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民 乃知国家事，成败固民心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2007年春节团拜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首先向全国人民表达了新春的祝福和节日的祝愿，随后在谈到民生问题时，温总理语重心长地说道：“‘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只要我们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尽最大的努力解决民生问题，就一定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就能越来越充分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出自《孟子·梁惠王下》。文中记载，齐宣王有天在别墅里接见孟子，并问孟子，贤人有没有享受过在别墅里居住游玩的快乐。孟子回答说：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贤人也是可以享受在别墅里游玩的乐趣的。百姓如果得不到这种游玩的快乐，就会埋怨国君。虽然得不到这种快乐就埋怨国君是不对的，可是作为百姓的君王，您不懂得与民同乐也是不对的。假如国君能把人民的快乐作为自己的快乐，那么人民也会以国君的快乐为快乐；假如国君能以人民的忧愁为忧愁，那么人民也会以国君的忧愁为忧愁。与天下人同乐，与天下人同忧，假如这样还不能称霸天下，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孟子是要告诉齐宣王，当政者应该将人民的疾苦当做自己快乐忧愁的基础，把自己的喜忧放置在百姓的喜忧后面，这样才能施行王道，达到“王天下”的目的。相反，如果统治者穷奢极欲，不顾老百姓的死活，结果自然是民怨鼎沸，没有好下场。齐宣王一直想恢复齐国昔日的辉煌，经常向孟子讨教如何成就霸业之事。孟子回答说是要实行仁政，但是齐宣王认为只实施仁政不切实际。孟子就借和齐宣王讨论居住别墅是否快乐，而提出与民同乐、同忧的重要性，建议齐宣王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以成就一番霸业。

这种忧国忧民的入世思想，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影响深远。无数文人墨客、仁人志士或用笔墨、或用生命完美地诠释了孟子的这种“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的思想。

“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语出初唐陈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之第十九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圣人从来不追求一己私利，他们所关心的、救济的是天下百姓：

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黄屋非尧意，瑶台安可论。

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

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

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

当时，女皇武则天执政，大肆修建佛寺佛像。陈子昂因为看不惯这种行为，愤而写下《感遇》第十九首，批判统治者的行为。这首诗开头就强调英明的君王应该具备的品质是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以百姓疾苦为疾苦，而不是一味追求一己私利，从而讽刺武则天大肆挥霍不顾民生的行为，批判武则天修佛寺的举动不仅不符合圣主的“尚俭爱民”的品德，更加不符合佛教“清净慈悲”的宗旨。纵观陈子昂的一生，他时刻以忧国忧民为己任，即使屡遭迫害，仍然屡次上书谏诤。他的言论因为恳切直白，往往不被采纳，并且一度因为反对武则天而被下狱。但他始终以“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自勉，反而愈挫愈勇。不仅如此，在文学上陈子昂也努力革新六朝时期绮丽纤弱的文风，提倡刚健质朴的诗歌风格，并且身体力行，他的这种文风最终对唐代诗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忧国者不顾其身，爱民者不罔其上”，这句话出自北宋林逋等人编撰的《省心录》，大意是说，为国忧虑的人不会顾虑自身的安危，爱护百姓的人不会欺瞒上级。也就是说真正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是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是敢于舍身为民的。

“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这段话出自明代张居正的《请蠲积逋以安民生疏》，意思是说，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要使得人们安居乐业；而能够让人们安居乐业的唯一途径，在于要懂得体察民情、了解人民的疾苦，及时解决人民的问题。

清代王韬在《弢园文录外编·重民》篇也提到：“善为治者，贵在求民之隐，达民之情，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必强。”意思是说，治理国家最好的方法是，统治者要能够了解百姓疾苦、隐情，从而达到不利于百姓生活的措施不被施行，百姓不承认的措施不强迫百姓去执行。这样才能使得国泰民安，才能够使得统治长治久安。

温家宝总理自任国务院总理以来，始终把民生问题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坚持提高和完善党和政府的各项惠民政策，落实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解决民生问题，必须要密切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温总理每年都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回答他们的提问，这就为政府工作人员亲民、利民树立了榜样，就是告诉政府工作人员，只有了解群众的心声、倾听群众的意见、关心群众的疾苦，才能切实解决好教育、医疗、就业、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2月17日 01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春节团拜会》

