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民 乃知国家事，成败固民心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2007年春节团拜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首先向全国人民表达了新春的祝福和节日的祝愿，随后在谈到民生问题时，温总理语重心长地说道：“‘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只要我们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尽最大的努力解决民生问题，就一定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就能越来越充分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出自《孟子·梁惠王下》。文中记载，齐宣王有天在别墅里接见孟子，并问孟子，贤人有没有享受过在别墅里居住游玩的快乐。孟子回答说：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贤人也是可以享受在别墅里游玩的乐趣的。百姓如果得不到这种游玩的快乐，就会埋怨国君。虽然得不到这种快乐就埋怨国君是不对的，可是作为百姓的君王，您不懂得与民同乐也是不对的。假如国君能把人民的快乐作为自己的快乐，那么人民也会以国君的快乐为快乐；假如国君能以人民的忧愁为忧愁，那么人民也会以国君的忧愁为忧愁。与天下人同乐，与天下人同忧，假如这样还不能称霸天下，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孟子是要告诉齐宣王，当政者应该将人民的疾苦当做自己快乐忧愁的基础，把自己的喜忧放置在百姓的喜忧后面，这样才能施行王道，达到“王天下”的目的。相反，如果统治者穷奢极欲，不顾老百姓的死活，结果自然是民怨鼎沸，没有好下场。齐宣王一直想恢复齐国昔日的辉煌，经常向孟子讨教如何成就霸业之事。孟子回答说是要实行仁政，但是齐宣王认为只实施仁政不切实际。孟子就借和齐宣王讨论居住别墅是否快乐，而提出与民同乐、同忧的重要性，建议齐宣王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以成就一番霸业。

这种忧国忧民的入世思想，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影响深远。无数文人墨客、仁人志士或用笔墨、或用生命完美地诠释了孟子的这种“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的思想。

“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语出初唐陈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之第十九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圣人从来不追求一己私利，他们所关心的、救济的是天下百姓：

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黄屋非尧意，瑶台安可论。

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

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

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

当时，女皇武则天执政，大肆修建佛寺佛像。陈子昂因为看不惯这种行为，愤而写下《感遇》第十九首，批判统治者的行为。这首诗开头就强调英明的君王应该具备的品质是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以百姓疾苦为疾苦，而不是一味追求一己私利，从而讽刺武则天大肆挥霍不顾民生的行为，批判武则天修佛寺的举动不仅不符合圣主的“尚俭爱民”的品德，更加不符合佛教“清净慈悲”的宗旨。纵观陈子昂的一生，他时刻以忧国忧民为己任，即使屡遭迫害，仍然屡次上书谏诤。他的言论因为恳切直白，往往不被采纳，并且一度因为反对武则天而被下狱。但他始终以“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自勉，反而愈挫愈勇。不仅如此，在文学上陈子昂也努力革新六朝时期绮丽纤弱的文风，提倡刚健质朴的诗歌风格，并且身体力行，他的这种文风最终对唐代诗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忧国者不顾其身，爱民者不罔其上”，这句话出自北宋林逋等人编撰的《省心录》，大意是说，为国忧虑的人不会顾虑自身的安危，爱护百姓的人不会欺瞒上级。也就是说真正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是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是敢于舍身为民的。

“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这段话出自明代张居正的《请蠲积逋以安民生疏》，意思是说，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要使得人们安居乐业；而能够让人们安居乐业的唯一途径，在于要懂得体察民情、了解人民的疾苦，及时解决人民的问题。

清代王韬在《弢园文录外编·重民》篇也提到：“善为治者，贵在求民之隐，达民之情，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必强。”意思是说，治理国家最好的方法是，统治者要能够了解百姓疾苦、隐情，从而达到不利于百姓生活的措施不被施行，百姓不承认的措施不强迫百姓去执行。这样才能使得国泰民安，才能够使得统治长治久安。

温家宝总理自任国务院总理以来，始终把民生问题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坚持提高和完善党和政府的各项惠民政策，落实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解决民生问题，必须要密切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温总理每年都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回答他们的提问，这就为政府工作人员亲民、利民树立了榜样，就是告诉政府工作人员，只有了解群众的心声、倾听群众的意见、关心群众的疾苦，才能切实解决好教育、医疗、就业、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2月17日 01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春节团拜会》

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

2008年3月1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邀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的提问，他说道：“两会期间我一直在上网。广大网民向我提问题、提建议，甚至为我分忧，多达数百万条，参与的恐怕有上亿人。这么多群众以如此高的热情关注两会，特别是关心政府的工作，使我深受感动。他们的意见、批评都是对政府的信任、支持、鼓励和鞭策。我一边看网，一边脑子里想起一段话，就是‘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群众之所以用这么大的精力来上网写问题、提建议，是要政府解决问题。”

“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的意思是说：百姓所忧虑和关心的事情，正是我要思考的事情；而百姓正在思虑和担心的问题，正是我要用行动来改变或达成的事情。虽然仅有十六个字，但却字字包含着总理关注民生、体察民情的良苦用心。一个国家要想以强大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之林，必须要把人民的问题放在首位。只有积极地解决百姓关注的问题，使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足，国家才能有一个稳定、和谐的环境，也只有这样，全国人民才会同心同德、不遗余力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心全意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真正做到以集体利益为重，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先。

《尚书·五子之歌》中提到：“民惟帮本，本固邦宁。”可见以民为本的思想自古便有。早在先秦时期，民生问题就备受重视。这句话的意思是：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百姓安定国家才会稳固。用一个通俗的比喻来说就是，如果国家是一座坚实的高楼，那么百姓则是使其稳固的地基。倘若地基没有打牢就开始建设，无异于空中楼阁，势必会倒塌。所以百姓是国家的根基，领导者只有体恤民情、顺应民意，时刻关注百姓的思想变化和生活需要，身体力行地解决影响人民生活的问题，做到顺民心知民意，国家才会兴旺发达。

“民本”思想是孟子一贯主张的，他竭尽心力游说各国君主，希望这一思想被各国采纳。在孟子的大量论说文中，他以巧妙的言辞、高超的辩论技巧传达给我们“以民为本”的核心思想。《孟子·尽心下》中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说法。孟子理性地对人民、国家和君主的地位进行了排序。他认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百姓，其次是国家的社稷，最后才是国君。国君是因为百姓的需要而产生的，也是因为百姓的拥护而存在的。国家的各项建设都离不开人民的参与和贡献。因此君主只有以“执政为民”的思想来治理国家，才会受到百姓的爱戴，君主的地位才会稳固，国家才会强大。如果自私自利只想满足自己的享乐和欲望，横征暴敛使得民不聊生，百姓最终会起来推翻暴政。

春秋时期著名改革家管仲在《管子·霸言》中也提到了人民的重要性。“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意思就是，一个国家要想成就霸业，必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人民是国之根基，只有百姓的生活稳定，国家才会稳固。如果人民的利益被压制，国家就会走向衰亡。所以一个明智的国君会顺应时代的变化，不断地了解百姓的所思所想。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以平稳的姿态持续发展。《管子·牧民》上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阐明了民心向背与国家兴亡的关系。在管子的思想影响下，汉代董仲舒认识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唐白居易也认为“人者，邦之本”。清末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也曾说：“天地之中人为贵，万物之中人为灵。”可见，“民本”的思想在历朝历代都被能人志士所关注。

《三国志·先主传》中记录了刘备与百姓同甘共苦、不离不弃的故事。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南下，意欲攻打荆州。但他到达襄阳后，刘备已经逃向江陵。愤怒异常的曹操立刻派遣五千名精兵，夜以继日地火速赶往那里。因为百姓们拖儿带女行走很慢，一天只能走十几里，但面对曹操的追兵，刘备却始终不肯抛弃百姓轻装前进。当时曾有人劝刘备，赶快放下百姓，火速去往江陵。刘备执意不肯，始终与百姓同进同退。他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他的意思是：成就大事业的人必须要以人为本，现在百姓归顺于我，我怎么能独自逃离，而叫他们忍受苦难呢！

刘备之所以能得到百姓的爱戴，与他这种不离不弃、与百姓共命运的政治理念有很大关系。他不因自己的危险而弃百姓于不顾，反而时刻以百姓利益为先。

佛经中有“王以人为本，亿兆同一身”的说法，这与“以民为本，执政为民”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2006年1月1日，在我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农业税正式走入了历史，这体现了国家“以民为本”的宗旨。我国的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保障他们的利益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农业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产业，只有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才能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也才能使其他产业良好运行。党和政府始终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人民的利益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近年来各项民主制度不断完善，医疗卫生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政府顺应民意而进行的改革。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我们的国家必然会以充满生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年3月19日 04版 《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

2003年9月10日下午，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国务院参事室和中央文史研究馆，看望参事和馆员。温家宝为新聘任的六位国务院参事和三位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颁发聘书，随后与五十多位参事、馆员进行了座谈。在座谈中温家宝说：“新中国刚刚建立，毛主席、周总理就决定设立参事室、文史馆，目的是为了广开思路、广纳群言。当领导的要心里想着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真实情况，‘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

“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出自白居易的《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意思是说：心中要想到农民劳作的艰辛，耳边要听到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的民众的呼号。诗人因新缝制的绫袄而想到农民劳作的艰辛，以推己置人、自身温饱而不忘寒民的悲悯情怀，表达了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温家宝总理在这里引用这两句话，不但是对领导干部提出与民同甘共苦、休戚与共的要求，而且是对正确树立忧乐观的重申。这与我国古代圣贤所一直提倡的与民同乐、恤民之苦的精神一脉相承。

“存养天下鳏寡孤独，赈赡祸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赋役也甚寡”的思想出自《六韬·文韬·盈虚》。“盈虚”的意思是盛衰，《盈虚》篇主要阐明了国家的兴衰不是由天命所决定的，而是在于君主的贤明与否。文王问姜太公尧帝是怎么治理国家的，姜太公借机进一步阐明“国安而民治”，国君要生活简朴、善养孤苦：

帝尧王天下之时，金银珠玉不饰，锦绣文绮不衣，奇怪珍异不视，玩好之器不宝，淫佚之乐不听，宫垣屋室不垩，甍桷椽楹不斲，茅茨遍庭不剪。鹿裘御寒，布衣掩形，粝粱之饭，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织之时，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洁爱人者厚其禄。民有孝慈者爱敬之，尽力农桑者慰勉之。旌别淑德，表其门闾，平心正节，以法度禁邪伪。所憎者，有功必赏；所爱者，有罪必罚。存养天下鳏寡孤独，赈赡祸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赋役也甚寡。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亲其君如父母。

这段话的意思是：尧帝在统治天下的时候，不用金银珠玉的饰品，不穿锦绣华丽的衣服，不观赏奇珍异宝，不珍视古玩宝器，不听淫靡的音乐，不粉饰宫廷墙垣，不雕琢甍桷椽楹，不修剪偏庭茅茨。用鹿裘御寒，穿粗衣布服蔽体，吃粗粮杂饭，喝野菜稀汤。不因征劳役而耽误民众耕织的时节。约束欲望、抑制贪念，用“无为”治理国家。官吏中有奉公守法的就升迁他，有廉洁爱民的就增加他的俸禄。民众中有尊老爱幼的就给予敬重，尽力耕种农桑的予以慰勉。区别善恶良莠，表彰善良人家，提倡心志公平、品德端正，用法制禁止邪恶诈伪。对自己厌恶的人，如果他有功也一定会给予奖赏；对自己喜爱的人，如果他犯有罪行也必定进行惩罚。赡养鳏寡孤独，赈济遭受天灾人祸的家庭。至于帝尧自己的生活，则是很俭朴，征收的赋税和劳役也很少。因此，天下民众富足安乐而没有饥寒之色，百姓拥戴他像景仰日月，亲近他如同亲近自己的父母。

西汉刘向在《战国策·燕策一》中记载“燕王吊死问生，与百姓同其甘苦”的故事，也是为了表达相似的意思。战国时候，燕昭王刚继位时，对于怎样治理国家、怎样使燕国国富民强不甚了解，于是就向他手下人郭隗请教，郭隗让他广招贤能。后来，燕昭王招了很多能人贤士，又和百姓一起同事安乐、同甘共苦，把燕国治理得国富民乐，受到燕国人民的一致拥戴。刘向对燕王与百姓同甘共苦的做法十分赞赏，并表示应以史为鉴，希望当政者都能和燕王一样，体恤民情、关心百姓疾苦。

白居易进一步引申了这种思想，他在《策林》中写道：“乐人之乐，人亦乐其乐；忧人之忧，人亦忧其忧。”《策林》是白居易为应对科举考试准备的政论文集。是时，安史之乱刚平复没多久，藩镇割据、宦官专政，朝堂上权臣之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白居易渴望能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根据《策林序》中的记载：白居易在准备考试时，闭户累月，认真揣摩当下世情，根据自己对社会现实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劝告、期盼君王以国为念，把自己所积累的政治识见、对现实社会的思考、对政治弊端的不满、对明君盛世的向往，以及振国济民的情怀、鉴古革新的意识，都写进了《策林》。这句话就出自《策林·十四》，白居易以此规劝当政者：治理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的基础是体察民情、了解民意、倾听民声，要想使国家振兴富强，就要以民为本，做到“忧乐同于人”。也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唐文宗大和五年（公元831年），白居易写了《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但是不管是他补察时政的政论，还是针砭流弊的诗词，都不为当政者所重视。中唐摇摇晃晃地走向了衰落。

纵观历史，“民生”问题一直是历朝历代关注的重要问题。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直将“民生”问题放在重要位置，注意关注民生、倾听民情。温家宝总理曾说：“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要求，是人民政府的基本职责。”解决不好民生问题，就无法实现国富民强，最重要的是，民为国之本，民生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可能会动摇国之根本。要解决好民生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广开言路，认真听取群众呼声，真心为群众办事，热心为群众服务，以人民利益为先，正确处理好人民利益和个人私欲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http://www.cctv.com/news/xwlb/20030911/101722.shtml 2003年9月11日

《温家宝与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共度中秋节》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2006年9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紫金阁接受了欧洲五家媒体的联合采访。在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问到关于温总理如何读书的问题时，温总理这样回答：“你实际上在问我关于读书和思考的问题。让我引用中外名家的诗词著作，它可以形象地告诉你我是一个怎样的人，经常读哪些书，在思考什么问题。‘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这是清末中兴名臣左宗棠在结婚时写于新房内的自述对联。三十年后，左宗棠在福州为自己的儿女写家训时，也引用了这副对联。这十六个字是左宗棠年轻时写给自己的座右铭，最终也成为了左宗棠一生的写照。

