唐生智集团，既消除这个威胁，又能乘胜夺取两湖。

对武汉唐生智用兵，仅靠桂系自己的力量尚显不足，于是桂系利用特别委员会进行广泛动员。他们首先策动同唐生智有旧怨的湘籍实力派大佬谭延闿、程潜参与讨唐。

程潜后来透露：“谭（延闿）是倒唐的主要人物，是搭桥拉线者。”^[1]桂系首先把谭延闿拉到了他们一边，然后通过谭延闿又说服了湘系另一位实力派人物程潜。程潜后来回忆说：“当时在南京，为了商谈倒唐，李宗仁、白崇禧曾先后两次访问过我，谭延闿也访问过我两次，并且在石板桥私宅设宴，议谈此事，赴宴者仅李、白和我3人。席间，李曾赌咒发誓：倒唐之后，如果拥蒋，将为天地所不容，云云。”^[2]

谭延闿、程潜身为湘人，却与有虎狼之心的桂系勾结，深知内幕者曾经好心劝说谭延闿不要干此等引狼入室蹂躏家乡的愚蠢事，但利令智昏的谭延闿哪里听得进去。^[3]

李宗仁、白崇禧针对程潜的欲望，答应讨唐军事成功后，由程潜率第6军回湘主政。桂系还通过谭、程，同谭的部下鲁涤平以及朱培德等建立联系，约定共同讨唐。另外，桂系还争取了冯玉祥、李济深参与讨唐。这样强大的反唐阵营保证了倒唐行动的成功。

在桂系紧锣密鼓策划讨伐唐生智的过程中，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却积极拉拢唐生智。蒋氏派其盟兄黄郛出面，撮合唐生智与蒋介石合作以对付桂系。黄郛所依靠的中间人就是蒋方震和汪翊唐。黄郛夫人在《亦云回忆》一书中说：“蒋先生对百里先生甚有敬意，膺白（黄郛别号）代表致意不止一次。当时接洽唐生智方面，除汪翊唐，即希望百里先生，他是唐与汪之师。膺白自己亦甚敬百里先生，在前清末年浙江有两蒋，俱为新军前辈（百器先生尊簋是另一蒋）。张岳军先生在上海市长任，因不曾积极制裁几个人而受到不谅解，其一即百里先生。在一次孙传芳军渡江经政府迅速击走后，上海市场大家看好，忽有人大量抛出公债，数以百万计，不久唐生智反，引起政府注意，抛售者用百里先生的名。这是一件出乎意外的新闻。”^[4]

对于黄郛的意见，蒋方震也很赞成。他对唐生智说：“膺白的主张，也就是蒋先生（蒋介石）同样的主张。现在是你和蒋、桂系、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的势力最大，蒋与桂系之间已有意见，黄膺白主张你和蒋、张合作，而以你与蒋先生的合作为中心，再拉拢阎、冯，这样，桂系也不敢动了。”蒋方震并特别强调唐生智与蒋介石合作的重要性，并要唐与蒋介石拜为兄弟。但唐生智对蒋介石无好感，不愿与他合作，拒绝了蒋方震与黄郛的建议。^[5]蒋唐合作无法成立，这就为桂系打败唐生智提供了机会。

西征发动前，宁方大放烟幕弹。10月2日，南京中央特委会派孙科、伍朝枢、张继、许崇智等10余人的庞大队伍作为为代表，赴庐山“劝汪复职”，旋与汪同赴武汉，同唐生智磋商宁、汉再次合作，双方虽达成了一系列协议，但宁方是借此以掩护其军事部署的，并不是真心要与汉方和解，因而这些协议只是一纸空文。10月13日，孙科、伍朝枢等携带协议回南京复命。同日，谭延闿、程潜、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孙科、伍朝枢等联名通电，诈称赞成在武汉达成的协议，要汪精卫等来南京开会，以11月1日为期，企图拆散汪、唐之间的联合。通电还诈称，已调第1、第3两路军渡江，集中津浦路，准备大举北伐，“专候驾临主持一切”。^[6]实际上，李宗仁亲率的第三路军是准备用于西征主力，此时调赴津浦路，而没有引起唐生智的怀疑。

按照南京政府制订的《西征北伐总作战计划》，规定其总方略是：“‘国军’以策应冯、阎两军，肃清张（作霖）孙（传芳）残余军阀，占领徐（州）海（州）之目的，继续北伐，同时应即铲除上游反动势力，以巩固国都。”“第一期作战，拟以主力使用于上游方面，先将安徽境内之敌（指唐生智部）悉数歼灭。”^[7]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南京政府于10月20日下令讨伐唐生智，“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依法治罪”，并组织西征军，推程潜为西征军总指挥，李宗仁自居副总指挥，分别由长江两岸进攻安徽唐生智部，命海、空军配合进攻；密令朱培德为第5路军总指挥（辖朱培德兼军长的第3军、金汉鼎任军长的第9军），率部在江西策应；命何应钦的第一路军（辖第1、第9、第17、第26军以及第17师、第92师等部）和白崇禧的第二路军（第13、第37、第40军以及新编第10军等部）在津浦路对安国军取监视，掩护西征。桂系的部署是白崇禧坐镇后方策应，李宗仁则率桂系主力争夺两湖。

桂系发动讨唐西征时，公布了唐生智同孙传芳勾结的证据，而唐竟然直认不讳，这使得唐生智在政治上十分被动，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连企图暗中支持唐生智，以同桂系对抗的蒋介石也不得不公开表示：“唐叛党罪状，早已显著”，“讨伐唐生智，尤为必要”。而西征立即得到了李济深和冯玉祥的支持，李济深派黄绍竑为第八路军代理总指挥，指挥第15军及李福林的第5军、范石生的第16军等部北上，进攻湘南；冯玉祥也派兵进军鄂北；驻防鄂西的谭延闿部第2军（军长鲁涤平）以及暂编第7军（军长李粲）等部进攻武汉；江西的朱培德从赣北进攻鄂南；贵州的周西成也出兵湘西，形成对唐生智所部四面八方的包围态势。汪精卫预感不妙，匆匆于10月21日离开武汉，转道上海前往广州，依靠已经回师广州的张发奎另谋出路。

战事发动后，唐生智采取“弃皖防赣，固守两湖”的战略，将主力集中的鄂皖边界地区，准备同西征军决战。但唐生智所部第35军军长何键已经同程潜秘密约定倒唐，战争打响后，何键为了保存实力，一路放弃抵抗向后方撤退，导致唐生智全军迅速失败。10月25日，宁方西征军占领安庆。李宗仁随即率第三路军（辖第7、第19、第33军以及新编第11军等部）直取鄂东，进展迅速。11月初，与唐军在广济、靳春、田家镇之间展开激战，唐军失利，向后退守。同时，长江南岸的西征军总指挥兼第四路军总指挥程潜（辖第6、第13、第44军等部）、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部也节节推进，逼近鄂南，准备截断鄂湘两省东线联系。

唐生智见自己八面受敌，知道大势已去，于11月6日乘“永兴”轮回到汉口，他准备步蒋介石的后尘，也来一个以退为进，辞职下野，让讨唐军失去攻击的目标，唐即让自己的老师蒋方震起草下野通电。11日晚，唐生智在汉口官邸召集刘兴、李品仙、何键等高级将领开会商议。唐生智提出三个方案：（1）置全力打通河南，实行与奉张联络；（2）集中兵力死守武汉；（3）个人下野。刘兴、李品仙、何键都赞成唐生智暂时下野。^[8]唐生智还估计，他的部队凭私人感情关系维持两三年不会垮掉，在这个时间内蒋桂必然会发生战争，到时他就会有机会东山再起。^[9]因此，唐生智决定自己下野。同时对善后进行了安排，他对刘兴、何键、李品仙3位军长说：“今后的问题，由你们3个人负责商量进行，暂时撤回湖南去，把湖南搞好。”为了泄愤，唐生智还下令将秘密接受程潜委任的师长张国威（被程潜委任为第8军军长）用绳子勒毙，以杀一儆百。^[10]

部署完毕，唐生智于12日凌晨乘坐用30万重金收买的日本轮船“御月丸”从长江前往日本。随唐生智同行的还有他的亲信张翼鹏、晏勋甫、顾伯叙等。^[11]

所部由刘兴、何键、李品仙等率领退回湖南，保存实力，相机行事。11月12日，唐生智所部将领李品仙、何键、刘兴、周斓、叶琪、彭振国等将领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请求息兵言和。

11月14日，南京中央特委会决定取消武汉政治分会，改设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以程潜、李仲云、王世杰、张肇元、甘介侯为委员，程潜为主席。15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通缉唐生智。16日，李宗仁率所部第7、第19军进占武汉，旋任命第19军军长胡宗铎为武汉卫戍司令。19日，改组湖北省政府，任命张知本、熊斌、张难先、石瑛、王世杰、胡宗铎为委员，张知本为省政府主席；任命胡宗铎为湖北清乡督办，第19军师长陶钧为清乡会办。胡宗铎、陶钧都是湖北籍的桂系将领，都以凶残好杀著称，他们两人在湖北实行白色恐怖政策，疯狂屠杀了数以万计的中共党员及左派进步人士，犯下了惨无人道的滔天大罪，这是军阀统治的恶果。

桂系通过讨伐唐生智，将其势力范围扩张到了湖北。

注释

[1]谢慕韩：《关于“东征”“西征”和第六军被消灭的片段回忆》，《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4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2]谢慕韩：《关于“东征”“西征”和第六军被消灭的片段回忆》，《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4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3]程潜的参谋长谢慕韩回忆说：“宁汉合流后，唐生智受汪精卫的指导，拥有第8、第35、第36、第17等军，势力雄厚，以武汉为中心，据有两湖和安徽地盘，与南京方面抗衡。谭（延闿）、程（潜）以蒋既下野，都劝唐与南京合作，免招桂系之忌，未为唐所接受。由于桂系的根据地是广西，此时桂系的部队已伸到京、沪一带，唐部横阻于广西与京、沪之间，成为桂系把持中枢和它的前后方联系的巨大障碍，因而企图驱唐至为迫切。桂系想利用谭、程的宿望及其所部军事力量。遂与谭、程共谋倒唐。其时，我周旋于谭、程之间，得知有人曾向谭建议：与桂合作驱唐，胜则徒利于桂，于湘有损无益（湘军自相残杀，势必削弱力量）；败则将予蒋以复起的机会；不如调集第2、第6、第14各军驻防江苏，以巩固畿辅为首要，并保持朱培德（也是不满于蒋的）在赣的实力和地位，另以李宗仁主皖，作为宁、汉之间的缓冲地带，对唐宜尽可能采取怀柔政策，必要时还可作为制蒋的外援。如果蒋要复起，势必先策动第1、第9两军，那时，合苏、皖、赣3省兵力，即可予以击溃。谭、程素不以唐势坐大为然，与桂合作驱唐已成矢在弦上之势，没有采纳这一建议。西征结果，驱唐的目的虽已达到，但卒给蒋以再起的机会，并且发展到桂复联蒋倒程和蒋第2次消灭第6军。”谢慕韩：《关于“东征”“西征”和第六军被消灭的片段回忆》，《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4辑，第21页。

