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任国防部长　充内战先锋

何苦乾坤开杀运，令人抚髀惜彭韩！

——王夫之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同白崇禧有过几次的谈话和听过他几次公开的演说，他都是痛骂共产党，反对和谈，认为对中共的问题，除武力外，别无解决的办法。

——宋希濂

白崇禧当国防部的部长，而陈诚当国防部的参谋总长，陈诚秉承蒋介石的意旨，什么事都抓来办，弄得白崇禧什么实权也抓不着，国防部本部的这个计划司那个计划司都是“纸上谈兵”。但是国防部部长的大印是在白崇禧的手上，陈诚要对中央各部、地方各省行文非用部长大印不可。而陈诚所要干的事，有很多又不能让白崇禧知道。可是不让他知道要盖部长的大印就成问题。

——覃戈鸣

反对整军与“行宪”

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得到很大扩充，到1944年，国民党军队有120个军，共354个师，另有31个独立旅、112个独立团、15个独立营。不仅番号庞杂，而且士气“更显得疲惫、老大”。^[1]身为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的白崇禧从抗战中期起就力主“缩减番号，充实单位”。^[2]对此，蒋介石、陈诚也表示赞同。

1944年10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遣魏德迈将军来华接替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魏德迈来华后，不仅主张中国军队缩编，而且“硬要中国学美国编制”，将部队缩编到100个师以内。^[3]从1944年底开始，由新任军政部长陈诚主持，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整军。到1945年底，部队裁减为89个步兵军、2个骑兵军，共253个步兵师。^[4]

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蒋介石（中）与何应钦（左）、白崇禧（右）在南京忠烈祠合影

1946年1月1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重庆召开整军会议，决定在3年内分三期整军。第一期将陆军现有89个军缩编为89个师；第二期缩编为75个师；第三期缩编为60个师。至1946年3月止，军队整编和军事机关调整后，总人数由590万减少至490余万，计减去100万人。抗战胜利后收编的60万伪军，仅保留23.8万，裁撤36万余人。截止1947年2月，将57个军整编为57个师，计裁撤145个团。同时，还撤销2个军、12个师、26个团，合计共撤销171个团。^[5]

国民党这次空前力度的整编军队，是在美国军事顾问团的直接指导下，由蒋介石、陈诚主持进行的。具体主持人则是陈诚。陈诚为人严厉，做事雷厉风行，且以排除异己、狠于对杂牌军下手而著称。在这次整军中，陈诚故伎重演，对杂牌军部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裁撤，并以“军队国家化”为名，将保留下来的杂牌部队的人事全部打乱，“把张三的军队交给李四带，李四的军队又交给赵五带”。^[6]如此一来，弄得杂牌军将领人人自危，对陈诚更是侧目而视。

在这次整军中，桂系部队也受到了很大削弱。桂系留驻广西的第31军和第46军，合并编为第46军，并调防海南岛，第31军番号撤销。而抗战期间出省作战的第21集团军，其中第48军和84军被撤销番号，仅留下桂系起家的老本第7军，编为7个师，编余军官先收容于合肥的第10战区军官队，预备尔后再集中于南京安置。桂系部队一下子被撤销3个军的番号，实力大为削弱。^[7]

对于蒋介石、陈诚以整军为名，排除异己的做法，白崇禧大为不满，但又无力纠正，内心极端苦闷。所以，当陈诚下令将各军炮兵部队集中使用时，白怒不可遏，当面质问蒋介石“还要不要戡乱？”迫使蒋介石下令取消了这一计划。^[8]

在南京召开的复员整军会议上，忍无可忍的白崇禧站出来公开唱反调。他在会上发言说：“从古打仗的历史，战时扩大，并鼓励各级干部敢于牺牲，敢打。现在打‘共匪’，不能裁，一起去打，鼓励人去打，要裁只有在‘剿匪’之后，承平之后放马南山才没问题，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亦在承平之时。”^[9]

当时，国民党军方上层反对裁军的为数有不少，除白崇禧外，参谋总长何应钦、军令部长徐永昌等都是坚决反对按照美国军队模式去整编军队的。徐永昌认为，魏德迈的整军计划“真是坑害中国”，^[10]其结果将是“害死中国”。^[11]

对于白崇禧的反调，与会者“全体鼓掌”^[12]。对此，蒋介石大为不满，当场指责白崇禧说：“这是国家既定的政策，你这样讲与政策违背。”白丝毫不示弱，当场顶撞说：“我是国防部长，管政策的。我不同意这个政策。”^[13]

话虽如此说，但当时蒋介石威望正隆，国民党的军政大权掌握在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和参谋总长陈诚手中，身为国防部长的白崇禧实际上是没有多大的发言权的，白崇禧的话只不过是在激愤状态下的一种牛皮大话，其实他何能就国民党的国防政策当家？

在蒋、陈的主持下，整军政策被强行贯彻下去。但是，反共内战并不像蒋介石等人估计的那样乐观，内战一开始，国民党军就在各个战场吃败仗，有生力量被大量歼灭。

1947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中算了这样一笔总账：

目前军事形势，已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去年7月至今年1月的7个月作战，已歼灭蒋介石进犯解放区的正规军56个旅，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被歼灭的大量伪军和保安部队，被击溃的正规军，都未计算在内。蒋介石的攻势，在鲁南、鲁西、陕甘宁边区、平汉北段和南满等地虽然还在继续，但是比较去年秋季已经衰弱得多了。蒋军兵力不敷分配，征兵不足规定数额，这同他的战线之广和兵员消耗之多，发生了严重的矛盾。蒋军士气日益下降。最近在苏北、鲁南、鲁西、晋西等地几次作战中，许多蒋军部队士气的下降已到了很大的程度。我军已在几个战场上开始夺取了主动，蒋军则开始失去了主动。预料今后数月内可能达到歼灭蒋军连前共计100个旅的目的。蒋介石共有正规军步骑93个师（军），248个旅（师），191万6000人，伪军、警察、地方保安部队、交通警察部队、后勤部队和技术兵种等，都未计算在内。进攻解放区的为78个师（军），218个旅（师），171万3000人，约占蒋军正规军兵力百分之九十。留在蒋管区后方的仅15个师，30个旅，20万3000人，约占百分之十。因此，蒋介石不可能再从他的后方调动很多有战斗力的军队向解放区进攻。进攻解放区的218个旅中，被我歼灭者已超过四分之一。虽然有些部队在被歼灭后又以原番号补充恢复，但其战斗力很弱。有些补充后又被歼灭，有些则根本没有补充。我军如能于今后数月内，再歼其40至50个旅，连前共达100个旅左右，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14]

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都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蒋介石这才不得不于1947年3月5日明令国防部：“在‘剿匪’期间军队不再缩编。”^[15]

对于蒋介石、陈诚主导的整军，一直有不同的认识。例如，当年解放军的统帅毛泽东就认为：“蒋军经过整编，其战斗力一般加强。我军对其作战时，必须取集中优势分割歼灭方针，其比例为3对1或4对1，否则不易解决战斗，欲速不达。”^[16]

但是，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国民党的不少高级将领却把国民党在反共内战中的失败完全归咎于蒋介石、陈诚主导的整军。白崇禧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因整编与取消杂牌部队，致军队减少，仅能控制点与线（无控制面的力量），士气低落，人人怨上畏‘匪’……”^[17]

白崇禧不仅反对整军，而且反对“行宪”，主张“先剿共后行宪”。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结果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以还政于民。对于全国人民的民主要求，白崇禧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他于1945年底从重庆上书蒋介石，声称“现各党各派中外舆论所讲的结束一党专政，适应民主潮流，完全是理论，不合国情”。^[18]

白崇禧还说，按照孙中山的革命建国程序，分为三个阶段，即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军政时期是以革命武力扫除障碍；训政时期在训导国民，使一般国民能行使政权，能选举罢免；最后才是制定宪法实行民主宪政，进入宪政时期。白崇禧认为北伐后应该是结束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的时机。但北伐结束后，紧接着的是10年内战和8年抗战，都是军政时期。因此，行宪前始终没有训政时期。白崇禧认为抗战胜利后立即行宪缺乏条件：民众如何选举？解放区民众如何选举？选出的既不是自由投票所产生的，是命令式的、假的，又有什么价值？

白崇禧对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成长壮大极为敌视，主张“我们现在应先消灭‘共匪’，才能谈及其他”。^[19]

白崇禧在授意自己的秘书给蒋介石写的信中，建议“应乘战胜余威，先将中共剿平，而后行宪”^[20]。

蒋介石看了白崇禧的信后，对白说：“你从军事的观点主张先‘剿匪’后‘行宪’，不错的。但各党各派压迫得厉害，本党主张亦不一致，我们再考虑考虑。”^[21]实际上是否决了白崇禧的建议。

直到1947年11月，白崇禧还在蒋介石召集的国务会议上建议：“当前是戡乱时期，政治得失，全由战场胜败来决定。可否把行宪日期压后，等到军事行动告一段落后再作决定？”^[22]这亦未被蒋介石采纳。

白崇禧认为，“行宪”是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最大的因素”。他说：“行宪是国内外舆论逼迫出来的，一面行宪，一面‘剿匪’。选举时，‘共匪’到处破坏铁路，到处造成意见上的争执，而自由地区因选举而分裂，不仅党与党之间有竞争，即国民党内亦因而有争执，军中亦办选举，政治亦因此到军中，凡此均使国家的精诚团结遭受破坏，所以行宪选举是一个灾害，一无所得，得的是虚名，是巨祸。我不是把在大陆失败完全归罪于行宪，而认为它是最大的因素，其他都是可以改善的。因行宪而使多年同患难共生死的党内同志分裂了！整个团体动摇了！影响太大了！这是我的感想。”^[23]

