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与刘邓对垒　鏖兵大别山

要跟刘伯承算账！

——白崇禧

桂系对我危害最深。

——邓小平

这回大军出山，可要跟蒋介石、白崇禧好好周旋一番了！

——刘伯承

解放军广播评论说：“华中举行秋季大演习，刘伯承将军担任总裁，白崇禧被牵着鼻子走！”我们看了，又羞又恼，想不承认又无法不承认，只好苦笑了——往日人们说他是“小诸葛”的白崇禧，今天变成了被牵着鼻子走的笨牛了！

——覃戈鸣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豫鲁冀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1]约12万余人，在鲁西南张秋镇至临濮集150公里的地段上，一举强渡黄河，挺进中原，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规定的：“举行全国性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2]从此揭开了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

1947年8月下旬，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区

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后，从7月1日至28日首先发起鲁西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5万余人。中共中央为了确保与扩大开始取得的战略主动权，决定改变原来依托冀鲁豫地区逐步向豫皖苏边区和鄂皖边区挺进的部署。7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等，要他们“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3]

刘邓根据中央的指示，从8月11日开始，率领大军向大别山挺进，于27日渡过淮河，胜利进入大别山北麓的潢川、固始地区，完成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刘邓将司令部设在豫皖两省交界的新县白雀园。

8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以中共中央中原局的名义向晋冀鲁豫野战军所属各部队发出了《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指示全文如下：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刘邓命令第3纵队的3个旅在皖西，第6纵队2个旅在鄂东，迅速抢占中心地区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开创根据地。第1、第2纵队，中原独立旅和第6纵队1个旅，共9个旅的兵力，在大别山北麓的商城、罗山地区，一面牵制敌人，掩护展开；一面就地铺开摊子，展开地方工作。将全区划分为豫东南、鄂皖、皖西、鄂东4个工作地区，组成共产党的工作委员会，分别从各纵队抽调干部和部队，结合随军南下的干部，开展地方工作。

注释

[1]即第1纵队（辖第1、第2、第3旅）、第2纵队（辖第4、第5、第6旅）、第3纵队（辖第7、第8、第9旅）、第6纵队（辖第16、第17、第18旅）。

[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226—227，147，344页。

[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226—227，147，344页。

[4]《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5，93—94，47，58，49页。

兼任九江指挥部主任

大别山，横跨鄂、豫、皖三省交界，呈西北向东南走向，海拔1000米左右，连绵数百公里，山区面积几十万平方公里。这一地区属中原腹地。中国有句成语叫“逐鹿中原”，自古以来，谁得中原，谁就可得天下。邓小平如此形容大别山的战略地位：“大家知道，中原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正当敌人的大门，其中大别山是大门边。我们反攻以后，它代替了敌人重点进攻的山东和陕北，是敌人兵力集中最多的战场。中原形势决定于两个山，一个是大别山，一个是伏牛山，敌人最关切的还是大别山，它比伏牛山更重要，中原要大定就要把大别山控制起来。大别山是一个战略上很好的前进的基地。它靠近长江，东面一直顶到南京、上海，西南直迫汉口，是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敌人时时刻刻受到我们过江的威胁。大别山，敌人必争，我也必争，这是艰苦斗争的过程。”^[1]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对于国民党统治区，特别是它的首都南京和经济金融中心上海的震动是非常强烈的。正如《观察》杂志记者形容的：“刘伯承以快速部队的姿态越过陇海线，以一夜二百里左右的速度，连下州县，直奔大别山区，并分部试渡长江，破坏津浦。鄂皖名城迭陷，京畿为之震动，浦口宣布戒严。这个时期京中空气之沉重，大约可以民（国）三十一（引者按：应为三十三）年日本陷桂林直趋贵阳时重庆所受的震动，情形相同。”^[2]

《观察》杂志的另一篇时事报道则说：“最麻烦的莫过于刘伯承的南窜大别山，陈赓的东渡黄河，进据豫西，和陈毅的突围打进津浦路、陇海路三角地带。在8、9月间，皖中名城迭陷，烽火几乎烧到江边。鄂东三黄全陷，九江、武穴的江面一度断航，武汉戒严了好多天。这时山东地域的大军还未回击，西南的军队又远水不救近火，连首都这个神经中枢，都动荡不宁起来！说来可笑，神经过敏的有产或有权阶级，近日来颇有‘台湾路线’之说，可想见自相惊扰的程度了。”^[3]

作为国民党军队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在很长时间里对解放军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毫无认识，他甚至持一种盲目乐观和自大的观点，他声称：“我早就预料‘国军’捣入他的老巢以后，他就一定要像黄蜂一样，到处乱窜。”“实际上，他现在既无根据地，也无目的地，只是窜到哪里就算哪里，已经完全陷入被动的地位了。”他甚至说解放军“已经临到了总崩溃的边缘。”^[4]直到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站稳脚跟以后，蒋介石才意识到事情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乐观，到这时，他才承认，刘邓占据大别山，“东可威胁京畿，西可威胁武汉，南可阻碍长江运输，在战略上对于政府是一个很大的顾虑”。^[5]

11月1日，蒋介石对军事进行的认真研究后，认为解放军的全盘战略是：“（一）建立大别山巢穴，以牵制我兵力，威胁我长江航行，并扰乱我后方政治经济。（二）牵制我进剿胶东。（三）阻碍我进兵华北与增援东北。（四）目前陈毅与陈赓股‘匪’之蠢动，当在掩护‘刘匪’，但其次一目的仍必归还黄河北岸，以控制华北平原与晋南老巢，并决不放弃其割据华北与东北之根本计划。”为此，蒋介石拟定了他的因应计划：“（一）进军华北，使陈毅股‘匪’不能不回顾其根据地。（二）彻底毁灭刘伯诚［承］股‘匪’以大别山作根据地之妄想，以肃清我后方大患。（三）增援榆林。”^[6]

为了安定国统区的人心，消除对南京、上海的威胁，蒋介石扬言要“乘此次匪军在大别山区立足未稳之际，造成一次大规模的歼灭战”^[7]。

当时，国民党军队在华东、中原战场的前线最高指挥官是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兼徐州指挥部总司令顾祝同，他于1947年3月初出任这一职务，统一指挥原徐州、郑州两个“绥靖”公署的部队，实际上承担了国民党半壁江山的一线指挥任务。

说起这个顾祝同，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

顾祝同（1893—1987），字墨三，江苏涟水人。他军事才干平庸，有“庸将”之称。但他对蒋介石极为忠诚，从没有不满的情绪。这与何应钦经常与蒋介石讨价还价、满腹牢骚截然不同，因而更加得到蒋介石的宠信。他一生封疆拜将，是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五虎上将”之一。抗战时期，他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并无突出战绩，但他做了一件轰动国际国内的大事，那就是奉蒋介石之命，于1942年春一手制造了“皖南事变”。叶挺被俘后，顾祝同企图劝降叶挺，叶挺指着顾祝同怒斥说：“整个民族的生机将要扼死在你们手中，你们是国家的叛徒，民族的奸徒，你们是多么卑鄙啊！”1946年5月，顾祝同出任陆军总司令。1946年9月，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因定陶战役失败，被蒋介石撤职。蒋介石派顾祝同接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指挥中原地区作战。1947年3月，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又因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连吃三个败仗，又被蒋介石撤了职。蒋又派顾祝同到徐州组建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统一指挥徐州、郑州两个“绥靖”公署的军队，蒋把顾当成救火队，但顾并没有什么高明的指挥水平，正如顾的对手、中共一代名将粟裕所指出的，薛岳用兵还比较大胆果断，相比之下，顾祝同则相差甚远。对于蒋介石弃薛岳重用陈诚、顾祝同等嫡系中的嫡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用陈诚、顾祝同、汤恩伯等更忠心的也是更无能的走狗当前线指挥，这种情形与希特勒撤换勃鲁齐区极相类似。这样显然无补于事，因为兵力仍旧毫无增加。……蒋介石采用撤换将领、进攻延安、黄河堵口等项办法，是穷凶极恶的办法，不但不能挽救危机，反而必然加速和加深危机。”^[8]蒋介石在江苏、山东集中了32个整编师85个旅，企图一举击溃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蒋介石在一个战区集中如此众多的兵力，虽然给陈毅、粟裕一时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陈、粟凭着高超的指挥艺术，很快破解了蒋介石、顾祝同的重兵围困战术。1947年4月，号称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在孟良崮全军覆灭。经此重创，顾祝同被迫调整作战方针，采用“并进不如重迭，分进不如合击，以三四个师重迭交互前进”的战术，但解放军刘邓大军、陈粟大军两支部队在中原华东战场紧密配合，很快又打破了顾祝同的战术。顾祝同苦心经营的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宣告破产。因为战争是蒋介石直接指挥的，顾祝同只是个听话的传令兵而已。论军事才能，顾祝同应属于平庸之辈，他之所以显赫，完全得利于他对蒋介石的忠诚。长期追随顾祝同的方暾说：“顾祝同最善于揣度蒋介石的心理，平时学着蒋介石那种装模作样的一套假面具，连钱大钧都说顾祝同有‘道学’，‘令人敬佩’。顾一生对蒋表示服从，调他的工作从不还价，所以在蒋家王朝中顾以‘服从心好’著称。连何应钦都说：‘顾墨三百依百从。’这是他始终得蒋信任，保持高位的主因。”鉴于蒋介石最忌军人搞小组织，拉帮结派，顾祝同一生既不抓部队，也不搞小派系。他平时常对部下训示说：“我们是军人，不必要参加结社，不要把自己搞复杂了，只要一心一意学打仗。”^[9]抗日战争时期，邓文仪建议顾祝同仿效陈诚组织“干城社”的做法，由顾领导组织一个小团体与陈诚对抗。邓为此事先与上饶的黄埔军校同学开过几次会，一切都已有安排，大家推邓文仪正式向顾去谈，以为顾会同意的。不料顾却对邓说：“陈诚搞小组织我很不同意，何部长也不同意，但是委员长很支持。不过我们自己不能搞，搞了委员长一定不会答应的，我一生的态度是委员长要我干一天就干一天，不要我干就不干。你们千万不要有这样糊涂的想法。你们如果这样搞，就是爱我反而害我了。”^[10]顾祝同不争权，却反而更能得到蒋介石的器重。尤其在解放战争中，顾祝同和陈诚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蒋介石也清楚，倚仗顾祝同这样平庸的将领去指挥国民党军队，同时与中共名将刘伯承、粟裕、陈赓等去对垒，是力不从心的。他在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后，也在琢磨着在中原地区另外成立指挥机构的问题，起初蒋考虑过在郑州设立国民政府主席行辕，“以应付‘共军’的两钳对三点一线”^[11]的战略。但要设立新的战区指挥机构，其人选大伤脑筋。其原因是，蒋介石的嫡系大将到了这个时候不是腐化，就是老化，能独当一面的大将已经不多。连顾祝同这样平庸的将领都挑起大梁，其人才缺乏可见一斑。

1947年11月3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大别山作战检讨会议。上午9时，会议在国防部会议室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国防部部长白崇禧，参谋次长林蔚、刘斐，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第三厅厅长罗泽闿、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第三厅二处处长曹远湘，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郭汝瑰等。会议开始，由蒋介石训话。大意说：“‘共军’刘伯承部自从强渡黄河，配合陈毅作战以来，屡遭我军重创，已逃逸大别山区，以图苟延残喘。为彻底剿灭刘伯承部‘共军’，阻止其负隅顽抗，死灰复燃，进剿大别山已刻不容缓。须知战机稍纵即逝，不能有半点迟疑。希望诸位，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作战计划，彻底肃清刘伯承部‘共军’，则全国军事即将进一步改观。”^[12]

蒋介石训话结束后，与会各将领报告作战经验。然后，大会分军令、军政两组进行讨论。参加军令组讨论的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郭汝瑰将他事先按照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意图所拟的计划作说明，提出以第7、第48、第28、第54师（由胶东海运），由夏威指挥分二路进入大别山，到达黄山附近后，再以4纵队（由第10、第85师组成）由麻城东进，协力攻击。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在鲁中、鲁西、胶东、黄泛区配合作战，以整编第11师扫荡黄泛区及沙河南岸；以阜阳、太和为中心，东可控制涡河、蒙城，西可控制三河尖；再以整编第5军配合整编第84师向鲁西攻击。这样，使鲁中、鲁西、胶东、黄泛区的陈毅部军队无法恢复战力，或妨碍我大别山作战。如此，我全局皆可主动。^[13]

军令组研究的结果，大体同意郭汝瑰拟定的计划，但对大别山“清剿”的统一指挥问题无法决定，只好暂定三案：第一，由驻徐州的陆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第二，由程潜任主任的国民政府主席武汉行辕指挥；第三，由大本营直接指挥。

郭汝瑰顾虑由国防部直接指挥或由武汉行辕指挥，都会过多分割陆军总司令部所指挥的兵力。所以，当晚蒋介石召宴时，郭汝瑰还特别提出，请蒋注意进攻大别山的同时，对鲁西及黄泛区共产党军队的动作，预为留意，以免被动，打破计划。

11月4日上午9时，军政、军令两组举行汇报，蒋介石在听了各单位的报告并看了《大别山区作战会议军政组讨论纪录》后，又作了演讲。对大别山区作战作出如下指示：健全各级司令部，并加强其工作；加强政治工作，注重民众组训；改进士兵生活，官长要与士兵同甘苦；政工人员应办理难民救济工作，为民众服务；大别山区公路应立即着手修筑；兵源补充应充分利用军官队的转业军官；地方戡乱动员委员会应由军队主持推动；改编湘鄂赣豫4省保安队为预备师，可迅速进行；要充分发挥国民党的优越条件，充分利用通讯工具，改进陆空联络等。蒋介石还根据解放军俘虏对国民党军的批评，提出要注意改进以下几点：（1）国民党军队对于阵地上伤亡不能救治掩埋，这是最不道德的行为。以后收容所和掩埋对的工作，应积极改进和加强。（2）国民党军队对优待俘虏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事实上并未完全做到。这一点各部队以后要严格管束部下，切实改正，才能鼓励“匪军”投诚，以瓦解“匪军”。（3）不能夜间动作，以致整个夜间全为“匪军”活动的天下。以后应注意训练各种夜间动作，尤应奖励各部队夜间作战，我们如有这种技能，则‘匪军’便无活动的余地了。（4）宣传不得法，不扼要，不能针对“匪”的心理，肤浅浮薄，不能动摇“匪军”的信心。蒋介石认为解放军的长处有4点，即宣传、组织、主动、保密。蒋介石要求他的该机将领必须注重研究，养成远大的眼光；激励精神，重视政治工作。^[14]

关于围攻大别山区解放军的行动计划，会议大体同意军令组拟订的方案，唯指挥机关问题出现了新变化。原来由大本营直接指挥的原定方案，第三厅厅长罗泽闿接受参谋次长刘斐的建议，在12月3日晚突然改成了由国防部长白崇禧在九江设指挥部直接指挥。这一“突然袭击”，出乎蒋介石的意料，搞得他措手不及。这天，蒋坐在会议桌顶端正中的一把椅子上，白崇禧就坐在他右手边。与会的高级幕僚们看到国防部方案的建议后，都感到有点意外。因为自发动反共内战以来，蒋介石一直不愿意白崇禧掌握兵权。国防部方案事先未得他同意而在会议上提出，必使他尴尬不堪。但同样出乎与会者意料的是，蒋介石看了方案后，并没有明显表示出不快的样子，而是从容地扭转身来问白：“健生兄，你看如何？”“看主席怎么决定吧。我服从命令！”白崇禧也满不在乎似地回答。^[15]

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兼任九江指挥部主任的大计就这样决定了下来。对此结果。参加会议的参谋次长方天事后对郭汝瑰说：“坏了！坏了！泽闿受刘为章（刘斐字）怂恿，把白（崇禧）抬出来，从此多事了。你为何不设法阻止呢？进攻大别山，正该集中兵力嘛！你们为何平分兵力呢？”^[16]

郭汝瑰回答：“进攻大别山确须统一指挥。按道理，进攻就应该集中兵力，像打篮球一样，球到自己方面来了，五个人一齐回来抢球，夺得球又五人一齐进攻，齐心协力，才能胜利。但是主席既不放心白部长，为何又不让顾总司令统一指挥呢？既让白部长指挥，为何又不把顾调开呢？这不明明让顾分白的兵权吗？对他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未弄清楚以前，我们小喽罗还是少说为佳！弄得不好碰一鼻子灰不合算。”^[17]

11月7日，蒋介石以代电的形式给白崇禧下达了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的命令。该命令称：“兹为彻底肃清大别山区‘匪军’：（一）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贵官坐镇九江，担任指挥。（二）九江指挥部所有作战地境、战斗序列及大别山区‘围剿’计划随电颁发如附件。（三）九江指挥部即按绥靖公署编制编组成立，（编制附颁），人员以向国防部有关单位调用为原则，并酌给津贴。”^[18]九江指挥部负责“彻底戡平津浦路以西、长江以北、平汉路以东、淮河以南大别山区‘匪乱’，巩固治安”。国防部拟订的作战指导原则是“在击破‘匪军’主力，尔后扶植政治基础，组织民众武力，与‘国军’协同，以肃清‘残匪’摧毁其他地下组织”。^[19]

11月13日，国民政府代电：“为彻底肃清大别山匪军，应即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白部长坐镇九江担任指挥，并将湖北、河南、安徽、江西、湖南等5省政府归其指导，以便军政之密切配合。”^[20]

一开始，白崇禧对于蒋介石要他去九江担任国防部九江指挥部主任并不是十分愿意的。据他的幕僚说，白崇禧收到蒋的手令一个礼拜没有任何反应，他的幕僚小心翼翼地问：“委员长来了一个作战命令，部长看过了没有？”“看过了！”白崇禧那一大一小的眼睛往下一沉，愤懑地说：“坐在九江就能镇了吗？”^[21]

原来，白崇禧一是嫌九江地盘太小，在白崇禧看来，九江这个地方太小，没有举足轻重之势，英雄无用武之地。二是怕蒋介石借机摘掉他的国防部长宝座。白崇禧虽然说是空头部长，但他坐在部长的位置上，就可以利用他的地位来支持维系桂系集团，支持李宗仁的北平行辕主任地位，支持广西、安徽两省的桂系政权，并支持桂系的武装力量不被分散瓦解。白崇禧担心他离开南京国防部之后，蒋介石迟早要把他的国防部长的职务免掉。解放军过江他阻挡不住，要追究责任；解放军不过江，大别山战事旷日持久，又一定让他在九江待下去。这都是白崇禧很伤脑筋的。

但是，白崇禧不去九江也有问题。因为桂系的军队，几乎全部都在大别山区。国防部部长办公室少将副主任赵援（四川人，政治上属桂系）对白崇禧的亲信覃戈鸣说：“部长不出去指挥大别山区的作战不行啦！我们的部队（指桂系的整编第7师、第48师、第46师等部队）全部都在大别山区。过去，整46师在莱芜被他们（指蒋介石、陈诚）送掉是惨痛的教训。现在他们在大别山区已经把他们指挥下的部队送掉了两三个整编师，我们的整7师和整48师被他们分割使用，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如果部长出去指挥，既可以照顾自己的部队，又可以寻找机会扩充部队和抓别的部队。”^[22]

覃戈鸣同意赵援的意见。因为如果桂系的整编7师和整编第48师再被解放军歼灭的话，桂系就失去枪杆子的支持，不仅白崇禧的国防部长保不住，而且李宗仁的北平行辕主任以及广西、安徽两省的桂系政权也就保不住了。但是，白崇禧出去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因此，光是“坐镇”是不行的，必须调集足够的兵力，才能有必胜的把握。白崇禧采纳了赵援、覃戈鸣等人的意见，并为争取调集大军归他指挥与蒋介石进行了一番讨价还价，蒋介石爽快地满足了他的要求。^[23]

白崇禧在决定出山的时候，心里早想好了自己的小九九：集中大军对大别山区解放军进行围攻，由东南往西北方向压迫；等到兵力大致集中后，自己才到九江去指挥，发起进攻；随着进攻的发展迅即飞往武汉，逐渐地把武汉行辕主任程潜的指挥权也抓了过来，并盘踞在武汉不走，造成举足轻重之势。这就是“小诸葛”的如意算盘。以后事态的发展正是按照他的如意算盘发展的。^[24]

11月13日至15日，蒋介石又召集豫、鄂、湘、赣、皖、苏6省主席到南京国防部召开为时3天的所谓“剿匪检讨会议”，由行政院院长张群主持。国防部的提案主张“将大巴山以东，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地区，划建15个绥靖区，以控制战场，堵“匪”流窜，并提高绥靖区司令官职权，统一指挥党政军民，以一事权”^[25]。会议决定：（1）各省内绥靖区之设置，得因实际情况划分之。（2）湘鄂赣边区及川陕鄂豫边区得增设绥靖区，交国防部斟酌办理。（3）绥靖区内各县军事、民政均受绥靖区司令官之统一指挥；绥靖区司令官受省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部司令之指挥监督，但在作战用兵上，则仍依战斗序列之规定，受其上级指挥官之指挥。（4）设立绥靖区的省份，原有的省政府行署及行政督察专员均撤销。（5）实行战时体制，各省恢复保安司令部之组织，统辖省境内一切保安团队，受国防部之指挥监督。^[26]

蒋介石对打败大别山区的刘邓大军似乎充满了信心，1947年11月10日他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上的演讲牛气十足，说明他对白崇禧此番出山寄予了很大期望，他称：“这次作战，非常重要，刘伯承的部队是我们的重要敌人，只要把这一股‘共军’消灭，其他便不足道，生死存亡，在此一举。”^[27]

为完成此一任务，蒋介石除以整编第63、第69师等部5个旅担任长江江防阻止刘邓大军南渡长江外，另以整编第5军之整编第5、第70、第75师在淮河以北地区钳制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以第5兵团在豫西钳制陈（赓）谢（富治）集团，作为战略上的配合。从豫皖苏和山东抽调整编第9、第11、第20、第25、第26、第28等6个整编师，加上原在大别山的整编第7、第10、第40、第48、第52、第56、第58、第85、第88师，共15个整编师以及青年军第202、第203师等的3个旅。除陆军外，还有驻武汉的国民党空军战斗机、轰炸机大队，长江上的海军舰艇部队等，统统交由白崇禧指挥，围攻大别山。^[28]

11月22日，白崇禧在南京编组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分设本部（办公室）、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处和总务、民事、军法、新闻等9个单位，正、副参谋长以下合计242人（包括新委任的41人）。^[29]其主要幕僚人员如下：

幕僚班子组成后，白崇禧在南京大悲巷1号官邸召开幕僚会议，作敌情判断和研究作战方针。参加会议的有徐祖诒、赵援、刘震清、唐坤、覃戈鸣、赖光大等10余人。关于进入大别山的刘邓大军的人数和战斗力的判断，国防部第二厅判断是6至7个纵队，总兵力5至7万人。白崇禧对这个结论不满意，他说：“他们（指蒋介石嫡系前线指挥官）常常乱报这里消灭了多少，那里消灭了多少，我照他们所报的数目计算，刘邓大军早就消灭光了，他们怎么还能够到大别山来把我们的部队1个整编师1个整编师地吃掉？”他叫幕僚重新估计，但他们也没有掌握确实的情报资料，只得像赌博一样地凭着“心灵”来加大估计的数字，最后估计刘邓大军总兵力7万至10万人。全部都是轻装的，弹药带的不多，大炮和车辆在通过黄泛区的时候都扔的扔、埋的埋了。进人大别山区后吃了国民党军队的几个部队，得到一些枪炮弹药器材补充，但打硬仗还是没有力量的。白崇禧的结论是：“1个整编师他能吃得掉，两个整编师在一起他就吃不下去。”

其次，是对刘邓大军企图的判断，有下列各种意见：（1）渡江南下，回到江西，威胁京沪，赤化江南；（2）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与陈毅所部互相策应，相机各个击破国民党军队的部队，威胁南京、武汉及长江中游和津浦、平汉两路南段的交通运输；（3）刘邓所部是用机动作战来配合陈毅所部在山东根据地的防守的，进入大别山主要的是以威胁武汉、南京和长江交通为手段，吸引国民党军队南调，以减轻国民党军队对陈毅所部的压力。经过讨论以后，所得出的结论是：刘邓的主力部队是企图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其一部有渡江南下进入江西的可能。白崇禧对上述判断，点头表示同意。根据上述判断，白崇禧确立的作战方针是：将大别山共产党军队由东南朝西北方向压迫于黄安、宣化店、白雀园、小界岭间地区，相机包围歼灭其主力或有力之一部，以解除南京、武汉所受的威胁，确保长江的交通运输并使共产党军队不能渡江。^[31]