这副对联上联讲作者的志向抱负，虽然身无长物连半亩闲田都没有，处于难以温饱的状态，但是他却心忧天下。“心忧天下”是化用宋朝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句意；下联讲如何读书，“读破万卷”是用夸张的手法说明作者阅读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泛，在阅读的过程中就如同是在和先贤哲人进行精神上的交流。“读破万卷”是出自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去长沙求学时见到了左宗棠的这副对联，十分喜欢，将其改为“身无一文，心忧天下”。当时的毛泽东还是个穷学生，经济窘迫，四处求学，却表现出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心怀天下。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鞭策下，他通过不断努力，最终实现了理想，为中国带来了新生，为中国亿万贫苦的百姓带来了美好的新生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出自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杜甫居住在四川成都草堂期间所作，这时正是安史之乱期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杜甫住的草堂也是在朋友的帮助下建成的。风雨交加之夜，杜甫无法入睡，心中所想都是天下万民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和国家的未来命运，于是写下了此诗。字里行间无不透着诗人心忧天下的愁绪。杜甫在心中思考：什么时候能得到千万间宽敞高大的房屋，让全天下贫寒的人都住在其中，能够一展欢颜呢？这些房子最好能够牢固安稳得像山一样，能不为狂风骤雨所动。唉，什么时候能在我的眼前突然出现这样的房屋呢？如果可以的话，即便是我现在住的茅草屋被风吹破，我自己受冻而死也是心甘情愿的啊！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这副对联可以说是温总理从政的真实写照。温总理平日对国家事务和百姓生活的关注，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无论国家发生什么重大事件，温总理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第一线。同时，温总理在平日的发言和同记者的交流中所显露的深厚的文学修养更是让国人骄傲。这副对联也是告诫我们，不要因贫苦而困顿，不要因处境艰难就放弃理想抱负；应该穷且志坚，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寻求实现理想的道路。这副对联同时也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延续，值得当代年轻人学习。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4/4786507.html 2006年9月6日

《温家宝总理接受欧洲媒体采访》

人或加讪，心无疵兮

2010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大会发言人的邀请参加了记者会。会上，美国《新闻周刊》记者谈到中国代表团在2009年12月举行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表现傲慢的事情。温家宝总理回答说：“中国有一句古语：人或加讪，心无疵兮。但毕竟你还给了我一个澄清真相的机会，因此，我首先应该感谢你。”

“人或加讪，心无疵兮”出自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的《子刘子自传》，原文为：“不夭不贱，天之祺兮。重屯累厄，数之奇兮。天与所长，不使施兮。人或加讪，心无疵兮。寝于北牖，尽所期兮。葬近大墓，如生时兮。魂无不之，庸讵知兮。”这段话的意思是：健健康康地活下来，也没有活得十分卑贱，这是我的福分啊！然而后来却多灾多难，数次遭遇人生的不幸。上天赋予我的才能，不能够很好地施展开来。即使有人恶意地诽谤我，但是对于我的所作所为，我问心无愧！现在躺在朝北的窗子下面，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死后能够靠近先人，赢得他们像生前一样对我的疼爱，加之人的灵魂能够无处不在，那又有什么理由计较过去的事情呢！在这段话中，刘禹锡既因自己的政治抱负不能实现，而感到十分遗憾；但同时又为自己能够洁身自好、无愧于心而感到万分自豪。从而鲜明地表现了刘禹锡高洁的人格和至死不渝的政治志向。

“人或加讪，心无疵兮”是要求我们坚定自己的信念，不要随便因为别人的诽谤或者其他言语而改变自己的志向，做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不要同流合污。这种思想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存在，孔子大力批驳“乡愿”，也正是为了提倡这种思想。

《论语·阳货》中提到：“乡愿，德之贼也。”

所谓“乡愿”，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阳货》中注释说：“乡愿，乡人之愿者也。盖其同流合污以媚于世。故在乡人之中，独以愿称。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乱乎德，故以为德之贼而深恶之。”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乡愿，是指全乡的人都喜欢的。为什么全乡人都喜欢呢？是因为他和全乡人同流合污、媚惑世人，因此在全乡人中，都认为他是好的。孔子把这种看起来像是有德行，其实并不是真正有德行，而是扰乱品德的人，称为“德之贼”，即败坏德行的人。

《论语·子路》篇中进一步解释了孔子的观点：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子贡问孔子：“全乡人都说他好的人，怎么样？”孔子说：“不一定好。”子贡又问：“那全乡人都讨厌的人呢？”孔子说：“不一定是坏人。不如那些让好人喜欢，让坏人讨厌的人。”朱熹接着注释说：“一乡之人，宜有公论矣，然其间亦各以类自为好恶也。故善者好之而恶者不恶，则必有其苟合之行。恶者恶之而善者不好，则必其无可好之实。”朱熹的话是一个补充和解释，意思是：全乡的人，也是有共同的观点的，也是分善恶之人的。因此，善良的人喜欢并且坏人也喜欢的人，必定和坏人有什么勾当，因此也就不能被称为有德行的人。而那些坏人讨厌，善良的人也不喜欢的人，肯定是没有什么让人喜欢的地方，因此更加不能称成为有德行的人了！

孔子用这两段话告诉我们，“乡愿”，实在是有品德的人的大忌，是败坏德行的行为。如若有人执著于“乡愿”这种沽名钓誉的行为，穷其一生也绝对成为不了有德行的人。

《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子路》中也提到了相似的观点：孔曰：“善人善己，恶人恶己，是善善明，恶恶著。”……正义曰：言乡人皆好之，是善善不明；乡人皆恶之，是恶恶不著。若乡人之善者善之，恶者恶之，则是善善分明，恶恶显著也。

《孟子·尽心下》也阐释了孔子的这种思想：万子曰：“一乡皆称愿人焉，无所往而不为愿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

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

万子问孟子：全乡的人都说他好，他平时也处处表现得像一个老好人，为什么孔子却说这种人是败坏德行的人呢？孟子回答说：这种人，你非要说他有什么过错，也举不出来；指责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他只是同流合污而已，看着好像忠厚老实，行为好像廉洁清正，大家都很喜欢他，自我感觉良好。但事实上，他的所作所为并不符合尧舜的道义，因此才说这种人是投机取巧的人、是道德败坏者。孟子之后又解释说，狂者、狷者他们的毛病都很明显，让人一眼可以看出，然后或者欣赏或者厌恶，没有什么迷惑性。但是这种老好人，这种“乡愿者”却恰好相反，初看什么毛病也没有，很得人心，似乎人人都觉得他是好人，人人都喜欢。其实这是因为他的表现具有极大的迷惑性，表面仁义礼智，内里却是欺世盗名。所以，孔子说好好先生是偷道德的贼、是道德败坏者。这是十分有道理的。

温总理在回答哥本哈根气候问题时引用了“人或加讪，心无疵兮”，明确地表明2009年在哥本哈根参加世界气候大会时，中国代表团是受到了他人别有用心的诋毁，从而澄清了传闻。这句引文用来反驳其他别有用心的国家对中国的诋毁，实在是用得极妙。同时又间接而坚定地表明了中国为推动《哥本哈根协议》的最终达成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代表团面对他人的中伤和诋毁，仍然能够以大局为重，可见中国谦逊大度的大国风范。温总理信手拈来，将古文运用于国际关系的阐释之中，既展示了东方文化的魅力，让人看到到了他的国学功力，更以此敲山震虎，表达了中国人不会任人欺辱的坚定立场！

《人民日报》2010年3月15日 02版 《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仁者人也，仁者爱人

2010年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和网友进行了网上在线交流。在两个小时的在线交流中，温家宝总理坦诚而深入地回答了网友们提出的诸多问题，赢得了网友们的一致赞赏。在谈到食品安全问题时，温总理强调“企业家的身上应该流淌着道德的血液”，在讲到什么是“道德”时，温总理认为最重要的是“爱人”，即“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他呼吁“每个企业家或者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要知道热爱群众、热爱国家”。

“仁者爱人”出自《孟子·离娄下》，原文为：“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段话的意思是：君子之所以和普通人不一样，是在于他有一颗善良的心。君子把“仁”时时放在自己的心里，时刻铭记“礼”的教诲。有仁德的人懂得如何爱人，懂礼节的人知道如何尊重人。关爱他人的人，才能受到人们永远的爱戴；尊重他人的人，才能得到人们永远的尊重。

《论语》中关于“仁”的解释和阐述十分丰富。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就是“仁”，简单表述来说就是“爱人”，即对人要有爱心和同情心，要知礼、懂礼。《论语·颜渊》篇中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爱人要从爱护亲友做起。《学而》篇提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就是说，孝顺长辈、兄友弟恭，是“仁”的根本所在。“孝悌”是维系古代宗法血缘关系的纽带，是“礼”的核心，因此孔子认为“孝悌”也是“仁”的根本。“爱人”除了爱亲友之外，更要爱世上所有之人，用《颜渊》篇中的话说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学而》篇进一步解释为“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就是说，要孝顺长辈，兄友弟恭，谨慎诚信，爱世人，然后才能接近仁德。在《雍也》篇中，孔子进一步解释了“仁”的内涵，说道：“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意思是说：作为一个仁德的人，成就自己的时候也不忘记成就他人，帮助别人发达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发达了自己。能够处处为他人着想，推己及人，这就是成就“仁德”的方法。

《礼记·中庸》记载：“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宋代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第十九章》注释说：“语意尤倍……言人君为政在于得人，而取人之则又在修身，能修其身，则有君有臣，而政无不举。”大意是说，孔子的这段话是在着重强调啊！……执政者处理政事的关键在于得到人才。招纳人才的方法在于领导者的品德修养，必须以德行感召人才，而德行的培养来源于仁慈博爱。所谓“仁”，就是要善待他人，尤其要善待亲友。这样才能君臣和睦、政事流畅。

我国古代各家学者对于“仁”均有释义。墨家代表人物墨子提出的“兼爱非攻”的思想，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是否符合“国家人民之利”作为施政的准则，也可以说是对“仁”的思想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

清代曾国藩一生敬恕待人，他在给长子曾纪泽的信中要求儿子做到“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一患”。就是说，要心怀仁慈，关爱他人；待人接物要遵守礼节，不可妄废。并且要有长期的忧患意识，不可贪图享乐。曾国藩不仅如此要求自己的子女，也同样告诫自己的兄弟、部署以及同僚，要本着仁爱的原则，以宽恕之道来处理事情，为人处世要符合孟子的仁爱思想。

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仁者爱人”思想，在今天仍然有很深刻的内涵并被广泛地运用。这种思想表现了遵纪守礼、博爱世人、追求人际关系和谐自然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温总理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提出“仁爱”思想，就是要告诫国人，要本着“博爱”的思想与人相处，这样才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同样，在对外关系上，我国也要本着“仁爱”的精神，主张“和为贵”，提倡“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思想，在处理国际事务上不偏不倚，积极塑造正义公正的大国形象。

http://www.gov.cn/zlft2010/wzzb.htm 2010年2月27日

《温家宝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

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

2006年11月23～24日，第十二次全国民政会议在北京召开，温家宝总理在会前会见与会代表并讲话。在讲话中，温家宝总理指出：“做好民政工作，最重要的是要对群众有深厚的爱，有真挚的感情，了解民情、反映民意、改善民生。‘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人民群众的事情涉及他们的切身利益，再小也是大事。”

“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出自苏辙《上皇帝书》。意思是：消除老百姓身边的祸患，就像去掉自己的心病一样。也就是说要把处理百姓的事情当做处理自己的事情一样看待，对群众疾苦要有切肤之痛。温家宝总理在这里引用这句话，情真意切地表达了关爱百姓的深厚之情，掷地有声地强调了群众利益无小事的为政理念，要求民政工作人员把群众的每一件事情都看得比泰山还重，诚心诚意为群众服务。我国古代圣贤历来就注重体察民情，恤民之苦，维护民生，这在很多典籍中都有记载，温家宝总理这句话的意思与之情意相通。

“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出自《六韬·武韬·发启》，意思是说：对人民的病要像对自己的病一样救护，对人民的事情像对自己的事情一样努力帮助它达成，对人民厌恶的东西像对自己厌恶的东西一样戒除，对人民喜爱的东西像对自己喜爱的东西一样帮助争取。《六韬》又称《太公六韬》，是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据说是太公姜子牙所作，但也有人认为是后人托名所写。书中通过周文王、周武王与太公对话的形式，论述了治国、治军和指导战争的理论、原则，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奢靡、残暴，百姓叫苦连天。据《六韬》所述，有一天，文王在丰邑召见太公，说：“呜呼！商王虐极，罪杀不辜，公尚助予忧民，如何？”“公尚”这里指的就是太公，文王是说：哎呀，商纣王暴虐到了极点，任意杀戮无辜，我想请您辅佐我拯救天下民众，您看怎么样啊？太公经过一番认真的考虑，告诉文王：只有天灾和人祸都出现，也就是同时具备天时、地利，才可以兴师征伐；在天灾和人祸没有出现之前，君主应该修身养德、礼贤下士，施恩惠给民众，如果能做到“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就算没有军队、没有进攻的武器、没有防守的战壕也能胜利。

民众的力量是巨大的，在姜太公看来，要想得到民众的支持和帮助，就要与他们共同进退，安危与共。文王采纳了姜太公的意见，励精图治，注重民生，大力发展农事，后来终于灭掉殷商，建立了周朝。周文王也因而成为圣贤明君，被历代文人骚客称赞。

“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出自《晏子春秋·内篇谏上》，这句话和“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表达了相同的意思。齐景公在位的时候，大雪下了三天还没有停。晏子进宫拜见，景公披着白色的狐皮裘衣对晏子说：“真奇怪啊，大雪下了三天而我竟然不觉得冷。”晏子就对景公说：“婴闻古之贤君，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今君不知也。”意思是：我听说古代的贤德君王，在自己吃饱饭的时候，知道有人在挨饿；在自己穿得暖和的时候，知道有人在受寒；在自己安逸的时候，知道有人在辛劳。君王你现在还不知道民间的疾苦啊！”景公听了晏子的教诲，马上下令拿出衣物和粮食分发给贫寒的百姓。

景公亲政初期，在晏子的辅佐下，虚心纳谏，放手贤臣治理国家，齐国在短短几年内国力大增，人民安居乐业。但是后来，景公贪图享乐、好大喜功，渐渐远离了贤臣，喜欢听阿谀奉承的话，不管百姓死活，横征暴敛，致使民众怨声载道。晏子在和晋国的叔向聊天时说齐国已经到了末代，整个国家恐怕都是陈氏宗族的了。因为陈氏宗族“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也就是说：人民有了疾苦，陈氏马上给予体贴关怀，人民对陈氏也就像对父母那样爱戴，归顺陈氏如同水往低处流那样自然。晏子告诉叔向，陈氏借给老百姓粮食都是大斗出、小斗进，很注意维护民众的利益；但是国君聚敛的财物都已经腐烂生虫，百姓们却还在挨冻受饿。这样的话，陈氏得到百姓拥戴是避都避不开的事情。叔向也说在自己国家，宫室奢靡，百姓却饿冻累累，以至于“民闻公命，如逃寇仇”，即百姓一听到国君的命令，就像逃避仇敌一样。在这段对话里，晏子和叔向都主张国君应该关注民生，关心百姓疾苦，同时强调了“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的重要性。作为当政者，如果没有爱民如子之心，人民自然也不会“爱之如父母”。

