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逼宫蒋介石　幻想南北朝

老蒋的老本丢得差不多，再搞不下去了。我们要老蒋下野，德公上台，和共产党谈和，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让共产党去搞，长江以南由我们来搞。

——白崇禧

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

——李宗仁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毛泽东

“黄鹤楼上看翻船”

1948年10月以后，淮海上空战云密布，徐州四周大军云集，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军事决战即将在此拉开帷幕。

国民党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被公认为是一个不称职的战区指挥官

10月11日，毛泽东做出了发动淮海战役的战略决策。为阻止国民党两大军事集团——刘峙集团与白崇禧集团协同作战，刘伯承命令中原野战军第2纵队、第6纵队、陕南军区第12旅和桐柏、江汉两军区部队大造声势，伪装主力迷惑白崇禧。要求第2纵队等部“拉住张淦兵团向西”，要求第6纵队等部“将黄维兵团引向西去”。刘伯承的声东击西、调虎进山之计果然奏效。“小诸葛”白崇禧又一次上当了，白氏误以为刘伯承犯了分兵之忌，给了他以重兵围歼之机。因此，严令张淦兵团和黄维兵团“穷追到底”。张淦和黄维不敢抗命，一个向南深入大洪山，一个向西深入伏牛山，艰苦跋涉于崇山峻岭之间，离开交通线越来越远。这就迟滞了白崇禧部队东援刘峙集团的可能性，有力地配合了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对黄百韬兵团的围歼战。

1948年10月22日，何应钦召集顾祝同、萧毅肃、刘斐、郭汝瑰等人开会，讨论中原战场作战计划。会议估计中原会战将在徐州方面举行，并且判断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有协同华东野战军打大战的可能，而国民党军分属徐州、华中两个“剿总”指挥，且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又是一名“既无办法又无决心”的福将^[1]，不堪担此重担，因而主张由白崇禧统一指挥徐州、华中两个集团，并要求黄维兵团东开阜阳、太和、上蔡地区，以配合徐州方向的作战。何应钦、顾祝同随即批示国防部第三厅连夜拟订方案，由郭汝瑰带到北平向蒋介石请示。临行前，顾祝同再三叮咛郭汝瑰：“要报告总统，白健生统一指挥是暂时的，会战结束后，华中‘剿总’和徐州‘剿总’仍分区负责。”^[2]

10月23日，郭汝瑰赶到北平圆恩寺见蒋介石，郭呈出计划，并扼要报告后，蒋表示：同意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徐州两“剿总”的部队。在蒋指示完毕后，郭汝瑰按照顾祝同的叮咛，向蒋说明，叫白崇禧统一指挥，只是暂时的措施。不料，蒋为表示对白崇禧的信任，以坚定的口气说：“不要暂时指挥，就叫他统一指挥下去好了。”^[3]

10月24日，何应钦电告武汉的白崇禧，由他统一指挥两个“剿总”部队。当天，国防部将此项作战命令下达。

10月29日，蒋介石与何应钦又联名发来电报，命令白崇禧统一指挥徐州“剿总”和华中“剿总”，到安徽蚌埠设立指挥机构。

10月30日，蒋介石由北平返回南京，嘱何应钦用长途电话召白崇禧立即飞往南京，就中原统一指挥问题作进一步的洽商。当天下午4时，白崇禧带领他的华中“剿总”第三处处长覃戈鸣和他的办公室副主任杨爱琼从河南信阳前线飞抵南京，5时赴国防部参加何应钦主持的会议。会上，白崇禧满口答应统一指挥，并对华中“剿总”所属部队作了一些更动部署的建议。

会议结束后，白崇禧前往傅厚岗看望李宗仁，就时局交换意见。

10月31日上午，国防部继续开会，不料当郭汝瑰报告完徐州“剿总”兵力部署情况后，白崇禧却幡然变卦，坚决不肯统一指挥，并且说：“你们要我统一指挥，无非是为了调动第12兵团嘛！你们把第12兵团调去就是。”^[4]

白崇禧一夜之间改变主张，当时颇令人费解。本来统一指挥是白崇禧以前所极力主张的。而这次又是出于何应钦的提议。何虽然是蒋介石的嫡系，但何、白因共同对付陈诚，关系相当接近，而且两人在历史上还有过同舟共济、共渡难关的经历。按常理，白崇禧不应该辜负何应钦的推荐。当时国防部的人推测：白的临时变卦，不是白故意叫蒋介石出娄子，就是白怕蒋介石做成圈套，准备在会战失败时诿过于他。

那么，白崇禧突然变卦的原因何在？从现有的资料看，可能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可能是接受了幕僚的建议。根据白崇禧的作战处处长覃戈鸣回忆，当白崇禧去参加何应钦召集的军事会议时，覃戈鸣本人去了国防部第三厅第二处了解华东方面的情况，他看到徐州“剿总”的十字架阵（国民党军主力摆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沿线上形成“死十字”），而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已经以优势的兵力在优越的态势之下先集中好了，随时可以发动强大的攻势，形势非常紧张。何应钦要把华中“剿总”的第12兵团、第3兵团和王凌云的两个军都抽调到华东去参加“徐蚌会战”。覃戈鸣计算两地的行程后认为，华中“剿总”的这些兵团根本赶不上去，硬要赶上去的话，在途中被解放军各个击破的危险非常大。而且这些兵团调走后，武汉、宜昌就守不住了。因此，覃戈鸣向白崇禧建议，拒绝到蚌埠去统一指挥，飞回武汉再想办法。白崇禧可能是接受了这一建议。^[5]

第二，可能与美国支持李宗仁取代蒋介石的外交政策有关。原来，在蒋介石发动的反共内战陷入绝境的时候，国民党内部及国统区各在野小党派、各阶层人民要求停止反共内战、呼吁和平的呼声迅速高涨^[6]，当选后一直坐冷板凳的副总统李宗仁受此鼓舞，萌生了取蒋而代之，上台一试身手的想法。他频繁与美国驻华大使进行了接触，以争取他的支持。司徒雷登在1948年11月15日致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李宗仁上星期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在长谈中的主要意思是，委员长继续留在这里，有悖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愿望。美国的态度对他有巨大的影响，他应该被告知，美国政府认为，如果他在军事上彻底失败之前，马上离职，并在国家和政府中让位给新的非共产领导人，那将是对人民最好的服务，而这些新领导人需要美国明确的支持，这将使人们能从华南和西南取得真正的支持，以便把共产党阻止在长江以北。14日，副总统派了一个密使到我这里，重申他的看法，并确切地阐述了采取行动的紧迫性。如果任随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他指出，他将失去现在所拥有的，或者在委员长自动离开后可能获得的任何政治影响力，那么，他除了回广西老家之外，别无选择了。”^[7]李宗仁直指蒋介石“是和平解决的唯一障碍”^[8]。

1948年10月23日，司徒雷登已向国务卿提出了“换帅”的话题，即“我们可以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的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并且更有效地进行反共战争”。美国国务卿的正式答复是：“美国政府不能自居于劝告蒋委员长退休的地位，或推荐任何中国人作中国政府的元首。如果提供了这类意见，就要对由此而产生的新局面担负责任，自然而然地将使美国政府不顾美国的切身利益如何，必须支持这个继承的政权。”^[9]

这是美国的公开政策声明。但私下里，美国决策者们并不讳言蒋介石应当下台的话题。当时的驻美大使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说：“在白宫讨论外交政策的那批人认为委员长应该让位，让其他人设法治理中国。他们认为只要委员长在位，他们便对中国无能为力。他们属意于李宗仁或其他任何人。他们并不十分反对委员长本人，而是反对他的亲属和周围的人。……他们要求他（引者按：指顾维钧的同学凌道扬，他当时正与顾维钧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粮农组织会议。在此期间，凌道扬与在白宫工作的美国朋友多有接触，从他们口中得知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幕）写一份李宗仁的履历。他们给他的鲜明印象是，只有中国更换了领导人，美国才能给予援助……杜鲁门曾告诉他的僚属，他不喜欢和那位女人（引者按：指当时正在美国作秦廷之哭的宋美龄）打交道，中国大使完全可以照管中国在美国的利益。”^[10]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指示精神，司徒雷登大使对即将上台组阁的孙科委婉表示：“彼以美国大使之地位，虽不便发表意见，但以私人资格言，确实赞助和议运动。”^[11]但在此之前，司徒雷登已派遣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明确告诉孙科两点：（1）美国政府希望蒋介石下野；（2）希望孙科的新内阁主和。^[12]

李宗仁与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保持密切联系，他不会不知道司徒雷登及美国“换马”的这一意向。因此，当10月30日晚上白崇禧去看望李宗仁时，李很有可能向白透露了美国“弃蒋扶李”的计划。因此，李、白打定主意要坐山观虎斗，使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早日被歼灭，以便李宗仁早日上台。事后，白还以一种说风凉话的口吻说：“五个月前，我要求统一指挥中原大军，那时候老蒋为什么不答应呢？现在想重新部署兵力，已经来不及了！”^[13]

白崇禧“存心要拆蒋介石的台”，使蒋勃然大怒，恶向胆边生，准备暗杀李宗仁及其他桂系首脑。蒋面嘱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电召云南站站长、著名杀手沈醉兼程赶回南京。沈到南京后，蒋亲自接见，布置任务，并鼓励他一定要完成任务。蒋介石咬牙切齿地对沈醉说：“共产党迟早总可以打败，而内部的捣乱是比共产党更难对付，所以只有采取这个办法，好使内部统一起来一致对外。”蒋还说：“共产党只有一个敌人，所以能打胜仗，我们却有两个、三个敌人，几方面要对付，困难就多得多。”蒋还一再说，这次行动是关系到党国安危的大事，叫沈绝对不能泄露消息，一定要从速布置，只等他作出最后决定，便要绝对完成使命。沈醉受命后，制订了多种可以立即致李宗仁于死地的办法。只要蒋介石一示意，李宗仁就会死于非命。要不是蒋介石嫡系部队在淮海战役中全军覆灭，白崇禧、李宗仁恐怕就有性命之虞了。^[14]

淮海战役总前委成员，自左至右依次为：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

1948年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发起淮海战役。蒋介石清楚，这是他政治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赌博。因此，蒋介石在淮海战场上集中了近80万部队，其中包括邱清泉的第2兵团、黄百韬的第7兵团、李延年的第6兵团、李弥的第13兵团、孙元良的第16兵团、黄维的第12兵团等，大多数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

淮海会战一开始，国民党军就被解放军分割包围，准备各个歼灭。白崇禧返回武汉后，先是令黄维的第12兵团回师确山，后又让他参加南阳作战。蒋介石怒不可遏，索性直接电令黄维按原计划行动。黄维兵团东开后，被中原野战军包围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的东西长20华里、南北宽15华里的狭小地区内，形成一个严密的包围圈。为解黄维之围，蒋介石急忙电令白崇禧将张淦的第3兵团经潢川驰援。

当时，白崇禧正在接见湖北参议会的代表和几位湖北的老先生，湖北参议会代表之一的胡楚藩记录了这一幕：

白的随从副官前来报告，说总统打电话来了。白说：“蒋先生来电话，看他讲些什么。”要我们候一会。半小时后，白回到大厅。耿问：“蒋先生有什么好消息，可否见告一二？”白说：“淮海紧张得很，战略部署有问题，要我调张淦兵团（第三兵团）前去支援徐州会战。”我们问白答应没有？白说：“我没有同意，我说张淦兵团不能抽出去。武汉是重镇，万一发生问题，谁负责任？蒋先生说，如果徐州失利，将整个瓦解！抽调后，万一武汉发生问题，不要你负责。我对蒋先生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很失望。”^[15]

蒋介石无奈，只好舍近求远，急令调驻鄂西的第14兵团（司令官宋希濂）第20、第28两个军立即东开武汉集结，候船东下，当宋希濂到武汉时，白崇禧立即召见，对宋希濂说：“现在总统电召你们到南京去，一定是要调你这个兵团东下增援。这样，武汉地区就仅剩下一个张淦兵团和鲁道源、张轸、陈明仁等几个军而已。……你的部队再调走，武汉地区就显得更加空虚。‘共军’陈毅、刘伯承两个野战军合起来兵力在100万以上，他们还有许多地方武装力量。把你的队伍调去，恐怕也不能解徐州之围，而且时间恐怕也来不及了。……”