在作战方针确立后的次日，蒋介石在南京黄埔路主席官邸召见了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的主要幕僚徐祖诒、赵援、唐坤、覃戈鸣、赖光大等5人，由徐祖诒报告九江指挥部人员编组及作战指导方针等情况，蒋介石坐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听。徐祖诒报告完毕后，蒋介石突然睁开眼睛，咬牙切齿地吼叫道：“要包围歼灭！要包围歼灭！”就这样结束了召见。^[32]

11月23日上午10时，徐祖贻参谋长率领指挥部幕僚人员分乘“永绥”、“永益”军舰离开南京，24日下午3时抵达九江。白崇禧则率领7名高级随员从南京先飞往蚌埠、合肥、信阳、汉口等地视察部队，指示机宜。特别是桂系的部队几乎都在皖西，都要投入大别山区作赌注，这与桂系的命运关系极大，白崇禧不敢掉以轻心，他特意飞到合肥召集桂系部队团长以上干部开了一次会议，为他们打气。在会议上，桂系军官都表示对刘邓大军作战有经验有把握，有人说：“刘邓大军一遇到广西的部队就叫喊说：‘猴子兵，不打，不打！’就逃跑了。”还有人说：“桂系1个旅包打刘邓大军1个纵队。”整编第48师团长李祖霖甚至吹嘘说：“我1个团可以打他1个纵队。”安徽省主席李品仙说：“刘伯承最怕李本一（整编第7师副师长），交李本一去对付他。”白崇禧听了这些吹牛皮的大话虽然很高兴，但他没有忘记刘邓大军南下以来连续吃掉国民党中央军几个整编旅的事实，告诫他的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部下们：“不能轻敌，分散兵力、孤军冒进是不可以的。只要两个整编师靠拢在一起，相救如左右手，对刘邓的主力采取攻势，也不怕他。如果1个团1个营孤立，必须构筑坚固的据点工事以凭固守。”^[33]

11月27日，白崇禧从合肥飞抵九江，行使指挥权。逐鹿中原的战争开始了。

注释

[1]《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5，93—94，47，58，49页。

[2]公羽：《中原战局与最近情形》，《观察》第3卷第24期，1948年2月7日。

[3]特约记者：《政治年度总结账》，《观察》第3卷第16期，1947年12月13日。

[4]台北版《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66—276，317，316，324—332，360，361—362，364，364，372—373，483页。

[5]台北版《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66—276，317，316，324—332，360，361—362，364，364，372—373，483页。

[6]转引自朱宗震、陶文钊：《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6卷，第112页。

[7]台北版《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66—276，317，316，324—332，360，361—362，364，364，372—373，483页。

[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744页。

[9]方暾：《我所认识的顾祝同》，《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

[10]方暾：《我所认识的顾祝同》，《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

[11]记者：《“国军”全盘战略》，《观察》第3卷第13期，1947年11月22日。

[12]《郭汝瑰回忆录》，第278，279，278—279，280，280页。

[13]《郭汝瑰回忆录》，第278，279，278—279，280，280页。

[14]台北版《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66—276，317，316，324—332，360，361—362，364，364，372—373，483页。

[15]《郭汝瑰回忆录》，第278，279，278—279，280，280页。

[16]《郭汝瑰回忆录》，第278，279，278—279，280，280页。

[17]《郭汝瑰回忆录》，第278，279，278—279，280，280页。

[1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军事（二），第689，689—690，589，589，589—592，690，690，609，666—668，662，665，657—658页。

[1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军事（二），第689，689—690，589，589，589—592，690，690，609，666—668，662，665，657—658页。

[2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军事（二），第689，689—690，589，589，589—592，690，690，609，666—668，662，665，657—658页。

[21]覃戈鸣：《白崇禧围攻大别山战役概述》，《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565，566，566，566，567，565—566，569，569—570，582，583页。

[22]覃戈鸣：《白崇禧围攻大别山战役概述》，《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565，566，566，566，567，565—566，569，569—570，582，583页。

[23]覃戈鸣：《白崇禧围攻大别山战役概述》，《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565，566，566，566，567，565—566，569，569—570，582，583页。

[24]覃戈鸣：《白崇禧围攻大别山战役概述》，《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565，566，566，566，567，565—566，569，569—570，582，583页。

[2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军事（二），第689，689—690，589，589，589—592，690，690，609，666—668，662，665，657—658页。

[2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军事（二），第689，689—690，589，589，589—592，690，690，609，666—668，662，665，657—658页。

[27]《新桂系纪实》下集，第46页。

[28]《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84—185页。关于划归九江指挥部指挥的部队番号有不同的说法。《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6卷认为蒋介石拨交九江指挥部指挥的部队，计有第3兵团（辖整编第7、第48师），第八绥区（辖整编第46师），第五绥区（辖整编第58师），新编第5、第10纵队，交警4总队；原在中原战场的整编第10、第11、第28、第85、第52师（欠第82旅）、整编第21师第145旅，并从山东战场抽调整编第9、第25师；从郑州调整编第20师。总兵力25万人。朱宗震、陶文钊：《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6卷，第113—114页。另外，邹彬、刘文潮、熊介生等撰写的《九江指挥所指挥进攻大别山各战役》一文所列的战斗序列，与上书所说又大不相同。见《新桂系纪实》下集，第47—48页。

[2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军事（二），第689，689—690，589，589，589—592，690，690，609，666—668，662，665，657—658页。

[30]覃戈鸣：《白崇禧围攻大别山战役概述》，《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565，566，566，566，567，565—566，569，569—570，582，583页。

[31]覃戈鸣：《白崇禧围攻大别山战役概述》，《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565，566，566，566，567，565—566，569，569—570，582，583页。

[32]覃戈鸣：《白崇禧围攻大别山战役概述》，《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565，566，566，566，567，565—566，569，569—570，582，583页。

[33]覃戈鸣：《白崇禧围攻大别山战役概述》，《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565，566，566，566，567，565—566，569，569—570，582，583页。

“要跟刘伯承算账”

白崇禧拟订的进攻大别山的方针是：“本部为彻底围歼窜据大别山之刘匪，并摧毁其建立之地方组织，即依现有态势，各以有力部队，分由豫、皖、鄂向大别山区‘清剿’，一举规复东部核心地带，将匪主力击散。然后分区围歼之。”^[1]

白崇禧对大别山的围攻，采取军事围攻和政治欺骗利诱相结合、围攻和“清剿”相结合的总体战。其办法是：一方面采取分进合击，以整编第85师自黄陂向北，整编第28、第9师自广济经浠水向北，整编第7师自太湖向罗田，整编第25师自潜山向岳西，从南向北对刘邓大军实行压缩；以整编第48、第58师进到商城地区，整编第11师在光山，整编第10师及第56师1个旅在罗山，整编第20、第52师各1个旅在信阳以南地区对刘邓大军实施堵击，待刘邓大军主力向北时，则全力围攻。另一方面，又利用当地地主恶霸特务，恢复和加强其乡保武装、保甲统治，发展谍报网，建立碉堡网等，以配合正规军进行“清剿”，企图彻底摧毁大别山根据地。

11月27日，白崇禧在安徽九江向各部下达了作战命令，扬言这次“要跟刘伯承算账”^[2]。

针对白崇禧以绝对优势的强大兵力围攻刘邓大军，中共中央极为重视，毛泽东指示刘邓：“大别山根据地的确立和巩固，是中原根据地能否最后确立和巩固的关键，足以影响整个战局的发展。因此，南线三军必须内外线紧密配合。由大别山的刘邓野战军主力坚持现地斗争，由华东野战军和陈谢兵团向平汉、陇海线展开大规模的破击作战，寻机歼敌，调动和分散围攻大别山的敌人，直到彻底粉碎敌人的围攻为止。”^[3]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晋冀鲁豫根据地及时增调了第10、第12两个纵队到大别山来，还派第11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护送来一批新战士和伤愈病痊归队的指战员，带来了大批弹药、药品和银元。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李先念率领第12纵队、王宏坤率领第10纵队先后于11月27日、31日到达大别山。

根据敌情，刘邓决定采取内线和外线配合的作战方针，迅速实施战略再展开，在大别山立足生根。12月上旬，王宏坤和张才千分别率领第10、第12纵队西越平汉路，分别向桐柏、江汉两地区展开。刘伯承和张际春率领野战军司令部后方指挥部、中原局和第1纵队北渡淮河，向淮西一线展开，12月10日晚由礼山县东北向潢川西北转移；邓小平和李先念、李达率领野战军前方指挥部和第2、第3、第6纵队留在大别山坚持内线作战。

刘、邓分兵后，白崇禧一时摸不清虚实，连忙采取“追堵和围剿”并举的方针。一方面急调整编第12、第10、第56、第52等4个整编师围追堵截王宏坤部；派整编第11、第85等师向淮河追击刘伯承部；同时，指挥大军对大别山腹心地区进行“扫荡”战，企图一举消灭驻大别山的部队。

邓小平、李先念和李达带着几百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3个纵队，采取避战方针，一切为了站稳脚跟。邓小平后来回忆说：

大别山战略机动范围不大，容不下更多的部队，特别是我们习惯于在平原地区搞大开大合的作战，到这里感到很拘束。所以，把部队分开建立军区、军分区以后，主力就逐步向北面转移。中间还有些插曲，就是部队的同志着急，总想打个把歼灭战。我们开了个会，我讲的话，提出要避战。因为那时打不得败仗，一败就不可收拾。后来刘邓分开了。伯承率领1纵和野战军的司令部、直属队到淮河以北，指挥全局。南下大别山的两个后续部队王宏坤、张才千的10纵和12纵，也不在大别山，向桐柏、江汉两区展开。就是我1个，先念1个，李达1个，带着几百人不到1000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那时6纵担负的任务最多，在大别山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这样搞了两个月，我们向中央军委、毛主席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主力撤回北面，准备大的战斗，大的战斗还是到北面去打。大别山斗争的胜利，主要是对几个问题的判断比较准确，处置也比较正确，我们伤亡不算很大，费的劲也不算很大，但是完成了战略任务，种种艰难都克服了，站稳了脚，把战线从黄河延伸到长江。^[4]

当白崇禧指挥的大军合围时，邓小平等即指挥部队分数路作离心撤退。因为国民党军“不能夜间动作，以致整个夜间全为匪军活动的天下”。所以，白崇禧不得不承认：“双方机动兵力对比，我质量上虽占优势，但地区广大，山地复杂，‘匪’性狡狯，多方避战，每于我包围态势将形成之时，分股离心退却，并留置一部于山地内窜扰我军，欲于短少时间内聚而歼之，当不可能。故应乘其分散而追剿之，勿使重新合股，则匪愈分愈散，我再以多数突击部队进剿，而逐次消灭之，则成效可期也。”^[5]

为了配合刘邓大军坚持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华东野战军和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富治）集团发起平汉和陇海铁路破击作战，歼灭国民党军45000余人，解放城镇50余处，使国民党军在中原地区的交通运输线遭到严重破坏，国民党统帅部不得不从围攻大别山的军队中先后调走13旅，从而有力地支援了大别山区的反‘围剿’斗争。

12月20日，中央军委又发出了华东野战军和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富治）集团“长期配合刘邓行动的”的指示，要求两支部队“长期配合刘邓行动，直至粉碎敌人对大别山之进攻为止”。^[6]

1947年12月4日，白崇禧按照预先确立的抢占武汉这个大都会的计划，以战场重心西移，必须到武汉去指挥才能捕捉战机为由，带领他的副参谋长赵援、第三处代处长覃戈鸣、随从秘书杨爱琼、无线电报话班及几个警卫人员从九江进驻汉口三元里，设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的前进指挥所。15日，九江指挥部大部分人员进驻汉口办公，九江指挥部则由徐祖贻参谋长坐镇指挥。

当时汉口是国民政府主席武汉行辕主任程潜的驻地。白崇禧是国防部长，又握有重兵，他的到来，无形中剥夺了程潜这个行辕主任的指挥权。程潜虽然不满，可也无可奈何。后来，他干脆叫自己行辕的参谋人员参加白崇禧主持的国防部九江指挥部前进指挥所的作战会议，听白的指示，自己落得不闻不问。这样，白崇禧很顺利地把武汉行辕的作战指挥权抓了过来。

12月29日，蒋介石飞往汉口，召集白崇禧、程潜、陶峙岳、康泽、张轸、郭忏、何成濬及鄂湘赣三省主席万耀煌、王东原、王陵基等人开军事会议，检讨大别山第一期作战，决定第二期作战计划。

29日，蒋在会上作了《“清剿”大别山区匪军之方针》的报告。蒋介石在报告中首先吹嘘说：“现在关内匪军的主力，可以说已被‘国军’整个的打破了。大家都知道，关内主要的‘匪军’，只有两股，一股是陈毅，一股是刘伯承，现在这两股‘匪军’的战斗力已经大不如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以说现在黄河以南的‘匪军’，真正已到穷途末路，快要整个崩溃了。”“现在刘伯承匪部在大别山只留了3个纵队，其他几个纵队，虽已窜逃在我们包围圈外，而其第10纵队窜到柳林附近，遭受‘国军’歼灭性的打击，伤亡殆尽。我们此次‘围剿’的计划，可以说已获初步的成功。在这里，我特别要嘉奖一个作战有功的部队，值得大家效法的，就是第20师。第20师自从8月中守卫滕县到此次柳林歼灭匪军第10纵队，证明其能攻能守。他们之所以能获得这样优良的战果，乃是因为第20师师长杨干才，一方面能忠实的服从命令，达成任务。”^[7]

蒋接着抛出了他的反共秘方：“今后大别山区‘剿匪’的计划，据我近来研究的结果，认为有一个方法绝对可以打破‘匪军’占‘面’的阴谋。这个方法就是古人所谓‘筑寨并村’的方法。即就地理形势，选择重要地区，将其中已有的一个村落，加以扩大，并构筑防御工事，然后将其附近10里或20里的村落并入，而形成中心寨，其他的村落，并不必拆毁，而且‘匪军’不来时，人民仍可在原有的村庄居住。不过要将粮食物资集中于中心寨，加以严格的管理。一旦‘匪军’窜入，则附近村落的人民，必须进入中心寨，共同防御。这就是‘并村筑寨’的大意。不过现在有许多人反对中心寨的方法，以为物力人力集中之后，一旦被‘匪军’攻破，则反以资敌，殊不知此种情形，在没有‘国军’而被‘匪军’流窜的地区，固将发生，但大别山区则到处皆有‘国军’，任何一个村落遭受‘匪军’攻击，只要能坚守一天或两天，则‘国军’立即可往应援，而‘匪军’就只有溃逃了。须知‘匪军’占面的目的，即在于裹胁人民，抢掠粮食物资。我们现在要打破他这个阴谋，唯一办法，就是‘并村筑寨’，将人力物力集中起来，加以守卫，同时配置适当数量的‘国军’，随时兜剿。如此，‘匪军’停留则遭‘国军’的追击，流窜则无所劫掠，久而久之，就只有归于消灭。”^[8]

蒋介石声称，为了实行“并村筑寨”，必须注重培养地方自卫武力，并且地方武装要以正式国民党军队的面目出现。蒋介石还提出了围攻大别山区解放军的四点战术：

第一，伪装佯动。

第二，防间保密。

第三，“追剿”不如“堵剿”。他说：“在‘匪军’流窜之际，用‘追剿’的方法不如‘堵剿’。因为‘匪军’轻装便捷，且能夜间行动，我们绝对追他不上，但我们高级指挥官如能注意战略指挥，在作战中能预料‘匪军’逃窜的道路，而且用种种方法来诱致‘匪军’，在其必经之道10里或20里以外，预先埋伏，则‘匪军’窜过时，一定要受到致命的打击。所以在目前‘匪军’四处流窜的时期，伏兵战特别重要。只要大家布置得法，一定能得到很大的战果。”^[9]

第四，“积小胜为大胜”。他说：“刚才第7师钟师长所讲‘积小胜为大胜’的道理，在目前‘清剿’区域仍不失为作战原则。现在‘匪军’到处避战，我们一次捕捉‘匪军’1个纵队以上的主力，而加以歼灭，乃是不可能的事。唯一的办法是吃‘匪军’的小股，见一股吃一股。如此累积起来，也可以积少成多，消减‘匪军’的力量。”^[10]

蒋介石的讲话虽然有吹嘘打气的成分，但他所提出的办法却是毒辣无比。他的这一套办法用到实战上去，将使刘邓大军遭受更大的困难。

汉口军事会议后，白崇禧根据蒋介石提出的“反共秘方”，集中6个整编师的优势兵力继续“清剿”留在大别山区的刘邓大军3个纵队。

白崇禧的部署是：以整编第7师主力位于英山，以一部位于罗田。整编第28师位于麻城南，以一部向东协同整编第7师，一部继续“扫荡”麻城北。整编第48师集结麻阜、流坡疃线，以地方团队位于立煌。整编第58师位于商城。整编第46师位于六安附近。整编第25师位于舒桐地区，向西“扫荡”。整编第11师1个旅，协同整编第10师北援，师部及1个旅位于潢川，另1个旅似在沙窝、商城地区。

鉴于白崇禧的这种部署，解放军一时尚难寻机打援，仍采取主动分遣、攻敌弱点，打小歼灭仗，钻空子深入土改的方针。解放军行动要旨是：（1）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向外。主要应在外线拉敌。（2）以小对大，以大对小。分派小部队游击疲敌，大部队远离敌主力。（3）不打消耗仗。（4）积极找敌弱点，在进退时都取进攻态势。（5）应组织对敌有力的伏击。（6）应酌情况埋藏笨重东西，使运动轻便。（7）极端注意休息及巩固部队，避免不应有的减员。（8）有计划地协同地方工作。^[11]

安徽自1938年1月26日李宗仁出任省主席以来，就成为桂系军阀集团除广西外的第二个重要基地。这次刘邓进入大别山，进入了桂系势力范围，必然引起桂系的极端仇恨。这次，白崇禧九江指挥部指挥的整编第7、第46、第48师（每个整编师约23000人）约7万人的部队是桂系部队。桂系部队在“围剿”大别山时，比蒋系中央军表现得更加野蛮和残暴。白崇禧在进攻大别山区根据地时，采用了日寇冈村宁次惯用而为蒋介石的美军事顾问团所欣赏的“三网政策”（即谍报网、公路网、碉堡网）和“三光政策”（即杀光、烧光、抢光），到处制造无人区，利用封建地主阶级武装猖狂破坏，到处抓丁、抢粮，捕杀我地方干部，企图彻底摧毁根据地生存的条件。^[12]

1948年1月间，国防部第三厅第一处（作战计划处）少将处长陈达，由南京携带参谋本部拟定的“清剿”大别山的计划来到汉口，要国防部汉口指挥所付诸实施。这个计划有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棋盘连环战法”，第二部分是“并村筑寨办法”。计划书交到白崇禧的第三处代处长覃戈鸣的手上，陈达告诉覃戈鸣：“这是委员长的方案，必须遵照实施。”覃戈鸣认为“棋盘连环战法”不符合战术原则，“并村筑寨办法”行不通。理由是：（1）按照蒋介石的“棋盘连环战法”，是把大别山区划分为几个互相连环、部分重叠的“清剿”区，每区派定1个整编师担任“清剿”，各师作战地域连环交错，一个重要的地方由两三个师共同负责，责任不专，“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有水吃”，如果联络不好，还会自己打自己。（2）并村筑寨办法把居民由许多小村并到一个大村里去住，住的地方问题不大，吃的可就大成问题。农民居住的小村，村旁就是他们的田地，离开了田地，到大村大寨里去吃什么？把现有的粮食运到大村大寨去吃，坐吃山空，吃光了怎么办？而且，大村大寨如果没有国民党军队驻守，单靠地主武装据守，解放军围攻是守不住的，势必一个一个地被吃掉。大村大寨里的粮食、武器就会落入解放军之手。覃戈鸣不好当面说蒋的方案不行，只是委婉地答复陈达：“那我报告部长（白崇禧）看怎样办吧。”白崇禧同意覃戈鸣的意见，说：“只是一个计划吧！”言外之意就是“不要理睬它”，仍然照自己拟订的计划实施。^[13]

1948年1月以后，白崇禧指挥第3兵团司令部盘踞在鄂东宋埠，指挥整7师、整28师等部队采用“三网政策”和“三光政策”，对麻城、浠水、黄冈、黄陂、黄安地区实行盘踞堡垒据点的“驻剿”与机动“扫荡”相配合的战术，连续不断地“清剿”、“搜剿”、“追剿”。在这个过程中，恢复并依托其法西斯保甲统治之基础，强化谍报网（电台、电线）、公路网（快速部队）、碉堡网或游击网，利用伪装，夜间实行合击、追击、截击、堵击，破坏土改，重建地方蒋军。白崇禧国民党还专门派出大批军队伪装成解放军的小股部队，专打解放军的埋伏。

在敌我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解放军部队进行了英勇的反“清剿”战斗，到处袭击和围攻国民党军向外扩张的小据点。但由于国民党军的据点有堡垒工事，解放军武装没有大炮（因为要轻装游击，山炮也埋藏了），短时间攻打不下，而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可以利用汽车转运，几小时就可以到达。解放军部队在国民党援军到达前必须撤围转移，国民党军利用预先布置的情报网，侦察出解放军部队转移的方向，即行昼夜穷追。在残酷的反“清剿”斗争中，刘邓部队风餐露宿，野战军常到边沿寻食，数日不得一饱，半月不见油盐，而且得不到休息，部队减员严重。解放军指战员及乡村干部先后被俘、被捕的有400多人，被押解到武昌“和平爱国团”接受毒化教育和迫害。^[14]

邓小平在1948年1月15日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我大别山全区，11月份地方工作开展较快。12月份完全处在反对敌进攻状况下，加以地主武装乘势活跃，有些地区受到摧毁，特别我新建的后方区域受害较大，桂系对我危害最深。”^[15]留在大别山区的几个纵队受到很大削弱。邓小平后来回忆说：“经过大别山斗争，二野受到削弱。只有秦基伟的九纵，你们那一坨，保持兴盛的旺气。主体4个纵队就削弱了，更新也困难啊！有3个纵队每个纵队仅两个旅，只有1个纵队是3个旅，就这样迎接淮海战役。”^[16]

进入1948年1月后，大别山的斗争进入了极端艰难的阶段。正如1948年1月26日刘伯承、邓小平、李先念等联名给中央军委及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报中说的：“我们目前情况是，部队极不充实，弹药亦渐感困难。今日按原战役计划，先以纵队为单位集结，敌即部署全力寻我作战，致又被迫分散。而在分散时，敌则以师为单位，寻我分散之旅作战，使我无法休息。两个月来，减员不少，长此下去，士气将受很大影响，战斗力更加削弱，极端被动。而我们不能集结作战，使三大野战军陷入跛足状态，尤属不利。”^[17]

严峻的形势，迫使刘伯承、邓小平等考虑将主力转出大别山，作宽大的机动作战。2月9日，邓小平电告中央军委：“我野战部队在大别山内，一时很难打到好仗，辗转消耗亦不合算，集中作宽大机动，并利于粟（裕）的机动，实属必要。主力兵团不宜抽得过早，应对粟（裕）的机动予以配合，故须留在大别山再打1个月圈子。我们指挥所，则拟相机移驻与野后会合，部署作战。”^[18]

对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区的作战行动，毛泽东曾预先估计了三种前途：一是付了代价，到了长江以后，站不住脚；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在内围打转转；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刘邓大军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争取了最好的前途，在大别山区“站稳了脚，把战线从黄河延伸到长江”^[19]。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决定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调出大别山，进至淮北和豫西整训。1948年2月24日，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前方指挥部北渡淮河，进到河南省临泉县韦寨，与刘伯承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方指挥部会合。刘邓会合后，邓小平关切地问起年长的刘伯承的健康状况，刘伯承幽默地说：“没啥子事。这回大军出山，可要跟蒋介石、白崇禧好好周旋一番了。”^[20]

注释

[1]《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5册，第343—344页。

[2]《过九江看华中》，1947年12月8日上海《中央日报》。

[3]《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423，57，341，443，444页。

[4]邓小平：《对二野历史的回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0—341页。

[5]《国防部九江指挥部三十六年工作报告书》，《中国近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20册。

[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226—227，147，344页。

[7]台北版《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66—276，317，316，324—332，360，361—362，364，364，372—373，483页。

[8]台北版《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66—276，317，316，324—332，360，361—362，364，364，372—373，483页。

[9]台北版《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66—276，317，316，324—332，360，361—362，364，364，372—373，483页。

