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清党”北伐　见机驱蒋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白崇禧和李宗仁是蒋最有力的支持者。

——张义纯

蒋先生在中国战场上纵横数十年，他所凭藉的武器，不外金钱收买和分化离间的伎俩。若从纯军事观点立论，则蒋先生实在是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

——李宗仁

全程参与反共密谋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内部矛盾越来越尖锐。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集团利用手中掌握的军事大权，企图通过北伐战争来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建立起符合其利益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专政统治。但在北伐战争中，工农运动蓬勃开展，中共的影响迅速扩大，使得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政治势力越来越不安，甚至是恐惧万分，他们害怕工农运动发展下去会妨碍他们取代北洋军阀统治全国的野心，因此他们反共的一面越来越明显。江西战场胜利后，蒋介石就挑起了迁都之争，企图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往他控制之下的南昌，作为其反共基地，这一阴谋因为遭到国民党左派和中共的联合抵制而未能得逞，蒋氏便铤而走险，决心用暴力实现他们的目的。随着北伐军进军江浙战场，蒋介石从江西到安徽以至江苏、上海，一路制造了一系列反共和迫害工农的事件：

1927年3月6日，蒋介石密令其爪牙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人陈赞贤。

3月14日，国民党右派的江西省党部决议解散左派的南昌市党部。16日，省党部召集打手捣毁南昌市党部，解散工会、农协。

3月16日，蒋介石到达九江。次日，他指使暴徒捣毁九江市党部、总工会、农协、第6军政治部等机构，打死打伤30余人。

3月20日，蒋介石乘军舰到达上海，立即着手部署“清党”反共。

蒋介石很清楚，单凭他自己控制的第1军来反共，其实力是远远不够的，为此，他必须寻找反共同盟军，而桂系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以及与桂系关系极为密切的李济深则是蒋介石选中的最佳的反共同盟者。

正如前面已经所说，李、黄、白纯粹是广西地方军阀集团的首领，具有强烈的封建性和封闭性的特点，他们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和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渊源，他们起家靠的是自己的枪杆子，他们所关心的是如何保住桂系集团的一方天下，对于工农运动天生带有敌视观念，事实上他们在崛起过程中就已向工农群众举起了屠刀。当共产党人韦拔群在广西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展革命斗争时，新桂系千方百计地破坏农民运动讲习所，杀害农会干部，洗劫农运活跃的村庄。新桂系把持的国民党广西省党部，早就开始对农民运动进行残酷的镇压。1926年1月，东兰县县长黄守先向刚刚取得省政权的新桂系诬告东兰农民运动是“匪乱”，要求派军队前去“清剿”。新桂系立即指派一团军队前往东兰，配合县警、民团向农民协会进攻，到处捕捉“拔党”，烧杀抢掠。至2月，东兰会县共被杀害140余人，受损农民6418户，损失牛马2467头，被勒索银元83683块。这就是轰动广西、震惊两粤的“东兰惨案”。^[1]惨案发生后，两广群众团体纷纷谴责新桂系镇压农民运动的罪行，广州国民政府也责成广西当局调查事件真相。在舆论压力之下，新桂系被迫将原东兰县长撤职，改任共产党员陈勉恕为县长，承认农民运动是“不得不为之解放运动”。但是，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人也由此感受到了群众运动的威力，更加担心共产党利用群众运动向广西渗透。正是阶级立场使然，北伐战争开始后，新桂系就对共产党采取了一套严格的防范措施。为了排斥共产党对军队的影响，北伐出师前李宗仁就将第7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黄日葵留在了广西，改任第7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北伐出师后，李、黄等人对黄日葵仍不放心。1927年3月，在李、黄安排下，黄日葵率慰劳队到前方慰劳第7军官兵。当慰劳队到达安徽芜湖时，黄绍竑却制造借口将慰劳队解散，迫使黄日葵不得不离开第7军。

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以两湖地区为中心的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发展，李宗仁更为反感。他先后拒绝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徐谦、顾孟余、唐生智、张发奎、邓演达以及共产党人郭沫若、鲍罗廷等人的反蒋游说，并明确表明了他反对群众运动的立场。对于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他为安徽省主席的委任也拒不接受。李宗仁甚至警告前来游说他反蒋的张发奎说：“你们第4军里，共产党最多，高级将领如叶挺等都是著名的共产党，你如对他们不加约束，将来军队会不听你指挥的。”张发奎说叶挺与他是广东北江的小同乡，两人关系密切，有如兄弟，叶挺绝对不会与他为难的。李宗仁当即回敬道：“共产党还谈什么私人关系，他们只知道第三国际的命令，你别做梦了。”^[2]

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兼淞沪卫戍司令白崇禧

只有了解以上历史背景，我们才能理解新桂系为什么会成为蒋介石的反共同盟军。

当时国民革命军的阵营是，北伐开始时的8个军，除第5军留守广东外，第2军在湖南，第3军在江西，第4军和第8军在武汉，第6军被蒋介石缴械后军长程潜去了武汉，这几个军都是反蒋的。蒋介石的嫡系第1军（军长何应钦）也只有刘峙的1个师绝对可靠，而严重和薛岳的两个师受左派影响很深，蒋认为是靠不住。只有桂系的第7军和北伐中扩编的第19军坚决反共，是蒋介石反共的最坚定的同盟军。这种情况连帝国主义也注意到了。1927年3月26日上海租界工部局日报就报道说：“据准确之观察，国民党中不久将发生分裂。白崇禧是右派的坚强支持者，他会帮助蒋介石。”^[3]

3月20日，蒋介石在上海首先召见白崇禧，表明他的“清党”反共的决心，当即得到白崇禧的支持，他们决定立即电召李宗仁、李济深、黄绍竑等桂系、准桂系头目分别从安徽芜湖、广西南宁和广州等地秘密来到上海，共同策划反共大计。蒋介石同时任命白崇禧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兼淞沪卫戍司令的名义驻节龙华。很显然，蒋介石是要倚重桂系一起发动反革命政变。

对于形左实右的蒋介石集团，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一心要灭亡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引诱和拉拢。北伐军是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一路前进的，北伐军所到之处，工农运动蓬勃开展，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因而帝国主义对于北伐战争也是极端恐惧和仇视的，为了维护其在华统治和利益，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采取了干涉的政策，它们调集了大量军队和军舰集中在上海等地，随时准备武装干涉中国革命；它们先后制造了四川“万县惨案”和江苏“南京惨案”等事件，疯狂屠杀中国人民，企图阻止北伐军前进的步伐。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在中国国民革命的沉重打击下，也看到了中国人民不可轻侮，不能一味在中国逞强用兵，否则将在中国陷入没顶之灾。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南方革命阵营内部，企图分化革命阵营，寻找其在华利益的新的代理人。他们很快地选中了蒋介石，并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手段对蒋介石进行拉拢。

1927年初，日本政府就认为，阻止共产主义波及全中国，“这是当前最紧急的任务”，而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必须使蒋介石同共产党分裂。日本政府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曾经策划“北京政变”的铃木贞一。经过原“北京政变”参与者黄郛的介绍，铃木于2月初到九江与蒋介石见面。铃木对蒋说：日本陆军认为你应当同“共产党分手”。蒋回答：“我打算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我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态度，你等着瞧吧！”^[4]3月11日，蒋介石与来华访问的日本在野党——政友会总务长山本条太郎在南昌密谈时，告诉对方：北伐军在攻下南京、上海后，将有一段“南方政府内部整顿时期”，然后再长驱北伐。根据蒋介石的一系列表白，日本政府率先得出这样的结论：“蒋介石是口头上的过激派，行动上的稳健派。”“如果共产党人走得太远，这位寡言的将军是一定会干预的。”日本据此决定，拉住蒋介石，怂恿他反共，以分化策略为主来破坏中国革命。^[5]

蒋介石对帝国主义的“垂青”也是心领神会，为了同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对抗，并建立其独裁统治，蒋介石也需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于是他们一拍即合。江西战场胜利后，蒋介石即将表示不会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会尊重他们。“南京惨案”发生后，正在芜湖的蒋介石即派人同日本、美国领事联系，表示蒋已经控制局势，将保护一切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3月25日，蒋介石乘军舰抵达南京，他指使第6军第17师师长杨杰到日本领事馆道歉，杨杰信口开河，胡说该事件是共产党策划组织的。这样，就将蒋介石同共产党之间的裂痕公开化，帝国主义对蒋介石的反共“诚意”已无疑义了。“南京惨案”使得蒋介石同帝国主义进一步结合，并为蒋介石合谋反共提供了借口。

蒋介石到上海后，一再通令“保护外侨”，并声明“决不以武力收回租界”。3月26日，白崇禧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的名义发布两则布告，一是所谓《整顿杂军》，一是《保护外侨》。

《整顿杂军》布告云：

为布告事，照得淞沪克复，逆军溃窜，战事方终，秩序未定。闻有不逞之徒，假借名义，擅编军队，殊属淆乱观听，有妨秩序。亟应严行取缔，以重地方，除派队查禁外，合行布告。仰曾经正式委任担任特种工作者，限即日前来本部副官处接洽，听候指定地点，酌量改编。其余投机分子妄窃名义者，着一律来部缴械，自当从宽免究。如敢故违，定即严办，不稍宽贷。切切此布。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三月二十六日^[6]

白崇禧眼里的所谓“杂军”无疑指的是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武装，这个布告表明，白崇禧磨刀霍霍，准备向工人武装下毒手了。

《保护外侨》布告则说：

为布告事，照得革命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久为民众所渴望，亦即世界公理所赞同。现在本军既克淞沪，关于一切外交问题，我国民政府当有适当之政策与手续，与各关系国协商办理，以促成不平等条约之撤废，恢复中国固有之主权。惟当此军事时期，上海治安至关重要，本军职责所在，自当力予维持。倘有不法之徒，假借名义，藉端煽动，以暴力扰乱租界秩序，侵害侨民生命财产者，本军定行严惩，不稍宽假。凡我民众，须知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以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绝无仇视外国、排斥外人之意思行动。凡属中外侨民，其各安居乐业，毋自惊疑，是所厚望。此布。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三月二十六日。^[7]

3月27日的上海《时报》记载：“上海领袖领事昨晚嘱路透社声明：白崇禧司令与领袖领事晤谈时，请领袖领事通告上海人民，白可负责维持秩序，白极欲维持秩序，并有维持秩序之工具，并称决无扰乱上海治安之事。”

对于蒋桂一再表明的恭顺态度，帝国主义列强表示满意。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喉舌《字林西报》于3月28日露骨地说：“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是唯一可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倘若蒋介石愿意拯救中国人民于共产党之手，那么他必须迅速而决断地行动起来。”

3月28日，李宗仁应蒋介石电召从安徽赶到上海。他首先乘车前往白崇禧的东路军前敌司令部，途中正遇到上海工人向白崇禧请愿，交通阻塞，不得不下车步行。见面后，李、白都对上海“一团糟的情形”感到“沮丧”。白崇禧还说：“此时不特上海工人活动越轨，显然有一种取国民党而代之的野心。此种发展，如不加抑制，前途不堪设想。”

随后，李宗仁去见蒋介石。蒋氏面色沮丧，声音嘶哑，口口声声说不干了，上海的情形已无法收拾，何应钦的第1军也不稳，何已无法掌握第1军了。李宗仁表示：“只有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并建议把第7军一部调到南京附近，监视沪宁线上不稳的部队，使其不敢异动，然后大刀阔斧把第2师中不稳的军官全数调职，必要时将思想较左倾的薛岳、严重两个师长撤换。把军队牢牢控制住后，镇压共产党就容易了。^[8]

4月2日，应蒋介石电召，李济深、黄绍竑也秘密自广州乘船到达上海。为了保密，黄绍竑还特意剃去了留了近10年、非常醒目的长胡子。当天，蒋介石在白崇禧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召集秘密会议，出席者有蒋介石、何应钦、吴稚晖、李济深、李石曾、陈果夫、陈立夫、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会上，蒋介石首先发言，指责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不怀好意，在国民党内发展组织，并操纵武汉中央，表示“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国民党的领导权就要被共产党所篡夺”。

与会者都是坚定的反共分子，故会议的发言也都是一面倒的反共论调。据黄绍竑后来回忆：在这次秘密会议上，后方当局李济深、黄绍竑等是惧怕农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组织起来，势力日益强大，他们的统治不易维持；前方当局何应钦等是惧怕工人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向帝国主义者斗争，得罪了帝国主义和分化瓦解军队。因而他们都赞同清党反共，建都南京。

这次会议上，白崇禧发言最多，他重点指责共产党在上海活动和上海工人纠察队。他说：“上海自我军占领之后，工人就组织纠察队封锁租界。他们有自己的武器，有自己的指挥系统，不服从军事长官的指挥。他们要冲入租界，占领租界。现在外国领事团已经提出严重警告，黄浦江上布满了外国兵舰，兵舰上的大炮都卸了炮衣指向我们，租界里新近调来了不少外国军队。如果发生冲突，不但全国精华的上海完了，北伐事业也要完了。”他还污蔑共产党离间军队，说：“第1军住在上海的两个师，第1师师长刘峙老实一些，执行（反共）命令认真一些，他们就贴标语、散传单要打倒他；第2师师长薛岳灵活些，与他们表面上接近一些，他们就贴标语、散传单表示拥护。如果这种情形长此下去，我们的军队也要发生变化。”

在如何“清党”反共问题上，白崇禧特别推崇上海的黑社会势力，他说：“上海的帮会很有力量，什么阶层都有他们的组织，还有他们的武装。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杨虎都是坚决反共的。”他建议利用帮会来反共。^[9]后来白崇禧在上海主持“清党”就是这么做的。

这次秘密会议决定了“清党”反共的大计。

当晚，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古应芬、李石曾、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举行了所谓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讨论4月1日吴稚晖提出的《呈中央监察委员会文》。该呈文声称要对共产党“出以非常处置，护救非常之巨祸”^[10]。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有12名，候补中央监察委员8名，共20名。^[11]而出席会议的只有8名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和候补委员。从人数上说，这是一次不足法定人数的非法集会，却号称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第二次会议。会议审定通过了“应先看管者”名单，包括上述第三类中央执行委员外，再加上一些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及各省党员，共计197人。^[12]

4月1日，汪精卫自欧洲回到上海。汪氏是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被迫出国的。北伐开始后，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为了制约蒋介石，防止蒋搞个人军事独裁，发起了“迎汪复职”运动。汪精卫突然来到上海，蒋介石不得不推迟发动反共政变，准备争取汪精卫与他一道反共。4月3日至5日，汪精卫、蒋介石、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吴稚晖、李石曾等在上海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孙中山故居（今香山路7号）及上海道尹公署开了几次谈话会，商讨分共问题。汪精卫主张召开国民党第二届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解决。4月5日，汪精卫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表示国共两党不可发生误会，要“开诚合作”。在随即召开的谈话会上，气氛突然紧张起来。吴稚晖就联合宣言当场质问汪精卫，使会议不欢而散。汪精卫认为这是蒋介石援意吴干的，遂于6日不辞而别前往武汉。

由于汪精卫不合作，蒋介石便决定联合桂系一起干。4月5日上午，蒋介石又在旧上海道尹公署楼上开了一次秘密谈话会，在会上讨论和通过了“检举共产党谋叛的呈文”，李、黄、白又无一遗漏地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之后，李宗仁下令第7军开往芜湖、南京，监视武汉并解除南京附近“附共”部队武装；黄绍竑电告广西留守人员，告以“清党”决策；白崇禧则被蒋介石任命为戒严司令官，直接负责上海的反共屠杀行动。

白崇禧后来曾对人说，当时的蒋介石鉴于自己的力量过于弱小，因而顾虑重重，举棋不定。他曾经说：“这事的成功或失败，只看德邻、健生、任潮、季宽诸兄的态度了！我只求能够把共产党肃清，保卫党国的安全，我准备随时都可以下野。”为此，白崇禧打气说：“你们怕共产党，我不怕。你们不干，我白某人一个人也要干。我马上就要从我的防区内杀起！”^[13]

白崇禧后来说：“当时在沪监委古应芬先生、蔡元培先生等将沪宁清党的决议案要蒋介石先生执行，蒋即以上海清党任务，委托我负担。我将驻沪之亲共部队分别调动或解决，密令第7军3日内赶回芜湖及江宁镇，以阻止武汉容‘共军’队之东下，将有亲共色彩之第2军渡浦口抵御直鲁联军，将第6军附共之19师全部缴械，同时令共党较多之薛岳、严重两师移驻苏州及南京附近整理，将各共党分子撤差或看管，又调刘峙、周凤歧两部接防上海，并向租界各领事交涉，请允许清党军队通过租界进攻共党。”^[14]

上述情况说明，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集团，积极参与了制订“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阴谋的全过程，这场影响深远的反革命政变是蒋桂合谋发动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白崇禧充当了不光彩的反革命急先锋的角色。

注释

[1]黄松坚：《回忆右江地区早期的农民革命运动》，《广西革命斗争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

[2]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卷，第323—324，343—344，352，367—368，344，345，357—358页。

[3]张义纯：《忆白崇禧其人》，《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册，第39页。

[4]参见沈予：《国民革命与日蒋关系》，《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

[5]参见沈予：《国民革命与日蒋关系》，《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

[6]《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6—97，110页。

[7]《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6—97，110页。

[8]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卷，第323—324，343—344，352，367—368，344，345，357—358页。