宋希濂明白白崇禧此番话的意图，回答说：“现东北已全部被‘共军’占领，平津亦岌岌可危。如目前在徐蚌一带的主力再被消灭，恐欲求成为南北朝的局面亦不可得了。还是请总司令从全局着眼考虑问题。至于从我个人的情绪来说，我希望不要离开鄂西，尤其不愿把我的部队分割使用，但目前总以救大局为主。”

白见宋不合作，便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然后说：“这样吧，明天你先到南京去，多了解一些徐州和黄维兵团方面的情况，如形势已无法挽救，去亦无补大局，最好向总统及顾总长请求免调。”^[16]

次日（12月1日）宋希濂飞抵南京，向蒋介石报告了白崇禧的动态。下午，国防部召开会议，专门研究第14兵团东调问题。会议决定将驻扎鄂西的部队步行至沙市集中，由沙市乘小船至汉口，再从汉口换乘大轮船到浦口，然后再转运蚌埠。会议责成主管运输机关，尽最大努力来完成这个任务。

当第28军首先开抵汉口时，白崇禧就不让调，后经参谋总长顾祝同亲自以电话疏通，白知道这个军的人事和顾祝同有历史渊源，才勉强同意调走。紧接着第20军也开到汉口。白崇禧知道这个军大多数系四川人，且官兵都有不愿东开的情绪，便唆使该军军长杨干才向国防部请求免调。同时白亦给国防部打电话，威胁说：“你们把部队都调走了，武汉还要不要？”白命令运输司令部，没有他的命令，不许装运。国防部一再以电报催促，白都拒不执行，形成僵局。顾祝同派国防部第三厅长许朗轩飞汉口见白，并经许的老师徐祖贻（华中“剿总”参谋长）从中斡旋，白才勉强答应让第20军调走。

接着，蒋介石又令第2军由汉口开往南京。第2军辖3个师，共4万人，全部美式装备，战斗力强，是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之一。为防止白崇禧阻挠，蒋亲自致电第2军军长陈克非：“该军向南京行进途中，如无我手谕或另有电令，不接受任何人的指挥，亦不变更计划，并应排除任何困难，直来南京。”^[17]白崇禧闻讯后，立刻声明：共产党军队进攻襄樊，必须控制第2军于宜城、荆门一带，而以第79军、第15军向北采取攻势。白还扬言：如果蒋必定要调走第2军，则他呈请辞职。当第2军先头部队到达汉口，正拟装轮东运之际，白崇禧突然派其警卫团将轮船看管起来，不许装运。国防部的电报，顾祝同的电话都被白崇禧硬顶了回去。

这下可把蒋介石急坏了，便亲自拿起电话同白崇禧通话。开头双方态度还好，但说来说去，白就是不松口，双方态度愈来愈坏，蒋骂白不服从命令，白说：“合理的命令我服从，不合理的命令我不能接受。”双方交锋了几十个回合，一次电话讲了半个钟头，毫无结果。蒋介石气得满面通红，将电话机使劲往桌上一掼，用他那宁波土话骂了一声“娘希匹”。^[18]

顾祝同、林蔚为避免与白崇禧公开决裂，经与蒋介石商量后，决定允许第2军留1个师驻守宜城、荆门，其余部队仍东运南京。当陈克非将国防部的决定向白崇禧报告时，白摇了摇头，左手拍拍自己的脑壳，鼻子不断发出哼哼之声，然后以冷嘲热讽的口气说：“真高明，真高明，也真奇怪。”^[19]

当白崇禧与蒋介石为调援军而争吵不休时，淮海战场的国民党军已完全崩溃。国防部最后决定第2军仍留华中，归白崇禧指挥。对于白崇禧在淮海会战中的表演，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们指责他是“黄鹤楼上看翻船”^[20]，幸灾乐祸。

在事隔多年后，陈立夫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还是余怒未消：“在这个时候，敌人已从济南打下来，那时候李宗仁桂系的军队在河南，假定他的军队能往东方（山东）推进，就正好扑向敌军之背，他们就不敢南下，这在中国历史上时常可见的局势。敌军自山东济南进攻，而李宗仁桂系的军队却按兵不动。除了按兵不动外，还对蒋公不客气，白崇禧打电报来违抗命令，他们的目的是希望蒋公直属部队被打垮，剩下的就是他们的部队了，所以他们的居心实在可恨。”^[21]

在蒋介石的嫡系们看来，白崇禧及其桂系的居心确实“可恨”。但话说回来，即使白崇禧不抗命，将宋希濂的第14兵团乃至张淦的第3兵团全部调上去，也未必能够挽回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场失败的命运，只是失败的时间和形式不同罢了。

注释

[1]曾有河南籍的国大代表问行政院副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刘峙专打败仗，怎么能拿出手，为什么又委以华东‘剿匪’总司令？看情形开封是非丢失不可了。”何很难置答，很不愉快地说：“那就很难说了。”见李铮：《开封失陷•在京豫人请援详记》，《观察》第4卷第19期，1948年7月3日。

[2]郭汝瑰：《淮海战役中我所知道的蒋军关键性决策》（上），《军事历史》1988年第6期。

[3]郭汝瑰：《淮海战役中我所知道的蒋军关键性决策》（上），《军事历史》1988年第6期。

[4]郭汝瑰：《淮海战役中我所知道的蒋军关键性决策》（上），《军事历史》1988年第6期。

[5]覃戈鸣：《华中“剿总”豫西秋季攻势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中册，第735页。

[6]详细情况可参见朱宗震，陶文钊：《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6卷《国民党政权的总崩溃和中华民国时期的结束》一书的相关章节，第434，433—434，439，439页。

[7]详细情况可参见朱宗震，陶文钊：《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6卷《国民党政权的总崩溃和中华民国时期的结束》一书的相关章节，第434，433—434，439，439页。

[8]详细情况可参见朱宗震，陶文钊：《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6卷《国民党政权的总崩溃和中华民国时期的结束》一书的相关章节，第434，433—434，439，439页。

[9]《中美关系资料选辑》第1辑，第327—328，330，331页。

[10]《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91页。

[11]《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2月22日条，转引自朱宗震、陶文钊：《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6卷《国民党政权的总崩溃和中华民国时期的结束》，第437页。

[12]《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2月22日条，转引自朱宗震、陶文钊：《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6卷《国民党政权的总崩溃和中华民国时期的结束》，第437页。

[13]程思远：《白崇禧与蒋介石之间》，《人物》1985年第6期。

[14]具体细节参见沈醉：《蒋介石阴谋暗杀李宗仁的内幕》，《军统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185页。

[15]胡楚藩：《我所亲历的湖北“和平运动”》，《湖北文史资料》第1、2辑合订，第149—150页。

[16]宋希濂：《淮海战役期间蒋介石和白崇禧的倾轧》，《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

[17]陈克非：《我从鄂西溃退到入川起义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

[18]宋希濂：《淮海战役期间蒋介石和白崇禧的倾轧》，《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

[19]陈克非：《我从鄂西溃退到入川起义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

[20]陈克非：《我从鄂西溃退到入川起义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

[21]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第362—363页。

组织五省联盟逼蒋下台

蒋介石在军事上的惨败，使精明的美国人终于做出了抛弃“盟友”的决定。1948年12月1日，蒋介石派夫人宋美龄飞赴华盛顿，向山姆大叔作“秦廷之哭”，要求美国援助30亿美元，以3年为期。^[1]但宋美龄的眼泪没有能够打动山姆大叔的恻隐之心。美国政府在评估局势后得出的结论是：“除非美国军队实际参加作战，任何数量的军事援助，都不能挽救目前更趋恶化的形势，大家对不可能使用美国军队来作战这一点表示同意之后，一致获得结论：中国或美国没有充分的时间来采取挽救这个军事形势的军事步骤。”^[2]因此，美国政府拒绝继续援助蒋介石。

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个人更是直截了当地建议蒋介石交出军政大权，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以何应钦任总司令，负责军事；李宗仁代理总统，负责政治。

蒋接受司徒雷登的建议，命参谋长林蔚拟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组织条例。对于蒋的这种安排，何应钦鉴于蒋历来“处处掌握不放”的习惯，即使做了陆海空军总司令，也是“徒拥虚名”，所以坚决拒绝受此项职务。^[3]12月26日，何辞去国防部长职务后，即躲到上海江湾军医院治病去了。随后有部下到医院来看他，何应钦很愤慨地说：“我不配当孤臣孽子，只有陈诚才谈得上。”^[4]由于何应钦坚决拒绝担任拟议中的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其他办法。

为了给蒋介石施加压力，白崇禧起初准备要宋希濂、陈明仁、李默庵、霍揆彰等黄埔系将领联名出面要求蒋介石下台。在1948年12月17日或18日上午，白崇禧将正在武汉的宋希濂找到他的办公室，很严肃地对他说：“现在的形势已经变得更坏，黄维兵团10多万人已被全部歼灭。这样，‘共军’的力量更增大了。杜聿明所率的3个兵团恐也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消灭。华北方面，天津已被‘共军’占领，在北平附近的傅作义部已成瓮中之鳖，被消灭只是时间问题。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兵力可以再进行决战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设法同中共恢复和谈，利用和谈以争取时间，在长江以南地区编练新军一二百万人。如能做到这一点，还可与‘共军’分庭抗礼。否则这个局面是很难维持下去的了。但要想同中共恢复和谈，必须请蒋先生暂时避开一下，才有可能。现华中地区属于黄埔军校系统的部队大部分都掌握在你手里。你如能和陈明仁、李默庵、霍揆彰等会商一番，然后由你领衔电蒋先生力陈不能再战的理由，请蒋先生暂时休息一下，我想他一定会很重视你们的意见的。”^[5]

白说完后认真地注视着宋希濂，并问他的意见怎样。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重大问题，宋希濂显然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为了缓和紧张气氛，他这个平时不会抽烟的将军，向白崇禧要了一支烟使劲地吸着。沉思了一会儿，宋希濂答复说：“总司令对战局所作的分析和判断，我是完全同意的。同共产党进行3年战争的结果，我们是被打垮了，稍为有点头脑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我们是没有力量再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了。同中共恢复和谈，利用和谈以争取时间的办法，当然很好，我也很赞成。总司令嘱我联合陈明仁、李默庵、霍揆彰等劝蒋先生下野，本应遵办，但我考虑到：（一）我们和蒋先生有20多年的师生关系，这样做，在道义上恐怕说不过去；（二）我们是他的部属，这样做，从军纪上来说，恐怕不大好；（三）陈明仁等是否同意这样做，还没有把握。”

白崇禧说：“军纪问题、道义问题都是应该考虑的，但目前以顾全大局为主。如能用和谈的办法使我们获得喘息的机会，不至于被中共完全消灭，得以保存一部分力量并积极培养新的力量，则事尚可为。这样做，正是爱护蒋先生，不要过分地从小节上考虑问题。”

宋希濂还是不同意这样做，于是他向白崇禧建议道：“我们能不能运用一些民意机关，例如参议会等，由他们出来表示意见？”

白崇禧说：“这当然是要做的，但恐作用不大。”

随后白就蒋介石任用非人，指挥错误，以及政治上、经济上搞得一团糟，等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几乎整整地说了两个钟头。最后仍回到主题上来，以带有几分胁迫性的语言要宋希濂照他的意思去做。

宋希濂说：“这个问题关系较大，请让我好好考虑一番再说。”

时已中午12时，宋希濂向他告辞。离开白的寓所后，宋希濂没有回家去吃午饭，便径直到华中“剿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袁守谦那里去（袁守谦实际上是蒋介石安插在武汉侦察白崇禧动态的），把今天与白崇禧的谈话告诉他，由他负责向蒋报告。宋希濂与袁守谦交换意见后，认为局势严重，为防止白崇禧采取激烈行动，宋希濂决定不辞而别，当天下午就离开武汉回到鄂西去。^[6]