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

2008年3月1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邀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的提问，他说道：“两会期间我一直在上网。广大网民向我提问题、提建议，甚至为我分忧，多达数百万条，参与的恐怕有上亿人。这么多群众以如此高的热情关注两会，特别是关心政府的工作，使我深受感动。他们的意见、批评都是对政府的信任、支持、鼓励和鞭策。我一边看网，一边脑子里想起一段话，就是‘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群众之所以用这么大的精力来上网写问题、提建议，是要政府解决问题。”

“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的意思是说：百姓所忧虑和关心的事情，正是我要思考的事情；而百姓正在思虑和担心的问题，正是我要用行动来改变或达成的事情。虽然仅有十六个字，但却字字包含着总理关注民生、体察民情的良苦用心。一个国家要想以强大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之林，必须要把人民的问题放在首位。只有积极地解决百姓关注的问题，使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足，国家才能有一个稳定、和谐的环境，也只有这样，全国人民才会同心同德、不遗余力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心全意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真正做到以集体利益为重，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先。

《尚书·五子之歌》中提到：“民惟帮本，本固邦宁。”可见以民为本的思想自古便有。早在先秦时期，民生问题就备受重视。这句话的意思是：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百姓安定国家才会稳固。用一个通俗的比喻来说就是，如果国家是一座坚实的高楼，那么百姓则是使其稳固的地基。倘若地基没有打牢就开始建设，无异于空中楼阁，势必会倒塌。所以百姓是国家的根基，领导者只有体恤民情、顺应民意，时刻关注百姓的思想变化和生活需要，身体力行地解决影响人民生活的问题，做到顺民心知民意，国家才会兴旺发达。

“民本”思想是孟子一贯主张的，他竭尽心力游说各国君主，希望这一思想被各国采纳。在孟子的大量论说文中，他以巧妙的言辞、高超的辩论技巧传达给我们“以民为本”的核心思想。《孟子·尽心下》中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说法。孟子理性地对人民、国家和君主的地位进行了排序。他认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百姓，其次是国家的社稷，最后才是国君。国君是因为百姓的需要而产生的，也是因为百姓的拥护而存在的。国家的各项建设都离不开人民的参与和贡献。因此君主只有以“执政为民”的思想来治理国家，才会受到百姓的爱戴，君主的地位才会稳固，国家才会强大。如果自私自利只想满足自己的享乐和欲望，横征暴敛使得民不聊生，百姓最终会起来推翻暴政。

春秋时期著名改革家管仲在《管子·霸言》中也提到了人民的重要性。“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意思就是，一个国家要想成就霸业，必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人民是国之根基，只有百姓的生活稳定，国家才会稳固。如果人民的利益被压制，国家就会走向衰亡。所以一个明智的国君会顺应时代的变化，不断地了解百姓的所思所想。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以平稳的姿态持续发展。《管子·牧民》上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阐明了民心向背与国家兴亡的关系。在管子的思想影响下，汉代董仲舒认识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唐白居易也认为“人者，邦之本”。清末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也曾说：“天地之中人为贵，万物之中人为灵。”可见，“民本”的思想在历朝历代都被能人志士所关注。

《三国志·先主传》中记录了刘备与百姓同甘共苦、不离不弃的故事。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南下，意欲攻打荆州。但他到达襄阳后，刘备已经逃向江陵。愤怒异常的曹操立刻派遣五千名精兵，夜以继日地火速赶往那里。因为百姓们拖儿带女行走很慢，一天只能走十几里，但面对曹操的追兵，刘备却始终不肯抛弃百姓轻装前进。当时曾有人劝刘备，赶快放下百姓，火速去往江陵。刘备执意不肯，始终与百姓同进同退。他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他的意思是：成就大事业的人必须要以人为本，现在百姓归顺于我，我怎么能独自逃离，而叫他们忍受苦难呢！

刘备之所以能得到百姓的爱戴，与他这种不离不弃、与百姓共命运的政治理念有很大关系。他不因自己的危险而弃百姓于不顾，反而时刻以百姓利益为先。

佛经中有“王以人为本，亿兆同一身”的说法，这与“以民为本，执政为民”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2006年1月1日，在我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农业税正式走入了历史，这体现了国家“以民为本”的宗旨。我国的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保障他们的利益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农业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产业，只有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才能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也才能使其他产业良好运行。党和政府始终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人民的利益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近年来各项民主制度不断完善，医疗卫生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政府顺应民意而进行的改革。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我们的国家必然会以充满生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年3月19日 04版 《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