[4]沈亦云：《亦云回忆》下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77页。

[5]唐生智：《关于北伐前后几件事的回忆》，《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6辑，第109，109—110页。

[6]《中央要人电促汪精卫来宁》，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10月21日。

[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1），第537，566，566，519，522—523，531页。

[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1），第537，566，566，519，522—523，531页。

[9]唐生智：《关于北伐前后几件事的回忆》，《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6辑，第109，109—110页。

[10]刘兴：《回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3集第6辑，第88—89页。

[1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1），第537，566，566，519，522—523，531页。

无力阻止蒋介石东山再起

宁汉战争虽然结束，但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并未停止，反而加剧。1927年9月下旬，张发奎率领南昌起义后第二方面军余部回到广州，所部分驻广州近郊和石龙、韶关等地。张发奎以广东主人自居，他回粤的企图是赶走他的老上司李济深，为他所崇拜的汪精卫取得广东作为基本地盘。^[1]

为了达到目的，张发奎奉汪精卫的意旨，打出了“护党救国”的旗帜，公开反对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主张迎汪精卫回粤，召开四中全会。10月29日，汪精卫到达广州，向新闻记者重申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会、恢复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及国民政府问题等主张。随即与李济深、张发奎等举行会议，商谈恢复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及国民政府问题。10月30日，汪精卫与李济深、陈公博、何香凝等在粤中央委员联名发表通电，宣布第四次执行、监察委员会议在粤召开，望各委员克日到广州开会；在全体会议未成以前，中央执行、监察两常务委员会及秘书处均照常办公。当晚，在广州政治分会、广东省政府联合举行的宴会上，汪精卫措辞严厉地指责南京中央特委会“背党非法”，表示自己要“为挽救本党危亡，恪守本党纪律而反对特委会”^[2]。

这时，李宗仁、白崇禧还企图争取汪精卫等合作。10月30日，李、白联名致电汪精卫及陈公博、何香凝、甘乃光，解释讨唐与中央特委会产生的背景，并邀请他们赴南京开四中全会。电报说：

一、宁汉初合作，仁、禧即主张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解决党内各问题。二、特委会之产生，系吴、蔡5委员在沪提议，汪公以迁就事实之故，亦曾容纳，故仁、禧不敢独持异议。三、汪公在汉对党的主张，仁、禧闻知即征求宁沪多数忠实同志一致赞同。四、请汪公及公博、香凝、乃光三先生与任（李济深）、季（黄绍竑）二兄克日莅宁，主持召集开第四次中央会议，以固党基，免致意见分歧，发生分裂之弊。五、唐逆生智勾结孙（传芳）、张（作霖），谋危本党，证据确凿，西征即北伐，讨唐即所以讨奉，纯忠救党，绝无丝毫个人私意存乎其间，请汪公及各同志一致主张声罪致讨，以绝祸源。唐氏之为军阀，何夫人（香凝）在庐山曾面斥之矣。六、不讨唐则党国必亡，不恢复中央则党基不固，二者相需，左右车辅，并行则存，去一则废，现皖境既肃清，正在分途攻鄂，收复两湖，实非难事，如能立即召集中央会议，则党基同时巩固，合全党实力一致北进，统一全国，实现主义，即基于此。汪公为本党唯一领袖，公博、香凝、乃光三先生爱护党国，倍切恒常，敬请勿惮跋涉，即日莅宁，党国存亡祸福，决于此举。披沥陈词，深恳鉴察，敬候电示。^[3]

从桂系的角度来说，如能在推翻唐生智之后，再由他们主导召开四中全会，那是再理想不过的了。不过，汪精卫等也不是省油的灯，决不会轻易按照桂系的意愿去行事的。果然，汪精卫对此电报不予理睬。

11月1日，汪精卫召集在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开会议，通过三项决议：（1）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应从速在广州履行最高机关职务；（2）在广州重新设立国民政府；（3）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解决一切争端。^[4]这样，汪精卫等在广州树起另一个中央的旗号，与南京中央特委会及其国民政府形成对立。

汪精卫、张发奎等以广东为基地与南京政府对抗，引起广东实力派人物李济深的不安，作为新桂系政治上的盟友，李氏也不愿以桂系为背景的南京特委会被汪派搞垮。李济深不赞成汪精卫等在广州设立国民党中央的主张。他对汪精卫说：特委会在章程上实有不合的地方，但是我们反对人家不合法，应该自己要合法。现在粤的中央委员不过六七人，便可组织中央党部，则中央执监委员除候补者外，共60人，岂不是可组织10个中央党部吗？六七个人可组织中央党部，则四五人亦可组织中央党部，甚至三二都可组织党部了。这是我们欲恢复党部反将党部分裂了。那纠纷更多了。因此，还是促成中央全体执监委员会解决好。现在南京及上海的同志，均赞成开中央执监全体会议。如果成心为党，尽有可走的途径，何必令其分裂呢？^[5]李济深言之成理，汪精卫无言以对。这时，李济深一派还扬言：“汪为党之中心人物，处广东之边陬地，实非所宜，望速归宁，以为全党尽力。”^[6]，暗示汪不应当长久逗留广东。李济深的心腹陈可钰甚至当面对汪说：“先生于此时回粤，有两不可：一则激起两广之纠纷；一则酝成第四军之分裂。近日报纸上之欢迎声中，已含有浓厚之火药气味矣。”汪精卫听后，非常尴尬地说：“嘻！余诚为不祥之人矣。聆先生言，余此次回粤，与4月赴汉将毋得同一结果。余4月赴汉，本欲劝回彼方忠实同志，使与宁方合作，而结果竟成宁汉之分裂。然一误不容再误，余将急离此间，直赴东京。”^[7]至此，汪派与李济深、黄绍竑等已经格格不入。

李济深极力在宁、粤间斡旋，说服李宗仁、白崇禧同意废除特别委员会，重开二届四中全会，并得到李、白的同意。从李济深这一方面来说，这样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将汪派中央委员们送出广州，然后再寻找机会解决向自己提出挑战的张发奎部。李、白采纳李济深的主张后，着手解决西山会议派问题，以出国考察为名，将西山会议派的主要人物作了安排，将许崇智派往日本考察，又任命张继、居正为驻日代表，令其赴日，为停止特委会做准备。11月1日，宁方通电，敦促粤、汉各方中委到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

但汪精卫并没有按照李济深的安排与桂系合作，而是选择了与蒋介石联手对付桂系的战略。

蒋介石自从下野后一直在图谋东山再起，为他跑腿和出谋划策的就是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元老以及陈果夫、陈立夫等一杆支持者。当时蒋介石与李石曾等商定的策略是所谓分治合作，即由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实力派巨头各占一快地盘，长江下游的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归蒋介石，而桂系应当退往两湖加两广。

李宗仁、白崇禧觉得统治长江流域下游难以奏效，于是发起讨唐战争，从唐生智手中取得湖南、湖北地盘，与其广西老巢相连。桂系虽然通过讨唐夺取了两湖地区，但他们也不会轻易退出长江下游的江浙沪地区，围绕这一问题的明争暗斗还会继续。蒋介石为达到出山的目的，决定与汪精卫联手。

11月上旬，汪精卫密电在日本访问的蒋介石，主动向他提出合作愿意，联手对付桂系，将来两人同时上台，由汪掌党权，蒋主持军事。^[8]蒋介石接受汪伸出的橄榄枝，于11月8日回国。其此之前，蒋氏陆续派人回国，与汪精卫取得联系，表示竭诚合作的意愿，声称只要汪派将李济深驱逐出广东，蒋介石就回广东，再办黄埔，再练兵。^[9]11月2日，蒋介石以吊唁李济深母丧为名，派他未来的大舅哥宋子文来到广州，与汪精卫磋商蒋汪合作问题，决定蒋汪联手对付桂系，并约定蒋、汪将来同时复职，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汪精卫复任国民政府主席。蒋并提供经费，要汪精卫、张发奎等将准桂系头子李济深驱逐出广东。

得到蒋介石支持的汪精卫决心排斥李济深，夺取广东地盘，进而问鼎中央。11月4日，汪精卫等致电宁方，同意在宁开四中全会，但必须在广州或上海开预备会，同时取消特委会，预备会的地点，后来同意放在上海。

11月16日，汪精卫、李济深北上，赴上海参加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汪精卫等把李济深诓出广州后的第2天，即17日，张发奎、黄琪翔在广州发动驱逐李济深、黄绍竑的兵变，奉李济深电召来广州代理李氏职务的桂系首脑黄绍竑差点就擒，狼狈逃往香港，在粤桂军被迫撤往粤桂边界。

18日，李济深随汪精卫到达上海，白崇禧特意乘小火轮到李、汪所乘轮船上迎接。同汪寒暄几句后，白崇禧把李济深拉到一边，告知广州发生了倒李事变。李济深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中了汪精卫等人调虎离山之计。

在汪精卫、张发奎等一派大闹广东的同时，蒋介石一派也在南京、上海大肆策划倒特委会的活动。11月22日，南京举行庆祝讨唐胜利大会，蒋系人物挑动反对特委会，会后举行游行，又同军警发生冲突，死伤多人。事后，蒋系特务团体指控此事件是特别委员会的邹鲁、谢持、居正等主使的，于是提出了“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李宗仁、白崇禧等只好以退为进，在政治上让步，同意召开四中全会，停止特委会的活动，联合西山会议派以对抗蒋汪联盟，着重打击汪精卫派；军事上则不放松，准备进攻湖南，取得并巩固两湖地盘，凭实力同蒋、汪再斗争。