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也知道自己干不下去了，不得不考虑再来一个“以退为进”，“给广西派一个自己试验的机会”^[7]。

在孙科组阁前后，蒋介石即对孙科表示：“内阁组成之后，由你们去研究，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和平的话，我也可以考虑的。”^[8]

12月4日，蒋召见他的拜把兄弟吴忠信，要他准备接替吴鼎昌当总统府秘书长，为李宗仁代理总统牵线搭桥。蒋对吴说：“观察最近内外情形，我干不下去了。我走开后，势必由李德邻来过渡，你的任务是拉李德邻上轿。等到任务完成，去留由你决定。”^[9]

几天后，蒋介石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三人前往李宗仁官邸，就蒋的下野问题与李宗仁作初步商洽。经过两次会谈，双方达成四点非正式的协议：（1）蒋总统为便于政局的转变，主动下野；（2）李副总统依法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3）和谈由行政院主持；（4）和谈的准备：（甲）组织举国一致的内阁，其人选另行研究；（乙）运用外交，特别加强对美、英、苏的关系，以期有利于和平的实现；（丙）主动争取不满政府与主张和平的政治团体及民主人士，共同为致力和平而努力。以上几项协议由吴忠信带回给蒋核阅，蒋看后怫然作色曰：“去便去耳，我一走开就算了，为什么要有协议，提出如许多的条件呢？”^[10]

加之，此时杜聿明集团被解放军围困于徐州地区，正在请求援救，蒋也不忍心于此时撒手而去，于是下野之议无形中暂时停顿了下来。

自吴忠信等人带去协议后，李宗仁急欲上台的心情已是按捺不住。然而，等了半个月，蒋之“引退”尚无确切消息，李宗仁总是牢骚满腹。

一向好冲动的白崇禧终于沉不住气了，他谴责说：“国民党北伐以来的家业，都给蒋介石一人快败光了，难道他真要搞到家光业尽才放手吗？现在还保有半壁山河，真能与民更始，还有可为。”^[11]白还扬言：“如果局面还是这样不死不活，我要将军队拉回广西再说。”^[12]

为给蒋施加压力，白崇禧决定利用华中地区的“民意”。白崇禧派李品仙找到一贯反蒋的辛亥革命老人李书城，诚恳地邀请他出来领导华中地区的反蒋和平运动。李书城随即与湖北参议会主张和平的参议员周杰等商量，白崇禧的要求与湖北人民谋求避免战祸延及湖北的主张一拍即合，于是他们决定推湖北另一位德高望重的辛亥革命老人张难先出来，发起和平运动。李书城又应白崇禧的要求，亲自前往湖南长沙与程潜联络，共同发起和平运动，联合倒蒋。“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首先在武汉成立，随后华中地区各省也先后成立了此类组织。

在华中地区的和平运动有点眉目后，白崇禧派邓汉翔作为他的代表前往南京见张群、吴忠信，希望张、吴劝蒋速速下台。蒋于22日对张、吴表示三点意见：（1）如果要他辞职，必须先有安国保民及不受中共欺诈的办法；（2）继任者必须有切实准备，并须正式交替；（3）对前方被围之部队，必须救援出险。果能如此，他愿意辞职。^[13]

12月24日，白崇禧通过湖北省主席张笃伦邀请湖北省参议会代议长艾毓英与李书城谈话，白氏首先分析了国内局势，然后对艾、李说：“战争已不能再打，国共双方如不讲和，国家即无办法。”^[14]白还对艾毓英说：“我同你分工负责，你用议会发表通电，呼吁和平，表示人民意愿；我用军事力量严密戒备，以保证绝对安全。”^[15]白并授意广西参议会议长蒋继伊同湖南、湖北、河南、江西等省议会联系，共同发动“和平运动”。

与此同时，白崇禧在招抚蒋介石嫡系宋希濂等人失败后，转而策动国民党元老、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及华中“剿总”副司令兼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得到他们的响应。

12月24日，白崇禧领衔发表致蒋介石的“亥敬电”：

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整个“国军”，虽不辞任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当兹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故敢不避斧钺，披肝沥胆，上渎钧听，并贡刍荛：（一）先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电话加英国），请美国出而调处；或征得美国同意，约同苏联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以上所陈，伏乞鉴核察纳，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国军”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布置，争取时间；若待兵临长江，威胁首都，届时再言和谈，已失去对等资格，噬脐莫及矣。^[16]

在白崇禧的带领下，武昌辛亥首义同志会于12月27日率先通电全国，称：“兵连祸结，生灵涂炭，武汉为革命发祥地，故敢作第三次首义之举。”并提出：（1）双方停战，国事留待国人公决；（2）华中方面拥护白总司令，并首先罢兵，另循政治途径解决。^[17]

12月29日，湖北省参议会召开大会，通过呼吁和平通电，一致蒋介石，一致毛泽东，交由湖北省主席张笃伦转交白崇禧代为发出。

致蒋介石电如下：“南京蒋介石先生：曩者抗日之战，举国踔厉，人无分于朝野，地无殊于南北，群以必胜决心，争取最后之胜利，财殚力竭，犹复再接再厉。盖为伸张民族之正义，保障人类之和平。不意复员未久，阋墙祸作，恶战苦斗，此伏彼起，肝脑涂地，积之可以为山，膏血原野，汇之可以成渠。即幸在所谓后方，而服役服工，征实征借，商贾辍其贸迁，百工废其劳作，国家元气斫丧殆尽，国际地位低落不堪。如战祸继续蔓延，不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国将不国，民亦不民，民族前途，可胜危惧！万恳遵和平救国之遗训，循政治解决之常轨，易干戈为玉帛，化灾戾为祥和。使国脉得以延续，民命得以保全。本会代表民意，责在尽言。”^[18]

致毛主席电略谓：“延安毛润之先生：国家之进步，端赖建设；建设之基础，在于和平。吾国自复员以来，战祸连年，未遑小休；如战争长此迁延，则民力日竭，国命日危，将何以适应世界之危局，培养国家之元气。先生轸念国家，志切解放，际兹民生憔悴，国步阽危，万恳循政争之常轨，察民心之趋向，本悲悯之初衷，定和平之大计，停止战争，恢复和谈。”^[19]

上述两个电报是由贺有年为主、谈瀛为助起草的。修改后再送白崇禧过目。白为了加重语气，还在致蒋的电报原稿上亲手加上了“国将不国，民亦不民”两句。此电于1949年1月3日见报。

接着华中其他省份也先后发出了响应湖北参议会的通电。30日，湖南省主席程潜、河南省主席张轸通电响应湖北省参议会的“艳电”。张轸在电报中要求蒋介石“迅即下野，以利国共和谈的进行”。^[20]

白崇禧的“亥敬电”是发给蒋介石的亲信张群、张治中转交的，二张收到后立即约吴忠信一起研究，他们3人一致认为，不论白崇禧的意图如何，在军事大败、外交失策、内部分裂、财政崩溃的情况下，蒋确非下野不可，便拿了电报去和蒋谈。一连谈了10天，每天有谈一次或二三次的，最后蒋同意下野，由李宗仁继任。^[21]

蒋介石也确实做好了下野的准备，他于12月26日、27日、28日一连打了3个电报给在美国寻求援助的宋美龄，告以因为桂系的逼迫，他准备于月底下野回老家，催促夫人立即回国，以便与他一道回奉化老家。^[22]

另据档案资料显示，1948年12月28日，桂系谋士黄绍竑提出了一个关于蒋介石下野与和谈的方案，其内容如下：

黄绍竑提出的方案经蒋介石过目，由张群、张治中、吴忠信代表蒋介石与李宗仁、黄绍竑讨论后，对这个方案进行了修改，于12月30日形成了修正案，其内容如下：

在李宗仁、黄绍竑与蒋介石的代表就蒋主动下野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白崇禧不知出于何故，不知是为了给蒋介石施加更大压力，还是不知道李宗仁、黄绍竑与蒋介石的代表谈判的事实，白崇禧于12月30日又发出了“亥全电”，催促蒋介石当机立断：“当今局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恳请乘早英断，职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告之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援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藉开困难之机：如黩武穷兵，残民以逞，则国人不直所为，友邦亦将不扶助，所以怒我而惰寇也。总之，我方无论和战，必须整个团结，方有生机，万不可被敌分化，以蹈各个击破之惨境。”^[25]

12月31日，河南省参议会议长刘积学领衔在信阳发表痛斥蒋介石的公开通电（即“亥世电”），通电声称：“今大势已去，犹恋恋不舍，血气之伦，皆欲起而诛此独夫，请即日引退以谢国人。”^[26]这个通电措辞之严厉，前所未有，让蒋再次受到强烈刺激。

这时，坐镇南京的李宗仁也授意他的亲信谋士甘介侯公开向新闻界亮出了他的“和平主张”。“一、蒋总统下野；二、释放政治犯；三、言论集会自由；四、两军各自撤退30里；五、划上海为自由市，政府撤退驻军；并任命各党派人士组织上海市联合政府，政府与共党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甘介侯等人还提出：“总统下野后，由李副总统继承大任。”^[27]李宗仁则请张群、张治中、吴忠信出面，要他们“劝蒋先生下野”，并且威胁说：“且须从速，即于年前有所表示，否则恐不及矣。”^[28]

李、白公然逼宫，使个性刚愎倔强的蒋介石恼羞成怒。自称“平生不向任何压力低头”的蒋介石决定打消本月底前回乡的念头，打算继续硬撑下去。

12月31日晚，蒋借公历新年除夕的机会，邀请副总统李宗仁、五院院长及国民党中常委等40余人到总统府聚餐。吃完饭，蒋介石命张群宣读事先准备的文告。文告读完后，张道藩、王世杰、谷正纲、谷正鼎、张厉生等纷纷发言，他们担心文告发表后，“党政及地方必然分裂”，“必致树倒猢狲散”的局面，南京政府就会“立即解体”，他们痛哭流涕地进言。他们主张文告中蒋介石去处问题一段“必须删除”。最后，蒋介石发言，称“不必改，可即照此发出”。张道藩等人还想辩论，蒋听得不耐烦，作色而起说：“诸位不要我下野，但尽做令我下野的事。”说罢，以手击桌拂袖而去。^[29]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在这个文告中，蒋氏对自己的反共内战政策和独裁统治没有丝毫的反省，把自己打扮成“爱好和平的天使”，并倒打一耙，把内战的全部责任归咎于中共，声称：“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政府亦惟有尽其卫国救民的职责，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30]

这样的文告与其说是求和，不如说是主战。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评论说：“它是一篇外表冠冕堂皇的富于修辞的文章。其中含有一位权威的统治者对付麻烦的叛乱分子，予以那种宽宏的口吻。这里面却没有提到许多不愉快的事实：军事力量的实际崩溃、最近的货币改革措施的失败、几乎是普遍的对和平的愿望，以及只要他在位一天，和平的没有可能，等等。”^[31]对于这样一篇文告，中共方面理所当然地给予了严厉的批驳。^[32]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在总统府举行元旦团拜会，蒋在致辞中警告那些主和派：“常言道：‘不能战，就不能和。’亦就是说‘能战才能和’。……现在所遗憾的是我们政府里面一部分人员受了‘共党’恶意宣传，因之心理动摇，几乎失了自信。”蒋还单独找李宗仁到休息室谈话，表示“自己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并要李转告白崇禧，制止湖北、河南再发和平通电，“以免动摇人心”。

1月2日，蒋介石分别复电白崇禧与张轸^[33]，对他们的逼宫电表明态度，并对他们提出警告。蒋氏给白崇禧的电报说：“亥敬、亥全两电均悉。中正元旦文告，谅荷阅及，披肝沥胆而出，自问耿耿此心，可质天日。今日吾人既已倾吐精诚，重启和平之门，假令‘共党’确能翻然悔祸，保全国家之命脉，顾念生民之涂炭，对当前国是，能共商合理合法之解决，则中正决无他求，即个人之进退出处，均惟全国人民与全体袍泽之公意是从。惟言和之难，卓见已详。如何乃可化除‘共党’赤祸全国之野心，以达成保国保民之利？如何乃可防止共党翻云覆雨之阴谋，以免战祸再起之害？想兄熟虑深筹，必已有所策划，甚冀惠示其详，俾资借镜。今大计虽已昭明，而前途演变尚极微妙，望兄激励华中军民，持以宁静，藉期齐一步骤，巩固基础，然后可战可和，乃可运用自如，而不为‘共匪’所算，则幸矣。”^[34]