不过，国共斗争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问题，它始终受到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经济条件及社会心理等诸多条件的制约。诚如李宗仁所言：“健生是一员战将，他处处以军事观点和局部形势为着眼点。”^[24]白崇禧在考虑问题时，往往忽略军事以外的诸多因素。

而蒋介石作为政府最高领导人，在做出任何一项决策时必须考虑各种因素的作用。1946年6月7日，蒋介石在一次讲话中，曾将抗战胜利后不能立刻发动内战的苦衷和盘托出，他说：“大家都知道，现在世界任何国家，都不能离开国际的环境而能单独生存的，任何国家的政策，多少都要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和支配。共产党在国外诋毁本党和我们政府，说我们是法西斯政府，一党独裁，因之在外国人的心理上造成了很深刻的印象。我们如果对共产党先用武力，那国际舆论对我们必更有不利的反响。我们为使友邦明了共产党的毒计阴谋，及其虚伪的宣传，所以不能不忍受一时的委屈，求得谅解。但到了此次共产党在东北违反停战协定，而且在关内又是到处发动攻势，共产党的用心如何已经大白于世界了，他们过去各种虚伪的宣传，也就不攻自破了。……此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抗战结束的时候，因为经过这样长期苦斗，一般部队未免精神疲惫，内容空虚，战斗的力量和纪律，皆不甚健全，这在当时平汉路和津浦路各战场‘剿匪’的经过可以明证。因此，我们不能不有一个相当的时间休养整训，来充实我们军队的力量；必须有这样一个整备的时期，而后我们‘剿匪’才能立于不败之地。”^[25]

蒋介石虽然没有采纳白崇禧的建议，但对他的这种强烈的反共意志和决心还是很赞赏的。因此，在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后，蒋即让白崇禧担任了首任国防部长。

注释

[1]《刘安祺上将口述历史之一》，台北《中央日报》1992年11月11日。

[2]《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47年4月18日，1948年1月5日，1947年3月5日，1947年6月14日，1947年3月5日，1947年10月22日，1942年5月3日，1949年7月4日，1948年，1947年9月28日，1947年6月18日。

[3]《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47年4月18日，1948年1月5日，1947年3月5日，1947年6月14日，1947年3月5日，1947年10月22日，1942年5月3日，1949年7月4日，1948年，1947年9月28日，1947年6月18日。

[4]陈诚编：《八年抗战经过概要》附表第14，1946年编印。

[5]参见《徐永昌日记》，1946年1月16日；林蔚：《军事复员报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4），第455—456页；陈诚：《陈诚参谋总长之军事报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2），第849页。

[6]1948年4月13日天津《大公报》。

[7]《徐启明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编印，第125—126页。

[8]《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下册，第895，860，860，860，475，848，848，909，457—458，567—568，568页。

[9]《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下册，第895，860，860，860，475，848，848，909，457—458，567—568，568页。

[10]《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47年4月18日，1948年1月5日，1947年3月5日，1947年6月14日，1947年3月5日，1947年10月22日，1942年5月3日，1949年7月4日，1948年，1947年9月28日，1947年6月18日。

[11]《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47年4月18日，1948年1月5日，1947年3月5日，1947年6月14日，1947年3月5日，1947年10月22日，1942年5月3日，1949年7月4日，1948年，1947年9月28日，1947年6月18日。

[12]《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下册，第895，860，860，860，475，848，848，909，457—458，567—568，568页。

[13]《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下册，第895，860，860，860，475，848，848，909，457—458，567—568，568页。

[1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第1107—1108，1039—1040，1040—1044页。

[15]《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47年4月18日，1948年1月5日，1947年3月5日，1947年6月14日，1947年3月5日，1947年10月22日，1942年5月3日，1949年7月4日，1948年，1947年9月28日，1947年6月18日。

[1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363，389页。

[17]《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下册，第895，860，860，860，475，848，848，909，457—458，567—568，568页。

[18]《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下册，第895，860，860，860，475，848，848，909，457—458，567—568，568页。

[19]《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下册，第895，860，860，860，475，848，848，909，457—458，567—568，568页。

[20]苏志荣等编：《白崇禧回忆录》，第341页。

[21]《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下册，第895，860，860，860，475，848，848，909，457—458，567—568，568页。

[22]程思远：《白崇禧传》，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234，237页。

[23]《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下册，第895，860，860，860，475，848，848，909，457—458，567—568，568页。

[24]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7页。

[25]宋希濂：《白崇禧怎样逼退蒋介石》，台北《传记文学》第62卷第6期。

极端强硬的反共内战分子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代表的中国人民大众与美国政府支持的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白崇禧在意识形态上是一个既有强烈反共色彩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首脑，是封建残余的军阀势力的代表人物，他的阶级和集团的根本利益决定了他必然是强硬的反共分子。抗日战争胜利后，白崇禧向蒋介石提出了一系列极端强硬的反共建议，力主内战。

日本刚刚宣布投降时，国内斗争的焦点是受降权问题。白崇禧鉴于国民党的主力部队还远在西南、华南以及滇西、缅北的崇山峻岭之中，而华北、华中广大地区处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控制之下。由于时空限制，国民党军队要开往华北、华东乃至东北去接收并非易事。

对此，白崇禧感到十分焦虑，亲笔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提出延期接受日军投降的主张。白崇禧在信中大意说：当前政府的基本任务，在于迅速接收华北和东北，确实控制沦陷区。因此，应责成日军暂驻原防，确保交通，严防破坏。同时，应由接近华北的战区迅速派队收复华北各省，进而安定东北，待华北各省完全安定后，再接受日军投降。^[1]由于白崇禧的建议过于荒谬，主持接受日军投降的蒋介石、何应钦不敢接受。何应钦对李宗仁说：“如今抗战胜利，如不将敌人迅速集中缴械，将有损国家威信。”^[2]

我们知道，何应钦是国民党内有名的亲日派巨头之一，他也是一个极端反共的人物。他说：“共产党好比人身上长了一个毒瘤，根本医治，就要使用快刀割掉它。”他对人说：“我已经建议蒋介石在黄河两岸使用日军部队协助‘国军’作战。……山西阎锡山已经这样做了。”^[3]

何应钦、白崇禧的建议过于荒谬，他们的后台大老板——美国显然不会同意，蒋介石自然也不敢接受。

蒋介石虽然没有全盘接受白崇禧的建议，但仍然采取了一系列变相措施，企图由国民党垄断受降权，剥夺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接受日本军队投降的权利。8月10日，蒋介石获悉日本乞降的消息后，就急匆匆地对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发出训令，要其“警告辖区敌军，不得向我已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任何人投降缴械。”^[4]

8月11日，蒋又连下三道命令：

第一道给国民党各战区司令长官，命令要求“我各战区前线将领及全体官兵，务当严密警戒防范，加倍奋斗，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执行，绝不可稍有松懈，致涉贻误”。^[5]

第二道命令给伪军，令其“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乘机赎罪，努力自新……不得受非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6]

第三道命令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18集团军。^[7]命令声称：“本委员长经电令各部队一律听候本会命令，根据盟邦协议，执行受降之一切决定。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共同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为要。除分令外，希即严饬所部一体遵照。”^[8]这道命令完全剥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接受日本侵略者投降的所有权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战场的人民群众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牺牲，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蒋介石却企图依据他的一纸电令剥夺他们受降的一切正当权利，理所当然要遭到中国共产党的坚决反对和针锋相对的斗争。

8月10日、11日，中国共产党以延安总部总司令朱德的名义，连续发出关于接受日本投降的第一至七号命令。其中第一号命令规定：（1）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2）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即须全部缴出武装。（3）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4）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9]

第二至第七号命令则对各部队接受日本投降的范围、步骤、方法等具体问题做了规定。^[10]

8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规定：“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11]

对于蒋介石企图剥夺中共及其武装力量受降权利的命令，中共中央还公开进行了反驳。8月13日和16日，毛泽东起草了两份电报，以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给蒋介石。

8月13日的电报说：“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12]

8月16日的电报则向蒋介石提出六项要求，不仅要求中共及其武装力量有权参加受降及受降后的工作，还要求国民党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等。^[13]

显然，蒋介石剥夺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接受日伪军投降权利的企图遭到了严厉驳斥和反抗，其企图是失败了。面对这种局面，白崇禧十分焦虑，他于8月24日再次上书蒋介石，就接受日伪军投降的整个战略态势作出判断。白崇禧指出：长江、珠江流域，国民党实力雄厚，党政力量亦能配合，问题尚不十分严重；唯黄河以北，国民党党政军力量均属微弱，东北问题尤为严重，要求蒋介石及时采取对策，挽救被动局面。信件原文如下：

委员长钧鉴：

职白制崇禧谨呈。八月二十四日。^[14]

从信中可以看出，白崇禧用词十分谦卑，表明白、蒋在反共内战上找到了共同语言，这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处于良好时期。至于白崇禧的上述建议，是否引起了蒋介石的足够重视，现在还不得而知。不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热河、绥远、河北、山东、苏北等地的武装力量紧靠东北，国民党要阻止中共武装进入东北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1946年3月，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白崇禧再次就东北问题发言，他声称：“如不迅速遏止‘共军’在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发展，就会形成南北朝的局面。”^[15]当会议讨论王世杰的外交报告时，白崇禧甚至主张对苏联“诉诸武力”^[16]，表现出了十分强硬的态度。

据刘仲容回忆，白崇禧还于此时向蒋介石递交了一封“万言书”，并拟定了一份详细的进攻解放区的军事计划，受到蒋介石的赞赏。^[17]

抗战胜利后的白崇禧，处处表现出十分强硬的反共立场。他无论是公开演讲还是私人谈话时，总是痛骂共产党，反对和谈，认为对中共问题，除武力外，别无解决的办法。^[18]白崇禧在立法院发表演说时，甚至“狂叫消灭中共，反对一切和谈”。^[19]