2003年9月10日下午，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国务院参事室和中央文史研究馆，看望参事和馆员。温家宝为新聘任的六位国务院参事和三位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颁发聘书，随后与五十多位参事、馆员进行了座谈。在座谈中温家宝说：“新中国刚刚建立，毛主席、周总理就决定设立参事室、文史馆，目的是为了广开思路、广纳群言。当领导的要心里想着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真实情况，‘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

“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出自白居易的《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意思是说：心中要想到农民劳作的艰辛，耳边要听到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的民众的呼号。诗人因新缝制的绫袄而想到农民劳作的艰辛，以推己置人、自身温饱而不忘寒民的悲悯情怀，表达了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温家宝总理在这里引用这两句话，不但是对领导干部提出与民同甘共苦、休戚与共的要求，而且是对正确树立忧乐观的重申。这与我国古代圣贤所一直提倡的与民同乐、恤民之苦的精神一脉相承。

“存养天下鳏寡孤独，赈赡祸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赋役也甚寡”的思想出自《六韬·文韬·盈虚》。“盈虚”的意思是盛衰，《盈虚》篇主要阐明了国家的兴衰不是由天命所决定的，而是在于君主的贤明与否。文王问姜太公尧帝是怎么治理国家的，姜太公借机进一步阐明“国安而民治”，国君要生活简朴、善养孤苦：

帝尧王天下之时，金银珠玉不饰，锦绣文绮不衣，奇怪珍异不视，玩好之器不宝，淫佚之乐不听，宫垣屋室不垩，甍桷椽楹不斲，茅茨遍庭不剪。鹿裘御寒，布衣掩形，粝粱之饭，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织之时，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洁爱人者厚其禄。民有孝慈者爱敬之，尽力农桑者慰勉之。旌别淑德，表其门闾，平心正节，以法度禁邪伪。所憎者，有功必赏；所爱者，有罪必罚。存养天下鳏寡孤独，赈赡祸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赋役也甚寡。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亲其君如父母。

这段话的意思是：尧帝在统治天下的时候，不用金银珠玉的饰品，不穿锦绣华丽的衣服，不观赏奇珍异宝，不珍视古玩宝器，不听淫靡的音乐，不粉饰宫廷墙垣，不雕琢甍桷椽楹，不修剪偏庭茅茨。用鹿裘御寒，穿粗衣布服蔽体，吃粗粮杂饭，喝野菜稀汤。不因征劳役而耽误民众耕织的时节。约束欲望、抑制贪念，用“无为”治理国家。官吏中有奉公守法的就升迁他，有廉洁爱民的就增加他的俸禄。民众中有尊老爱幼的就给予敬重，尽力耕种农桑的予以慰勉。区别善恶良莠，表彰善良人家，提倡心志公平、品德端正，用法制禁止邪恶诈伪。对自己厌恶的人，如果他有功也一定会给予奖赏；对自己喜爱的人，如果他犯有罪行也必定进行惩罚。赡养鳏寡孤独，赈济遭受天灾人祸的家庭。至于帝尧自己的生活，则是很俭朴，征收的赋税和劳役也很少。因此，天下民众富足安乐而没有饥寒之色，百姓拥戴他像景仰日月，亲近他如同亲近自己的父母。

西汉刘向在《战国策·燕策一》中记载“燕王吊死问生，与百姓同其甘苦”的故事，也是为了表达相似的意思。战国时候，燕昭王刚继位时，对于怎样治理国家、怎样使燕国国富民强不甚了解，于是就向他手下人郭隗请教，郭隗让他广招贤能。后来，燕昭王招了很多能人贤士，又和百姓一起同事安乐、同甘共苦，把燕国治理得国富民乐，受到燕国人民的一致拥戴。刘向对燕王与百姓同甘共苦的做法十分赞赏，并表示应以史为鉴，希望当政者都能和燕王一样，体恤民情、关心百姓疾苦。