11月下旬，白崇禧离沪赴武汉，同在武汉的李宗仁会商应付时局的办法。行前，白崇禧下令将拘押的赖世璜枪决。

赖世璜当时是第14军军长，龙潭战役时因不服调遣被白崇禧下令逮捕。因为赖是李烈钧旧部，李宗仁曾密询李烈钧如何处置？李烈钧说：“赖颇有资财，可以金贷其一死。”然而此间蒋介石的亲信曾找过赖世璜，要赖氏拥蒋，蒋复职后便可官复原职，赖大喜过望，满心应允，但为白崇禧知悉。在蒋介石回国、复职已有把握时，白氏便决定枪决赖氏，以免赖氏将来为蒋介石所用而与自己作对，由此可见白崇禧对蒋介石复职是极力抵制的。

12月2日，程潜、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谭延闿、杨树庄、朱培德等宁方的军事委员会委员联名呈请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张发奎等人。李济深也呈请讨伐，声称：“似此扰乱后方，破坏大局，实为反革命。若非严申讨伐，何以警叛逆，而肃纲纪？除电饬所部追剿外，理合电呈。”^[10]

3日，国民政府颁布讨伐令，宣布：“张发奎、黄琪翔著即褫职拿办，即由军事委员会讯派军队分道进剿，肃清残寇，用拯人民，以副本政府除暴安良之意。”^[11]

白崇禧还发表谈话，有意以栽赃戴红帽子的方式打击政敌，以便彻底消灭对手。他说：“大家要认识这次广州的事变，完全是共党操纵，是第三国际所定捣乱长江的计划。所以，南京的惨案、广州的兵变，都是他们的罪恶，很是显著，大家请特别注意，不要被人欺骗。对于广东问题，我们不要作粤桂问题看轻了他。共党争广东，很有用意的。我们如果竟中其计，那很危险了。因为广东滨海，俄国军火输运便利，且有兵工厂，至于广东农工受共产化者甚众，因此，我们对此万不可轻轻放过。”^[12]

随后，李济深与黄绍竑调遣军队围攻张发奎部，凭借兵力优势很快将其击败。陈公博的回忆说；“最使我吃惊的，广州驱李之役，蒋先生是一个有力的主动人，我到了上海，才知道李任潮回粤打我们时，蒋先生又给了他30万元作打倒我们的军费。唉！蒋先生太聪明，太现实了，你为着洗刷，我自然不好加以批评，但政治道德毕竟是这样的吗？”^[13]问题是官僚政客野心家之流的人从来都是不择手段的，又哪来的政治道德？

更加可笑的是，张发奎等人失败下野之前，还把剩余的50万元巨款汇给了蒋介石，作为他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经费，以表示维持蒋汪合作的诚意。^[14]然而，这次，汪精卫、张发奎等人确实是被蒋氏戏弄了。

12月3日，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在上海召开。会前和会议期间，桂系联合李济深及其他反汪派系就“广州事变”猛烈攻击汪精卫，要求停止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粤派中委出席四中全会的权利，这使得汪精卫焦头烂额。蒋介石明明是汪精卫的同伙，这时却依然大耍两面派手法，一方面背地里指使其心腹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加入讨汪行列，特别是文痞吴稚晖连篇累牍发表文章，用龌龊不堪的言辞对汪精卫及其同伙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实施最无情的攻击，嬉笑怒骂，大戴红帽子，胡说汪精卫等人是共产党，说他们奉了“第三国际”的命令来发动“广州事变”（吴稚晖绝口不提“广州事变”是汪精卫等人奉了吴稚晖的主子蒋介石的指使而合伙搞的）。^[15]蒋氏自己则装成和事佬，在会上百般袒护汪氏，以市恩于汪。

12月7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会，决定审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3人。8日，在第三次预备会议上，张静江、李宗仁、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人联署，提出检举陈公博、顾孟余、汪精卫3人案，要求停止3人出席四中全会的权利。李济深也提出《粤委员附逆者应当退席听审案》，指责何香凝、顾孟余、王法勤、甘乃光、陈公博、陈树人、李福林、王乐平、潘云超等“参与逆谋，甘心附逆”，要求令他们退出会议席，由监察委员会查办严惩。汪精卫则表示：中央监察委员会已被特委会取消，无权提出议案。面对这种混乱的局面，蒋介石以超然的调解人身份出现，发表《告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书》，声称：“此次纠纷之主因，为南京特别委员会与广东事变。对此二事，吾人同在党之立场，实不难发现一致之观点，且只须四中全会正式开成，均可迎刃而解。“就过去之经验言，军阀不足畏，共产党亦不成问题。军阀之被打倒，已确然无疑，共产党声势从前何等伟大？其阴谋鬼蜮何等毒辣？但吾人一言清党，青天白日旗下各领域，或迟或早一致起而铲除，彼等于无尺寸立足地。国民革命之劲敌，绝非军阀与共产党，惟武装同志不能确实认识中央威权之必要与最高权威，政客从而利用播弄，始为国民革命之致命伤。中正于本年8月决心辞职，惟一原因，为党之中央不能团结。党既无统一指导，军事胜利亦无所用。”还说：“此次全体会议，为我同志惟一忏悔机会。忏悔之方法，武装同志宜确实尊重党权，勿再受政客播弄；一般同志尤宜尽蠲前嫌，勿再互相猜忌。……今日非一致促成中央全体会议速开正式会议不可。有不能牺牲个人之权位而阻碍此全体会议者，吾人应纯粹以党之利益为前提。其他一切均应抛弃，亦无容顾忌。以前彼此错误，不再追求，只谋此后确实永久之团结。党国存亡，千钧一发，竭诚呼恳，惟希鉴察。”^[16]

蒋介石貌似不偏不倚，装好人，更增强了汪精卫对他的幻想。12月10日，在预备会议第四次会议上，汪精卫与何香凝、王法勤、王乐平、陈树人、朱霁青、陈璧君、潘云超、甘乃光、丁维汾、顾孟余等11名粤方中央执监委员联名提出请蒋介石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的提案。

在此提案后，汪精卫个人还附带声明：“如蒋介石同志能够徇预备会议之决议，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则兆铭认为对于时局已有良好办法，少数同志间对于兆铭有不谅解者，兆铭尽可引退，以息纷争。”^[17]

汪精卫等人的提案当即为预备会议通过。预备会议决定，二届四中全会于1928年1月1日至15日在南京召开，由蒋介石负责筹备。

提出请蒋复职，是汪精卫玩弄的一个“拥蒋自救”的花招。正如李宗仁后来指出：“汪兆铭此时自知不能见谅于党内同志，乃于张、黄叛变时竭力鼓吹，促使蒋中正复职。在汪氏看来，反对南京中央政府，蒋实与渠利害一致，休戚相关。如果汪蒋合作的局面实现，必能左右大局，重握党权。到了广州暴动之后，汪氏受各方攻击愈烈，乃一意拥蒋以自救。”^[18]

但李宗仁、白崇禧以及李济深等绝不愿意看到蒋汪合作就此成功，为此，李、白继把攻击的火力打向手无寸铁的政客汪精卫。李宗仁发表长篇谈话，以激烈的言辞抨击汪精卫，对蒋汪合作提出异议，并提醒蒋氏不要上了汪的当。

据说，白崇禧也曾当面“劝蒋勿与汪合作，勿遽上台”^[19]。但不可能为蒋氏所接受。这时，蒋介石已经牢牢掌握了政局的主动权，桂系已经无法阻止蒋氏出山了。

预备会议决定，因“一一•二二”惨案被指控的谢持、居正等10余人先行停职监视，并组织特别法庭审判惨案有关人员。这是汪蒋联盟的结果，一开始就给桂系和西山会议派一个下马威。白崇禧在汉口接到上海市长张定璠的有关电报后，就对李宗仁说：“蒋先生还没有复职，特别委员会就已经完结了。”桂系李、白等人正是怀着这种既惋惜又无奈的心情注视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

预备会议后，围绕着在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上权力分配问题，宁方桂、蒋、汪等派系继续明争暗斗。

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趁张发奎和黄绍竑之间爆发粤桂战争，广州城内空虚之机，发动了广州起义。虽然起义很快被张发奎等人镇压，但它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造成了极大震动，使其派系斗争更趋激烈。不仅桂系联合李济深等派系趁机发难，攻击汪精卫是在同共产党合演双簧，张发奎、黄琪翔等人都是共产党。而且“全国民众请求通缉汪精卫、严办汪精卫的声浪，便一天一天的增高。民众的情绪已经愤怒到万分。天天在报纸上所看到的，便是弹劾和反对汪精卫的言论。”^[20]

汪精卫虽然还想极力辩解，但难敌众口一词。无论汪精卫如何辩解，都已无济于事。

16日，宁方的国民政府下令查办与“广州事变”有关的汪精卫、顾孟余、陈树人、甘乃光、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陈公博、何香凝等人，声称他们“于事变后，或列席会议参与逆谋，或发表言论公然袒护，舆论哗然，嫌疑难释，本政府为整饬纪纲维护治安起见，特派邓泽如、古应芬讯往查办呈复，以凭核夺。在查办期间，汪等居住所在，应责成军警注意，监视其行动”。^[21]

更加可怕的是，白崇禧正准备对汪精卫直接下手了。陈公博回忆说：“汪先生旅居上海也被认为暴动的主要人，白健生竟直找杜月笙要用绑票的方式派人直冲汪先生的寓所，企图加害。杜月笙说：‘这事我做不来主意，你问法国领事罢。’及至白健生找法国领事，法国领事也说：‘这事我们不能干的，你找杜月笙罢。’这样互相推诿，事情才平淡下去；法国当局于是劝汪先生离沪，蒋先生也劝汪先生出洋，汪先生终于离沪出国往欧洲了。”^[22]

四面楚歌的汪精卫于12月16日发表通电声称隐退，不再参与政治。汪精卫还发表谈话，以肉麻的言辞向蒋介石送上临去秋波，可见这个无耻政客的伎俩。他说；“蒋汪合作，不是一般同志所提倡的么？如今有些同志，却偏要说这是别有作用。我从前曾出死力帮助过蒋介石同志，也曾出死力反抗过蒋介石同志。我对于蒋汪合作的名词，是不承认的。我以为党里头要有中坚部队，而中坚部队里头，要有一个中心人物。今日可当中心人物的，只有蒋同志一人。我愿意仍然出死力的帮助他。如果有些同志，以为我帮助他，反为他累，则我不以积极的方法来帮助他，以消极的方法来帮助他，也是一样。”^[23]