[10]台北版《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66—276，317，316，324—332，360，361—362，364，364，372—373，483页。

[11]《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5，93—94，47，58，49页。

[12]《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423，57，341，443，444页。

[13]覃戈鸣：《白崇禧围攻大别山战役概述》，《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565，566，566，566，567，565—566，569，569—570，582，583页。

[14]覃戈鸣：《白崇禧围攻大别山战役概述》，《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565，566，566，566，567，565—566，569，569—570，582，583页。

[15]《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5，93—94，47，58，49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1页。

[17]《邓小平据说年文集》第2卷，第48—49页。

[18]《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5，93—94，47，58，49页。

[19]《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423，57，341，443，444页。

[20]《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427页。

鼓吹“总体战”

“总体战”概念首先是德国军事家鲁登道夫提出来的。1935年，他出版了《总体战》一书，阐述总体战的理论。鲁氏在书中指出，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平时就应该服从战争准备的需要，在战争中可采取一切极端野蛮的手段。这一理论是德国法西斯军事学说的重要基础之一。白崇禧对鲁登道夫的总体战学说极欣赏。在抗战期间，白崇禧写了《全面战争与全面战术》一书。鼓吹总体战理论。但当时并未引起蒋介石的重视。

白崇禧在指挥大军“围剿”刘邓部队时，深感单凭军事力量不可能战胜中共军队，而必须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配合才行。他指出：“中共采取‘三求战术’，即求食、求兵、求战。中共军队有理论，有组织，有国际背景，有战斗经验”，因此，“单靠‘国军’去‘剿’是不成的，单靠军事也不可以，必须把地方自卫力量组织起来，必须把民众真正动员起来，必须政治、经济、文化都能配合起来才行。”1947年秋，白崇禧回南京，主持国防部作战会议，命令第三厅针对“‘共军’流窜”的特点，研究“总体战”作战方案。

第三厅奉命后即在厅内召开会议讨论“总体战”方案。他们认为：共产党军队以强大部队，渡河南犯，深入国民党军队防线内，不能携带行军作战全期所需粮食，只能在所到之处，临时征集；且深入以后，对国民党军队情况的发展、变化等情报，也只能从当地群众中搜集。据此得出结论是：共产党军队是运用社会全部人力物力，支持作战行动。国民党军队仅凭军队对抗，是不能与之相比的，所以国民党军队必须控制社会的全部人力物力，来保证守势作战的顺利进行。白还指示起草人员：“人力的控制，用移民办法太困难，可就我们‘三自三寓’政策精神和保甲制度一起参酌研究，拟出就地控制的办法。”根据白崇禧的指示，国防部第三厅拟出“‘绥靖’作战方案”初稿。

1948年2月，行政院召开会议，讨论总体战方案。白崇禧在会上就“总体战”方案精神作了发言。会议最后一天，白崇禧又作了总结性发言。他说：“总体战方案，在军事方面，是要以‘国军’主力进行机动作战，以一部分兵力扼要固守，来对付共产党军队的窜扰。这就要求政治方面，加强基层组织，能对付敌军裹胁。在经济方面军，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无从掠夺。这样密切配合起来，就可以打击‘共军’的求兵、求食、求战的‘三求政策’了。”^[1]

1948年3月17日至21日，国防部在南京召开华中“绥靖”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防部长白崇禧，次长秦德纯、郑介民、刘士毅；代参谋总长林蔚，次长刘斐、方天；陆军副总司令汤恩伯，海军代总司令桂永清，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联勤总司令郭忏以及国防部各厅局长，苏、浙、皖、赣、豫、鄂、湘六省主席王懋功、沈鸿烈、李品仙、王陵基、刘茂恩、万耀煌、王东原；第三、第四、第五、第八、第九、第十一、第十六、“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刘汝明、张轸、夏威、李觉、丁治盘、霍揆彰；以及南京政府党政负责人陈立夫、李惟果、张厉生、谷正纲、李敬斋等，共计50余人。由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任大会秘书长。

蒋介石亲自主持17日上午的会议，并致开幕词。蒋介石指出：“我们在‘绥靖’区内，政治、经济、不能配合军事，其原因：一是因为受了中央或地方的法令规章的牵制；二是因为地方上各种力量，不仅不能协同一致，反而互相摩擦，互相牵制，以致力量分散，为挽救上述两个缺点，我们此次加定一套新的法令，授权‘绥靖’区司令官，统一指挥当地党政军，俾能发挥政治经济军事三个方面的力量，对‘共匪’实施总体战。”“蒋并指示，总体战”先由省以下的绥靖区先行实施，以军事命令达成预定的计划”。“至于省的一级将来拟增设‘绥靖’公署，省政府主席对‘绥靖’区司令官可以‘绥靖’公署主任地位，指挥监督他们。”

蒋致词后，即由代理参谋总长林蔚报告国防部拟定的华中总体战方案。随后，会议分军事、政治、经济三组就该方案进行审查，会议最后通过了华中总体战方案。

华中总体战方案的三大原则是：军事方面“以机动对窜扰”，政治方面“以组织对裹胁”，经济方面“以封锁对劫掠”。关于政治力量的发挥，是提高省主席，专员县长的责权，同时实行“绥靖”区党政军的一元化；关于社会力量的发挥，是强化地方组织，组训地方团队，以“自清、自剿、自卫、自富”的“四自政策”来打击中共的“求衣、求食、求兵”的“三求战术”。同时厉行“剿匪”战士授田条例及“绥靖”区地处理办法，以打击“共匪”以“分散参军”对民众的“裹胁手段”。条例原则规定每一兵员可授田五亩左右。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致分为三点：（1）“绥靖”区中小富农之土地，本由佃农耕种者，应由土地所有人收回自耕；（2）“绥靖”区自耕之土地，仍应保留其所有权；（3）业已为“共匪”所分配予农民之土地，仍应由其继续耕种，唯须以每年所得租金，分15年缴交政府，以做为所得土地应缴价款之本息，另由政府发行土地价券，予原地主收执，于15年内兑现。

所谓“四自政策”，“自清”就是发动自卫队及驻军保甲，实行乡镇户口总清算，并随时突击抽查，以切实防杜“奸宄”，廓清闾里；“自剿”就是做到有民皆兵，人不离枪、枪不离手，随时痛剿；“自卫”就是以卫身、卫家、卫乡号召民众，无分男女、无分老幼，全体动员随时防“匪”，绝不使之入境；“自富”就是寓兵于农，寓农于兵，不误农业，竭力耕耘，增加农产，以裕粮糯，促进建设，解决民生，自筹全理财源，减少中央负担。

白崇禧所策划的这个总体战方案，曾被吹嘘为“消灭‘共匪’的唯一对策”。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在总体战方案通过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总体战如果能早日实施，华中战场局势必然迅速改变……这种新措施将使‘国军’有更多胜利机会，将缩短戡乱时间。”

1948年4月，白崇禧以国防部长名义发布了实施“总体战”的命令，并在华中地区首先推行，妄图藉此来挽救国民党失败的命运，但历史已经证明，这终究只是徒劳而已。

注释

[1]《新桂系纪实》下集，第42页。

助李宗仁竞选的功臣

抗战胜利后，李宗仁于1945年9月1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1946年10月1日改称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管辖两个战区（第十一、第十二战区）和五省（河北、山东、察哈尔、绥远、热河）、三特别市（北平、天津、青岛），在名义上，辖区内一切党、政、军机关均由行营（辕）主任指挥，是华北军政最高长官。但实际上，由于蒋介石玩弄了釜底抽薪的把戏，李宗仁没有军政实权，位高而权轻。李宗仁形容自己“任行营（行辕）主任三年，实在是吊在空中，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呢！”^[1]

李宗仁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他静极思动。鉴于蒋介石不让他指挥军事，便干脆报以消极，军事上不多过问，而另谋在政治上有所发展。北平是中国古都，人文荟萃。李宗仁在北平与文化、教育界名流揖让往还，礼贤下士，相处甚为融洽。李宗仁还利用行营（辕）主任的权力，采取了一些象征性的开明措施，因而益发赢得了北平各界的好评。因此，李宗仁虽然脱离了军政实权，政治声望却骤然上升。

我们看著名的《观察》杂志记者在1948年副总统选举结束后发表的一段评论就可以知道其中的大概：

李宗仁主持北平行辕（营）两年多，他的温厚和平，平易近人，给一般人的印象还不错。表面上他困守赢台，无所事事，但就在这种无所事事之中，却散布着一些温暖。尤其在学潮处理方面，没有闹过甚大的惨案，他的疏导政策，虽然不曾收到积极的实效，而在消极方面的确尽到了息事宁人的功能，即此一点已获盛誉。所以在“六九”北平学生反扶日游行中，军警开枪挥棍的时候，就有人说：“要是李主任在这里，或许不致如此。”善缘是没有白结的。李宗仁给予北方一般人的开明印象，实在是他在这次副总统竞选中获胜的一个主要因素。要不是北方一部分国大代表的选票，李氏的竞选不见得就会得到胜利。^[2]

当时的舆论普遍称赞李宗仁“老成持重”，是“深谋远虑之文武全才”^[3]，并由此赢得了“民主将军”^[4]的美誉。

与李宗仁相反，蒋介石由于发动反共内战屡遭失败，越来越不得人心。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特别报告中指出：“在学生中间，作为国民党统治的象征的蒋介石，已经大大地丧失了他的地位。大多数的学生，甚至毫不客气地认为他是完蛋了。”而“李宗仁上将日益获得了公众的信赖。似乎没有理由相信说他不忠于国民政府的谣言”^[5]。

在美国式的民主政治中，“民意”无疑是决定政治家进退的决定性因素。但在中国是否适应这个原则，司徒雷登这位美国的学者大使是不会明白的。按照预定计划，南京政府将于1948年春召开所谓的“行宪”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在司徒雷登“弃蒋扶李”的允诺下，李宗仁决定参加副总统竞选。^[6]

1947年10月12日，李宗仁将程思远召到北平，将几封亲笔信交程带往南京：一封交蒋介石，表示他有意参加副总统竞选；一封交吴忠信，请吴在蒋面前为他善为疏通；另有一封用火漆密封的英文信，交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然后，李宗仁打电报给在南京的白崇禧，告以竞选打算，要白转告蒋介石，并“探其口气”。当白崇禧向蒋介石报告时，蒋当即指示两点：北平行辕任务重要，不可轻离；我为军人，李某也为军人，两位军人参加竞选不妥。蒋要白崇禧将此意转告李宗仁。^[7]

对于李宗仁准备竞选副总统，白崇禧的夫人马佩璋首先表示强烈反对。白夫人平时从不过问白崇禧的公事，独对此事表示强烈反对。她对丈夫说：“健生，你要看清楚，德公是不是副总统的材料！”白崇禧也认为：“即或侥幸获选，恐亦遭猜忌；不幸而失败，更何以善其后？”^[8]

白崇禧考虑的是，李宗仁竞选会影响到蒋、桂关系，所以反对他参选，白崇禧随即派程思远、韦永成等人先后飞往北平，劝李打消竞选副总统的意图，转而竞选监察院长，但不为李宗仁所接受。对于白崇禧等人的反对，李宗仁很恼火，背地里大发脾气：“他妈的，不同意也要干。”“白健生怕蒋介石，我不怕。”^[9]

李宗仁决心已定，也就不管他的桂系搭档们同意不同意，就在1948年1月8日晚在北平宴请外国记者，公开了他要参与副总统竞选的意愿。李宗仁在宴会席上对记者说：“蒋先生要好太切，脾气太躁，不免欲速则不达，我愿意为他帮忙。我相信蒋主席定为总统，所以决竞选副总统。”当记者问李氏这是否意味着他将离开北平时，李宗仁幽默地回答：“做了副总统，坐镇华北，岂不更好？”^[10]

李宗仁要竞选副总统的消息传开，引起很好的反响。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是李宗仁在北平行辕主任任上刻意拉拢和笼络的知识分子领袖，他听到消息后，于1月11日致函李宗仁表示鼓励，胡函全文如下：

德邻先生：

前天看报上记的先生愿作副总统候选人的消息，我很高兴。从前我曾做《中国公学运动会歌》，其第一章说：“健儿们，大家上前！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胜固可喜，败也欣然。健儿们，大家向前！”此中“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此意出于《新约•保罗遗札》。第一虽只有一个，还得要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我极佩服先生此举，故写此短信，表示敬佩，并表示赞成。匆匆，敬祝双安！

胡适敬上　卅七、一、十一早。^[11]

得到这位国统区声望最高的知识分子领袖的鼓励，李宗仁很感动，他立即回了一封信，李宗仁在信中除表示感谢外，反过来劝胡适当仁不让地参与竞选总统。^[12]

也许是鉴于白崇禧等人的反对，李宗仁派他的机要处处长李扬将他写的一封密信送往南京黄绍竑的手中。李宗仁在这封密信中阐述了他竞选副总统的理由：第一，他（指李宗仁）在北伐初期就当了第7军军长（北伐军的8个军长之一），后来又当了第4集团军总司令。现在，当时的第1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要做大总统，第2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在国外，第3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宣布不参加竞选，此外就没人有资格同他竞选副总统了（阎锡山并答应帮他的忙）；第二，李宗仁认为蒋介石必然失败。竞选如成功，遇有机会即可同中国共产党和谈收拾残局；第三，他判断北平一定守不住，不愿束手当俘虏，即使竞选副总统不成功也好借口离开北平。当黄绍竑看完信，李扬还对他说：“李主任再过几天就回来。请季公多多考虑，当面再商量。”^[13]

不久，李宗仁从北平南下述职，先到上海就竞选问题与黄绍竑进行当面沟通。黄绍竑对李宗仁说：“李扬带来的信收到了。你信里所说的三条理由，我相当赞成。第二条有问题，老蒋如果真是垮台或死了，那倒好办；但也要考虑到他不死不垮台，那你就得当6年的大副官，实在没有什么意思。我倒欣赏你提出的第三条理由，借此离开北平，不论回广西或到香港等着看，再作下一步的打算。这个时候靠得太近了，实在不合算。”李宗仁说：“你的意见很对。我的打算，积极与消极都有，不过总得先从积极方面着想。”

黄绍竑又向李宗仁分析了副总统竞选面临的形势，说：“这回副总统的竞选，老蒋以全力支持孙科，加上孙太子的招牌，当选的可能性不亚于你。你说你有把握，那就请你谈谈你的把握在哪里？”

李宗仁说：“广西、安徽是我们自己的基本力量，就不必说了。华北方面，阎百川不参加，而且答应尽力帮忙。这样，晋绥两省就有把握了。北平是文化中心，教育界对我的印象还不坏，而且胡适也答应帮忙，则教育界方面也有若干把握。上海银行界有陈光甫、张公权、奚伦、傅汝霖。傅是东北人，可在东北拉票。帮会方面有杨虎带头。律师界有石超庸（广西人）和周一志等，这些人都肯帮忙。其他各大省，如四川当局同学最多，那里总可以拉上一些关系；尤其是范绍增，帮会势力不小，已肯帮忙。湖北方面，胡宗铎、陶钧尚有一些潜势力，旧属当专员、县长的还有不少人，可以利用。广东方面，张发奎系统如薛岳、黄镇球、李汉魂等，过去也有关系，请他们帮帮忙，他们也不好完全拒绝。此外，健生现在是国防部部长，与各省军人都有联系。尤其他是回教协会会长，与宁夏的马鸿逵、青海的马步芳关系更深。如果再加上你近几年来在蒋方的关系，拉一些票，胜利就有把握了。因此我请你来主持竞选，计划一切。这是我们一着大棋，不可错过了。要用钱，黄旭初、李鹤龄在广西、安徽两省内早有准备。”

黄绍竑听了李宗仁的这番话，似乎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似乎只要他（指黄绍竑）这个“诸葛亮”肯上南屏山法坛借东风，副总统就准能到手似的。

黄绍竑对李宗仁说：“人家答应的话，只可信一半，取得胜利还要靠自己努力。要知道，老蒋既然支持孙科，难道他的力量不比你的强吗？我对你这回的事有两句评语：要么成功，也就是失败；要么失败，也就是成功。”李宗仁听了这两句话费解的话很惊讶，连忙问怎么解？

黄绍竑说：“若竞选成功，老蒋的江山稳固，你岂不是跟老蒋当6年的大副官吗？这岂不是成功的失败吗？第二句话说的是要么失败也就是成功，就是说你如果竞选失败，不但要离开北平，而且还要离开南京，回到广西或到香港去，仍然树起反蒋的旗帜。这样，你就是国民党内最大的反对派，你今后在政治上的作用不比做一个副总统还强吗？”

李宗仁听了黄绍竑一番莫测高深的解释，充满自信地说：“老蒋是一定要失败的。我做了副总统，绝不是他的大副官，我有我的做法。”

至此，黄绍竑也不再说什么，便答应替李宗仁主持竞选。但同时声明：“用钱的事我不管，只管计划的问题。”李宗仁也很干脆地说：“那些事有人管，不用你费心。”^[14]

说服了黄绍竑，李宗仁前往南京，就住在白崇禧家。当天晚上两人密谈时，白崇禧仍想以利害关系打动李宗仁，让其放弃竞选。白问李：“全国党政军干部是人家（蒋介石）一手培植的，你指挥得动吗？”不料，李宗仁满有信心地回答：“可以指挥得动。”李宗仁还说：“北平有许多事情办不通。此行除述职外，并将晋见委座，说明竞选之决心。若竞选成功，即不回北平；若竞选失败，亦不返北平。”^[15]

李、白搭档20多年，李对白历来是言听计从的，但这次李宗仁“竟不顾一切要竞选”，其原因何在？

据刘斐分析，李宗仁是充满了个人名位思想的，他自以为在北伐时，第1、第4、第7军声望相等，蒋以广东为基础，他以广西为基础，共同北伐，因此在蒋家王朝中总想要维持“次高”的地位，即第二把交椅地位，自北伐以后到他从政治舞台上倒下去之后，这种思想一直支配着他。^[16]

要想坐上第二把交椅，竞选副总统无疑是唯一的机会，况且美国人已经表示支持他，故李宗仁不惜孤注一掷要参加竞选。白崇禧基于历史渊源及维系桂系团体团结的考虑，别无选择，只有支持李宗仁竞选。

李宗仁同时也做了最坏的准备，为自己预备了退路，即在老家桂林文明路修建官邸，万一竞选失败就准备打道回府，息影林泉。^[17]

李宗仁率先宣布参选的意愿后，即在北平着手建立助选班子，并派遣高级幕僚携带重礼前往南京、上海、西安、太原、成都、沈阳等地，争取支持。3月20日，李宗仁的助选班子在上海召开拥护蒋主席竞选总统、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大会，上海各界名流颜惠庆、陈光甫、杜月笙、杨虎等到场。

3月22日，李宗仁乘军用飞机从北平飞抵上海，进行竞选活动。当天在上海国际饭店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声称他参选的“目的在倡导民主政治的作风，他如能当选，必以30多年来从政治军的经验，辅佐未来的大总统，一定对戡乱刷新政治有很大帮助”。^[18]李宗仁还向中外记者介绍了他的几点政见：对政治应提高效率，根绝贪污；人民应有言论结社、学术自由；政府人民共同节约，增加农工生产；实行传统的睦邻外交，用和平方式，改善中苏关系；陆海空军应效忠国家，爱护人民。^[19]

23日，李宗仁来到南京。几天前，桂系助选班子已经选定南京太平路安乐酒家作为李宗仁竞选的大本营。安乐酒家的老板是马晓军，是黄绍竑、白崇禧、黄旭初等新桂系头目早期的上司，算是桂系中人。大本营下设总务、财务、交际、宣传、情报各部，由邱昌渭、黄雪邨、韦永成、刘士毅、张岳灵、程思远、韦贽唐、李扬等桂系高级幕僚和少壮派骨干分子担任各部负责人，由时任监察院副院长的黄绍竑担任助选班子的“总参谋长”，“运筹决策，由总参谋长决定”^[20]。黄绍竑原系桂系集团的第二号首脑人物，“素称多才任术”^[21]，是政坛上纵横捭阖的行家里手。由他牵头负责竞选，可谓用人得当。

另外，在南京白崇禧公馆设立最高决策机关，白崇禧、黄绍竑、黄旭初、李品仙等桂系高层干部，在白公馆随时就大政方针做出决策。

继李宗仁之后，又有5人陆续宣布竞选副总统，他们是：

程潜（1882—1968），湖南醴陵人。国民党军界元老。担任过参谋总长、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天水行营主任等高级军政职务，此时的职务是武汉行辕主任。

于右任（1879—1964），陕西三原人。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自1930年11月起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至今。

孙科（1891—1973），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孙中山之子，是国民党的第一代太子。因为有“国父”孙中山的光环笼罩，他官运亨通，担任过财政部长、铁道部长、行政院长等多项高级党政职务，自1933年起，一直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1947年4月起任国民政府副主席兼立法院院长。在名分上，他是国民政府中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

莫德惠（1883—1968），吉林双城（今属黑龙江省）人。东北系元老，是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

徐傅霖（1879—1958），广东和平人。是在野小党派中国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的中央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委员。

上述6位候选人，前4位是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后两位是非国民党人士，他们两人的参选在某种意义上具有陪选的性质。莫德惠的参加竞选，“其作用可以温暖东北人心”^[22]。徐傅霖清楚自己并没有当选的可能性，报名后“连一点宣传都没有做”^[23]。所以，竞选实际上是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等4个国民党要员之间综合实力的较量。

4人中，于右任的实力最弱，他是光杆元老，“完全以地位和声望作资本”。他人财两乏，只好发挥书法特长，埋头写对子送代表拉票。家里买了几千张宣纸，彻夜挥毫。于右任的整个竞选用去200多亿元法币，这些钱都是国民党内和文化界捐助的，和其他3位比起来可以说是寒酸之至。投票前夕，孙科送交各报的巨幅广告，对开3000万法币广告费，程潜是2250万法币，李宗仁与孙科差不多，而于右任除了《和平日报》和《中央日报》等官方报纸义务支持不收广告费外，对其他各民间报纸只要求登几长行，附上区区100万元法币广告费，请他们看在老新闻记者（著者按：于右任是辛亥革命时代的著名报人）的面子上帮帮忙，以至于很多报纸都不忍心收于老头的这点广告费。^[24]

程潜“有军界及两湖（湖南、湖北）人士的支持”，有学者说他千方百计筹措到了1万亿元法币的竞选经费^[25]，但他只有湖南一省的基本地盘，实力明显不如李宗仁、孙科。所以，李宗仁的真正对手是孙科。

孙科长期担任有实权的立法院院长，他本来很满足，对于没有任何实权的副总统，他起初并没有看在眼里。但因为蒋介石与他的盟弟李宗仁有说不清道不尽的是非恩怨，根本不想让这位盟弟当选，蒋介石需要找出一个能够打败李宗仁的人来。而环顾国民党内，真正能够对李宗仁构成威胁的也只有孙科了。为阻止李宗仁当选，蒋介石夫妇亲自出面做孙科的工作。1948年3月6日，蒋亲自召见孙科，让他做副总统候选人，并保证从财力、人力上给予全力支持，孙科这才同意出来参加竞选。

白崇禧（右）与李宗仁（左）在南京合影

蒋拉孙科出来竞选，引起白崇禧等人的重视。他对程思远说：“蒋要孙哲生（孙科）出来竞选，德公当非他的敌手。因为孙有三个有利条件：第一，他是孙总理的儿子；第二，他是现任国府副主席；第三，他是文人，与蒋搭档最为合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德公只能力尽人事罢了。”^[26]

但另一方面，孙科及其支持者并没有小看李宗仁的实力。他们见桂系的竞选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声势逼人，也同样担心孙科不是李宗仁的对手。于是孙科和奉蒋介石之命全力支持他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商量后，提议副总统候选人采取政党提名的方式决定，并要求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临时中央全会讨论党内提名问题，企图以此封杀李宗仁等人参与竞选的机会。这一动议立即引起李、于、程3人的强烈反弹。于右任本来没有当选的希望，但他也坚决反对政党提名，他说：“这孩子（指孙科）连我的老账也不买，要用政党提名来压倒我吗？我本来争不过你，不过你不能把我竞选的机会也拿去。”^[27]

4月3日晚，蒋介石在南京黄埔路主席官邸分别召见国民党的4位参选人。当李宗仁应约来到蒋的官邸，蒋即开门见山告诉李：“希望未来的副总统最好是一个文人，候选人已内定孙哲生，希望你顾全大局退出竞选。”^[28]李宗仁不买账，与蒋介石当场顶起牛来，最后弄得脸红脖子粗，不欢而散。按照李宗仁回忆录的说法，他们那天的对话如下：