蒋介石的复电不仅对中共进行了恶意的攻击谩骂，而且对白崇禧也是一副教训的口气，表明他已经没有及时下野的打算。白崇禧收到这样的答复，其气愤可以想见。白崇禧不容许蒋介石继续这样拖下去。白不但没有如蒋所希望的持以“宁静”，而且态度更加“嚣张”^[35]，华中地区对蒋的攻击进一步升级。

1月3日，湖北省参议会通过三项决议：（1）通电拥护总统文告，并致电毛泽东呼吁和平。（2）通电各省，建议组织全国性之和平机构，督促政府与中共谈判和平。（3）4日上午召集鄂省各机关法团首长及社会贤达举行座谈会，藉以号召一致响应和平运动。^[36]

白氏亲信，华中“剿总”政务处长田良骥及政委罗戡氛等在武汉发表谈话，宣示白崇禧的政见：“（一）总统元旦文告，已重开和谈之门，唯须总统下野，始能获致和平，否则联合政府之计划难以实现。（二）总统（不）下野，不能泯除美国对华之成见，即美国对华之经济援助，亦难扩大；且国民政府之政权，可能全部丧失，更失去于第三次世界大战中，配合美国与共产主义国有化家作战之依据。（三）总统不下野，则国民党内部始终不能革新，豪门巨室亦无法清除，将永远不能与共产党作政治竞争。”^[37]这时武汉市面上已经有这样的传言：“蒋氏如再坚持不下野，白崇禧的部队将退出武汉地区，让开长江一线给中共……”“如以政治方法不能成功，即以军事行动达其目的。”^[38]与华中相呼应，社会上“非蒋总统下野，美援不来！”“非蒋总统下野，则和谈不能进行！”“蒋总统下野愈快愈好！”的呼声也日益高涨。^[39]

1月8日中午，张群与桂系的黄绍竑从南京飞抵汉口王家墩机场，白崇禧、张笃伦、张轸、徐祖诒等在机场迎接。张群来汉口前，曾于7日晚、8日晨两次与蒋介石见面商谈，商谈的内容不详。张群、黄绍竑等下机后即坐白崇禧的座车前往白氏官邸晤谈并共进午餐，下午继续商谈。^[40]

张、白会谈的内容不详，据蒋方的材料说，张群向白崇禧转达蒋的两点意见：“（一）余如果引退，彼对于和平，究竟有无确实把握？（二）余欲引退，必由自我主动。”张群还转告蒋的话说：“可和而不可降，能战而后能和。”白崇禧表示，他去年底发出的两个电报，均主张备战谋和，而不是无原则之妥协投降。^[41]蒋实际上是对白崇禧提出警告。张群与白崇禧会谈后，转往长沙会晤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程潜向张群表示：“中央与地方应意见一致，精诚团结。”^[42]

1月11日，张群回到南京，向蒋呈交白崇禧的亲笔信。蒋看完后随即复电白崇禧，电报全文如下：

岳军同志回京，接读手书，对于和平进行及军事准备，皆能见其远大，无任感慰。惟此时我军既处劣势，外交运用，恐难有大效。要在吾内部能团结一致，苦撑到底，先要求其在我，而后乃能望友人之援助，此乃今日我国处境之基本要道。若我不能自立自助，则望外援之速来，是无异缘木而求鱼。而吾人只要一本已往之精神，患难相共，始终不渝，则自立自助，不惟可能，而且其道甚多也。中以为长江以南之作战，“匪”我两方今昔异势，“匪”乃为客，我反为主，不患不能持久，亦不患不能制胜，惟要在吾人志气不衰，精神坚贞，则最后胜利，仍必归于公理与正气之我方，此乃中确信无疑者也。倘苟有一线和平之希望，吾人必竭尽一切方法，以求得之。但必须要有代价，至少中华民国之国体与法统不能变更，军民生活必有保障，共产主义不能代替我三民主义。苟能如此，则吾人求仁得仁，虽万死亦所不辞，个人之得失荣辱，岂足萦怀？吾人今日皆成“共匪”之战犯，其必欲得而甘心，如果“共匪”尚有丝毫信义，确能遵守上述各点，使国家民族与军民皆能获得真正和平之幸福，则一切牺牲皆所不计，战犯待戮，更甘受如饴矣！谅兄亦不以余言为河汉耶？^[43]

蒋介石的电报只字不提他下野的事，通篇都是不得要领的大话和牛皮话。蒋与李、白进行虚伪的周旋，玩的是拖延术，以此掩护他秘密迅速集中转移国统区的黄金白银运往台湾作为重建小朝廷的资本。

至于白崇禧是否已经知道蒋介石的用意，现在还不清楚。不过，白崇禧既然已经与蒋介石闹翻，要转圜已经不许可了。而且白崇禧已通过张轸与中共接上了头，中共方面要白崇禧早日明确表示态度。白崇禧认为“若待（中共）兵临长江，威胁首都，则必失去对等资格”。^[44]在与留汉口黄绍竑商谈后，白崇禧决定在武汉另起炉灶，他计划将李济深与李宗仁接到汉口，撇开蒋介石，由李济深主党，李宗仁主政，白崇禧本人主军，以湘、鄂、赣、豫、桂、皖等省为依托，单独与中共议和。白崇禧对桂系干部说：“李任公（济深）一向反蒋，他团结有一些民主力量，与共产党也有交情，不如请他到武汉来主持政治，我们就专管军事，这样就不怕了。”^[45]

白随即花重金租了一架专机送黄绍竑去香港迎接李济深到武汉“主持大计”。想利用李济深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号，推翻蒋介石，然后与中共议和，“划江而治”。但不巧的是，当黄绍竑抵达香港时，李济深早已动身北上去了解放区，准备参加中共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黄绍竑扑了一个空。但黄绍竑通过民革留守香港的负责人黄琪翔见到了中共的潘汉年，向他谈了白崇禧的意图。

对于白崇禧的另起炉灶的计划，美国方面也表赞同。1月17日，司徒雷登大使轻车简从秘密来到李宗仁私邸，商讨救济之策。这位大使极力赞同“必要时李宗仁离开南京，前往汉口，与白崇禧共谋和谈大计”，并主动提供自己的座机，停在南京大校场，以备李随时离开南京之用，汉口机场一再实行戒严。^[46]

应白崇禧的邀请，湘、赣、鄂、豫、桂五省主席或其代表以及参议会议长齐集武汉，共商反蒋办法。起初计划由程潜、白崇禧领衔，以五省军政长官的名义通电讨蒋，公开打倒蒋介石。经与各代表研究后，认为这种做法不妥。因蒋仍有相当实力，如采用讨蒋的办法势必造成分裂，致使力量削弱，与共产党对抗的本钱就更小了，也不能代表整个国民党与共产党分庭抗礼。因此，仍决定以不破裂能维持表面团结为原则，以促成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为目的。因此，各省代表同意此项主张，决定用五省参议会名义通电促蒋下野。^[47]

1月20日晚，白崇禧在三元里官邸召集李品仙、刘士毅、李任仁、刘斐、邱昌渭、程思远、韦永成、张任民等中上层桂系干部开会，商讨讨蒋通电的措辞问题。白崇禧在会上首先发言，他说：“这两个月来，我们在武汉先后邀请湘、鄂、豫各省军政首长和民意机关代表举行会谈，大家都同意由武汉发起一个倡导和谈的运动，以期促成停战，实现和平，但因李德公在南京，我们不得不为他的安全设想，投鼠忌器，坐失良机。到了今天，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因为河南省政府主席张翼三（张轸）早就同中共中原野战军的刘伯承搭上了线，对方希望华中地区整齐步骤，共同行动。我过去总以时机尚未成熟为借口，要张翼三等候我从容布置，可是今天，张翼三来了，他说，对方催得很紧，不容我们再考虑了。张翼三并且表示，如果我们不干，他就单独行动。因此，至迟到明天，我们必须有所表示。”^[48]

蒋介石之所以迟迟不下野，明显带有赌气的成分，他不能接受李、白的公然逼宫。所以，虽然面临内外交因的形势，但困兽犹斗的蒋介石甚至曾经一度恶向胆边生，一不做，二不休，让早已做好了暗杀准备的军统特务杀手把李宗仁干掉，然后利用长江天险继续顽抗下去。^[49]

蒋介石权衡利害后，终于选择了暂时下野的办法。并抓紧进行人事调整，以便自己继续在幕后操纵政局。继1948年12月30日派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后，他又派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1949年1月18日又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东“绥靖”公署主任，陈诚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1949年1月21日，蒋任命薛岳为广东省主席，朱绍良兼福建省主席。蒋将自己的亲信和心腹大员安置在关键职务上，用以其牵制即将上台的李宗仁。

1月20日晚，正当白崇禧等桂系干部们在汉口商谈时，白崇禧接到张治中从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张告诉白：“蒋介石决定明天下野。”接着，李宗仁也给白崇禧打来长途电话，证实蒋介石决定下野的消息。白在电话中一再叮咛李宗仁：“在蒋介石发表的下野文告中，应当援用‘宪法’第四十九条上半节的条文，对这一点不能有丝毫马虎。”这就是说，蒋的“引退”，应当作为辞职，李宗仁上台是继任总统，而不是代理。

由于形势急转直下，于是桂系干部会议的内容也就随之改变为“德公上台以后，应当怎么干？”

白崇禧在做会议总结时提出三点建议：（1）李应当坚持援用“宪法”第四十九条上半段条文的规定，继任总统，而不是代理总统。（2）必须改组行政院，准予孙科辞去行政院长，另推张治中组织一个和谈内阁。（3）请何应钦出来帮忙，任以陆海空军总司令，由他指挥黄埔学生与桂系合作，共撑艰巨。白崇禧并指定程思远、邱昌渭于次日飞往南京向李宗仁汇报。

果不出白崇禧所料，蒋介石在1月21日发表的“引退声明”玩了些小花样，该声明援引《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下半段“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的规定，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并没有白崇禧所预期的蒋介石辞职，李宗仁继任总统的字样。^[50]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二日，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图为蒋氏在离开南京时与送行者话别

在汉口的白崇禧从广播中听到后，勃然大怒，打电话给李宗仁，要求设法补救。白并援引汉代开国皇帝刘邦对韩信说的那句老话说：“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事实上，李宗仁为此问题与蒋介石的亲信吴忠信、张治中等进行了严正交涉，但都被蒋介石以权谋手段破坏了，已经有点心灰意冷。白崇禧对此不知情，在打给李宗仁的电话中还滔滔不绝，李宗仁不乐意听，两个人就在电话中争吵起来。最后，李宗仁不客气地说：“算了吧，你这一套我已经听够了，我不要听了。”说完就把电话挂断。自负的白崇禧受到这一顿抢白，面子上很难看。白、李感情的破裂，实以此为开端。

不久，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也匆匆赶来，以严肃的语气转达司徒大使的话：“蒋介石下野文告中，原有‘引退’字句，后来在下午的一个茶会中，由于两个CC分子的反对，忽然被删去了。这样一来，势必使李先生在将来执行职权时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对此，他深愿以私人资格提请李先生特别注意。”^[51]

至此，李宗仁始感到“名不正，言不顺”的严重性，为自己上当受骗恼火。于是再次召来蒋的亲信张群、吴忠信和张治中，要他们立即与蒋联系，对“文告”进行修正。在李宗仁的坚持下，张群拿起电话与到了杭州的蒋介石通话。在张群转达了李宗仁的要求后，蒋很痛快地答复：“遵照李副总统的意思修改文告，直至李副总统满意为止。”李宗仁等满以为大功告成。不料，次日早晨，各大报刊登的蒋介石的引退文告和李宗仁的文告都还是修改前的旧稿。李宗仁这才感到他又被蒋介石狠狠地玩弄了一把。^[52]