17日，汪精卫秘密离开上海赴法国。张发奎、陈公博也通电下野，汪派人物溃不成军。白崇禧还不甘休，白崇禧还与程潜等于27日联名发表通电，请求通缉汪精卫、顾孟余、陈公博、陈树人、甘乃光、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何香凝等9人。29日，白崇禧在复何应钦、刘峙、顾祝同的电报中，表示自己拥护蒋介石出山，但对他庇护汪精卫、张发奎等人等表示了强烈不满。电报说：“崇禧自追随介公北伐以来，承介公推心置腹，无时不以为感，及由鲁南奉命回宁，孙（传芳）、张（宗昌）逼于北，汪（精卫）、唐（生智）逼于西，我军徐州新败之余，难御孙（传芳）、唐（生智）方张之寇，介公当时审度形势，谋双方对付之策，自动下野，崇禧恳留无效，在介公敝屣权位，以求党之团结，个人固为得计，崇禧属在部曲，使强敌在迫，无术拥护，迄今思之，心独耿耿。至介公复职，前在南园即向幼京（杨树庄）、任潮（李济深）、德邻（李宗仁）诸公表示赞同，对沪新闻界亦有同样表示登载，谅蒙诸公鉴察。惟领袖出处方式，须极磊落。介公于汪派诸附逆委员不免瞻徇过甚，于张（发奎）、黄（琪翔）诸叛将不免庇护过深，倘对汪派及张、黄不有明显态度，崇禧窃恐为盛德之累。君子爱人以德，想诸公当亦以为然也。”^[24]

这时，那位以捧蒋为专业的吴稚晖见蒋介石复职已成定局，不顾自己前不久还在以最恶毒的语言攻击汪精卫，这时却站出来为汪精卫做说客做和事佬了。他说：“如汪精卫、如陈公博、如顾孟余、如甘乃光……贼出关门，既捉不到他，又加什么通缉，殊可不必。且如汪先生等，他若能自己不落小样，不做那悻悻小丈夫，好弄玄虚，自是一个有望人物。他今在海外，我等能优容之，彼必悔悟。若羞辱之，徒促其横决，此非君子成人之美也。所以，程先生等请求通缉一电，词正义严，不过从又一方面着想，暂且相恕，亦未尝不于人才有益。……湖南残余之唐军，彼等既愿由间道北伐，正宜使之效命前驱，断不必再动干戈，成互相残杀之局。若恐其北伐以后兵力强盛，将终为湘省之敌，我想这是过虑。……这又欲求李德邻先生、白健生先生、程颂云先生等坦然大度目前力求湘鄂之繁荣，与民休息，似最重要。而程先生等此次丰功伟烈，亦百世令人思慕，万不可不注意纠纷之减少，亦即使全局之速定。此次李、白两先生受小小顿挫，无人不为之愤慨，然亦无人不钦敬。小子有痴言，以为此时最能让步，即为后人最致仰慕，亦人民国家所最受其赐。”^[25]

这样，在这场历时数月的错综复杂的国民党派系斗争中，蒋介石利用汪、桂、西山会议派等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坐收渔利，既弄垮了特委会，打击了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又迫使汪精卫出国；还因故意袒护汪精卫而招致胡汉民、孙科等人的不满，1928年1月下旬，胡汉民和孙科等以出国考察为名，离沪远游。

在此期间，只有蒋介石的政治行情一路看涨，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无力单独同奉系张作霖对抗，频频通电拥蒋复职，以继续北伐。蒋介石复职还得到了汪精卫派的大力支持。这样，蒋氏复职已成定局。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离沪赴宁，并且电告了白崇禧等人。1月7日，蒋氏发表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通电，在政治争斗中明显吃了败仗的白崇禧，也不得不向他的政敌表示祝贺。当天，白崇禧率部将给蒋氏发出表示祝贺的电报。电报全文如下：

南京蒋总司令钧鉴：

奉读支电，敬悉我公惠然莅宁，主持党国大计，无任欢忭。值此共贼潜伏，乘机思逞，残余军阀，盘踞幽燕，渴望我公本总理之遗志，团结忠实同志，内固党基，外攘强敌，继续北伐，完成革命，不独本党之幸，抑我民族之福。临电不胜翘企。

白崇禧、胡宗铎、夏威、陶钧。叩。虞。^[26]

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举行，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内这场最为复杂的派系斗争中的惟一赢家，显示了他高超的权谋手段和翻云覆雨的本领。而桂系诸头目则因为政治资望浅，在这次角色中明显失利。

注释

[1]季方回忆说：“以张发奎为首的第4军领导层，大多迷信汪精卫个人，崇拜犹如偶像。”季方：《白首忆当年》，北京《纵横》1985年第3期。

[2]《汪主席演说要点》，《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1月1日，

[3]参见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175—176，177—178，204—205，230—231，256—257，264，271，274—275，277—278，278，284，309，316，321—322，361，361—362页。

[4]《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32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9期，第4卷第49期，第5卷第10期，第5卷第7期，第5卷第12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

[5]广州平社编：《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上编，第41，61，167—168，87—88，144—149，148，126页。

[6]《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32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9期，第4卷第49期，第5卷第10期，第5卷第7期，第5卷第12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

[7]广州平社编：《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上编，第41，61，167—168，87—88，144—149，148，126页。

[8]参见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93—94页。

[9]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111，110，109页。

[10]广州平社编：《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上编，第41，61，167—168，87—88，144—149，148，126页。

[11]参见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175—176，177—178，204—205，230—231，256—257，264，271，274—275，277—278，278，284，309，316，321—322，361，361—362页。

[12]广州平社编：《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上编，第41，61，167—168，87—88，144—149，148，126页。

[13]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111，110，109页。

[14]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111，110，109页。

[15]［广州平社编：《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上编，第41，61，167—168，87—88，144—149，148，126页。

[16]《革命文献》第16辑，总第2878页。

[17]《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32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9期，第4卷第49期，第5卷第10期，第5卷第7期，第5卷第12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

[18]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卷，第408页。

[19]广州平社编：《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上编，第41，61，167—168，87—88，144—149，148，126页。

[20]广州平社编：《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上编，第41，61，167—168，87—88，144—149，148，126页。

[21]《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32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9期，第4卷第49期，第5卷第10期，第5卷第7期，第5卷第12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

[22]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111，110，109页。

[23]广州平社编：《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上编，第41，61，167—168，87—88，144—149，148，126页。

[24]参见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175—176，177—178，204—205，230—231，256—257，264，271，274—275，277—278，278，284，309，316，321—322，361，361—362页。

[25]吴稚晖：《劝大家相安一时》，蒋永敬编《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1927年的中国》，第571—572页。

[26]参见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175—176，177—178，204—205，230—231，256—257，264，271，274—275，277—278，278，284，309，316，321—322，361，361—362页。

指挥征湘战役控制湖南

桂系西征占领武汉后，唐生智余部退往湖南，对外仍然打着第4集团军的旗号，拥有3个军的实力，退到岳阳后分配了各军的驻防地，其中第8军驻防湘中，第35军驻防湘西，第36军驻防湘南。

1927年11月21日，李品仙、刘兴、何键等和湖南省政府代理主席周斓在长沙开会，做出几项重要决定：一、暂时保境休养，听候第四次执监会议解决；二、在长沙设第四集团军办事处，以李品仙、刘兴、何键、周斓等7人为办事委员；三、推张开琏为代理财政厅长，月筹军费70万，并设财务委员会，推周斓等21人为委员。以李品仙、刘兴、何键、周斓4人组织一个联合办事处，每周开会两次，交换情况。不久，该部又进行了扩编，将省防军改编为第17军，周斓任军长；将各独立师改编为第18军（一说为第12军），叶琪任军长。5个军总兵力12万人左右，仍是一支相当庞大的军事力量。^[1]

由于湖南地处桂系主力驻扎的湖北与其老巢广西的中间，对桂系来说是必争之地。

“广州事变”后，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就感到，若张发奎在广东站住了脚，不仅影响到李济深在广东的地位，而且张发奎还很可能同湖南唐生智余部结合，威胁湖北和广西桂军的安全，因此他们将解决湖南问题当成当务之急。

11月21日，白崇禧专程乘军舰从上海前往武汉，与在武汉的李宗仁会晤，商讨对广州事变后局势变化的对策及对湘的方略。白崇禧鉴于蒋介石复职已成定局，遂向李宗仁建议，“确切控制两湖（湖南、湖北），以便紧靠两广后方，把两广两湖打成一片”^[2]。

为达到这一目的，李、白决定对唐生智部先礼后兵。

1927年11月25日，李宗仁派李品仙之弟李品芗偕袁家谱赴长沙，与李品仙、何键、刘兴等接洽和平改编。桂方提出的改编条件主要有：（1）取消第4集团军名义，仍保留3个军；（2）通电服从中央；（3）承认程潜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率第6军回湘。唐部保留的3个军中抽调两个军参加北伐。^[3]

开始，李宗仁、白崇禧等满以为这么优厚的条件完全可以使唐部臣服，投入桂系的帐下。岂料打唐部算盘的并不止桂系一家。复职已成定局的蒋介石当然不愿让唐部这支庞大的军队就这么落入他的对手桂系的私囊中，也极欲把唐部拉过来，以遏制桂系势力的膨胀。蒋介石前后5次派秘密使者前往湖南，拉拢唐部。在得知桂系开出的条件后，蒋介石向唐部将领提出了他的开价：一、湖南省主席由唐部将领推举，报国民党中央任命；二、南京方面不派军队入湘；三、唐部军队改变为4个军，军饷由南京中央政府接济，并首先拨发50万元；四、唐军以两个军留湘，两个军参加北伐，北伐军费不由湖南负担。

两个改编方案相比较，显然蒋介石的条件要优厚得多。唐部将领开会讨论后，决定拒绝桂系的和平改编要求，准备接受蒋介石改编。1928年1月2日，唐部将领发表通电，宣布取消第四集团军番号，静候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解决。