白居易进一步引申了这种思想，他在《策林》中写道：“乐人之乐，人亦乐其乐；忧人之忧，人亦忧其忧。”《策林》是白居易为应对科举考试准备的政论文集。是时，安史之乱刚平复没多久，藩镇割据、宦官专政，朝堂上权臣之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白居易渴望能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根据《策林序》中的记载：白居易在准备考试时，闭户累月，认真揣摩当下世情，根据自己对社会现实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劝告、期盼君王以国为念，把自己所积累的政治识见、对现实社会的思考、对政治弊端的不满、对明君盛世的向往，以及振国济民的情怀、鉴古革新的意识，都写进了《策林》。这句话就出自《策林·十四》，白居易以此规劝当政者：治理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的基础是体察民情、了解民意、倾听民声，要想使国家振兴富强，就要以民为本，做到“忧乐同于人”。也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唐文宗大和五年（公元831年），白居易写了《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但是不管是他补察时政的政论，还是针砭流弊的诗词，都不为当政者所重视。中唐摇摇晃晃地走向了衰落。

纵观历史，“民生”问题一直是历朝历代关注的重要问题。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直将“民生”问题放在重要位置，注意关注民生、倾听民情。温家宝总理曾说：“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要求，是人民政府的基本职责。”解决不好民生问题，就无法实现国富民强，最重要的是，民为国之本，民生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可能会动摇国之根本。要解决好民生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广开言路，认真听取群众呼声，真心为群众办事，热心为群众服务，以人民利益为先，正确处理好人民利益和个人私欲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http://www.cctv.com/news/xwlb/20030911/101722.shtml 2003年9月11日

《温家宝与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共度中秋节》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2006年9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紫金阁接受了欧洲五家媒体的联合采访。在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问到关于温总理如何读书的问题时，温总理这样回答：“你实际上在问我关于读书和思考的问题。让我引用中外名家的诗词著作，它可以形象地告诉你我是一个怎样的人，经常读哪些书，在思考什么问题。‘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这是清末中兴名臣左宗棠在结婚时写于新房内的自述对联。三十年后，左宗棠在福州为自己的儿女写家训时，也引用了这副对联。这十六个字是左宗棠年轻时写给自己的座右铭，最终也成为了左宗棠一生的写照。

这副对联上联讲作者的志向抱负，虽然身无长物连半亩闲田都没有，处于难以温饱的状态，但是他却心忧天下。“心忧天下”是化用宋朝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句意；下联讲如何读书，“读破万卷”是用夸张的手法说明作者阅读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泛，在阅读的过程中就如同是在和先贤哲人进行精神上的交流。“读破万卷”是出自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去长沙求学时见到了左宗棠的这副对联，十分喜欢，将其改为“身无一文，心忧天下”。当时的毛泽东还是个穷学生，经济窘迫，四处求学，却表现出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心怀天下。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鞭策下，他通过不断努力，最终实现了理想，为中国带来了新生，为中国亿万贫苦的百姓带来了美好的新生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出自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杜甫居住在四川成都草堂期间所作，这时正是安史之乱期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杜甫住的草堂也是在朋友的帮助下建成的。风雨交加之夜，杜甫无法入睡，心中所想都是天下万民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和国家的未来命运，于是写下了此诗。字里行间无不透着诗人心忧天下的愁绪。杜甫在心中思考：什么时候能得到千万间宽敞高大的房屋，让全天下贫寒的人都住在其中，能够一展欢颜呢？这些房子最好能够牢固安稳得像山一样，能不为狂风骤雨所动。唉，什么时候能在我的眼前突然出现这样的房屋呢？如果可以的话，即便是我现在住的茅草屋被风吹破，我自己受冻而死也是心甘情愿的啊！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这副对联可以说是温总理从政的真实写照。温总理平日对国家事务和百姓生活的关注，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无论国家发生什么重大事件，温总理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第一线。同时，温总理在平日的发言和同记者的交流中所显露的深厚的文学修养更是让国人骄傲。这副对联也是告诫我们，不要因贫苦而困顿，不要因处境艰难就放弃理想抱负；应该穷且志坚，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寻求实现理想的道路。这副对联同时也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延续，值得当代年轻人学习。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4/4786507.html 2006年9月6日

《温家宝总理接受欧洲媒体采访》

人或加讪，心无疵兮

2010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大会发言人的邀请参加了记者会。会上，美国《新闻周刊》记者谈到中国代表团在2009年12月举行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表现傲慢的事情。温家宝总理回答说：“中国有一句古语：人或加讪，心无疵兮。但毕竟你还给了我一个澄清真相的机会，因此，我首先应该感谢你。”