李说：“委员长，我以前曾请礼卿、健生两兄来向你请示过，你说是自由竞选。那时你如果不赞成我参加，我是可以不发动竞选的。可是现在就很难从命了。”

蒋问：“为什么呢？你说给我听。”

李说：“正像个唱戏的，在我上台面前要我不唱是很容易的。如今已经粉墨登场，打锣鼓的、拉弦子的都已‘叮叮咚咚’打了起来，马上就要开口而唱，台下观众正准备喝彩。你叫我如何能在锣鼓热闹声中忽而掉头逃到后台去呢？我在华北、南京都已组织了竞选事务所，何能无故撤销呢？我看你还是让我竞选吧！”

蒋说：“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

李沉默片刻说道：“委员长，这事很难办呀。”

蒋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这话使李宗仁恼火了，便说：“这倒很难说！”

“你一定选不到。”蒋似乎也动气了。

“你看吧！”李又毫不客气地反驳说：“我可能选得到！”

至此，蒋已是满脸不高兴，半天不说话。李宗仁见谈话已经很僵，只好降低嗓门，耐心给他的这位既是金兰兄长又是主席上司的蒋某人解释他一定选得到的理由。

李说：“我李某人在此，天时、地利都对我不太有利。但是我有一项长处，便是我是个诚实人，我又很易与人相处，所以我得一人和。我数十年来走遍中国，各界人士对我都很好，所以纵使委员长不支持我，我还是有希望当选的。”

蒋、李原本是并坐在沙发上促膝而谈的。蒋听完李的这番话，满面怒容，一下便站起来走开，口中连说：“你一定选不到，一定选不到！”

李也跟着站起来，说：“委员长，我一定选得到！”

李站在那儿只见蒋来回走个不停，气得嘴里直吐气。至此，谈话没法进行下去了，真正是不欢而散。^[29]

见李宗仁死活不就范，蒋介石只好另打主意，决定以党中央的决议来约束他。4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临时全会，讨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提名问题，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对于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提名问题，蒋介石发表了这么一通话：

余对总统事，未于事先表示参加与否之原因，乃因本人为一党员，应尊重党之决策，接受党之命令，在党未决定以前，余个人不能有所表示。近有人擅自竞选副总统，余认为违反党纪，而余自为党魁，决不能违反党纪。故余业已决定不参加总统之竞选。今后虽不任元首之职，但仍将鞠躬尽瘁，为国效劳，贯彻党之政策，继续与‘共匪’斗争。总统一职，最好由本党提出一党外人士为总统候选人，此一候选人应具备下列条件：（甲）富有民主精神及民主思想；（乙）对中国之历史文化有深切之了解。（丙）对宪法能全力拥护，并忠心实行；（丁）对国际问题，国际大势，有深切之了解及研究；（戊）忠于国家，富于民族思想。至于有人或将认为本人拒绝为总统候选人，势必在军事、经济各方面发生不良影响，然本人可以就此提出保证：“纵然小有影响，但绝无任何危险。”因此一决定，为本人数月深思熟虑，本于革命形势所得之结论。今日宜以党国为重，而不应计较个人得失，以达成中国国民党数十年来为民主宪政奋斗之本旨。^[30]

蒋介石的这番话把自己打扮成尊重党的模范，而指责李宗仁等人“擅自竞选”是违反党的纪律的。其用意是想用党的决议来约束李宗仁等人，让他们退出竞选。

然而，对于蒋介石的表态，国民党的中委们不知道蒋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绝大多数仍表示拥护蒋介石作总统候选人。但对于副总统竞选问题，则意见不一。于右任等仍然主张自由竞选，而王世杰等人则主张由政党提名。

大会休息时，蒋介石授意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出面，召集李宗仁、于右任、居正、程潜、孙科等副总统候选人以及吴稚晖、吴忠信、张群、陈立夫、陈果夫、丁惟汾党政要员等作非正式商谈。张群首先说：“奉总裁之嘱，请诸位来此谈话，请吴稚晖先生说明原委。”

吴随即发言说：“本党一向是以党治国，目前虽准备实行宪政，不过国民党本身须要意志统一，才能团结。这是本党内部的事，与实行宪政、还政于民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故蒋先生认为本党同志参加正副总统的竞选应尊重本党意旨，由党提名。这办法确极公允，应该照办的。”^[31]

接着，张群补充说：“总裁深恐由于副总统竞选引起党内的摩擦，为防患于未然，总裁有意使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由党提名。如果大家同意，我即去另一间休息室报告总裁。”^[32]

张群说完，吴忠信首先征询孙科的意见，政党提名本来就是孙科的主张，他当然表示“绝对服从总裁的意旨”。当吴忠信问李宗仁时，李却毫不含糊地坚决表示反对，说：“选举正副总统既是实施宪政的开端，则任何国民都可按法定程序参加竞选，如果仍由党来包办，则我们的党将何以向人民交代？……现在既已行宪，本人主张应遵循宪法常规办理，任何其他办法，本人将反对到底。”李宗仁说完后，程潜表示完全支持李宗仁的意见。^[33]

其实，李宗仁对副总统一职已是志在必得，并摆出了不惜与蒋介石公开决裂的姿态。为做到万无一失，李宗仁与于右任、程潜三人订立了“攻守同盟”，扬言如由党提名，则“一致以脱党相要挟”^[34]。桂系还放出话来，如由党提名，广西和安徽两省的国大代表就要退出选举。^[35]

在国民党政权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的时刻，蒋介石经不起国民党的公开分裂，在无可奈何之际，不得不放弃政党提名的意图。4月6日，国民党临时中央全会举行第二次大会，根据蒋介石的书面指示，做出如下几点决议：（1）本届总统、副总统之选举，本党不决定候选人，本党同志在国民大会中得依法联署，提名参加竞选。（2）下届总统、副总统之选举，本党应于选举前3个月召开本党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本党候选人，并由总统候选人推荐副总统候选人，通告全党同志一致遵照。（3）下届选举时，凡本党党员非经本党决定为总统或副总统候选人者，不得自由竞选。^[36]这个明显迁就党内反对派的决定，显示蒋介石已经很难按照自己的意图去控制选举了。

白崇禧、宋美龄、蒋介石（前排自左至右）在国民大会会场研读文件

政党提名被否决，既是蒋介石的失败，同时也是孙科的失败。时事观察员指出：“孙科本来可以争取于（右任）、程（潜）的合作，而却放弃此路，想运用党的压力，激怒了于、程，反和李（宗仁）氏联合一气。这是失策。”^[37]

在政党提名失败后，蒋介石授意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CC系头子陈立夫运用组织力量，全力支持孙科打败李宗仁。^[38]蒋介石同时还召集黄埔系国大代表进行秘密动员，声称：“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无异将一把利刃插入我的心胸，你们如果是我的学生，是我的忠贞干部，就应该替我把这柄利刃拔出来。”^[39]由此可见，火药味之浓烈。

3月29日，第一届国民大会在南京开幕。4月19日，会议议程进入总统选举。选举的结果毫无悬念，蒋介石以2430票当选为总统，被人称为“傧相”、“陪席”的国民党元老、司法院长居正仅得269票。^[40]对于这样的结果，谁也不会感到意外。

同总统选举的平淡如水相反，一个原本无关紧要、无足轻重的副总统选举却只能用格外惨烈来形容。几位副总统候选人及其助选班子铆足了劲拉选票，花样百出。助选班子请客吃饭，候选人向国大代表赠送相片、（宣示政见或学术成就的）小册子，甚至花大价钱拉选票^[41]，足足折腾了近2个月。南京市面上的几大酒店，如安乐酒家、龙门酒家、曲园酒家、中央饭店、大三元等上等酒楼几乎全部为各竞选集团（主要是李宗仁、孙科、程潜等几位有雄厚实力的竞选人）包定，不分日夜，大开流水席免费招待国大代表。各候选人为赢得选票，不仅大破钱财^[42]，而且本人及其夫人们也不惜折节屈尊交欢各位国大代表，搞得神形俱瘁。越到临近投票的最后关头，谁也不敢松懈，免致功亏一篑。而3000多名国大代表也因天天赴免费的豪华宴席，吃得脑满肠肥之余，也想寻寻刺激，还还人情。被称为“无冕大王”的新闻记者们更是急于捕捉“头条新闻”，以便把报纸的发行量提升上去。因此，方方面面的人都把神经绷得很紧。

4月23日，国民大会进行副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从一开始就异常紧张，当国大代表们来到大会堂时，发现每个座位上都放有一张当天的《救国日报》。该报第一版上刊登有一篇题为《敝眷蓝妮》的文章，引起大家的特别注意。^[43]

李宗仁竞选班子为什么要急于在这个时候散发这篇有特殊含义的文章呢？原来，李宗仁竞选班子认为，孙科是孙中山的嫡系传人，现任国民政府副主席、立法院院长，并且得到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全力支持，是李宗仁最大的对手。只有把孙科搞臭，李宗仁才有可能当选。孙科这个人因为是国民党第一代太子，他身上有许多的缺点和毛病，他不仅好发脾气，而且出了名的好色，绯闻不断，有“桃色太子”^[44]之称。对于孙科任立法院长以来的表现，当时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在其日记中有如下记载：“立法院近来风气极坏，多金屋藏娇，以立法院院长孙科首开其端，而傅秉常等效之。……孙好使脾气，原不及翼如（邵元冲），更不能比胡展堂（胡汉民）。”^[45]桂系为击败孙科，决定抓住孙科与蓝妮的风流韵事做文章。于是，由桂系竞选班子总负责人黄绍竑亲自捉笔，以《敝眷蓝妮》为题，重提孙科与蓝妮的风流韵事，以加深国大代表的负面印象。桂系此举，犹如一发重磅炸弹，对孙科无疑有很大杀伤力。^[46]

当天的投票，李宗仁旗开得胜，得票754张；孙科其次，得票559张；程潜第三，得票522张；于右任第四，得票493张；莫德惠第五，得票218张；徐傅霖第六，得票214张。第一轮投票，于右任、莫德惠、徐傅霖等3名候选人首先被淘汰出局。

4月24日，举行第二轮投票。孙科为了争取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的全力支持，决定背水一战。23日晚，孙科助选委员会将孙科放弃立法委员资格的声明印成传单，于24日在大会堂散发。孙科“此举显然是争取陈立夫的信心”。“原来19日的中央社电文：‘据确息，孙院长科已致函立法院，声明放弃立委当选资格。’这不是孙氏的正式声明，而且由中央党部送到总统之前，中间可能还有变化。因而陈（立夫）氏信心不够充分。第一日选举，陈氏控制的票是分散的，未集中于任何人。而以于（右任）名下较多。”^[47]

事情明摆着，陈立夫觊觎立法院长的宝座已经很久，如果孙科不明白宣布放弃立法院长的宝座，陈立夫事实上是不会全力支持孙科的。因此，为了争取到陈立夫的全力支持，孙科不得不忍痛割肉，以满足陈立夫的期望。同时，蒋介石亲自召见黄埔系的干将贺衷寒、袁守谦等，面嘱他们立即为程潜助选，并专门拨了一笔相当可观的竞选费交他们支配，利用程潜来分散李宗仁的选票，以破坏李宗仁竞选班子在第二轮投票中胜出的企图。

24日的投票，李宗仁得1163票，增加409票；孙科得945票，增加386票；程潜得616票，增加94票。仍然没有任何人获得当选所需要的国大代表过半数票。这个结果显示政治和组织的关系开始占上风。程潜增加的票主要由于右任的票中转来；孙科增加的票为民社党、青年党支持徐傅霖票的大部分，加上于右任名下由陈立夫控制的一小部分（据说仅四五十票）和于右任名下一部分国民党老同志的票。莫德惠的票和于右任名下北方代表的票，都转到了李宗仁名下。

眼看李宗仁获胜已成定局，蒋介石非常焦虑。24日下午，蒋亲自召见程潜，直截了当地要程潜在下轮投票中将他的选票转投给孙科，并表示将起用程潜的助选人，并负责补偿程潜的全部竞选费用。程潜是国民党军界元老，历来不买蒋的账，对蒋此举更加反感。他当面拒绝了蒋的要求。当晚，程潜将投票支持他的600多名国大代表召集到中央饭店，向他们宣布：“本人已受命放弃竞选。”听到这个消息，拥护程潜的国大代表大哗，声称宁可不投票，也不拥护孙科。

蒋再次失算，极为恼火，指使陈立夫采取非常手段对付李宗仁。陈立夫指使党部工作人员于24日开始在大会堂大量散发匿名传单攻击李宗仁。

传单之一标题为《反对威胁政府的跋扈军人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内中罗列李宗仁若干罪状。

另一张传单引题为《加官以后就要上演逼宫》，主题为《李宗仁竞选内幕》，子题为《请不要吃狗肉，请不要吃糖衣毒素》，传单声称李宗仁一旦“当选副总统就要逼宫，或3个月后就要逼迫领袖出国”^[48]。

某中央社刊物也载文说：“李某竞选成功则逼宫，不成功则叛乱，以勾结李任潮合流共党。”^[49]

陈立夫“还准备对李宗仁进行人身攻击和迫害。尤其要把李宗仁老婆郭德洁作为攻击中心，说她在北平贪污要钱。还要以‘戡乱’不力或通共的大帽子，套在李宗仁的头上”^[50]。

面对蒋系的全力反攻，李宗仁竞选班子负责人黄绍竑深感忧虑，他对韦永成说：“照此情形硬拼下去，不但副总统弄不到手，还要弄得一身脏。我主持竞选的时候，就总结了两句话：要么成功的失败，要么失败的成功。照现在情形看起来，最后是要失败的。但切不可等最后失败才收场。好在4个回合的战斗我们已胜3回合（引者按：实际上是2回合），就此退出战场，我们岂不是仍然是胜利者吗？何必再打没有胜利希望的回合呢！如果我们中途罢选，国大又怎样收场呢？文章就好做了。”

韦永成同意黄绍竑的意见，便一道前往白崇禧公馆邀请李宗仁来商量。

黄绍竑对李宗仁、白崇禧说明他的“以退为进”策略，要李宗仁以“幕后压力太大”为由宣布退出竞选。李宗仁一时想不通，他说：“你不要为他们（指蒋方人员）的行动或放出的空气所吓倒，各国的竞选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已经赢了三场，最后一场打下去一定会赢的。”李宗仁说话时有些气愤。

黄绍竑说：“打麻将我是老手，往往前三圈赢了，第四圈输得精光。我第三圈站起来不打了，也不收人家的钱（照例不打完四圈是不能收钱的），我岂不是赢家吗？何必打完四圈变成输家呢？”

李宗仁说：“打牌为了赢钱，竞选为了当选，为什么要在胜利的中途退出呢！你打牌的时候肯这样做吗？”

黄绍竑说：“打牌的时候，我当然不能这么做，因为四家是约定要打四圈或打八圈、十二圈的。中途退出，除非发生了什么事故，否则其余三家不答应。竞选是没有约定的呀，你退出了，我们的代表都不入场参加决选，国民代表大会怎样收场呢？蒋介石、孙科怎样收场呢？这就是我的妙棋。”

白崇禧起初也不同意罢选，在李、黄往来辩论时，他一直在旁边摸着下巴，一面听一面思考，听完后也感到黄的主意不失为一办法，他说：“这倒是一个好办法。好似下棋一样，将他们几军，缓和一个局势，虽然将不死，打乱他们的阵脚，办法就好想了。我同意宣布退出选举。”

桂系的决策历来是李、黄、白三巨头会议决定的。黄、白同意了，李没有不同意的。但这次却例外，因为事关重大，李宗仁一时之间怎么也想不通。他说：“煮熟快到口的饭不吃，还要等什么？你们要知道那些轿夫佬（指所有帮李宗仁竞选的人）是等着要吃饭的呀！”

黄绍竑见一时半会说服不了李宗仁，只好采用激将法，他站起来说：“退不退出，德公作决定。我的计划就是这样。不采用，我就乘11点的快车去上海不管了。横直明天就见分晓，不论胜败我都不愿看见，免得神经紧张，血压又高起来。我实在太累了，要回上海去休息。”

李宗仁见黄绍竑如此说，连忙说：“忙什么！等我考虑考虑。下午还要约我们的干部来谈一谈，听取情况和他们的意见，不能光由我们3人完全做主呀！”

黄绍竑见李宗仁这么说，也只好留下来参加新桂系会议。

24日下午3时，在白崇禧公馆召开桂系干部紧急秘密会议。会上，黄绍竑再次说明退出竞选的计划。会上议论纷纭，李宗仁仍坚持要参加决选。他说：“最后的决战不参加就自行退却，岂不是自己认输了吗！不管胜或败都不退却，最后胜利才有可能得到。退了出来，以后还有什么文章可做呢！”

黄绍竑立即起来反驳说：“德公！这不是战场打仗，就是打仗，有时候也要退一下，才能反攻胜利。打文仗也是一样。你同人家抢夺副总统这把交椅，你若死抱着不放，手脚都被人家封住了，有本事也施展不出来，最后交椅仍然被人家抢去。现在的情形就是这样。你暂时放手，让他扑个空，然后反扑过去，打倒他们，这把椅子就有可能抢到手。我要你退出，并不是没有文章可做，正好借着这个题目好做文章。”

会议已经开到夜里10点多钟，依然没有结论。黄绍竑不耐烦，说完后就起立拿着帽子，说要乘11点钟的夜车去上海。白崇禧连忙拦住黄绍竑，说：“季宽的话是有道理的。蒋方的确使用全力支持孙科。三选彼此的票数相差有限，若再加上蒋方的压力，则孙科反败为胜是可能的。我们决选是很难胜利的。现在最要紧的是，先将蒋方的压力打退，退出是一个办法。但以后怎样办呢？仍要靠季宽在这里策划。你（指黄绍竑）决不能走。这是我们团体的胜败问题，你能不管吗？！”^[51]

经白崇禧这么一剖析，与会的新桂系头目都转而赞成黄绍竑的主张，李宗仁至此也无可奈何只好同意退出。但李宗仁内心里仍担心弄巧成拙，所以当他从白公馆出来，一登上汽车，便放声大哭，直至汽车开抵寓所才止住哭声。^[52]李夫人郭德洁历来热衷于做副总统夫人的，而且希望将来有朝一日能做总统夫人。当她获悉李宗仁放弃竞选的消息，也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起来，并数落说：“用了这么多的钱，眼看就要到手东西，为什么又自动放弃呢？是谁的坏主意？”^[53]

4月25日凌晨3时，李宗仁助选委员会将李宗仁放弃竞选的启事送交各报登载。声明说：“最近有人散发传单，公开攻击李宗仁先生，谓李先生当选副总统就要逼宫，或3个月就要逼迫领袖出国。……李先生为表明其光明磊落之态度，已向国大主席团正式声明，放弃副总统竞选。”^[54]

4月25日上午，李宗仁以副总统候选人名义致函国民大会主席团，正式宣布退出竞选，该函称：“唯迩来忽发觉有人以党之名义压迫统制，使各代表无法行使其自由投票之职权，以此情形竞选，已失去其意义。用特函达，正式声明放弃竞选。”^[55]李宗仁退出的消息于25日晨以特大新闻刊于首都各报。

孙科在无对手的情况下，也只好宣布退出竞选。他对记者解释退出原因是“缺乏竞选对象”^[56]。“他感到没有对手来作竞选是不民主的”^[57]。

3位候选人全部退出竞选，“其结果像火药桶爆炸”^[58]。

原定25日上午9时举行第3轮投票，因为3位竞选人均宣布弃选，形成无人可选的局面，国大代表们入场后情绪激动异常，秩序大乱。他们纷纷责问李宗仁、程潜为何弃选？有人高呼“打倒CC”的口号，全场附和。原定今天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主持大会的于右任入席后，国大代表向于喊话，大喊“要于老担任副总统”。见此情景，于右任难过得老泪纵横。许多人“以国家将分裂而痛哭”^[59]。最后通过临时散会动议而休会1天，副总统选举遂告流产。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致国务卿的报告中如此描述当时的局势：“一如我们从前所报道者，李氏曾经蒋委员长强力压迫，要他退出竞选，他一直予以拒绝。……据可靠方面的消息告知我们，蒋委员长曾召见白崇禧，并以秘密军法审判威胁他，要他由拥护李宗仁转而拥护孙科。……下面一句话可以看出最近发展对于代表们情绪的影响，这句话说‘这比推举曹锟的选举还坏，曹锟至少还是出了钱的’。”^[60]

桂系以守为攻的这一记杀手锏，打得蒋介石措手不及，使他非常难堪收不了场。25日下午，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讨论副总统选举问题。有人报告：3人弃选，国民大会主席团无权接受，必须要大会表决，希望3人不要放弃。蒋称自己决不参加意见。中常会随即决定派中常委白崇禧、王宠惠、张群等6人分3组去向3位竞选人解释误会，劝说他们停止互相攻击之宣传，继续参加竞选。与此同时，国民大会主席团也推举非国民党的著名人士胡适、于斌、曾宝荪等分别拜访孙科、李宗仁、程潜，敦劝他们继续参加副总统之竞选。

4月26日上午，蒋介石又亲自召见白崇禧，对他表示：“党内同志参加副总统竞选，绝对可以自由竞选，外传的约束投票说，完全无稽。”^[61]蒋并嘱白转达国大代表及3位副总统候选人之助选团，对于副总统选举：“各代表应凭其自由之意志投票，更不得从事恶意宣传，影响大局。”^[62]中午，蒋又宴请白崇禧、张群、王宠惠、陈布雷、张厉生、胡适、于斌、张知本、陈启天、曾宝荪、孙亚夫等11人，听取他们的意见。

4月27日，白崇禧以传达蒋介石“意旨”的形式向国大代表宣示：“李主任宗仁对于放弃竞选，本甚坚决，本定今晨飞平，惟昨晚奉蒋主席召见，恳切劝慰，仍望其继续参加副总统竞选。对于恶意宣传，主席已甚明了；对造谣生事，尤为震怒。至于代表投票，主席并郑重声明绝对自由。故李主任已表示仍继续参加竞选。本人奉蒋主席命，转达各位代表，敬希共体时艰，在举行下次大会时，完成此次国大之神圣任务。”^[63]

接着，白崇禧又赴中央饭店等处，通知各助选团，并分赴各国大代表招待所，转达蒋介石旨意。白崇禧并针对社会上关于李宗仁愿出任行政院长的谣传解释说：“李氏竞选副总统，完全是想倡导民主作风，外传他想做行政院长，决无其事。”^[64]

这样一来，等于蒋介石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从而极大地加强了李宗仁的地位。甚至有些本来是蒋系的国大代表，也对陈立夫以势压人的幕后愚蠢动作大为反感。他们在“党要支持，我偏不选他”，“我们支持党所不支持的人”的愤激情绪下，决定将选票转达投李宗仁。

27日，李宗仁、孙科、程潜先后宣布继续参加副总统竞选。28日，国民大会举行第3轮投票。李宗仁、孙科、程潜3人分别得1156票、1040票、515票，仍然没有人过半数。按照选举法的有关规定，第4轮投票由李宗仁、孙科进行一对一的决选，副总统竞选进入白热化阶段。

第3轮投票结束后，李宗仁再次发表竞选演说，主张政治革新，清算豪门官僚，树立独立自主的外交，等等，将政见宣传推向新高潮。^[65]

李宗仁和孙科两个竞选阵营最后重点争夺程潜的选票。李宗仁先声夺人，在当晚宴请国大代表时，公开宣布了他和程潜之间的攻守同盟：“上月我与程潜先生同一天到达南京，当天我就去拜访程先生。我们两人对于政治改革的主张是一致的，我们都赞成改革应从人事着手，应该起用新人。我们两人曾早经约定，在这一次竞选中，谁的票数较少，就把谁的基本票让给对方。明天是最后一场的竞赛，中国的前途似乎都要在明天这最后几秒钟决定。”^[66]

蒋方也同样高度重视。黄埔路蒋介石官邸灯火通明，通宵部署选战。在南京中央饭店，蒋经国亲自出面为孙科部署一切。孙科及其夫人陈淑英也被迫放下素来高傲的身段，四处拉票。孙科助选班子将拥护程潜的部分国大代表拉到龙门饭店后，孙科直接找到程潜，要求颂公（程潜字颂云）帮忙，两人会商时间过久，让已经达到龙门饭店的国大代表们感到受了孙科的怠慢，哄散了许多。