桂系见和平改编不成，决心武力解决，以除“肘腋之患”^[4]。1927年12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派白崇禧慰劳西征军，并代表李宗仁指挥第2路军，准备必要时由广东进兵。白崇禧旋辞去淞沪卫戍总司令兼职，离沪再赴武汉，部署对湘军事。从1928年元旦起，南京政府在谭延闿等主持下班实行征湘动员，正式任命白崇禧为征湘总指挥。

白崇禧到武汉时，程潜已制定了一个向湖南进兵的计划：以第三路军沿长江两岸前进，集中新堤，准备进攻临湘、岳阳一线；第四路军沿武长铁路两侧前进，集中蒲圻，经羊楼司、通城，截断长岳联系，并进攻湘阴，长沙；第五路集中于铜鼓、萍乡，准备进攻浏阳、醴陵，威胁长沙的侧背。但白崇禧却对此计划提出了异议，他认为以桂系部队为主的第三路军是征湘军的主力，不应该置于敌人力量薄弱的长江两岸地区，因而应变更部署，将第三路军使用于平江、通城方面，进攻金井、长沙；而以第四路军置原定第三路军的位置。这种改变为程潜同意。^[5]其实，白崇禧此举也有私心，让他的桂系部队率先拿下长沙，为以后控制湖南做准备。

1928年1月15日，征湘军事全面发动，征湘军分东、西、南三路进攻湖南：白崇禧、程潜指挥东路的第三、第四路军进攻岳阳、平江；朱培德在南路率第三、第九路军进攻株洲；鲁涤平指挥第二路军、李粲指挥第43军在西路进攻津市、醴陵。由于征湘军有海空军配合，进展顺利。17日，唐军被迫放弃岳阳，退往汨罗江以南。19日，第三路军一部占领平江。白崇禧、程潜分别到达通城、岳阳，约定21日晨全线总攻击。

1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讨伐李品仙等人的通电，声称：“欲求完成北伐，非先肃清唐贼余孽，以除革命障碍不可，故政府万不得已，因有此次讨伐。”^[6]

正当白崇禧部第三路军在汨罗江同唐军决战，准备一举攻占长沙时，岂料祸起肘腋。20日凌晨，右翼第四路军叶开鑫的第44军突然阵前倒戈，并向程潜的第6军猛烈袭击。第6军猝不及防，被冲得七零八落，损失惨重。叶开鑫此举是奉蒋介石的密令，是蒋不愿看到桂系在两湖坐大而采取的掣肘行动。22日，叶开鑫率领所部官兵发表通电，宣布拥护中央，反对程潜。电报说：“鑫等欲勉为吾党之信徒，自难免为程总指挥之叛徒矣。……知我罪我，一唯中央之命是从。”^[7]

叶开鑫军倒戈后，唐军廖磊、刘兴两军趁机反攻，渡过汨罗江，并同叶开鑫的第44军夹击程潜的第6军。第四路军被迫后撤，程潜退回武昌，并急电白崇禧，说第6军损失巨大，建议第三路军也退守蒲圻、通城，以图后举。

白崇禧接到程潜的电报后，不以为然，他认为唐军的反攻只不过是狗急跳墙而已，唐军的力量明显要弱于征湘军，若按程潜的建议退却，则会使部队官兵对前途悲观失望，就有可能全面溃败，处于观望的友军也将变成敌人；目前只有继续向南进攻，夺取长沙，才能转危为安，这么做虽冒孤军深入的风险，但只要官兵用命，获胜的可能性极大，因为长江以北的唐军已大部渡汨罗江，长沙基本上已空虚。

为了慎重起见，白崇禧急电南京李宗仁，提出两策：第一，回师营救第4路军，巩固武汉；第二，不顾第四路军的失利，突破正面敌人，直捣长沙。李宗仁经考虑后，覆电白崇禧，认为采取第二种方案为宜，这同白崇禧不谋而合。

随后，白崇禧命第三路军的第7、第19两军渡江进攻长沙，以切断唐军退路。21日，第7、第19军强渡汨罗江发起攻击，并同前来堵截的李品仙部发生激战，结果李部大败南逃。桂军乘胜猛追，很快占领了长沙。唐军李品仙、何键、叶琪部向株洲、衡阳退却，已渡过汨罗江的刘兴、廖磊部由于后路被截断，被迫向西渡过了湘江，退往湘西。此役征湘军大获全胜，俘虏唐军团长以下官兵15000余人，缴械12000余支，大炮20余门，机关枪50余挺。^[8]它也充分展示了白崇禧果断独特的指挥风格。

自25日起，征湘军陆续进驻长沙。白崇禧本人也于27日上午进驻长沙。白氏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此次入湘，系奉中央命令，一俟唐生智残部消灭，革命后方巩固，即当继续北伐。兄弟在省无多勾当，当赴前线督师。对于湘省民政，均不过问，统由程总指挥、陈军长、鲁军长等会商办理。程总指挥等均属湘人，以后一切设施，必能满湘省民众之望。”^[9]

随后，白崇禧指挥所部继续追击唐军，一路攻克湘潭、衡阳等地。2月9日，白崇禧抵达衡阳，指挥部队于2月13日攻克湘中重镇宝庆（今邵阳），唐军纷纷退往湘西。

唐军余部万余军队困处湘西一隅之地，粮饷发生了严重困难。第36军军长刘兴为了救急，派人到老家变卖一切筹集到现款2万元，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10]

2月15日，何键致电程潜及白崇禧，请求停止军事行动。电报说：“湘西军队麇集，给养困难，非民力能堪，近以纠纷未决，谣言孔炽，民心惶骇，百业萧条，言念疮痍，曷胜悲痛。键以桑梓之情，勉效绵薄，不忍再事内争，重苦地方，前电停止军行动一节，可否同意实行，以便从长协商，完成合作之愿，即乞电示。如须键亲来面商，拟即率兵1连前来，商洽一切。”^[11]

2月18日，白崇禧从前线回到长沙，与程潜等商量改编唐部问题。随后，白崇禧派他与李品仙在广西陆军小学堂时代的老师，时任白崇禧参议的张国权，带着白的亲笔信，前往溆浦找李品仙等人，希望他们不要再跑了，接受改编，结束战争。唐生智所部5位军长，李品仙、叶琪、廖磊3人都是广西人，同白崇禧又是陆小、保定军校同学，本无利害冲突，且有同乡同学之谊，只因为要服从老长官唐生智的命令，不得不同白崇禧作战。现既已战败，且退踞的湘西乃贫瘠之地，士气日益涣散，也愿意接受改编。李品仙同刘兴商定后，即随张国权赴新化，与白部军长胡宗铎晤面，并同白崇禧通了电话，把改编的事初步敲定下来。

根据刘兴的回忆，当时桂系一面同唐部高级将领谈判改编，一面勾引下面的师团长企图把唐部拆散。可是唐军师团长团结得好，无一人动摇，桂系的阴谋不得逞，转而集中精力与唐部高级将领谈判。在谈判时，李、白认为第36军军长刘兴是唐生智的心腹，唐的基本队伍掌握在他的手里，提出要刘兴离开部队，并送两万元，作为出洋路费。刘兴权衡利弊后决定自己出洋，同时提升所部第1师师长廖磊升第36军军长。刘兴则由白崇禧、程潜等授予高等顾问名义资送日本考察。刘兴离开部队时，桂系送路费两万元，刘兴只拿了400元，其余的都留作军用。^[12]

正在这时，蒋介石派刘文岛秘密来到溆浦，要唐军将领不要接受桂系的改编，暂在湘西和四川边界拖着，经济方面，由他接济，等他正式出山之后，再行调动。可是，蒋来迟了一步，唐军将领已同桂系谈判好了。^[13]

3月4日，李品仙、刘兴、周斓发表通电表示服从程潜、白崇禧的指挥，参加北伐。电报声称：“谨率所部集结湘西，听候命令，移师北伐，巩固联合战线，以跻身革命正规，邦人君子，实监察之。此后一切措施，谨请程、白两总指挥就近指示电覆，无任盼祷之至。”^[14]

征得李宗仁同意，白崇禧把收编的唐部编为4个军：第8军（军长李品仙），第12军（军长叶琪），第35军（军长何键），第36军（军长廖磊），其中将第8、第12、第36军编为第12路军，由李品仙任总指挥，准备参加北伐，第35军何键部则留守湖南。

3月11日，程潜、白崇禧等人联衔通电，宣布“两湖军事，已告结束”。

西征及征湘之役结束后，新桂系的实力得到了膨胀，除了原有的第7军、第19军外，攻克武汉时，李宗仁又成立了第18军，破格提升第7军旅长陶钧为军长；黄绍竑将广西留守部队也改为第15军。这样，桂系拥有了4个军的基本部队，再加上收编唐生智的4个军以及两湖地区的其他附属部队，桂系的军事力量得到了极大的膨胀，不久就被扩编为国民革命军4个集团军之一，番号是第4集团军，这个番号原来是属于唐生智的。桂系还拥有广西、湖南、湖北连成一片的3省地盘。这一切使桂系顿时成为国民党内各派系中举足轻重的实力派。在桂系势力的扩张中，白崇禧台前台后积极活动，既当军师又当前敌总指挥，表现十分出色。

注释

[1]参见宋斐夫主编：《湖南通史•现代卷》，第202页；《时事日志》，《东方杂志》第25卷第2号。

[2]程思远：《白崇禧与蒋介石》，北京《传记文学》1987年第1期。

[3]《时事日志》，《东方杂志》第25卷第2号。

[4]贾廷诗等访问并记录：《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册，第83页。

[5]苏志荣等编辑：《白崇禧回忆录》，第66—67，70—71页。

[7]参见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175—176，177—178，204—205，230—231，256—257，264，271，274—275，277—278，278，284，309，316，321—322，361，361—362页。

[8]参见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175—176，177—178，204—205，230—231，256—257，264，271，274—275，277—278，278，284，309，316，321—322，361，361—362页。

[9]参见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175—176，177—178，204—205，230—231，256—257，264，271，274—275，277—278，278，284，309，316，321—322，361，361—362页。

[10]刘兴：《回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3集第6辑，第91页。

[12]刘兴：《回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3集第6辑，第91—92页。

[13]刘兴：《回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3集第6辑，第92页。

[14]《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32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9期，第4卷第49期，第5卷第10期，第5卷第7期，第5卷第12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

与蒋介石之间的幕后交易

1928年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改组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蒋介石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重新执掌党政军大权，成为国民党各派系角逐中的唯一赢家。会议还决定继续北伐，“限两个月内会师北京”。会后，国民党内各派系为了共同完成对奉系的北伐，暂时取得了妥协。