我国党和政府多次表示，“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同样，民生问题也无小事。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诚心诚意为人民群众服务，就意味着必须把群众利益看得重于泰山，关心群众的安危冷暖，关心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围绕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来具体落实“执政为民”的方针政策，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如果这方面的问题处理不好，群众的利益被侵占，国家的根基就会动摇。从另一方面看，群众的利益得到了最大化满足，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那么群众就会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才能早日实现。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06-11/25/content_5373151.htm 2006年11月25日

《温家宝：“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

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

2007年3月16日上午，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大会新闻发言人姜恩柱邀请同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当有记者问到有关民生的问题时，温总理这样回答：“解决民生问题要首先着眼于生活困难群体。因为在中国城乡，生活困难群体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特别是农民。一个船队，决定它速度快慢的不是那个航行最快的船只，而是那个最慢的船只。如果我们改善了困难群体的生活状况，也就改善了整个社会的生活状况。解决民生问题还要让人民生活得快乐和幸福。这就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推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记者也许问，什么叫快乐？我可以借用诗人艾青的一句话：‘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

“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这是我国现代著名诗人艾青《窗外的争吵》一诗中的语句。原诗为：

春天：别以为大家怕你，到时候你就得走，你不走大家轰你，谁也没办法挽留。用不到公民投票，用不到民意测验，用不到开会表决，用不到通过举手。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去问南来的燕子，去问轻柔的杨柳。

艾青是我国著名诗人，他的诗质朴、凝练、充满想象力，哲理性很强。温总理对艾青极为推崇，曾在多次谈话中引用过艾青的诗句。在这首《窗外的争吵》中，艾青将冬天和春天拟人化，将两者的争吵内容以诗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具体形象，如在眼前。尤其最后一段春天对冬天的控诉，十分精彩。温总理引用的这句“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就是最后这段中的一组诗句。

温总理用这句诗来解释“快乐是什么”，其用意与艾青想在诗中表达的意思极为贴近。这首诗写于1980年，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同时也是左派势力与改革势力斗争最为激烈的一年。有感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艾青才写出了这首《窗外的争吵》。温总理在此引用这句诗想表达的意思是：现如今我国的国家政策如何，广大老百姓是最有体会、最有发言权的。而在众多的民生问题中，人民群众的幸福、快乐才是最重要的。自古以来，民生就是我国历代执政者大力关注的问题，这是一个国家安定团结的根本所在。因而在我国古代的诗文典籍中对这一问题也多有论述。

“夫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出自《三国志·吴书·潘濬陆凯传第十六》，原文是：

臣闻有道之君，以乐乐民；无道之君，以乐乐身。乐民者，其乐弥长；乐身者，不乐而亡。夫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民安则君安，民乐则君乐。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听说有道的明君会努力让民众和自己一起感到快乐，而无道昏君则只是努力使自己一个人快乐。想使百姓感到幸福的君主的快乐会很长久，而只希望自己高兴的君王终究会变得不再快乐并且亡国。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应该关爱他们的生活，关注他们的命运。百姓生活安定君主才会安心，百姓快乐君主也才会快乐。这就和温总理所表达的思想十分相近：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同样是民生问题的重点。

“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这句话出自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颐的《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原文是：“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这句话的意思是：从政的道理、规律，以顺应民心最为根本关键，以使百姓生活安逸为根本，以使民众安居乐业，不被打扰为基础。程颐的这篇《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是写给皇帝看的，程颐能在其中提出关注民心民生的问题，自然是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政权的稳定，十分重要。程颐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理学家，对儒学的弘扬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儒家一直以来秉持着入世的态度，希望百姓安居、社会和谐，而程颐的这句“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就是其治世思想的一种体现，程颐与先秦的儒家大哲一样，认为治理国家最关键的问题是民生。

每个国家无论贫穷弱小还是富裕强大，最应关注的问题都应该是民生问题，因为国家都是由普通百姓组合而成的，能令百姓生活快乐幸福的政府才是好政府，同时也只有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的政权才能稳定，国家的各项政策才会得到更好的贯彻落实。正如温总理所说的那样，所谓民生不仅仅意味着满足百姓的物质需求，在精神层面上同样也需要得到政府的关注，也就是百姓的快乐指数和幸福指数要达标。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加之百姓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这三个条件共同作用，百姓的幸福指数才能越来越高。我国政府正朝着这一方向努力，我国的民众也如同“开化的大地，解冻的河流”一样感受到了这份温暖与幸福。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3月17日 04版 《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2006年11月13日，温总理应邀给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与会代表作经济形势报告。在谈到平时经常读的书时，温总理先后引用了六段诗句，其中就有艾青于1938年写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句话出自被广泛传诵的抒情名篇《我爱这土地》，全诗为：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1938年——中国全民族抗战的第二年，历经“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的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艾青正是在国家遭难、民族危亡的时刻，满含着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对祖国山河及人民的热爱，写下了这首慷慨激昂、深沉悲壮的诗篇。

诗人开篇将自己比做一只历经沧桑、微不足道的小鸟，在国家民族遭遇暴风雨侵袭时，却毫不犹豫地用嘶哑的喉咙为之喊出不屈不挠的时代最强音。这只鸟儿歌唱遭到暴风雨侵袭的祖国大地，歌唱郁结在人民心中那如河流般奔涌的悲愤，歌唱中华民族风一般刮遍大江南北永不熄灭的反抗精神，歌唱最终必将到来的和平与民主、自由与独立。然而，诗人并没有停留在对这一切的赞美与歌颂之中，而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与勇气作出庄严的承诺，将把自己的所有奉献给这片他深爱的土地，连一片羽毛也不留下。至此，艾青在诗歌最后一句中的直接抒情水到渠成、喷薄而出——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祖国大地为什么让我的眼中常常含满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这人民，这国家抱有至死不渝的爱恋！艾青在诗中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深入肺腑、刻骨铭心的爱国之情。

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亡国灭族的深重灾难，数不胜数的爱国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奔赴前线，写下了无数慷慨悲壮、激荡人心的诗句，以表达自己诚挚炽热的爱国之情。维新变法失败后的谭嗣同，在狱中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来表明自己以身殉法的心迹，希望以此来唤醒民众。1942年因为参加抗日运动而身陷囹圄的戴望舒在狱中写下了《我用残损的手掌》一诗，表达的同样是对苦难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文坛巨匠鲁迅更是向来以笔作枪，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而一直努力抗争，写下“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句。正是因为对祖国的热切深沉之爱，使得他们能够发出如此悲愤的呐喊！还有现代诗人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也是在表达自己的拳拳爱国之情。

中华儿女对于祖国人民的真挚热爱之情，不仅仅表现在文学作品中，更多还表现在抵御外辱、保卫国家的前线战场上，尤其是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涌现出了数不胜数的抗日民族英雄，谱写了一篇篇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的壮丽史诗。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杨靖宇，一直活跃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1940年2月23日，由于叛徒告密，抗日联军遭到关东军讨伐队和伪满特工队的包围。在孤身一人、缺衣少食的情况下，杨靖宇用不屈不挠的枪声来回答敌人的劝降，一直坚持战斗到最后直至壮烈殉国，年仅三十五岁。在杨靖宇同志牺牲后，日本侵略者解剖了他的尸体，惊讶地发现杨靖宇的胃已经饿得变了形，里面一粒粮食都没有，只有军大衣中的棉花、雪下的草根和树上的树皮。当时参加围剿的日本军官岸谷隆一郎为之震撼和折服，特意为杨靖宇同志举行了“慰灵祭”。杨靖宇正是因为心中怀有深沉而诚挚的爱国之情和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所以才能够在战争中威武不屈、杀身成仁。也因此，杨靖宇同志成为了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百位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国家而舍弃个人利益甚至生命，从而有那样多的爱国故事让我们扼腕感慨，有那样多壮丽诗篇让我们反复吟咏。那个慨叹着“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对国家人民忠心耿耿却为小人谗言所害，惨遭流放，最终自投汨罗江。“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陆游，在生命垂危之际仍然不忘嘱咐儿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精忠报国的岳飞，为了光复国土，实现南北统一，不屈不挠地奋斗了一生，展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爱国精神，成为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爱国楷模和民族英雄……不管哪个时代，我们都能找到为国捐躯、舍生取义的英雄。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国亡被俘之后，没有接受元世祖给的高官厚禄，而是宁死不屈、杀身成仁。他就义前写下的《过零丁洋》一诗也成为他一生事迹的真实写照，其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句更是被后世广为传诵。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文天祥的另一首词，更能够清晰地体现他对那份国家坚定不移的信念和为之誓死奋斗的决心。这首词中有一句是“世态便如翻覆雨，妾身原是分明月”，文天祥是以妇人的忠贞自比，表明自己将会永远忠于南宋，不会投降元朝。

中国有句成语叫做“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意思是打翻了的鸟巢下不会有完整的鸟蛋，借以比喻当整个国家和家庭遭受劫难时，妄图保全自己个人是不可能的。国家就像能够为个人遮风挡雨的大树，是个人幸福和快乐的必要前提。因此，当国家遭受战乱时，我们应该像艾青诗中所写的那样，即使卑微如小鸟，也要“用嘶哑的喉咙歌唱”。现在中国处于和平与发展时期，这并不意味着就不再需要爱国精神和奉献精神，相反，只要每个人做到舍小家为大家，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就能够促进国家的稳定发展。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1/28/content_5403392.htm 2006年11月28日

《温家宝：同文学艺术家谈心》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2010年6月25日晚上，温家宝总理来到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看望浙大师生并与大学生亲切座谈。当一位大三学生对温总理说他想从政，希望温总理给他一些建议时，温总理说道：“有一句话大家可能很熟悉：要做事，不要做官。人生的目的是要为老百姓做事，无论是做哪一行，都要用你的专长为人民服务，只要你为人民做了事，作出了贡献，人民都会记住你的。古人张载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官，老百姓是欢迎的。”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出自北宋张载的《近思录拾遗》。天地本无心，有心的是天地之间的人，“为天地立心”的意思是说要为社会建立一套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精神价值体系。“为生民立命”中的“生民”就是民众的意思，“命”是人不同于禽兽的人性，整句话是指要注重教育开化民众。“圣”在儒家传统中指的是那些在人格修养和精神境界层面具有典范作用的君子贤人，“绝学”是指一度中断的学术传统，“为往圣继绝学”就是要继承并发扬古代先贤失传的学问。儒家文化自古便有“内圣外王”的传统，“为万世开太平”就是“外王”的最高表现形式，即为千秋万代开创太平盛世的局面。温总理在回答如何从政的问题时引用张载的这句话，是表明官职不是通向个人利益与幸福的桥梁，而是造福社会，为民服务的通道，表达的是一种为天下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张载是北宋著名的哲学家，理学创始人之一。因为侨居于陕西省郿县横渠而被称为“横渠先生”，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称为“横渠四句”，可见张载这四句话的影响之大。然而更重要的是，这四句话正是张载一生抱负与理想的真实写照与概括。

张载少年丧父，成熟较早，天资聪颖而又勤奋好学，二十一岁时就向范仲淹上书《边议九条》，陈述自己对于边防军事的看法，立志收复失地、建功立业。在范仲淹的劝解和勉励下，他重新刻苦攻读，最终建立了自己的学说，开创了北宋理学。但是，张载没有止步于学问的继承与发展，在中进士担任官职后，政令严明、认真办事，尤其是注重德政的推行和教育的发展，提倡尊老爱幼，关心民间疾苦，深受当地百姓爱戴。在军事方面，张载创立“兵将法”，主张发动民众来抵抗西夏的进攻，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和政治才能。后来因与当时推行变法的宰相王安石多有不合，以及其弟张戬反对变法而获罪，张载不得不辞官回乡，隐居于横渠。但是张载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理想，而是退而讲学著书，并亲自跟学生一起进行恢复古礼和井田制的实践，写下了《正蒙》、《横渠易说》、《张子语录》、《经学理窟》等著作，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

张载的一生可以说仕途并不顺利，其伟大抱负和理想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但是张载能够在做官的时候心系天下百姓，为百姓做实事；在隐居的时候，著书立说，为中华文化添光加彩，因此能够百世流芳。中国自古以来有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百姓的利益，国家的安危而不惜丢官被贬甚至舍弃生命。

明代著名清官海瑞一生两袖清风、刚正不阿，为了百姓的利益不惜触犯权贵，也因此而结怨于人，受到权贵的排挤。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海瑞罢官的故事。明代太师、首辅徐阶的儿子徐瑛鱼肉乡里，不仅侵占民田，还强抢民女赵小兰。小兰的母亲洪阿兰一纸诉状将徐瑛告到县衙，不想官官相护，反而将小兰的祖父杖毙。时任应天巡抚的海瑞微服出巡了解情况后，依法判处徐瑛死罪并且要求退还田地。徐阶买通权贵，妄图将海瑞罢免后再推翻原判。海瑞得知后，断然处斩徐瑛，然后交出大印，罢官回到故里。海瑞宁愿牺牲自己的仕途甚至性命也要为平民百姓伸冤昭雪，执法严明，不畏强暴，正是他自己那句话的真实体现——“不以誉喜，不以毁怒”，意思是说，为了道德的弘扬，人民的利益，不会因为别人的赞誉而高兴，也不会因为别人的诋毁而愤怒。海瑞也因而被后人称为“海青天”，与宋代的包拯“包青天”齐名。

《菜根谭》中也说到：“不昧己心，不拂人情，不竭物力，三者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子孙造福。”意思是说，不做昧良心的事，不做不尽人情的事，不过分使用甚至浪费物力，这样就可以在天地之间树立道德精神价值体系，就能够开化民众，使其建立完善的人格，就能为子孙后代造福祉。这实际上是在教导人们要有良心，尽人情，用度适当，不仅是先贤圣人为天下、为子孙的前提，也是中华民族悠久的优良传统。

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现了一大批服务大众、死而后已的共产党员，像“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与兰考县人民一起同自然灾害做斗争，力求改变兰考面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自己却身患肝癌，坚持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孔繁森也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主动报名到西藏工作，写下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豪言壮语，立志为西藏建设作出贡献。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像温总理在讲话中说到的，“要做事，不要做官”。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应该以集体利益为先，甚至在必要的时候牺牲个人利益。只有立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志向和伟大理想，并为之不断努力奋斗，即使遭遇挫折艰难也毫不退缩，才能够真正地为人民的民主、自由与幸福作出贡献，也才能真正被人民记在心里。

《浙江日报》2010年6月28日 01版

《一张满满当当的行程表——温家宝总理在浙江的30个小时》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010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大会发言人李肇星的邀请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温总理说道：“华山再高，顶有过路。解决困难唯一的办法、出路和希望，在于我们自己的努力。我深深爱着我的国家。没有一片土地让我这样深情和激动，没有一条河流让我这样沉思和起伏。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我将以此明志，做好今后三年的工作。”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出自屈原的名篇《离骚》，原文为：“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这些美丽高洁的香草都是我心中所珍爱的事物，即便是死去九次也仍不会悔改。我只是心中埋怨我的君主为何如此无思无虑，不能体察到我的良苦用心。