[9]参见黄绍竑：《四•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会议》，《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45辑。

[10]《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6—97，110页。

[1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第453—454，1229，1232，1169页。

[12]他们是：鲍罗庭、陈独秀、谭平山、林祖涵、徐谦、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陈其瑗、詹大悲、邓懋修、李汉俊、易礼容、李立三、张国焘、李伯云、张泰来、王守谦、刘荣简、罗绮园、江董琴、丁济美、萧楚女、王贯三、宋敬卿、于国桢、陈启修、李花白、夏曦、顾孟馀、谢晋、罗章龙、戴晓雯、孙少奇、赵干、汪寿华、林钧、林剑臣、丁晓先、冯菊坡、胡公冕、杨之华、漆树芬、汪志青、黄日葵、汪少怀、查猛济、陆沉、恽代英、邓演达、罗亦农、刘芬、李硕勋、郭亮、凌炳、蔡和森、侯绍裘、何洛、朱义权、苏兆徵、彭汉垣、宣中华、余泽宏、高统勋、徐白民、赵世炎、郭沫若、宋云彤、李汨之、彭泽民、韩麟符、柳亚子、邓中夏、李国瑄、谭影竹、罗驭雄、方志敏、沈雁冰、张曙时、刘端周、郭寿华、阮啸仙、杨贤江、熊雄、章伯钧、黄胤、刘清扬、韩宝华、郑恻尘、王鲲、毛泽东、董用威、高语罕、许自昊、李国珍、熊亭瀚、范鸿劼、彭述之、瞿秋白、高尔柏、金泽宏、周恩来、谭植棠、潘枫涂、潘谷公、光明甫、唐公宪、夏秀峰、查人伟、黄侠生、许广武、许苏魂、邓颖超、江浩、林育南、王基永、李荣植、范鸿勋、王景云、施存统、高尔松、史鹏展、彭湃、杨章甫、门启衷、徐琛、杨眉山、胡浅因、何孟雄、于方舟、刘尔松、华翀、王崧寿、邱学训、宓维琮、马东林、裘英、梁子光、梁绍文、陈东、孙炳文、王平、顾顺章、章郁庵、王根英、徐伟、王承纬、戴卓民、朱英如、王亚章、龙大道、钱介盘、耿丹、李春涛、鲍慧僧、黎樾廷、宛希俨、彭泽湘、杨石魂、张馀生、陈良、孔韦虎、林铮、赵济猛、张德钟、李侠公、严绍彭、王若飞、谢强生、江仕祥、周逸群、洪振九、张秋人、刘一清、孙靖华、周邦彩、金家济、林平海、孙道济、庄劲秋、戴国鹏、苏眉如、何葆桢、陈国咏、王竞天、杨暗公、刘伯承、李筱亭、陈达三、邓颉刚、季外方、季达方、陈志益、张国恩、刘季良、罗贡华、邓希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115—116页。

[13]陈雄等：《新桂系的四一二大屠杀》，《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册，第45页。

[14]白崇禧：《从容共到剿共——在广西各界举行清党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33年4月12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1453—454页。

上海大屠杀的现场总指挥

“四一二”政变前，蒋介石问白崇禧，在上海清党需要多少军队？白回答：只要调走薛岳的第1师，留下刘峙的第2师及周凤岐的第26军就够了。因为第1师很多官兵受革命思想影响较深，白担心控制不住。蒋介石又问白在上海解决共产党需要多少时间？白说3天就差不多了，至多不超过1个星期。蒋介石对白的反共决心和手段表示赞赏，便决定把上海反共的指挥权交给白崇禧。

上海“清党”打手杨虎

上海“清党”打手陈群

4月5日，蒋介石将薛岳的第1军第1师调往南京，上海防务交由周凤歧的第26军及刘峙的第1军第2师担任。6日，白崇禧奉蒋介石手令，查封了由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正副主任邓演达、郭沫若派驻上海的总政治部办事处。之后，蒋介石指派吴稚晖、白崇禧、陈果夫等人组织成立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决定上海一切政治、军事、财政大权，并指导当地党务，同中共指导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相抗衡。

9日，吴稚晖等公开发表反共的“护党救国”通电。蒋介石下令上海戒严，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任命白崇禧为司令，周凤歧为副司令，还发布了“战时戒严条例”，严禁集会、游行、罢工。蒋介石在上海的反共部署就绪后，即于当天同李宗仁、黄绍竑等前往南京部署反共行动，上海的反革命政变交给白崇禧全权负责指挥，杨虎、陈群等负责执行。

白崇禧受命后，即紧锣密鼓地为政变进行具体布置。白崇禧后来说：“当时在沪监委古应芬先生、蔡元培先生等将沪宁清党的决议案要蒋介石先生执行，蒋即以上海清党任务，委托我负担。我将驻沪之亲共部队分别调动或解决，密令第7军3日内赶回芜湖及江宁镇，以阻止武汉容‘共军’队之东下，将有亲共色彩之第2军渡浦口抵御直鲁联军，将第6军附共之19师全部缴械，同时令共党较多之薛岳、严重两师移驻苏州及南京附近整理，将各共党份子撤差或看管，又调刘峙、周凤歧两部接防上海，并向租界各领事交涉，请允许清党军队通过租界进攻共党。”^[1]

白崇禧认为在上海最难对付的是掌握武装的工人纠察队，若搞垮了工人纠察队，共产党就无力反抗了。他命人侦知上海工人纠察的总指挥部设在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里，工人纠察队大部兵力都集中在这里，上海总工会所在地在闸北的湖州会馆。然后，白崇禧派杨虎、陈群同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取得联系，得到他们支持反共的允诺，并借到了上海工会会员的制服和佩戴的符号，再从军队中选一部分人，假装工会会员，事先混进上述这几个地方。另外，去商务印书馆印刷厂需经过法租界，白崇禧又派人同法国驻沪领事商量，要求允许他的军队通过租界。出于共同的反共目的，法国领事同意了白的要求。

4月12日凌晨，在白崇禧的指挥下，上海青红帮门徒和杨虎特务处的打手，佩带工字佩章，携带武器，分别冲向湖州会馆、商务俱乐部、商务印书馆印刷厂等处，袭击毫无防备的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奋起反抗，双方发生了严重冲突。随后，事先已准备好的周凤歧第26军以调停工人内讧为名，强行收缴了2700多名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在冲突中，有100名工人被打死，数百人负伤。上海总工会及上海工人纠察队所在地被占领。此前，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秘密杀害。

事件发生后，白崇禧、周凤岐以淞沪戒严司令、副司令的名义，发布通电和布告，以掩人耳目，混淆视听。以下是12日发表的两则通电：

各报馆鉴：

本早上海工人纠察队发生械斗，当此戒严之际，且前方军事正在进行，本司令官等为巩固后方安宁秩序起见，不得不严行制止，已将该肇事工友武装一律解除，并派员与上海总工会妥商善后办法，谨此奉闻。

上海戒严司令官白崇禧，副司令官周凤岐同叩。文。^[2]

各报馆均鉴：

本早闻此武装工友大肆械斗，崇禧为维持地方安宁秩序起见，不得不严行制止，除派部队将双方肇事工友武装一律解散，并派员与上海总工会妥商善后办法外，谨特奉闻。

白崇禧叩。文。^[3]

白崇禧很清楚，上海工人阶级不会任凭他们的愚弄和镇压，一定会反抗，于是白崇禧、陈群等又使用另一手，禁止工人阶级反抗，他们发布布告，严禁工人阶级罢工。布告全文如下：

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兼淞沪戒严司令部布告，第二号。

为布告事：现值戒严期间，地方治安亟应维持。闻有不肖奸徒，受敌贿买，煽惑罢工，希图扰乱，殊堪痛恨。深望各工友明白大义，勿中奸谋，如敢故违，即系甘心破坏国民革命，自弃于中国国民党之外。本总司令有维持地方治安之责，定即按照戒严条例严惩不贷，特此布告。

中华民国十六年 四月十二日。

戒严司令官白崇禧，戒严副司令官周凤岐。^[4]

与此同时，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群也发出通告，声称：“现闻有地痞流氓受敌贿买，潜伏工界以内，愚弄工友，煽惑罢工，希图扰乱后方，破坏国民革命……深望各工友明白大义，勿为敌人所愚。如果不问是非，妄行举动，即系违反革命，自弃于中国国民党之外。”^[5]

白崇禧等人的这些通电，俨然是以调解工人“内讧”的面目出现，说明他们年龄虽然不大，却具有老练高超的反革命经验。

13日下午，第26军第1师师长伍文渊对《新闻报》记者即透露：“接奉总指挥密令，以蒋总司令迭据密报，有人假借工会名义，欲冲入租界，扰乱秩序，殊与地方治安有关，嘱令将激烈分子，从速缴械，以免扰乱。”

浦东特务营营长周济民于14日贴出布告也称：“案奉总指挥白令开：‘淞沪一带查有反动分子，受敌贿买，煽惑捣乱；着将民间所有枪支，一律收缴，以遏乱萌’等因。”

可见，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完全是由白崇禧事先就下了命令的，而不是像白声称的是为调停工人“内讧”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而所谓工人“内讧”，也是这位“小诸葛”策划并导演的闹剧。

12日上午，原定于南市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的上海市民迎汪复职大会也改变主题，由主席团宣布立即去龙华向白崇禧请愿。50万与会群众即整队前往龙华，并推举代表，提出请愿条件：请白总指挥尊重民意；立即恢复工人武装；保护上海总工会等。代表进去谈判后，数十万群众鹄立门外达3个小时之久，虽然大雨把衣服全打湿了，但群众全无退让。白崇禧见群情激愤，便借口公务繁忙，拒不见代表，改派总指挥部秘书主任潘宜之接见。迫于门外数十万群众的压力，潘宜之答应了代表提出的部分要求。但这只是白崇禧施展的缓兵之计，欺骗群众散去。而更大规模的屠杀行动正在密谋着。

13日上午，上海总工会发表总同盟罢工宣言，“宣告全上海总同盟罢工，以为抵抗”。^[6]

上海罢工工人随即前往在闸北区青云路广场举行大会，虽然白崇禧等借口“戒严期内禁止集会游行”，派军队沿途布岗堵截，使沪东、沪西、南市等地工人群众不易通过前来开会，但到会仍有6万余人。会议主席王炎报告当时局势说：新军阀和帝国主义者，缴我们工人枪械，杀我们工人，我们的委员长汪寿华也被新军阀杀死。现在奉鲁军阀还未打倒，英帝国主义更加紧向我们进攻，驻在上海之所谓革命军，不但不帮助工人奋斗，反演成空前未有的屠杀，实令人心痛。王炎的讲话激起在场工人群众的悲愤，很多人顿时痛哭失声。在一片悲愤声中，大会通过以下决议：（1）收回工人的武装；（2）惩办破坏工会的长官；（3）抚恤死难工人的家属；（4）向租界帝国主义者提极严重的抗议；（5）通电中央政府，并通电全国全世界起来援助；（6）保护上海总工会；（7）呼口号：打倒新军阀！为一切死难工友复仇！为委员长复仇！收回工人武装！严办肇事军事长官！拥护总工会！拥护武汉国民政府！^[7]

大会在下午1时散会，工人群众即整队游行，赴宝山路第26军第2师司令部请愿，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结果遭到残酷镇压。

大屠杀过后，加上当时大雨如注，整个宝山路一时血流成河，顿时成了人间地狱！

白崇禧、周凤歧等在遵照蒋介石的密令制造了这起空前恐怖的大屠杀后，为掩盖其刽子手的嘴脸，竭力造谣诬蔑工人。当天，白、周发出布告，谎称：“本日下午2000余人，假要求恢复工人武装为名，冲入26军军部。当经守卫部队捕获80余人，内有40余人皆系直鲁联军余党，并搜出符号，证据确凿，显系反动分子通敌谋乱，破坏国民革命，扰害地方公安。”^[8]

14日，反动军队将以前俘获的直鲁联军俘虏数十人押街游行，前导大旗上写着“上海总工会通敌证据确实”，“总工会是直鲁联军的机关”，并称昨日的大屠杀，实由工人勾结直鲁联军，图攻司令部，兵士不得不出于“自卫”之行动。

但反动派此举欲盖弥彰，上海总工会怎么会同坚决反共的，并被工人武装赶出上海的直鲁联军勾结呢？据当日上海《申报》透露：13日上午9时，该报记者在第26军第2师司令部门口见到3辆汽车到来，来者系总务处特务人员，由2师参谋长祝绍周延见。来人述：“系奉总指挥部命令洽商解决上海总工会事，并谓总工会在此军事紧急时间，不遵戒严法令，集会游行，并公然登载广告侮辱革命军，其间显系另有作用，应由贵师即行派队制止，勿任游行”。祝绍周也说：“已奉到总指挥部命令，着即严行制止”。由此可见，13日宝山路大屠杀完全是白崇禧等事先预谋好的，目的是制止游行集会，打击总工会，根本不是白氏事后声称的因总工会勾结直鲁联军进攻军队，不得已采取的“自卫”行动。

在大肆屠杀工人群众的同时，13日，白崇禧还派两个连前往湖州会馆总工会会所，并驻扎下来，监视总工会的活动。下午3时，蒋介石指使其青洪帮门徒组成的“上海工界联合总会”，派出大批流氓打手来到湖州会馆，殴打并赶走了所有总工会职员，并在军队协助下，封锁会馆外围。同时，反动军队还重新占领了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

14日，白崇禧又命令总指挥部大队长王端华率兵赴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办公处，声称：“白总指挥以市政府组织人员中，混有共产分子，本日特奉白总指挥之命令，将市政府封闭，停止其工作，并逮捕职员，以待研讯”。同时白还派人接收了上海特别市党部、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市各界妇女联合会等进步机关，查封了上海总工会的机关报《平民日报》，并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

据不完全统计，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3天里，共杀害了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共产党著名领导人及革命群众达300余人，被捕者500多人，流亡失踪者5000多人。整个上海和东南地区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在蒋桂联合发动的“清党”反共中，白崇禧作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上海的直接指挥者，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为此，他赢得了中外反共势力的一致称赞。4月15日，白崇禧赴南京，向蒋介石汇报上海“清党”的情况。蒋介石也没有想到白崇禧会这么快就完成了他交给的“清党”任务，对白氏颇为嘉许。白崇禧也沾沾自喜，将上海“清党”视为他一生的“得意之作”^[9]。

4月16日，白崇禧回到上海，召开记者招待会，首先由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张定璠报告上海清党反共的经过。随后，白崇禧讲话，声称他们的反共暴行是“护党救国运动”，并“郑重声明”几点：“（1）国民党遵照总理政纲策略做事，保护农工利益。俄国以平等待我而联之。无论英、法、日、美，如以平等待我，均须联络之。如有跨党分子企图扰乱国民党者，当严厉制止之。（2）中国应以一党治国，亦惟有国民党可以治中，没有联了共产党来共治中国之可能。（3）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应加拥护，惟现为捣乱分子操纵，应反对之。武汉方面，表面上主张提高党权，废除独裁制，实则借倒蒋总司令之名，以行消灭国民党之实。（4）工会纠察队虽已解散，惟保护农工利益，始终不变。（5）军队方面，因肃清内部反动分子，暂时或取缓进政策，惟武汉方面如不再捣乱后方，余敢大胆说，在3个月内，革命势力必可达到北京。”白崇禧的结论是：“中国纠纷，惟国民党可以解决，亦惟有国民党可以治中国，希望认清此点。新闻界对于破坏国民党者，应协同严密制止之。”当有记者问起共产党领袖陈独秀、汪寿华等人的行踪时，白崇禧声称“完全不知”。^[10]

继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坐镇广州的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指挥了广东地区的“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反动军队分路进攻共产党机关及革命工会、革命农民组织，解除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搜查和封闭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会、铁路工会、海员工会以及其他革命团体。据统计，被封闭的革命机关、团体有200余处，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5000多人，被秘密枪杀的有100多人，被驱逐的铁路工人有2000多人。著名共产党人萧楚女、熊雄、刘尔崧、邓培、毕磊、李启汉等被害。这就是李济深等在广州发动的“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接着，在汕头以及全省各地均大逮捕、大屠杀，实行白色恐怖。

广西方面，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同一天，由李、黄、白共同决策，黄绍竑直接指挥的广西“清党”运动也开始了。广西“清党”临时委员会派出大批军警，在南宁等地大肆搜捕国民党左派、中共党员和革命人士。仅在南宁一地，遭到逮捕的就有：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委员梁六度、雷沛涛（共产党员）、周锡桓、雷天壮、陈立亚、周仲武；国民党南宁市党部委员冯萌西、邓哲（共产党员）；南宁市总工会委员梁西园；《革命之花》编辑高孤雁（共产党员）；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官张胆、莫大；省一中教员罗如川（共产党员）、周国杰以及进步学生数十人。另外，被捕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各级工会会员等，数量之多无法计数。同时，在桂林、柳州、梧州等地，也有大批革命人士遭到逮捕。广西“清党”一直持续到8月底，有不少被捕者被分批杀害。^[11]