4月29日，国民大会举行第4轮投票。这天的气氛紧张而刺激。上海《申报》的特稿略带夸张地报道说：

为了避免宣传品的刺激性，主席团特别规定今天不许在场内散发传单，然而在会场的门外，报纸、传单和各色的宣传品，仍然是到处飞舞。孙科的宣传车在大会堂门外发出请选孙科为副总统的呼声。李宗仁挟着昨天战胜的余威，带着胜利而又含紧张的微笑，老早就和夫人郭德洁来到了会场。郭德洁在门内站立着，每一个代表来时，几乎都逃不过她的视线，马上上前与之热烈握手，今天她显得比以前更高兴乐观了：“请帮忙！帮忙！帮忙！”的声音，不绝地从她的口中脱出来，遇见熟识的代表时，就亲切地拍着肩膀，连连地喊着：“心照！心照！心照不宣啊！”一个代表报功似地对她说：“我昨天投李先生，今天还是投李先生。”^[67]

唱票开始，李宗仁、孙科的竞选班子人员分别在各自的大本营围坐在收音机旁焦急地等待选举结果。蒋介石也在官邸内一边听收音机，一边随时听取情况汇报。开始，孙科得票领先，让蒋方人员觉得大有希望，但很快李宗仁就追了上来，并且超过了孙科。投票最后结果，李宗仁以1438票对孙科的1295票，击败孙科当选。

李宗仁如愿以偿，桂系上上下下及其支持者欣喜若狂，他们将李宗仁、郭德洁夫妇高高地举起，欢呼胜利；而落选的孙科及其支持者则是一脸的落寞和懊恼，在官邸内等候选举结果的蒋介石更是怒气冲天，抬起一脚踢飞了一旁的美国造收音机。

当选的李宗仁立即发表书面谈话，声称：“本人膺选后，自当本平昔一贯主张，辅佐元首，革新庶政，完成戡乱建国之使命。”^[68]

当天晚上，李宗仁在中央饭店举行茶会，招待中外新闻记者。李宗仁在致词中“对新闻界予其道义上之协助，表示衷心感激”。接着，竞选功臣白崇禧也在招待会上致词，他故意说：“李副总统之当选，首应感谢蒋大总统之劝勉。盖26日晚间若非蒋总统对李氏之劝勉，李氏已于该晚乘机北返，同时亦已放弃竞选。”白崇禧声称：“李主任之胜利，乃民主之胜利，今后国人应发挥更大民主力量，群策戡乱。”^[69]

李宗仁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全力支持的孙科，当选副总统，原因可能有很多，笔者认为以下两点尤其不可忽视：

第一，李宗仁本人的平民作风具有很强的亲和力。

外交界元老颜惠庆对李宗仁的评价是：“非常谦恭，平易近人。”^[70]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则对李宗仁与蒋介石两人作了如此的比较：“李德邻比蒋介石要从容得多，而无架子可说，比较平民化。”^[71]李宗仁的这种平民化的风格使他“颇得民心”^[72]，这是李宗仁制胜的撒手锏。

第二，李宗仁助选班子得力。

桂系圈内人士认为，在李宗仁助选班子中，又以白崇禧“居功最大”^[73]。白崇禧自1938年以来一直担任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与西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省的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等回教实力人物建立了深厚感情，尤其是宁夏、青海、新疆3省国大代表成了李宗仁的基本票源，再加上桂系本身控制的广西、安徽两省，使李宗仁拥有了5省的基本票，这是其他对手所没有的。同时，白崇禧又是现任国防部长，与各省军人及民社党均有良好关系，也为李宗仁拉得不少选票。故桂系圈内人士说：“李宗仁的命运几乎是和白崇禧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像这一次副总统的竞选，如拉拢民社党，吸收西北及回教代表的选票，联络军界的国大代表，白崇禧实在尽了很大的力。……这次李宗仁氏竞选副总统，倘没有白崇禧在幕后作积极的活动，联络各方作有力的支持，也许会少了几票给孙科压倒呢。”^[74]白崇禧本人却说：“一般人以为李之获胜，我居功最大，我本人却不作此想。其后因政治之纠纷，终于被卷入漩涡，此实为始料所不及。白夫人一向公私分明，从不干涉政治，此次独不赞成我助李竞选，她力劝我仍回前方‘剿共’，不可介入政治漩涡。我考虑再三，以决心不够，仍为情感所动，未采纳白夫人远大之建议，至今思之，内心极感痛悔。”^[75]

李宗仁严重违背蒋介石的意愿当选为副总统，表明在内战失利的形势下，一方面国民党中央对地方派系势力已无约束力了，另一方面也包含了国民党内人心思变的因素。^[76]司徒雷登大使也认为“这对于公开决意支持孙科的蒋介石是一个严重的挫折”，这是“国民党内反对分子，对以CC派和黄埔派为中心的政党机器的独裁进行挑战的胜利”。^[77]

对于国民党来说，这场副总统的争夺战无疑是一场两败俱伤的政治游戏，是国民党内部分崩离析的前奏。正如时事观察者所指出的：“在现在的世界上，有这么一个政党，全党的人不作他图，专门找自己的麻烦，无缘无故制造一些不可解决的纠纷，企图毁灭自己。真是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78]蒋介石则哀叹说：“李宗仁竞选成功如一把刀插入胸中。”^[79]

在5月20日举行的总统、副总统就职仪式上，蒋介石为发泄自己的不满，刻意当众羞辱李宗仁一番。原来，在就职典礼之前，李宗仁向蒋介石请示就职典礼的服装问题，蒋答复说应穿西式大礼服。李宗仁对此虽然有点怀疑，因为蒋平时只穿军装和中式长袍马褂，从不穿燕尾服之类的西式大礼服，为何总统就职典礼反而要穿此类服装？但怀疑归怀疑，李宗仁还是按照蒋的要求，请上海著名的西服店紧急赶制了一套高冠硬领的燕尾服。可是到举行典礼的当天，李宗仁却接到通知说蒋介石要穿将军常服，李宗仁又只好照办，将备好的燕尾服弃而不用。但到了就职典礼会场，李宗仁才发现蒋介石身穿的根本不是军常服，而是身穿中国传统的长袍马褂，黄绒军便裤，黑皮鞋，不文不武，半中半西，飘飘然，那种吊儿郎当的态度和满脸不屑的神气，使中外宾客，为之愕然。^[80]

仪式开始后，总统、副总统步入主席台，蒋介石神气十足地走在前面，而李宗仁身穿上将军常服，佩挂勋章，跟在蒋的侧后，活像是蒋的侍从大副官，形象十分难看。^[81]李宗仁受此羞辱，对蒋的恶感更深，对立情绪无疑又增加了几分。

事后，陈立夫就此发表他的看法说：“结果李宗仁被选了出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到台湾来的主要原因。因为一选出来之后，蒋公若能稍为将计就计，忍耐一下就没有事了。而蒋公这个人，心中有什么不满意，脸上就会表现出来。李宗仁也知道蒋公不大满意他，他们两人的感情就不好了。”^[82]

以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成功为转折点，白崇禧也不自觉地被李宗仁拖上了再次与蒋介石公开对抗的道路。白崇禧事后承认：“此次选举副总统，影响我政治生命很大。”^[83]

注释

[1]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4，665—666，663—664，664，664—665，673页。

[2]特约记者：《北方政局的观测》，《观察》第4卷第20期，1948年7月17日。

[3]李家骏：《李宗仁先生传》，上海吼声书局1948年版，第15，16—17页。

[4]转引自申晓云、李静之：《李宗仁的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4，272，274，284，284—285，285页。

[5]《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299，300，863，862，318页。

[6]李宗仁的心腹甘介侯对不同意李宗仁参加副总统竞选的王捷三：“你不知道，美国要弃蒋扶李呢！”见《新桂系纪实》下集，第86页。

[7]《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上册，第479，479，482，480页。

[8]转引自申晓云、李静之：《李宗仁的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4，272，274，284，284—285，285页。

[9]王捷三：《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琐记》，《新桂系纪实》下集，第86页。

[10]上海《大公报》1948年1月9日。

[11]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2页。

[12]李宗仁复函全文如下：“适之先生：接到来信，先生对于我参加竞选副总统的热情与鼓励，非常感谢。我的参加竞选，恰如先生所说‘第一虽只有一个，还得要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的意义。昨日北平《新生报》登载南京通讯《假如蒋主席不参加竞选，谁能当选第一任大总统》一文中，有先生的名字。我以为蒋主席会竞选，而且以他的伟大人格与崇高的勋望，当选的成分一定很高。但我觉得先生也应本着‘大家加入赛跑’的意义，来参加大总统的竞选。此次是行宪后的第一届大选，要多些人来参加，才能表现民主的精神。参加的候选人除了蒋主席之外，以学问声望论，先生不但应当仁不让，而且是义不容辞的。敬祝大安！李宗仁敬启，一月十四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304—305页。

[13]黄绍竑：《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60辑，第28—29，28—30，45—46，48页。

[14]黄绍竑：《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60辑，第28—29，28—30，45—46，48页。

[15]《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上册，第479，479，482，480页。

[16]刘斐：《两广“六一事变”》，《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17]刘春晖：《李幼邻谈李宗仁》，《李宗仁轶事》，第217页。

[18]上海《大公报》1948年3月23日。

[19]转引自申晓云、李静之：《李宗仁的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4，272，274，284，284—285，285页。

[20]陈良佐：《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21]《李汉魂将军日记》下册，第262页。

[22]特约记者：《副总统选举的曲折》，《观察》第4卷第10期（1948年5月1日）。

[23]特约记者：《副总统选举的曲折》，《观察》第4卷第10期（1948年5月1日）。

[24]特约记者：《副总统选举的曲折》，《观察》第4卷第10期（1948年5月1日）。

[25]参见陈先初：《程潜与近代中国》，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243页；特约记者：《副总统选举的曲折》，《观察》第4卷第10期（1948年5月1日）。但陈先初先生在书中说程潜筹措到了1万亿元法币的竞选费用，笔者认为可能不准确。1948年5月3日黄炎培在日记中记载：有人告诉他，孙科的竞选费用是2000亿元法币。孙科有国民党中央及广东省支持，按照常理，孙科的竞选费用无论如何不会少于程潜。

[26]程思远：《白崇禧与蒋介石之间》，北京《人物》1985年第6期。

[27]褚光明：《副总统争夺战幕后》，南京《世纪评论》第3卷第16期，1948年4月17日。

[28]转引自申晓云、李静之：《李宗仁的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4，272，274，284，284—285，285页。

[29]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4，665—666，663—664，664，664—665，673页。

[30]台北版《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66—276，317，316，324—332，360，361—362，364，364，372—373，483页。

[31]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4，665—666，663—664，664，664—665，673页。

[32]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4，665—666，663—664，664，664—665，673页。

[33]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4，665—666，663—664，664，664—665，673页。

[34]邓公玄：《追忆孙哲生先生几件事》，《孙科传记资料》（1），台北天一出版社。

[35]据黄绍竑回忆，他得到要由国民党提名的消息后，未同李宗仁等人商量，就驱车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去找秘书长吴铁城和组织部长陈立夫表示反对。吴、陈都不在，黄就找到副秘书长郑彦棻问：“外间哄传副总统选举，要由中央提名，是吗？”不待郑彦棻作答，黄绍竑继续说：“如果是真的话，广西和安徽的代表就要退出，不再参加选举。我要见吴秘书长和陈部长，就是要说明这两句话，没有其他事情。他们如回来，请郑副秘书长转告”。郑彦棻很吃惊，说：“我不知道有中央提名的事呀！季宽先生哪里得来的消息？”黄说：“南京城里传遍了，何必问哪里得来的呢！”郑又说：“我马上打电话给吴秘书长、陈部长，把季宽先生得来的传说和意见告诉他们。”黄离开中央党部后，驱车前往李宗仁公馆，把经过情形告诉李宗仁，得到李宗仁的赞同。李宗仁说：“我正想找你商量。我完全同意你这样做。如果中常会开会，他们提了出来，我们就来不及了。”李又说：“中央提名孙科，各方面都反对，你来这么一下，我想他们就不敢提名了。”果然不出李、黄所料，经黄绍竑这么虚张声势一恫吓，蒋介石也生怕将事情弄僵，只好取消由中央提名的计划。次日一早，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内政部长余井塘、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联袂登门拜访黄绍竑作解释工作。吴铁城郑重其事地说：“季宽先生昨日对郑副秘书长所说的消息，都是反动分子企图破坏党内团结而散布的谣言，希望季宽先生不要轻信。立夫先生和洪秘书长、余部长都在这里，保证决没有中央提名的事。希望季宽先生以党国大局为重，不要轻信谣言，团结一致，使国民大会顺利完成其伟大历史使命。”陈立夫也接着说：“这次国大的召开，是经过同共产党长期的艰苦斗争得来的，共产党无时不想方设法破坏。季宽先生过去在地方工作，当然不知道其中经过，这次国大是行宪的开始，除了选举大总统、副总统外，主要任务是团结全国的意志进行‘戡乱’。现在‘戡乱’军事正在进行，如果我们内部闹分裂，就正中了反动派的奸计。”黄绍竑听了他们的这番表白，也就顺坡下驴，对他们说：“我只希望副总统能按照宪法自由竞选，既然你们各位保证中央不提名，我还有什么意见呢！这样第一个回合，黄绍竑取得了胜利。参见张道镕等：《民国十大幕僚》，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9—471页。

[36]上海《大公报》1948年4月7日。

[37]特约记者：《副总统选举的曲折》，《观察》第4卷第10期（1948年5月1日）。

[38]根据《观察》杂志记者的观察，由于孙科、陈立夫各有所图，他们之间的合作也并不紧密。该记者分析说：“孙陈联盟，亦不密切。孙氏在宣布竞选时，对‘当选副总统后是否仍竞选立法院长’一问题，不作放弃表示，只说：‘到那时再说。’野心太大，使得陈立夫感觉不安，因而对孙的支持不太积极，甚至有支持于右任的倾向。直到选举前数日，孙氏骑虎难下，觉得副总统万一失败，立法院长亦并无大把握。乃向中央党部声请放弃当选立委资格，争取陈立夫的进一步合作。不过到这个时候，陈所控制的一部分票已被人拉去，收回来很不容易。这是孙的另一失败点。”参见特约记者：《副总统选举的曲折》，《观察》第4卷第10期。

[39]梁升俊：《蒋李斗争内幕》，台北新新闻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34页。

[40]居正在1948年4月16日的日记中希望道：“早起，见报公告候选总统人名单，余以109人（刚是法定人数）之提名，与2400余人（提名）蒋公并列，摆布得太不相称。有人嗤为傧相，有人笑为陪席，总之可谓找不着第二人，亦可哂也。”居正并赋诗一首云：“开张竞选说无为，不犯猜疑也发疑。毕竟庸庸浑不识，时行物兴又凭谁？”谢幼田整理：《居正日记书信未刊稿》第3册，第127页。

[41]据拥护李宗仁的某报纸报道，孙科方面以3亿元法币一张选票的价格买票。这个消息无法证实其真伪。参见特约记者：《副总统选举的曲折》，《观察》第4卷第10期。

[42]这次竞选费用，以李宗仁、孙科、程潜花费最多。程潜是1万多亿法币，比李、孙要少得多。李宗仁总共用去1000多根金条，合计1万多两金子，折合成当时的法币将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些钱由桂系控制的安徽、广西两省出，安徽出了大部分，所有这些费用由安徽省银行行长张岳灵经手。有一次，张岳灵从安徽运往南京的法币现钞就有100多亿。孙科的竞选费用没有公布，但他有国民党中央及富裕的家乡广东省的支持，其花费绝对不会少于李宗仁。当年曹锟贿选总统时，开给各位“猪仔议员”的价格是5000元现大洋。而如今李宗仁、孙科等竞选副总统，花费在每位国大代表身上的钱恐怕不止5000元现大洋，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参见黄绍竑：《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60辑。

[43]早年的孙科，与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段祺瑞的儿子段宏业、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并称为“四公子”。孙科的原配夫人叫陈淑英，是孙中山做主为他娶的。婚后，虽然夫妻感情很好，但作为“太子”的孙科并不以此为满足，有关他的花边新闻很多，闹了不少笑话。最有名的，莫过于与他的“敝眷”蓝妮的花边新闻。蓝妮，原名蓝业珍，后来改名蓝巽宜，而外界则称之为蓝妮。她1912年出生于澳门。之后，举家迁居广州。蓝妮容姿艳丽，身材苗条，是一个标准的美人胚子。后来，因为家道中落，蓝妮于1928年嫁给了一个名叫李定国的人，但婚后，夫妻感情不甚融洽，在经历了五年的痛苦生活后，于1934年分手。从此，蓝妮混迹于上海滩，成为有名的交际花。1935年的一天，蓝妮的同学陆英请客，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党国要人孙科也在座。两人一见钟情，不久两人即开始同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蓝妮随孙科内迁四川重庆，住“园庐”，但蓝妮是名交际花，过惯了上海滩灯红酒绿的生活，到内地后，很不适应战时重庆那种艰苦的生活，不到三年便孤身一人重返上海，此后来往于上海、南京等日伪占领下的大都市，与大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往来密切。这时期，蓝妮出入于沪、宁等地的交际场所，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这位俏丽的少妇就是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长的地下夫人蓝妮。抗战胜利后，蓝妮与孙科在南京重逢。在抗战胜利后的接收过程中，国民党中央信托局在上海没收了蓝妮一批从德国进口的颜料，作为敌伪财产处理。为此，孙科不顾官箴，亲自致函中央信托局，称这批颜料是“敝眷蓝妮”的，消息传出，“敝眷蓝妮”的故事成为国民党官场圈子内茶余饭后的一则大笑话。

[44]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著名作家聂绀弩写的《从桃色太子看中国》一文（载《聂绀弩杂文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对此有很详细的介绍。

[45]《竺可桢日记》第1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86页。

[46]孙科没当成副总统，而且让人看了笑话，大失面子。事后，连李宗仁也认为黄绍竑把宣传工作搞得有点过火，对孙氏作了人身攻击。支持孙科的张发奎、薛岳、余汉谋等几位国民政府二级上将率领100多名广东籍国大代表前往《救国日报》问罪，将这个“缺德”的报馆砸了个稀巴烂。李宗仁见《救国日报》因支持自己而受损失，事后授意程思远私下派人拿了四根金条交给《救国日报》的总编辑龚德柏，算是作为报馆被捣坏的补偿，这也是孙科与蓝妮“花絮”外的又一“花絮”。

[47]特约记者：《副总统选举的曲折》，《观察》第4卷第10期（1948年5月1日）。

[48]特约记者：《副总统选举的曲折》，《观察》第4卷第10期（1948年5月1日）。

[49]《徐永昌日记》，1948年4月25日，1948年5月6日，1948年4月26日，1948年5月6日，1948年。

[50]黄绍竑：《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48—49，49—50页。

[51]黄绍竑：《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48—49，49—50页。

[52]陈良佐：《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53]黄绍竑：《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48—49，49—50页。

[54]上海《大公报》1948年4月26日。

[55]上海《大公报》1948年4月26日。

[56]特约记者：《副总统选举的曲折》，《观察》第4卷第10期（1948年5月1日）。

[57]《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299，300，863，862，318页。

[58]《颜惠庆日记》第3卷，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972页。

[59]《徐永昌日记》，1948年4月25日，1948年5月6日，1948年4月26日，1948年5月6日，1948年。

[60]《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299，300，863，862，318页。

[61]上海《大公报》1948年4月27日。

[62]天津《大公报》1948年4月27日。

[63]上海《中央日报》1948年4月28日。

[64]上海《中央日报》1948年4月28日。

[65]对于各位副总统竞选人动辄发表政见的做法，舆论评论说：副总统“只是一个空头资格，无从问事。而竞选者却大吹大擂发表政纲，这却是古今中外未有的奇闻”。见特约记者：《国大毕竟召开了》，《观察》第4卷第7期，1948年4月10日。

[66]上海《大公报》1948年4月29日。

[67]上海《申报》1948年4月30日。

[68]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5册，第726页。

[69]上海《中央日报》1948年4月30日。

[70]《颜惠庆日记》第3卷，第988，987页。

[71]《竺可桢日记》第2册，第1224页。

[72]《颜惠庆日记》第3卷，第988，987页。

[73]《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上册，第479，479，482，480页。

[74]李家骏：《李宗仁先生传》，上海吼声书局1948年版，第15，16—17页。

[75]苏志荣等编：《白崇禧回忆录》，第346，347—348页。

[76]《观察》杂志的特约记者分析说：“老实说，政府当初尽可采用一贯的圈派的方法来处理副总统的案子，但既已采取比较民主的方式了，中途又闹出这种丑事，实在愚蠢已极。为了防李宗仁当选，当局曾命令党内支持孙科；为了打击李宗仁，CC无日不在暗中连用压力。但我要特别强调请大家注意的：尽管事实如此，因为投票是采取无记名方式的，李宗仁的票依然最多。这是一个好现象，这表明了党的控制阻止不了一般人对于国家前途的希望，和对于选择优劣的决定。为什么李宗仁会博得这么多人同情呢？这和李氏被当局疑惧是有连带关系的。因为李氏所揭櫫的竞选纲领是和中枢不和谐的，他强调民生主义的重要，他主张清算豪门官僚，他要求改革政治，他赞成树立独立自主的外交，而且言外之意，他似乎还愿意蒋主席出国游历，而让他来扭转中国这一片蜩螗杌隍的现局。这当然不能被当局和一批包围者所容忍，所以谣言四起，传单乱飞，说李宗仁要‘逼宫’，说李宗仁和‘共匪’有勾结，想再谈和平，说李宗仁的经费来源是李济深所供给，终于演出了这丑到极点的一幕，逼迫他放弃，想让言听计从的孙科来做副总统。但想不到国代们情绪高涨，大哗之下，还又不得不命令孙氏也放弃竞选！我所交谈的国代有30人以上，大都并不和李宗仁有关系，但所以表示同情他，是因为觉得目前的局面，垮台只是迟早的问题，如果有一个人换种方式来搞一下，未始不是好事。依宪法规定，副总统要等总统出缺，才有权力，但总统出缺的可能，除死亡和疾病以外，政治情势是很重要的事，而副总统任期6年，且有宪法保障，是确实可以做番事的。孙科不能说没有声望，但朝秦暮楚，且和当局的论调做法全无二致，任何人对他自然存的希望不大。因此，这一次的李宗仁，能击败一切极大的阻挠，博得多数的拥护……只有压迫李宗仁的人，才是真正失败了。”《一个出席国大采访的新闻记者的来信》，《观察》第4卷第10期。

[77]《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299，300，863，862，318页。

[78]特约记者：《副总统选举的曲折》，《观察》第4卷第10期（1948年5月1日）。

[79]《徐永昌日记》，1948年4月25日，1948年5月6日，1948年4月26日，1948年5月6日，1948年。

[80]梁升俊：《蒋李斗争内幕》，台北新新闻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34页。

[81]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就此事评论说：“孰知当礼炮21响，赞礼官恭请正副总统就位时，我忽然发现蒋先生并未穿军常服，而是长袍马褂，旁若无人地站在台上。我穿一身军便服伫立其后，相形之下，颇欠庄严。我当时心头一怔，感觉到蒋先生是有意使我难堪。但再一思索，我立刻挺胸昂视，豁然若释。因为蒋先生以一国元首之尊，在这种小地方，他的度量都不能放宽，其为人如何也可想见了。观礼人员中，谁不清楚蒋先生的作风？大家既然明了，这尴尬的场面与其说使我难堪，毋宁说使他自己难堪罢了。将来史家秉笔直书，势将使蒋先生本人在历史上多其难堪的一笔而已。”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671—672页。

[82]《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362页。

[83]《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上册，第479，479，482，480页。

“我的老公把国防部长丢了”

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后，白崇禧仍然希望蒋、李正副总统能够和平共处。为此，白崇禧考虑到李宗仁一生主要在地方任职，对中央人事不熟悉，特别向李宗仁提出如何学会与蒋介石相处的三项重要建议：

第一，副总统系辅助总统，平时不可轻易提出主张——当选举副总统时，因竞选关系，每一候选人皆开出许多政治支票，其实副总统无权兑现，此事既成过去，以后即不可轻出主张，轻于言诺，以免与中央不合。

第二，中央各院部会与民意机关，有许多人事不熟，每人之能力，见解如何，副总统应利用此机会，于每周六分别邀请各院首长、各民意代表召集人与党部负责人及许多外交经济各方面之人才聚餐，每次人数不过一桌，预先妥为安排，一面联络情感，促进彼此间之了解，一面听取彼等意见，增加学问之进益。此等聚谈作成记录两份，一份自己保存，一份送呈总统，对外不公布。若有建设性意见，经总统审阅后，批交主管参考，一者增加自己阅历学识，一者对各部会多所了解。