屈原本是楚国的良臣，因为被奸人陷害，失宠于楚王落得被流放的凄惨下场，屈原在心灰意冷之际写下流传千古的名篇《离骚》，以表达自己对楚王的忠心和留恋。其中这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因其感情的真挚强烈而流传千古，为历代文人所赞赏。温家宝总理以此句明志是再恰当不过，它强烈地将温总理为国家鞠躬尽瘁的决心表现出来。我国历史上像屈原这样一心为国的忠臣很多，此类的典故也屡见于各种典籍之中。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出自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

……

这首《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篇幅较长，是杜甫的重要作品之一。这一段是这首诗的开始部分，诗人对自己的境况加以解说：杜甫祖籍杜陵，因而杜甫常常自称是杜陵野老或是杜陵布衣，布衣是指平民的意思。在杜陵这个地方，有我这样一介布衣，年龄很大，却很不合时宜。对自己的要求很高，私下里把稷和契当做自己的目标，显得是多么愚蠢可笑。这种想法当然是很可笑的，不合实际情况，因而自己处处碰壁，愁到头发都白了，却仍旧心甘情愿如此辛苦，不愿放弃。如果有一天自己死了就要盖上棺材，那么这件事自然是不用再提的，不然只要自己还没咽气就要坚持自己的志向，继续努力下去。一年到头都在为百姓忧虑担心，每每想到百姓生活的艰辛就不由自主地叹气，心中像被火烧了一样焦急。往往因此而被同龄的朋友们嘲笑讽刺，但我却毫不泄气，依旧纵声高歌、慷慨激昂。这首诗作于安史之乱之前，诗人敏锐地看出社会即将发生大动荡，但仍然怀着坚定的信念要一心为国尽忠报效。因此在作这首诗之初他就表明了自己坚定的决心和信仰。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出自南宋末年爱国诗人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原诗为：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首诗是文天祥被元军俘获囚禁后，在零丁洋的战船中写的，以此来表明自己的心志。诗人首先讲述自己早年做官的种种艰辛，终于天道酬勤受到朝廷的提拔。接着追述自己的战争生涯，在荒凉冷落的战争环境中度过了四年，这四年里诗人将自己的生命与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国家多难，神州大地已经支离破碎，就如同风中凌乱飞舞的破絮，诗人个人也是命运坎坷就像是狂风骤雨中的浮萍一样。“惶恐滩”惨败的经历令诗人至今仍会感到内心的不安，零丁洋被元军所俘更令诗人叹息自身的孤苦伶仃。自古以来人都难免一死，但死有重于泰山，也有轻于鸿毛，重要的是诗人会将自己的这一片爱国忠心永远留在史书上。文天祥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爱国之士，他坎坷的际遇使他留下这首千古传唱的述志诗，结尾这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更是激励了无数中华儿女。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屈原这句诗道出了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无数位一心为国为民的贤臣良士的心声。屈原被后人称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爱国诗人，温家宝总理以此明志再恰当不过。在我国古代许多像屈原、杜甫这样志向高远、一心报国的贤良之士，空有一身才华却报国无门，只能在自己的诗词文章中表明自己的志向，令后人不胜欷歔。而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则完全不用担心这样的状况发生，当今的政府官员虽然在借用古代失意文人的诗句来表明自己的志向，但这表现的多是官员们的决心抱负而不是失意后报国无门的无奈与哀伤，只会激励政府官员们更加努力地报效国家。

《人民日报》2010年3月15日 02版 《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2010年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国政府网访谈室与网友交流并回答网友的提问。访谈一开始，温家宝总理就解释了选择2月27日上线与网友交流的原因：“去年是2月28日，我本来也想还在2月28日，但我考虑到明天是正月十五，是阖家团聚的日子，所以我就改到27日。在这里，我向大家拜年。”然后，温总理颇为感慨地说：“我在中南海二十五年，可以说是一个没有节假日的人。这几天我就更显得心情沉重。看到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常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我还想当一个人为多数人所信任的时候，他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他已经是‘公共财产’，属于人民了。我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正做到无愧于人民，我要带着真心、真意、真情来同网友们交流。我愿随意地同大家谈心。”

“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出自《孟子·离娄下》，原文是：

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说：“大禹不喜欢饮用美酒，但是却喜欢听有用的谏言。商汤坚持中正之道，但是在任用贤能的人才的时候却能够不拘一格。周文王对待老百姓极力慰问和满足。这些圣人几乎已经接触到了‘道’的真谛，但是却又像没有看见一样，仍然不懈地追求。周武王从来不轻慢朝廷中的大臣，也不遗忘外放的臣子们。周公旦始终向夏周商的贤王学习，想要达到他们的功业，以施行以上四种美德；碰到一些不符合当时情况的，就仰着头来思考，白天没有想明白的，晚上就接着想；侥幸想通了的时候，就坐着等到天亮好去立刻实施这个想法。”

“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表达了两层意思，表层意思是说，要时刻把国家政务放在心间，日夜思考，时刻挂怀，并且懂得在构思成熟后付诸实践，让惠民政策真正地落实到实处；更深层的意思是，做大事的人必须能够善于计划，还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经历重重磨难，勇于克服困难，这样才能真正成就伟业，获得成功。

业刻木如巨齿，古无文字，用以记日行之事数也。一事毕，则去一刻；事俱毕，则尽去之，谓之修业。……古人未有一生无所业者，未有一日不修业者，故古人身修事理，而无怠惰荒宁之时，常有忧勤惕励之志。一日无事，则一日不安，惧业之不修而旷日之不可也。

这段话出自明代吕坤的《呻吟语》，大意是：修习学业就像古代的结绳记事一样。古时候没有文字，人们就把每天要干的事情刻在树上。每干完一件事情，就去掉一个；事情全都干完了，记录就全部被划去了，这被称之为“修业”……古代的圣贤之人没有一天不修业的，因此古代圣贤之人修身养德，从来没有怠倦的时候，而且还常常担忧自己的勤奋程度不够，每天激励自己要更加努力。但凡有一天不做事、不修业，就会感到不安，害怕自己的德行大业会因为懈怠而得不到进展。

《呻吟语》是明代晚期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吕坤所著的一本探讨人生哲理的著作，是他积三十年心血所写成的。他在原序中称：“呻吟，病声也。呻吟语，病时疾痛语也。”反映出作者针砭时事、阐述真理的心愿。《呻吟语》中多次提到要“忧勤惕励”，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成就事业、达成目标。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自尧舜以至于途之人，必有所以汲汲皇皇者，而后其德进，其业成。……孟子论历圣道统心传，不出忧勤惕励四字，其最亲切者，曰：“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此四语不独作相，士农工商皆可作座右铭也。

大意是：从君主到平民百姓，从尧舜到路上的行人，都是为了某个目标而急急忙忙地奋斗努力，正是这样的努力使得德业能够长进，事业能够有所成。孟子论述的历代圣贤的道统真义，说白了就是要“忧勤惕励”，意思是，只有经过忧愁劳苦、心存戒惧，才能够成就事业。孟子最恳切的教导就是“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这句话适用于任何想取得成功的人。

天下国家之存亡，身之生死，只系敬怠两字。敬则慎，慎则百务修举；怠则苟，苟则万事隳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莫不如此。此千古圣贤之所兢兢，而亡人之所必由也。

大意是：天下事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以及个人的生死存亡，关键只在“敬”、“怠”两个字。有敬、有畏惧才能够谨慎，谨小慎微才能使事情顺利进行；一味懈怠，就会偷懒、做事不认真，那么再容易的事情也难以完成。从君主到百姓，这个道理都是相通的。这也是圣贤之人能够千古留名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有的人无法生存不得不迁徙的原因。

温总理引用“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表达了自己对于政府工作的极度重视，时刻把民生问题放在首位，时刻心系百姓疾苦。正是由于温总理这种鞠躬尽瘁、忧勤惕励的奉献精神，才能真正地为人民做好事、做实事，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http://www.gov.cn/zlft2010/wzzb.htm 2010年2月27日

《温家宝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2007年9月24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看望了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并和部分参事和馆员进行深入地交流和座谈。温总理在座谈中语重心长地说道：“在座的各位既普通又特殊，普通是因为你们生活在人民中间，和知识分子有广泛联系。特殊是因为你们有知识、有专长，可以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特殊作用。你们中的许多人都已是高龄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你们要继续关心国家大事。”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句话出自曹操的言志诗《步出夏门行·龟虽寿》，全诗是：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这首诗写于汉献帝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当时曹操已经五十三岁了，对于古人来说，这已经是行将就木的年龄了。但是曹操当时刚刚击败袁绍父子，平定北方乌桓，可以说是踌躇满志。这些功绩激起了他的雄心壮志和建功立业、一统天下的愿望。因此全诗体现着曹操斗志昂扬的激情和建功立业的斗志，丝毫没有对岁月易逝、人生苦短的哀叹。这首诗的大意是：神龟的寿命虽然很长久，但是终究有终结的时候。腾蛇尽管能够腾云驾雾，最终也会化为灰烬。千里马虽然年老了，但是仍然不放弃长途跋涉。正如步入老年的人，从不会因为年龄的原因而放弃进取的信念、抛弃终生的理想。他们会在暮年依旧进行不懈的努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人生命的长短不仅仅是受天命的制约，还要看自身的保养，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这样就可以益寿延年了。真是非常的幸运呀，所以禁不住以诗歌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之情。

诗人以千里马来借指自己虽年事已高，但是志向不减当年的精神，表明年龄不是一个人停止奋斗的理由，从而激励人们珍惜现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要始终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

一代文豪苏轼一生以建功立业、报效祖国为人生理想。他将自己的信念化入了词和文中。他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的大意是：我虽接近迟暮之年但也具有少年轻狂的心态，左手扯着黄犬，右臂上站立着苍鹰。头戴锦缎做的帽子，身上穿着貂皮大衣，带领上千匹马穿越山岗，多么雄伟壮观。为了报答太守，全城的人都出动了，紧紧跟随其后。我要亲自挽弓射虎，像当年的孙权，英姿勃发、壮志满怀。酒意正浓的时刻，胸怀和胆识也会随之开阔。纵使两鬓已生出白发、那又算得了什么呢！回想当年，冯唐手持汉文帝的符节去解救并任用魏尚，使他得以免罪复职。什么时候朝廷能派遣像冯唐一样的人来为我解罪，使我像魏尚一样受到国家重用，为国尽忠呢？我也能拉开弓箭，让它如满月一样，我会时刻注意着西北方向，将利箭射入敌人的胸膛。

全词表达了作者渴望建功立业的决心，虽然此刻失意落魄，并且已到迟暮之年，但这毫不影响他决绝的对敌态度。他以魏尚自比，希望受到重用，来解脱怀才不遇的苦闷。

宋朝的软弱无能，积贫积弱的局势使其屡受外族侵略，国破家亡的结局是可以预见的，正是这样一个时代造就了一批忧国忧民的文人。他们将满腔的斗志写入作品中，以笔代剑抒发自己的报复。北宋辛弃疾也借他的词表达出报国无门忧愤情绪。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做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这首词出自《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是辛弃疾写给他的朋友陈亮的，字字句句无不是辛弃疾内心的不平之鸣。这首词的大意是：酒醉后挑着灯细细观看自己的宝剑，梦里都能听到军营中嘹亮的号角声。把牛肉分给部下叫他们享用，让乐器演奏出鼓舞士气、振奋人心的音乐。这是秋天检阅军队的时刻。战马像的卢一样跑得飞快，弓箭像惊雷一样，离弦震耳。完成君王一统天下的霸业，以此来取得流芳后世的美名。只可惜现在已经头生白发，烈士暮年了。

这首词作于辛弃疾四十八岁时，虽然最后一句略带感伤，但是诗人在词中所展现的抱负和胸怀感染着我们，也激励了后世无数人。辛弃疾的时代决定了他注定只能成为被埋没的英雄，但他不因年老而懈怠的精神特别值得世人敬仰。

温总理的这句话虽仅有八个字，但却字字珠玑。他微言大义地告诉我们要始终保持奋勇向前的心态，即使身老也要保持心不老。特别是对于已经退休了的老干部，虽不在职，但是也要时刻关注国家发展和人民的心声。不能因为自己已经离开了岗位就放弃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时刻勉励自己，为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富足努力。真正的人民公仆任何时刻都应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做到老而不倦、老而弥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最后的光和热。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9/26/content_7285309.htm 2007年9月26日

《温家宝鼓励参事和文史馆馆员大胆反映情况意见》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2006年9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欧洲媒体访问，当《泰晤士报》记者问到关于读书的问题时，温总理引用了六句诗词作为对该问题的回答，其中就提到屈原的名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出自屈原的《离骚》，原文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我揩拭着眼泪声声长叹，哀叹我可怜的人生道路充满了艰辛。我只不过是洁身自好却遭到如此这般的噩运，早晨进言晚上就遭到君主的摒弃。既因为我用香薰作佩带而降罪又因为我采集白芷而给我增添罪名。

温总理提到这句诗绝不是偶然的。自古民生多艰难，千年前屈原披发行吟汨罗江畔，感叹民生艰难，如今温总理心系百姓，身居高位而不忘民忧。古代诗人与当代政治家的心生能够跨越时空重合，无疑是当今百姓的福音。我国历代文人最是关心民间疾苦，这点在我国古代文人的作品中多有体现。

“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出自宋朝名将李纲的诗作《病牛》。原诗是一首七言绝句：

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

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

这是一首咏物言志诗，首句中的“箱”通“厢”，意指粮仓。大意是：病牛辛勤耕耘了上千亩的田地，获得了装满千座粮仓的劳动成果，但自己却累得筋疲力尽，甚至因为辛勤劳动留下了一身的伤痛，但又有谁会因此而怜惜它的牺牲呢？尽管病牛如此可怜，又没有人因此而同情它，但它却没有因此心怀不满、消极怠工，而是仍旧怀着为了众生都能吃饱的美好心愿辛勤耕作，不惜“病卧斜阳”。李纲是北宋末年南宋初年的抗金名将，这首《病牛》是其表明心迹之作，将自己比做辛苦耕耘却不被认可的病牛，借此表达出自己心怀天下苍生，愿为万民幸福倾尽全力的无私情怀。

“位卑未敢忘忧国”出自宋代著名诗人陆游的《病起书怀》。原文为：

病骨支离纱帽宽，孤臣万里客江干。

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馆。

天地神灵扶庙社，京华父老望和銮。

出师一表通古今，夜半挑灯更细看。

这首诗的意思是：我病得很厉害，身体衰弱不堪，身上的衣服和帽子都显得格外宽大。并且现在还客居异乡，离京万里。虽然身份、官职低微却时刻不忘国事。至于自己的评价，那是要死后才能盖棺定论的。希望天地神灵能够保佑宗庙社稷，远在北方的父老乡亲还一心期望着君主能早日收复河山。诸葛亮的《出师表》是不朽的，其中蕴涵的忠君报国思想必会万古流传。长夜漫漫，我难以入眠，现在仍点灯仔细品读着。