白崇禧尽管没有能够制止中共及其武装力量接受日伪军的投降，但他对国民党的力量和反共内战的前景还是十分盲目乐观甚至是狂妄的，他“力称六个月内可以武力解决中共”。^[20]1946年11月19日，白氏在所谓绥靖区政务会议上讲话时还大打包票说：“我们‘剿匪’军事上具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不过，要肃清匪患，使其根绝，不再死灰复燃，还要政治经济力量和军事密切配合。”^[21]

当然，国民党军方上层不止白崇禧一人如此乐观、如此狂妄，蒋介石、陈诚、陈立夫等国民党上层大多数都与白崇禧一样“都认为只有用武力才可以解决”^[22]。蒋介石与陈诚就在国民党第六届三中全会上叫嚣“在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一百万乌合之众”^[23]。

时任外交部长的王世杰在日记中披露说：“我军事诸领袖复表示，数月之内必可以武力解决中共。予乃计划于年内以军事配合外交收复东北。”^[24]

刘峙在其回忆录中也说：“当时国防部、参谋本部对于‘剿匪’进展所作的状况判断，其结论是，在六个月之内，可以将‘共匪’剿灭。”^[25]

当然，白崇禧与蒋介石、陈诚等人如此狂妄，不是盲目的，而是有他们的基本依据的。这些基本依据就是：

第一，国共军事力量的对比悬殊。

根据中共方面的统计，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前，国民党陆军正规军（野战部队）有86个军（或整编师），248个师（或整编旅），200万人；非正规军有74万人，特种兵36万人，海军、空军19万人（有各类种舰艇129艘，各种飞机443架）；后勤、后方机关和军事院校101万人。总兵力430万人。^[26]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的总兵力是127万人，其中野战部队61万人（24个纵队另11个旅），地方部队66万人。其分布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3万人，晋绥军区5万人，晋冀鲁豫军区27万人，新四军兼山东军区42万人，东北民主联军30万人，晋察冀军区20万人，中原军区5万人。除上述陆军外，海空军都是空白。^[27]

国民党军不仅在数量和规模上远远超过解放军，而且武器装备也占有绝对的优势。以国民党主力整编第11师与中共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来比较：前者拥有各种枪支11520支（其中冲锋枪2370支），各种大炮440门（105榴弹炮8门），汽车360辆；而后者拥有各种枪13991支（其中冲锋枪92支），各种炮46门，没有汽车。^[28]应该指出，解放军部队中能够有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那样装备的部队是不多的，大部分的部队，除了缴获来的各色步枪、手枪等轻武器外，基本上没有重武器。在火力上，国民党军也占有绝对的优势。

国共军事实力的悬殊对比，是国民党军方上层敢于挑起全面内战的基本依据。1946年4月3日，蒋介石在陆军大学将官班开学典礼演讲中是如此自信地对他将官学员们说：“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无论就哪一方面的实力来比较，共产党绝对不能打败我们。因此大家相信，‘共匪’虽然决心叛乱，就实力而言，我们一定有十分的把握，能将‘共匪’消灭。这一点，不但各将领知之甚详，就是全国普通民众，亦皆有此信念。”^[29]

对于蒋介石的得意忘形，周恩来于1946年10月1日在上海对中外记者揭露说：“现在，国民党军队动员了208个师，即85%以上的兵力来进攻解放区，出动飞机800多架轰炸解放区，就是沿海的军舰，也在许多海口巡弋，并担任运输。中国政府在战场上，从来没有用过这样大的兵力。最近蒋介石主席夸耀过去江西‘剿共’时的‘功绩’，那时国民党在全国用的兵力不过80几个师，现在则是3倍于它的数目；空军那时也没有现在多，海军没有动用。抗战初期，虽然动员了全国极大数目的军队，但那时师的数目只有100多，现在却比抗战时增加了1倍多。所以说现时内战规模之大是空前的。”^[30]

第二，从国际环境看，有利于国民党而不利于共产党。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仅本土没有受到任何破坏，而且大发战争横财，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工业生产比战前增加了1倍，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其军队人数和武器装备都是世界第一。他还拥有了杀伤力极大的原子弹，并且在日本的广岛、长崎验证了这种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二次世界大战中期以后，美国成为国民党政权的后台老板。为了争取美国的全力支持，蒋介石不惜出卖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权利，以换取美国的支持。到1946年6月止，美国共装备了国民党45个师。根据美国公布的数字，从1937至1948年，美国援助国民党45亿多美元（实际上远不止这个数字）。美国承认，美国的援助，等于国民党政府货币支出的50％以上。^[31]1947年以前，美国援助国民党的军事装备计有：飞机1150架、巡洋舰3艘、驱逐舰45艘，连同战斗登陆等舰艇及其他船只，计有47l艘。除大批坦克外，各种车辆计有67000辆，各种大炮7250门，轻重机枪32000挺，自动步枪60万支。^[32]

与美国全力支持国民党相反，苏联与中共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德国法西斯的重创，伤亡惨重，元气大伤。1940年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的国民收入及工业产值不及美国的30％，总的经济水平不及美国的1/3。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与美国的差距进一步拉大。^[33]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很害怕同美国打仗”^[34]。在中国问题上，苏联在争取自己的利益（比如与美国搞幕后交易压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以及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部分特权等）的同时，对美国作了许多让步，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5年8月14日），承担了支持国民党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义务。对于中国共产党以武力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苏联方面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不相信中共能够凭借自己力量取得革命的胜利。在蒋介石发动和平攻势，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时候，斯大林连续打电报给毛泽东，要他去重庆谈判，并说毛泽东的安全由美、苏两家保证。后来毛泽东总结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35]中共在解放战争中能够得到的苏联的实际援助是很有限的。

第三，从国共内战的历史经验看。蒋介石自1927年春向中共举起屠刀以来，已经有了近20年的反共历史，他一直牢牢占据着上风（只有西安事变蒋被张、杨活捉时有求于中共说情是例外）。在10年内战时期（1927—1937），蒋介石先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和革命根据地发动5次大规模的“围剿”，动用了70多个师，就将百万红军全部赶出根据地。与10年内战时期相比，在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已经大大增强了，已经有了240多个师，而解放军的力量比较红军时期并没有明显的增加，这使蒋介石认为，凭他拥有的军事力量足以对付100万装备很差的解放军。^[36]

早在1941年发动“皖南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就对着国民党籍的参政员说了一通牛气十足的狂言：“我们军事力量大于他们95％以上，我对他们已早有准备，不虞他们来攻击。……我在抗战开始，便已准备了防制他们的兵力，仅在西北一地，就有20师以上的军队在那里等候他们。什么时候要消灭他们，便能消灭他们，决不容虑。……我可以断言，至多3个月便可以消灭他的主力。”^[37]

之后，蒋介石又策划以闪电战的形式攻占中共首脑机关所在地延安，只是因为美国后台老板的极力反对才不得不暂时作罢。^[38]

抗战胜利后的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从蒋介石及国民党主战派的角度来说，一是应付国际国内要求和平民主的舆论压力，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压力。二是借以摸中共的底牌，如果能够通过谈判让中共主动交出武器和解放区（根据地），不战而屈人之兵，自然是上上策。因此，在重庆谈判中，对于中共提出的和谈条件，蒋介石傲慢地认为“实无一驳之价值”^[39]。蒋也知道中共不会轻易交出武器交出解放区，故一面谈判，一面秘密向国民党军队官兵印发修订的《“剿匪”手本》和编撰所谓的《“剿匪”战术》手册。《“剿匪”战术》声称：“以我装备之优势，较往日江西‘剿匪’时代，何异天壤？故宜有必胜之信心，以坚强之意志，主动打击‘奸匪’，并注意杀伤其人员，收缴其武器，以歼灭其战力。”^[40]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边谈判边战争的过程中，蒋介石也在密切关注解放军的战斗力。经过近1年的观察，蒋介石得出解放军战斗力并没有比红军时代提高多少的结论。他说：“我这次（引者按：1946年5月）到东北，曾召集前线将领，问他们这次在东北的‘剿匪’战役中，共产党的战术究竟比在江西的时候有什么进步没有？他们一致认为，无论在四平街，在本溪湖各战役，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大进步……并无什么多大的实力。”^[41]

有了这样绝对的把握，蒋介石终于在这个月以进攻中共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挑起了全面内战。

宋希濂认为，白崇禧反对和谈，坚持内战，其企图就在于使蒋介石集团和共产党打起来，打得双方精疲力竭，两败俱伤，桂系就可渔翁得利。^[42]笔者认为，宋希濂的这种说法，未必准确。不能因为后来白崇禧公开逼蒋下野，而联想到白崇禧此时的言行。

从1946年4月起，国共两党军队在东北四平街地区展开激战。蒋介石见四平街久攻不下，非常着急。4月17日，蒋派白崇禧飞沈阳督战。白到沈阳后，指挥作战的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向白崇禧介绍了双方态势。白对杜说：“只要将四平街打下，对中共和谈就有了面子。蒋介石指示不应再向长春前进，俾可缓和舆论和整训部队。待与中共和谈不成，再大举进攻。”对此，杜聿明不以为然，坚持要一口气拿下长春。白见杜意志坚决，也不好强烈反对，便对杜说：“我看只要能拿下长春，蒋先生也不会不高兴吧！咱们明天到前方看看再决定。”^[43]

18日，白同杜一道到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郑洞国设在开原的前线指挥所，磋商下一步行动计划。他们一致认为打下四平街不成问题，但白崇禧对于下一步攻打长春、永吉的计划仍有些担忧。由于杜聿明力争一举攻下长春、永吉，郑洞国也同意杜聿明的意见，白崇禧听了杜、郑两人的陈述，也认为有道理。^[44]正在磋商中，传来了右翼兵团已迂回到赫尔苏附近，并未遇到解放军的有力抵抗，正在继续向公主岭前进的消息。白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他预感到中共军队可能不会固守长春，遂又拉着杜聿明一同到红庙前方视察。白崇禧在车中还一再问杜：“有无把握攻下长春、永吉？”杜肯定地说：“绝对有把握！”白见杜如此有信心，也只好说：“如确有把握的话，我也同意一举收复长春、永吉。那么，你照原计划打，我马上回去向委员长讲，收复长、永，再和共产党谈判下停战令。”^[45]