广西临时“清党”委员会不仅在大中城市屠杀国民党左派、中共党员和革命人士，还把屠刀挥向了农民运动高涨的广西农村。4月下旬，桂系军队再次向东兰发起进攻。韦拔群率领农民武装奋起反抗，但终因力量弱小而退向西山。桂系集团欲斩草除根，派重兵封锁西山，强令农民迁出原居村庄，然后派兵搜山，见屋烧屋，见洞封洞，见人杀人。在桂系军队的野蛮摧残下，东兰农民群众遭受了极大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仅东兰3个乡，就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和农会干部23人惨遭杀害；被困饿死山上者30余人；被捕群众无数，其中妇女、儿童就有80余人；农民被烧房屋200余间，被抢牛马180余头，被抢财物不计其数。另在太平圩等村，一次就有100多名农会干部和群众被反动军队抓捕，其中数十人惨遭杀戮。

新桂系在广西的“清党”活动，从1927年4月到1928年5月，才告结束。新桂系在“清党”的时候，对于共产党人是极为残暴惨酷的。他们在南宁所逮捕的共产党员有五六十人之多，将共产党员押到第7军部军法处，采用灌辣椒水、坐老虎凳、香火熏烟等种种酷刑拷讯，逼供以后又公开或秘密地把共产党人杀害，致使许多烈士的尸骨无存。其危害人民、危害革命的罪恶，实有罄竹难书之慨！但共产党人为革命奋斗是坚强的，当新桂系于1927年8月杀害共产党人雷天壮、梁六度等烈士时，他们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临刑还高呼“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壮烈口号，英风浩气令敌人心惊胆寒。^[12]

此外，江苏、浙江、福建、四川等省，也先后进行了反共“清党”和大屠杀。

在反革命大屠杀的基础上，以蒋介石、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决定在南京另起炉灶，着手成立蒋记国民党中央和政府。4月17日，在南京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白崇禧被加派为委员之一。“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并通过由吴稚晖起草的《奠都南京宣言》。

18日，蒋记南京国民政府举行成立典礼，蒋介石以“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发表《奠都南京宣言》。

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在六朝金粉之地的南京登场，与武汉国民政府形成对峙局面

20日，拥蒋的杨树庄（海军总司令）、何应钦（东路军总指挥兼第1军军长）、白崇禧（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等在南京举行陆海军将领会议，通过六条决议：（1）拥护南京中央及国民政府恢复党权；（2）拥护4月2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建议案；（3）否认武汉由非法扩大联席会议所产出之所谓第三次执委会议议决案，及由此产出机关之一切命令；（4）欢迎武汉及各地纯粹国民党之中央执监各委员来宁；（5）打倒破坏国民党及国民革命之共产分子及一切叛党卖国的党员；（6）陆海军团结一致完成北伐。

28日，由杨树庄领衔，何应钦、白崇禧、鲁涤平、李强、李济深、陈可钰、李福林、王若周、程潜、李南屏、李宗仁、黄绍竑、王天培、赖世璜、曹万顺、杨森、段远谋、刘湘、李仲公、周西成、熊逸滨、周凤歧、邓锡侯、刁广孚、柏文蔚、陈调元、范熙绩、贺耀组、李因、李燊、谭曙卿、叶开鑫、朱绍良、张群、俞飞鹏、葛敬恩、马文车、刘绍文、陆福廷、胡承祜、徐桴、陈焯、邱鸿钧、陈方之、杨志春、杨虎等共47人联名发表通电，声称对于20日陆海军将领会议所做出的六项决议，“誓以忠诚求其实现，党国不亡，系于此役”。^[13]

对于上海、南京等地的“清党”反共，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给予了还击。4月17日，汪精卫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撤销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开除其党籍。南方宁、汉两个政府对立的局面形成。

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桂系首脑此时追随蒋介石“清党”反共，有很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桂系加入革命阵营，并不是出于对革命理想的追求以及对主义的信仰，而是出于发展其集团势力的私利。因而他们不仅不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更与共产主义无缘。其次是为了维护和巩固既得利益。李、黄、白自从统一广西后，他们把掌握的政权的军队看作是自己的“私产”不能容忍他人染指。在两广统一时，广东革命政府希望在广西发展和扩大国民党组织，并打算派人来广西指导党务，但为新桂系首脑们所抵制。他们认为：“广西是我们的，军队更是我们的，只要我们加入国民党就是了底下不能让你插手进来。”对国民党中央如此，对中央在广西的发展，新桂系更是极力反对。但国民革命的深入开展，广西也不能受到影响，也出现了工农运动的高潮，尤其是农民运动在广西各地普遍开展起来。其中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地区的农民运动更为猛烈，他们打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武装，并开展分田地，使广西基层出现了另一种新气象。这也引起了广西当局的严重不安，在李、黄、白等人看来，由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对他们的统治“秩序”产生了严重威胁。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李、黄、白等决心追随蒋介石反共。这正如黄绍竑后来回忆说的：“广西的江山是我们打出来的，只因有了党部、有国共合作才发生这许多麻烦的事情。蒋介石的反共正合我的心怀，我就跟他反共。如果蒋介石不反共而另一个人反共，我也会跟他走，甚至自己单独举起反共的旗帜。”

对于白崇禧乃至于新桂系在1927年一系列反革命政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新桂系头面人物一直把他当成他们的“功劳”而引以为自负自傲的资本。例如，广西《南宁民国日报》的一篇社评就说：

……当着总理去世以后，革命扩大之时期，国共合作破裂的危险日益加深，共产党破坏国民党的工作日益紧张起来，在民16年下半年，情势更不堪问，共产党篡夺国民党的危险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了。但是在这样危险的时期中，国民党中任何人都不敢对共产党加以制裁，当时只有本省的第四集团军的李、白总副司令，特别是白副总司令，挺身而出，作此挽救国民党于危亡的工作，终于在民16年4月12日在上海首先发动反共的战争，结果是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种胜利终于把已经危险万状的国民党救了出来。所以，国民党的生命之挽救，照过去的事实看来，第四集团军的劳绩是不小的。对于这点，任何人都不能忘记的。^[14]

注释

[1]白崇禧：《从容共到剿共——在广西各界举行清党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33年4月12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1453—454页。

[2]1927年4月13日上海《申报》。

[3]1927年4月13日上海《申报》。

[4]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57—58，56—57，58—59，63—64，71—74，101—103，113，115，123—124，128—129，128—129，140，134，135，127页。

[5]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57—58，56—57，58—59，63—64，71—74，101—103，113，115，123—124，128—129，128—129，140，134，135，127页。

[6]1927年4月14日上海《时报》。

[7]转引自张静如主编：《北伐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50—651页。

[8]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57—58，56—57，58—59，63—64，71—74，101—103，113，115，123—124，128—129，128—129，140，134，135，127页。

[9]1933年4月12日，白崇禧在广西各界举行清党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对自己当年的表现有如下的吹嘘：“部署既毕，乃于当年的今日（12日）在沪举事，是日拂晓即派便衣队暗藏短枪假扮工人分两路进攻：一由法（租）界，一由闸北，将其大本营包围，战至午后三四时始攻破，计擒获共党一、二等首要三百余人，攻破大小机关八十余所，仅一日之工夫，而清党之工作告成。当时能获胜算者，系出其不意。盖共党势力大，而我军少，非此实不能解决。当我入驻上海时，共党在华界开一盛大之欢迎大会，到工人十余万，枪数千，一方想和我妥协，一方向我示威，当时见其情势虽凶，枪枝虽多，但均无训练，故一举事，即告成功。我尚忆及，在沪决定清党后，蒋介石先生尚有难色，恐一时不能解决，时间延长，则酿成罢工等风潮，及发生外交事故，妨碍极大，当时蒋先生嘱我以一星期之时间处置完竣，我当时只答以三天，而结果仅一日即处置妥当。解决共党大本营之次日，即将擒获之共党三百余人拘押。时有数十万工人，至龙华请愿，我即严为戒备，并令政训处主任潘宜之出外宣示，令其派代表入见，如无命令擅入者，即以军法从事。当时各工人即派代表数十人入见，质问拘押三百余共党之理由，我即将共党之阴谋详为解释，并出示徐谦密令李立三以工人武力逮捕蒋介石先生及我之手令，我并对各代表说，现所拘押者均属共党，汝等如系共党，则一并拘押，如系国民党员，则速去，于是各请愿工人，一时散去。以上所述，乃十六年四月十二日清党之经过。如果共党在武汉时，其阴谋不完全暴露，俟本党北伐完成，将各铁路工运做好，把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做好，再行发动，如苏俄之十月革命然，则我国民政府即将变为克伦斯基政府之续。至今回忆，虽为共党过去之失策，实本党之大幸。”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454—455页。

[10]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57—58，56—57，58—59，63—64，71—74，101—103，113，115，123—124，128—129，128—129，140，134，135，127页。

[11]谢本书、冯祖贻主编：《西南军阀史》第3卷，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1页。

[12]参见梁昌汉：《新桂系军阀在南宁的“清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册，第47—48页。

[13]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57—58，56—57，58—59，63—64，71—74，101—103，113，115，123—124，128—129，128—129，140，134，135，127页。

[14]《清党纪念日》，广西南宁《民国日报》1935年4月12日。

二期北伐指挥若定

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全国形成了3个政权对峙的局面：北京以奉系军阀张作霖为首的安国军政府，武汉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以及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3个政权相互敌对。武汉方面已在酝酿东征讨伐蒋介石，但张作霖准备趁国民党分裂之机，对武汉、南京各个击破：他一面命直鲁联军张宗昌和孙传芳残部沿津浦线南下，包围合肥，并占领浦口、扬州、南通一线，隔长江与南京国民党军对峙；他们还炮击南京，随时准备渡江。河南方面，奉军击败原吴佩孚的反奉派，于4月下旬前锋进至驻马店附近，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同奉军之间的缓冲地带消失，湖北直接面临奉军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宁、汉双方不得不暂停相互间的军事行动，各自准备北伐，对付强大的奉系。

4月下旬，南京方面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继续北伐，解除江北敌军威胁，并解合肥之围。5月1日，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命令，将所属军队改编为三路军，继续北伐。

在宁方第二次北伐之前，白崇禧还于5月3日发表致《武汉本党政界同志暨全国本党同志》的长函，继续攻击诋毁共产党，歪曲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为宁方的反革命行为进行辩护。

6日，蒋介石发布行动命令：“我军以肃清津浦路南段及江北敌人之目的，决以主力由皖北攻截津浦路，而以一部集结于南京以东之长江两岸，乘机渡江，攻击江北之敌。”决定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下辖第1军（欠第1、第3师）、第14军、第17军、第26军；第二路军总指挥蒋介石自兼，白崇禧代理，陈调元为前敌总指挥，下辖第40军、第1军（第1、第3师）、第6军（欠第19师）、第37军；第3路军总指挥李宗仁，前敌总指挥王天培，下辖第7、第15、第27、第44、第10、第33军及独立第5师。规定第一路军在第二、第3路军未进攻津浦线以前，将兵力集结于镇江、武进（常州）、无锡等地，取攻势防御，待皖北各军占领津浦线时，相机渡江，攻击江北之敌；第二路军以一部置于南京附近，待命渡江，以主力于5月11日以前由江宁镇、当涂间渡江，联系第3路军右翼，向明光进攻临淮关、蚌埠方面，一部解合肥之围，并沿津浦线左侧前进。海军总司令杨树庄，辖第一、第二舰队，集中主力于镇江以东江面，相机进攻江北之敌，以一部集中南京以西至和县之间，掩护各部队渡江，并担任江面上的联络，相机攻击敌军。

根据蒋介石颁布的作战总方略，白崇禧制定了第二路军的作战计划，规定第2路军下辖3个纵队：第1纵队指挥官贺耀组，率40军；第2纵队指挥官杨杰，率第6军（缺第19师）以及第1军第1、第3师；第三纵队指挥官陈调元，率第37军。本路军拟以一部置于南京附近待机渡江，以主力由江宁镇至当涂间渡江，先占领含山东北高地至和县东北乌江镇之线后，连第3路军右翼，向明光以南沙河集、滁县附近之敌攻击前进，截断津浦路，使该敌不能北退，聚而歼灭之。待主力进至全椒、江浦附近时，在南京之一部乘机渡江，沿津浦路北进，牵制当面之敌，使主力侧击敌人容易，俟本路军确实占领津浦路明光以南地区后，视当时之情况，其计划另定之。

5月9日，第3纵队陈调元部最先渡江，11日进占和县，即以主力向含山推进，一部进至乌江镇，以掩护第2纵队渡江。13日，杨杰率第2纵队全部渡江，进占江浦。同时，李宗仁指挥的第3路军第1纵队也渡江进占含山，协同第2路军两个纵队斜出浦口北方。浦口之直鲁联军见北伐军两路侧击，星夜北退。15日，第2路军第一纵队贺耀组部开始渡江。正面直鲁联军退到东葛至全椒一带，企图利用河川湖沼的有利地形顽抗，阻止宁方北伐军北伐。

5月16日，白崇禧下令第二路军已渡江部队次日对敌军发起全面攻击。17日，陈调元第3纵队进攻全椒及其以西地区，杨杰率部驱逐了陈家浅、三叉河之敌后，协同陈军进攻全椒、东方及界首之敌。直鲁联军招架不住攻势，纷纷向乌衣、滁县逃窜。18日，北伐军攻克全椒。此役毙敌2000余人，击毙敌团长1名，俘虏敌旅长、团长各1人，俘虏敌官兵3000余人；缴获步枪3000余支、大炮20余门、机枪10余挺、迫击炮10余门。^[1]

全椒之役后，贺耀组的第1纵队趁机全部渡江，以一部置于浦镇附近监视六合方面的孙传芳军，以主力向乌衣追击。同时，陈调元军向滁县挺进，陈调元军也占滁县，20日占领乌衣。北伐军进展顺利，19日进占滁县，20日占领乌衣，基本上肃清了明光以南津浦线正面之敌。

在进军的过程中，白崇禧不断向蒋介石出谋划策。17日，他在“决川”舰上致电总司令部，建议不必待津浦路完全奏功后再解决江北六合、扬州的孙传芳，可以将何应钦第一路军中的第21师秘密、迅速地运至南京附近渡江，径向六合前进，出敌不意，孙传芳必易成擒。

18日，白崇禧又建议请李宗仁指挥所第三路军截断蚌埠、明光间铁路，以断敌退路。不久，奉蒋介石之命，白崇禧将第二路军主力转向六合、仪征方面，侧击扬州孙传芳部，并以一部经六合、天长进攻高邮、邵伯，威胁扬州侧背，以掩护何应钦指挥的第一路军渡江。这样，三路北伐军先后全部渡过长江，第三期北伐前期作战计划已经实现。

5月24日，蒋介石下达了第三期后期作战计划：“以肃清苏、皖二省，掌握津浦南段、陇海东段之目的，应即乘胜追击，以主力进攻徐州、砀山间之敌，以一部进攻海州、台儿庄，直达鲁境。”

根据该作战计划，白崇禧也制定了第二路军的作战计划：“本路军以主力援助第1路军攻取清江浦，以一路沿津浦路以东地区，向徐州、韩庄方面之敌攻击前进。东进部队攻克扬州后以一部控制临淮关，俟清江浦攻克，经宿迁协同北进之一部，直向徐北前进。白崇禧还详细规定了各部行动路线和日程。

25日，第二路军各照计划行动。第一纵队贺耀组部第40军由六合附近转回津浦路南段然后北进，于30日集结临淮关。奉蒋介石之命，该部旋改隶第三路军指挥，第三路军的叶开鑫第44军则改归第二路军指挥，白崇禧将该军编入第1纵队，规定该部经淮北向宿迁、海州方向前进。第二纵队则以主力由天长以北转至洪泽湖以西地区，准备迂回至淮河北岸的孙传芳军，一部进迫南山河南岸，以抑留隔岸之内敌，配合迂回的主力。但盱眙附近的淮河河面宽阔，渡河的船只都被敌人掠走或烧毁，因而该部渡河异常困难，至6月3日才渡河完毕。幸孙传芳军已无战事，闻白崇禧大军正东进准备击其侧面，异常恐慌，连夜北撤。孙军主力郑俊彦部也经淮阴北撤。白崇禧急命部队乘机渡河追击，在清江浦附近追上敌军一部，俘虏数百人。

孙传芳军从洪泽湖以东地区北撤后，集中于泗阳、宿迁、睢宁一线，构筑工事，企图扼守。白崇禧遂命叶开鑫第1纵队以主力进攻睢宁、宿迁，一部向泗阳前进，陈调元第3纵队则以主力进攻宿迁西北。孙军遭攻击后，害怕退路被截断，急忙北撤，孙军白宝山、周荫人、郑俊彦等东撤至海州（今连云港市）。6月3日，北伐军攻占睢宁，次日进入宿迁。

白崇禧从情报中获知孙传芳主力退往山东郯城，一部退往海州，孙本人尚在郯城，于是电请何应钦速命第一路军向海州攻击，自己率第二路主力进攻郯城，一部对台儿庄警戒，叶开鑫纵队则向海州攻击。