重新上台的蒋介石没有忘记半年前李宗仁、白崇禧与何应钦联合逼宫的旧怨，他首先拿何应钦开刀。2月13日，蒋介石下令把第1路军改编为第1集团军，自任总司令，第1路军总指挥何应钦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这样剥夺了何应钦的指挥大权。蒋介石还对何应钦的亲信李仲公说，他撤销何职务的原因有三：一是何曾与白崇禧等联合逼蒋下野，蒋愤愤地说：“上次白健生逼我，如果他说一句话，我何至于下台”；二是何迟迟不发拥蒋复职电；三是桂系在外面散布蒋已不能指挥黄埔系军队的言论，因而蒋要试试看，究竟自己还能不能掌握黄埔军？^[1]

由此可知，蒋介石不仅怨恨何应钦，对桂系尤其是白崇禧更是怀恨在心。但北伐在即，对于势力强大的桂系集团还需要利用一下，老谋深算的蒋介石硬是强咽了这口怨气。

1928年2月，蒋介石先后同冯玉祥及阎锡山的代表会商后，决定将冯玉祥部西北军改组为第2集团军，阎锡山部晋军改组为第3集团军，计划以第1集团军沿津浦线北进，第2、第3集团军分别担任京汉线、京绥线作战，3路会师于北京。

第4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

对于两湖地区的军事力量，由于已具有了1个集团军势力，蒋介石于1928年2月中旬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决定将西征军及鄂湘两军改编为第4集团军，以老牌政客谭延闿出任第4集团军总司令，以制约桂系，并“以谭为蒋、白、程3人间缓冲之作用”。^[2]蒋的意图遭到李宗仁、白崇禧的极力反对。而且谭延闿只有1个军的实力，无法驾驭拥有强大实力的桂系和程潜。2月25日，蒋介石约谭延闿、李石曾磋商两湖军事及党务。28日，蒋介石通过谭延闿、李烈钧之口宣称，两湖军事已结束，没有成立第4集团军的必要，两湖参加北伐的部队，由李宗仁任总指挥，隶属于第1集团军总司令之下。^[3]此举亦深为桂系不满，李、白对北伐表示消极。为此，李济深专程来到南京，调停蒋桂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同李宗仁进行了会晤，双方达成以下妥协条件：（1）粤省政府担任北伐军费一部分；（2）桂派与西山会议派脱离关系；（3）蒋与汪精卫在政治上脱离关系，蒋为保持汪之体面，虽执某种方法，但不予汪以政治的权力；（4）蒋系军队不侵入桂系之势力范围。^[4]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同意授予李宗仁第4集团军总司令职务。这样，蒋桂达成了暂时的妥协。

3月28日，李宗仁偕第11军军长陈铭枢抵达汉口，29日转长沙，与程潜、白崇禧接洽。4月2日，李宗仁、程潜、白崇禧、陈铭枢以及两湖高级将领等在长沙召开两湖善后会议，商定两湖军队编成5个纵队，由李宗仁率部北伐，白崇禧留守武汉，程潜坐镇长沙。4月6日，白崇禧托陈铭枢带了一封亲笔信交李济深，请他转呈蒋介石。信中除叙述两湖近况外，白崇禧还表示他“服从命令，一致北伐”^[5]。

在得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保证后，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于4月8日正式任命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第4集团军前敌总指挥。

4月9日，蒋介石在徐州前线下达总攻击令。第1、第2、第3集团军分别在津浦、京汉、正太线等处对张作霖的安国军发起攻击。

在蒋介石的“第二次北伐”正式发动前，奉系为摆脱被动局面，先发制人，在京汉线和正太线首先对冯玉祥、阎锡山部发起进攻，以图先打败冯、阎，再对付蒋介石。但冯玉祥、阎锡山部顽强抵抗，在京汉线上的彰德、正太线上的娘子关同安国军形成对峙，这大大便利了蒋介石的第1集团军在津浦线方面的攻势。

沿津浦线向北进攻山东的第1集团军、第2集团军一部在兵力上远远优于正面敌人——安国军的张宗昌部和孙传芳部，因而在攻势发动后，进展顺利。至4月20日，先后攻占了台儿庄、临城、济宁、兖州，基本上解决了孙传芳部。5月1日，张宗昌放弃济南退往德州，北伐军进入济南。

当津浦线北伐准备继续向前推进时，日本帝国主义为干涉中国统一，挽救奉系失败的命运，悍然出兵山东。5月3日，进驻济南的日军制造了“济南惨案”，肆意屠杀中国军民，还杀害了南京政府外交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及随员，并炮轰北伐军。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令“忍辱负重”，撤出济南，并决定绕道北伐。

由于日军的阻挠，津浦线的北伐军行动被迫迟滞，蒋介石把北伐重点转向京汉线。5月中旬，蒋介石在徐州会晤冯玉祥，要冯部在京汉线全力进攻奉军。冯玉祥表示，京汉线正面是奉军主力，而第2集团军在此前同奉军作战中损失较大，应请第4集团军加入作战，才能消灭奉军。蒋介石本来也不能容忍桂系的军队全部集中两湖，正想借此“分而制之”，当即表示同意。蒋还致电白崇禧：“此后津浦线难望进展，北伐全赖京汉一线，望即督军北伐。”

两湖战事结束后，李宗仁、白崇禧把主要精力用于整顿、巩固内部。他们虽已取得了两湖地盘，但尚未巩固；收编的唐生智旧部对桂系也不是一心一意；两湖地区历经战乱，财源已近枯竭；中共在湘赣边界、湘鄂西等地开始创建根据地，也威胁着桂系在两湖地区的统治。但在桂系同蒋介石达成的协议中，桂系不仅已经同意出兵北伐，而且桂系也希望在北伐中进一步扩大实力。因而李宗仁、白崇禧一面整顿两湖，一面准备北伐。

1928年4月初，当奉系向冯玉祥、阎锡山发起猛攻时，冯玉祥感到兵力不足，后方空虚，于9日、12日、13日接连致电李宗仁，请求派兵北上支援。李宗仁接到电报后，当即派叶琪率部开赴河南漯河，并命魏益三的第30军进驻许昌，以巩固冯的河南后方，使冯留在河南的韩复榘军得以开赴前线。4月下旬，冯玉祥部同奉军仍相持于彰德，奉军不断调集后方援军对冯施加压力，冯伤亡重大，直隶（今河北省）大名方面的冯军情况尤为危急。同时，已归附冯玉祥的豫军樊钟秀部突然在洛阳以东地区反叛，截断了陇海线，并以一部直趋新郑，企图截断京汉铁路。冯玉祥急调兵围攻樊钟秀，前线更加捉襟见肘。因而，冯又数次急电李宗仁迅速调兵北上，进攻樊钟秀，并开至河北助战。冯还致电南京军委会，请军委会速饬李、白率部参加北伐。

为了推动桂系北伐，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做了一定让步。4月8日，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此前，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李宗仁为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承认了桂系对两湖的实际控制。但征湘军事结束后，桂系同程潜的矛盾迅速激化，5月21日，李宗仁在武汉扣押了应邀前来开会的程潜，并要求南京政府免去程潜的本兼各职。

程潜与桂系合作几个月就突然翻脸，让外界感到震惊。对于这一事件，当时的报纸有这样的分析：

程在国民党中资格甚老，与李烈钧不相上下，乃以性情骄慢，恃才使气，与人多不合。以郁郁之故，言动愈偏狭，因有左派之目。与蒋介石夙撼甚深。南京案后，程为外人侧目，蒋无之何。讨伐唐生智成功，程任湘鄂临时政委会主席，目空一切，颐使诸将，于蒋遇事反抗，逢人诋责。其初，白崇禧尚优容之，卒亦不能更共事。乃藉武汉政治分会成立机会邀程共来汉口。时李宗仁以拟就第4集团军总司令，出兵京汉路为声援。程态度不妥，而樊钟秀与程又有勾结痕迹，故不敢就职。迨程、白到汉，白托称赴豫访冯，于19日晚北上，21日程即被监视。^[6]

白崇禧后来对人说，“那次（扣留程潜）是德公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7]可见主动者是李宗仁。

扣留程潜后，李宗仁以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名义致电国民政府，声称：“程潜素行暴戾，好乱性成，西征后更跋扈飞扬，把持湘政，本日特别会议议决将程暂行监视，请即明令免其本兼各职。”^[8]

对于桂系这一排除异己、企图独霸两湖的事件，蒋介石为了让桂系参加北伐，决定牺牲程潜，甚至落井下石，说程潜之行动“实有过分”，国民政府随即复电李宗仁，谓“可从轻办理”。2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免去程潜职务，听候查办。撤销湘鄂政务委员会，委任鲁涤平为湖南省主席。^[9]完全迁就了桂系的所有主张。南京政府还拨给了桂系一笔北伐开拔经费。

5月28日，国民政府再次特派白崇禧为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前敌总指挥。5月30日，白崇禧在汉口宣布就职，并发表通电，宣称：“敬即北上督师，追随诸公之后，会师幽燕，荡平军阀，完成国民革命。”^[10]

这样，在经过一番幕后讨价还价后，桂系同蒋介石就第二次北伐桂系出兵问题达成了交易。一向以管仲、乐毅自诩的白崇禧即将领兵开赴他并不熟悉的北方。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呢？

注释

[1]李仲公：《我所知道的何应钦》，《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

[2]《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32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9期，第4卷第49期，第5卷第10期，第5卷第7期，第5卷第12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

[3]《国府两要人之谈话》，上海《时事新报》1928年2月29日。

[5]《白崇禧函蒋介石》，上海《时事新报》1928年4月7日。

[7]赵子立：《我从破坏张轸起义到率部起义的经过》，《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下册，第240页。

[8]《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32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9期，第4卷第49期，第5卷第10期，第5卷第7期，第5卷第12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

[9]《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32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9期，第4卷第49期，第5卷第10期，第5卷第7期，第5卷第12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

[10]参见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175—176，177—178，204—205，230—231，256—257，264，271，274—275，277—278，278，284，309，316，321—322，361，361—362页。