第三，中枢既有英明总统主持国家大计，副总统宜每年至国内各地巡视，一者代表中央关怀地方之意，一者视察地方建设，探求民瘼。同时借观赏名山大川之便，以收“读万卷书，行千里路”之功。此外，地方民意代表如国大等，应随时与之联系，以增加彼此之了解。副总统出巡时，可率各部会有专才者，组一小型旅行考察团，留心观察，以广见闻，并就每人观察所得，制成记录两份，一份送呈总统，一份自己保存。出巡时，可视气候之所宜，分期分区前往，若冬天赴华南，夏天至华北、东北，纯取其气候相宜也。

白崇禧将以上三项建议向李宗仁提出，李氏表示同意，白氏又向蒋介石报告，蒋氏表面上说此议甚佳，但内心里决不会任李宗仁如此逍遥自在。^[1]

蒋介石是个报复心很强的人，李宗仁严重违背他的意愿当选为副总统后，蒋介石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报复和惩处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白崇禧企求李、蒋和平共处的愿望成为泡影。

首先是对李宗仁这个副总统进行冷藏处理。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向蒋辞去北平行辕主任。所谓北平行辕本来就是一个因人而设的空头机关，李宗仁辞职后，蒋索性连这个机关也裁撤了。李宗仁从此辞别故都北平，作为“储君”长住首都南京。到了南京，有关军国大事的重要会议，他无权参加；招待国际友人的重要宴会，蒋也向不邀请他陪客；只有几次招待国内元老的餐会，蒋偶尔邀请他出席作陪。如此以外，李宗仁这个二把手就别无他事可干了。

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克拉克在致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斯函中这样描述李宗仁这位副总统的处境：“李宗仁在这件事上是一个失败者。在选举之后，他每周遇见蒋介石二到三次，但他们除了天气之外，没有什么可说的。蒋介石拒绝和他商量任何重要的事情，而且，李也无权力做任何事情。”^[2]

李宗仁在南京无事可做，便干脆什么也不管。6月26日，李宗仁夫妇应北平各界人士的邀请前往北平待了1个半月。在北平期间，李宗仁与“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多次见面，就华北局势和全国的形势交换意见，他们这两个杂牌军的著名头头开诚相见，无话不谈，但一致意识到国民党的反共内战前景黯淡，傅作义且一再问：“到那时，怎么办？”李宗仁并无良策，只能是好言安慰：“宜生兄，万一局势发展到那地步，那只有听凭你自择了。你要想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3]

8月17日，李宗仁夫妇从北平返回南京，向记者发表谈话，声称“北方大局相当安定”。9月间，又携夫人郭德洁前往上海、杭州等地游山玩水，农历中秋节到海宁观看了著名的钱江潮，然后到杭州西子湖泛舟，行同闲云野鹤。

但让李宗仁伤心的是，他的大哥李德明在桂林去世，向蒋介石请假要求亲自去桂林为大哥料理丧事，蒋因担心李宗仁乘机与两广人士联络，竟然不近人情一口回绝了，致使身为副总统的李宗仁奔丧无门，又给他很大刺激。^[4]

蒋介石的第二招就是指使陈立夫等发动“倒李（品仙）运动”。

李品仙是桂系大将之一，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历任第21集团军总司令、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自1939年11月起，继廖磊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抗战胜利后，第十战区裁撤，李品仙专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其竞选费用大部分出自安徽，李品仙对李宗仁的当选副总统是出了大力的。蒋系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况且李品仙坐镇安徽，虎视眈眈地靠近首都南京，也让蒋系很不放心。而恰巧李品仙为官并不清廉，贪污的名声很大。在抗战胜利后的接收过程中有中饱私囊的行为，声名不佳。^[5]这样的人，一旦时机成熟，就必然成为政敌攻击的活靶子。早在副总统选举前，国民党中央就组织学生游行示威，要李品仙下台。李宗仁当选后不久，《观察》记者就预测：“众口不理的李品仙的安徽政权，不久必将瓦解，而代以较可信任的军人，预防隐患。”^[6]

果如其言，李品仙主政安徽近8年来的种种“劣迹”被编成《李品仙主皖劣迹录》在南京广为散发，蒋系中央报刊集中火力攻击李品仙贪污舞弊、盗挖安徽寿县楚王古墓、强买民间古画等。官方组织的南京学生上街游行，向中央党部请援，而CC头子陈立夫、张道藩等则装出不知情的样子接见请愿学生，答应将他们的要求转达给党中央。监察院则提出弹劾动议。起初，李品仙还想反击，他以盛宴款待记者，即席发表演说，为自己辩护，并向记者分发《主皖政清录》一册。^[7]但终因为李品仙的小辫子太多，桂系首脑们也觉得难以为他漂清，不得不暂时牺牲一下李品仙，以平息蒋方的攻击。李品仙见桂系首脑不再保他，立即没有了底气，便称病躲进上海静观事态发展。

一天，白崇禧来到上海，约黄绍竑谈话，白告诉黄：“鹤龄（李品仙号）在安徽弄得很糟，再难做下去了。老蒋有意请你去接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把李调任广西省主席，把黄旭初调中央（不指定什么职务）。德公（李宗仁）要我同你商量一下，听听你的意见。”

黄绍竑立即意识到这是蒋介石的连环计，便对白崇禧说：“这是老蒋的毒计呀！我们千万不要上当。”

白说：“不见得吧！”

黄说：“你读过二桃杀三士的故事吗？虽然实际情况不同，但也颇相似。桂系统治下的两个省——安徽、广西，李品仙在安徽弄得很坏，现在把他调回广西，岂不也要把广西弄成安徽那样吗？黄旭初虽然没有什么才干，但守成是有余的。我是广西人，我反对把李品仙调回广西。这回蒋恨我到了极点，他要我去安徽是好意吗？无非是要我到‘戡乱’前线上去试试，再来整我，这个当我坚决不上。我提醒你也不要上当。李品仙做不下去，另换一个广西佬好了，或另换一个接近我们的外江佬也好。”白崇禧听了，只得扫兴而去。

蒋还指使CC骨干分子胡健中去见黄绍竑，把李品仙大骂一顿之后，说：“季宽先生在浙江搞了十年，我们是知道的。此次若到安徽去，地方人士（包括我自己在内）必能通力合作，把安徽搞好。安徽比浙江好搞得多。”黄绍竑在浙江省政府主席任内的秘书长的李立民，也以安徽人的身份劝黄绍竑前去就职。黄绍竑一概加以谢绝，蒋的妙计乃不得售。^[8]最后，蒋桂妥协，以桂系另一大将夏威接替李品仙。8月26日，南京政府发表夏威为安徽省政府主席，蒋系的反攻只达到了部分目的。

蒋介石的第三步是将白崇禧外调。

为防止李宗仁、白崇禧同在中央，利用此机会合谋，蒋介石于1948年5月31日宣布免去白崇禧的国防部长职务，将其外调，由何应钦接任国防部长。

白崇禧被免去国防部长，认为是一大损失。白的夫人甚至对李宗仁夫人发牢骚：“你的老公做了副总统，我的老公却把国防部长丢了。”^[9]

白崇禧被免职，当时舆论界有不少议论。《中国新闻》杂志刊登专文分析说：“由于李德邻之竞选副座，白健生曾出面拉西北同胞之票，并公开发表过多次拥李谈话，若干人看起来，似乎广西色彩太浓，这对于现在当权的立法院正副院长孙科和陈立夫派系的人颇有反感，乃不得不作一缓和气氛打算。……据权威方面确悉，当局只希望李、白两人有一个放在中央，故李来白去也是政治上的习惯。”^[10]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写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对这一事件发表了如下的见解：“白崇禧被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大概是因为他在选举中帮助了李宗仁，其后他被指派担任指挥黄河、长江间五省军队的重要任务，在犹豫许久之后，他接受了这个委任，但是他又获悉不准在该地区组织民团——正是他一贯强烈主张的事情——并且某些地区，如武汉周围，将不在其管辖范围之内。他因此不愿就职，并怏怏赴沪。总统并无遗憾之意，并说这无关紧要。他似乎怀疑桂系阴谋反对他，因此疏远了那些久经考验的忠实于他自己和国家利益的人，或者至少是正在失去他们的有效合作。”^[11]

蒋介石在免去白崇禧的国防部长后，内定由蒋鼎文去徐州任津浦路一带总司令，张发奎去武汉任平汉路南段一带总司令，令白崇禧设总部于安徽蚌埠，统一指挥蒋鼎文、张发奎。^[12]

白崇禧从整个反共内战的战略角度出发，认为守江必守淮。华中只能设一个战区，以期兵力能够集中使用。因此，他曾设法向蒋介石建议在蚌埠设立“剿总”，而以重兵运动于江淮河汉之间，以屏障政治中枢南京的安全。据说，白崇禧在出任国防部九江指挥所主任时，即曾向蒋介石建议过：将武汉行营和徐州“绥靖”公署两个机构统一指挥。在1948年3月召开的华中“绥靖”会议上，即决定设立华中“绥靖”公署，指挥华中13个“绥靖”区，统辖苏、鲁、豫、皖、鄂、湘、赣、浙8省军政大权。但当时蒋介石内定由最忠实于他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兼任华中“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副主任，而不是白崇禧。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蒋为安置白崇禧，不得不改变前议。白崇禧认为，蒋介石的此种安排“近于为人设官”，“况且蚌埠指挥何异叠床架屋，妨碍中枢指挥”。所以，白崇禧表示“坚辞不就”。任凭蒋如何力劝，白始终不点头，最后连蒋介石的电话也拒绝接听。白崇禧向人发牢骚说：“主席左右颇有言军阀抬头，桂系谋起。当李德邻竞选成功之前夕，主席曾语陈立夫，谓如一把刀插到胸内，今日白某不要再来一把。”^[13]

由于白崇禧坚决拒绝，蒋介石只好改令白崇禧出任“华中剿匪总司令”，驻汉口；另在徐州设立“剿匪总司令部”，由刘峙任总司令。白崇禧认为，中原划分两个战区，缓急不能相顾，根本违背了他的“守江必守淮”的战略原则，如此分兵使用，前途不堪设想，同样拒绝接受。

5月31日，蒋介石在未征得白崇禧同意的情况下，径自发表白崇禧为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华中剿匪总司令”。

6月6日，白氏邀请李宗仁和程思远到他的官邸午餐，告以将赴上海住一个时期，非俟蒋答应他的要求，绝不接受此项任命。随后，白氏躲到上海去了。^[14]

几天后，蒋派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赴沪挽留，白崇禧还是不为所动。后来，蒋接受张群建议，请出桂系大佬黄绍竑当说客。6月11日，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蒋介石宋美龄夫妇邀请黄绍竑到黄埔路官邸午餐，由张群、吴忠信、蒋经国作陪，主客共6人。黄绍竑一见这阵势，就很纳闷，心想这种家庭式的便饭为何也让他这个“外人”来参加，莫非蒋又有什么事要我去跑腿了？吃饭时，蒋氏异样的客气，他素来不饮酒，可这次却破例向大家敬酒，祝大家节日快乐。吃完饭，蒋氏亮出了底牌，他对黄绍竑说：“想请季宽先生去劝劝健生兄，以党国大计为重，打消辞意，快去武汉就职。”黄问蒋派人去劝过吗？蒋答：“礼卿（吴忠信）先生刚劝过回来，他仍然坚辞不去就职。现在戡乱正在进行，武汉地方最为重要，所以才任命他去当‘华中剿总’。这完全是党国的需要和将士的渴望，并没有其他的意思。你与他历史关系很深，请去劝劝他。”当时，黄绍竑正想和蒋介石捣乱，他认为把蒋搞倒了，自然就是桂系的天下，听蒋这么一说，觉得有机可乘，也就满口答应了。^[15]

当天下午，黄绍竑便搭乘蒋经国的专机前往上海。在飞机上，黄绍竑就琢磨着用什么样的话来劝这位正在赌气的“小诸葛”。如果站在蒋介石的立场说话，那么吴忠信显然更能代表老蒋，这样肯定不能达到目的，黄绍竑思前想后，决定用桂系本身的利害来说服他。

下午4时，黄绍竑回到上海霞飞路家中，便打电话约白崇禧来他家谈谈。白崇禧在电话中说：“谈什么呢？你的来意早知道了。”黄绍竑说：“你可能只知道一半，不当面谈，你不会知道。”

见黄绍竑这么说，白崇禧才答应见面谈。见面后，黄绍竑就对他说：“这次来，并不是用蒋的话劝你去就职，为他好好打仗。正是相反，因为早就看到蒋的仗是打不好的，才想来同你谈谈赶快到武汉就职，掌握一些队伍，尤其要抓回广西那点军队，不要把本钱陪着人家输光了。”

黄见白有点心动，便进一步说：“你和德公在南京高高在上做副总统和国防部长，不是等于关在笼中的鸟一样么？现在蒋把笼门打开放你出去，还不快快地远走高飞？难道你躲在上海，他就肯收回成命吗？他正开始要整我们，我们就要借此机会出去。到了外面，再反过来整他。武汉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机会到的时候，就可以同共产党妥协言和。蒋到了无法应付的时候，必定下野，德公就可出来收拾局面。我们岂不是大有可为吗！”黄绍竑一席话，把个“小诸葛”说得豁然开朗，心悦诚服。白崇禧连忙说：“对！我明天回南京到武汉去就职。”^[16]

白崇禧回到南京，蒋介石如释重负。李宗仁趁机为白崇禧向蒋介石索权。李毫不客气地问蒋：“你能给健生多大权力？”蒋无法回避，很尴尬地说：“只要健生允许出任华中‘剿总’司令，我一定设法给他相当大权。”^[17]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蒋同意白崇禧的华中“剿总”直接向他负责，不受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节制。^[18]

据说，白崇禧在前往华中之前还就自己的去处问题征求过部下的意见，有一位部下告诉他：“平时是内重外轻，乱世是内轻外重，现在还是乱世，有机会不如外去。”白崇禧认为有道理，点头认可。^[19]

由于有此背景，故在白崇禧调任“华中剿匪总司令”时，就埋下了日后桂系拥兵抗命的伏笔。

6月23日，行政院第4次会议通过武汉“绥靖”公署改称长沙“绥靖”公署，移驻长沙。国防部九江指挥部改组为华中“剿匪”总司令部（以下简称华中“剿总”），特派白崇禧兼总司令。^[20]

6月25日上午，白崇禧乘专机离开南京飞汉口就职，李宗仁、何应钦、周至柔、汤恩伯等40余名高级将领到明故宫机场送行。

白氏在汉口三元里设立华中“剿总”总司令部，由白崇禧任总司令，李品仙、夏威、张轸、宋希濂、徐祖贻等先后任副总司令，徐祖贻任总部参谋长。总部下设第一（人事）、第二（情报）、第三（作战）、第四（后勤）以及总务、军医、军法、政工等八处。华中“剿总”下辖第五、第六、第八、第十三、第十五、第十六等“绥靖”区，机动部队先后编成第3兵团（司令官张淦）、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第14兵团（司令官宋希濂）等。

白崇禧到任的第二天，即前往河南南部前线阵地视察。28日，在汉口发表就职演说，声称：“今日匪祸猖獗，必须举国上下痛下决心，以‘剿匪’为军事第一，始克有济。”^[21]

注释

[1]苏志荣等编：《白崇禧回忆录》，第346，347—348页。

[2]转引自朱宗震、陶文钊：《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6卷：《国民党政权的总崩溃和中华民国时期的结束》，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4页。

[3]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4，665—666，663—664，664，664—665，673页。

[4]《李宗仁回忆录》说：“我返京不久，长兄德明忽然在桂林病殁。大哥以半商半农为业，胼手胝足，一生劳苦。我历年驰骋国事，对他亦未有太大的帮忙。骤闻殂谢，忆念手足之情，颇思返桂林吊丧。因赴蒋总统官邸，拟当面向他请一两个星期假，俾便返里。谁知蒋先生多疑，他深恐我乘机与两广人士又有联络，对他不利，竟不准我请假。我一再坚持，他仍是不准。最后才笑着说：‘嫂夫人很能干，让嫂夫人去料理好了。’我不得已，只好打消此念，而由内子飞返桂林吊丧。自思我身为副总统，在中国真可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但是先兄去世，我连吊丧的自由都没有呀！”该书下册，第673页。

[5]参见凌孟南：《安徽接收中的李品仙》，《新桂系纪实》下集。

[6]观察特约记者：《话说天下大势》，《观察》第4卷第12期，1948年5月15日。

[7]转引自申晓云、李静之：《李宗仁的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4，272，274，284，284—285，285页。

[8]黄绍竑：《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60辑，第28—29，28—30，45—46，48页。

[9]黄绍竑：《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60辑，第28—29，28—30，45—46，48页。

[10]转引自申晓云、李静之：《李宗仁的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4，272，274，284，284—285，285页。

[11]《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299，300，863，862，318页。

[12]《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48年5月17日。

[13]《徐永昌日记》，1948年4月25日，1948年5月6日，1948年4月26日，1948年5月6日，1948年。

[14]白氏在上海虹口有一座大公馆，在沪西还有一座别墅。白氏一到上海，蒋介石就授意上海市长吴国桢、上海闻人杜月笙等人卖力捧白氏，轮番请他喝酒看戏，日子过得逍遥自在，快活极了。

[15]黄绍竑：《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48—49，49—50页。

[16]黄绍竑：《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48—49，49—50页。

[17]转引自申晓云、李静之：《李宗仁的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4，272，274，284，284—285，285页。

[18]黄绍竑：《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60辑，第50页。

[19]张义纯：《忆白崇禧其人》，《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册，第43页。

[2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军事（二），第689，689—690，589，589，589—592，690，690，609，666—668，662，665，657—658页。

[21]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5册，第751页。

刘伯承给他来了个下马威

白崇禧坐镇华中，引起中共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的高度重视。刘伯承指出：“白崇禧集团是其（引者按：指蒋介石）战略守势的最后防线，此点突破，必全盘瓦解。”“在顾祝同集团、白崇禧集团、张治中集团联合防线上，汉水区是其最大弱点。此地既可渡江，亦可入川，且是敌之接合部，无法弥补。”^[1]

刘伯承当即决定在白崇禧刚刚到任，一切来不及调整的机会，及时发动襄樊战役，夺取川陕鄂三省要冲襄阳、樊城，以切断白崇禧集团与西北张治中集团的联系。

当时驻守汉水流域中段襄阳、樊城、谷城、老河口等地区的，是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及其指挥部队。

康泽（1904—1967），字兆民，四川安岳县人，1925年上半年进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学习，同年10月被选送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在此期间接受戴季陶主义的影响，成为反苏反共的国民党右派骨干分子，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遣送回国，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力行社“十三太保”之一。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内模仿纳粹德国党卫队而建立的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康泽担任这支反动武装的队长，在反共内战中曾经犯下滔天罪行。抗战期间，康泽既是国民党三青团掌管组织大权的组织处长，又是战时青年训导团——集中营系统的总头子，在重庆五云山、江西上饶、湖南衡阳、湖北老河口等地建立了一个个庞大的集中营，关押共产党员、新四军被俘人员、进步人士以及无辜群众。蒋介石为了培植儿子蒋经国接管三青团，于1945年10月剥夺了康泽掌管的三青团组织大权，将其派往欧美考察，实际等于流放，他自叹是“十八年努力一笔勾销”。1947年3月，康泽回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同年11月，经张治中建议，蒋介石任命康泽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2]

康泽出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之初，蒋介石当面许诺给他调5个整编师交他指挥。所以，当时康泽的野心极大，等手里有了5个整编师以后，要找共产党有名的将领，先打罗厚福，再打李先念，肃清襄沙路，打通随枣，收复两郧，然后北出老河口，解决刘伯承，安定中原，并作了几首反动歌曲，还想活捉刘伯承司令员。这真是狂妄的幻想。康泽把的企图对他的校长讲了，蒋介石表示嘉许。^[3]

但康泽到武汉后才发现，蒋介石当初的许诺成了画饼，驻在襄樊归康泽指挥的只有第164旅，该旅仅有4个破烂不堪的营。后来还是承武汉行辕主任程潜的照顾，给他设法调来了整编第85师第23旅以及驻老河口的新编第104旅；另有几个保安团，总兵力2万余人，战斗力很差。康泽有了这点资本后，于1948年1月31日到襄阳走马上任，2月2日成立司令部。

康泽到任后不久，白崇禧为了讨好何应钦系的整编第85师师长吴绍周，不顾康泽的一再请求，强行将战斗力较强的第23旅调离襄阳，归还整编第85师建制。^[4]这样，在解放军发起攻击之前，襄樊地区归康泽指挥的部队有第104旅（旅长萧西清，辖新编第13、第14、第15团），第163旅（旅长冉良臣，辖第487、第488团，共6个营），第164旅（旅长李元宗，辖第490、第491团，共4个营），另有宪兵1个连，整编第85师教导队1队，工兵1个营，地方团队3000人，总兵力15000余人，有步枪5035支，轻机枪492挺，重机枪83挺，六公分迫击炮31门，八二迫击炮57门，重迫击炮8门，冲锋枪170支。^[5]

对于这位新上任的康司令所指挥的部队的状况，《观察》杂志有一篇报道说得很幽默有趣，摘录如下：

受第十五“绥靖”区指挥的部队一共有3个整编旅（后来又增加了1个旅），可是这3个旅中，1个旅是二线兵团百分之百的鄂北新兵，毫无作战的经验；1个旅是民国十几年老装备的四川烂兵，子弹上了膛可以从枪口溜出来的；只有1个旅是军风纪、战斗力都相当好的，有常胜军之称。可是，这个旅是属于一个整编师的，而那整编师的指挥权，当时的九江指挥部始终坚持着不肯放松。像是一个毫无经验的赌客一样，身边没带着一文钱，就冒昧地走进了赌场，康兆民对于这赌局唯一的把握不是军事，而还是他那套老把戏——政治。他一到职个把月，就在打给“中枢”的一个电报里自诩说，此间“军政关系协调，军民情感和谐”。在军事上呢，最首要的措施就是构筑城防工事，河口的、樊城的、襄阳的，费尽了老百姓和士兵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此外，就是想留住守襄阳的常胜军。康兆民是“中枢”的嫡系干部，自然有“面君”的特权，因此他的要求通了天。可是直接指挥他的九江指挥部（引者按：指白崇禧）吃了醋，最后给他一个电令，“××师应归本部指挥，该员倘再擅留驻守，即以违抗命令论”。于是，那“常胜军”终于走了。走了之后不到一个月，襄阳就失陷了。^[6]

在襄樊战役之前，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发起豫东战役，白崇禧判断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两支大军要会合，向华中进攻，白匆匆将其机动兵力张淦兵团向北集中，结果使汉水流域的康泽陷入了孤立状态。

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抓住这一时机，立刻发起襄樊战役。7月2日，解放军参战部队从河南新野出发，1昼夜行军70余公里，3日将从老河口、谷城逃跑的敌第163旅大部歼灭。当晚，是康泽的生日，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科长以上的官员数十人在康泽的官邸为他们的司令官祝寿。宴会结束后，举行舞会。正在大家兴高采烈之际，忽然传来解放军攻打老河口的消息，顿时所有人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最后，康泽决定派他的副司令官郭勋祺前往老河口指挥，但结果除郭勋祺自己所带的1个营二三百人逃回襄阳城外，其余全部被歼灭于襄阳外围。

6日，解放军从三面包围樊城。7日，解放军开始攻击襄阳外围。7月8日，白崇禧令康泽将樊城兵力撤退至襄阳，增强襄阳的守备力量。

襄阳是一座历史名城，依山傍水，地形险要，北面与樊城隔汉水相望，城南群山耸立，好似两道天然的屏障，易守难攻。历来攻打襄阳，都是从夺取南山开始的。山存则城存，山亡则城亡。白崇禧在国防部九江指挥部任上，就派整编第85师第23旅守备襄阳，在城南群山上修筑了大量堡垒据点式工事。康泽上任继续竭尽一切手段，强占人民土地，征发人民的砖石，郊区树木砍伐殆尽，破坏了无数坟墓。用半年多的时间，在高地一带构筑大小据点工事近百处，碉堡100多个和无数的交通壕沟，每一据点和外壕，都敷设了鹿砦，以真武庙为中心的据点，做得特别坚实。所以，国民党官兵吹嘘是“铁打的襄阳，固若金汤”^[7]。康泽和派到那里督战的总统特派战地视察组中将组长周建陶也自我感觉很好，他们吹嘘说：襄阳“地势好，工事好，官兵战斗意志好，让敌人来送死吧”。^[8]