5月19日，白崇禧从沈阳飞回南京，向蒋介石汇报。

四平保卫战是林彪指挥的东北民主联军根据中共中央的全国战略要求进行的第一个大规模城市防御战，从1946年4月中旬开始的一个多月中，东北民主联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死守四平，寸土必争”。以8000名指战员的牺牲顶住了国民党优势兵力发起的强大进攻，毙伤国民党军10000余人，加上在此期间在长春地区歼灭近20000反动武装，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嚣张气焰，使国民党军在占领长春、吉林后，无力继续进攻东北民主联军的后方基地哈尔滨，赢得了东北地区4个月的休整局面。5月18日夜晚，林彪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主动放弃四平街，至天明，全部守城部队有次序地撤退到离四平20余公里的地方，国民党进攻部队尚未发觉，仍然在盲目地向城内射击。5月19日下午1时，国民党才进入市区。^[46]

国民党在军事上得手，使白崇禧大为兴奋。他乘机向蒋介石提出：“在东北军事方面应作犁庭扫穴的打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蒋听了“唔！唔！”连声。

23日，白崇禧准备再飞沈阳，蒋对白说：“我们一起走。”这样，白崇禧偕蒋介石于23日飞抵沈阳。刚走下飞机，即传来了国民党军攻下长春的消息。蒋听了很高兴，连忙对白崇禧说：“吃了饭，我们到长春。”白崇禧乘机又向蒋提出：“打下长春打哈尔滨，直取佳木斯，编练300万民团，保卫地方。”白并且向蒋毛遂自荐，表示自己“希望在东北负一些责任”。^[47]

但此时国民党军队已经无力发动新的进攻，而且美国总统特使乔治•马歇尔正在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要他宣布停战。6月24日，乔治•马歇尔致函蒋介石，建议他命令国民党军队停止前进，不再攻击及追击中共军队。蒋慑于乔治•马歇尔的压力，对白崇禧说：“怕马歇尔不高兴。”^[48]“6月1日，国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代杜聿明去做。”^[49]

白仍不甘心，对蒋说：“你在此，我也在此！”蒋回答说：“你在此，若马歇尔问你是否还要继续追击，你不好说话。你回去，我在这里，可以推到我身上，所以你还是回去。”^[50]

由于蒋介石的态度坚决，白崇禧只好怏怏不快地飞回南京就任国防部长。

白崇禧走后，蒋介石于6月3日飞往长春视察，并召见郑洞国、廖耀湘等前方高级将领，告诉他们准备近日内下达停战令。蒋介石再三向他们强调，在停战期间抓紧整训军队，调整部署。

在乔治•马歇尔的调停下，国共双方分别于6月6日下达自6月7日起在东北停战15天的声明。6月20日，蒋介石又下令将停战时间延长至6月30日。

白崇禧认为，这次停战，予东北民主联军以休整、补充及反攻机会，以此为转折点，东北军事形势逐渐不利于国民党。他认为“当时若长驱北进，直下东北，消灭林彪，而后抽兵入关内，则对于整个大局或可改观”。^[51]

1947年10月22日，白崇禧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报告时仍声称：“去岁攻下长春，如依渠主张，不顾一切进追，当可攻达佳木斯一带。因受马歇尔压迫，未能如愿，至为惋惜云云。”^[52]

当然，这只不过是白崇禧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

注释

[1]参见黄旭初：《白崇禧先生事略》，台北《广西文献》第60期，1993年4月号。

[2]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7页。

[3]邱维达、刘措宜：《国民党受降和何应钦的“锦囊妙计”》，《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

[4]《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册，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734页。

[5]转引自汪朝光：《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5卷，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页。

[6]转引自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33页。

[7]1941年春，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后，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尽管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后及时宣布重组新四军，继续在敌后广大战场坚持抗日，并在抗战中发展壮大。但在蒋介石眼里，这是一支他不承认的“非法”军队，故他的命令只发给第十八集团军，而不发给新四军。

[8]转引自汪朝光：《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5卷，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12页。

[9]《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555—556，556—558页。

[10]《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555—556，556—558页。

[1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8页。

[1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第1107—1108，1039—1040，1040—1044页。

[1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第1107—1108，1039—1040，1040—1044页。

[14]《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2），第318—319，892页。

[15]宋希濂：《白崇禧怎么逼退蒋介石》，台北《传记文学》第62卷第6期。

[16]转引自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4卷，第27—28页。

[17]刘仲容：《回忆我在桂系工作时的几件事》，《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

[18]《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85页。

[19]余湛邦：《张治中》，第118页。

[20]《王世杰日记》手稿本，1948年2月12日，1947年6月20日，1947年5月31日，1947年6月18日。

[2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政治（2），第164，659，32，32—33，892，743—744，744，745—746，747—748，748—750，752—753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周恩来1946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69页。

[23]《郭汝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3页。

[24]《王世杰日记》手稿本，1948年2月12日，1947年6月20日，1947年5月31日，1947年6月18日。

[25]刘峙：《我的回忆》，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163页。

[26]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38页。

[27]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38页。

[28]参见汪朝光：《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5卷，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06页。

[29]蒋介石：《整军的目的与高级将领的责任》（1946年4月3日）。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周恩来1946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56页。

[3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363，389页。

[32]参见刘志青：《战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国际背景》，《军事历史研究》。

[33]参见刘志青：《战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国际背景》，《军事历史研究》。

[3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

[35]《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6页。

[36]参见《杨成武回忆录》。

[37]蒋介石：《关于共产党问题对出席第二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的国民党参政员训词》（1941年3月4日），《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38]蒋介石养子蒋纬国后来说：“说一件大事吧！也许这也是胡（宗南）将军闷在心里从未向人透露过的秘密。我曾经向胡将军建议过3次，突击延安，以除后患，甚至先斩后奏，把延安歼灭后，再向重庆报告，结果还是不成。最后，胡将军才告诉我，父亲（引者按：指蒋介石）已经遣密知，原来是美方不赞成我们打掉延安，且拿减停美援作为威胁。”蒋纬国：《回忆我和胡宗南将军的一些往事》，台北《传记文学》第66卷第3期。

[39]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95页。

[4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政治（2），第164，659，32，32—33，892，743—744，744，745—746，747—748，748—750，752—753页。

[41]蒋介石：《特种兵的任务和努力的方向》，台北“国史馆”编印《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6年6月7日条。

[42]《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85页。

[43]郑洞国等：《杜聿明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65—66，66页。

[44]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第423—424页。

[45]郑洞国等：《杜聿明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65—66，66页。

[46]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

[47]《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下册，第895，860，860，860，475，848，848，909，457—458，567—568，568页。

[48]《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下册，第895，860，860，860，475，848，848，909，457—458，567—568，568页。

[49]《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下册，第895，860，860，860，475，848，848，909，457—458，567—568，568页。

[50]《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下册，第895，860，860，860，475，848，848，909，457—458，567—568，568页。

[51]程思远：《白崇禧传》，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234，237页。

[52]《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47年4月18日，1948年1月5日，1947年3月5日，1947年6月14日，1947年3月5日，1947年10月22日，1942年5月3日，1949年7月4日，1948年，1947年9月28日，1947年6月18日。

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任国防部长

抗日战争中后期，国民党政府接受美国军事顾问团建议，决定在抗战胜利后彻底改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对此，白崇禧是反对的。他认为，国共内战迫在眉睫，统帅部改组，费时误事，不能适应战机的紧迫需要。因此，白崇禧建议由何应钦任总司令的陆军总司令部去指挥战争，以收驾轻就熟之效，但不为蒋所采纳。

1946年3月30日，蒋介石在重庆林园官邸召集军事委员会各部总长、次长举行谈话会，宣布改组中央军事机构，并成立了以军政部部长陈诚为召集人、军令部次长刘斐为副召集人，有中、美双方相关人员参加的起草委员会，负责改组事宜。

5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称：“为树立现代军制，并谋军事行动与行政密切联系起见”，将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会，以及行政院之军政部，予以裁撤，改于行政院设立国防部。^[1]

关于首任国防部部长的人选，蒋介石颇费了一番苦心。论国民党军方上层资历，最有资格出任首任国防部长的当推何应钦。他在国民党黄埔系中资历仅次于蒋介石，而且为人温和，在黄埔系将领中有很高威望。但何应钦也有他的缺点：何氏因久历戎行，在抗战期间已显得暮气沉沉，军政部事务放纵部下为所欲为，他主持的军政部腐败不堪，不仅早已引起蒋介石的严重不满，而且美国人更是一直把他当成顽固、腐败、贪污的典型。抗战时期，军政部长何应钦、财政部长孔祥熙、教育部长陈立夫是美国人眼里形象最差的三位高层官员。蒋介石早想让何应钦辞去军政部长，交给作风泼辣、敢做敢为的陈诚，但何应钦与陈诚争风吃醋，势同水火，让蒋介石头痛不已。抗战中期，蒋示意何将军政部长职务让给风头正足的陈诚，遭到何的拒绝。何说：“我宁愿把参谋总长让给辞修，绝不忍将我苦心经营十年的军政部中断其绪，而未能毕其报效委座的初衷。”就陈诚的资历来说，是不可能凌驾在军事委员会各部部长之上而出任参谋总长的。何的表示，让蒋碰了一个软钉子。直到1944年11月，蒋才以中国陆军总司令的名义，换取何的军政部长给陈诚担任。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已内定由陈诚任参谋总长，指挥反共内战。这样一来，由陈诚的冤家对头何应钦出任国防部长则显然不合适。蒋的一贯策略是当自己人争夺某一职位相持不下时，就推出幕外的第三张牌来搪塞，以作过渡。在何应钦、陈诚争风吃醋，极不相能的情况下，蒋便将白崇禧推了出来。蒋任命何应钦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实际上等于流放，免得何在国内妨碍陈诚的指挥权。