华南率部入京第一人

5月16日，白崇禧派参谋长王泽民率参谋团乘车北上，此乃第4集团军北伐的先声，其目的是与前方各友军协商部队的输送、给养及集中战区等问题，并了解前方敌情。王泽民一行于18日在河南新乡会冯玉祥，次日在石家庄会见阎锡山。17日，白崇禧分别致电各方，表示将率部北伐。19日晚，白崇禧从武汉乘专车北上，沿途检阅了准备北伐的部队。21日晨，白崇禧到达河南新郑，在这里同专程北上的蒋介石会商北伐事宜。为了促使桂系尽快加入北伐，蒋介石向白崇禧许诺：两湖北伐部队由白崇禧指挥，第4集团军的粮饷与其他各军同等待遇。随后，蒋、白联袂北上，当日下午到达新乡，同第2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商谈了兵力部署等问题。冯玉祥率领文武官员在车站迎接，执礼甚恭。冯氏是军界前辈，而白氏则是后起之秀，对冯的礼节，白氏觉得很过意不去。会谈后，冯玉祥还答应拨10列军车给白输送部队。

22日晚，白崇禧抵达石门（今石家庄），会见第3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石家庄已临近北伐前线，白崇禧从阎锡山处详细了解到了当时的战况。自北伐军攻占济南后，安国军在津浦线上受到沉重打击，张作霖担心北伐军会乘胜进攻京津地区，遂下令全线收缩，京汉线上奉军退守保定，京绥线奉军退守怀来，以防卫京津。阎锡山的第3集团军乘机冲出娘子关，于5月9日占领石家庄、正定。冯玉祥一部也北上石家庄，同晋军会师。随后蒋介石致电阎锡山，要阎率部努力北进，速占北京，并同冯玉祥商定，第1集团军沿津浦线北进；第2集团军由京汉线以东、津浦线以西地区北进；第3集团军沿京汉线北进至望都一线，同奉军相持。但冯玉祥部借口伤亡太大，在大名方面迟迟不北上，已北进至安国、博野一线的部队也被冯撤回。因冯同阎锡山有旧仇，1925年冬冯玉祥所部国民军自南口向西退却时曾遭阎锡山出兵截击。冯玉祥此举显然有报复阎锡山之意。这使阎锡山的第3集团军孤军突出于敌前，受到了奉军的严重威胁，尤其是右侧空虚，奉军以骑兵日夜出没于定县以东。晋军独立支撑，伤亡很大，形势特别危急。阎锡山急得直跳脚，大骂冯玉祥。白崇禧的到来，使阎老西好像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他紧紧抓住白崇禧的手说：“你来了，胜过十万雄兵！”阎还说：“如果西北军不从正定撤退，我是不会着急的。”^[1]可见对冯的怨恨。

白崇禧在获知上述情况后，也甚为着急。他急电第4集团军北伐部队迅速北调，集中石门以北。还致电蒋介石、冯玉祥，指出晋军已久战疲惫，伤亡很大，若等两湖军队集中后再进攻，“届时是否可以维持，至为可虑”。他建议津浦线方面先攻占沧州，冯玉祥部先行进至安国，以免突出之晋军孤立无援。由于白崇禧出面协调，冯玉祥遂命所部北进。

在与各方接洽妥当后，白崇禧于5月23日晚乘车南下，由于漳河桥被大水冲毁，停留了半日。25日到郑州，指挥第4集团军北伐部队的运输北上事宜，并进一步同友军协商运输及给养办法。第4集团军参加北伐的部队有：第十二路军总指挥李品仙；叶琪的第12军、周斓的第17军、魏益三的第30军、廖磊的第36军、李粲的第43军以及独立第2师（师长罗启疆）、独立第8师（师长刘春荣）；此外还有由桂系嫡系部队第7、第19军两军总预备队第1纵队等部队。当时已有一些部队开到河南许昌、临颍、漯河、信阳一带，维持京汉线交通，围攻樊钟秀部。后因河北前线危急，白崇禧急令部队迅速北调，集中石门、正定、藁城。鉴于晋军右翼空虚，白崇禧命令漯河第12军门炳岳师于24日开始输送至河北定县，其余两师全部于3日内到达河北新乐。为了节省运输时间，白崇禧还规定补充干粮、茶水的地点为信阳、郾城、新乡、彰德（今安阳）、顺德（今邢台）、石门等地，除这些地点外，列车不能沿途任意停留。

5月26日，第4集团军北伐部队门炳岳师最先到达前线正定，正逢奉军向晋军发起进攻，奉军戢翼翘的骑兵军已迂回到正定后方。门师一下火车就同奉军发生激战，并击退了奉军。奉军得知第4集团军已加入战斗，并通过飞机侦察到北伐军后方陆续开来百余列运兵车，士气为之动摇。再加上阎锡山一部从紫荆关出奇兵占领了易县的清西陵，逼近易州。奉军前线动摇并溃败。31日，北伐军占领了保定。津浦、平绥两路北伐军也逼近京、津。在北伐军各路部队的打击下，5月30日，张作霖下令奉军总退却，放弃京津，撤回关外。6月4日凌晨，张作霖在乘专车回奉天（今沈阳）的途中，在皇姑屯车站被日本关东军安放的炸药炸成重伤，不久死去，奉军由少帅张学良率领陆续撤往关外。6月8日，北伐军第3集团军进占北京，12日进占天津。

6月10日晚，阎锡山约白崇禧联袂进入北京。白崇禧在北京南城香厂路东方饭店设立了他的第4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

6月11日，白崇禧在东方饭店接见新闻记者，记者见面即问：“广西军队进至北京，乃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之事，公意如何？”白回答：“太平天国时，两广军队尝一度进抵天津；至于进至北京，诚哉其为破天荒也。”^[2]话语中充分流露出了“华南领兵入京第一人”的得意之情。此时白氏年方35岁。

6月16日，白崇禧在旅居北京广西同乡欢迎会上致辞说：“广西民族在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昔洪、杨仅能破坏，而乏建设能力，故失败。此次国民革命，乃非大小地盘主义，完全为救国家救民众而起，在二年中，能由珠江流域克服长江流域，由长江流域而进至黄河流域，现虽达到北京、天津，固可谓为军事告一段落，非将来到东三省，亦不能谓为革命完成。盖革命完成者，谓在青天白日旗下之四万万全民众，团结努力，向建设之途径前进，始得称为尽力革命之工作耳！我侪武装同志，自当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但军事结束，我侪当回乡请富有建设能力之同志工作。今后民众不论党员与非党员、军人与非军人，当一致团结努力，向建设之路前进、前进、前进。”^[3]

北伐军攻占京、津后，6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宣布“中国统一告成”。20日，南京政府明令改直隶省为河北省，改北京为北平。据说，当时的报纸上还登载过这样一副对联：“中正继中山中原底定，北京改北平北伐成功。”^[4]但事实上，北伐虽然结束了，但结果是国民党新军阀取代北洋军阀。孙中山的理想信念早已被歪曲得面目全非，革命仍然是尚未成功。

注释

[1]苏志荣等编辑：《白崇禧回忆录》，第66—67，70—71页。

[2]参见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175—176，177—178，204—205，230—231，256—257，264，271，274—275，277—278，278，284，309，316，321—322，361，361—362页。

[4]阳丽天：《新桂系北平一年成败之见闻》，《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册，第50页。

督师解决直鲁军残部

张作霖被日寇炸死后，其长子张学良继承霸业，出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其长子张学良秘密出关，在张作相等支持下，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7月1日，他发出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决不妨碍统一。在他的指挥下，奉军全部撤回关外。张宗昌、诸玉璞率领的直鲁联军，因为纪律太坏，张学良借口关外部队太多，养不起，而拒绝他们入关。该部虽经北伐军屡次打击，仍有7万人左右，盘踞冀东唐山、开平、丰润、芦台、宁河一带，对平津地区构成了威胁。而且该部继续与国民党军为敌，并拒绝了奉方的改编计划。这样，直鲁军成为国民党贯彻政治解决东北问题道路上的绊脚石，国民党最高当局决心武力解决直鲁军。

7月上旬，蒋介石在北平召集各集团军将领开军事会议，商讨如何解决直鲁军的问题，决定任命第4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代理总司令，督师东征，肃清直鲁余孽。此前，蒋介石曾借口平津已定，军政时期即将结束，要白崇禧率部回武汉候命。但白以东北问题尚未解决，北伐任务还未完成为词，不同意立即南返，蒋氏将计就计，令白氏负责解决直鲁军残部。

7月15日，蒋介石颁布实施对关内直鲁军残部讨伐令。其作战方略是：“‘国军’以肃清榆关（今山海关）以内及热河境内敌人之目的，分两方面（滦河方面与热河方面），取外线作战，预期在滦河左岸及承德、滦平地区，将敌击破而歼灭之。”^[1]

参加冀东作战的部队是以第12军、第30军、第36军和独立第8师，组成左翼军，由李品仙任总指挥；第2集团军第3方面军及骑兵第1军组成右翼军，总指挥韩复榘；第3集团军的第2军团组成中央军，徐永昌任总指挥；由第1纵队、第2纵队组成总预备队，白崇禧兼任总指挥；根据白崇禧制定的计划，部队以进出滦河左岸，击破直鲁军于榆关以内为目的。主力首先集中于平安、玉田、洪桥镇及如庄附近，一部集中于芦台、汉沽、宁河附近；然后主力沿榆滦大道进出滦河左岸，以压迫敌人于渤海滦河左岸前进，威胁敌人左侧背，以援助主力渡过滦河。各部均限于7月28日以前集中完毕。

7月28日，蒋介石发来指示，韩复榘指挥的右翼军另有任务，调回后方，另调第37军及独立第3师归右路军白崇禧指挥。为此，白崇禧不得不调整部署，中央军改由中央军第37军及独立第3师担任；右翼军改由第3集团军徐总指挥所部第2军团及第14军担任；郑大章之骑兵军及孙长胜之骑兵师暂归左翼军总指挥李品仙指挥。^[2]

在部队出征以前，白崇禧听说直鲁军原参谋长李藻麟已脱离部队，留在天津家中，于是约李面谈。白崇禧对李说：“我素闻张效坤（张宗昌字）慷慨豪爽，是个可交的朋友。直鲁军与我无冤无仇，不愿以兵戎相见。不过，我系奉命解决直鲁军残部，不能没有个交代。最好张、褚二人同时通电下野，部队改编。至于如何改编，由谁统带，由张效坤自行处理，我决不干预。这样解决，张的部队犹在，而我也完成了任务，两全其美。希望你辛苦一趟，赶快将我的意见转达张效坤，并劝他从速办理，勿事拖延。我很不愿意为这点小事纠缠，我还有我们的事呢！”^[3]