康泽将他所掌握的核心部队国防部后调旅（即第104旅）的两个团3000余人部署在襄阳城南的高地上，依据坚固工事防守，稍后又将从老河口逃回襄阳城的1个营约300人增援到两个团的结合部。

解放军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第17旅、陕南军区第12旅及桐柏军区三分区部队在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统一指挥下，从7月8日起，对襄阳城南的各山头阵地发起进攻。虽然陆续攻占了琵琶山、真武山、凤凰山等阵地，但守军依托坚固工事并用猛烈炮火甚至毒气进行反击，使攻城部队付出重大伤亡，弹药消耗也很大。

解放军围攻襄阳城后，康泽一方面向他的上司华中“剿总”白崇禧求救，另一方面越级向他的校长、总统蒋介石求救。蒋介石鉴于襄阳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方面打电报给康泽打气。电报说：“当此艰危之际，正是磨炼胆识之时，将来事业亦以此为起点。”^[9]

另一方面，蒋介石随即严令白崇禧赶快派兵援救襄阳。当时白崇禧华中“剿总”指挥的第十三“绥靖”区王凌云所部整编第9师及整编第15师驻南阳，离襄阳最近，只有250华里的距离，依照国民党的战术规定，每天行军24公里，约5天行程，若加速兼程急进，只要3天左右。而且第十三“绥靖”区所辖的整编第9、第15两个师也有一定的战斗力。但白崇禧顾虑刘伯承“围点打援”的战术，不敢命令驻南阳的这两个师出援，决定舍近求远，命令驻信阳、确山地区的桂系整编第7师和驻上蔡的整编第20师（川军部队）约5万人的部队前往援救。^[10]

至于救援路线，白崇禧的幕僚班子设想了以下三条路线：

第一，如果照蒋介石及国防部的要求，“救兵如救火”，取捷径，昼夜兼程，由确山经泌阳、唐河、新野直奔襄阳，行程500华里，一般行军要10天，兼程急进也要7天，途中要渡过唐河、白河，可能受到意外的阻碍还未计算在内，不仅到达襄阳之日难确定，而且中途被解放军截击围歼的可能性很大。因为走直路去增援，解放军很容易看出来，解放军中原野战军的3个纵队可能跟着后背来，而围攻襄阳的又可以抽出三四个纵队来，前后夹击。即使不然而侥幸能够顺利地赶到汉水东岸，不渡汉水也救不了西岸的康泽，而敌前渡河是危险而少胜算的。

第二，从驻马店、确山、信阳等地用火车运到广水，步行经应山、随县向襄阳驰援。车运两天（包括准备、上车、下车在内），步行约450华里，一般行军要9天，兼程急进也要6天，先头的整编第7师最快8天可以到达汉水东岸。走这一条路不比前一路慢，因为前一条路要渡过唐河、白河，不能预先架桥，这一条路途中虽然也要渡过埙水，但可以预先架桥。走这条路途中被截击的顾虑很少。但是走这条路到达汉水东岸，仍然救不了康泽，敌前渡河的困难和危险仍然不能避免。

第三，从驻马店、确山、信阳火车运到孝感，步行经应城、京山、钟祥过汉水经宜城向襄阳驰援。车运两天，行军约600华里，一般行军要12天，兼程急进要8天，先头的整编第7师最快10天可以到达襄阳。这条路最迂远，但中途没有受阻碍和截击之虞，由钟祥渡汉水可以预先架桥，远敌渡河最为安全。

对于上述三条路线，白崇禧没有等待幕僚们展开辩论，就裁定采取第三条路线。他解释说：远敌渡河，“以迂为直”。襄阳的部队战斗力很脆弱，康泽能守几天没有把握（他不相信康泽能指挥作战^[11]），如果走前两条路，在援军未到之前襄阳守不住，解放军就可以向荆门、宜昌、沙市挺进，威胁长江交通，国民党军队更加被动，采取后一条道路则可以阻止解放军向南发展。但康泽能固守待援的希望也是有的。为此，白崇禧指示空军第三军区司令罗基指挥汉口空军基地的飞机昼夜不停地、尽全力地飞往襄阳支援康泽守城，汉口基地的飞机不够，再向南京请求加派飞机前来。^[12]

根据白崇禧的指示，华中“剿总”第4处把控置在汉口和信阳的火车全部用来运送整编第7师和整编第20师的部队到湖北孝感。第3处指示整编第7师的工兵营先行运送到孝感，昼夜兼程前往钟祥架设浮桥。同时指示湖北省驻钟祥的保安团就地强征民船木料，协助整编第7师的工兵营架桥。^[13]

救援部队用火车从河南驻马店、确山、信阳等地运到湖北孝感下车，再徒步行军经应城、京山、钟祥过汉水，由宜城向襄阳驰援。

白崇禧在考虑好救援方案和路线后，于7月9日上午8时30分电令康泽：“一、‘匪’众我寡，守备襄樊则更单薄，着即放弃樊城，秘密集中全力固守襄阳待援。二、已令7D（引者按：整编第7师）及9D（引者按：实际为整编第20师）主力分道兼程来援，因抽调兵力须时，务须能固守到七月养（引者按：22）日。三、需要弹药望即计划数量，布置投置场，以便立即投送，并盼注意：樊城应即放弃，恐紧急时撤退不易也。”^[14]

白崇禧要求康泽固守到7月22日，这对康泽来说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所以，康泽再三打电报催促援军，向白崇禧讨价还价，说他的部队守不到华中“剿总”所要求的天数，要求援军提早3至5天赶到。但华中“剿总”的幕僚认为援军7月22日赶到襄阳，已经是极限了，不能再提前。白崇禧无可奈何，只有命令空军全力轰炸解放军的阵地，以延长康泽的守城时间。在战斗最紧张的那几天，白崇禧觉也睡不着，每每半夜爬起来打电话问情况。^[15]最后，白崇禧实在无法，答应援军提前5天到达。其实这是无法兑现的承诺。

从7月13日起，解放军攻城部队在王宏坤的统一指挥下，决定调整部署，以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担任主攻，桐柏军区第28旅和陕南军区第12旅等担任助攻。

6纵司令员王近山是刘伯承、邓小平麾下的一员猛将，他受命后立即召集参与攻城的各旅旅长商讨攻城的新思路，认为跟敌人死打硬拼是不行的，要跟敌人斗智斗法。经过周密的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与敌胶着于外围山地，过多消耗兵力，正中敌人“拖延时间，固守待援”的诡计。为了争取战役主动权，必须改换新的攻城途径。王近山提出：城南高地与汉水之间，有一条狭长的走廊直通西门，虎头山、羊祜山主峰守敌火力不能直接对它造成封锁。由于中隔琵琶山、真武山，守敌也不会倾巢下山反扑。若将攻城重点置于西门，利用已攻占的琵琶、真武二山，切断主峰守敌下山的通路，打通城西走廊，可一举直达襄阳西关。会议结束后，王近山将这个设想报告了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得到他的赞同。

部队随即按照这个新思路进行攻城，13日晚，第6纵队一部首先攻到襄阳西关。与此同时，桐柏军区第28旅和陕南军区第12旅也分别建立东南角和东北角的攻城阵地。三支攻城部队形成了马蹄形攻城态势。

解放军攻势凌厉，康泽急忙下令放弃樊城，将守樊城的第164旅调到襄阳城内，以全力确保襄阳。当襄阳城门告急的时候，康泽打电报给华中“剿总”，请求准予他放弃襄阳城外各山头上的阵地撤退到城里继续抵抗。他的理由是：城内的兵力不够，山地上已经顶不住，必须集中力量到城内来才能守下去。白崇禧复电不准，指示他只要少数的兵力守住城内的核心据点，尽量抽出兵力增加到城外各山头阵地上去，康泽的指挥所也摆到山地上去，只要山头还能保得住，共产党军队进城也待不住，坚守到援军到达就可以取得胜利。康泽认为白崇禧不了解襄阳的情况，有意和他过不去，就直接打电报向他的校长蒋介石请求。蒋介石爱惜他的心腹干将，立即复电批准康泽的请求：“‘共军’必无远射炮与重武器，弃山守城，固守待援。”^[16]蒋介石的电报没有同时通报给白崇禧。康泽根据蒋介石的电报撤退下来之后，才把他撤退下来后的部署和蒋介石的电报一并电报白崇禧备案。白崇禧的作战处处长看到后说：“这样一来，襄阳城的守军在城西北郊各制高点瞰制之下，一定守不住，襄阳在援军到达以前弃守的可能性很大，我们很难负这种责任。”白崇禧表示同意这位处长的判断。会报结束后，白崇禧的作战处处长打电话质问国防部第三厅第二处（作战处）处长曹永湘：“为什么你们直接指挥了襄阳的作战，命令康泽的部队从山上退到城里，事先也不和我们交换意见？”曹永湘答复说：“这是侍从室办的，我们第三厅没有案。”^[17]

7月14日，康泽下令放弃襄阳西南的山头阵地，全部退缩到城里负隅顽抗。7月15日黄昏，解放军对襄阳城发起总攻，担任突击任务的第6纵队第17旅第49团第1营，以猛虎下山之势，在强大火力支援下，勇猛通过襄阳西关大石桥，只用了5分钟就登上了襄阳城头，连续打退守敌的数次反扑，巩固了突破口，后续部队乘势向城内前进。西关首先被突破，使城内守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在襄阳东关担任攻击的桐柏军区第28旅和陕南军区第12旅也成功越过壕沟登上城头，投入巷战。几路部队协同作战，采取穿插分割、猛打猛冲的战术，很快就在康泽的司令部杨家祠堂胜利会师。这时，康泽和副司令官郭勋祺带领警卫部队和特务武装躲在大炮楼里继续顽抗，同时继续向白崇禧和蒋介石呼救。

这时，白崇禧派出的援军整编第7师距离襄阳城还有180华里，远水解不了近渴。怎么办？白崇禧的幕僚建议除派空军以最大努力去轰炸外，还想了这么一个“妙计”：投1个通讯袋，通讯袋里装着白崇禧给康泽的手令：“增援解围的部队1天的时间就能赶到，希凭借核心工事，鼓励士气，坚守待援。”让空军将这个通讯袋故意投到解放军的阵地上去，以便吓退解放军。无计可施的白崇禧同意试一下。然而，“小诸葛”的这点雕虫小技蒙骗不了解放军指战员的火眼金睛。

解放军以更加猛烈的进攻来答复“小诸葛”的小计谋。一阵猛烈炮火过后，大炮楼里的工事和火力点大半被毁，解放军指战员乘势突进炮楼内，活捉了康泽和郭勋祺。康泽被活捉前，用死人的血污泥涂抹自己的脸，然后装死躺在死人堆里，企图瞒过解放军的眼睛，等待白崇禧的援军一到，他就从死人堆里爬起来，到那时他宣布自己打到最后一个人还守住了襄阳城，那将是多大的荣耀？他的校长将会奖赏他最高规格的勋章？然而的狐狸伎俩没有达到目的，他被解放军指战员从死尸堆里翻了出来，乖乖当了俘虏。^[18]

可笑的是，康泽当了俘虏，而白崇禧仍然在源源不断给康泽发指示，声称援军马上就到，“务盼督率坚守，只最后要有数个据点在我手中，即襄阳并未失陷，兄等达成光荣任务矣”。^[19]

7月16日晚，白崇禧的增援部队的先头部队整编第7师第172旅才到达钟祥及其以南一线，连夜搜集船只，准备当晚渡襄河。当增援抵达襄阳城下时，解放军部队早已经打扫战场完毕，于前一天已经全部转移了。白崇禧的增援部队大老远赶来即使想“送行”也来不及了。

襄阳战役，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第104和第164旅全部以及第163旅大部共21000余人被歼灭，其中毙伤3700余人，被俘17000余人（包括第十五“绥靖”区正、副司令官康泽、郭勋祺）。^[20]

襄樊一战，给了白崇禧一个下马威。白氏在国民党军中虽然号称“小诸葛”，可是在解放军最优秀的军事家刘伯承、邓小平面前，却显得捉襟见肘，差得远了去了。

襄樊战役，第十五“绥靖”区被歼灭，身为华中“剿总”总司令的白崇禧不但不检讨自身的问题，反而公开攻击蒋介石不应该派一个搞特务的毫无军事常识的人去当“绥靖”区司令，更不应该在关键时刻放弃襄阳的屏障制高点不守，缩到襄阳城里，以致遭到如此惨败云云。这些话大大伤害了蒋介石的尊严体面，因为白崇禧所指责的问题都是他蒋某人做的。为了反击白崇禧，蒋介石将从襄阳逃出来的总统特派战地视察组第八组中将组长周建陶召到南京，当头就是一顿臭骂：“你这无用的东西，怕死鬼，不好好协助康泽，一败涂地，还有脸来见我吗？共产党成功了，还有你的容身之地吗？”蒋介石骂完后，将周建陶带到他的作战会报室，指着一张十万分之一的地图说：“你把襄阳制高点的作战情况说说。”这时，周建陶很快理解了校长的意图，讨好似地说：“当敌人占领襄阳西郊真武庙制高点后，就可以毫无顾虑直迫西城，也可以直逼东南城，总统指示康泽放弃高地，集中兵力据守襄阳城是完全正确的，不这样，襄阳城不待7月16日，早两三天就丢了。”蒋见他开了窍，赞许地点了几点头。周建陶见话说对了，跟着补充说：“襄阳的失败不是制高点保有不保有的问题，而是桂系的坐视不救。”说到这里，蒋介石后退一步，向周建陶全身上下打量了一下，“唔，好，我知道了，你明天到国防部去开会，好好地报告一下！”^[21]

1948年8月3日至6日，国民党在南京国防部大礼堂召开在大陆的最后一次大型军事检讨会议。蒋介石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将周建陶带到了会场。这天的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他身着戎装，胸前挂着美国政府赐给他的大勋章，独自坐在主席台上，先用手一连摸了几下他那几乎无毛的光头，两只眼睛向会场四周扫了几扫，然后盯着周建陶：“周组长，你把襄阳作战经过报告一下，时间不多，扼要地谈谈。”通过前一天与蒋的会见，周建陶已经心中有数，在报告中首先替康泽吹嘘：“他以两个不完整的旅5个团的兵力，守备襄樊两个城市，从兵力上说，是薄弱的；当解放军兵力2万以上向襄樊展开攻势时，康泽以两个团守备樊城，两个团守备襄阳西南郊高地，1个团控制于襄阳城；当解放军早突破西郊高地阵地夺去了真武庙制高点，放弃樊城，以陆空联合向真武庙高地进行反攻，康泽的这些处置，都是正确的。”说到这里，周建陶见主席台上的蒋介石点了点头。便知道报告对头，便接着说：“只是由于敌人的兵力强大，战斗意志顽强，反攻才未能成功。”说到这里，蒋介石像针刺了他的屁股，端着凳子往后移动一下，才又坐下。周建陶也感到自己说敌人战斗意志顽强说错了，弄得蒋不高兴听，遂补充说：“虽然反攻未成，敌人的伤亡是重大的。”蒋这才点了一下头，又在光头上摸了一下。^[22]

周建陶替康泽吹嘘一阵后，遂开始为他的校长作辩护。他说：“战斗至7月12日，当敌人的钳形攻势，快要将高地与襄阳城截成两半，被各个击破的形势下，放弃高地，集中兵力据守襄阳城以待援，就有完全必要。”听到这里，蒋介石一连点了几下头。

周建陶本来还想继续吹下去，不料代表白崇禧参加会议的华中“剿总”副参谋长赵援沉不住气了，他站起来就批驳说：“放弃制高点，退守襄阳城，让敌人居高临下，我们白长官认为是铸成大错！”

蒋介石眉头一皱，两只眼睛盯着周建陶：“周组长，你再说下去！”

周建陶见赵援提到白长官，心里有些激动，又见蒋介石要他继续说下去，遂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对桂系放一炮。他说：“襄阳战役，自7月1日老河口战斗开始，至16日战斗结束，为时半个月，我只见到白长官于7月12日派了1架飞机在襄阳上空散发1次传单，说他的大军快到了，要共产党军队‘弃暗投明’，我不知道这究竟是玩的什么把戏？派李本一第7军驰援襄阳，到7月19日，还停滞在宜城附近不前，距襄阳100余里，这是什么原因？”周建陶接着说：“据我所了解，第7军自花园孝感出发，平均日行五六十里，中途休息1日，也应在7月16日前到达襄阳附近，我不知道白长官对此作何感想？我认为这就是襄阳失败的原因。”^[23]

说到这里，蒋介石向周建陶瞟了一眼，站起来点了几点头：“唔，好了，不必再说了。”

这时，赵援不服气了，他站起来手一举：“报告总统，我还有话要说。”

这时，会场发生骚动，与会的以蒋系人马占绝大多数，他们对白崇禧的代表赵援抢白他们校长，早已不乐意。蒋介石乘机加大嗓门：“时间不多了，赵副参谋长，有机会我再找你谈谈，现在要进行授勋典礼。”

蒋整了整衣，在光头上摸了几下，遂开始向第7兵团司令黄百韬和阜阳“绥靖”区司令官李觉授勋，以“青天白日”勋章授予黄百韬，以“云麾”勋章授予李觉。会议就此结束。^[24]

白崇禧在南京军事会议上没有讨到便宜，不甘心，于是利用华中“剿总”编战史的时机再做文章。华中“剿总”编的《襄酂会战史》将战败的责任全部推到康泽和蒋介石身上。《襄酂会战史》写道：

襄酂位居华中，古称险要，控川陕豫鄂之门户，握武汉三镇之锁钥，绾毂南北，控扼东西，南遮粤汉，北通汝洛，东凌吴越，西带秦蜀，睥睨桐柏，丛山汇引陨汉诸水，交通辐辏，向为富庶之区。人民悍朴，素称兵源之地。连南（阳）信（阳）而成犄角，跨建邺一如两臂，襟山带河，易守难攻，地形四通，可进可退，洵为兵家战略上所必争之地，形成中原战场之重镇也。虽武器发达之今日，平汉路告成以后稍杀其形势，而在战略上之价值则仍未稍逊于往昔。（康泽）特未加察善于运用，既不能利用外围据点行逐次坚强之抵抗，已予‘匪’以侵入之机，又不能固守城外据点，与城内相互策应，更不能激励三军，求背水殊死战，坐弃有利地形委于‘匪’手，诚可惜也。按襄酂会战，可视为陇海会战之一部，亦即主战场之余声，而竟演成支战场之重要战斗。‘匪’依其既定战略，预料我大军北进后方空虚之际，以闪战手段突击我襄酂，早在我意料中。惟我以兵力不敷，转移困难，故先预定计划，决抽调有力部队，虽辗转殊延时日，预期亦必能适时到达战场。无如战场上直接指挥者既未认清‘匪’战略阴谋，最初使用兵力即嫌过度分散，不能收逐次坚强抵抗之效，以空间换取时间。又不能回守城郊据点，利用有利地形内外支援战斗，撑稳战局，使我援队得获三、五日之时间余裕，到达战场参加战斗，反放弃城外高地，退守城垣。既入城内，而又无巷战良好工事之准备，更明知作战部队复杂情形，统一指挥掌握均感困难，竟使退入城内，徒增我指挥上之困难，反减少在城外独自为战之利益，尤为失策。回忆当时，设第一线部队最初能实行持久战，迟滞‘匪’之行动，可至10日以上，再加以约10日之城郊据点战斗，则自7月2日战斗开始计至22日止，已获得有两旬之时间，而增援部队自可从容到达襄阳附近参加战斗矣。纵外围据点不能抵抗至10日以上，而固守城郊据点能再坚忍三、五日，匪虽凶猛，势必先肃清侧背，然后始敢放胆突击城垣。如此则三、五日最少限之支战斗，已可使我援军到达战场，解围无疑矣。推源溯本，失利原因固多，而战场上直接指挥者未能把握时间，实为其主因。观其惑于‘匪’情，昧于地形，已足证明对时间之少算。‘匪’乘隙谋攻襄酂，即在我援军未到达战场前为‘匪’最有利。所必争之时间，今经10余日之城郊战斗，匪攻势已呈顿挫，正患弹药缺乏、伤亡惨重，且盛传援军即到将逃遁之际，而战场直接指挥者未看破此战机，反狃于退守城内之误算，不能耐最后5分钟之挣扎，一念之差，刹那间而战局转变，愈演愈非，得勿非对时间之无算者乎？语云：多算多胜，少算少胜，不算不胜。而今竟无算至此，可慨孰甚！幸我援军一到，乘‘匪’立足未稳一举攻略襄酂，重复战略据点，俾整个战局稳定，而此次战斗遂告结局焉。^[25]

通过这一纸会战史，白崇禧将自己的指挥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

注释

[1]《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545页。

[2]参见潘嘉钊等编：《康泽与蒋介石父子》，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刘敬坤：《康泽》，《民国人物传》第12卷，中华书局2005年版。

[3]覃戈鸣：《襄樊战役白崇禧黔驴技穷，康泽装死被俘》，《文史资料选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713，713，715—716，716，716—717，717页。

[4]覃戈鸣：《襄樊战役白崇禧黔驴技穷，康泽装死被俘》，《文史资料选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713，713，715—716，716，716—717，717页。

[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军事（二），第689，689—690，589，589，589—592，690，690，609，666—668，662，665，657—658页。

[6]雨岩：《康泽殉职记》，《观察》第23、24期合刊，1948年8月7日。

[7]《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423，57，341，443，444页。

[8]周建陶：《襄樊战役第十五绥靖区被歼前后概述》，《文史资料村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705页。

[9]潘嘉钊等编：《康泽与蒋介石父子》，第215页。康泽的复电说：“我决竭智尽力，死守司令部核心工事，惟望援兵能迅速到达。”

[10]覃戈鸣：《襄樊战役白崇禧黔驴技穷，康泽装死被俘》，《文史资料选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713，713，715—716，716，716—717，717页。

[11]对于蒋介石委派康泽出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白崇禧认为是蒋为了布置亲信抓地方权力，从不考虑这个人胜任不胜任，因此，很不满意。曾以轻蔑的口吻说：“康泽是做特工的，怎么能指挥打仗？”后来，白崇禧要求康泽不要分散兵力到老河口、谷城等地，要他收缩兵力于襄樊城外各制高点的防护，康泽不予理睬，白崇禧对他更加不满，认为蒋介石派康泽当绥靖区司令官“一定误事”，准备抓康泽的辫子让蒋介石撤换康泽，但没有想到解放军这么快就发起了进攻襄樊的战役。覃戈鸣：《襄樊战役白崇禧黔驴技穷，康泽装死被俘》，《文史资料选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713—714页。

[12]覃戈鸣：《襄樊战役白崇禧黔驴技穷，康泽装死被俘》，《文史资料选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713，713，715—716，716，716—717，717页。

[13]覃戈鸣：《襄樊战役白崇禧黔驴技穷，康泽装死被俘》，《文史资料选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713，713，715—716，716，716—717，717页。

[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军事（二），第689，689—690，589，589，589—592，690，690，609，666—668，662，665，657—658页。

[15]覃戈鸣：《襄樊战役白崇禧黔驴技穷，康泽装死被俘》，《文史资料选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713，713，715—716，716，716—717，717页。

[16]《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423，57，341，443，444页。

[17]覃戈鸣：《襄樊战役白崇禧黔驴技穷，康泽装死被俘》，《文史资料选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713，713，715—716，716，716—717，717页。

[18]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消息说：“康泽自杀成仁，为党国牺牲。”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邓文仪则在7月22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康泽在战役中“殉难”。康泽的老婆在南京听说丈夫自杀，像疯子一样到处诉说她丈夫为党国牺牲，做了总统的孝子忠臣。蒋介石为了封口，连忙派俞济时送了10万元金圆券给康泽的老婆。但国民党的虚假宣传很快被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揭穿，证实康泽当了俘虏。康泽本人还在解放区的广播电台作了广播报告。这一真相揭穿后，国民党上层议论纷纷，说老蒋的做法真丢人，出洋相。

[1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军事（二），第689，689—690，589，589，589—592，690，690，609，666—668，662，665，657—658页。

[20]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第403页；《刘伯承传》，第446，237页。

[21]周建陶：《襄樊战役第十五绥靖区被歼前后概述》，《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710—711，711，712，712页。

[22]周建陶：《襄樊战役第十五绥靖区被歼前后概述》，《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710—711，711，712，712页。

[23]周建陶：《襄樊战役第十五绥靖区被歼前后概述》，《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710—711，711，712，712页。

[24]周建陶：《襄樊战役第十五绥靖区被歼前后概述》，《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710—711，711，712，712页。

[2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军事（二），第689，689—690，589，589，589—592，690，690，609，666—668，662，665，657—658页。

继续兜售“总体战”