陆游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诗人，南宋年间无论黎民百姓还是文人学士最关注的就是收复失地的问题。因为只有收复国土，百姓才能真正安居乐业过上好日子。陆游身在病中也不曾减少分毫的忧国爱民之心，这无疑是值得我们宣传和学习的。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出自明朝政治家、诗人于谦的《咏煤炭》。原诗是一首七言律诗：

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凿开地下混沌的岩石才能得到煤炭，漆黑的煤炭中蕴涵着融融的暖意。燃起炭火就觉得仿佛有春光出现一般，炼铁的烘炉里煤炭燃烧的火焰甚至能照破这漆黑的夜空。鼎和彝需要煤炭燃烧的烈火将铁石熔化才能制成，铁和煤炭虽然都消失了，但他们的精神却仍蕴藏在鼎、彝之中。希望天下所有百姓都能安居乐业，为了美好的未来，我宁愿像煤炭一样走出深山，将自己的身躯熔在熊熊的烈火之中。

这首诗是于谦的明志之作，表面看起来句句是歌颂煤炭对人类的贡献，实际上是以煤自喻，书写自己为国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作者的心志在“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这句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这是我国现代著名诗人郭沫若为杜甫草堂题写的对联，言语间处处透露着对“诗圣”杜甫的赞赏。安史之乱以后，国家破败、满目疮痍，杜甫面对这样的现状，写下了许多表现民间疾苦的诗篇，诸如“三吏”、“三别”之类，甚至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样的呐喊。

郭沫若这十六个字高度概括了杜甫的一生，将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杜甫一生官职低微，无法运用手中的权力为国为民分忧解难，只能用手中的笔留下无数表现当时百姓生活艰辛的诗篇。今天的政府官员们应该继承这种难能可贵的精神品质。

温总理借千年前屈原的名句来明志，以表自己对百姓生活的关注。同时也是作出表率，号召政府官员们关注民间疾苦，做到心系百姓。中国的百姓自古多灾多难，近代这数百年来更是遭受了无数屈辱与苦难。关系百姓的问题是最基础最关键的问题，看似细微，实际却与国之根本有关。作为政府官员，在工作时脑海中应每时每刻都要有这样的想法——要对百姓负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为国为民。同时关注民生不应仅是政府行为，也应是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我们的社会需要屈原、范仲淹、杜甫式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同政府一道担负起心系百姓的责任。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4/4786507.html 2006年9月6日

《温家宝总理接受欧洲媒体采访》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2006年9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欧洲媒体访问，当《泰晤士报》记者问到关于读书的问题时，温总理引用了六句诗词作为对该问题的回答，其中就有“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出自清代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的《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这首诗是郑板桥在潍县任职时写下的，诗的大意是：我卧在县衙里的书斋内，听着屋外竹叶被风吹动发出沙沙的声音，觉得这声音像是民间百姓号哭抱怨的声音。在州县里像我们这样地位卑下的小官吏，虽然人微言轻做不了什么，可民间发生的一点点小事都如同画上的一枝一叶一样牵动着我们的感情。

郑板桥是清朝著名画家、书法家、诗人，以“诗、书、画”三绝闻名于世。郑板桥一生坎坷，为人怪诞，十分清高，但是他为官时为百姓做了很多实事，是个能够体会到民间疾苦的好官，因而才会写下“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这样的诗句。温总理在此引用这句诗更是表明政府时刻为百姓生活忧心，希望百姓生活富足的执政理念。为官者关注民生疾苦的优良传统在我国源远流长、绵延至今，数千年间流传下来不少类似的诗篇。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表现手法与思想内涵与北宋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中的“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颇为相似。诗的全文为：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戌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这首诗是陆游退居家乡时所作，因为不能投军报国，所以诗人心中万分悲愤。这首诗的大意是：寒夜里风雨交加，村子里又孤寂冷清，我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久久难以入眠。心中想的仍旧是为国守卫边疆的事情，完全没有为自己凄凉的处境担忧。深夜静卧在床上听那风雨交加之声，恍惚中仿佛梦到自己又重披战袍骑着战马，跨过那因天气寒冷而结冰的河流，斗志昂扬地出征。

郑板桥于县衙书斋之中，由风吹竹声联想到民间百姓的疾苦，陆游夜听风雨想到为国出征报效国家。虽内容不同，但两位诗人其实都是一样心怀家国，无论是位卑官小或是已经被迫退居家乡，心中依然时刻挂念着国家的前途命运，可谓处江湖之远而不忘报国之志。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

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

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这是唐朝白居易《观刈麦》中的一段。意思是说：我有何功何德，可以不用从事耕田养蝉这样的劳动，每年领取的俸禄有三百石之多，到了年底还会有余粮。每每思及此事，心中就觉得万分羞愧，一整天都不能淡忘。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同时也是新乐府运动的发起者之一。他写了许多针砭时弊、反映民间疾苦的诗歌。这首《观刈麦》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首。《观刈麦》是他早期的诗作，描写的是农民在五月麦收时节辛苦劳作的场景。在全诗的结尾白居易写道：“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这三句话将全诗的情感升华，表现出作者对农民辛苦劳作的同情，同时也是对自己以往毫无作为进行的深刻反省。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是元代张养浩的代表作《山坡羊·潼关怀古》的结尾句。全文是：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张养浩走到潼关这个地方看到层层叠叠的山峦如同静止一般，黄河之水波涛汹涌，奔腾不息就像是在怒吼一样，在这群山环绕、河流奔腾之间，潼关位于其中。遥望古都长安，回想起长安城曾经的繁华昌盛，而如今却是残垣断壁一片衰颓，不由得感慨万千。秦汉两朝都曾在长安大兴土木，建造美丽巍峨的宫殿，如今再走过这些地方，发现曾经的辉煌如今都被淹没在废墟之下，成为一抔泥土，无差无别。在历史上每兴起一个朝代就要大兴土木，修筑豪华的宫殿，这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徭役和灾难；一个朝代经历战争最后灭亡，最遭殃的就是普通百姓。张养浩在这篇作品中将自己对百姓的同情表现在景物描写之中，“峰峦如聚，波涛如怒”传达的其实是张养浩自己强烈的愤慨之情，他是为百姓的苦难而愤慨。

张养浩是唐朝名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的第二十三代孙，少年时就名扬天下。抱着“致君泽民”的理想入仕，为官清廉，关心百姓，却被黑暗腐败的官场现实无情地打击，最终不得不辞官回家，隐居田园。这篇《山坡羊·潼关怀古》是张养浩在一次赴官上任途中的所见所闻，张养浩面对人民的苦难，作了这曲小令表达自己对百姓苦难生活的深切同情。

从古至今，我国一直不曾缺少忧心民间疾苦的官员文人，也正是因为这些人，中国的文化才能历经千年而不衰退，一直传承下来。陆游在罢官后，睡梦之中仍然忧心国家山河的安危，郑板桥把风吹竹叶声当成百姓的疾苦之声，张养浩面对奔腾的黄河想到的也是天下百姓是否能够安居乐业……温家宝总理借用“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来表达自己对百姓生活的关注，实在是深刻。中国的繁荣富强，离不开时刻关心民间疾苦、时刻谨记“为人民服务”的执政者的正确领导。相信在这样的执政理念指导下，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前途必将一片光明！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4/4786507.html 2006年9月6日

《温家宝总理接受欧洲媒体采访》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003年12月7日，正在美国访问的温家宝总理会见了华盛顿华人华侨代表。在会见结束时，温总理动情地说道：“‘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会和大家一道，为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而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出自孟郊的《游子吟》，全诗为：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这首诗是孟郊任溧阳县尉时所作，是孟郊最脍炙人口的诗作。孟郊和贾岛齐名，都以苦吟著称，被人称为“郊寒岛瘦”。孟郊的诗多是短篇五言，这首《游子吟》通过回忆母亲为临行的游子缝衣服的场景，捕捉住生活中的“一瞬”，歌颂了母爱的伟大与无私，抒发了游子思乡念亲的至深情感。“吟”是诗歌的一种名称，“游子”指的是出门远游的人，在诗里面指的就是孟郊。诗歌全文的意思是：慈祥的母亲手里拿着针线，在为即将远游的孩子缝制衣服。临行时，她一边用细密的针脚缝制，一边还在担心孩子这次出远门不能早日回到故乡。对于春晖般的母爱，小草似的儿女的那点儿孝心怎么能报答得了呢？

母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情感。从古至今，歌颂母爱的诗歌数不胜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无父何怙，无母何恃”、“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等诗句，无一不是对伟大母爱的歌颂。后世的其他诗文中也都充满了彰显母爱的情真意深的诗句。

“声中如告诉，未尽反哺心”出自白居易的《慈乌夜啼》。全文是：

慈乌失其母，哑哑吐哀音。

昼夜不飞去，经年守故林。

夜夜夜半啼，闻者为沾襟。

声中如告诉，未尽反哺心。

百鸟岂无母，尔独哀怨深。

应是母慈重，使尔悲不任。

昔有吴起者，母殁丧不临。

嗟哉斯徒辈，其心不如禽。

慈乌复慈乌，鸟中之曾参。

慈乌指一种较小的乌鸦，因为有母慈子孝的美德，所以被人叫做“慈乌”。诗的意思是：慈乌失去了它的母亲，哀伤得一直哑哑啼哭，早晚都守着旧树林，整年都不肯离去。每天半夜都哀哀啼哭，听到的人也忍不住泪湿衣襟。啼哭声中，慈乌仿佛在哀哀倾述自己没有及时尽到反哺孝养之心。其他各种鸟类难道都没有母亲吗？但是只有慈乌哀怨特别深。想必是母恩深重，使你承受不住才悲伤不已的吧！以前有个叫吴起的人，母亲去世的时候他竟然不奔丧。这一类人真是悲哀啊，他们的心真是连禽兽都不如啊！慈乌啊慈乌，你在鸟类中真是像以孝心孝行著称的曾参啊！

《慈乌夜啼》是白居易借用慈乌表达“舐犊情深”的一首诗。诗人以“慈乌”自喻，借慈乌失去母亲而夜夜啼叫的情境，说明母爱的伟大，表明自己为对母亲没有尽到“反哺心”而暗自愧恨、哀伤，劝喻世人珍惜与亲友相处的时光，尽心孝敬父母。

“低徊愧人子，不敢叹风尘”出自清朝蒋士铨的《岁暮到家》，全诗是：

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

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低徊愧人子，不敢叹风尘。

蒋士铨是清代著名诗人、戏曲家，与袁枚、赵翼并称为“乾隆三大家”。蒋士铨的诗作题材比较广泛，笔调有力、十分坚劲，属于“性灵”派。但他对“性灵”的理解与袁枚不同，他主张“文章本性情，不在面目同”，强调“忠孝节义之心，温柔敦厚之旨”。《岁暮到家》是蒋士铨在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年终前夕赶回家中，深感母亲对自己的关怀之情而创作的。“爱子心无尽”意蕴深重地说明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没有穷尽的；“归家喜及辰”则将亲人听说自己要归家的兴奋之情描写得惟妙惟肖，意思是说：听闻我要归家都十分高兴的翘首企盼。“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则是说：衣服上的针线密密麻麻地缝了一层又一层，家书上的墨痕还是新的；“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一见面，母亲就怜惜我又清瘦了，连声问我在外面的辛苦。蒋士铨将母亲对爱子无微不至的关怀写得真实而生动。“低徊愧人子，不敢叹风尘”两句则是在写自己的心态：在外谋生奔波，对自己没有尽到为人子孝敬母亲的责任十分惭愧，又怕母亲担心、难受，不敢述说外面风尘之苦。全诗质朴无华，用朴素的语言，细腻地刻画出久别归家后，母子相见时的真挚情感。

“重缝不忍轻移拆，上有慈母旧线痕”出自清朝嘉庆时期诗人周寿昌的《晒旧衣感赋》。全诗是：

卅载绨袍检尚存，领襟虽破却余温。

重缝不忍轻移拆，上有慈母旧线痕。

诗人选取了晾晒旧衣服这样一件日常小事，通过描写对三十年前母亲为他缝制的绨袍的珍惜，寄托了对母亲的深厚情感。前两句“卅载绨袍检尚存，领襟虽破却余温”的意思是说，翻检旧物时，发现母亲三十年前给我缝制的一件绨袍还保存在箱柜里；绨袍的领子和襟袖已经破旧了，但上面却还残留着母亲的余温。一件旧衣服保存三十年，可见主人对它的爱惜，睹物思人，看到绨袍自然就激发了诗人对母亲的怀念。末两句“重缝不忍轻移拆，上有慈母旧线痕”，承接前两句，将对母爱的思想之情又加深了一层，意思是说：晾晒完后，本来想重新缝补一下，但是又不忍轻易拆开旧衣，因为那上面有慈母以前一针一线对我爱的痕迹。此诗托物抒情，通过对旧衣的珍重，表现了对慈母的怀念，也从侧面讴歌了母爱的伟大。

恋母、思乡、爱国在人们的思想感情上是一脉相承的。人们在歌颂母爱的同时，也在传达自己对祖国的热爱。温家宝总理引用“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表达了自己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感情，也激发了海外同胞对祖国的思念之情。千百年来，民族归属感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了每一个人的心里，海外的华人华侨们虽然身在异乡，侨居它国，但是仍矢志不渝地热爱着自己的家乡和祖国。不管是抗战时期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华人华侨们都积极参与祖国建设，就像“寸草”不忘“春晖”一样，用自己拳拳赤子之心报效祖国，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http://news.sina.com.cn/o/2003-12-11/12311316906s.shtml 2003年12月11日

《“温情总理”展大国形象》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2009年1月15日，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中央国家机关第二十三次党的工作会议暨第二十一次纪检工作会议的代表时，指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要求每一名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应对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增长的现实工作中，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高标准、严要求，兢兢业业地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好本职工作，圆满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各项任务。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出自顾炎武的《日知录》，意思是：国家的兴盛、灭亡，对每一个人来说都责无旁贷。国家的兴亡和个人的荣辱密切相关，一损皆损，一荣俱荣。我国古代仁人志士一直心系国家，“以天下为己任”，温家宝总理在这里引用这句话，再次强调了党员干部要有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

“以天下为己任”出自《孟子·万章上》：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

这段话的意思是：“上天生育这些老百姓，就是要让先明理的人来启迪后明理的人，让先觉悟的人来开导后觉悟的人。我就是这些民众中先知先觉的人，我要用我所领悟的道理来启发开导民众。我不去做这些事，还有谁做呢？”天下的百姓，不管男女，如果有没受到尧舜的恩泽的，那就像是自己亲手将这些百姓推进了沟里一样。他自己就是这样要挑起天下重任，因而他说服商谈讨伐夏启以拯救黎民百姓。