叶开鑫纵队奉命后，自宿迁经涟水直取海州。6月7日，叶以主力进攻海州，以一部绕出沙河，威胁敌人侧背。激战至次日，击败锦屏山之敌，进逼海州。又经一夜激战，于9月晨占领海州，俘敌6000余人，缴械3000余支。孙军残部北窜。陈调元第3纵队于5月奉命继续北进，先后驱逐了皂河、瑶湾、三叉河之敌，孙军节节败退。7日晨，该部第3师一部在击败新安镇之敌后，向郯城跟踪猛进。因前进过猛，在红花埠遭到孙军优势兵力的反攻，伤亡较大，而且后援不继，被迫后退。白崇禧此前顾虑到该纵队正面过广，已命杨杰第2纵队于6日由泗阳向新安镇转进。杨杰纵队于8日进迫新安镇，驱逐敌警戒部队，稳定了战线。

退入鲁南的孙军以郯城为根据地，并占据桃林、大院寺、范村、夹沟一线，构筑坚固工事，配置重兵，准备抗拒北伐军。9日拂晓，在白崇禧的部署下，第2路军第二、第三纵队进入攻击准备阵地，10晨发起攻击。孙军顽强抵抗，并数次猛烈逆袭。北伐军与敌军血战两昼夜，才击溃敌军。在重坊、归昌方面，孙军增加兵力，向陈调元纵队第37军发起猛烈的反攻，双方展开了肉搏战，战斗异常激烈。最后孙军全线瓦解，向临沂、蒙阴方向溃退，一部向枣庄溃退。11日，北伐军占领了郯城、赣榆。

此前，李宗仁指挥的第三路军在津浦线正面击败直鲁联军，于6月2日占领徐州；何应钦指挥的第一路军也进至海州一带，陇海铁路以南苏、皖两省的敌军基本上被肃清，第三期后期作战的目的基本上已实现。白崇禧遂命所部集中于陇海线东段，整顿待命。

南京方面进行第三期北伐的同时，武汉国民政府为解除河南奉军对武汉的威胁，并打通同冯玉祥部国民军的联系，于4月19日举行了第三期北伐。武汉北伐军在河南同奉军展开激战，连战连胜，直逼郑州。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也东出潼关，于5月26日攻克洛阳。奉军两面受敌，被迫放弃郑州、开封，渡黄河北撤。6月1日，武汉北伐军和国民军会师郑州，4日进占开封，取得了陇海路中段。

在宁、汉双方的北伐军相继到达陇海线后，政治局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武汉的汪精卫集团日益右倾。汪精卫与蒋介石在反共问题上并无太大分歧，只是为掌握反共的领导权，以取得国民党的领袖地位，而不赞成蒋介石在东南发动政变。双方对立的焦点在这里。

在宁汉重新对立并且准备摊牌的情况下，占据河南的冯玉祥在宁汉之间就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形成所谓左袒则左胜、右袒则右胜的局面。

武汉方面，汪精卫等人要讨蒋，首先必须取得冯玉祥的支持。为此，武汉国民政府党政军各重要领袖不惜移樽就教，几乎倾巢出动，从武汉前往河南郑州与冯玉祥开会。1927年6月10日，汪精卫、谭延闿、徐谦、孙科、顾孟余、唐生智、张发奎、邓演达、王法勤、于树德等武汉国民政府的党政军领袖与冯玉祥及西北军干部于右任、鹿钟麟等举行会议。为拉拢冯玉祥为己所用，武汉国民政府被迫向冯玉祥做出了一系列单方面的让步，将河南及西北各省的党军政大权交给冯玉祥独揽，武汉国民政府北伐部队班师回武汉，以满足冯玉祥扩军和扩充地盘的要求。

尽管武汉国民政府单方面满足了冯玉祥扩充地盘和军队的愿望，特别是将武汉国民政府北伐军付出14000人的伤亡所取得的河南地盘全部拱手移交给冯玉祥，更是武汉国民政府送给冯玉祥的一个大大的红包。^[2]但冯玉祥也绝不是省油的灯，他在急剧动荡的北洋政界和军界摸爬滚打了20多年，早已练就一套应付复杂局面的太极拳工夫。他一方面接受武汉国民政府的委任，另一方面也毫不迟疑地接受财大气粗的蒋介石的经济上的接济。^[3]会议期间，冯玉祥也告诉汪精卫：在他从陕西出兵河南的时候，蒋介石曾经打了几次电报给他，劝他不要发动，等唐生智的第4方面军在河南被奉军歼灭之后，然后冯玉祥再出兵与蒋介石会师中原。冯玉祥还说：有许多人劝他同蒋介石合作，他都一笑置之。收到那些电报之后，越发觉得蒋介石是狼心狗肺，不齿于人类的东西了。^[4]然而，冯玉祥对于武汉国民政府方面要他加入反蒋阵营的要求却不表态，只是模棱两可地说：万不可分散革命力量，授敌以离间我之机会。^[5]这时，汪精卫等又得到蒋介石要在20天内包围武汉的传言，便匆匆从郑州回到武汉。

郑州会议的召开使蒋介石十分紧张，他担心冯玉祥倒向武汉国民政府，如果这样，他的蒋记南京国民政府就有难保之虞。于是蒋介石使出全身力气，多方面拉拢冯玉祥，并许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让冯玉祥大为心动。郑州会议一结束，冯玉祥即派蒋介石的代表毛以亨转赴徐州，与在那里指挥的李宗仁、白崇禧商量与蒋介石见面会谈的问题。6月17日，蒋介石从南京抵达徐州，等待冯玉祥从郑州前来会见。为了表示对冯玉祥的尊重，蒋介石特派方本仁、何成濬作为他的代表前往迎接。19日，蒋介石又率领在徐州的李宗仁、白崇禧等高级将领到陇海铁路徐州以西一站——郝寨车站迎接。冯玉祥在这里又搞了一出戏剧性的场面，让宁方的将领对这位民国初年就有了名气的军界前辈有了与众不同的深刻印象。^[6]

在得知冯玉祥前往徐州的消息后，蒋记南京国民政府的要人们也几乎是倾巢出动，从南京赶往徐州与冯玉祥相见。6月19日晚，蒋介石做东设宴为冯玉祥接风洗尘。宾主酒足饭饱之后，蒋介石即要求冯玉祥与他一道进攻武汉，消灭武汉国民政府，“为冯所婉绝”。^[7]20日凌晨5时，冯玉祥来到蒋介石的总司令部行营，与蒋及李宗仁、白崇禧等会谈，交换意见。下午，冯玉祥又与蒋记南京国民政府中的老朋友李烈钧谈话，交换看法。为了拉拢冯玉祥倒向自己，蒋介石也向冯玉祥许诺了一系列好处：允诺以后每月接济冯玉祥军饷200万元，先交50万元现大洋；允诺将来山东地盘归冯玉祥所有等。所有这些，对冯玉祥有很大吸引力，特别是每月接济200万元军饷，对于一直在穷困的大西北煎熬的冯玉祥部西北军无疑有更大的诱惑力。果然，此后，冯玉祥除了不同意直接出兵攻打武汉国民政府外，其他一概迁就蒋的要求。

当晚10时，蒋、冯双方人员召开第一次特别会议，出席会议的蒋记南京国民政府要员有蒋介石、胡汉民、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李烈钧、黄郛、钮永建、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冯方出席的有冯玉祥、李鸣钟、何其巩，共15人。这次会议，新桂系的3大巨头全部出席，表明他们对这次会议也同样重视。会议的主要议题商讨对于共产党处置办法、武汉政府问题、继续北伐等。右派元老胡汉民在发言时继续污蔑共产党，声称：“共产党欲藉寄生我党来支配我国”，“毁灭吾党实力，使永无作为”。冯玉祥对此表示“极能了解”。会议就共产党问题商定，由冯玉祥打电报给武汉国民政府，提出：（1）“速决大计，早日实行”分共，解除鲍罗廷的政治顾问职务，将其遣送回苏联；（2）武汉国民政府党政军负责人除愿意出洋休息者外，其他一律合并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去；（3）唐生智指挥所部北上继续北伐。同时，由冯玉祥与蒋介石联名发表通电，声称他们均是都是三民主义的信徒，誓为三民主义而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而后已。

徐州会议形成蒋冯合作反共的局面，这对于风雨飘摇中的武汉国民政府来说，无疑又是致命的一击。7月6日，蒋介石在上海全市国民党党员报告会上说：“现在中国政治重心，在南京国民政府，吾们党国最重要的，就是徐州会议。吾党之成败，吾国之存亡有关于此。”“从此一切权力不久将完全归于我们的党了，我们的党也愈臻稳固了。”^[8]

自从宁汉分裂以后，蒋介石就一直念念不忘以武力消灭武汉国民政府。但他的主张不仅遭到冯玉祥的拒绝，也遭到了李宗仁、白崇禧的强有力抵制，一直无法实行。6月16日，白崇禧致电蒋介石强调：“孙（传芳）、鲁（指张宗昌）两部，主力未灭，若遽尔抽兵，停止前进，孙、鲁必协以谋我”，促蒋继续北进。^[9]

李宗仁也同样反对与武汉兵戎相见。据他回忆，在冯玉祥于6月21日下午离开徐州西去后，蒋介石召集在徐州的高级将领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会上，蒋氏力主回师西上，“先把武汉解决了再说！”李宗仁竭力反对用兵武汉，力主继续北进。他说：“如果武汉真图异动，我们可以抽调一部分部队以防之，但不必使北伐功败垂成。”

另据蒋的亲近透露，后来当蒋介石再次将西征腹案与白崇禧商榷时，白以第三者的姿态顶撞说：“北洋军阀是我们一定要打倒的敌人，武汉方面是兄弟间的意气之争，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放弃一定要打倒的敌人，从事兄弟阋墙之争，恐怕国人不会谅解吧！”^[10]

李、白坚持北伐，不愿与武汉为敌，似乎也包含了联汪抑蒋或在蒋汪之间充当中立的第三者的意图。但是，从客观的角度来说，北伐与“西征”这两件事确实也很难双管齐下。

显然，没有桂系的支持，蒋介石的西征就只能成为画饼。无可奈何的蒋介石只好放弃先取武汉的企图，继续北伐。6月19日，蒋介石下达进攻命令，命第3路军沿津浦线正面北进；第一路军的第14、第17军进攻日照，第1军主力则调回南京附近，以拱卫南京；第二路军由赣榆、郯城一线北进，攻取鲁东各地后，再与第三路军会攻泰安，并分兵袭取胶济铁路。按照徐州会议的决定，冯玉祥部国民军担负京汉线正面作战，并以一部协助津浦线方面进攻济宁。

6月23日，宁方北伐军分3路发起总攻击。白亲率第二路军各部行动，正面敌军为退入鲁境的孙传芳残部，士气低落，无心恋战。第2路军在李家庄附近同孙军打了一仗，俘获团长以下官兵千余人，然后顺利推进，直到临沂城下。防守临沂的是张宗昌，只好同北伐军孤注一掷，决一死战。他命临沂守将方永昌死守，以遏制宁方北伐军北进锋芒，并命津浦线方面全力反攻，夺取徐州。

6月24日，白崇禧率第二路军肃清外围后，包围了临沂，并展开猛攻，鲁军悍将方永昌全力死守，而且临沂城垣重叠，东西北三面临河，南面是一块高地，地势易守难攻。杨杰率第1军第1、第3师围攻了两天，却毫无进展。28日，第1军第1、第3师奉蒋介石之命回防清江浦，白崇禧遂以叶开鑫军接替攻城。这一次，“小诸葛”啃上了一块硬骨头，多次进攻均未奏效。

为避免顿兵于坚城下，劳师无功，白崇禧命叶开鑫部加紧攻城，令陈调元部绕过临沂，直取蒙阴，并进逼泰安，断临沂敌军之退路；并命杨杰率第6军直取费县，进逼津浦路侧面；命鲁南挺进队直取沂水，进逼胶济路。

7月8日，白崇禧集中各军炮兵至临沂城下，以猛烈炮火轰城，但仍未拿下该城。其他3路进展较顺，陈调元军占领蒙阴后直逼蒙阴，济南为之震动。同时，第一路军也已占领日照、诸城，逼近胶济线，因此线孙传芳军宣布接受冯玉祥改编，第一路军遂止于此线。

与此同时，李宗仁指挥的第三路军也沿津浦铁路推进到了滕县。但大局很快就急转直下。

6月下旬，白崇禧、李宗仁分别指挥第二、第三路军继续在津浦路正面与孙传芳、张宗昌所部作战，连续占领了峄县、临城（枣庄市薛城区），迫近兖州、济宁。然而，李、白在鲁南的攻势作战刚展开不久，蒋介石却以武汉国民政府已经任命唐生智为东征军总司令准备东进为由，于6月27日下令鲁南前线部队改攻为守，除留部分部队防守鲁南要隘外，“其余各部均即开始南撤”。^[11]对于这道撤军命令，白崇禧于6月28日复电蒋介石，主张第二、第三路继续北进，“一举攻下济南”，“然后再谋抽调，最为有利”。^[12]

作为桂系第3号人物的白崇禧满脑子想的还是北伐问题，但作为桂系统帅的李宗仁，则显然还有另外的考虑，即他内心里并不认为蒋介石就是笃定的国民革命军统帅。如何利用有利的形势，取蒋而代之，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坐上总司令的宝座，是北伐开始以来李宗仁心中一直在考虑的问题，特别是宁汉分裂，也确实给李宗仁带来了机遇。

根据学者的研究，宁方第二次北伐一开始，李宗仁就有意保留实力。按照蒋介石颁布的作战计划，李宗仁的第三路军应以主力第7军由津浦铁路正面向韩庄、临城攻击，第33、第27两军配置徐州、蚌埠一带为预备队。但李宗仁在实际部署中，将最具战斗力的嫡系第7军主力留置后方为预备队，而令黔军第10军（军长王天培）等杂牌部队担负进攻鲁南的任务。李宗仁这种部署，既是保存实力，也包含有保留主力于机动位置以窥测政治风向的意图。当6月27日蒋介石下达撤兵令后，李宗仁的第一反应即是将第7军进一步南撤，前线只留王天培的第10军等部防守，并令其“不必向后退动，以免摇动军心”。李宗仁之所以赞成南撤，关键是由此可以实现桂系嫡系部队回师长江中下游，控扼首都南京的局面，使桂系在即将爆发的宁汉冲突中取得了最有利的战略地位。^[13]

李宗仁将嫡系第7军南撤后，鲁南前线由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王天培指挥第10军（黔军，军长王天培）、第44军（湘军，军长叶开鑫）、第33军（皖军，军长柏文蔚）、第27军（皖军，军长王普）及第15军第1师和独立旅等杂牌部队在前线苦苦支撑。

第三路军最精锐的第7军撤退后，在津浦铁路线上孤军突出的第10军在孙（传芳）、张（宗昌）联军的反击下很快就支撑不住，被迫后撤，7月初，滕县、临城相继失守。直鲁联军于6日直逼运河北岸，威胁徐州。蒋介石不得不急电白崇禧驰援津浦铁路正面。白崇禧命杨杰、叶开鑫两部放弃费县、蒙阴，并撤临沂之围，向西南转进，驰赴枣庄、峄县，策应第三路军作战。另以陈调元军及第1路军的赖世璜军在临沂外围监视敌军，诱敌出城后击之。7月7日，白崇禧致电王天培等，要求第三路军各军反攻藤县，以攻为守，以进为退。^[14]

迫于白崇禧的压力，王天培同奉另即将南下徐州的贺耀组约定于7月9日发动反攻。战至午后，直鲁联军溃退，北伐军重占韩庄，次日又攻占临城。在这种情况下，白崇禧命令重整旗鼓，以赖世璜部为攻城军，再对临沂进行围攻；另以陈调元军为野战军，阻击敌人援军。赖世璜奉命后，先奇袭临沂，试图一鼓而下。但城中敌军自宁方北伐军撤围后，仍紧闭城门不出，防范甚严，因而奇袭没有奏效。继而白崇禧命以步、炮兵联合进攻临沂，并命第37军置于临沂外围，准备截击敌人的援军。

15日，杨杰、陈调元两部会合贺耀组军占领枣庄、峄县，但临沂城仍未攻克。同日，直鲁联军对据守临城正面的王天培军发动反攻，双方在沙沟附近展开血战。王天培军虽击退敌军进攻，但伤亡惨重。自7月9日反攻以来，王军迭经恶战，部队减员严重且十分疲惫，无力再战。但蒋介石仍按原计划收缩鲁南军事，命贺耀组军于17日撤至徐州，并转车南下。还命第二路军的叶开鑫第44军、杨杰第6军及第一路军赖世璜部准备南下，以对付即将东征的武汉军。

宁方北伐军陆续奉命南撤时，张宗昌利用此机会，命直鲁联军分3路猛攻临城。19日，王天培军阵地被突破，被迫南撤至运河南岸防守。王急电白崇禧求援。白又抽调第37军从临沂开往枣庄，协同尚未南撤的叶开鑫、杨杰两军向滕县前进，攻击敌军侧背，以迫敌回守。21日，白崇禧3次急电蒋介石，指出目前面临武汉和山东两方威胁，但应分清轻重缓急，决定全盘攻守方略。主张对武汉暂取守势，山东方面不要再抽调部队南下了，以免前线危机，待击破反攻之敌后，再图回宁。否则敌军将利用津浦铁路之便，乘胜尾追，不但北伐军归路不安，而且恐怕会重演敌军逼近长江，隔江同宁方北伐军炮火相持之局。那时北有鲁张，西有武汉军，南京将成为孤城，十分危险。白崇禧还建议把徐州让与冯玉祥接防，宁方北伐军担任徐州以东地区，与冯军协同进退。但白崇禧的电报为时已晚，其担心后来成为了现实。