1948年8月3日至6日，中华民国政府国防部召开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全国军事检讨会议。会议由蒋介石主持，出席会议的除白崇禧外，还有何应钦、顾祝同、林蔚、刘斐、萧毅肃、关麟征、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郭忏、汤恩伯、范汉杰、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默庵、孙立人、黄伯韬等120多名高级将领。

8月3日，蒋介石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承认“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但蒋却把国民党军失败的原因归咎于高级将领的精神颓废与信心动摇，讳言统帅部在指挥上的失误，并大谈“恢复革命的信心”等一套空洞说教^[1]，引起白崇禧的反感。

白崇禧在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指出：“时至今日，我们应有勇气承认在戡乱战争中遭到一连串的失利，而不能自欺欺人，讳败为胜。……回顾战后‘剿共’军事开始的时候，我们实力以五比一的绝对优势超过‘共军’。何以不到两年，战略上的主动，就由政府方面转到‘共军’手中？吾人必须虚心检讨自己的缺点，自上而下，彻底改正，戡乱前途，庶其有豸！”^[2]

接着，白崇禧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一、后方比较完整的各省应确立“总体战”的领导体制，省政府兼保安司令，不设绥靖区，使后方各省的壮丁、粮食确实掌握在政府手中，保证足食足兵，支持长期作战。

二、国民党军队应改变战略战术思想，即重视“面”的攻守，而不要重视“点”、“线”的得失。“面”能予控制，则兵员、粮食即可源源得到补充。

三、在南京、武汉、西安、北平、沈阳5个战略重点，集中10个能战的师于各空军基地，适应军事需要，随时空运到正在进行战略决战的战场。这样，就可以加强国民党军队的机动性，10个师可以当做30个师使用。

四、考虑到现代战争的特性，是以火力压倒火力，速度制胜速度。建议增编10个骑兵师，作为快速部队，以期制胜共产党军队的行军速度。

五、统帅部应尊重各级指挥系统的权力，上级不能越级指挥，下级不应越级报告与请求。

六、应提高官兵待遇，维持其最低限度的生活，使士饱马腾，充实战斗力。^[3]

白崇禧的上述建议，被蒋介石采纳实施的不多。

会议总结了两年多以来反人民战争的经验教训，检讨了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的得失，会议最后决定采取重点防御和机动兵团进攻相结合的战略方针，确保辽东、热河以巩固华北；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实行堵“剿”兼施，以精锐部队为核心编组强大之“进剿”兵团，便于战略决战；在长江以南成立“绥靖”公署，迅速编练第二线兵团。

1948年10月10日，白崇禧发表《告华中军民书》，继续鼓吹所谓总体战

蒋介石还在会议上决定以宋希濂任华中“剿总”副司令兼第14兵团司令，位置于鄂西北地区，防止中共解放军进入四川及阻止中共军队在宜沙一带渡江；命黄维到平汉路信阳一带编组第12兵团，防止解放军进攻武汉。以上2个兵团统归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指挥。徐州“剿总”则先后编成了邱清泉、黄百韬、李弥、孙元良等多个兵团。

会议结束后，白崇禧返回汉口，继续推行他的所谓“总体战”。

早在7月16日，白崇禧召集武汉三镇的在乡军官700余人举行会议。白氏在会上作了《在乡军官应参加民众组训协助“剿匪”》的报告。白氏要求在乡军官“本爱乡爱国之谊，应即协助地方担任民众组训的骨干，使地方自己武力，迅速配合‘国军’实行‘剿匪’。现总体战方案已决定从华中先行实施，民众组训，乃为当前中心工作，武汉三镇均决定即行开始，欲使此项工作确收宏效，端赖力求贯彻，切望我武汉三镇成为坚强的堡垒，时而为其他各省之倡导”。^[4]

10月1日，白崇禧在广西省行政会议上发表鼓吹总体战训话。白氏声称：“不打就是死，打才是生。”“死里求生，一定要拼命。”“只要实行总体战，全体动员，仗可以打胜。不患‘匪’凶，只患动员不起来。”^[5]

10月10日，白崇禧在汉口发表《告华中军民书》，声称：“当前的局势，已经达到‘汉贼不两立’的重要阶段了”，“今后我们‘剿匪’，必须动员一切人物、物力、财力，方能与匪作全面的斗争，为达此要求，即应确定推行总体战方案，务求军事、政治、经济紧密配合，结成坚强的战斗体。同时求普遍增强民众组训，发挥民力，配合军事，进行全面战，彻底根绝匪患。”^[6]

注释

[1]台北版《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66—276，317，316，324—332，360，361—362，364，364，372—373，483页。

[2]程思远：《白崇禧传》，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255—256页。

[3]程思远：《白崇禧传》，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255—256页。

[4]上海《中央日报》1948年7月17日。

[5]上海《中央日报》1948年10月10日。

[6]上海《中央日报》1948年10月21日。

陷在烂泥地的秋季攻势

南京军事会议结束后，白崇禧回到汉口。蒋介石指示白崇禧，他的主要任务是“对付刘伯承”^[1]。

白崇禧和他手下策划作战的幕僚都认为刘伯承所统率的中原野战军机动性特别大，非用大机动兵团来进行机动攻势，就不可能对付他。白崇禧说：“对付刘伯承要有两个大兵团，1个重装备兵团，1个轻装备兵团。重装备兵团好像海军的主力舰，力量大但行动慢，追不上刘伯承机动性这样大的部队，打不上；轻装备兵团像第3兵团那样，像海军的巡洋舰或驱逐舰，行动快，可以追得上，但仅1个第3兵团力量不够。如果1个重装备兵团和1个轻装备兵团紧密配合起来就好办。用轻装备兵团去追他，打上了，重装备兵团就赶上去参加，这样轻装备兵团就有保障，不至吃亏。”

1948年9月初，根据蒋介石、何应钦的命令，第12兵团在河南驻马店编组成立，该兵团辖第10、第14、第18、第85军及1个快速纵队（其中第85军直到11月初参加淮海战役之前，才拨归第12兵团），兵团司令官黄维^[2]，副司令官胡琏。

第12兵团编组成立后，白崇禧手中就有了1个“强大的”重装备兵团（第12兵团）和1个“彪悍的”轻装备兵团（即张淦任司令官的第3兵团），再加上归属华中“剿总”指挥的第14兵团和第五“绥靖”区、第十三“绥靖”区、第十六“绥靖”区的部队以及归属徐州“剿总”指挥的第16兵团（司令官孙元良，防守郑州），总兵力达25万以上，超过刘伯承的中原野战军1倍以上。^[3]

9月16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经过近9天的激战，解放军全部歼灭济南守敌10万余人（其中吴化文率领所部2万余人战场起义），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以及副司令官牟中珩以下高级军政官员、将领23人被俘。徐州“剿总”打了大败仗，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因为手里抓到两个大兵团，幻想打1个胜仗来策应华东方面，振一振已颓丧的士气，抬高自己的地位。白崇禧说：“我们有了两个大兵团，就可以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找到刘伯承的主力来打，我们要采取攻势。”^[4]

当华东野战军进攻济南时，白崇禧决定以驻郑州的孙元良第16兵团兵团与驻平汉线南段之张轸集团南北对进，寻找中野战军主力作战，并企图破坏中原野战军豫西后方。为了打破白崇禧的这一企图并配合华东野战军济南战役，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部队于9月16日在宛（南阳）、确（山）地区对张轸集团发起进攻，歼灭张轸集团1000余人。^[5]

随后，白崇禧又策划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们判断中原野战军主力6个纵队12万人在河南唐河、新野一带休整。设想乘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东西分离之机，华中“剿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先发制人，迅速捕捉中原野战军的主力，包围于唐白河附近地区，一举而歼灭之，以收复黄泛区、大别山区等地，以保卫长江中下游和武汉的安全。

作战部署是：（1）黄维率第12兵团第10、第14、第18军及快速纵队，由现在集结地区驻马店、遂平、漯河等地，经泌阳向唐河地区的解放军进攻；（2）张淦率第3兵团第7、第48军，由现在集结地区花园、广水一带，经随县、枣阳、杨家垱、程家河等地，向新野附近的解放军攻击；（3）吴绍周指挥第85军以一部守备广水、随县，主力进出于枣阳附近，策应第3兵团之作战；（4）杨干才的第20军由现在集结地区宜城、襄阳、樊城附近，经吕堰驿、黄集，协力第3兵团向新野附近人解放军攻击；（5）王凌云的第13绥靖区第2、第15军及豫西3个保安旅编成的第14、第15、第16纵队，以一部守备南阳，主力随各攻击军进到赊旗镇、唐河县以东大河屯、平氏、杨家墙、程家河、黄渠铺之线后，左与孙元良的第16兵团取得密切联系，即向新野的解放军攻击；（6）要求孙元良的第16兵团第41、第99、第47军，由郑州经新郑、禹城、襄城、方城，协力第12兵团向唐河的解放军攻击，右与第十三“绥靖”区、左与第12兵团密切联系；（7）攻击重点，保持于第12兵团方面；（8）各兵团行动统制线，第一为南阳、赊旗镇、大河屯、程家河、黄渠铺之线。^[6]

作战指导要领是：“（一）作战初期，各攻击兵团、军，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捕捉唐河、新野附近解放军的主力，一举包围于唐白河之间而歼灭之。如敌主力向邓县以西逃逸，我军除以一部控制南阳、新野、襄阳等地，主力兵团应迅速猛追，捕捉于丹江、汉水三角地带而歼灭之。（二）如解放军主力乘我各兵团前进之际，先向新野以南我攻击军反击，第20军应迅速撤守樊城坚强守备。主力军向左旋回，包围敌人于汉水、唐白河之间三角地带而歼灭之。（三）如解放军主力向我进攻中之某军猛烈反攻，行成胶着时，各兵团应不失时机，积极主动向解放军进行包围而歼灭之。（四）如解放军主力乘我军尚未前进到攻击目标之前，即发起围攻南阳时，第十三‘绥靖’区应全力固守，顽强抵抗。我攻击军各兵团应兼程前进反包围解放军主力于南阳城郊而歼灭之。如敌以一部阻止我军前进，主力猛攻南阳，我各兵团应猛力击破当面之敌，或钻隙迂回，两翼席卷，予以分别包围歼灭。（五）各军前进中，应特别注意左右友军的密切联系，远程搜索以及侧背警戒，防止意外袭击，影响整个战役的胜利发展。”^[7]

为了实施这个战役计划，白崇禧特派他的副参谋长赵援携带他的作战计划于9月20日赶到郑州，游说第16兵团司令官孙元良。因为赵援是四川人，黄埔军官学校四期学生，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五期毕业，军事研究院毕业，曾任陆军大学战术教官，而第16兵团是四川子弟兵，孙元良及所部高级将领大多是四川人，在蒋系中央军将领眼里是一支杂牌军，赵援与他们大多数都有同乡、同学或师生关系，是做这一工作的最合适人选。赵援到郑州后，一方面以华中“剿总”副参谋长身份与各方面周旋；另方面又以四川同乡、陆军大学同学的身份与第16兵团的将领背后活动，表达白崇禧对这支四川部队关怀的情感，再三表示白崇禧与孙震关系的日益亲密，在大西南主义的圈子里，能同甘苦，共呼吸。万一将来局势不好，能移到西南或转移到广西也能同甘共苦，生死相依，共同做一番事业。这与第16兵团绝大多数官兵的思想不谋而合，白崇禧的战役计划得到孙元良及所部高级将领的同意，他们认为：乘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分离之际，集中华中“剿总”的主力，抓住中原野战军部队歼灭后，再回师东向，汇合徐州“剿总”全力消灭华东野战军，才能更有把握。他们称这个计划为优秀的战略杰作，是一个积极而又稳妥的计划。既可以保卫华中，又可以保卫徐州，既可以巩固江淮河汉，又可以进攻华北和东北，挽回颓势，解决整个战争的胜负，都有赖于这一战役的胜利。他们表示愿意配合华中“剿总”的部队，出去打几个机动战，不愿意待在郑州，坐以待毙。^[8]

9月24日，孙元良下达了第16兵团向豫西进军的命令。但天不遂人愿，从25日开始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风雨交加，雷电大作，连续不断整整下了7天7夜。暴雨狂风，引起了山洪暴发，道路被淹没，桥梁被冲毁，中原大地，一片汪洋。千里平原，顿成无边无际的泽国。整装待发的第16兵团官兵都挤在屋里天天盼望雨停，烦闷焦躁的情绪简直无以形容，雨越下人越愁，人越愁雨越下。有人说：这真是天意不顺逆风起，兵家举事不相宜。好不容易熬到10月3日，雨停了，天空开始放晴，烈日当空，按说正好行军。但由于地面长期浸泡在雨水中，道路泥泞，不仅配属快速纵队的战车、装甲车、运输汽车、炮车、辎重车根本无法上路行驶，就是人员、马匹，行走起来也相当困难。当地农民说，像这样的大雨，天晴以后，起码要四五天，甚至要1个星期，等水退后，道路干燥，车马才能行动。驻第16兵团联络的华中“剿总”副参谋长赵援，对于这场罕见的大雨早已等得不耐烦，溜回武汉去了。这时，济南早已解放，新上任的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也想先发制人，趁华东解放军尚未行动之先，发动对山东的攻势，夺回泰安、济南，以振奋士气，并决心放弃郑州。10月5日，徐州“剿总”副参谋长舒适存来到郑州与孙元良会晤，转达刘峙放弃郑州的意见，并说明第16兵团是属于徐州“剿总”序列的部队，应服从徐州方面的作战任务。支援华中方面，应有统帅部的指示才好。徐州“剿总”已决定第16兵团放弃郑州，东开民权、柳河地区集结。10月4日，孙元良以郑州指挥部代主任名义命令李振清的第40军接替郑州防务，第16兵团从10月6日起分3路纵队开赴民权、柳河地区集结。第16兵团配合华中“剿总”进攻中原野战军的计划破产。^[9]

第16兵团东开后，白崇禧仍计划以华中“剿总”所属的张淦第3兵团、黄维第12兵团约20万人向宛东进攻中原野战军。

10月初，白崇禧带领副参谋长赵援、第三处处长覃戈鸣、办公室副主任杨爱琼以及译电人员、警卫人员等由汉口飞抵河南信阳，在张轸的第五“绥靖”区司令部设立前线指挥所。10月8日，白崇禧在河南驻马店以南约2华里的天主教堂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第五“绥靖”区司令官有张轸、参谋长赵子立，第3兵团司令官张淦、副司令官王景宋，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副司令官胡琏，第3兵团第7军军长李本一、第48军军长张文鸿，第12兵团第10军军长覃道善、第14军军长熊绶春、第18军军长杨伯涛、第85军军长吴绍周，以及华中“剿总”副参谋长赵援、第三处处长覃戈鸣等20余人。覃戈鸣报告了进攻伏牛山区以宝丰、鲁山为目标的作战计划的要旨。白崇禧指示：进攻伏牛山、宝丰、鲁山的方针，是以机动攻势为手段，先集结优势兵力于战略待机位置，在判明中原野战军主力所在后，断然发起攻势，一举围歼，以消灭有生力量夺取武器为主要目的，他并着重强调两个兵团紧密联系互相呼应的必要性。白崇禧还说明，他已经在湖北广水与河南信阳之间的平汉铁路线上控制了十几列火车，一有情况，南北兵力可以很快转用。^[10]

然而，天公好像有意与这位“小诸葛”为难。就在白崇禧召开驻马店会议策划进攻中原野战军的时候，天公又连日下起了豪雨，驻马店附近地区一片泥泞，第12兵团的战车、装甲车、汽车、炮车都陷在泥泞里成了开不动的铁疙瘩。尽管第12兵团征工征料来修路，害得当地的老百姓苦累不堪，但这个重装备兵团还是不能前进。这让人不禁想起兵法上“不知天时，不识地理，不可以行军”的话。这时负责草拟作战计划的第三处处长打开地图，发现这一带原本就有不少沼泽地的符号，说明这一带地方往时曾经是沼泽地。沼泽地下了豪雨之后，更是寸步难行。有人感叹：好大一个秋季攻势计划，全陷在烂泥地了。^[11]

针对白崇禧的意图，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自有应对之策，他决定采取南北分兵，拖散敌人，寻机歼敌的方针。以第2纵队和江汉、桐柏军区主力将张淦的第3兵团拉入大洪山区，以第6纵队、陕南军区第12旅抑留黄维的第12兵团于桐柏山区，使两敌不能东调，以策应华东野战军攻打济南的作战；以第1、第3、第4、第9纵队北进禹县、襄城、叶县地区，待机歼敌。

尽管国民党军配备了包括空军侦察机在内等多种侦察部队，但白崇禧始终未能弄清楚中原野战军的主力之所在，所以他的军事始终是一种盲目的行动。

10月中旬，华中“剿总”各部队开始行动。黄维的第12兵团以胡琏指挥第18军为先锋，由遂平、驻马店出发，沿沙河店、牛蹄街公路两侧，数纵队并进，向西猛侵。再折向西南直趋泌阳、唐河，和驻南阳的王凌云部取得联络。第12兵团到达唐河后，派部队四出堵截，但始终没有发现中原野战军主力的影子。

10月20日左右，白崇禧的信阳前线指挥所判断中原野战军主力经桐柏山地区向豫西宛南地区集结，其作战处长建议：“采取外线作战态势向新野、邓县地区进攻，寻求刘伯承所部主力包围歼灭之。”^[12]

随即调整兵力部署：“（一）第12兵团由驻马店、沙河店、象河关、春水地区，分数路齐头并进，向唐河、新野、邓县地区前进，索‘共军’刘伯承所部主力猛攻；（二）第3兵团继续向新野、邓县地区前进，索‘共军’刘伯承所部主力猛攻；（三）第20军由襄樊附近地区相机由西向东策应第12兵团和第3兵团作战；（四）王凌云的第13绥靖区准备以其主力与第12兵团联系，协同包围歼灭刘伯承所部主力于南阳、新野、邓县中间地区。”

10月下旬，第12兵团进到赊旗镇南方附近地区时，第20军的1个团在薛集（樊城东北）于受到由桐柏山方面北上的中原野战军的攻击，发生激战，中原野战军对薛集的守军进行打击后即向北撤退。第20军军长杨干才派师长李介立率领两个团前往增援薛集。由于第12兵团迟迟不前进，华中“剿总”信阳指挥所害怕李介立的部队孤立会被中原野战军主力吃掉，命令杨干才增援掩护李介立的部队撤退。李介立从解放军俘虏口中得知，中原野战军两个纵队准备吃掉李介立的两个团（不知道李介立有3个团）。李介立指挥3个团凭坚固围墙顽抗。华中“剿总”信阳指挥所得到薛集发生激战的报告后，判断中原野战军主力尚在新野、邓县附近地区，电令黄维12兵团向新野、邓县方向猛进，但是黄维复电拒绝执行白崇禧的命令，他所持的理由是：“据报，南召附近地区有兵力强大的‘共军’南下威胁兵团的右翼，如果向新野、邓县前进，兵团的右侧背有危险。”华中“剿总”信阳指挥所综合各方情报判断，中原野战军的主力是在新野、邓县以南地区向北撤退，南召方面只是一部。白崇禧同意这个判断，再次给黄维发出电令：“该兵团主力务须迅速向新野、邓县方向前进，索刘伯承所部主力而猛攻之。”可是黄维仍然抗命不从。这时，杨干才报告进攻薛集的解放军在当天半夜后已经向北撤退。^[13]

同时，第12兵团的第11师在赊旗镇南方地区又与北撤的解放军的小部队接触。华中“剿总”作战处长判断，这就是中原野战军主力北撤所派出的掩护其右侧的警戒搜索部队。他认为中原野战军由桐柏山方面北撤的正面有100多华里，他的左翼在薛集，右翼伸到赊旗镇附近，这说明中原野战军主力就在这里。这位作战处长在作战会报中着重说明黄维拒绝执行命令，贻误战机应该受到严厉申斥。会后，这位作战处长立即草拟了申斥黄维的电令，经白崇禧签字后发出。

白崇禧调动主力兵团捕风捉影，往返千里，徒劳无功。白崇禧精心策划的所谓秋季攻势作战处处扑空，围歼中原野战军的企图完全落了空。华中“剿总”第二处经常把解放军的纪录新闻抄录下来后经过复写分送给策划作战的主要幕僚参考。他们看到解放军广播对白崇禧精心策划的所谓秋季攻势作战行动的评论中有这样几句话：“华中举行秋季大演习，刘伯承将军担任总裁，白崇禧被牵着鼻子走！”白崇禧的这些高参们看了，又羞又恼，想不承认又无法不承认，只好苦笑了。往日人们说他是“小诸葛”的白崇禧，今天变成了被牵着鼻子走的笨牛了！^[14]

注释

[1]覃戈鸣：《华中“剿总”豫西秋季攻势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730，730，732，734，734，735页。

[2]国民党军方人士认为，黄维出任该兵团司令官是极端不合适的错误选择。该兵团第18军军长杨伯涛就持强烈的否定意见，他说：“黄维本任国防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才调任新制军校校长不久，野心颇大，欲猎取一省要职，但资历不够，为培养资历，通过关节钻营，攫取这一支主力兵团司令的要职，作为过渡，蒋介石竟被蒙蔽。本来兵团司令一职，无论在战功上、资历上，胡琏都当之无愧。他当整编第18军军长时，曾指挥过这几个军，特别是第10军（原整编第3师），由胡哺养而成。凭这种种条件，司令官一职，在我们官兵看来，非胡琏莫属。但出乎意外，屈居兵团副司令官。而同时的李弥，也是黄埔四期，论战功绝不比胡琏大，却任为第13兵团司令官，实在不堪比拟。黄维只是凭着黄埔一期和胡琏曾是他的部下的资格，妄图作为升官的阶梯，趁军事更张之机，竭力钻营，置国民党利害于不顾，攫夺这一要职。黄过去在第18军任职，不仅无所表现，还刚愎自负，苛刻寡恩，从来不得人心。黄没有和解放军作战的经验，对解放军情况是陌生的。他在抗日战争时，从淞沪战役到南（昌）浔（九江）战役，只打过1年仗。他任第18军军长，在南浔线瑞昌作战时，指挥不当，并袒护1个与他有关系的失职团长，与第11师师长彭善发生争执，军长与师长向上级互相控告。结果黄维诉败，被免去第18军军长职，调任军官学校桂林分校教育长。军长由彭善升充。我当时任第11师参谋主任，虽然参与彭善的作战指挥起草文件，对于他两人在电话中争吵，只有静听，绝无权干预。不料黄认为我是彭善私人、伙同倒他，心存芥蒂。以后对我进行打击排挤，迟迟才发表我任军长的命令。黄从此脱离军队，多年没有上过战场。抗战末期又由教育长调任第54军军长、驻军云南边境，也未作战，短期又被免除军长职。这次兵团司令官的任命发表后，黄积极组织司令部，幕僚人选都是未经战场的人。他到前线驻马店就职时，召集师团级以上干部训话。宣称：‘自己对解放军作战，是外行，这次来当司令官只是过渡，几个月就走。’黄的出现，使得全军哗然，军心离散。我自获知黄维来当司令官，心情异常沉重。自发动内战两年多来，目睹友军纷纷败亡，我们是死里求生勉力挣扎。逆知在黄维这样一个人手下，更会加速败亡，前途险恶，覆辙可待。”《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155页。

[3]熊顺义：《白崇禧梦想吞食中原野战军的回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722，722—723，723，724—725，727—728页。

[4]覃戈鸣：《华中“剿总”豫西秋季攻势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730，730，732，734，734，735页。

[5]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第403页；《刘伯承传》，第446，237页。

[6]熊顺义：《白崇禧梦想吞食中原野战军的回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722，722—723，723，724—725，727—728页。

[7]熊顺义：《白崇禧梦想吞食中原野战军的回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722，722—723，723，724—725，727—728页。

[8]熊顺义：《白崇禧梦想吞食中原野战军的回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722，722—723，723，724—725，727—728页。

[9]熊顺义：《白崇禧梦想吞食中原野战军的回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722，722—723，723，724—725，727—728页。

[10]参见《杨伯涛回忆录》，第156页；覃戈鸣：《华中“剿总”豫西秋季攻势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732页。

[11]覃戈鸣：《华中“剿总”豫西秋季攻势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730，730，732，734，734，735页。

[12]覃戈鸣：《华中“剿总”豫西秋季攻势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730，730，732，734，734，735页。

[13]覃戈鸣：《华中“剿总”豫西秋季攻势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730，730，732，734，734，735页。

[14]覃戈鸣：《华中“剿总”豫西秋季攻势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730，730，732，734，734，7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