第一任国防部长白崇禧

由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有他的有利条件：

第一，白崇禧反共意志坚决，是国民党内主战最力的高级将领，这一点，很符合蒋的需要。

第二，美国方面对何应钦的印象很坏，而对白崇禧的印象则不坏。抗战初期，白崇禧是走亲苏路线的。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成为反法西斯盟国，从此白崇禧改走美国路线，并做了不少的搭线工作。无论美方派来的外交人员、军事人员或者是新闻记者，白崇禧一般都给予热情的招待和往还。“宴客”经常成为他的一种搭线方式，隔不上三两天，就要举行一次。这些招待费多数都由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和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提供，以广西省和安徽省政府驻渝办事处临时费的名义报销，很少在他自己主持的军训部经费项下开支。白崇禧还时常向美国客人赠送礼品和照片，有的还赠送他特制的手表和挂表。这些纪念表上面，装有他的半身照片，是向美国订制的，除大多数用于赠送当时中国回教方面的重要人员外，也赠送美国英国的记者作为纪念。这些美英记者也乐意给白崇禧捧场。有很多美国记者要求白崇禧写自传，以便在美国报刊上刊登，替他宣传和捧场。白让军训部主任秘书朱五建写了一篇《白崇禧自传》。因为文章的内容是替白崇禧宣传的，不宜用自传的形式，手下人就替他改为《白崇禧小传》，以军训部秘书室的名义编写。这些宣传工作，对于美国人加深对白崇禧的良好印象无疑具有一定作用。此外，白崇禧在结交美国来华的高级外交使节和将领方面也下了很大工夫，如陈纳德、史迪威、魏德迈、赫尔利、司徒雷登，甚至马歇尔、杜鲁门等人对白的印象也不坏。因此，由白崇禧担任国防部长，也容易得到美国方面的支持。

第三，白崇禧是地方实力派首领，不是蒋的嫡系，由白出任国防部长，也可借此显示一下蒋介石的“大公无私”^[2]。

为让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做准备，1945年10月3日蒋介石下令将白崇禧由陆军二级上将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3]

其后，蒋又为国防部长问题，特约白氏到黄山官邸商谈，在感情上进行沟通。蒋与白乘坐汽艇在重庆附近的长江江面上游弋了半天，蒋对白说了许多往事，故意批评了自己的一些缺点，也指出了白一些缺点，并表示今后要以诚相见，劝善规过，共患难，同甘苦，希望白相助到底，将来展其所长，出任国防部长。蒋的这番推心置腹的举动，使白崇禧深为感动。白当即向蒋作了许多自我检讨，表示以后要尽忠职责，以报知遇。谈完话，白崇禧回到国府路副参谋总长办公室，很兴奋地对他的秘书说：“我从北伐跟随委员长起，他对我都是很客气的，从来不肯推心置腹，开诚相见谈话，只有今天才这样的规劝我，这是很难得的。你替我拟篇感谢的信稿，给我审阅。”秘书将感谢信起草后，白又亲自作了大幅修改，才将信发出。白在信中说：“委员长钧鉴：昨承宠召训诲，殷殷垂勉……忆昔追随北伐，谬蒙拨擢，宠信优渥。只缘年轻识浅，任重才疏，过失苦不自知，隔溺尤难振拨。其后戴罪桂省，闭心思过，痛疚前非！……”^[4]

蒋收到白“效忠信”后，也亲笔回了信。蒋在回信中写道：“健生吾兄勋鉴：手书诵悉，欣慰无已。本来同志之间，患难与共，有过相规。手足之情，无以逾此。……”^[5]对白表示了很高的信任。

1946年5月30日，国民政府公布国防部组纲要令，令称：“我国中央军事机构，规模素具。抗战期中，因应需要不无增更析置之处。值兹复员建国伊始，为树立现代军制，并谋军事与行政密切联系起见，亟宜予以改革，以赴事功。所有原设之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会，以及行政院之军政部，着即裁撤，改于行政院设立国防部，俾臻完善，而专责成。除颁布《国防部组织纲要》，先行成立外，其有关改制事项，并着行政、立法两院迅即分别办理。此令。”^[6]

《国防部组织纲要》主要内容是：

（一）国防部承国民政府主席之命，综理军令事宜；并承行政院院长之命，综理军政事宜。

（二）国防部下设6厅，分掌人事、情报、计划作战、补给、编训、研究等事宜；设7局，分掌新闻、民事、保安、预算、史料、督察、兵役等事宜。

（三）国防部设4总司令部，分掌陆军、空军、海军及联合勤务等事宜。

（四）国防部置部长1人，特任，其职掌如下：（1）审定参谋总长所提关于国防需要之军事预算及人员、物资之计划，提请行政院决定，并监督其执行；（2）审议总动员有关事项。国防部置次长3人，简任，辅助部长，处理部务。

（五）国防部置参谋总长1人，特任，掌理军事之一切计划准备及监督实施，并有关国防之各种建议。但关于军令事宜，秉承国民政府主席之命令；关于军政事宜，经国防部长提请行政院审定之。国防部置参谋次长3人，简任，辅助参谋总长，处理业务。

（六）各总司令部置总司令1人，特任，承国民政府主席之命，参谋总长之指挥，分掌军事设施。置副总司令各两人或3人辅助之。^[7]

1946年5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命令白崇禧为国防部部长，林蔚、秦德纯、刘士毅为国防部次长；任命陈诚为参谋总长，刘斐、郭忏、范汉杰为参谋次长；任命顾祝同为陆军总司令，陈诚兼海军总司令，周至柔为空军总司令，黄镇球为联合后方勤务总司令。

6月1日，白崇禧和陈诚分别以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的名义到部视事。在当天的成立大会上，白崇禧发表谈话称：撤销军事委员会，成立国防部，是为了“实现以政治军，及还军于国之革命目的”。他声称，国防部组织精神上有两大特点：第一，在使军政密切联络，政略战略之调协。第二，陆海空军军政军令一元化。白崇禧指出：根据宪法，元首统筹陆海空军，故凡关于军令事宜，均由元首命令，交由参谋总长计划，与指导国防军之执行；关于军事事宜，在决策范围内，由国防部秉承行政院之命令，交由参谋总长计划，与指导国防军之执行。白并指出：国防部当前的四大任务是：（1）确立国防计划；（2）发展国防工业；（3）建立最现代之国防军；（4）发展国防科学研究。^[8]

接着，参谋总长陈诚发表谈话，他故意抬高国防部长的地位，以遮人耳目。他说：“此次军事机构之调整，在树立一个百年制度。”“国防部长有权，参谋总长有能。如无国防部之动员及预算，参谋总长不能指挥一个兵、动用一文钱。”^[9]但在实际上，参谋总长总揽军政军令大权，国防部长不过是“虚负其名”而已。^[10]

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精心安排的白、陈搭档是一个很坏的选择。白崇禧与陈诚均是不甘寂寞、非常自负的人物。两人之间瑜亮情结极深，互不买账，长期以来暗中较劲，面和心不和。陈诚任参谋总长以后，大权独揽，愈加骄傲，目中无人，根本不把白崇禧放在眼里，甚至连表面上的敷衍都没有。白崇禧身为国防部长，不仅指挥作战无由置喙，甚至有些重要的公文，陈诚也不给白崇禧看。只有遇到不得不让国防部长知道且无关紧要的文件，陈诚才批示“着送交白部长核阅”，或“白部长阅”等字样。按正规的公文格式，这是上级对下级的语气，含有命令的意思。正确的写法，一个参谋总长对他的上级国防部长应该是“呈部长核示”或“呈部长白钧阅”。陈诚如此跋扈，不仅使白崇禧本人感到难堪，甚至连白的部下也看不顺眼。白除了在国防部举行的总理纪念周担任主席外，就无事可做。因此，白对于担任这么一个空头部长，“觉得这样一个有职无权的空头部长，很不是滋味”^[11]。白对陈诚表面上敷衍，背后却经常大发雷霆，攻击起陈诚来也总是毫不留情。

随着国民党在反共内战中的失利，桂系整编第46师在山东莱芜战役中全军覆灭，白对蒋介石、陈诚的不满情绪也更加强烈。

整编第46师的前身是第46军，辖第175、第188师以及新编第19师，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在广西省内作战。整编第46师师长韩练成（1908—1984），甘肃固原（今属宁夏）人，1925年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曾任过师长等职务。冯玉祥失败后，投靠桂系，历任桂军第107师副师长、第16集团军副参谋长、第46军副军长等职务。他与国民党军方上层多有接触，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评价他“人极聪颖，文学亦强，军事学亦有相当认识，惟似骄浮躁进”，徐并当面告诫他：“渠于知的方面颇佳，望对力行注意。”^[12]韩练成因为表现出相当的才干，“素为白健生所器重”^[13]。1945年5月下旬，韩练成经白崇禧的推荐，出任第46军军长。该军副军长胡栋成、参谋长杨赞谟，第88师师长海竞强、第175师师长刘维楷、新编第19师师长蒋雄。^[14]桂系作为地方实力派，军队是命根子，桂系区区几个军，韩练成这个外来户居然得以出任实职军长，表明白崇禧对他的高度信任。1946年春，第46军改为整编第46师，韩练成任师长。同年8月，整编第46师调山东，归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指挥，参与对华东解放军作战。但韩练成与中共早有秘密联系，而且对韩练成的策反工作由周恩来、李克农直接掌握，出面牵线联系的便是大名鼎鼎的文化人夏衍。^[15]蒋介石、白崇禧等对韩练成与中共方面的联系始终不知情，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1947年2月，当整编第46师和第73军被解放军围困在山东莱芜县城的时候，韩练成根据中共华东军区联络部门的安排，将师长职务临时交给副师长海竞强代理，自己深夜冒险来到第73军（军长韩浚）军部，“借以对反动分子进行严密监视，搜集内部情报，达到他帮助革命的地下工作的目的”^[16]。当时，第73军副军长李琰不明其来意，对着韩练成大声嚷道：“为什么把命令当儿戏，怕‘共军’不知道我们的企图，还跟他们送信吗？像这样的迁就，李副司令官也太没有决断，为什么师长又离了自己的司令部呢？”韩练成对第73军军部的人解释说：“因为整46师不好带，我已经把师长职务移交给副师长海竞强。海竞强是白崇禧的外甥，我不过是一个过渡。住在师部不合适，不能不搬出来。”但第73军军部的人还是很诧异，为什么在情况紧张的时候来这一手呢？因为自21日解放军开始炮击以来，对于整46师威胁最大，几乎每发炮弹都有伤亡，是不是怕死呀？也有人认为韩练成是滑头，不负责，准备临阵脱逃。因为韩练成临时移交师长，致使整编第46师和第73军突围的日期被迫延期1天。^[17]