7月22日，王天培无法抵抗直鲁联军猛烈攻击，下令全线向徐州撤退，以巩固待援。但王军新败之师，士兵低落，刚到徐州，惊魂未定，直鲁联军即追踪而至。王军慌忙夺路而逃。24日，直鲁联军占领了徐州。

临沂方面，白崇禧指挥赖世璜部于7月18日至20日连续3天用猛烈炮火向城中射击，但敌军仍凭城固守，并时常派小部队出城出击，白崇禧始终未能得手。由于津浦路正面形势危急，白乃决定再次撤围，待敌出城再以迎击。他命第37军向西行动，侧击津浦路之敌，命第14军及第31军一部在外围监视临沂之敌。

宁方军队从鲁南撤退，在河南境内与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对垒的冯玉祥大为不满。7月24日，冯玉祥打电报给蒋介石，说：“徐州不保，诸事棘手。”^[15]希望宁方能够反攻重新夺回徐州。而宁方内部，由于李宗仁陈兵于安徽芜湖与江苏南京一线，名为对付武汉东征军，实则态度暧昧，更使在南京的蒋介石犹如芒刺在背，坐立不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戎伍起家的蒋介石明白，要摆脱困局，只有在战场上重新杀出一条血路。”^[16]于是，在得到徐州失守的消息后，蒋介石迅即决定亲自北上督战，调第1军的两个师为先锋，企图重新夺回徐州。

徐州失守后，白崇禧考虑到陇海线是北伐军的后路，故命增援临城、枣庄的部队迅速南下，向陇海线附近转进，以期策应友军，恢复徐州，并命第14军南撤至郯城，警戒临沂之敌。

7月26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我军以克复徐州为目的，拟集中兵力于八义集、任桥集、符离集、黄口之线，向徐州分进合击，第二路军主力集中于八义集附近，一部于三叉河东北地区，逐次向徐州攻击前进。本月28日，各部队应按照预定计划，集中完毕。”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白崇禧制定了第二路军作战计划：本路军以协同第3路军，夹击徐州以北敌人为目的，拟于本月29日，以一部向台儿庄，主力向徐州茅村攻击前进。白还将第二路军分为左、中、右三翼军，其中右翼军进攻台儿庄，左、中翼军进攻徐州。

7月27日，蒋介石亲临蚌埠指挥。在蒋的亲自指挥下，第1军第21师会同第10、第6、第33、第40、第44等军向徐州发起反攻。白崇禧也指挥第二路军配合行动。

宁方北伐军的对手是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和孙传芳军，其中直鲁联军担负南津浦线和徐州的防守，孙传芳军担任徐州以东陇海线防守。他们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佯装退却，使宁方北伐军在初期进展颇为顺利。

7月30日，第二路军右翼军杨杰部击退运河南岸之敌，逼近台儿庄。次日，中央军陈调元部猛进到徐州以北，占领柳泉车站东南高地，以期截断敌军北退回原地。8月2日，蒋介石指挥的宁方北伐军也攻到徐州城下。

在徐州城下，宁方北伐军遭到了直鲁联军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蒋介石认为徐州已指日可下，但前线进展又不顺，便命预备军全部投入一线，企图一鼓而攻下徐州。而这正好中了张宗昌诱敌深入之计。在战事进入胶着状态时，张宗昌派出精锐部队，从右翼包抄北伐军，这一着使蒋介石惊慌失措，手中已无兵力巩固侧翼了，北伐军立即首尾不顾，出现了混乱。正面直鲁联军乘机出击，宁方北伐军全线崩溃。

3日，蒋介石不得不下令总撤退。直鲁联军乘胜猛追，宁方北伐军各部无心恋战，争相南逃，淮河一线也无法防守。8月6日，蒋介石狼狈地逃回南京。

直鲁联军和孙军在徐州派精锐抄袭正面宁方北伐军后路时，也向陇海路增加兵力，猛攻此线的白崇禧第二路军。8月3日，陈调元的中央军不得已向小塔山集撤退，左翼军叶开鑫部也向黄集撤退。敌军派数辆铁甲车乘胜追击。白崇禧遂命总预备队第14军熊式辉师增加至铁路以北，并命本部的卫队两个连增加到铁道正面，极力抵御，才将追敌击退。4日，敌军越来越多，战斗更加激烈，尤其在黄集这个焦点，各军伤亡重大，伤兵竟无收容的余地。战至5日中午，中央军第3师师部突然遭到敌军猛攻，军心动摇，竟波及全线。正在这危机时刻，第2路军参谋长张定璠转来了蒋介石于3日前发出的撤退命令。白崇禧立即命令全军撤退。

在孤军深入、无友邻相助的情况下，从敌军重兵中安全撤离，这是十分危险的。白崇禧不愧是“小诸葛”，他命令各军逐次撤退，交替掩护。先命中央军陈调元部及熊式辉师向八义集撤退，左翼军叶开鑫部沿津浦路东侧前进，掩护第3路军退却，并命熊师一部占领邵楼阵地，阻止敌军前进，掩护右翼军撤退。在部队南撤时，担任后卫的陈调元军被敌军骑兵冲断，不能及时赶到八义集。白崇禧率总部经过八义集时，得知杨杰军还未通过，有可能被敌军包围。于是白崇禧亲自率他的广西籍卫队数百人担任后卫任务，待杨杰军到达并占稳阵地后，白才率卫队离去。

随后，白崇禧又命中央军向睢宁，右翼军向三叉河，第2路军总指挥部及熊师沿运河向东南撤退。7日，在脱离了危险地带后，白崇禧令陈调元军径向浦口转向芜湖整顿。总指挥部及熊师则经宿迁、清江浦（今江苏淮安市），向镇江转进。

8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鉴于前线部队损失甚巨，且各军无战意，命令全部撤至长江南岸，凭长江天险拒守，并休整部队。紧追不舍的孙传芳随即占据了浦口、六合、扬州一线，形成隔长江对峙的局面。

从徐州兵败到退守江南，宁方北伐军在短短10余天时间里溃退了700余里，而且部队遭受了重大损失，这应验了李宗仁、白崇禧原来的担忧。幸而白崇禧指挥的第二路军基本上安全地撤回了江南，损失不大，为这次大溃败多少挽回了一点面子。

所以，这次宁方北伐以大溃退而收场，但白崇禧个人却因为出色的指挥赢得了声誉，“小诸葛”的名声从此不胫而走。李宗仁说：

宁沪克后，白氏又受任为北伐军第二路代总指挥，指挥陈调元等军循运河两岸北进。陈调元原系白崇禧的老师，且曾任方面有年，此次屈居白氏之下，颇感不服。因亲往见总司令，颇有抱怨之辞。蒋说：“白崇禧行！你应该接受他的指挥，以后你就知道了！”陈调元始郁郁而退。嗣后，津浦线上之战，白氏用兵如神，每每出奇制胜，陈调元不禁为之击节叹赏。在我军自徐州南撤时，敌军乘虚反攻，如疾风暴雨。陈调元位居第二路前敌总指挥，仓皇不知所措。白氏命陈部先退，自率总指挥部特务团殿后，掩护本路军，缓缓南撤。虽迭经敌军猛扑，白氏指挥从容，三军稳重如山，不惊不乱，陈调元尤为之咋舌称奇。其时陈部饷糈不继，白氏乃将总指挥部和特务团的给养，拨交陈部济急，本部及特务团却等待后到接济再行补充，充分显出主帅舍己为人的风度，更使陈氏心折。所以白氏在东南、苏北、鲁南，数度作战之后，终叫关张俯首，士卒归心，“小诸葛”遂更名闻遐迩了。^[17]

注释

[1]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57—58，56—57，58—59，63—64，71—74，101—103，113，115，123—124，128—129，128—129，140，134，135，127页。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第453—454，1229，1232，1169页。

[3]当时蒋介石早已派人到冯玉祥军中联络，蒋并允诺每月接济冯玉祥50万元，这对人多开支大，而收入相对匮乏的冯玉祥西北军来说是很有诱惑力的。参见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第574页。

[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第453—454，1229，1232，1169页。

[5]转引自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第573，604页。

[6]李宗仁回忆说：“冯氏专车预定十九日抵徐。是日清晨，蒋总司令乃率在徐各将领，专车西上，到郝寨车站欢迎。一时冠盖如云，仪仗队、军乐队器械鲜明，金光灿烂。大家屏息以待，静候冯总司令麾节。我们在郝寨车站静候很久，果然西方汽笛数声，冯氏的‘花车’缓缓进入月台。一时军乐大作，欢迎人员在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率领之下，整肃衣冠，排立月台上，群向缓缓移动的车厢内窥视。惟车内概属冯氏的文武随员，未见有冯将军在内。随员见我们都在伸首窥探，乃以手指向后节车。我们遂一齐向后节走去。只见后节车厢并非客车，而是一系列装运马匹的‘敞篷车’及装运行李货物的‘铁皮车’，车厢上既无窗户，更无桌椅。铁皮车驶近了，只见一布衣敞履的关东大汉，站在铁皮车的门口，向我们招手，大家才知道这位大汉便是冯总司令。车停了，大家便一拥向前去欢迎，他也走下来和我们握手为礼。冯氏穿一套极粗的河南土布制的军服，腰束布带，足穿土布鞋，与这批革履佩剑、光彩辉耀的欢迎人员形成一尖锐的对照，颇觉滑稽可笑。”见《李宗仁回忆录》上卷，第350—351页。

[7]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卷，第323—324，343—344，352，367—368，344，345，357—358页。

[8]《徐州会议与国民革命》，国民党中宣部驻沪办事处1927年编印，第50页。

[9]转引自黄道炫：《关于蒋介石下野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140，141，145页。

[10]谢慕韩：《关于“东征”“西征”和第6军被消灭的片段回忆》，《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2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11]转引自黄道炫：《关于蒋介石下野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140，141，145页。

[12]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57—58，56—57，58—59，63—64，71—74，101—103，113，115，123—124，128—129，128—129，140，134，135，127页。

[13]转引自黄道炫：《关于蒋介石下野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140，141，145页。

[14]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57—58，56—57，58—59，63—64，71—74，101—103，113，115，123—124，128—129，128—129，140，134，135，127页。

[15]转引自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第573，604页。

[16]转引自黄道炫：《关于蒋介石下野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140，141，145页。

[17]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卷，第323—324，343—344，352，367—368，344，345，357—358页。

借力使力，驱蒋下台

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是一个具有很大政治抱负的军阀集团，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在北伐以来的表现让李宗仁有了彼可取而代之的信心，而宁汉分裂事实上又为李宗仁驱逐蒋介石提供了客观条件。

据陈公博说，在“四一二”政变前夕，汪精卫在上海时曾与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新桂系巨头单独交换过对时局的意见，李、黄、白等人的答复是：“只要汪先生答应分共，对于蒋介石可以请其下野。”^[1]

当武汉国民政府方面“东征”讨蒋呼声日益高涨的时候，李宗仁于4月下旬派第7军参谋长王应榆赴武汉，向汪精卫等人陈述他的意见：“双方均承认既成事实，大家分道北伐，待会师北京，再开会和平解决党内纠纷。”^[2]李宗仁的主张，既是为了避免宁、汉直接火并造成同归于尽的结局，也是显示他们与蒋介石不同的政治主张。

当时，武汉国民政府方面大体同意了王应榆转述的李宗仁的意见，但仍有一些将领力主武力讨蒋，其中尤以朱培德的态度最为激烈。朱氏曾致函蒋介石的心腹大将、东路军总指挥兼第1军军长何应钦，历数蒋介石褊私狭隘、市私恩、图独裁等各项罪状，劝何应钦也加入反蒋阵营。何应钦将朱培德的这封策反信先交蒋介石阅，后又出示李宗仁。李宗仁从朱培德的来信中悟出了某些信息。当时，李宗仁的第7军正准备渡长江开往苏北，如武汉果然“东征”，李、朱将直接与武汉方面的“东征军”在战场上相见，这当然是李宗仁最不愿意见到的场面。于是，他决定亲自出马与朱面晤。

5月12日，李宗仁由芜湖乘轮西上，朱培德乘船东下，两船在江西马当交会，李宗仁即到朱培德的船上会晤。^[3]两人见面寒暄后，耿直的朱培德即痛诋蒋介石，说他不该另立中央。待其发泄之后，李宗仁讲了下面一番话：“此一问题的是非曲直极难辩明，何况南京国府已经成立，欲罢不能。目下当务之急，不是辨是非，而是解决实际问题，如何避免宁汉双方的军事火并，然后再缓图彻底解决。”李宗仁还强调说：“如果武汉方面真要‘东征’，从地理和军队位置说，当然以他（引者按：指朱培德）的第3军为先锋，则首当其冲的便是现驻安徽的第7军。试问以第3、第7两军自相砍杀，武汉方面有无制胜的把握呢？如两败俱伤，岂不是替北方军阀造机会，使宁汉同归于尽吗？……为今之计，只有宁汉双方承认既成事实，将错就错，暂时相安，并于津浦、京汉两线分别同时北伐，直捣燕京，内部问题，再缓图解决。”^[4]

朱培德同意李宗仁的意见，双方达成君子协议：“以国民党的团结统一为重，不要蹈洪、杨覆辙，应该分途一致继续北伐。以湖口为界，汉方代表朱培德保证上游军队不往下游开，宁方代表李宗仁保证下游军队不往上游开，避免冲突。”^[5]李宗仁告辞后，朱培德将他们会晤的情况电告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

5月16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21次会议上报告了朱培德的来电，并得出这样的结论：“由此可见他（引者按：指李宗仁）同蒋介石还不是一气，并无觊觎武汉的野心。朱同志又晓以大义，大概至少可以使江西方面的形势缓和。至于李宗仁的言论能否贯彻，又是一个问题。总之，他们内部已经起了分化的趋势。”^[6]

李宗仁提出的分头继续北伐的建议，实际上被武汉国民政府方面采纳了，就连讨蒋呼声最高的唐生智也“主张坚定不移地进行第二期北伐，只要取得北伐的胜利，要收拾蒋介石也不难”。^[7]

此后，李宗仁、白崇禧多次顶住了蒋介石要求西征的压力，迫使其放弃西征的念头。

在武汉方面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宁汉双方在反共问题上已没有分歧了，逐渐有妥协的趋势。冯玉祥也居间大力调停，几次发出劝和的通电，主张宁汉方面举行会议以解决分歧。7月24日，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武汉政要复电冯玉祥，表示愿意“和平统一”，并准备迁都南京。但武汉方面又力主倒蒋，汪精卫因吃蒋的亏太深，很怨恨蒋，一心要赶蒋下台，一则可以泄愤，二则可以使自己成为正统领袖。唐生智主张倒蒋，则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企图取代蒋介石军事领袖的地位。因而，武汉方面东征军事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加紧进行。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起义部队主要有：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所属的第20军（军长贺龙），第11军第24师（师长叶挺）、第10师（师长蔡廷锴）；第五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团长朱德）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一部。总兵力2万余人。南昌起义后，张发奎率第二方面军余部南下回广东。这样，武汉方面原计划用来东征的主力之一——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基本上瓦解了。但是，唐生智所部3个军以及程潜的第6军（被蒋介石解散后在武汉重建）等部继续沿长江东下，何键的第35军占领安庆，刘兴的第36军直趋芜湖。南京为之震动。

一年多来，蒋介石对李宗仁不愿甘居人下的性格已经有了察觉，他认为：“与广西将领之妥协，只能算是一时的权宜，由于北伐之必要上而构成，毕竟未能长久。”^[8]

新闻记者的观察则说：“宁汉互哄，李、白拆台，使蒋介石不能不出于弃兵下野之途。”^[9]

宁方北伐军此次在苏皖的大溃败，使蒋介石这位总司令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并由此萌发了以退为进的想法。据陈铭枢的回忆，蒋介石从徐州败退回南京的列车上即起草了下野通电，以示引咎。^[10]蒋介石的贴身机要秘书陈布雷在回忆录中也说：“八月间宁汉分裂之迹更显，蒋公命余先期为准备辞职宣告，愿行退让贤以促成团结。”^[11]这些都说明蒋有知难而退的意愿。

蒋介石回到南京的当天后急电在安徽芜湖的李宗仁回南京，试探他对其下野姿态的反应。李宗仁见蒋介石军事上陷入了绝境，认为驱蒋时机已成熟，遂准备“藉武汉之势力以去蒋”。^[12]

8月6日，李宗仁从芜湖回到南京，到蒋的总司令部后才知道蒋已去了南京郊外的汤山温泉，于是掉转车头，向汤山疾驶而去。根据李宗仁的回忆录，李、蒋见面后，他们有如下的一段对话：