这段话是孟子评价伊尹时所说的。伊尹是商初的大臣，帮助商汤王建立了商朝，对商朝初期的政治、经济发展和稳定起了重要作用。孟子的学生万章问孟子，传说伊尹以烹饪为饵吸引了汤王的注意，从而达到汤王重用他的目的，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孟子回答了这一问题，对伊尹作了如上评价。在《孟子·万章下》中，孟子再次用这段话比较起伯夷、伊尹、柳下惠和孔子的异同，认为伊尹是圣贤中的立仁修德者。可见，我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直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和抱负。

《南史·孔休源传》这样评价孔休源：“休源风范疆正，明练政体，常以天下为己任。”意思是，孔休源高风亮节，熟悉政事，常常把国家的治乱兴衰当做是自己的责任。孔休源是南朝梁国人，在朝为官时屡屡身居要职，但是他性情缜密，常常以对国家、对百姓负责的态度，清正耿直，大公无私地行事，因此梁武帝常常向他咨询政事。《南史》用上述话语为他作传，“以天下为己任”也由此而来。

赵普是北宋宰相，据《宋史》记载，他“能以天下事为己任”。赵普年轻的时候没有多少学问，当了宰相后，宋太祖赵匡胤常常劝他多读些书。为了更好地治理朝政、把天下事办好，赵普就开始读《论语》，之后处理政事果断利落，有人就说他是“半部《论语》治天下”。宋初，很多人在朝政上循规蹈矩、小心翼翼、唯唯诺诺，在政绩上毫无建树。赵普却把天下的事情当做是自己的责任，秉公办事、直言上谏。有一次，他推荐了一个人，赵匡胤因为某种原因不用这个人，赵普第二天、第三天还接着上奏举荐，赵匡胤气得把奏章摔在地上，他拿回去修补好继续保荐。后来赵匡胤终于任用了赵普推荐的那个人。赵普因为这种对天下事认真负责、不察言观色、不谄不媚的态度，被后人一致称赞。

明清时期顾炎武传承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和精神，在《日知录·卷十三》中写道：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段话区分了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并提出国家的兴亡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意思是说：有国家灭亡，有天下灭亡，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改朝换代是国家的灭亡。嘴上满口仁义道德，甚至还率领猛兽吃人，人们也互相残杀，人性道德沦丧，那就是天下都灭亡了……保卫国家是君王和官吏们的责任，需要统治阶层的人进行谋划；保天下，即便是普通老百姓也都责无旁贷。

顾炎武生活在明末清初，明朝灭亡后，他耿耿孤忠，凭借对明朝的满腔爱国之情，热忱地参与反清复明的活动。在康熙年间，顾炎武被举荐为鸿儒，但是他坚决拒绝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言行合一地表明自己的爱国情意。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提出了上述观点。“天下兴忘，匹夫有责”也由此演化而来。政权的更迭也许需要精英阶层谋算运筹，但是一个民族的兴亡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古语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如果一个国家或者民族都灭亡了，个人也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经由历史我们可以知道，古代仁人志士一向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现下，在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如果每一个人都能立足自己的岗位，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那么“和谐社会”的构建指日可待；相反，如果互相推诿，大家都袖手旁观，那就会一事无成，更谈不上社会的发展、国家的繁荣。公务员作为党和政府服务人民的载体，更需要以高度的责任心和坚定的政治觉悟，高标准地严格要求自己，冲锋在前、吃苦在后，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加强责任意识建设。一方面需要提高认识，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工作理念；另一方面要改善作风建设，建立行之有效的长效机制。这样，国家才能繁荣富强。

《人民日报》2009年1月16日 01版 《党员干部要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发挥模范作用》

多难兴邦

2008年5月23日上午，汶川大地震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第三次看望了北川中学的师生们。随后温总理进入该校高三年级的临时教室，给全班七十多名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想政治课，温总理诚恳地说：“同学们，你们都是高三学生了。这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期，你们很快就要参加高考，国家已经考虑到这里的灾情，决定将四川地震灾区的高考时间往后推迟。我们一定要创造条件，让你们复习功课，准备高考。”随后温总理在黑板上写下了“多难兴邦”四个大字，说“我们要记住这四个字。相信经受过灾难的同学们会更加努力。”“将来会有一个新的北川中学。它将不仅是一种纪念，它更是地震灾区人民和全国人民精神的一种象征。”

“多难兴邦”出自《左传·昭公四年》，原文为：“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大意是说，邻国的灾难是不可以被预测的。国家的命运，有的因为它经历了许多灾难反而更加团结和稳定，并且不断开拓疆土；有的国家因为没有灾难反而在安逸中失掉了国家，它的士兵也失去了战斗力。

这段话后来被简化为“多难兴邦”，言简意赅地说明了灾难对于一个国家的积极意义。“多难兴邦”的意思是说，国家遭受了灾难并不一定就是坏事，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灾难可以使得人民更加团结，可以激励人民不屈不挠、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从而使得国家更加强盛。“多难兴邦”和孟子所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是一样的。中国人从很早就懂得了这个道理，并且“多难兴邦”的政治理念也一直被历朝历代执政者所重视。

晋代被称为“金谷二十四友”之一的刘琨，在上书晋元帝的《劝进表》中提到：“或多难以固邦国，或殷忧以启圣明。”意思是说，往往多灾多难的局面，可以激发人民励精图治、战胜困难的决心和信心，从而使国家兴盛富强；而殷切的担忧，能使君王居安思危，作出正确的决策。刘琨提到这句话希望以此来劝告晋元帝能够发愤图强、振兴国家。然而可悲的是刘琨的建议并没有被统治者采纳，他也在后来的战乱中被杀害，空余下“闻鸡起舞”的典故让后人怀念。后来唐代诗人杜牧缅怀刘琨，写下诗作称赞他，题名为《怀刘越石》：

洛中奕奕鲁公友，金谷春风昔俊游。仕宦年少好绸缪，闻鸡司晨起剑舞。

胡笳啸起胡儿泪，精钢化为绕指柔。江谧不闻击楫声，扬灰深没枕戈志。

晋阳十年公走日，神州陆沉分南北。玉树著土何人哉！空对汗青仰风留。

在这里，杜牧遥想刘琨少年时神姿丰怡、文采出众，年纪轻轻侧身于西晋时期的文学政治团体“金谷二十四友”之中。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任司州主簿时，与好友祖逖闻鸡起舞，最终成为一代名将。后来的八王之乱又经永嘉之乱、神州陆沉、北方沦陷，只有刘琨坚守在并州，是当时北方仅存的汉人地盘。诗人杜牧遥想刘琨当年意气风发的样子，不由感慨万千啊！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公元1901年9月），清代重臣李鸿章生命垂危，面对清王朝满目疮痍的景象，他改革新政的富国强民之心不息，在遗折里他这样写道：“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庆亲王等皆臣久经共事之人，此次复同患难，定能一心协力，翼赞讦谟，臣在九泉，庶无遗憾。”意思是说，我私下里认为“多难兴邦”、“居安思危”是很有道理的。圣上也曾多次发布上谕，实行新政，试图使得国家富强，能够抵御外敌。现在我命不久矣，还希望庆亲王等许多和我共事过的大臣，能够把新政的措施坚定地实施下去，希望大家能够同心协力、同心同德，这样我在九泉下也就没有遗憾了！

固然，清朝积弊已久，单靠这些洋务大臣治标不治本的洋务运动，成果肯定要大打折扣，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所谓的洋务运动也不尽能顺利实施。李鸿章在这里提到“多难兴邦”也是希望国人能够在外敌辱国的情况下能够激发爱国之情，人民能够团结起来，万众一心共同抵御外侵。李鸿章的愿望是美好的，但是在不进行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单纯的经济改革、修修补补是无济于事的。

“多难兴邦”，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的更替都证明了这一点。最著名的莫过于中国历史上两个辉煌而伟大的王朝——汉和唐。汉之前，秦朝统治严苛，严刑峻法、横征暴敛，百姓不堪忍受。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接着，各地反秦起义风起云涌，最终秦亡汉立。建立在多难之后的汉朝积极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于民休息、减轻赋税，最终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辉煌而灿烂的王朝——汉朝。唐朝的情况和汉朝极为相似。唐之前，隋炀帝骄奢淫逸，东征高丽，南修运河，最终使得人民不堪重负，各地势力纷纷起义。在战乱之后，隋朝覆灭唐朝建立，唐太宗改革吏治、重用直臣，最终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王朝，吸引周边国家纷纷向唐朝学习。

温总理在汶川写下“多难兴邦”，既是对汶川受灾人民的安慰和期望，也是对全国人民的鼓励。2008年到现在，中国经历了太多的不幸和苦难，2008年南方的冰雪灾害、汶川大地震、山东火车脱轨事故，2010年玉树地震、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各种灾难接踵而至，然而灾难在带给我们深重创伤的同时，也带给了我国人民特殊的精神财富——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团结一致，共同抵御灾难。在灾难发生后，民间自发地组织志愿者奔赴救灾第一线积极救助被困群众，中国人民解放军奋不顾身第一时间出现在受灾人民面前，普通民众纷纷捐钱捐物支援受灾地区……当灾难已成事实后，国人积极地端正态度，迎难而上，守望相助，化悲痛为力量。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的圆满召开……这些灾难之后的辉煌，更加展示了我国人民不屈不挠、顽强向上的精神风貌。灾难不仅没有将我们击垮，反而增强了国人振兴发展的信念。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5/24/content_8240022.htm 2008年5月24日

《“同学们，加油！”——温家宝看望灾区复课学生纪实》

和合故能谐

2006年8月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解放军总医院病房看望我国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季羡林，并对季羡林九十五周岁生日表示祝贺。温总理在与季羡林讨论“和谐”这个话题时说：“《管子·兵法》上说：‘和合故能谐’，就是说，有了和睦、团结，行动就能协调，进而就能达到步调一致。协调和一致都实现了，便无往而不胜。人内心和谐，就是主观与客观、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都要和谐。个人要能够正确对待困难、挫折、荣誉。”

正如温总理在谈话中说到的，“和合故能谐”出自《管子·兵法》，原文是：“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而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在这段话中，“道”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德”是指人性的普遍准则，“辑”则是民众聚集、和睦相处的意思。因此整段话是在说，按照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规律来管理人民，满足其基本的生存和生活需求，那么人民就会和睦；按照人性的一般准则来引导教育人民，采取对人民有利的措施，那么人民就会团结。有了和睦、团结，人民就能做到行动协调，进而能够同心同德、同仇敌忾。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和谐、和睦，就没有什么能够伤害这样的国家了，国家就能因此而立于不败之地。管子对于“和谐”的论述可以看做是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的萌芽和理论起点，但是在管子之前就已经有很多关于“和”与“合”的论述了。

“和”作为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原意是声音的相应和谐，更侧重于和谐。而“合”原意是上下嘴唇的合拢，更侧重于合作。因此“和合”的意思是指在承认不同事物之间的矛盾和差异的前提下，将其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中，取长补短，形成最佳组合，从而推动共同体的发展，促进新事物的产生。中国这种和合思想或者说贵和思想可谓源远流长，“和”与“合”的内涵不断变化丰富，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国语·郑语》中第一次提出了“和合”这个范畴：“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韦昭注“五教”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整句话的意思是说，商契能够和合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和子孝这五种伦理道德的教育，从而使百姓得以安身立命。在这里，“和合”的含义是指协调各种伦理道德与行为规范，是一种治理国家、教育百姓的方式。

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对于“和合”思想也有很详尽的论述。《左传·昭公二十年》中就记载了孔子对于执政之道的看法：“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意思是说，政策宽松的时候民众就容易怠慢，这样的话就用刚猛的政策来纠正它。政策刚猛的时候民众就容易受伤，这样的话就改行宽松的政策。用宽松的政策来调和之前的严厉，用严厉的政策来调和之前的宽松，这样政治才会协调和谐。孔子其实是在说为政之道，宽与猛从来都不是绝对的，无论立法还是执法，都应该从实际出发，酌情考虑，宽严结合。

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下》中也说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说的是作战的时候，有利的天气条件不如有利的地形，有利的地形又不如人心所向。团结一心，强调了民心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荀子也在《荀子·礼论》中说过：“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说的是天下万物虽然千差万别各不相同，但都是由于天与地、阴与阳的和合而生生不息的，百姓的天生资质与后天的教育培养结合起来，那么就会天下大治、安定团结了。

在中国诸子百家中，推崇和合思想、和谐理论的不仅仅是儒家。老子就提出了“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观点，意思是说世间万物都包含着阴阳对立的两方面，两者相互激荡从而共存于统一体中，其中的“和”就是一种统一的和合状态。《墨子间估·卷三》中也有墨子在这方面的观点：“内者父子兄弟作怨仇，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在这里，墨子主要是从处理社会关系的层面来说的，家庭内部如果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相互怨恨陷害，分离散乱而不能协调合作，那么推及天下百姓，也互相打压迫害，国家就会灭亡。法家韩非子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论“和”。他在《解老》中说到：“竽也者，五声之长者也，故竽先则钟瑟皆随，竽唱则诸乐皆和。”意思是说，竽是吹奏宫商角徵羽五声最主要的乐器，所以，竽先吹了，那么钟鼓琴瑟等其他乐器就跟着响起来了。等竽先奏了，那么各种乐器就会跟它应和。韩非子在这里是强调音乐演奏中主与从、唱与和的关系。

以上仅仅是从先秦典籍和诸子百家对“和”的论述中撷取了一部分，虽尝一脔，但也可备知其全味了。后世对于“和”的进一步阐发更是汗牛充栋，当代甚至出现了“和合学”这一新的哲学理论形态。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社会更加和谐”作为重要目标第一次得以提出。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则进一步提出了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温总理引用“和合故能谐”是说明要想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团结和睦，行动协调从而能够无往不胜。我国现在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发扬“和合”精神，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才能够实现国家的安定团结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8月7日 01版 《温总理深情为季羡林祝寿》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2006年5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程来到北京师范大学，亲切看望青年学生，与大家共度五四青年节。在与学生的亲切交谈中，温总理说道：“有人认为启发式教育是苏格拉底的发明，其实应该是孔子的发明。孔子出生早于苏格拉底八十二年，他提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所谓‘不愤不启’，就是当学生还没有搞通问题时，教师要给予适时指导，帮助学生开启思路；所谓‘不悱不发’，就是当学生对问题尚未考虑成熟难以表达时，老师要帮助学生明确思路，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启发式教育的好处在于能够培养学生勇于发现问题、善于思考问题、独立解决问题。我们不仅要使学生会动脑，还要会动手；不仅要教他知，还要教他行。”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出自《论语·述而》，原句是：“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是孔子对他在具体教学活动中采用的启发式教学法的表述。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将孔子这句话中的关键词解释为：“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物之有四隅者，举一可知其三。反者，还以相证之义。复，再告也。”朱熹认为，“愤”是指学生心里想把问题搞懂，却又自己搞不懂；“悱”是指学生想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却又表达不出来。这其实都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必经的心理活动。“启”即是在学生思之而无所得时给予指导，帮助学生开启思路。“发”就是在学生有所得却不会表达时帮助学生确定思路，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方形的物体有四个角，举出一个角就可以推知出其他三个角，因此“反”是指反复推求，反证。“复”则是指重复，再次举例教导学生。