李藻麟随即赴开平见张宗昌。但张宗昌只愿意同张学良谈改编事宜，对通电下野避而不谈，他马上派代表去奉天见张学良等。李藻麟无功而返。

张宗昌随即派他的代表林宪祖到沈阳，张学良、杨宇霆等仍坚持直鲁军只能改编为两个师，张宗昌、褚玉璞先行下野，而且要直鲁军不能过滦河，留在河西接受改编。张学良说：“倘直鲁军开到滦东，白部将跟踪而来。滦东是东北的门户，白部若驻在滦东，对东北的威胁太大。你务须转告效坤，就地改编，千万不要过河。”^[4]可见东北当局对北伐军，包括对白崇禧怀有很深的戒心。

随后，张宗昌又亲自来到奉天见张学良，仍要求编4个师，他一再力陈自己的难处，现在剩下的这4万人都是转战南北、出生入死，历尽千辛万苦，为老帅浴血奋战多年，时至今日，能不要谁，能遣散谁？他恳请张学良考虑他的意见，无论如何给他4个师的编制。张学良坚决不答应。因此两人谈判陷入僵局。张宗昌盛怒之下，竟然冲张学良拍起桌子，大骂张学良不讲义气，不够朋友：“我姓张的为你们父子卖命打天下，到今天山穷水尽，竟然不肯收留我，这是忘恩负义！”^[5]遂拂袖返回滦东。

在张宗昌同张学良争执不休之时，白崇禧也先后派何千里、叶琪为代表，赴沈阳同张学良等商讨解决直鲁军问题。白认为，要彻底解决张宗昌部，必须同东北方面通力合作不可。双方会谈后，张学良答应同白崇禧合作解决直鲁军问题。此前，他已命东北军第16、第17，第20、第10军等部队开赴滦东地区，监视直鲁军，并派杨宇霆督师。

8月25日，白崇禧指挥的部队第一次与直鲁军发生冲突。张学良有电要求暂缓进攻，白崇禧于8月31日复电表示：“弟奉国府及蒋总司令命令，担任肃清关内职责，已逾数月，徒以尊处屡请愿代负责改编，‘国军’遂未前进。惟一再迁延，张（宗昌）、禇（玉璞）仍无悔祸之意，长此放任，诚恐养痈贻患，弟负咎更深。刻下前进命令，业已颁布，张、禇如肯就范，望即饬令速退滦东，静候改编。承嘱展期10日一节，万难遵命。因大军载途，未便中至。”^[6]

9月1日，白崇禧分别拜访驻北平的各国公使，告以解决直鲁军军事行动极有把握，至多不过1个月可以肃清。国民革命军队所经过的地方，对于中外人民生命财产，自当一体竭力保护，望转告各国侨民安心乐业，勿相惊扰。^[7]白崇禧同时请求各国驻平津一带的驻军保持中立态度，各国公使均表示了好意。^[8]

9月2日下午，白崇禧进驻天津，并电奉方催直鲁军速退，否则将实行总攻击。9月4日，白崇禧向各军下达作战命令，决定于7日以前进占芦台、丰台、丰润一线，进攻唐山榛子镇一线敌军；命右翼军占领芦台、杨家泊，进攻唐山、开平侧侧背；命中央军占领宁河、丰台，进攻胥各庄至唐山正面之敌；命左翼军占领丰润至大唐河一线，以一部进攻榛子镇，主力进攻唐山、开平之敌的右侧背，直趋滦河西岸。

命令下达后，各部遵令行动。直鲁军虽困兽犹斗，但抵挡不住北伐大军的锐利攻势。9月9日，左翼军经激战，占领丰润城，歼敌一部，接着进攻唐山，占领唐山外围韩庄子、韩城镇一带。右翼军及中央正面之敌由于受到侧背威胁，稍战即退。同日，北伐军左翼军一部占领唐山。

9月10日，白崇禧进驻唐山，同时接到派往奉天联络的何千里来电，说张宗昌、褚玉璞无诚意接受改编，奉方请北伐军积极进攻。而综合各方情报，白崇禧判断直鲁军有占据洼里、双桥、椅子山一带阵地固守的企图，于是决心追击敌军，他又对各军发出了追击命令。

11日，各部对直鲁军展开了追击，先后占领了双桥、洼里、牛郎山等地，粉碎了直鲁军固守的企图。13日，北伐军占领滦州，各部陆续追击至滦河西岸。

由于白崇禧大军步步进逼，张宗昌再次向奉方要求退往滦河以东。张学良担心直鲁军的大量武器装备将落入北伐军之手，便答应让直鲁军过河改编，并迭次致电白崇禧及蒋介石，要求北伐军不要渡河，直鲁军残部由他来解决，以免发生误会。白崇禧于是令各军停止于滦河西岸，沿河警戒，已渡过河的部队仍回西岸，待奉方不能解决时，再渡河进攻敌军。

张学良虽然让直鲁军过河，但布置了10万重兵对直鲁军形成弓形的包围态势。直鲁军被压缩在方圆不到30华里的狭小地区，进退皆难。张宗昌遂把一腔怒气全撒在张学良身上，决心孤注一掷，向东突围回东北。

9月14日，张宗昌除留一小部分部队防守滦河桥外，全部在石门以东集结，构筑阵地。突围前，张宗昌在石门附近，择一大片空地（滦州多种高粱，这时尚未收割）置香案，设“故大元帅张公雨亭灵位”，身着孝服，手持哭丧棒，率大小军官及部分士兵致祭。祭毕说：“大元帅对咱们恩重如山，若还活着，决不会使我们落到这样地步。现在大帅撒手归天了，撇下我们有国难投，有家难奔。愿大元帅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吧！”随即伏地放声痛哭不已。左右挽之起，张反身向与祭的官兵大声说：“兄弟们！你们看看！这样是叫我们来改编的吗？这是设下了天罗地网，骗我们来，缴我们的械呀！好一个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啊！你这个不肖之子，逼得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居心太狠了！兄弟们经过千山万水，挨饥受冻地跟我来了，你们舍不得离开我，我能舍得离开你们吗？咱们不能在这里等死，兄弟们再捧我一场，打出关去，回到东北老家，要官有官，要钱有钱，俺张宗昌忘不了兄弟们的好处。行不行啊？”这时，官兵一齐振臂高呼：“听督办的，打出关去！”^[9]

9月14日傍晚，直鲁军即向奉军发动进攻。战斗极为激烈，奉军渐感不支，向西撤退。白崇禧密切监视着直鲁军动态，命北伐军出动截击。奉军富双英部也向南进逼。战斗至19日，直鲁军全部溃败，一部向奉军投降，大部被奉军缴械，其余纷纷西渡，向白崇禧投诚。张宗昌化装潜逃，褚玉璞被俘。

直鲁军被击溃后，白崇禧命所部中央军及左翼第12军负责收容投诚敌军，他先称愿意收编，使陆续渡河来降者达到1万余人。9月23日，白崇禧命将降敌用火车分别送至胥各庄、开平、古冶、滦县、洼里等处，等车到站时，被白崇禧事先埋伏的部队包围，命令缴械。直鲁军开始进行抵抗，激战6小时，直鲁军死伤2000余人，最后被强制缴械，俘虏直鲁军官兵1万余，缴获枪械1万余，缴获大炮、迫击炮约200门。^[10]在俘虏中有20多名白俄军官，白崇禧将其收容在总司令部当军事顾问。^[11]至此，直鲁军被完全消灭。

1928年12月29日，东北张学良当局宣布“易帜”，降下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悬挂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服从于国民政府。至此，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

注释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1），第537，566，566，519，522—523，531页。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1），第537，566，566，519，522—523，531页。

[3]此处引自林宪祖等：《直鲁军滦东覆灭》，《新桂系纪实》上集，第180—181页。但李藻麟本人的回忆略有不同，他这样记载他与白崇禧谈话的经过：“我留在天津要办的第二件事，就是给张宗昌寻找出路。前财政总长张弧（字岱山）建议我设法与革命军首脑人物直接进行接触，我认为他的意见很好。当前，二、七方面军处境危在旦夕，寻找出路刻不容缓。只有取得直接联系，才能使迫在眉睫的问题得到迅速而妥善的解决。此时，津浦线革命军前敌总指挥，其参谋长姓李，广东人，与我是陆军大学同班同学。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明意图，请他代为联系。不久，接到复信。我按指定的地点如期赴约，见到了白崇禧，白将当时国民党和平解决时局问题的方针原则做了坦率说明。他明确指出，大头目必须下台，队伍可以交给任何人带。随即又进一步做了具体说明，‘张宗昌必须下台，你是他的参谋长，他一定信任你，队伍可由你来带。’我当即表示，我是为张宗昌来找出路的，我不能自己取而代之。白崇禧紧接着就说：‘如果他不相信自己的参谋长，他相信谁，就可以把队伍交给谁。’接着又问：‘他有没有儿子？’我告诉他‘有’，白立刻就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他谁都不相信，他总会相信自己的儿子吧，队伍就可以交给他儿子！’我说他的儿子还小，刚十七八岁。白说：‘那不要紧吆，他可以派一个参谋长帮助他儿子去管。’我随即表示，立刻把这些意见转达给张宗昌，让他自己来决定。告别时，白崇禧还一再叮嘱，如果要办，还必须赶紧办，不然，总攻击令马上就要下达了！总之，这次接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白崇禧的态度十分明朗，谈话也十分坦率而诚恳。我立即由塘沽乘船去秦皇岛，转赴滦县，向张宗昌报告洽谈结果。”李藻麟：《我的北洋军旅生涯》，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212页。

[4]林宪祖等：《直鲁军滦东覆灭》，《新桂系纪实》上集，第181页。

[5]李藻麟：《我的北洋军旅生涯》，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212页。

[8]《时事日志》，上海《东方杂志》第25卷第21期，第139页。

[9]林宪祖等：《直鲁军滦东覆灭》，《新桂系纪实》上集，第183页。

[1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1），第537，566，566，519，522—523，531页。

[11]阳丽天：《新桂系北平一年成败之见闻》，《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册，第51页。

第5章 西征两湖 北伐京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