李宗仁表面上劝蒋介石不要下野，却又力言南京形势危急，主张非与武汉政府合作不可，意在让蒋自动下野。

8月8日，即由李宗仁领衔向武汉发出求和的“齐”电。“齐”电在恶毒攻击共产党后，承认南京方面“卤莽从事，过举极多”；在武汉方面“明令共党全退出党部，则党之只有整个善后，并无两派争执，开一中央全会，以促大会之进行，早望彻底整理，自亦宜之。染南京会集，汉上同志早有决议，翘请汉上同志及早莅临，以践夙诺。故今之对共党，已无问题。军阀未歼，大计乃在北伐，只须执监委员凑集一堂，忠实同志遍培养于全国，海内既定，即党国之进行不难矣。弟等愕喜交集，聊驰贡见，不仅百一，敬候明教”。在这个电报上署名的还有白崇禧、何应钦、蒋中正、胡汉民、李烈钧、张人杰、钮永建、蔡元培、吴敬恒、李煜瀛，共11人。^[14]

从这份电报的署名可以看出，宁方向汉方求和解的工作是由桂系主导的，蒋中正退居第四，表明他是宁汉分裂的始作俑者，不宜再来主持求和工作。

耐人寻味的是，宁方由李宗仁领衔的求和电发出的第2天，即8月9日，汉方任命的东征军总司令唐生智发表措辞严厉的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以军治党，以党窃政”，操纵党权、军权、政权于一人之手，以反共为名，叛党抗命，自立政府，屠杀异己的种种罪行，要求海内忠实同志“共起而平乱”。^[15]同时，武汉方面并放言：“一切均可磋商，对蒋氏个人，绝对不能相谅。”^[16]

蒋介石鉴于自己受到内外夹击，处境艰难，看来只好一走了之。在下台之前，蒋介石再次找李、白试探说：“我想乘此休息一下。”白崇禧首先回答：“总司令如果真需要休息，我也赞成，否则徒然在政治上掀起一个大风浪，那就大可不必了。”李宗仁则表示，请蒋“自决出处”。蒋介石碰了大钉子，甚觉难堪，于是又说：“余唯有以中央执监委员之主张为依归。”言罢拂袖而去。^[17]

一贯拥蒋捧蒋的国民党右派老政客——“长衫佬”吴稚晖等知道蒋介石之所以要下野，是因为“武装同志”李宗仁、白崇禧存心拆台，于是连忙出来调停，企图挽回局面。在吴稚晖的主持下，宁方党政军要人于8月12日举行会议，商讨应付局势的办法。会上，吴稚晖等“长衫佬”力主蒋介石留任，李、白则一言不发。据说连蒋介石的嫡系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也没有挽留的表示，更让蒋大失所望。^[18]

万耀煌认为：“当时要是何应钦能坚决支持，李、白也不致反对到底，所以从此蒋先生对何的信任也就打了折扣了。”^[19]

蒋介石见李、白、何3位总指挥都不挽留他，只好表示：“我完全服从监察委员会，愿与中央监委同进退。”结果当场遭到李宗仁的驳斥：“总司令应大权独断，何以须随监委为进退？”^[20]至此，蒋介石认识到桂系已经坐大，容不下自己这个总司令了，局面到了无法挽救的余地，遂正式决定下野。

关于这次蒋李交接的过程，见证人黄郛的夫人沈亦云在她的回忆录中有如下简要的介绍：“原来在京到蒋先生处，正是桂系在外间，蒋先生在里间，何敬之、张岳军2人代表双方中间传话，蒋先生决定下野；此即世传所谓桂系逼宫。此日在外面者何人？中间人传话几次？所传何话？膺白（引者按：黄郛字膺白）均未提过。”^[21]

12日晚，蒋介石将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3位总指挥负责后，即与他的金兰兄长、上海市长黄郛（黄氏12日从上海来南京述职并请示，恰巧碰上盟弟被迫辞职的一幕，遂立即辞去上海市长，以示与盟弟同进退）乘坐晚间列车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当天正是农历中秋节，一路上看到家家烧香，在车上，参佛的黄郛以佛语宽慰特别失落的盟弟。^[22]13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通电，正式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蒋在宣言中埋怨“武汉同志不察，异议所加，集于中正一身”，声称“今日认中正一退，可解纠纷，中正固无时无刻或忘归隐者也”。宣言向宁汉双方指出三点希望：（1）武汉同志克期迁移东来，共同集合于南京；（2）分驻湘鄂赣各地武装同志，并力北进，会同津浦线作战之军队，一致完成国民革命；（3）鄂赣湘诸省彻底清党。^[23]

蒋介石的下台，是基于新桂系的隐性拆台，这是毫无疑问的。时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后任蒋氏侍从室副主任的周佛海追忆说：“（民国）16年六七月以后……南京国民政府，也发生了暗潮。当时广西第7军，好像是驻在蚌埠（应为芜湖——引者注）一带。蒋因为环境所逼，遂不得不于8月下野。”^[24]

蒋介石发表的《告中央各执监委员书》也明确指出：“本年七八月间，察知一般军人多不能认识党，不愿尊重党。……中正以为情势至此，若再恋栈，即非党所任命之总司令，而将成为武力之傀儡。中正决不愿如此，故决然引退。”^[25]

蒋介石的这个说法，还可以从吴稚晖当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得到印证。吴在《弱者之结语》一文中记述当时的情况时写道：“到8月12，听见他走了，于是又开政治会议，武装同志都说蒋先生要歇歇，照唐生智那种气势汹汹，我们两面受敌不了，蒋先生暂且歇一歇也好。”^[26]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逼宫”的意思是“旧时指大臣强迫帝王退位”。显然含有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的意思。正因为如此，一贯自诩为“忠厚”的李宗仁对别人说他和白崇禧对“逼宫”特别反感，晚年在他的回忆录中用很长的篇幅澄清他和白崇禧并没有“逼宫”，说是别人造谣“冤枉”他。^[27]

其实，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来看这个问题，李宗仁就大可不必唠唠叨叨地一再为自己辩护洗刷。因为在那个世事抢攘，一切未成定局的情况下，有野心、有抱负者抓住机会要一试自己的身手，并非是不可见人的事。何况李宗仁所逼的那位总司令蒋介石也是靠一连串的“逼宫”（一驱许崇智，二赶胡汉民，三逼汪精卫等）才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在国民党内异军突起，从一个无名之辈到总揽党政军大权的总司令。既然蒋介石自己对“逼宫”心安理得，李宗仁也大可不必对自己偶尔的“逼宫”行为感到不安。

桂系此时逼蒋下野，还有着复杂的因素。蒋桂之间矛盾由来已久。两广统一时，蒋介石为防止桂系实力扩大，不顾广西有两个军实力的事实，坚持只给广西部队1个军的番号，这引起了新桂系首脑们对蒋氏的不满。在财政问题上，广西是个穷省，希望财政统一，得到广东的支持。但广东政府迟迟不同意财政统一，作为广东政府重要领导人的蒋介石对此问题也持暧昧态度，更增添了李、白、黄等对蒋氏的不快。

北伐战争发动后，第7军的军费仍然是由广西负担，直到该军进入江西作战时，才由中央统一负担。此时集党政军民财大权于一身的是蒋介石，桂系首脑们不能不把怨恨记在蒋介石身上。蒋介石其人褊狭，私心自用，在军饷及武器装备等问题上常对其嫡系第1军照顾有余，对其他各军则漠不关心。桂系参加革命阵营，参加北伐，本就是为发展其集团的势力，蒋介石这么做，必然会引起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江西战场胜利后，第7军曾于12月发生过1次闹饷事件，就是这种矛盾和冲突的反映。

在部队编制问题上，唐生智的第8军在攻克两湖后，实力迅速膨胀，提出了扩编为4个军的要求。蒋介石因其嫡系第1军也在大力扩充实力，无辞驳回唐生智的要求，竟然同意。此后，第4军、第3军也先后扩编为两个军，而同样战功赫赫的第7军却始终没有扩编。这种情况使李、白等人尤为不满，并发展到对蒋氏的怨恨，最后导致了逼蒋。

北伐时期，第7军先后参加了两湖、江西、安徽等战场的作战，显示出极强的战斗力，立下了赫赫战功，李宗仁、白崇禧也为拥有这么一支“钢军”而自负。蒋介石酝酿“清党”反共时，其嫡系第1军内部不稳，是李宗仁、白崇禧令第7军布置在芜湖及南京外围，白崇禧还亲自坐镇上海指挥“清共”。可以说，桂系的支持是蒋介石得以完成其政变的最重要的保证。这也使得李宗仁、白崇禧在宁方身价倍增。在宁方第2期北伐时，李宗仁、白崇禧分别独当一面，率领3路北伐军中的两路，所向披靡，直捣鲁南。只是由于蒋介石指挥失误，既要调重兵南下，又不愿放弃徐州，企图投机取巧，才导致了徐州战败、丧师失地的结局。这使得蒋介石的威望受到严重挫折，各军将领对蒋普遍轻视，许多将还暗中同武汉方面私通款曲。而李宗仁、白崇禧的威望相对得以提高。李、白由此产生了同蒋介石一争高下，企图取蒋而代之的念头。蒋介石在兵败之后，为维持其总司令的威信，将战败责任推给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第10军军长王天培。8月9日，王天培被蒋下令扣押，后来扣上擅自退却、勾结唐生智等罪名予以枪决。此举不仅使众将领寒心，尤其使李宗仁、白崇禧引为警觉，蒋介石如此不择手段地对付非嫡系势力，这对桂系绝非福音。为先发制人，李宗仁、白崇禧决定利用蒋介石处境困难、自己身价高涨之时进行逼宫。

8月12日，即李、白在会上逼蒋下野的同一天，白崇禧致电唐生智、张发奎，声称：“讨蒋事已设法解决，一二日内可以达到目的。”这封电报清楚地表明，李、白参与了逼蒋下野，而不是后来他们极力辩解的没有逼宫之事。

在桂系逼蒋下野的过程中，白崇禧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白崇禧同蒋介石的关系当时较为紧张。蒋介石心胸较为狭隘，刚愎自用，权力欲极强；而白崇禧也性格倔强，爽直，喜欢自作主张。这样，蒋白之间的合作时有龃龉。

北伐初期，蒋介石让白崇禧担任北伐军参谋长，并非爱其才，而主要是考虑利用白与各军联系，起沟通各军的桥梁作用。这一时期双方合作尚愉快。江西战场胜利后，蒋介石的地位已巩固，双方的矛盾就暴露了出来。白崇禧在马当收编孙军，缴获了步枪3万余支及大量弹药、枪械，考虑到各军，尤其是第7军在战斗中损失很大，白崇禧面请蒋介石将战利品分发一部分给各军补充，蒋介石不置可否。白崇禧以为蒋默许，遂通过各军前来领取，对第7军尤为照顾。但蒋此时露出了满面不悦之色，大不以白崇禧专命为然。此后他常说白氏“不守范围”。

江浙战场上，蒋介石命白崇禧出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让他指挥其嫡系第1军几个师。而各师都服从白的指挥，在白氏的精心策划下，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但在蒋介石看来，白崇禧指挥其嫡系部队游刃有余，是对他的很大威胁，因而他对白氏更加疑忌。他在同诸元老的谈话中，常露出对白氏的不满之意。张静江曾试图调解蒋白的关系，但蒋介石却说：“白崇禧是行，但是和我总是合不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他。”

从白崇禧方面来说，其性格爽直，对蒋介石的无端猜疑，他从内心里也是鄙视的；尤其是蒋介石拙劣的军事指挥能力更引起对指挥作战颇为自负的白崇禧的轻视；再加上为扩充新桂系集团的势力而同蒋介石产生了利益冲突，这些使得白崇禧积极地参与逼蒋下野。而白氏的“逼宫”，使得蒋白关系宣告破裂。

注释

[1]陈公博：《苦笑录》，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页。

[2]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卷，第323—324，343—344，352，367—368，344，345，357—358页。

[3]关于李宗仁、朱培德会晤的地点，《李宗仁回忆录》说是在江西湖口。当年的《国闻周报》也说：“李宗仁未赴皖以前，曾至湖口与朱培德会见。”见《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汉宁关系》，《国闻周报》第4卷第20期。而据《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始末》记载，李、朱会晤的地点在江西马当。事实是，李、朱原本约定在湖口会晤，但心有疑虑的李宗仁届时未到，三小时后打电报要朱培德前往马当见面。朱培德毫不迟疑，立即带着酒席顺流而下前往马当。两船交会后，李宗仁即上朱培德毫的船会晤。参见张家德：《朱培德传》（未刊稿）。

[4]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卷，第323—324，343—344，352，367—368，344，345，357—358页。

[5]《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始末》，转引自张家德：《朱培德传》（未刊稿）。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第453—454，1229，1232，1169页。

[7]《国民革命军北伐亲历记》，第14页。

[8]董显光：《蒋总统传》上册，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1958年版，第143页。

[9]《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南北各各不安》，《国闻周报》第4卷第38期，第4卷第42期，第4卷第32期，第4卷第36期，第4卷第33期，第4卷第34期。

[10]陈铭枢在《“宁粤合作”亲历记》一文中说：“你（指将蒋介石——引者注）早几年（1927年宁汉分裂时）由徐州败退下来，我同你在一列火车并同在一个车厢，你对我殷勤备至，你草拟下野通电，表示引咎。我趁你失意时，进行忠告，很委婉地提出：你在上海拜青帮头子黄金荣为师，同杜月笙、张啸林等拜兄弟（后又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结拜金兰），这些作风同时代并不适合。”载《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9辑，第53页。

[11]《陈布雷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72页。

[12]张学继：《桂系逼宫与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团结报》1990年5月19日第1096号。

[13]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卷，第323—324，343—344，352，367—368，344，345，357—358页。

[14]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57—58，56—57，58—59，63—64，71—74，101—103，113，115，123—124，128—129，128—129，140，134，135，127页。

[15]张学继：《桂系逼宫与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团结报》1990年5月19日第1096号。

[16]张学继：《桂系逼宫与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团结报》1990年5月19日第1096号。

[17]【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中译本第6册，台北“中央日报社”译印，第175页。

[18]蒋介石宣布辞职下野后，南京政府军事由李、白、何三人负责。蒋介石则赴日本寻求外交支持，并与宋美龄结婚，寻求东山再起的渠道。蒋介石整装赴日前，黄埔一期学生、总部补充第七团团长关麟征与少校团副邓瑞安到溪口见蒋，关、邓两学生于此患难中赶来拜候，蒋介石情绪很是感动而且激动。蒋谈起下野事，竟挥动拳头，状至愤怒地说：“告诉你们同学，×××反叛了我。他妈的×！你们去当土匪，我当土匪头子。”关麟征晚年告诉他的传记作者张赣萍：“你要一字不漏不错地写下这几句话，否则你替我写的传记，便无价值可言了。这是我追随蒋公数十年，第一次听到他在我们学生面前说的骂人粗话。”关麟征对张赣萍说：当时在南京掌握军权的三个总指挥，其中两个（即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借口为党内团结，逼蒋公下野。而何应钦为蒋公亲信，又掌蒋系军权，竟未表态，形同与李、白采同一立场。是以蒋公被迫辞职后，愤激而以粗话骂人。虽然，蒋介石对何应钦极为不满，但他的主要敌人是桂系的李、白，对何应钦仍然看作是自己人。见《关麟征将军》，第7页。

[19]《万耀煌先生访问纪录》，第212—213页。

[20]蒋介石：《致中央执监委员书》，《革命文献》第16辑，总第2878，2877页。

[21]沈亦云：《亦云回忆》下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5月1日第2版，第329，329—330页。

[22]沈亦云：《亦云回忆》下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5月1日第2版，第329，329—330页。

[23]《革命文献》第15辑，总第2567—2572页。

[24]周佛海：《盛衰阅尽话沧桑》，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印《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5册，第101页。

[25]蒋介石：《致中央执监委员书》，《革命文献》第16辑，总第2878，2877页。

[26]张学继：《桂系逼宫与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团结报》1990年5月19日第1096号。

[27]《李宗仁回忆录》说：“当时外间不明真相，且有部分党人，以讹传讹，歪曲事实，硬把罪名加到我和何应钦、白崇禧的头上。说蒋的下野，是我们三人‘逼宫’使然，恰与事实完全相反。是时白崇禧尚在苏北军中指挥作战，不知此事。据我所知，何应钦当时也力劝其打消辞意，绝无逼其下野的事。下野文告因一再修改，到八月十二日才正式公布，蒋随即赴沪，此时浦口敌人重炮与我狮子山炮台已对战三日了。这一谣言的发生，可能有三种因素：一是武汉故造谣言，以打击蒋氏的威信。二是部分党员也同我本人心理一样，当此紧急关头，总司令是万不该下野的，而渠竟毅然下野了，其内心必有不可告人的隐痛；若辈疑心生暗鬼，自易听信外界谣言。三是总司令是一个极端顽固偏私而嫉贤妒能的人，他对任何文武干部，尤其是统兵将领，都时时防范，连何应钦这样四平八稳的人，他都不能放心。总而言之，蒋氏一生，只知一味制造奴才，而不敢培植人才。这一谣言可能系他授意所散布，以打击我辈。嗣后，蒋氏由日本回上海，和宋美龄结婚并复职，此项无稽的谣言更为盛炽。我曾两度在他南京官邸请他申明矫正。他只微笑说，这种不经之谈，尽可不必去理他。我说：‘我们的冤枉，只有总司令一言才可替我们洗刷干净。’他仍是微微一笑而已。溯自十五年冬季，蒋总司令与武汉中央发生龃龉，我一直居中调停，以悲天悯人之心，希望党内团结，内摧军阀，外抗列强。后来共产党问题发生，我也是经常袒护蒋氏，其目的无非维护本党，完成国民革命，实无个人恩怨存乎其间。而党内少数人不明真相，将己度人，认为白崇禧居间全力拥蒋，故第七军始终未为武汉方面威胁利诱所动，而蒋总司令的地位始得以维系不堕云云，此事殊有稍作澄清的必要。”见该书上卷，第358—359页。