李宗仁、白崇禧以武力逼宫，投井下石，“对蒋感情上刺激甚大”。^[53]蒋在下野前夕，曾在日记中写下了“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里”、“冬天饮寒水，雪夜渡断桥”^[54]等句子，由此不难看出蒋介石所受刺激之深。

1956年，蒋介石在台湾出版了《苏俄在中国》一书，对于桂系逼宫所产生的后果有如下的评论：“（民国）36年7月4日，政府下令动员戡乱之后，‘国军’对个别战役，如延安的收复，沂蒙山区的决战，山东半岛的战争，乃至37年夏季的豫东战役，都获得胜利。到了（民国）37年10月以后，正值徐蚌之战严重关头，而一般社会乃至政府内部皆受‘共匪’渗透的影响，竟流行着一种口号，以为‘非蒋总统下野，则美援不来’，并且‘非蒋总统下野，则和谈不能进行’，我乃不能不于（民国）38年1月21日引退。从此我大陆军民就失却了重心，于是政治局势、社会秩序与人民心理，都受了‘共匪’无形的控制，而军事作战也就陷入无可挽回的颓势。”^[55]蒋氏将其反共内战完全归咎于桂系的逼宫，这是他掩饰自己失败的不实之词，不足为据。笔者认为，桂系的逼宫固然让蒋氏丢了面子，但对蒋氏却是有益无害的事情。假如桂系不逼宫，蒋氏一直坐在总统的位子上，那么在人民解放军势不可挡的凌厉攻势下，蒋氏只有两种可能，要么逃亡海外做寓公，要么成为解放军的俘虏。而桂系逼宫的结果，李宗仁以第三者的姿态上台，打着和平的旗号，促使中共不得不接受李宗仁作为谈判的对象，从而放慢了人民解放军进攻的步伐。金蝉脱壳的蒋氏，退到幕后利用这个机会积极营建台湾小朝廷。所以，笔者认为，桂系的逼宫上台在客观上掩护了蒋氏营建台湾，对蒋氏来说不仅无害，而且是有益的。

注释

[1]参见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5册，第816页。

[2]《中美关系资料选辑》第1辑，第327—328，330，331页。

[3]《徐永昌日记》，1948年12月29日，1949年1月20日，1948年12月31日，1949年12月，1949年1月9日，1949年2月4日，1948年12月28日，1949年4月12日，1949年4月9日，1949年2月20日，1949年4月9日，1949年5月1日，1949年5月3日，1949年5月3日。

[4]曹天戈：《蒋军残余流窜云南被歼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55辑，第182页。

[5]《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第288，288—289页。

[6]《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第288，288—289页。

[7]董显光：《蒋总统传》（3），第511页。

[8]《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781，782，790，790，786，789，764页。

[9]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华艺出版社1996年第2版，第19，74，76，81，84，92页。

[10]转引自申晓云、李静之：《李宗仁的一生》，第296—297，335页。

[11]吴相和：《白崇禧在武汉解放前夕的阴谋活动》，《武汉文史资料》第1辑，第153页。

[12]《华中和平运动真相》，《新闻杂志》1949年1月，转引自申晓云、李静之：《李宗仁的一生》，第297页。

[13]详细情况可参见朱宗震，陶文钊：《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6卷《国民党政权的总崩溃和中华民国时期的结束》一书的相关章节，第434，433—434，439，439页。

[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解放战争时期白崇禧等策动“和平运动”情报》，《民国档案》1989年第3期，第43，43，46，48页。

[15]《武汉文史资料》第2辑，第59，62页。

[16]详细情况可参见朱宗震，陶文钊：《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6卷《国民党政权的总崩溃和中华民国时期的结束》一书的相关章节，第434，433—434，439，439页。

[1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解放战争时期白崇禧等策动“和平运动”情报》，《民国档案》1989年第3期，第43，43，46，48页。

[18]贺有年：《湖北“和平运动”的片段回忆》，《湖北文史资料》第1、2辑合订本，第144—145，145页。

[19]贺有年：《湖北“和平运动”的片段回忆》，《湖北文史资料》第1、2辑合订本，第144—145，145页。

[20]《武汉文史资料》第2辑，第59，62页。

[21]《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781，782，790，790，786，789，764页。

[22]12月26日的电报如下：“蒋夫人：政局即有变化，关系在桂派而不在‘共匪’也。望爱速回国。兄中〇。”12月27日电报如下：“蒋夫人：何日可回国？兄拟本月底回乡，甚盼吾爱能同行也。兄中〇。”12月28日的电报如下：“蒋夫人：……不论某国政策是否好转，兄决心月底回乡，不复改变，望爱注重，并望速即回国为盼。兄中〇。”转引自台湾《联合报》1996年8月15日第1版。

[23]转引自刘维开：《党史会藏〈中行庐经世资料〉介绍》，台北《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8期，第153页。

[24]转引自刘维开：《党史会藏〈中行庐经世资料〉介绍》，台北《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8期，第153页。

[25]《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下册，第876页。

[26]《徐永昌日记》，1948年12月29日，1949年1月20日，1948年12月31日，1949年12月，1949年1月9日，1949年2月4日，1948年12月28日，1949年4月12日，1949年4月9日，1949年2月20日，1949年4月9日，1949年5月1日，1949年5月3日，1949年5月3日。

[27]《蒋经国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3页。

[28]《徐永昌日记》，1948年12月29日，1949年1月20日，1948年12月31日，1949年12月，1949年1月9日，1949年2月4日，1948年12月28日，1949年4月12日，1949年4月9日，1949年2月20日，1949年4月9日，1949年5月1日，1949年5月3日，1949年5月3日。

[29]《徐永昌日记》，1948年12月29日，1949年1月20日，1948年12月31日，1949年12月，1949年1月9日，1949年2月4日，1948年12月28日，1949年4月12日，1949年4月9日，1949年2月20日，1949年4月9日，1949年5月1日，1949年5月3日，1949年5月3日。

[30]南京《中央日报》1948年1月1日第2版。

[31]《中美关系资料选辑》第1辑，第327—328，330，331页。

[32]参见毛泽东1949年1月5日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评战犯求和》。《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33]蒋介石复张轸电报如下：“亥卅电悉。中之意旨，已详见元旦文告。如‘共匪’确能悔过谋和，国家生存，民族生命，获有保障，则固中寤寐以求，个人进退，自非所计。惟值兹千钧一发之际，吾人如不能熟权利害，团结意志，而先自乱步骤。则适中‘共匪’分化之诡谋，将陷于各个击破之惨局。须知今日之事，可和而不可降，能战而后能和，国族之存亡系于是。兄等自身之安危亦系于是。中爱护袍泽，始终无间，尚望兄等深思熟察，共挽艰危，只须吾人信心坚定，则一切困难，当可克服。”复电的语气比复白崇禧的电报更不客气，完全是居高临下的教训口气。台北版《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别录》，第378页。

[34]台北版《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别录》，第377，381页。

[35]《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49年1月6日。

[3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解放战争时期白崇禧等策动“和平运动”情报》，《民国档案》1989年第3期，第43，43，46，48页。

[3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解放战争时期白崇禧等策动“和平运动”情报》，《民国档案》1989年第3期，第43，43，46，48页。

[3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解放战争时期白崇禧等策动“和平运动”情报》，《民国档案》1989年第3期，第43，43，46，48页。

[39]《张群抵汉与白崇禧晤谈》，1949年1月9日上海《申报》。

[40]《张群抵汉与白崇禧晤谈》，1949年1月9日上海《申报》。

[41]参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月8日条；《蒋经国自述》，第205页；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5册，第833页。

[42]《张群报告鄂湘之行》，1949年1月15日上海《申报》。

[43]台北版《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别录》，第377，381页。

[44]《徐永昌日记》，1948年12月29日，1949年1月20日，1948年12月31日，1949年12月，1949年1月9日，1949年2月4日，1948年12月28日，1949年4月12日，1949年4月9日，1949年2月20日，1949年4月9日，1949年5月1日，1949年5月3日，1949年5月3日。

[45]黄绍竑：《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

[46]梁升俊：《蒋李斗争内幕》，第53页。

[47]张轸：《我与白崇禧搞五省联盟的经过》，《新桂系纪实》下集。

[48]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第36，39—40页。

[49]负责暗杀李宗仁的著名杀手沈醉回忆说：“这个特别行动组最紧张的时候是1949年1月中旬，那时蒋介石正在考虑，是暂时退休由李宗仁代理以待美援或由张群去日本招募雇佣兵，还是干脆把李宗仁干掉继续依靠长江天险拖下去。在那一段时间内，毛人凤天天去见蒋介石，也天天叮嘱我不要离开，要随时做好一切准备，只等蒋一句话，就不管白天黑夜都得立即执行。如李不出门，便到李的住宅去狙击。毛人凤还叫在南京电灯公司的两个特务协助进行，借检修变压器，站在变压器上用手提机枪从围墙外面向李的寝室、餐厅等处射击，并作好爬墙进院内狙击的准备。狙击手使用的子弹弹头内都装有最猛烈的毒药，不管射中人身任何地方，都可引起血液中毒而无法救治。在布置开设的旧书摊内，也准备好了一支汤姆生机枪和几颗炸弹。特别行动组还增调了几个一贯干杀人勾当的特务，作好双层布置，准备杀李后，把在南京的几个桂系头头一起干掉。所以在这一两个月里，我们一直处在紧张之中。1949年1月20日，毛人凤找我去，叫我马上结束这个组的工作，把所有的人交人事处另外安置，只把吴德厚、秦景川、王××三人带到昆明去，准备为蒋去刺杀他想要杀掉的人。这年9月间，毛人凤到昆明住在我家时，还一再提起这件事。他说，蒋介石时常后悔没有在那个时候动手，留下了这一和他捣乱的祸根。”《军统内幕》，第183—184页。

[50]蒋介石的引退声明全文如下：“中正在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乃时逾兼旬，战争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因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之和平。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服膺三民主义，自十五年广州北伐，以至完成统一，无时不以保卫民族，实现民主，康济民生为职志。同时即认定必须确保和平，而后一切政治，经济之改进，始有巩固之基础。故先后二十余年，只有对日之战坚持到底，此外对内虽有时不得已而用兵，均不借个人牺牲，一切忍让，为国从事，此乃斑斑世所共见者。假令共党果能由此觉悟，罢战言和，拯救人民于水火，保持国家之元气，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馨香祷祝以求者也。”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6册补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17页。

[51]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第36，39—40页。

[52]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细读此两项文告，以及蒋先生已允修改而中央社仍照原稿发表之各项安排，我觉得蒋先生之为人，至此危急存亡之关头仍不忘权诈，一意要把我作木偶任他玩弄。最令人气愤的是1月21日晚间，吴忠信竟以国民政府（引者按：应该是中华民国总统府）秘书长的名义，照上两项文告的原意，通令全国各级军政和民意机关知照。此项通令盖有总统的大印，而我这位总统竟一无所知。我看到该通令后，便立即把吴忠信叫来，气愤地说：‘礼卿兄，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先毫无所闻？’吴忠信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我说：‘蒋先生已经下野了，他还要指挥你发通令不让我知道？’吴说：‘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办，我又怎能不办？’我说：‘礼卿兄，你这样做未免太不够朋友了！’事情发展至此，我才了解，一切都已由蒋先生安排好了。前晚的电话挂掉之后，他可能又另外打电话给张群和吴忠信，自食前言，重新安排，做到木已成舟再说。他知道我为人忠厚，不愿为此事闹伤大体。他对我显然是‘欺之以方’，谅我必会为大局而让步的。”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卷，第696—697页。

[53]吴振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页。

[54]蒋经国：《我的父亲》，第30、47页。

[55]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6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74页。

和平攻势与南北朝的幻想

1949年1月24日，李宗仁宣誓就任代总统，从蒋介石手中接收了已经破碎的半壁河山。此时的桂系首脑们，可谓得意洋洋，雄心勃勃。

白崇禧早就毫不掩饰地对部下说过他的战略意图：“老蒋的老本丢得差不多，再搞不下去了。我们要老蒋下野，德公上台，和共产党谈和，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让共产党去搞，长江以南由我们来搞。”^[1]