当整编第46师和第73军奉命从莱芜突围前，即2月23日凌晨，韩练成又将整编第46师集结在莱芜北门待命，然后自己找了个借口悄悄离开了自己的指挥位置。部队集合完毕，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兼前线指挥官李仙洲来了，却不见了军长韩练成，李仙洲问：“军长还未到来，他到哪里去了呢？”韩练成的参谋长杨赞谟回答：“他说要去看后卫阵地。”李仙洲随即问第175旅旅长甘成城：“后卫是哪个部队？”甘回答：“是第525团，团长夏越，后卫团已撤回完毕。”李仙洲见韩练成迟迟不来，而后卫团又已撤回，立即起了疑心，说：“不再等了，部队赶快出发，不然第73军部队已经出发，而第46军（引者按：应是整编第46师）部队不动，影响行进很大。”^[18]

白崇禧（前排左三）以国防部长身份到北平视察时与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前排左四）、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前排左二）、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前排左五）等军政要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合影

韩练成利用自己的指挥位置，主动配合解放军，导致国民党军在莱芜战役中迅速溃败，整编第46师很快被解放军全部歼灭。韩练成离开指挥位置后，在华东军区联络干部杨斯德等陪同下，到达华东军区司令部，受到陈毅司令员的接见。韩练成鉴于自己的身份还没有曝露，表示愿意返回国民党军队继续做隐蔽工作。陈毅同意并派人护送韩练成回到南京。韩练成到南京后，他与解放军联系的事情并没有暴露，南京政府也没有追究他的指挥责任，并且给他安排了总统府中将参军的闲职。直到1948年11月，韩练成才脱离国民党军队，由香港转赴解放区。后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甘肃省副省长等多种高级领导职务。

莱芜战役不仅使桂系损失了整编第46师，而且白崇禧的外甥、整编第46师副师长海竞强也成了解放军的俘虏，让白崇禧这位国防部长感到大失面子。

整编第46师是桂系仅有的几支部队之一，对于它的覆灭，白崇禧及桂系上下深感痛心。他一再指责蒋介石和参谋总长陈诚指挥错误和无能，用人不当，导致了战争的失败。他虽然避免当面指责蒋介石，但私下里一直说蒋介石是“外行的战略家”，而他自己则是内行的。^[19]后来，白崇禧还对人说：“蒋无论在政治、经济、人事、作战各方面，都极端自私、专横、无能，国家大事都坏在他手里。现在没有力量了，还打什么仗？只有和谈，大家才有前途。”^[20]因此，我们可以说，白崇禧对蒋产生离心倾向，后来又附和李宗仁、黄绍竑逼蒋下台，实种因于此。

从蒋介石一方的角度来说，白崇禧尽管只是一个空头的国防部部长，但是国防部部长的大印是在他手上，参谋总长陈诚要对中央各部、地方各省行文非用部长大印不可。而陈诚所要干的事，有很多又不能让白崇禧知道。可是不让他知道要盖部长的大印就成问题。例如1947年，陈诚为了扣留查办朱为珍^[21]，事先没有让白崇禧知道就盖了国防部长的大印，朱为珍打电报请求白崇禧救他，白崇禧查案后发觉用了国防部长的大印而没有让他知道，就大发脾气，斥责管印的人员，不许再有这类事情发生。这样，蒋介石、陈诚感到让白崇禧坐在国防部长的位子上总是个障碍。而且，白崇禧还利用国防部长身份拉拢与蒋介石、陈诚有矛盾的派系和人物，甚至于还企图和美、英等后台老板直接勾搭，这就让蒋介石更加不能容忍。

由于上述原因，1947年初蒋介石就考虑把白崇禧调到西北去当行辕主任。本来白崇禧在保定军校毕业的时候就自报志愿到新疆去，打算在边疆上“立功”的，多年来未放弃到西北去的念头。蒋介石就想利用他这一点把他从南京国防部踢出去。白崇禧本人也已经准备接受这个新的任命，国防部本部中的桂系分子也经常你问我，我问你：“跟不跟部长到西北去？”但有一位桂系的高级参谋认为，这是蒋介石、陈诚调虎离山宰割桂系的圈套，就写了一个签呈给白崇禧，陈述到西北去对白崇禧和桂系都很不利的意见。大意如下：

（一）部长去西北，中央无人支持反而有人（指陈诚）掣肘，得不到必要的供应，又没有国际路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二）部长去西北，我们（指桂系）的部队，广西、安徽两个省以至于北平行辕，由于中央无人照顾，将成为无母的孤儿。（三）国防部部长仍然是待机的好位置，不宜轻易放弃。^[22]

白崇禧看了这个签呈，认为讲得很有道理，便立即打消了去西北当行辕主任的计划，并且计划于1947年多到各地去视察。

白崇禧除了考虑对解放军作战的问题之外，不得不考虑他和蒋介石的关系的问题：白崇禧在南京当国防部长，可以利用他的地位，来支持桂系的军事和政治的势力，即支持李宗仁在华北的北平行辕主任的地位，支持广西、安徽两个省的桂系政权，支持桂系的武装力量——第3兵团的整7师、整48师，第八绥靖区的整46师（后来重建），等等。日本投降后，蒋、桂之间的主要矛盾是蒋介石、陈诚时时刻刻要限制和削弱桂系的政治军事势力，而桂系则时时刻刻要扩大自己的政治军事势力。

国民党军方高层人士认为，如由何应钦出任国防部长、白任参谋总长，是一种比较妥当的人事安排，但蒋不以为然。直到1948年6月何应钦接任国防部长后，何推荐白崇禧为参谋总长，仍遭到蒋的否决。已经由军令部长转任陆军大学校长的徐永昌为此在日记中感叹道：“至于军事，仅一白健生稍稍可以有为，而不能用之。”^[23]“置有用（之）白（崇禧）于无用，惜哉！”^[24]

蒋介石为直接指挥作战，特建立了“官邸作战汇报”制度。每天早晚在蒋的官邸举行两次作战汇报。参加的有国防部次长林蔚、参谋本部次长刘斐、第三厅厅长郭汝瑰，侍从参谋罗泽闿等人。作战汇报在蒋介石官邸地图室举行。汇报开始时，由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报告前方战况，蒋随即问左右有什么意见。最后蒋即以口头做出指示，侍从人员根据他的指示拟成电令，以“中正手启”或“中正侍参”的名义发出。身为参谋总长的陈诚于1947年5月31日晚间与外交部长王世杰谈话时透露了蒋直接指挥军事的事情。王氏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道：

晚间，与陈辞修总长细谈，彼对大局亦悲观。关于近日对中共军事之失利，彼觉自己不能负责。因为命令多不由彼决定或发出。彼颇露消极之意，谓俟局势稍好转即将引退。由此可知局势之严重。^[25]

蒋介石以官邸会报的方式指挥作战，往往因为时差而不能及时捕捉最新战况，并且使各级指挥机构失去主动性而陷于麻痹状态，失掉了它固有的机能与活力。对于蒋介石的“官邸作战汇报”，白崇禧简直是嗤之以鼻。他认为以此种方式指挥作战，焉有不打败仗之理？！

自1947年6月25日起，蒋介石停止官邸作战汇报，由自己直接指挥作战，白崇禧对此亦不以为然。他批评说：“蒋先生之亲自指挥更属非是，尤其远隔前方，情报不确，判断往往错误。……蒋先生作风不改，前途不堪设想。”^[26]

由于蒋介石、陈诚独断专行，包揽作战指挥大权，不让白崇禧有参与的余地。这样，在国共两党进行生死决战的年代里，身为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的白崇禧，却有闲情逸致去打猎，并用所获猎物招待同僚，这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1947年6月1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讨论东北局势，与会者对东北感到绝望，元老张继发言说：“以往每有会议，不过都是谈谈而已。现在真是江河日下，今日并非不信总裁，不过派往东北的军队都是精华，这种精华消耗到不精华，将如何？我们不能尽恃命运，到东北不保，恐南方亦难保。到那时又将如何？莫非真如总裁常说的我们要做白俄么？”^[27]

立法院长孙科建议“自东北完全撤退，以缩短战线，且以警告美国”^[28]。对于孙科的建议有赞同者，也有反对者，蒋介石则犹豫不决。7月间，蒋介石电召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去南京，要他接替熊式辉担任东北行辕主任。李宗仁说他患有胃溃疡病，拟赴美就医。蒋介石说：“如果李答应，可准假两月赴美治疗，先由白崇禧前往代理。”白崇禧经与李宗仁研究后，认为蒋介石在东北指挥作战的失误，在于把兵力分得太散而进行防御作战，首先由全面防守改为核心防御，而后又由核心防御改为重点作战，依次发展下去，少有挽救希望，遂决定“竭力推辞”。