掌控国民党全局的尝试

蒋介石下野，一方面化解了宁汉之间兵戎相见的可能性，但一方面使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进入了一个更加复杂纷繁的阶段。在这场极端复杂的多头绪的权力角逐中，李宗仁及其新桂系再次显示出驾驭政治局面的能力，但也暴露出了他们的致命弱点。

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要顺利继承蒋介石遗留下来的权力，还面临着诸多的挑战。首先，作为新桂系的领袖，李宗仁在国民党内的根基还很浅。他及他的搭档黄绍竑、白崇禧等加入国民党时间都还不到3年，正式加入国民政府仅1年多。从国民党的党统来说，蒋介石是无可争议的嫡系，而李宗仁则只能算是旁系。尽管李宗仁率领的第7军在北伐战争初期建立了功勋，并且在“清党”反共逆流中充当了主力，但论起党内资历，李宗仁无法与蒋介石及国民党内诸多元老政客相比，这种无法补救的缺憾，确实给李宗仁带来了不少困难。尽管桂系依靠军队实力而暂时掌握了南京的军政实权，但在名分上，无论是宁方的蒋介石以及拥护蒋氏的那些“长衫佬”，还是武汉方面的汪精卫、唐生智，都不会承认李宗仁的领袖地位。

从蒋介石方面来看，首先他的下野是被逼无奈。宁汉党统之争使蒋成为汉方集矢的对象，蒋介石新败徐州威信受损，宁方内部因李、白存心拆台而呈现离心离德的现象，军令不行，所有这些，都给蒋氏带来了十分棘手甚至是无法解决的难题。蒋介石的总参议张群对上海《申报》记者解释蒋介石下野的原因时即说：“国民革命军，一年以来，辗转数省，曾未少息，似此久战之师，一方北伐，一方西上，势难兼顾。就事实上言之，可云为必不可能之事。……此次最近战事，一方对北，一方虑及武汉；奉之对冯，宁之对鲁，汉之对宁，适成犄角之势。故蒋自前线归来，默察大势，内省诸躬，为党之团结及政府前途计，决心下野。”^[1]

元老吴稚晖也说：“当时唐生智靠了汪精卫先生一班国民党到底反共的同志，便盛吹蒋之下野可以无事。当时北敌炽于北，唐军逼于西，左右实难应付。”^[2]

张、吴两人的解释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蒋不下野，矛盾就无法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的历史学家们将蒋介石下野称之为“对于许多敌对者的竞争中一种光荣而成功的战术运用”。^[3]

在内外皆敌，事乱如麻的情况下，蒋氏下野不失为摆脱困境、改变被动局面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正如蒋在8月11日的日记中所表达的：“时局纷扰，内部复杂，南北皆同。只有静镇谨守，持之以定，则待机而动，无不得最后之胜利也。”^[4]表现出胸有成竹的自信，这完全道出了他“以退为进”的动机。

对于蒋的以退为进的战术，时事观察家稍后也指出：“蒋介石虽名为下野，且已作扶桑之游，但其政治活动仍属积极。倘南方状况一有变化，彼或即挺身而出，再事周旋。”^[5]

蒋介石一下野，立即引起了各方面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起到了蒋介石所预期的效果：

第一，蒋介石下野后，揭橥“讨蒋”旗帜的唐生智顿时失去了借口，处于尴尬境地，事实上武汉“东征”从此停顿下来，使南京方面能够专心对付孙传芳的进攻，并为后来桂系讨唐埋下了伏笔。

第二，宁方内部的那些元老政客只认同蒋介石而不认李宗仁。8月13日，胡汉民得知蒋介石辞职出走上海的消息后，立即与吴稚晖、蔡元培等商定，去上海挽留。但胡汉民等赶到上海时，蒋介石已转赴浙江奉化溪口老家。胡汉民等挽蒋不成，决定与蒋共进退。14日，胡汉民、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联名致电冯玉祥，宣布他们与蒋介石同进退，说什么“一柱擎天，惟有公焉”。^[6]接着，蒋介石的盟兄、上海市长黄郛以及陈果夫等蒋系人物纷纷也撂挑子，南京政府党务政务无人负责，立即陷入瘫痪状态。

雄踞中原腹地拥有数十万大军的西北军领袖冯玉祥在蒋介石下野后，也好似失去了主心骨一样，积极活动，也一再表示愿与蒋氏共进退。8月14日，冯玉祥致电蒋介石，称蒋“一身系党国之安危，为民众之救主”，敦促他“克日返宁，主持大计”。冯并声称：如蒋一意坚辞，他本人也只能“一同退伍”。^[7]冯玉祥还到处打电报，要求各方一致敦请蒋介石复出。

8月15日晚，国民党军政要人在南京丁园召开谈话会（一说是军委、党务联席会议），推军界元老李烈钧主持，何应钦、李宗仁、王宠惠、钱永铭、萧佛成、王伯群、贺耀组、胡宗铎、傅秉常等出席。李烈钧曾经附和李、白声气，但在蒋离宁后立即改变了态度，要求蒋回宁主持局面。李烈钧在会上说：“我国民革命几经奋斗，始有今日，万不能任劳苦功高、革命中心之蒋总司令引退；胡、吴诸同志皆党国柱石，亦不能任其洁身远引，应飞请即日回宁。一切军事、外交、财政等要政，应积极保持现状。”^[8]8月16日，李烈钧还分别给蒋介石以及胡汉民、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等发去电报，邀请他们迅速返回南京。

面对外界一致要求他出山的呼声，蒋介石似乎有些沉不住气了。倒是足智多谋的黄郛认为现在绝对不是蒋出山的时机，立即写了一封信托他们的盟弟张群送到溪口，劝阻契弟蒋介石仓促出山。

蒋介石接受了盟兄的忠告，决定远游日本，一则朝拜日本朝野要人进一步争取日本对他的支持，一则向在日本的宋美龄母亲请求批准他与宋美龄结婚。蒋介石甚至准备离开日本远去欧美进行长达1年的游历。

似乎所有的人眼里只有蒋介石，还没有他李宗仁，这是李宗仁、白崇禧暗中“逼宫”时未曾料到的，这种局面不能不让他们感到尴尬和难看。鉴于外界要求蒋东山再起的呼声，李、白也不能不有所表示。8月16日，宁方将领推资历较深的李济深领衔，杨树庄（海军总司令）、李宗仁、何应钦、黄绍竑、白崇禧联署发出请蒋总司令回宁的电报，电报称：“忠实分子，谋同一室，正赖钧座总领师干，长驱北上，竟此全功，完我任务。若钧座恝然不返，则坐令国失长城，党去柱石。于个人固高，于党国何忍？敬恳尅日移节回宁，主持军事。”^[9]同一天，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3位总指挥还联名致电胡汉民、吴稚晖、蔡元培、叶楚伧、张静江、李石曾、陈果夫等，要求他们“联翩来宁，共维国是”。同时派人去上海敦请。^[10]

这说明李宗仁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对蒋介石作出了妥协姿态。但实际上，李宗仁对蒋介石的上述姿态只不过是做做表面文章，李宗仁并不是真心希望蒋介石就此回来重掌大权，只不过是应付舆论的一个姿态，蒋介石等心知肚明，当然也不会就此轻易再出山。李宗仁尽管“逼宫”得手，但论起玩权弄术，他还不是蒋介石的对手。蒋氏为形势所迫，对李“逼宫”无可奈何；此时却因势利导，对李“劝驾”拿堂摆谱。8月16日，蒋介石回复李宗仁等，声称“中正自愧谫陋，无补时艰”，“清夜扪心，益滋惶惑，伏恳请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并请重治中正之罪”。南京于17日再电请蒋“不避劳怨，勉任艰巨，克日回宁”；18日又电告蒋：“所请开去总司令职权，重治失职之处分，应毋庸议。”^[11]蒋氏接阅电文，仍然不肯复出.他一面等待机会，伺机捞取最大的政治利益；一面继续向李氏施加压力，逼迫李氏就范。根据蒋介石的态度，上海江浙财团立即断绝了对李宗仁的经济援助，使南京政府“军饷奇绌，三军嗷嗷，不可终日”，全局几陷瘫痪。

为了防范蒋介石东山再起，李宗仁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首先，在军事指挥系统上，宣布在总司令未回任以前，由军事委员会负责执行；由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分任第一、第二、第三路军总指挥。作为军事最高指挥官的3位总指挥，行使总司令之职权。但何应钦为人温和，且孤掌难鸣，实权实际上由李宗仁、白崇禧掌握。

其次，为了在南京稳住阵脚，李宗仁暂时置孙传芳军的反攻于不顾，主动将部队全部撤至长江南岸，桂系主力部署于南京地区。8月17日，孙军不战而得江北重镇浦口，从此，孙传芳部在从南京至镇江一线与国民革命军隔江对峙。

鉴于上海江浙财团的经济实力，李宗仁通过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取消原由蒋介石亲信杨虎、陈群把持的淞沪戒严司令部，另成立淞沪卫戍司令部，派白崇禧以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兼任淞沪卫戍司令。所有淞沪军警，统归卫戍司令调遣指挥，以一事权而维治安。^[12]

白氏到上海后委派自己的参谋长张定璠接替已经辞职的黄郛出任上海市长。支持蒋介石的江浙财团，不甘心听命于桂系，结果是“上海四商会则请许市长民选”^[13]，不承认桂系安排的上海市长人选。

8月18日，白氏召集上海各界名流百余人开茶话会。白氏在致辞中向在座各位报告了北伐、“清党”反共的经过以及蒋介石下野的真实原因，白氏说：“现在总司令虽然暂时引退，而军事政治，武装同志及政府同志，不但照常维持，而且格外负责奋斗。因总理之主义，系民众之主义，党的主义，万万不能因总理之去世，在党各同志即不革命。蒋总司令系继续总理之遗志者，今因不得已之苦衷，暂时引退，而我武装同志及后方同志，亦不能因蒋总司令个人之引退，即中止应负之责任。故请诸位同志放心，蒋总司令虽暂引退，但我武装同志，仍各负责奋斗进行，非至完成总理之遗志不止。否则以私言，有负总理及总司令；以公言，有负我党之使命。”^[14]白氏这段话是要竭力证明，没有蒋介石，他们照样可以应付局面，要大家安心。白氏随后谈到主题：“现在军事及政治均极有把握，独财政一端，颇觉困难。革命事业，与种田无异，须先培养，然后有秋收。总理主义有三个时期，即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目下正在军政时期，在在均需饷项。国民革命军在广东时，增加各种税捐，作为军饷。因广东为革命发源地，不如此即不能出发北伐。有人谓革命军系为人民谋幸福之军队，现在只见增加捐税，而不见有丝毫幸福。此言兄弟亦当承认。惟革命军为人民所谋之幸福，不在革命之时，而在革命成功之后，只求革命达到成功，幸福即可圆满。现在我军正在继续北伐，故一切捐税，暂时不能取消。军事政治，均抱乐观，惟财政问题颇觉困难，希望各界竭力援助。我革命军自出发后，武装同志之死伤牺牲者十分之八九，更望各界诸同志，体恤已经牺牲者，仍请努力捐助，俾得早日完成北伐。”^[15]

白氏讲话结束后，宁波帮大佬虞洽卿代表上海商界敷衍说：“只要当局改变错误政策，采取有利于商界发展的措施，财政问题不难解决，例如恢复水陆交通……”这是江浙财阀们给桂系吃的一个空心汤圆。

白崇禧几经努力，才从这些上海大亨手里搞到区区60万元款项。这个数目与当初上海大亨们给予蒋介石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的数目相比，实在是太少了。很显然，李、白等人根本得不到江浙财阀的经济支持。中国因为国土辽阔，容易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以省籍为核心的地域观念，同一个省的人称同乡，很亲切，邻省的人要比相隔很远地方的人要亲切些。显然，江浙财阀的巨头们与蒋介石是江浙大同乡，而且他们中的有些人早期在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与蒋介石共过事，他们之间有一种很强烈的亲切感，他们乐于支持蒋的事业。现在蒋已经被赶下台，取而代之的是来自西南边陲的桂系李、白，则天生有一种疏远和不能信任的感觉。政治军事的基础在于经济，李宗仁及其桂系得不到江浙财阀经济上的支持和配合，他们在南京的统治就难以继续下去，这是李宗仁及其桂系的致命弱点或者说是无法改变的劣势。

第三，通过何应钦解散蒋介石成立的7个补充团。在北伐军攻占江浙后，蒋介石为了扩充嫡系军事势力，下令成立7个补充团，所有团长，都是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学生，如关麟征、李园、刘保定等。蒋介石还向外国购买了一批武器，主要是步枪、重机关枪、驳壳枪等武器，打算装备这7个补充团。蒋介石派浙江同乡蒋鼎文为宁波警备司令，将买来的武器存放在宁波附近，预备装备这7个补充团。这7个补充团当时大部分都驻在浙江境内。对于蒋介石的这支私家军，李宗仁、白崇禧不予承认，他们要求何应钦解散这7个补充团，何即遵从他们的意旨，下令解散。蒋介石在奉化闻悉此事，大为愤懑，痛骂何应钦愚蠢，误大事……并大骂黄埔同学会（当时主要负责人为曾扩情）为什么不号召补充团在职的同学加以抗拒，甚至说：“万不得已时上山当土匪都可以，也应把力量保持下来。”^[16]

除了江浙财阀的不合作外，让李宗仁难以应付的另外一股政治势力便是分共以后的汪精卫集团。从汪精卫集团的立场来说，蒋介石的下野无疑是一件高兴的事。但是，汪、唐等人并不认为蒋氏的下野是李、白、何的功劳，而认为这是他们武汉中央的胜利。这正如唐生智所说：“中央对于南京问题，现在可谓完全得到胜利。这种胜利，是党的胜利，不是军队或个人的胜利。”^[17]汪精卫一直以国民党的正统领袖自居，他以胜利者的口气表示：“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都只有一个”，“我们坚持我们的主张，务必达到提高党权的权威，武汉政府要搬到南京去”，“将来军队的分配，都归军事委员会决定”。^[18]而汪、唐口中的所谓的中央，实际上就是他们自己；所谓提高党权，实际上就是要树立自己的权威，要求别人完全服从他们的个人意志。

在蒋介石离开南京的次日，桂系将领白崇禧、夏威、胡宗铎等联名电告汉方将领唐生智、张发奎：“讨蒋事已设法解决，一二日内约可达到目的。”^[19]8月14日，李宗仁、白崇禧联名致电武汉国民政府，声称：“现在党内纠纷业已消除，宁汉两方亟应一致，继续努力，南征共贼，北剿奉鲁，完成国民革命。”电报提出两点主张：（一）武汉政府请速移到南京，改组成一完全政府，整个政治生命力方有寄托。（二）孙传芳、张宗昌两部因我内讧，著著南下，南京方面准备调第1、第7两军加入运河、津浦两线反攻，请武汉方面将第4军开到南京担任总预备队，巩固京畿。^[20]当天，李宗仁即派胡宗铎作为代表前往武汉欢迎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都南京。

8月17日，汪精卫在武昌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47次会议，汪精卫提议迁都南京，实际上是准备去接收蒋记南京国民政府。

8月19日，汉方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第25次会议，汪精卫并在会上提议：撤销此前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对胡汉民、蔡元培、吴稚晖、李济深、张静江、蒋中正、古应芬、萧佛成、陈果夫等开除党籍之处分。^[21]会议还决定，政治诸问题待9月15日在南京开中央全体会议解决。会议决定以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的名义联名发表迁都宣言。

会议结束后，汪精卫电告李宗仁，武汉国民政府决定迁都南京，同时邀请李宗仁等赴江西九江商谈宁汉合作事宜。会后，汉方同时还以党政名义发表声明，作为对李宗仁、白崇禧“寒”（14日）电主张的回复，声明指出：“4月中旬，蒋介石等在南京自立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陷本党于分裂。今蒋解除兵柄，听命于党。李宗仁等复请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兹经中执会扩大会议议决，即日迁都南京。”声明还提出要“铲除一切封建思想，铲除一切地盘观念，束身于军纪，尤束身于党纪”，强调要“以党治军”。^[22]

对于汪精卫等人处处以国民党中央正统自居，要别人俯首听命的政治企图，李宗仁心里虽然十分清楚，但为南京腹背受敌的形势所迫，他又不得不暂时委曲求全。为表示谦恭姿态，李宗仁于8月21日晚由南京乘坐“决川”号军舰沿长江西上。“决川”号原是直系军阀集团的副帅吴佩孚的座舰，是一艘浅水军舰，速度很快，次日早晨便驶至安庆附近江面，李宗仁目睹武汉东征大军如云，心头便罩上了一层阴影。22日中午，李宗仁在九江登岸，当天晚上与武汉方面的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陈公博、唐生智、朱培德、程潜等军政要人在九江举行会议。^[23]参加会议的还有冯玉祥的代表刘骥。会上，李宗仁首先发言，说：“南京自蒋氏离京后，党、政府人员全已解体，津浦路军事亦颇紧张，非中央即日迁宁，不足鼓舞诸同志的精神，安内攘外。”^[24]李宗仁在发言中还强调要求唐生智的东征军停止于安庆附近，使宁方军队得以专心应付孙传芳军。^[25]