1949年2月6日，白崇禧托人带给国民党元老居正一封信，信中阐述了他对蒋介石下野后应对时局的全盘构想，信笺全文如下：

觉生先生道席：

月余以来，中枢遵循民意，蕲求和平，一再委曲求全，作最大忍让，固已仁至义尽，乃中共迄无诚意接受和平，仍继续其军事进攻，而所提条款与广播更多所挑剔，极尽压迫侮蔑之能事。默察现实，和平前途荆棘尚多。我唯本能战能和之旨，积极备战，始能应变。且无论和战，必须整体；倘如局部言和，实无异自取覆灭。当兹局势艰危之秋，无论中枢与地方皆应统一意志，集中力量，上下一致，军民一体，对内应革新阵容，收揽民心，对外则力求国际同情与协助，尤其争取美援，庶能安渡难关，挽救厄运。兹因方主任委员子樵兄晋京，特托踵谒崇阶，未尽之意，统托详为面陈。敬请道安。

白崇禧谨肃。^[2]

李宗仁也对人说过他的应付时局的腹案：“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3]

桂系大将夏威则更狂妄，扬言要“以黄河为界，双方作政治比赛”。^[4]

由此可见，桂系首脑们逼蒋下台是有明确目的和战略、政略意图的。他们企图通过和谈，与中共“划江分治”，梦想搞一个南北朝的局面，江南半壁江山由桂系来掌握。

对于桂系来说，要实现上述目的，最紧迫的莫过于与中共协商，先停战，然后进行和谈。1月27日，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表示对于毛泽东1月14日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提出的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务望先生号召贵党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谈，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点，开始谈判”。^[5]

在此之前，白崇禧已于1月21日决定派遣黄启汉作为他的私人代表飞往北平，先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取得联系，及早开始和谈。白要黄启汉到北平后设法找到李济深，邀请他到武汉来主持大计。为此，白崇禧于1月22日给李济深写了一封回信^[6]，让黄启汉转交。白崇禧的回信原文如下：

任公赐鉴：

启汉同志带来手示，语重心长，至深感奋。禧对于革委会反帝、反封建、反独裁、反官僚资本等革命主张，素表赞同，建立真正民主和平之中国，尤早具决心，只以过去处境困难，未能完成志愿。去岁华中军民曾数以坚强语气电蒋建议和平停战，并请其早日引退，以谢国人，旋更联络各方施以压力，以扫除和平之障碍。兹蒋已去位，德公继承艰危，决以最诚恳态度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以坚确决心，扫除独裁祸根，将来国是全由国人公抉择。务恳我公鼎力协助，共奠和平，千万生灵、民族生机，在此一举。尤望大驾及革委会诸同志，早日莅临武汉或南京，指导一切。余托启汉同志面报，此颂崇安。

白崇禧手敬启。1月22日。^[7]

22日下午，黄启汉取道南京北上。在南京见了李宗仁。李宗仁对黄启汉说：“当前最迫切的事情就是要和共产党取得联系，要求解放军停止进攻。”李宗仁也给李济深写了一封信托黄转交，“希望李济深从旁协助”。23日下午，黄启汉与李宗仁的私人代表刘仲华北上，27日晚在北平见到中共负责人叶剑英，黄、刘两人向叶剑英转达了白崇禧和李宗仁的秘密口信，表示愿意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作为双方进一步谈判的基础。

28日，白崇禧再派李书城前往郑州，与中共联系。

对于李宗仁、白崇禧主导的“和谈”攻势，中共起初并不抱什么希望。早在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针对蒋介石提出的五条和平条件，提出了异常严厉的八项条件。^[8]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向党内解释毛泽东的八条时指出：“我方提出之八个和平条件是针对蒋方五个条件的。蒋方有宪法、法统、军队三条，我方亦有此三条。蒋提保持国家独立，我提废除卖国条约；蒋提保持自由生活方式及维持最低生活为一条，我则分别提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两条。此外，我方的第一条（惩办战犯）及第八条（政协、联府、接收）是严正战争责任与不承认南京政权继续存在，双方的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故与新年献词毫无矛盾，而给人民解放军及国民党区域被压迫人民一个打击国民党的武器，揭露国民党所提和平建议的虚伪性及反动性，望向党内干部及民主人士妥为解释。”^[9]

2月间，以邱致中为首的“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和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3位德高望重的社会名流组成（邵力子以私人身份同行）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先后访问北平后，中共对“联桂反蒋”寄予了一定希望。因此极力催促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尽快从上海经武汉前线来北方，与中共中央负责人见面。

3月初，刘仲容从汉口北上时，白崇禧对刘仲容说：希望早日举行和平谈判，中共军队不要渡江。白崇禧还强调说：国民党主力虽然已经被歼灭，但是还有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如果中共硬要渡江，他们是会吃亏的。共产党既然表示愿意和谈，如果他们过了江，打乱了摊子，那就不好谈了。白要刘仲容转告：“见到毛先生时，你务必向他们陈明利害，把我这层意思同他们讲清楚。”白同时还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各写了一封信，托刘仲容转交。

3月下旬，刘仲容到达北平，毛泽东在香山别墅接见了他。当谈到白崇禧极力希望解放军不要过江时，毛泽东严正指出：“白先生要我们不要过江，这是办不到的。”^[10]

白崇禧在派代表与中共接洽和谈的同时，还几次三番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要求“先行停止军事行动”，“以昭大信于天下”。对此，毛泽东于4月5日亲自拟电以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李涛的名义电告白崇禧，对他4月4日的电报作了如下的答复：

（一）支电敬悉。（二）刘仲容先生本日由平飞南京，并转汉口，向李、白二先生转达敝方各项意见。（三）我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参谋部作战部部长），因为贵方代表现在不在此，而许多事项又需及时通知贵方，以利合作，奉毛主席命直接和先生通讯倘荷同意，深以为幸。（四）支电所述立场系就贵方利益而言，但就人民利益而言，在贵方全部接受八项和平条件并经双方协力在全国范围内完全实现这些条件的时间内，要求人民解放军停止前进是不合理的，因此是不可能的。白先生历次公开言论，我们均不能同意。（五）但是为着和李、白二先生建立合作关系之目的，敝方愿意立即实行下列各项处置：（甲）安庆及其以西直至黄冈（不含）之贵方部队，请迅即撤退，并限4月10日以前撤退完毕。（乙）黄冈、团风、仓子埠、黄陂、花园、孝感、汉川、蔡甸、黄陵矶一线及其以南地区，包括汉口在内，暂由贵部驻防，维持秩序。该线以北以东各地之各部，望即向该线撤退。所有撤防各地，不得破坏。该线以西各地，暂维现状。（丙）整个华中问题的处置，听候双方代表团谈判解决。（丁）请通知安庆及花园等处贵部负责人员，如遇敝方前线将领派员出来联络，请予接洽，勿生误会。并希各该贵部派员至敝军前线司令部取得联络。（戊）以上各点敝方业已通知各该地军事首长遵办，希望白先生亦通知贵部照办，并盼见复。^[11]

以张治中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抵达北平机场

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离开南京，前往北平，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进谈判。^[12]

白崇禧一面向中共呼吁“和平”，一面加紧备战。1949年2月4日，白崇禧托刘士毅给国防部长徐永昌带去一封信。信中说：“看中共举措，决无和意，须速整备作战。”^[13]

3月21日，白崇禧在武汉发表讲话，称“政府此刻正积极谋取和平。惟仍必须有相等的力量，始能求得合理的、公平的、全面的和平。是以备战求和成为政府之决策”。^[14]

白崇禧在私下与李汉魂谈话时，更直截了当地指出：“谋和更在加紧备战。”^[15]由此不难看出，白崇禧所鼓吹的“和平”的真正用意了。

白崇禧鉴于前不久招抚蒋介石黄埔嫡系将领宋希濂、陈克非等人失败的经验，向李宗仁建议，由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院长，由何出面统率中央军残部与桂系军队合作，抵抗解放军渡江，这个建议为李宗仁采纳。

3月8日，白崇禧亲自赴上海请何应钦出山，遭到何应钦的断然拒绝。何夫人王文湘且对记者表示“不愿跳火坑”。^[16]

3月9日，李宗仁亲自出马，赶到上海劝何。李宗仁以“历史在重演”为辞打动何应钦。何听了虽心有所心动，但没有蒋介石点头，何也不敢贸然答应。何应钦送走李宗仁后，即匆匆出院，以做寿为名直赴杭州去了。

何应钦一直想做一任宰相，但蒋介石一直不肯，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何应钦对于蒋介石不信任他、陈诚排挤他感到愤懑，关系一直处于微妙状态。蒋介石在1949年1月21日下野前，为使兵权不致落入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之手，有意让何应钦以海陆空军总司令名义掌握军权，但何应钦拒绝了。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据悉，何敬之不受蒋先生畀以海陆空军总司令名义避而去沪，渠亦曾为余言，蒋先生仍处处掌握不放，徒拥虚名，我何为者？”^[17]何应钦不仅拒不接受徒有虚名的海陆空军总司令名义，而且躲进了上海江湾陆军医院，治疗痔疮痼疾。有一天，国民党高级将领汤尧到医院看望何应钦，何留汤长谈解闷。汤说：“大局如此，你是党国柱石，怎能心灰意懒？任何一个朝代，没落消亡，总要有一二孤臣孽子，为历史点缀，你不能常住医院里。”何应钦听了这话，立即愤愤不平说：“叫陈诚去当孤臣孽子吧！我不够资格。告诉你说，连黄百韬的死，都是不值得的。黄百韬打了多少死仗，死后抚恤，你是知道的，不必说他。他生前当一个兵团司令，好不容易。因为陈诚编遣别人，扩充自己，做的太露骨了。连我和墨三（顾祝同的别号）手下的黄埔学生，都惴惴自危，都来怂恿我和墨三去和蒋说话。我知道说也无用，叫墨三去说说看。……”^[18]

为了安抚何应钦，蒋介石在1949年1月21日下野前夕，特地写了一封信托张群送到上海。蒋在信中说：“敬之吾兄勋鉴：贵恙谅已痊愈，局势艰难，如可尽其一分心力，还需共同撑持，以冀补救万一。中正以为只要各党能团结一致，则尚有收拾之可能，并无不可为之理。尚望吾兄力疾晋京，无论为公为私，对上对下，皆应积极负责，勉尽天职也。余托岳军（张群字岳军）兄面达，不赘。顺颂愈安！中正手启。”^[19]

张群在医院见到何，转达蒋介石让他出山的希望，何表面虽无异议，却以伤病未痊愈，尚须疗养为由，拒绝立即出山，使张群扫兴而去。

为了让何应钦出山，李宗仁又挽请张治中、吴忠信前往溪口疏通蒋介石。开始，蒋对何应钦与李宗仁搭档颇不放心，迟迟不点头，但蒋此时手里也没有更适合的人选了，只是说：“为什么一定要提和我有关系的人来做院长？院长应该让别人来做，何任副院长兼国防部长好了！”张治中认为蒋说的有理，便拿起长途电话来与何应钦联系，这回何应钦是非院长不做，干脆利落地答复张治中：“院长我都不愿意做，我还做副院长？”这样，张治中只好又回过头来劝蒋：“你要不同意由何敬之来组阁，内阁组不成，李又要来抱怨你，把责任推给你了。而且你希望何任副院长兼国防部长，何是一定不会干的。”^[20]

尽管话已说得很直白，蒋就是不松口，形成僵持局面。此后，李宗仁又一天几次电话来催促，一直拖到3月10日，张治中等准备离开溪口时，蒋才勉强同意由何应钦出来组阁。蒋随即写了一封亲笔信，托张治中带给何应钦。^[21]蒋信原文如下：

敬之吾兄勋鉴：

礼卿、文白二兄来奉，关于大局与个人之出处，均已详讨甚切。中以为只要于革命前途有益，使旧属官兵有所依托，而不致散乱，以保全革命硕果之基础，则兄应毅然应命，更不必论职位之尊卑，与个人之得失。此为中对革命责任之基本观念，亦望吾兄能以中之意志为意志，承当此艰危之局势也。余托礼卿、文白二兄面详一切，恕不赘述。顺颂时祉！