7月2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派特使魏德迈来华调查。白崇禧偕行政院长翁文灏、交通部长俞大维等人前往机场欢迎。24日，白崇禧约魏德迈到南京大悲巷雍园一号官邸晚餐。饭后，两人就南京政府面临的军事形势交换意见。魏德迈主要听取白崇禧的意见，白说：“一年来的作战经过证明了蒋介石在军事上指挥无能。现代战争的特质，是争取时效。蒋介石以最高统帅指挥到军级甚至师级部队，使各级指挥系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用，这是其一；其次为蒋介石的战略思想，偏重防御作战，以有限的兵力，平均分布于广大战区，殊不知兵力愈分则愈弱，战线越拉就越长。‘共军’针对国民党军此一弱点，因而发展其以面制线、断线孤点的战术，随时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国军’孤立的据点，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战局发展至此，应由蒋氏独负其责。”^[29]对此，魏德迈认为白氏所言非常中肯。

1947年9月9日至13日，中国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暨中央党团联席会议在南京召开，白崇禧以国防部长身份向会议做军事报告。白氏在报告中全面回顾了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以来的经过，及当前的战略局势，报告最后建议：“今后之军事政策在‘剿匪’第一之前提下：第一，为充实第一线兵团，兵员缺额适时自补，以维持经常战力。第二，建立第二线兵团，为‘国军’之总预备队，以新生之力量，提前达成胜利。第三，健全地方自卫组织，普遍加强民兵组训，使军民配合，以发挥全面战术，确保面的控制。第四，在一般军民方面，着重现代化军事制度之建立与推行，以奠定‘国军’百年之基础与国防安全之确保。”^[30]

注释

[1]《国民政府令》，《国民政府公报》第2534号，1946年5月31日。

[2]参见何作柏：《白崇禧当国防部长的内幕》，《新桂系纪实》下册，第31—32，33，33，36页。

[3]国民党的第一批陆军一级上将是1935年4月2日授予的，共8人，他们是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何应钦、李宗仁、朱培德、唐生智、陈济棠。之后，又相继晋升程潜为陆军一级上将、陈绍宽为海军唯一的一级上将，白崇禧是国民党军第11位一级上将。1947年，参谋总长陈诚晋升为12位一级上将。这是国民党军在大陆时期晋升的全部一级上将，共12人。

[4]参见何作柏：《白崇禧当国防部长的内幕》，《新桂系纪实》下册，第31—32，33，33，36页。

[5]参见何作柏：《白崇禧当国防部长的内幕》，《新桂系纪实》下册，第31—32，33，33，36页。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政治（2），第164，659，32，32—33，892，743—744，744，745—746，747—748，748—750，752—753页。

[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政治（2），第164，659，32，32—33，892，743—744，744，745—746，747—748，748—750，752—753页。

[8]《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6年6月1日。

[9]天津《大公报》1946年6月2日。

[10]《李汉魂将军日记》下册，第273页。

[11]参见何作柏：《白崇禧当国防部长的内幕》，《新桂系纪实》下册，第31—32，33，33，36页。

[12]《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47年4月18日，1948年1月5日，1947年3月5日，1947年6月14日，1947年3月5日，1947年10月22日，1942年5月3日，1949年7月4日，1948年，1947年9月28日，1947年6月18日。

[13]《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下册，第611页。

[14]杨赞谟：《第46军在莱芜战役的覆灭》，《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上册，第551，554—555页。

[15]1977年8月15日，夏衍在《致邓小平》的信中交代说：“从39年到46年，我在周总理和李克农同志的指示下，对国民党46军军长韩练成进行策反工作，结果在莱芜战役中这个国民党美挟军被我方全歼。”沈宁等编：《夏衍全集》第16卷，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11页。

[16]韩浚：《第73军和整编第46师莱芜就歼纪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540页。

[17]李琰：《国民党军来物莱芜被歼的几点回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548页。

[18]杨赞谟：《第46军在莱芜战役的覆灭》，《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上册，第551，554—555页。

[19]覃戈鸣：《白崇禧围攻大别山战役概述》，《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565，565—566页。

[20]赵子立：《我从破坏张轸起义到率部起义的经过》，《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下册，第232页。

[21]朱为珍是湖北人，当过桂系的中将，在1929年蒋桂火并时投蒋。抗日战争期间，蒋桂重新合伙时，又和桂系恢复旧好。

[22]覃戈鸣：《白崇禧围攻大别山战役概述》，《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565，565—566页。

[23]《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47年4月18日，1948年1月5日，1947年3月5日，1947年6月14日，1947年3月5日，1947年10月22日，1942年5月3日，1949年7月4日，1948年，1947年9月28日，1947年6月18日。

[24]《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47年4月18日，1948年1月5日，1947年3月5日，1947年6月14日，1947年3月5日，1947年10月22日，1942年5月3日，1949年7月4日，1948年，1947年9月28日，1947年6月18日。

[25]《王世杰日记》手稿本，1948年2月12日，1947年6月20日，1947年5月31日，1947年6月18日。

[26]《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47年4月18日，1948年1月5日，1947年3月5日，1947年6月14日，1947年3月5日，1947年10月22日，1942年5月3日，1949年7月4日，1948年，1947年9月28日，1947年6月18日。

[27]《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47年4月18日，1948年1月5日，1947年3月5日，1947年6月14日，1947年3月5日，1947年10月22日，1942年5月3日，1949年7月4日，1948年，1947年9月28日，1947年6月18日。

[28]《王世杰日记》手稿本，1948年2月12日，1947年6月20日，1947年5月31日，1947年6月18日。

[29]程思远：《白崇禧传》，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234，237页。

[3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政治（2），第164，659，32，32—33，892，743—744，744，745—746，747—748，748—750，752—753页。

赴台湾“宣慰”

1947年2月28日，台湾发生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武装起义，史称“二•二八”起义或“二•二八”事件。这次武装起义波及台湾全岛。在台北市，除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警备总司令部外，包括台湾广播电台在内的所有政府机构均为起义群众占领并接管。

“二•二八”武装起义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立即采取了“剿抚”兼施的政策。国防部从上海抽调整编第21师（师长刘雨卿），并从福州抽调两营宪兵赴台，协助当地军警宪特镇压起义。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派遣监察院闽台监察使杨亮功赴台“查办”，派国防部长白崇禧赴台“宣慰”。

白崇禧奉命后，当即会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李翼中等人，对处理台湾事变办法进行详细研究，拟定了对策。

3月11日，白崇禧又派国防部军法司司长何孝元、秘书张亮祖先行赴台，安排有关事宜，并给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写了一封信，托何孝元转交。

3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特派国防部长白崇禧，前往台湾宣慰，并着对于此次纷扰事件，查明实际情形，权宜处理。”^[1]

但是，身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长官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的陈仪，却担心白崇禧赴台妨碍他独断专行处理事变，因此，对白崇禧赴台“宣慰”即持“不表欢迎”的态度。陈仪在接见何孝元时“态度即欠佳”^[2]。12日，陈仪给白崇禧回了一封信，托何孝元转交，信中提出：“一俟廿一师全师到达，秩序大致恢复，随即电请大驾莅临宣达德意。”^[3]陈仪之所以不愿白氏早日去台湾，为的是争取时间独断镇压起义群众。

3月17日，白崇禧偕国防部参谋次长冷欣、史料局长吴石以及蒋经国等14人飞抵台北。白抵台后，首先拜访陈仪及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陈、葛向白做了简单报告。当天下午6时30分，白氏在台湾广播电台发表演讲，宣布了处理这次事变的一般性的原则和态度，并提出希望，广播词全文如下：

白崇禧（前排右二）在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前排右一）的陪同下检阅军队

白崇禧随即命令将预先印就的“国防部一号布告”在台湾各地张贴。布告宣布：“中央决定采取宽大为怀的精神来处理‘二•二八’事件”，并宣布了处理“二•二八”事件的四项原则：

第一，调整台湾地方政治制度：（1）改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制度为普通的省政府制度，与内地划一；（2）台湾省各县、市长，提前进行民选。

第二，调整台湾地方人事：（1）台湾警备总司令以不由省主席兼任为原则；（2）省政府委员及各厅处局长，以尽先选用本省人士为原则；（3）政府或其他事业机关中之职员，凡同一职务或官阶者，无分本省或外省人员，其待遇一律平等。

第三，调整经济政策：（1）民生工业之公营范围，应尽量缩小；（2）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现行之经济制度及一般政策，其与国民政府颁行之法令相抵触者，应予分别修正或废止。

第四，恢复台湾地方秩序：（1）台省各级“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及临时类似之不合法组织，应立即自行宣告结束；（2）参与此次事变或与此次事变有关之人员，除煽惑暴动之共产党外，一律从宽免究。^[5]

据白崇禧后来自述，他当时所抱的原则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6]。但令人遗憾的是，掌握实权的陈仪及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对白氏宣布的原则，“未能诚意接受”^[7]，继续“采取高压政策”，“违法杀人作恶”^[8]。

白氏在台湾前后共17天，其活动大致可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3月17日至25日。白氏分赴台北、基隆、高雄、屏东、凤山、台南、新营、嘉义、彰化、台中、新竹、桃园等县、市视察，听取地方军政官员、民意机关负责人和地方人士的意见。

3月20日下午3时，白氏在台北市机关会发表训词，关于这次事变的性质，他认为“二•二八”事变系受共党及少数本省暴徒乘国民党军队他调煽动暴发，声称“关于此次事件主动之共党及暴徒决从严惩办”；对于在此次事变中受伤害的外省籍或本省籍公务员，将设法予以补助，厚予抚恤；对于深明大义的台籍人士如林献堂、谢娥女士等表示嘉许；希望本省一部分人士改变浮躁、狭隘、冲动、轻率等不良习气，发扬我国仁爱、宽大的固有道德；希望公教人员安心工作，继续努力，使理想的新台湾建设得以实现。白氏最后说：“台湾为我国国防重镇，中国不能分离台湾，台湾更不能离开中国。”^[9]