因此整句话我们可以解释为：在进行教学活动时，不到学生冥思苦想仍然想不通的程度就不要去开导他；不到学生心里明白却难以表达清楚的程度就不要去启发他。如果在指导之后，学生仍然不能举一反三，说明他没有真正地掌握知识，那就不要再举例子了。同样是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朱熹还引用了程颐对这句话的理解：“愤悱，诚意之见于色辞者也。待其诚至而后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复告尔。”用现代白话来说就是，“愤悱”是学生迫切求知心理的具体表现，只有当学生有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后再点拨开导他。而且在简单的指导后，要给予学生独立思考的时间，等他自己有所收获时再进行教导。而且程颐在《二程集》里说道：“盖不待愤悱而发，则知之不固，待愤悱而后发，则沛然矣。”大意是说，只有在学生积极主动、独立思考的前提下，老师才加以启发指导，学生才会真正深刻透彻地理解和掌握知识。

作为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的教育主张至今都闪耀着思想的光辉和睿智的光芒，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他在那个奉行“学在官府”的时代就提出了“有教无类”，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从教的角度，他提出“因材施教”、“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等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法；从学的角度，他提出“温故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事半功倍的学习途径。从“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中，我们可以得出，作为老师来讲，要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状态，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适当引导，有的放矢，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而不是“填鸭式”地单纯由老师灌输知识，甚至搞“一言堂”，否定学生的不同见解。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并不是仅仅针对教师的教学方法而言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孔子也强调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是教学活动取得良好效果的必要前提，实际上就是程颐所说的“盖不待愤悱而发，则知之不固”。

《礼记·学记》中说道：“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意思是说，教导善于学习的人，老师不需要花费多大的精力，收效就很大，学生会将之归功于老师。而指导不善于学习的人，老师虽然花费了很大的气力，却收效甚微，学生反而会埋怨是老师教得不好。这也是在说明，教学其实是一个双方互动的过程，既需要老师的悉心教导，也需要甚至更需要学生善于学习。

在这句话中，孔子从反面提出了对于学生学习上的要求或者说方法上的建议，那就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的对立面——举一反三，这也是这个成语的由来。比喻学生在学习的时候能够由此及彼、触类旁通，由一件事情而推知其他更多的事情。只有具有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人才能够在接触到新的知识时，联系已有的知识和尚未接触的事物，从而融会贯通，获益更多。也只有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能够不满足于亦步亦趋地跟随老师的讲授，从而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其实举一反三也是一个测试学生是否真正理解和掌握知识的方法，如果一个学生仅仅只是知道老师讲授的内容而不能灵活运用到其他事物中，这说明他还没有真正学会老师所传授的内容。

众所周知，“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过多会带来发展的压力，也能够转变成丰富的人力资源，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其中的关键就是教育是。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一直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我国的教育事业在建国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孔子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提出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育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教学相长是教学活动中颠扑不灭的真理，作为老师来说，要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发展学生独立思考和运用发散思维的能力，杜绝“填鸭式”纯粹灌输知识；作为学生来说，则需要调动自己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只有这样，中国的教育事业才能够跨上新的台阶，才能够培养出更多独立自主的人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最终将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4348150.html 2006年5月5日

《温家宝五四青年节看望北师大学生》

自由意味着责任

2006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大会新闻发言人姜恩柱邀请同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会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就中国的网络监管提出了一些问题。温家宝总理回答说：“我想先引用两句话，一句是萧伯纳说的‘自由意味着责任’。一句是你们美国的记者斯特朗斯基说的‘要讲民主的话，不要只关在屋子里读亚里士多德，要多坐地铁和公共汽车’。”

“自由意味着责任”出自英国作家萧伯纳的著作《人与超人》，全句为：“自由意味着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都畏惧它的缘故。”意思是说，自由不是没有限制的，而是责任与自由等同，有多少自由就有多大的责任，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害怕它的原因。温家宝总理学贯中西，不仅熟知中国典籍，对外国文学知识也有广泛涉猎。他在这里引用萧伯纳和斯特朗斯基的话，就是在强调自由和民主的范畴，特别是这句“自由意味着责任”，它贴切地阐述了自由与责任的关系。

千百年来，人们对自由一直孜孜以求。一提起自由，首先让人想到的就是那首广为传诵的诗句：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这首诗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代表作，名为《自由与爱情》，其内容主要表达了诗人对自由的强烈渴望和追求。17世纪以后，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的统治之下，争取自由民主的起义斗争接连不断地发生。由于周边民族长期以来的歧视与压迫，匈牙利人一直很擅长用诗歌鼓励民众进行独立斗争。裴多菲出生在匈牙利的一个小城，他从小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对人民的渴望和疾苦了解比较深入。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爱上了一位伯爵的女儿，并冲破世俗的层层阻力，与心爱的人结合在一起。但是在蜜月中的裴多菲不愿意沉溺于个人的幸福和快乐，面对欧洲大地风起云涌的革命，他带着强烈的责任感和高度的爱国热情写下了《自由与爱情》，鼓舞人民争取自由与民主。后来，这首诗也成为激励世界进步青年的锐利武器。1929年，这首诗被我国无产阶级革命诗人殷夫翻译成中文，影响了包括鲁迅在内的一大批爱国志士。诗的前两句将爱情的重要性放得比生命还要高，显示了浪漫主义的热烈追求，但是这种追求并不是毫无理性的。后两句将人民的自由与解放置于生命和爱情之上，这也就成为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追求自由的共同心声。

自由和责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从来就没有无责任的自由，而责任的存在也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自由。除了“自由意味着责任”外，西方还有很多类似的名言格句。“自由的目的是为他人创造自由”、“自由不仅为滥用权力而失去，也为滥用自由而失去”、“为了享有自由，我们必须控制自己”、“如果一切都任我欲为，我会有迷失在这自由深渊之感”，等等。这些名句都强调了在获得自由的同时必须要为其负相应的责任。古往今来，为了捍卫自由而勇于承担责任的例子比比皆是，伏尔泰就是其中一个突出代表。

伏尔泰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被人誉为是“法兰西思想之王”。伏尔泰出生在巴黎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法律公证人，从小他就接受了关于自由、民主的良好教育。伏尔泰经历了路易十四、十五、十六三个封建皇帝的统治时期，目睹了封建专制主义由盛转衰，亲身感受到了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腐朽和反动。他主张开明的民主制度，强调自由和平等，认为人生而平等、自由。尽管在他所处的时代审查制度十分严厉，但为了唤起人们的反封建意识，伏尔泰用笔猛烈而辛辣地对黑暗的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讽刺和揭露。他也因此两度被关入巴士底狱，他的书被列为禁书，他本人多次被逐出国门。伏尔泰为捍卫自由进行了一系列积极战斗，他也因此被人看做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旗手，他在反封建的启蒙运动中作出的巨大贡献，永远值得人们纪念。

“自由”一词在最初的古文典籍中并没有明确地出现，东汉时已被广泛地使用。赵岐在《孟子章句》中就阐述了孟子“不为官亦自由”的思想。《孟子·公孙丑下》中记载，战国时期，齐国大夫蚳鼃为了给齐王进谏，辞去了灵丘邑令的职务，当上了中央政府掌管刑罚、禁令的官员——士师。后来他向国王进谏，但没有被国王被采纳，就辞官而去。孟子知道后评论说：“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意思就是说，当官的不能履行职责就要辞官；有进言责任的说话没人听，也要辞去职务。我既不当官，也没有进言的责任，进退自然要自由得多。赵岐把孟子说的“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解释为“进退自由”，准确地传达出担任官职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没有责任牵累时才能获得自由的意思。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圣贤对自由与责任的清醒认识。

“自由意味着责任”告诉我们，自由不是泛滥的、毫无限制的、没有责任的自由。没有人可以肆意挥霍自由而不对自己的行为及后果承担责任，缺乏责任感的自由不仅靠不住而且会使人失去自我，造成社会混乱。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自由，但是如果过分地追求个人自由，不顾社会责任而为所欲为，这必将无法获得自由。只有在稳定的社会环境里，每一个人都各司其职，承担好自己应负的责任，这样才能营造出一个自由平等的氛围，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温家宝总理用这句话规劝西方媒体在报道时要负责任，对自己负责，对中国人民负责。同时也在提醒我们享受自由的权利时要负起相应的责任。互联网的发展使我们拥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间，但同时也给了我们更多责任。这就要求我们在使用互联网、享受网络为我们提供的自由时，也要增强责任意识，以法律为准绳，自觉遵守国家法律规定，做到自由和责任相统一。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3月15日 04版 《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

2004年3月14日下午，温家宝总理出席了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当记者问到政府政治体制改革有何具体目标时，温总理回答道：“去年在这里我曾把社会主义比做大海，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就是说社会主义只有吸收人类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才能使自己不断发展。今天我在这里又想把社会主义比做高山，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地调整和完善自己，才能不断进步。”

“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出自《管子·形势解》。原文为：“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士不厌学，故能成其圣。”意思是说：大海不嫌弃任何水流的注入，因而才能成为汪洋大海；高山不曾拒绝任何泥土石块，所以才能成为巍巍高山。开明的君王不会厌烦自己的臣子百姓，所以才能成为伟大的君主；学者不讨厌学习，所以才能成为千古圣人。

“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这句话出自秦朝李斯的《谏逐客令》。原文为：“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意为：泰山不放弃任何细微泥土，因而才能成为雄伟高山；江河湖海不挑剔细微流水，才能得以深厚广博；君主不拒绝平民百姓的归附，才能显示出他美好的品德。

公元前237年，秦国国内一片混乱。秦王发现韩国间谍利用为秦开掘水渠的机会企图耗费秦的国力，于是下逐客令，驱逐在秦任官的外来人员。李斯为了劝阻秦王，才写了这篇著名的《谏逐客书》，历陈逐客的荒唐与危害。而秦王也因此撤销了逐客令。李斯不仅成功地挽救了一次国家危机，也因此成就了自己的仕途，从此得到秦王的信任。

“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出自《庄子·秋水篇》，原文为：“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意思是：天下所有的水域中，没有比海更广大的，成千上万条河流注入大海，不知什么时候会停止，而大海却从未曾满溢过；海底的尾闾泄漏海水，从未停止，而海水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分毫，无论春秋寒暑都不曾有变化，无论水涝还是干旱都不曾知道。

这是《庄子·秋水》中河伯与海若交谈时，海若说的一段话。河伯见到大海后意识到自己曾经如同井底之蛙一般见识短浅，海若为河伯讲解世界的广大、万物的无穷。这段话原意是指大海胸怀博大，万川之水终流入海。现今可引申理解为政府胸襟宽广、不拘一格采用人才，天下贤士都可为国进言效力。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出自魏武帝曹操的《短歌行》。原文为：“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与前面所讲的“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的意思相近，都是借山之高、海之大来比喻人的心胸广阔。周公是指西周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姓姬名旦，因为封邑在周，故被称为周公。“吐哺”是说周公为了招揽天下的贤才能士，吃一餐饭要多次停下来、吐出口中的饭去接见求见之人。这段诗歌即是指曹操愿意像周公一样，一日三吐哺，借此表现他求才若渴的心情和愿望。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此联的作者是晚清名臣林则徐。1839年3月，林则徐被封为钦差大臣来到广州查禁鸦片，在政事堂悬挂此联，用以表明自己为人为官的胸襟肚量，为国为民不求回报的赤子忠心。此联大意为：大海之所以能容纳万千河流，是因为它的肚量很大；峭壁之所以能够达到千仞之高，是因为它没有贪念或过分的欲求。以大海能容纳无数河流的广大容量来形容人的胸襟气度。这是林则徐做官做人的准则，从此之后也成为世人的座右铭，以此来鞭策自己。林则徐的这副自勉联以十六字融会了流传千古的为人治世的精神，是对“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这一思想的完美总结。

从“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可以看出，广泛听取各种意见、任用有才之士是我国几千年来的优秀传统。温家宝总理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借用这句话表明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态度——继承这项优良传统，将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态度发展下去。我国多民族共存的国情要求我们学会包容，面临的国际化环境更是需要我们以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取长补短，学习吸收各种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文明成果。不仅政府如此，社会各界和群众百姓也应持包容开放的心态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

《人民日报》2004年3月15日 02版 《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

2011年4月14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向新聘任的八位国务院参事和五位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颁发聘书，并同他们进行了座谈。温总理在座谈中指出：“知者尽言，国家之利。政府的决策要符合实际，符合人民的意愿，就必须倾听来自人民的意见，集思广益。‘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我们鼓励讲真话，讲真话就要有听真话的条件。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让参事、馆员讲真话，在国家科学民主的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作于直言的人。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仁人志士崇高的精神追求，参事、馆员也要有这样的境界和追求。希望通过不懈努力，把参事室建成高水平的政府咨询机构，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出自《宋史·乔行简传》，意思是说：招贤纳才的通道应该越宽广越好，而不应过于狭窄；沟通和进言的渠道应该畅通无阻，不能被堵塞。管理学认为沟通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人，只有及时而有效的沟通才能更好地处理问题、解决问题。这句话实际是告诫统治者“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应该多听取其他人的意见，应该让更多的民众参与到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改革过程中。东汉王符在《潜夫论·明暗》中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作为君主必须要听取多方面的意见，这样才能明辨是非、了解得失；如果只听取一方面的意见而信以为真，很可能会作出错误的判断，从而误国误民。这些都是在告诫执政者应该广开言路，善于听取、采纳各方意见，通过综合调查妥善地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这样才能制定出符合国计民生的正确方针政策。

《国语·周语》就记载了周厉王不遵从民意、不听取人民的声音，最终祸国殃民的历史。周厉王十分残暴，国人都公开指责周厉王。召穆公告诉厉王，人民已经不堪忍受你的命令了！厉王发怒，让卫国的巫师监视那些敢于指责他的人，如果有人敢于指责他，就统统杀掉。国人在这种高压政策下都不敢说话，路上碰到只是彼此用眼睛互相致意而已。召穆公于是劝解说：

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样的止谤只是一种假象而已，堵住百姓的言论比治理河川更加艰难。河水堵塞河道冲破河堤，受到伤害的人一定会很多，百姓的言论自由也是这样。因此治理河道的时候要疏通它，让它能够畅通无阻；同样的道理，治理百姓要懂得开导他们，让他们自由发言。百姓有嘴就像大地有山川、高原、洼地、平原一样，百姓的衣食也是出自这里。通过百姓的自由言论，国家政策的好坏才能够表现出来。百姓认为可行的就加以施行，百姓认为不好的就加以防范，这样才能使得百姓的生活质量大大提高。百姓心中有什么担忧、疑虑就用嘴表达出来，这怎么能够堵得住呢？如果堵住了他们的言论，谁又能真正支持君王和国家呢？