中正手启。^[22]

因为1949年3月12日是何应钦的60寿辰，蒋介石又派专人向在杭州避寿的何应钦送去了亲笔题写的寿轴：

敬之同志六秩大庆

安危同仗，甘苦共尝

中正敬祝

3月11日，白崇禧偕张治中、顾祝同带着蒋介石给何应钦的亲笔信，专程前往杭州西湖边的葛岭山庐为何应钦祝贺60大寿并乘机劝驾。何应钦看了蒋的信，犹如得到了蒋介石的委任状，立即表示同意出山组阁，3月12日，他们一同回到南京。同一天，李宗仁向立法院提请批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于22日将内阁班子拼凑起来。24日，何应钦宣誓就职。何应钦如愿以偿，当上了阁揆，爬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但远在溪口老家的蒋介石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万耀煌说：“总统有亲笔信支持何组阁，其实何要过过行政院长的瘾，总统还能挡吗？蒋何之间的不愉快不会消除的。”张群也说：“何当行政院长，老先生怎能高兴起来？”^[23]

何应钦虽是蒋介石嫡系，但与李宗仁、白崇禧私交甚好。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何应钦与白崇禧、李宗仁合作，取得龙潭大捷，使刚刚成立的南京政府转危为安。抗战期间，何应钦与白崇禧分任军委会正、副参谋总长，共同对付陈诚，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因此，对于何应钦出山组阁，时论予以好评。一位国民党中常委在向何应钦致贺词时说：“希望你与李、白团结奋斗，重演‘龙潭战役’的盛绩。”^[24]然而，事过境迁，今非昔比，事实证明，这不过是少数国民党达官要人的黄粱美梦而已。

在蒋介石的中央军系统中，何应钦在名义上长期维持第二号人物的角色，仅次于蒋介石。但实际上，何应钦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地位，就在于他对蒋的恭顺，及不介入蒋与中央军嫡系各级团体的直接统属关系。李、白企图以何应钦来整合中央军残部，无异于缘木求鱼，注定没有结果。

关于防守长江的战略，白崇禧和李宗仁的计划是以南京为中心，以重兵向上下游延伸，阻止解放军渡江。万一守江失败，则放弃上海和南京，将大兵团沿浙赣路配合，与华中区大军成犄角，作有计划的西撤，退保西南五省以待变。

但是，蒋介石也有他的一套战略计划。早在1月25日，已经“引退”的蒋介石在溪口老家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嫡系高级将领，策划长江布防问题。蒋介石决定把长江防线划分为两个战区：从湖北宜昌至江西湖口以西，由白崇禧指挥的15个军约25万人防守；以汤恩伯指挥的25个军约45万人，守备从湖口以东至芜湖、南京、镇江、上海长达1200公里的江防。同时以海军120余艘军舰和空军的60架飞机，配属白、汤两集团，封锁长江江面，构成陆海空三军立体防线。在防守重点上，汤恩伯秉承蒋的旨意，采取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京沪杭三角地区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依靠台湾空军支持，坚守淞沪，以待国际事变（国民党上上下下一直幻想立即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以挽救他们失败的命运）的持久防御方针，因而把江防部队的主力集中于镇江以东。而湖口至马鞍山的千里江防仅6个军21个师防守，防御力量十分薄弱。这一方针的实施，造成了东重西轻，纵深空虚，机动兵力缺乏的致命弱点。蒋介石没有让白崇禧参加此次会议，只是叫顾祝同会后转告白崇禧照办。

蒋、桂在守江战略上的矛盾，在国防部召开的江防会议上公开爆发。国防部主管作战计划的第四厅厅长蔡文治按照李宗仁意图提出的江防计划，遭到汤恩伯的坚决反对。汤恩伯按照蒋介石的旨意，主张守上海而不守长江。蔡文治当即指出这是自杀政策，在战略及战术上均属下策。为此，蔡、汤当场发生争执。汤恩伯勃然大怒，扬言要枪毙蔡文治。^[25]李宗仁见汤恩伯有恃无恐，指挥不动，便向何应钦提出：免去顾祝同的参谋总长职务，由白崇禧接任参谋总长。何不敢自作主张，便向溪口的蒋介石请示。蒋回电：“参谋总长不能动，白崇禧千万不可用。”^[26]结果，李宗仁亦无可奈何。

白崇禧备战，需要钱和枪械。但这两样东西均控制在蒋介石、顾祝同手中，蒋不点头，白崇禧一分钱、一支枪也得不到。

说起钱，蒋介石在下野前就已命令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国库里价值3.7亿多美元的黄金、白银和外汇移存台湾；将中央、中国银行存在美国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蒋仅给汤恩伯留下2000万元充作军费。李宗仁上台后，“手头一文不名”。为维持军饷，安定民心，李宗仁命行政院饬财政部将运台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在台湾负责保管的陈诚，对此充耳不闻，作无言的抗命。4月9日，李宗仁请阎锡山携带自己的信函去溪口见蒋介石，要蒋先拿出1.5亿美元。蒋对阎锡山说：“所有3亿美金，须留于作战时用。”^[27]

白崇禧还不死心，于4月17日约请阎锡山、吴忠信、张群再次去见蒋，要求他以1.5亿美元交财政部，亦无结果。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命令俞鸿钧将存在武汉的最后300万元现大洋也一并偷偷运走。白崇禧闻讯后，勃然大怒，立即打电话给财政部长徐堪，威胁说：“你撤了钱，商人罢市责任谁负？”徐堪连忙回答：“好！好！我奉命。”白崇禧随后打电话给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要他在汨罗江将这批现大洋截留下来，运回武汉。^[28]

李宗仁从蒋介石那里要不到一分钱，无可奈何之际，只好乞求美国援助，并把它当作南京政府起死回生的最后一剂灵丹妙药。但美国人早已认定南京政府无可救药，不愿把钱投入这个无底洞。李宗仁多次要钱，均无结果。白崇禧为此恼火不已。在李宗仁召开的座谈会上，白快言快语说：“问问美国到底援不援？要问，正式问其政府，不要司徒传话！”^[29]

白崇禧要扩军，需要武器，但蒋介石下野后，为防白崇禧势力过大，授意参谋总长顾祝同，拒绝发给白崇禧武器。白崇禧一再催促，但始终无结果。对此，白崇禧牢骚满腹，在国防部召开的会议上，白崇禧一再质问顾祝同：“为什么我们对前方有官有兵的不发械，却在后方另成立番号，而先给械？”^[30]顾祝同装聋作哑，任你质问，反正不回答你。

3月31日，在李宗仁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上，为美式军械的分配问题，白崇禧与顾祝同再次发生激烈争吵。原来，1948年底蒋介石计划在长江以南及西北地区编组150万至200万部队，并密派国防部次长郑介民赴华盛顿接洽。在魏德迈等人的帮助下，美国政府批准提供10个师的美式装备，并于1949年2、3月间陆续运到上海及台湾等地。在这次会议上，白崇禧再次向国防部要求发给华中地区4个师的美式装备。顾祝同仍借词拒绝：“现在全国设立的新兵训练处甚多，大家都要求领发武器，此事必须由国防部按照实际情况，统筹配发。”白崇禧听了顾祝同的这番托词，不禁怒火中烧，大发牢骚说：“过去许多好武器，能打仗的部队不发，不能打仗的部队倒发了，结果都送给了共产党。现在的局面弄到这个地步，你还想操纵把持吗？”^[31]顾祝同也不甘示弱，立刻把老底露出来做挡箭牌：“军械之分配，过去全由委员长分配，我何能做主？”^[32]

一个坚持要4个师的装备，一个坚决不给，相互顶起嘴来，声音越说越大，意气愈来愈盛，弄得脸红脖子粗，大有要动武之势。何应钦见情形不对，连忙劝他们两人不要吵，说此事研究一下再请示李代总统决定（其实李宗仁这个空头代总统哪有权力决定），总算敷衍了一下白崇禧的面子，但武器始终未能得到。

由于蒋介石在幕后控制一切，使白崇禧的如意计划一一落空，好冲动的白崇禧为此愤怒不已。在李宗仁召开和谈话会上，白崇禧声色俱厉地指责蒋介石：“要干就出来干，不要尽管天天说5年不出来，而天天在问事。”^[33]

白并因此而迁怒于他捧起来的行政院长何应钦，说他“为人懦弱，没有魄力”，“真像一个童养媳”。何应钦亦反唇相讥：“你们不怕同蒋介石闹翻，我却不能这样办！”^[34]

鉴于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名义在溪口幕后操纵一切，使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何应钦等前台官员形同木偶，使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不约而同产生了让蒋介石出国的念头。根据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日记记载，最早提出请蒋出国的竟然是何应钦，之后是白崇禧。2月21日，白崇禧访问司徒大使，两人谈了一个半小时，话题“还是关于促蒋氏离开中国的同一问题”^[35]。他们两人都希望美国人出面说服蒋出国。而直接出面劝说的则是蒋的另一名亲信、历来敢于大胆向蒋进言的张治中。^[36]

经与李宗仁、张群、吴忠信等商量后，张治中与吴忠信于3月3日坐飞机到宁波，蒋派蒋经国到机场迎接，然后转乘小车去溪口。张治中准备劝蒋出国的消息被李宗仁的心腹谋士甘介侯事先披露给新闻界（新闻报道说，根据某方可靠消息，国民党中劝蒋下野的几个重要人物，现在正在劝蒋出洋云云），蒋介石在张治中等人到达之前已经看到报纸的相关报道。因此，蒋和张、吴见面寒暄后，劈头第一句就说：“你们的来意是要劝我出国的，昨天报纸已经登出来了！”跟着很气愤地说：“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蒋的这几句话把张治中等人的嘴巴给封了起来。^[37]

张、吴只好转换话题，先谈和谈问题。拥护李宗仁的《救国日报》总主笔龚德柏于3月4日、5日在该报上连续发表社论《人民要求政局明朗化》和《蒋公不出国，中国无救》，为逼蒋介石出国造势。蒋看到后更加恼火。^[38]

张治中与吴忠信在溪口住了5天，其他问题谈完后，张治中还想将话题引到蒋出国上来。鉴于第一天已经被蒋发了一顿脾气，不容易再开口，张治中只得转弯抹角地从老远的地方转到这问题上来，给他委婉分析，认为他留在国内，无论对大局对个人，都只有害处而毫无益处。谈了好几次，有时一接触到本题，蒋就故意谈到别的问题去。有时，蒋很愤慨地说：“我是一定不会出国的！我是一定不会亡命的！我可以不做总统，但做个老百姓总可以自由！”有时，张治中举出事实说明蒋还在那里指挥军事，譬如宋希濂要逼走孙震，自己移驻到宜昌去，便说是奉了蒋的电报，以后孙到重庆便很愤慨地告诉萧毅肃，由萧传了出来。蒋连说：“没有这回事，我没有发这个电报！”后来，蒋的态度有所缓和，只说：“如果要希望我出国，要好好的来！他们太不了解我的个性，竟想利用中外报纸对我施加压力，这是不可以的，我可以自动住到国内任何地方，即使到国外也可以，但是绝对不能出之于逼迫。”到了这种地步，张治中不好再勉强说下去。^[39]无论如何，蒋是绝对不会出国的，桂系的企图也是无法实现的。

对于南京政府以“和谈”为幌子，加紧备战的企图，中共领袖们洞若观火。

为不使桂系假和谈的把戏长久演下去。中共代表团于4月12日晚将中共起草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正式提交给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限定4月20日前由南京代表团签字。

中共“为了拉过李、白，孤立美蒋”，仍通过刘仲容、黄启汉以及民革代表李民欣、朱蕴山等转告白崇禧和李宗仁：如果他们真心接受中共的和平条件，那么：（1）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是当他的代总统，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2）桂系部队只要不出击，中共也不动它，等到将来再具体商谈；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出击，不阻碍中共渡江，则李先生做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3）国家统一问题，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如果李宗仁出席，毛主席也亲自出席；如果李宗仁不愿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当代表也可以，中共方面则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参加，来个对等；签字地点在北平，不能在南京；双方协商以得一致意见以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到那时，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了。（4）现在双方已经开始和平谈判，美国和蒋介石反动派是不甘心的，他们一定要插手破坏，希望李先生和白先生拿定主意，不要上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大当。