李宗仁的发言，主旨在于要求武汉“东征军”停止东进。对于他的这个要求，汉方将领唐生智、程潜都表示不同意，他们仍主张继续东进，与宁方军队“共同御敌”。唐生智的态度尤其坚决，他主张将军队一直开到与南京临近的安徽芜湖，引起李宗仁的极大不满，两人当场发生激烈争吵。^[26]

李、唐之争的实质是地盘之争。在当时国民党内权力纷争未成定局的时候，李、唐二人作为同属虽无政治资历，却有相当军事实力的人物。李、唐此时所争的实际即是以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九江会议经过调停，最后达成以下几项决定：（1）武汉政府于9月3日以前迁往南京，武汉改设政治分会。谭延闿、孙科先期赴宁，帮助筹备一切。（2）四中全会于9月15日前在南京召开；（3）唐生智部暂缓东进，南京拱卫暂令第7军负责。^[27]

8月23日黄昏，李宗仁与谭延闿、孙科自九江乘坐“决川”号军舰前往南京。次日天明时分，军舰行至芜湖江面，第37军军长陈调元乘坐一小火轮从南京前往芜湖，见到李宗仁等乘坐的军舰后，立即掉头与“决川”号一同向下游南京驶去。这时，李宗仁发现孙传芳的部队正在乘坐小帆船悄悄向长江南岸偷渡，这种小帆船总数有百余艘。不久，偷渡的帆船发现了李宗仁等乘坐的军舰，并冲了过来。所幸“决川”号军舰上有携带驳壳枪的士兵1个排，军舰还装备有火炮5门；此外陈调元乘坐的小火轮还有1个连的士兵，都是清一色的手提机关枪；两艘军舰的火力加起来就相当强大，帆船数量虽然多，火力上不占优势。不过，由于帆船数量多，战斗依然十分激烈，枪弹横飞。经过20多分钟的激战，将孙传芳的部队击退，打死打伤孙军数百人，而两艘军舰上的官兵仅有数人受伤，无一人死亡。战毕，李氏不敢稍停，径直驶向南京。

注释

[1]转引自张学继：《唐生智“东征”与蒋介石第一次下野》，1990年3月3日《团结报》第1074号。

[2]广州平社编：《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下编，第25—26页。

[3]转引自张学继：《唐生智“东征”与蒋介石第一次下野》，1990年3月3日《团结报》第1074号。

[4]【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中译本第6册，台北“中央日报社”译印，第175页。

[5]《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南北各各不安》，《国闻周报》第4卷第38期，第4卷第42期，第4卷第32期，第4卷第36期，第4卷第33期，第4卷第34期。

[6]《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南北各各不安》，《国闻周报》第4卷第38期，第4卷第42期，第4卷第32期，第4卷第36期，第4卷第33期，第4卷第34期。

[7]《劝蒋中正勿萌退志电》，《冯玉祥政治要电汇编》卷一，民国史料编刊社1933年版。

[8]周元高等编：《李烈钧集》下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66页。

[9]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57—58，56—57，58—59，63—64，71—74，101—103，113，115，123—124，128—129，128—129，140，134，135，127页。

[10]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57—58，56—57，58—59，63—64，71—74，101—103，113，115，123—124，128—129，128—129，140，134，135，127页。

[11]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编印：《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6册。

[12]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57—58，56—57，58—59，63—64，71—74，101—103，113，115，123—124，128—129，128—129，140，134，135，127页。

[13]《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南北各各不安》，《国闻周报》第4卷第38期，第4卷第42期，第4卷第32期，第4卷第36期，第4卷第33期，第4卷第34期。

[14]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57—58，56—57，58—59，63—64，71—74，101—103，113，115，123—124，128—129，128—129，140，134，135，127页。

[15]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57—58，56—57，58—59，63—64，71—74，101—103，113，115，123—124，128—129，128—129，140，134，135，127页。

[16]《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9页。

[17]1927年8月15日汉口《民国日报》。

[18]转引自谢本书、冯祖贻主编：《西南军阀史》第3卷，第60页。

[19]《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南北各各不安》，《国闻周报》第4卷第38期，第4卷第42期，第4卷第32期，第4卷第36期，第4卷第33期，第4卷第34期。

[20]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57—58，56—57，58—59，63—64，71—74，101—103，113，115，123—124，128—129，128—129，140，134，135，127页。

[21]1927年8月22日汉口《民国日报》。

[22]《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南北各各不安》，《国闻周报》第4卷第38期，第4卷第42期，第4卷第32期，第4卷第36期，第4卷第33期，第4卷第34期。

[23]关于这次会议的地点，《李宗仁回忆录》说是在庐山，很可能是记忆错误。见该书上卷，第364页。

[24]《陈公博谈主席团与李宗仁在浔会晤详情》，1927年8月25日《汉口民国日报》。

[25]汪精卫：《复驻法总支部函》，《汪精卫言行录》下册，广益书局1932年版，第344页。关于李宗仁发言的内容，《李宗仁回忆录》的说法与陈公博、汪精卫的说法不同，该书说：“会中，汪氏请我报告南京方面的情形。首先，我说明南京方面清党的苦衷，现在武汉亦已‘分共’，双方最大的隔阂已除，以后宁汉合作继续北伐，完成革命，实系势所必然。再者，武汉方面诸同志对南京方面同志误解最深的，只是蒋总司令，今蒋同志为促使宁汉合一，已自动辞职下野。在此情况下，武汉诸同志应已毫无顾虑之处，所以南京方面同志特地派本人为代表，前来欢迎诸同志东下，共商大计。最后，我强调我沿途所见武汉军队东下的情形。我说，如今敌我正在南京上下游一带隔江相持，蒋同志也已下野，人心惶惶，武汉的军队如仍沿长江东下，无异为军阀张目，势将引起极大的不安与误会。因此，我坚决要求武汉的军队立刻在安庆一带停止东进，以释群疑。我并希望能有几位中央大员同我到南京，以安军心，庶几使我不虚此行。”见该书上卷第364—365页。

[26]对于这场争吵，《李宗仁回忆录》有如下的记录：“我报告完毕后，汪氏便说：‘德邻同志的报告已十分详尽，所说各点也极合情合理，希望大家研究……’接着，他就把目光移向唐生智说：‘孟潇兄，你能否考虑把东下的部队暂时停在安庆呢？’唐生智回看一下汪氏之后，视线转到我的脸上，便斩钉截铁地说：‘我的部队绝不能在安庆停止……至少要开到芜湖！’此时全场气氛顿形紧张，众人一声不响，汪氏弄得十分尴尬，又无法再说下去。大家只是把目光盯住我和唐生智二人。停了半晌，我方说：‘孟潇兄，你的军队如开到芜湖一带，江南军心民心都要惶惑不安。江北的敌人也必乘机渡江啊！’唐把两眼一瞪，说：‘那我可不管什么军心民心惶惑不安啊！’我说：‘那么你的军队为什么不能在安庆暂停一下呢？’唐说：‘安庆没有粮食能供给大军之用。我军必须到芜湖！’我说：‘孟潇兄，就我所知，芜湖并不产米，只是个米市而已。真正产米地区是安庆附近各县及巢湖周围区域，为军米着想，你应该把军队北调，进入巢湖沿岸鱼米之乡，再北上可以截断津浦路，和我们南北呼应，以解决津浦路上的敌人。你又何必去芜湖为敌人张目呢？’唐此时的面色极为严肃，显出十分不讲理的样子，说：‘李同志说的话不可靠……我有我的计划，别人用不着管！’我看唐生智那副蛮横的样子，心里想这小子真翻脸不认人。他以前为吴佩孚军所败，在穷途末路时，对我是如何地卑躬屈节，摇尾乞怜。现在羽毛丰满，便立刻反噬，实在可恶之极。我既然与唐说不下了，便问汪道：‘汪先生能否派一二中央委员和我一道回南京，庶几我们昭告国人，宁汉之间误会已冰释了呢？’唐生智不等汪回答，便插嘴道：‘现在我们哪一个敢到南京去……’我说：‘孟潇兄，南京究有什么危险呢？若说是敌人渡江吧，我担保只要你的军队停止东进，敌人绝不敢渡江。如果你更能和我们合作自安庆北上合肥，出凤阳，直捣津浦路，敌人便会闻风自溃。南京危险在什么地方呢？’唐生智此时已辞穷理屈，但硬是说：‘我把部队开到芜湖再说！’”见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卷，第365—366页。

[27]1927年8月24日汉口《民国日报》。

龙潭大捷稳定南京

8月23日，李宗仁一行到达南京。在安顿好谭延闿、孙科后，李宗仁马上命令第19军派兵速往兔耳矶一带，歼灭漏网的残敌；又命夏威将驻扎在南京近郊的8个团迅速东调，集结于乌龙山的后方，准备应援该处守军。因为李宗仁判断敌军在兔耳矶偷渡，是采用声东击西的手段，以吸引宁方北伐军主力长江下游，而敌军肯定会从南京下游附近地区强行渡江。

25日晚上，孙军以一部向燕子矶、镇江一带强渡，企图吸引宁方军队；主力则从大河口、划子口渡江，向对岸乌龙山、龙潭、栖霞山一带偷渡。因乌龙山守军第1军一部换防，渡河孙军乘机攻占了乌龙山、栖霞山以及龙潭车站，切断了沪宁交通线。处于沪宁线上的第1军被拦腰斩断，其中龙潭以东的部队一时无人指挥，南京方面的兵力也有限，处境十分危险。

无巧不成书，白崇禧此时不在南京，而在上海。当时因盛传孙传芳将过江，上海商界心存观望，白崇禧的筹款工作又遇阻力。他原来打算于25日下午4时乘专车回宁，但因为需同工商界洽商筹款之事，耽误了行程。等工商界终于答应借60万元给白时，已是午夜。白于是匆匆离沪。

当白崇禧乘坐的专车开到镇江以东时，得知前面的压道车因偷渡的孙军破坏而出轨。白马上下车赶往镇江，得知孙军已大举渡江，占领了龙潭一线。他立即电令驻扎在附近不远的第1军、第14军卫立煌部迅速开赴镇江，向龙潭反攻；接着又电令第1军第2师刘峙部迅速回援，命在沪杭线上的第1军第1、第3、第21师星夜驰援；同时命海军总司令杨树庄派军舰封锁江面，炮击敌军，阻止敌军继续渡江。

但白崇禧在发号施令调集大军时，却不知底下已暗潮涌动。第1军是蒋介石的嫡系，一些高级将领如刘峙等，对桂系逼蒋介石下野非常不满，蒋介石临走时，把第1军调到沪杭沿线，并暗示第1军各师要保持实力。因而在白崇禧心急火燎地严令第1军各师迅速赴援时，第1军驻沪杭、沪宁线的各师的师、团长却召开秘密会议，讨论是否服从白崇禧的命令。所幸大多数人认识到大敌当前，南京危在旦夕，必须团结对敌，否则将被敌人各个击破，因而决定服从白崇禧的指挥，朝龙潭方向增援。

孙传芳此次渡江反攻，投入了10个师，4个混战旅，约6、7万人。部队渡江后，将渡船撤回北岸，以示全军有进无退的决心，孙传芳还亲自过江指挥。这样，孙军孤注一掷，斗志异常顽强。8月27日，宁方北伐军第1军、第7军、第19军在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指挥下，在东线夺回了龙潭车站；西线反复争夺，攻占了栖霞山。但孙军极力反扑，又夺回龙潭车站。孙传芳亲自坐镇龙潭士敏土厂督战。29日，西线宁方北伐军第2、第14两师挡不住孙军的猛攻，几乎溃不成军，栖霞山第3次被孙军攻占。宁方溃败部队麇集在南京城下，混乱不堪，孙军便衣队也出现在南京城下。城内也是一片混乱，各机关也准备向汤山方面逃避。形势异常危急。

当晚，何应钦由于其第1军已无力作战，准备撤出南京。幸李宗仁亲往何的指挥部，劝阻了他，并同往军委会指挥作战。适逢收到白崇禧从镇江拍来的电报，约西线宁方北伐军一齐向东出击，夹击孙军于龙潭。于是李、何决定第7军、第19军和第1军从西向东进攻，并以军委会名义致电白崇禧，约定于30日东西两面同时向龙潭之敌反攻。

东线方面，在白崇禧的督促下，第1军第1、第3、第21师等援军均于29日晚到达了龙潭以东。30日拂晓，宁方北伐军分3路向龙潭孙军发动反攻：第7军第1、3两师和第19军第1、2两师在夏威、胡宗铎指挥下，自栖霞山向东，由沪宁铁路及江边前进，目标是龙潭镇及青龙山、黄龙山的敌军阵地；何应钦亲率驻南京的第1军第2、14、22师，从西向东会攻龙潭；白崇禧亲自指挥第1军东线各师向龙潭进攻。李、何还电调第40军速赴南京，作为总预备队；命海军军舰在划子口、八卦洲、大河口、乌江镇等处游弋，配合宁方北伐军进攻，并封锁江面。

此时孙传芳军聚集在龙潭镇一带，依托龙潭以西的黄龙山，以南的青龙山、虎头山，以及大石山、雷台山等地，凭险顽抗。当宁方北伐军三路同进反攻时，孙军也全线逆袭。战斗异常激烈，双方都无退路，只好以全力相拼。龙潭周围数十里地，炮火蔽天，血肉模糊。宁方北伐军采用循环冲锋的战术，同孙军反复争夺阵地。孙军面临宁方北伐军的三面围攻，处境不利，但占据有利地形。宁方北伐军仰攻，也颇为不利，在争夺黄龙山、青龙山时，第7军1个师损失惨重，但最后夺取了两山。当日下午5日，宁方北伐军克复龙潭，使东、西两线部队会合。

由于部队已十分疲惫，加上天色已黑，宁方北伐军没有追击孙军。31日清晨，孙传芳指挥残军向宁方北伐军猛烈反攻，来势极凶猛。此时白崇禧同何应钦已在龙潭士敏土厂会合，他们命宁方北伐军极力抵抗，阻断了孙军攻势，随后命宁方北伐军发起反击。从早晨激战至中午将孙军压迫至长江南岸。由于孙传芳命渡船大都开往江北，孙军至此已无路可逃，除少数部队渡江北窜外，其余都缴械被俘，孙传芳仅以身免。

至此，龙潭战役结束，宁方军队获得胜利。孙传芳渡江部队基本上被歼灭，俘官兵约4万多人，其中包括师、旅长数十人，缴械4万余支。此役双方兵力动员多达15万余，是北伐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役。白崇禧后来回顾此战役时说：“龙潭一役，（国民革命军）损失半数以上，简直是尸横遍野。幸孙传芳的军队也损失殆尽，不能反攻。假如他有力量反攻，我们已经不能再打了。”^[1]

龙潭战役，不仅击退了孙传芳对南京的进攻，而且基本上解除了敌军在长江北岸对南京的威胁。西线的唐生智本与孙传芳有勾结，见孙军惨败，也不敢遽然东下。这样，南京方面渡过了宁汉分裂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因而此役对南京方面意义非常重大。南京的安全基本稳定下来。

这次战役宁方取胜，据白崇禧事后说：“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战略战术，只要尽量抽调后方之兵使之开赴前线拼命，全是打硬仗，所凭藉的只是士气而已。”参加战役的宁方军队要比孙军占优，而且第7军的战斗力较强，凭借优势的兵力，再加上主帅李、何、白意志坚定，是宁方北伐军取胜的主要原因。其次，宁方北伐军对孙军形成东西夹攻，使孙军处于两面受敌的不利态势。而这种局势的形成，完全是白崇禧因偶然因素推迟从上海返回南京，故能在东线调动指挥第1军部队投入战斗。再次，孙军全力渡江后，由于宁方海军封锁，并派兵抄袭江北重要渡口，使得孙军后援不继，补给匮乏，经6昼夜苦战，弹药消耗殆尽，以致最后失败。而宁方海军态度，在起初尚暧昧，以致孙军能大举渡江。白崇禧获知后，从无锡打电话给海军总司令杨树庄，称孙军虽占龙潭，但最终将被歼灭，海军若不努力，将来一定要追究责任。白崇禧还亲派他的政治部主任潘宜之带1排宪兵，监督“通济”舰至前线作战，炮击渡河的孙军。其他军舰见“通济”舰已表明态度，遂纷纷向敌方开炮，态度开始明确。

在龙潭战役获胜的因素中，白崇禧起到了李宗仁、何应钦所起不到的作用。因而在战后，谭延闿亲自书写了一副对联送给白崇禧：“指挥能事回天地，学语小儿知姓名。”^[2]

白崇禧既当军师又当指挥官，可谓是“功不可没”。龙潭战役后，李宗仁、白崇禧为了夸耀他们的历史功绩，特建立“龙潭战役胜利纪念碑”。但蒋介石东山再起后，为了发泄对桂系的不满，并消除桂系的影响，下令把这个碑给捣毁了。

注释

[1]白崇禧：《三寓政策》，《白崇禧先生最近言论集》，第180页。

[2]苏志荣等编辑：《白崇禧回忆录》，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