3月22日晚8时30分，白氏在台中对台湾全省同胞发表广播演讲。白氏着重谈了他对这次事变起因的看法，并提出了他的对策，他强调：“至于治本的办法，应从教育着手来纠正台胞青年狭隘偏激的错误思想。过去台湾青年在日本统治下受了50余年狭隘偏激的教育，积重难返，尚待积极力谋矫正。最主要的是要增强台胞青年对国家观念、民族意识，革除轻视祖国的错误思想，激发宽大仁爱的精神，然后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才能亲爱精诚，团结一致。自此次变乱澄清后，政府当尽力防止，决不容再有此类事变发生。更希望全台父老同胞，一致协助政府及驻军，共同努力安定台湾，共同完成建国的使命。”^[10]

白氏从台北一路南下，所到之处，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对白氏仍“采取敷衍态度”，并对白氏的行动“力加包围”^[11]。随同白氏视察的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李翼中提醒说：“部长赴各地宣慰，所到之处，警卫森严，人民不敢出户瞻仰丰采，可谓对官吏宣慰，并未对人民宣慰。”白氏讶然，说：“诚或有之，惟见地方人士多矣，均无多言，何也？”李翼中回答说：“诚恐人多语浅故耳，请试一一见之，道之尽言，或可得闻也。”^[12]白氏认为有道理，便个别召见林献堂、丘念台等台籍著名士绅密谈，始了解到一些事情的真相。

在赴各地“宣慰”期间，白氏还忙里偷闲游览了台湾的名胜古迹。在台南，游览了纪念郑成功的延平郡王祠以及明嘉靖王妃墓、赤嵌楼等，并为延平郡王祠题写了“仰不愧天”、“忠肝义胆”匾额，并撰写了一副对联。在台中，游览了风景名胜日月潭，并为山地同胞题字“民族平等”。

从3月26日至4月2日白氏离台，这是第二阶段。

3月26日白氏回到台北，一方面整理视察所得资料，一方面督导绥靖清乡。26日，白氏在台北约请赴台“查办”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闽台监察使杨亮功与监察委员何汉文吃饭，交换处理事变的意见，取得一致。

3月27日上午9时，白氏对台北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致训词。他重申了对这次事变起因与性质的看法，宣布了对青年学生的处理原则，他说：“此次盲目或被胁迫参加之青年学生，政府亦不咎既往，惟各家长今后应严加管束，各青年学生希望迅速复课读书，各宪兵当不再逮捕学生。本人代表中央来台宣慰，当可负责保证，此点希望全省青年及民众今后应大彻大悟，政府当局亦当改变治理方针，不得容许有此项不幸事件发生，并望各学生安心向学，努力学习，遵守校规。”^[13]

当天晚8时，白氏又发表了对全国的广播演讲，报告“二•二八”事件的大体情况和他赴台“宣慰”的经过，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所采取的对策等。^[14]

3月28日上午10时，白氏对台湾省及各县市各级机关首长、台湾省及各县市参议员等致训词，在宣布政府对事变的处理原则同时，着重说明了今后政府治理台湾的措施：

3月28日下午，白氏在台北召集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第二处处长林秀栾、宪兵第4团团长张慕陶及整编第21师第146旅旅长岳明等举行绥靖清乡会议。在会议中，柯远芬说：“警备总司令部已令各县乡地方完成清乡计划，限期年底完成。”柯还诬蔑说：“有些地方上的暴民与土匪成群结党，淆乱地方”，他扬言要对此等暴徒严加惩处，宁可枉杀99个，只要杀死1个真的就可以。白崇禧当即纠正说：“有罪者杀一惩百为适当，但古人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今后对于犯案人员要公开逮捕，公开审讯，公开法办，若暗中逮捕处置，即不冤枉，也可被人民怀疑为冤枉。”^[16]

会上，白崇禧作出四点指示：（1）现所拘捕关于“二•二八”事件之人犯，从速依法审判；（2）今后拘捕人犯，必须公开依照规定手续为之；（3）除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外，其他机关一律不得发令逮捕人犯；（4）凡曾参加暴动之青年学生、准予复学，并准免缴特别保证书及照片，只须由家长保证悔过自新，即予免究。^[17]

接着，白氏又提出6点善后办法：（1）拘捕人犯：现押、已决人犯之人数、姓名及处决机关须在其留台期间呈交；在押人犯，除首要外，从宽处理。（2）逮捕人犯规定：限共产分子与事变之首要主犯；执行逮捕机关以警总命令行之；人犯须速予依法审判、结案。（3）学生一律即行复课；复课后，除共产分子外，不得逮捕；如有不轨行为，由校方依校规处罚。（4）绥靖工作由县市政府行政人员办理，军队协助。（5）受伤之公教人员及人民无衣无食者，予以紧急救济。（6）军容风纪须严格整饬维持。^[18]

3月29日，国防部下令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放宽拘捕人犯之惩治。

3月31日，国防部军法司司长何孝元在台北召集徐世贤、朱瑞元、彭孟缉、林秀栾、张慕陶、史宏熹（黄伯容代）等人开会，研究贯彻白崇禧6点指示的具体办法。会议决定：在押人犯依4种情形办理：“一、暴动首要分子从严处置，附和者斟酌从宽处理；二、共产分子愿自新者可施予感化教育；三、流氓如未参加暴动，可施予感化教育；四、学生予以减刑，盲从附和者一律予以保释。”^[19]

4月1日，白崇禧在台北召开记者招待会，亲自宣布了上述措施。

4月2日，白崇禧结束“宣慰”，返回南京。

4月7日，白崇禧在南京中枢总理纪念周上报告台湾事变起因及善后措施。并向蒋介石提交了《宣慰台湾报告书》，对今后台湾行政、经济、教育、军事及宪警保安部队等各方面提出改进意见。白崇禧还对台湾省军政当局负责人员的进退向蒋介石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白崇禧认为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对事变的处置失当“应惩罚”^[20]。据丘念台回忆，蒋介石起初并无撤换陈仪之意，迨白崇禧回南京报告后，蒋才决定将陈仪撤职。4月22日，行政院会议议决，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撤销，改设台湾省政府，陈仪引咎辞去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职务，以文职干部魏道明任台湾省政府主席。至于台湾警备司令人选，白崇禧先后向蒋介石推荐国防部史料局长吴石、参谋次长冷欣，但均未为蒋所采纳。后蒋任命彭孟缉升任台湾警备司令。

白崇禧最不满意的是柯远芬，在他给蒋介石的签呈中指责柯远芬“处事操切，滥用职权”，在事变中“举措尤多失当，且赋性刚愎，不知悛改”，要求将柯远芬撤职，以示惩戒，而平民愤。^[21]由于负责签呈的国民政府参军长商震为柯远芬巧言辩护，蒋最后批示：“先调回候审”^[22]，最后从轻发落了事。

白崇禧在签呈中，还对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马公要塞司令史文桂、嘉义空军地勤第29中队队长魏聚日、整编第21师独立团团长何军章分别提出表扬，要求对以上各员“分别奖励，以晤激劝”^[23]。白氏特别称赞彭孟缉“独断应变，制敌机先”^[24]。彭孟缉因此而升任台湾警备司令，从此飞黄腾达。20世纪50年代成为台湾当局的“参谋总长”。

白崇禧在台湾“宣慰”过程中一再宣称要“宽大”处理，这使得国民党政府对“二•二八”起义的镇压，罩上了一层温情的面纱。对白崇禧在参与处理“二•二八”起义中的表现，蒋介石表示满意，并提出让白崇禧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仍兼国防部长，以示酬庸。但遭到白的婉言谢绝，蒋才作罢。

注释

[1]《国民政府公报》第2771号，1947年3月12日。

[2]蒋永敬等编：《杨亮功先生年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版，第360页。

[3]《“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第2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编印，第155，185—189，230页。

[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政治（2），第164，659，32，32—33，892，743—744，744，745—746，747—748，748—750，752—753页。

[5]《“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第2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编印，第155，185—189，230页。

[6]《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下册，第895，860，860，860，475，848，848，909，457—458，567—568，568页。

[7]《“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第2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编印，第155，185—189，230页。

[8]蒋永敬等编：《杨亮功先生年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版，第373页。

[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政治（2），第164，659，32，32—33，892，743—744，744，745—746，747—748，748—750，752—753页。

[1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政治（2），第164，659，32，32—33，892，743—744，744，745—746，747—748，748—750，752—753页。

[11]《“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第2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编印，第155，185—189，230页。

[12]《“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第2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编印，第155，185—189，230页。

[1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政治（2），第164，659，32，32—33，892，743—744，744，745—746，747—748，748—750，752—753页。

[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政治（2），第164，659，32，32—33，892，743—744，744，745—746，747—748，748—750，752—753页。

[1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政治（2），第164，659，32，32—33，892，743—744，744，745—746，747—748，748—750，752—753页。

[16]《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下册，第895，860，860，860，475，848，848，909，457—458，567—568，568页。

[17]转引自陈三井：《白崇禧与“二•二八”事件》，台北《广西文献》第60期。

[18]转引自陈三井：《白崇禧与“二•二八”事件》，台北《广西文献》第60期。

[19]转引自陈三井：《白崇禧与“二•二八”事件》，台北《广西文献》第60期。

[20]《“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第2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编印，第155，185—189，230页。

[21]《“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第2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编印，第155，185—189，230页。

[22]《“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第2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编印，第155，185—189，230页。

[23]《“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第2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编印，第155，185—189，230页。

[24]《“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第2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编印，第155，185—189，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