毛泽东还特意叫他们转告白崇禧：白崇禧喜欢带兵，但他的广西部队只有十来万人，数字不大，将来和谈成功，一旦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时，我们可以请他继续带兵，请他指挥30万军队，人尽其才，这对国家也有好处嘛。白先生要我们的军队不过江，这办不到。我们过江以后，如果他感到孤立，可以退出长沙看情况，又不行，他还可以退到广西嘛。我们来一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3年不进广西。^[40]

白崇禧在得知北平来人带回来“和谈”信息后，于4月6日从汉口飞抵南京。刘仲容告诉白崇禧：中共方面态度坚决，政治既要过江，军事也要过江，而且很快就要过江。白崇禧听到这里，当即表示：“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下去不可了，这还谈什么？他们还有什么别的意见？”

刘仲容又将毛泽东的话讲给他听，还特别提到将来成立人民政府，毛泽东将请白指挥国防军。但白却听不进去，他说：“对我个人出处，现在不是我考虑的时候，目前要紧的是，共产党如果有和平的诚意，就应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过江。能让步的我们尽量让步，不能让步的绝对不能让步。过江问题为一切问题的前提，中共如在目前战斗过江，和谈的决裂，那就不可避免。”

接着白又问刘，李宗仁和何应钦有什么看法？

刘仲容说：“他们两位都没有表示，说是要同你商量商量。”

白暴躁地说：“还有什么商量的？你马上就同北平通话，把我的意思转告他们，就这么办！”^[41]

4月16日晨，黄绍竑偕南京和谈代表团顾问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返回南京，向南京政府报告。周恩来特地赶到机场嘱咐黄、屈，请他们明确告诉李、白：中共希望他俩在修正案签字问题上自拿主张，不要请示蒋介石。^[42]

黄、屈回到南京后，李宗仁即于当天下午召集白崇禧、何应钦、黄旭初等开了一个小型会议，由黄、屈作报告。黄绍竑简单地报告和谈经过后，即将协定交给大家传阅。众人看完后，面面相觑，无人发言，情绪极为低落。最后，白崇禧打破沉寂：“这样苛刻的条件能接受吗？”何应钦接腔说：“问题重大，行政院要进行研究。”^[43]

18日晚，李宗仁又召集白崇禧、黄绍竑、黄旭初、李品仙、夏威、程思远、邱昌渭、韦永成等桂系干部开会，商讨和议问题。黄绍竑在会上强调桂系绝不能同蒋介石共呼吸、同命运，蒋介石还可以退守台湾，苟延残喘；而桂系形格势禁，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只有和局才可以自保。黄绍竑还指出：李宗仁如果在协定上签字，则将来可选为联合政府的副主席，广西部队也可以得到保全。这些条件对桂系十分有利，应该接受。

李宗仁插话说：“我对个人问题无所谓，而惟有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着想，我是为和平而上台的，如果求和不成，那就应该去职，以谢国人。所以我们现在要谈的应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前途为重。”

白崇禧仍顽固坚持他的“划江分治”的立场，因此，他在作会议总结时，说：“和谈代表团北上时，政府是有‘腹案’的，代表团没有坚持我们的基本立场，实有负付托之重。至于所谓广西在近期内不至于有大变动，那也不过是时间迟早问题。这种和局，好像吃鸡一样，好的部分先吃，其后鸡头鸡脚也要吃光。”黄绍竑还想引用一些在北平的国民党起义将领对国家前途的看法的话来加强他的观点，白崇禧听得不耐烦起身就离开了会场。^[44]

当时，南京处在蒋介石的心腹干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控制下，汤也是一个强硬的反共分子。他早就扬言：“李代总统如要向‘共党’投降，我们不能负他的安全责任。”^[45]

由于白崇禧、汤恩伯等统兵将领的强烈反对，李宗仁虽然心有所动，但迫于形势，也不敢贸然在协定上签字。只好把“球”踢给何应钦去处理。而事实上，何应钦的意见说到底也就是蒋介石的意见。4月20日，李宗仁、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旨意，联名致电在北平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声称：“综观中共所提之协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以解除兄弟阋墙之争端者，竟甚于敌国受降之形势，且复限期答复，形同最后通牒。”李、何还要求与中共“即日成立临时停战协定，藉以表示双方谋取真正和平之决心与诚意，俾和谈得以顺利进行”^[46]。李、何的要求，无异于痴人说梦。

同一天，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广州召开第185次会议，通过对《国内和平协定》的攻击性声明，该声明说：“中共所提八条二十四款，按其内容，完全失去协议和平条款的性质，直是对我中华民国全国人民与政府为残酷之处分与宰割。中共此次提案，其目的只在树立一党专政的共产党政权，对本党历年来所致力促成之民主宪政，既摧毁无遗……中共应依照本党本月18日声明中提出之原则，商议修正和平条款。”声明最后说：“当此和平千钧一发之时，本党仍盼中共悬崖勒马，立即颁发停战命令，庶全国人民殷切企望之和谈，不致中断，全面永久之和平，能获实现。”^[47]

国民党拒绝和平协定，国共和谈宣告破裂。

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按照预定计划，大举实施渡江战役，向江南进军。白崇禧等人的“南北朝”终成幻想。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后来说：“南京政府所以拒绝八条二十四款，蒋固然是主要阻力，而白（崇禧）的一贯主张和态度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桂系垮了，他自己也就完了！”^[48]

注释

[1]李任仁：《国民党崩溃前夕的和谈内幕》，《新桂系纪实》下集，第154—155页。

[2]谢幼田整理：《居正日记书信未刊稿》第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67页。

[3]刘斐：《1949年北平和谈的片段》，《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2辑，第103，106—108页。

[4]汉口《大刚报》1949年3月1日。

[5]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卷，第700—701，724，727，727，731，732，732页。

[6]1948年12月22日，李济深给白崇禧写了一封策反信托黄启汉转交，信中要求白氏认清形势，同蒋介石决裂，向人民靠拢。李济深信函全文如下：“健生吾兄勋鉴：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所徘徊观望之余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至所望于故人耳！革命原是一家，革命者不怕革命者，望站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立场，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反独裁、反‘戡乱’主张，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其功不在先哲蔡松坡之下也。详情托黄启汉兄面陈。耑此即颂筹祺。弟李济深上。二月二十二日。”黄启汉：《1949年“和谈”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67辑，第5页。

[7]另外，白崇禧又在信笺上端，加注“中共八项条文，禧已有表示可以商谈”等字。黄启汉：《1949年“和谈”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67辑，第9页。

[8]中共中央1月14日的声明说：“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1）惩办战争罪犯；（2）废除伪宪法；（3）废除伪法统；（4）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5）没收官僚资本；（6）改革土地制度；（7）废除卖国条约；（8）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如果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中的人们，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虚伪的反动的和平，那么，他们就应当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个条件，以为双方从事和平谈判的基础。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80页。

[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30页。

[10]刘仲容：《回忆我在桂系工作时的几件事》，《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73辑。

[11]《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4—475页。

[12]双方代表团的组成人员是：中共代表团由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南京政府代表团以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刘斐为代表，另有顾问屈武，随员有李俊龙、金山等，秘书长卢郁文，连同工作人员有近30人，张治中为首席代表。

[13]《徐永昌日记》，1948年12月29日，1949年1月20日，1948年12月31日，1949年12月，1949年1月9日，1949年2月4日，1948年12月28日，1949年4月12日，1949年4月9日，1949年2月20日，1949年4月9日，1949年5月1日，1949年5月3日，1949年5月3日。

[14]上海《华商报》1949年3月22日。

[15]《李汉魂将军日记》下册，第226页。

[16]周仲超：《何应钦的四大奇功与三大憾事》，台北《传记文学》第66卷第4期，1995年4月号。

[17]《徐永昌日记》，1948年12月29日，1949年1月20日，1948年12月31日，1949年12月，1949年1月9日，1949年2月4日，1948年12月28日，1949年4月12日，1949年4月9日，1949年2月20日，1949年4月9日，1949年5月1日，1949年5月3日，1949年5月3日。

[18]《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第224—225页。

[19]《何应钦将军九五纪要长编》下册，第986，979，990，1013—1016，1019页。

[20]《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781，782，790，790，786，789，764页。

[21]《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781，782，790，790，786，789，764页。

[22]《何应钦将军九五纪要长编》下册，第986，979，990，1013—1016，1019页。

[23]《万耀煌先生访问纪录》，第467页。

[24]程思远：《白崇禧传》，第277，284页。

[25]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卷，第700—701，724，727，727，731，732，732页。

[26]王陵基：《四川解放前夕我的罪恶活动》，《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55辑。

[27]《徐永昌日记》，1948年12月29日，1949年1月20日，1948年12月31日，1949年12月，1949年1月9日，1949年2月4日，1948年12月28日，1949年4月12日，1949年4月9日，1949年2月20日，1949年4月9日，1949年5月1日，1949年5月3日，1949年5月3日。

[28]《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下册，第864—865页。

[29]《徐永昌日记》，1948年12月29日，1949年1月20日，1948年12月31日，1949年12月，1949年1月9日，1949年2月4日，1948年12月28日，1949年4月12日，1949年4月9日，1949年2月20日，1949年4月9日，1949年5月1日，1949年5月3日，1949年5月3日。

[30]《徐永昌日记》，1948年12月29日，1949年1月20日，1948年12月31日，1949年12月，1949年1月9日，1949年2月4日，1948年12月28日，1949年4月12日，1949年4月9日，1949年2月20日，1949年4月9日，1949年5月1日，1949年5月3日，1949年5月3日。

[31]宋希濂：《和谈前夕蒋介石的幕后操纵和李宗仁的备战部署》，《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2辑。

[32]《徐永昌日记》，1948年12月29日，1949年1月20日，1948年12月31日，1949年12月，1949年1月9日，1949年2月4日，1948年12月28日，1949年4月12日，1949年4月9日，1949年2月20日，1949年4月9日，1949年5月1日，1949年5月3日，1949年5月3日。

[33]《徐永昌日记》，1948年12月29日，1949年1月20日，1948年12月31日，1949年12月，1949年1月9日，1949年2月4日，1948年12月28日，1949年4月12日，1949年4月9日，1949年2月20日，1949年4月9日，1949年5月1日，1949年5月3日，1949年5月3日。

[34]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5—196页。

[35]转引自朱宗震、陶文钊前引书，第485页。

[36]张治中对他劝蒋出国的动机有如下的介绍：“我回到南京后，虽然北平已于元月31日和平解放，中共方面还没有表示开始谈和的确实讯息，只好住下来再说。就在这时候，我常常听到李的左右很愤慨地在发牢骚，说蒋表面上是下了野，事实上还在溪口指挥一切，和各方面的联络，特别是对各地高级将领络绎不绝；而李发表的七项措施，特别是释放政治犯（指明张学良、杨虎城）根本做不到，因而说：‘我们管不了，就交还给蒋吧！总统不过是代理，一走就可以了事的。’我看这情形不对，便动了劝蒋出国的念头，以便李放手去做，促进和平，这样对蒋个人亦属有利。这事我曾和李宗仁、张群、吴忠信等几个人商量过，他们都表同意，并且作了一个准备。”《张治中回忆录》，第786页。

[37]《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781，782，790，790，786，789，764页。

[38]蒋介石授意他的嫡系将领、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对《救国日报》宣布停刊3天的处分。

[39]《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781，782，790，790，786，789，764页。

[40]刘仲容：《回忆我在桂系工作时的几件事》，《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73辑。

[41]刘仲容：《回忆我在桂系工作时的几件事》，《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73辑。

[42]《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822页。

[43]屈武：《在历史转折的年代里》，《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73辑。

[44]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华艺出版社1996年第2版，第19，74，76，81，84，92页。

[45]孙运开：《汤恩伯的一生》，台北《中外杂志》第24卷第5期，1978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