召穆公的这段话可以说是鞭辟入里，但可惜的是周厉王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果然，三年之后，百姓发动起义将周厉王放逐到彘这个地方了。这个例子从告诫我们，言论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真正重视百姓的言论，让百姓有机会把真实想法表达出来，才能够使国家平稳地发展。

“广开言路”出自《后汉书·来历传》，原文是：“朝廷广开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贷。”大意是，政府应该扩大进言直谏的门路，尽量让人民能够对国家的方针政策发表意见和建议，这样才能够使得国家长治久安、社会经济繁荣。

“集思广益”出自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的《教与军师长史参军掾属》：“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参署的职责就是收集整合群众的智慧，广泛吸收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后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进一步解释了这种思想。《出师表》中诸葛亮在北征之前对后主刘禅提出了三条建议，其中第一条就是“广开言路”，原文是：“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意思是说，陛下应该广开言路听取群臣的意见和建议，将先帝的美德发扬光大，振奋鼓舞将士们的士气。千万不要随便轻视自己，发表不恰当的言论，以至于堵塞了进言劝谏的道路。

可见，我国的仁人志士很早就注意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在现今这样一个互联网发达的时代，人人都有话语自由，讲真话并不难，难的是群众的真话如何被上位者倾听并采纳，因此，必须要畅通言论渠道，搭建沟通平台，通过各种方式鼓励老百姓献言献策，鼓励他们参与到国家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来，实现群策群力，群众监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广泛而有效地推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

《人民日报》2011年4月15日 03版 《新聘任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聘书颁发仪式举行 温家宝颁发聘书并同参事、馆员座谈》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006年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和柬埔寨进行了国事访问，并看望了当地的华侨华人代表。站在身居海外的同胞面前，温总理语重心长地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们中华民族就是靠着自强不息，靠着团结和包容，靠着吃苦耐劳，艰苦努力，才能够在世界各地立足。”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出自《周易·乾卦》：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见龙在田”，德施普也。“终日乾乾”，反复道也。“或跃在渊”，进无咎也。“飞龙在天”，大人造也。“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象传》说：天道刚强雄健，君子因此能够奋发图强，前进不止。潜伏的龙不随便乱动，是因为它现在处于下位。巨大的龙出现在田野，是象征着有德之人在人间广施恩惠。整日勤勉努力，这是说君子要反复施行仁德而不能放弃。或者跃起，或者安居深渊，是说在前进时不会遭遇灾难。龙在空中飞翔，象征有德之人身居其位大展雄才。巨龙飞到极高处必将有所悔恨，是说月满则亏，盛极则衰，必须慎重。用九，是说天虽然化育万物但却不居首、不居功。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出自《周易·坤卦》，意思是：大地宽广和顺，君子能够取法于地，修养德行，包容万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意思是说：天道刚强，地道宽和，君子应该遵循自然变化的规律行事，而且要能够从天和地吸取修养德行的方法，从而使自己能够奋发向上、磨砺不止，还能够宽大为怀，善待包容万物。在这样内外兼修之下，才能够真正地成为有德之人。

《论语·宪问》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孔子将“君子”的品行分为三大类，即仁者、智者、勇者；又提出了三条道德标准，即不忧、不惑、不惧。意思是说，仁慈的人不忧愁，有智慧的人不困惑，勇猛的人不害怕。在这里，孔子通过自嘲的方式，进一步解释了君子的内涵，正因为君子能够顺应规律自强不息，所以才能够不忧愁、不困惑、不惧怕。

《易》的内容，从天地之象出发，从天地的行为法则中总结出与之相对应的为人处世的世界观，从而达到天人合一。《周易》认为，只有了解天道，遵循天道，才能进退自如，行止得中，才能达到人生的理想境界。《周易·系辞上》中就提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意思是说，君子之所以能够安居乐业，是因为他遵循了《周易》宣扬的道义来行事；君子之所以能够长久地欢乐，是因为他能够根据爻卦的要义来指导人生，防微杜渐。因此，君子闲居时观察卦象，玩味其文辞；有所行动时观察卦爻的变化，揣测卜筮的走势，从而依道而行，得到道的帮助，如此才能够受上天保佑，无往不利。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告诫世人应该自强不息、宽厚待人的名言处处可见。《老子·第三十三章》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意思是说，只知道别人的是非对错，这是普通人的智慧；能知道自己所行所为的是非对错，这才是真正明智的人。能够战胜他人的人是有智力的人，能够战胜自己、克己复礼的人才是真正自强不息的人。能够明白事理、满足既得的人才是富有的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才是有志气的人。没有失去善良本质的人才可以真正的长久，虽然身体死亡了但是精神永存人间的人才是真正的长寿。

《荀子·修身》篇也提到：“以修身自名，则配尧禹。”意思是说，提高自身修养，这样得到的名声才可以和尧、禹齐名。历来，儒家对于修身的要求极高，修身是儒家传统道德中极为重要的一项，指的是人格的自我完善和提升。荀子对于修身的要求很高也很具体，他要求君子在一言一行、为人处世，甚至饮食、态度等方面都要合乎道德的要求。只有真正做到这些，才能够与尧禹齐名。事实上，荀子是强调通过修身来保持自强不息的精神，从而取得成功。

“处难处之事愈宜宽，处难处之人愈宜厚，处至急之事愈宜缓，处至大之事愈宜平，处疑难之际愈宜无意。”这段话出自清代金缨的《格言联璧》，意思是，面对不好处理的事情更应该宽容对待，身处艰难时刻仍应该宽厚待人，处理越紧急的事情越要和缓，处理重大的事情态度更应该平和，处理有疑难的事情心中更加应该坚定信念。这段话是告诫世人，要宽以待人、和顺处世，尤其是在身处逆境的时刻。只有这样才能转危为安，才能真正赢得人们的尊重。不怨天尤人，这才是面对逆境最好的态度。

曹操《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刘禹锡《酬乐天咏老见示》中的“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都表现出作者虽身处艰难时期，但仍自强不息、奋斗不止。

温家宝总理在接见华侨华人代表时提到《周易》中的这段话，一方面是勉励华侨华人应该坚持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自强不息，奋斗不止，同时宽以待人；另一方面也是告诉世界，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而光荣传统的民族，不仅有着自强不息的精神，在对外交流中也会秉持友好、宽容的态度，正确处理和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不断走向强大，但是强大后的中国依然会遵循和平友好的传统道德标准，正确处理与各国之间的邦交，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积极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6年4月10日 01版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温家宝总理四国行会见华侨华人侧记》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2005年9月9日，在我国第21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第五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颁奖大会代表和北京市优秀教师师德报告会主讲教师代表，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的老师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在提到教师的道德、素养问题时，温家宝总理讲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授业解惑是老师在一定要做好的事情。现在我们讲传道，就是要给学生传授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使他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授业就是要给学生传授知识本领，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教学质量，努力培养杰出人才。解惑，就是当学生遇到问题的时候，老师要解疑释惑。解疑释惑要有方法，要摆脱那些生硬的、死板的、教条的方法，代之以生动的、活泼的、耐心的、细致的方法。而做好这三点，一定要以德为先。”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出自韩愈著名的文章《师说》，原文是：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宋代诗文大家苏轼称赞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代的学者更是将他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师说》作于唐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当时学风不正，士大夫之族以向他人学习为耻，韩愈于是写下这篇文章，说明从师的重要性和学习的必要性，同时抨击这种恶劣的风气，倡导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上述引用的一段话论证了从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意思是说：古代的人学习必有老师，老师要讲授学习方法和要义，讲授儒家的经典作品，解决在道义、学业中遇到的问题。人不是生下来就什么都懂，谁能没有疑惑呢？如果有疑惑却不跟从老师进行学习，那么疑惑就会永远成为疑惑，得不到解决。比我出生得早的人，他懂的道理比我多，我就要跟从他学习；比我出生晚的人，如果他知道的比我多，那么我也可以向他学习，把他当做老师。我学习的是知识，这和老师年龄的大小是没有关系的，又何必考虑呢！因此，不论地位是显贵还是卑微，无论年长还是年少，只要是知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在这里，韩愈从“人非生而知之”出发，先是论证了学习的必要性，从而指出老师是非常重要的，而后水到渠成地论证了老师是不分年龄大小和地位尊卑的。

韩愈的这种“以人为师”的态度自古已有之。《论语·述而》就提到：“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说，几个人一起行走或做事，其中必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存在。选择他们的优点去学习，看到他们的缺点就要自我提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句话就是要告诉我们，生活中处处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人，我们应该多向他人学习，并且懂得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温总理在第五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颁奖大会和北京市优秀教师师德报告会上引用韩愈的这句话，一方面是告诫各位老师要以培养人才为己任，要懂得用合适合理、生动活泼的方式来教育学生，要以德行为先，“对孩子、对学生要关爱，要宽容，要耐心”；另一方面，也是说明教师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告诫全社会要尊重老师，尊师贵道。

“尊师贵道”出自《后汉书·孔僖传》：“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意思是说，我听说历代圣明的君主和统治者，都很尊重老师、重视老师的教导，并且积极宣扬道义。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尊师贵道的例子不胜枚举，对于师道的极大尊重是我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程门立雪”是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说的是宋代著名理学家杨时求学的故事。《宋史·道学二·杨时传》记载：“至是，又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杨时少年时就有才名。程颐是北宋时期的理学大家，杨时就在赴浏阳县上任途中，不辞劳苦地绕道洛阳，向程颐拜师，以求在学问上能够更进一步，而当时杨时已经四十多岁了。有一次，杨时和他的朋友游酢对某问题有不同看法，于是一起去老师家请教。时值隆冬，瑞雪霏霏，他们赶到时程颐正在午睡，二人不敢打扰，就恭敬地在门外等候。程颐一觉醒来，从窗口发现等候在雪中的杨时和游酢，只见他们身上全是雪，脚下的积雪也已经有一尺多厚了。后来“程门立雪”就被用来形容尊重老师、虔诚求学。

荀子认为“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即国家要兴旺，必须先学会尊重老师；汉代扬雄在《法言·学行》中说“师哉！师哉！桐子之命也”，指出老师对于少年学习的重要性是无可取代的；清代谭嗣同《刘阳算学馆增订章程》也提到“为学莫重于尊师”，强调老师对于学习的重要性。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但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因此我国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坚持以人为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和创新，归根到底有赖于各方面创新型人才的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活动。”人才培养的关键是教育的发展，因此大力弘扬尊师重教，提高教师在社会上的地位，是发展教育事业的前提和基础。

http://www.gov.cn/ldhd/2005-09/10/content_30741.htm 2005年9月10日

《温家宝总理会见教师代表 考察京郊乡村中小学》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2011年4月29日，正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访问的温家宝总理参观了阿拉扎大学，并与该校师生亲切交流。在回答该校中文系学生关于如何通过汉语更好地了解中国时，温家宝总理说：“中国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有13亿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土地，要了解和认识她，是件不容易的事……要想认识中国，就必须有对中国的兴趣、对中国人民的感情，你们就会读万卷书、走万里路，用脑、用心、用脚，认识一个真正的中国，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实际上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化用。

清代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五中曾说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耀自他，我得其助。”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我读过很多书，也走过了很长的路，但是我不会拿它们来炫耀自己学识丰富或是阅历深厚，而是只把它当做对我有利的事情来看待，记住自己从中得到的收获。其实作者是在借这句话来表明实践与理论的重要性。一个人要想成就大的事业，必须要积累丰富的知识，熟练地掌握所需的理论，这是前提。但是书本中学到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的领域内。只有这样才能检验知识正确与否，实践出真知。理论与实践是相辅相成、互相推动的。实践能够推进理论的创新，而知识的不断更新又进一步指导实践。

南宋陆游在《冬夜读书示子聿》一诗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

纸上得来终觉浅，得知此事要躬行。

这首诗写于南宋宁宗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寒冷的冬夜，诗人在读书时突然产生了灵感，文思泉涌，不可遏制，写下了八首。此诗为其中第三首。大意如下：古人在学习知识的时候十分的刻苦，全心全意、不遗余力，就算具有这种求知精神，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学习，并且一直坚持下去，从不松懈，也要到暮年才能学有所成。但就算是在暮年学有所成的时候，他们还是不会满足，因为这些都只是从书本中学到的，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或者说没有运用到生活中解决实际的问题，所以总觉得学到的东西不够深刻，没有体现知识的价值。要做到真正掌握知识，真正学有所成，还是必须要亲身去实践。

陆游以此诗教育自己的小儿子不仅要多读书、读好书，掌握成才所需的知识，还要联系实际，心系国家，把自己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为百姓谋福祉、为国家发展作贡献的事情中去。这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也才算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不能只是死读书、读死书，要联系实际，做到活学活用。陆游教育儿子的诗仍适用于当今社会，是我们应时刻铭记的真理。

明武宗正德年间，心学集大成者王守仁在贵阳文明书院进行讲学，并首次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这里的“知”主要是指人类的道德理念和思想意志，“行”是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的行动，“知行合一”也是在强调知识和实际的结合。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才会推动人类文明的进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赵国大将赵括的经历充分说明了纸上谈兵的危害。赵括熟读兵书，谈论兵事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的父亲赵奢曾经考问他，他都能对答如流。但是在他代替廉颇为将以后，骄傲自满，不懂得根据实际的情况采用兵法，而是生搬硬套，导致赵军在长平之战中伤亡惨重，四十万人被活埋，从此赵国一蹶不振。以此为戒，我们更应该认识到要学用结合，真正做到“格物致知”。

明朝著名中医药学家李时珍的父亲李言闻就是当地的名医，并且熟读医书，富有实践精神，经常向劳动人民请教学习。李时珍从小耳濡目染，深受父亲影响，继承了他的优良传统。《本草纲目》就是李时珍在参阅历代八百多种有关医药的书籍的基础上，结合了他的实践经验和多方游历后才写成的，从而成为明朝及后世药物学的总结性巨著。为了真正地了解各种药物的实际功能，李时珍穿上草鞋，背起竹筐，与徒弟庞宪和儿子建元一起，深入深山旷野。不论路途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如一。在途中，李时珍虚心地请教和拜访各地的名医宿儒，虚心向当地百姓求教，采集药用标本。他的足迹遍布江西、湖广、江苏、安徽等地。他曾向种菜的老农请教芸薹的形状，因为他只从医书上知道它的药用价值，但对它的体貌却缺乏了解。在老农的讲解下他得知芸薹就是油菜的嫩茎叶和总花梗，这样才在书中详细地写下了它的用途。《本草纲目》中对许多药物的描写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写成的。他力求做到对每一种药物要详尽地了解。此书的价值也是基于此种务实求真的态度。李时珍的经历告诉我们学以致用和学用结合的重要性。任何事情的成功必须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但是实践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素。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言简意赅地说明了总理对“知行合一”的重视。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河山壮阔，江山富丽。要了解这样的一个国家，只懂语言、书本是完全不够的，更需要行万里路用身心去体味。实践出真知，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都是我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法宝，更是我们的事业继续发展下去的必要过程。

《人民日报》2011年4月30日 02版

《美好的时光——温家宝总理与印度尼西亚阿拉扎大学师生交流侧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