“人或加讪，心无疵兮”出自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的《子刘子自传》，原文为：“不夭不贱，天之祺兮。重屯累厄，数之奇兮。天与所长，不使施兮。人或加讪，心无疵兮。寝于北牖，尽所期兮。葬近大墓，如生时兮。魂无不之，庸讵知兮。”这段话的意思是：健健康康地活下来，也没有活得十分卑贱，这是我的福分啊！然而后来却多灾多难，数次遭遇人生的不幸。上天赋予我的才能，不能够很好地施展开来。即使有人恶意地诽谤我，但是对于我的所作所为，我问心无愧！现在躺在朝北的窗子下面，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死后能够靠近先人，赢得他们像生前一样对我的疼爱，加之人的灵魂能够无处不在，那又有什么理由计较过去的事情呢！在这段话中，刘禹锡既因自己的政治抱负不能实现，而感到十分遗憾；但同时又为自己能够洁身自好、无愧于心而感到万分自豪。从而鲜明地表现了刘禹锡高洁的人格和至死不渝的政治志向。

“人或加讪，心无疵兮”是要求我们坚定自己的信念，不要随便因为别人的诽谤或者其他言语而改变自己的志向，做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不要同流合污。这种思想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存在，孔子大力批驳“乡愿”，也正是为了提倡这种思想。

《论语·阳货》中提到：“乡愿，德之贼也。”

所谓“乡愿”，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阳货》中注释说：“乡愿，乡人之愿者也。盖其同流合污以媚于世。故在乡人之中，独以愿称。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乱乎德，故以为德之贼而深恶之。”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乡愿，是指全乡的人都喜欢的。为什么全乡人都喜欢呢？是因为他和全乡人同流合污、媚惑世人，因此在全乡人中，都认为他是好的。孔子把这种看起来像是有德行，其实并不是真正有德行，而是扰乱品德的人，称为“德之贼”，即败坏德行的人。

《论语·子路》篇中进一步解释了孔子的观点：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子贡问孔子：“全乡人都说他好的人，怎么样？”孔子说：“不一定好。”子贡又问：“那全乡人都讨厌的人呢？”孔子说：“不一定是坏人。不如那些让好人喜欢，让坏人讨厌的人。”朱熹接着注释说：“一乡之人，宜有公论矣，然其间亦各以类自为好恶也。故善者好之而恶者不恶，则必有其苟合之行。恶者恶之而善者不好，则必其无可好之实。”朱熹的话是一个补充和解释，意思是：全乡的人，也是有共同的观点的，也是分善恶之人的。因此，善良的人喜欢并且坏人也喜欢的人，必定和坏人有什么勾当，因此也就不能被称为有德行的人。而那些坏人讨厌，善良的人也不喜欢的人，肯定是没有什么让人喜欢的地方，因此更加不能称成为有德行的人了！

孔子用这两段话告诉我们，“乡愿”，实在是有品德的人的大忌，是败坏德行的行为。如若有人执著于“乡愿”这种沽名钓誉的行为，穷其一生也绝对成为不了有德行的人。

《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子路》中也提到了相似的观点：孔曰：“善人善己，恶人恶己，是善善明，恶恶著。”……正义曰：言乡人皆好之，是善善不明；乡人皆恶之，是恶恶不著。若乡人之善者善之，恶者恶之，则是善善分明，恶恶显著也。

《孟子·尽心下》也阐释了孔子的这种思想：万子曰：“一乡皆称愿人焉，无所往而不为愿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

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

万子问孟子：全乡的人都说他好，他平时也处处表现得像一个老好人，为什么孔子却说这种人是败坏德行的人呢？孟子回答说：这种人，你非要说他有什么过错，也举不出来；指责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他只是同流合污而已，看着好像忠厚老实，行为好像廉洁清正，大家都很喜欢他，自我感觉良好。但事实上，他的所作所为并不符合尧舜的道义，因此才说这种人是投机取巧的人、是道德败坏者。孟子之后又解释说，狂者、狷者他们的毛病都很明显，让人一眼可以看出，然后或者欣赏或者厌恶，没有什么迷惑性。但是这种老好人，这种“乡愿者”却恰好相反，初看什么毛病也没有，很得人心，似乎人人都觉得他是好人，人人都喜欢。其实这是因为他的表现具有极大的迷惑性，表面仁义礼智，内里却是欺世盗名。所以，孔子说好好先生是偷道德的贼、是道德败坏者。这是十分有道理的。

温总理在回答哥本哈根气候问题时引用了“人或加讪，心无疵兮”，明确地表明2009年在哥本哈根参加世界气候大会时，中国代表团是受到了他人别有用心的诋毁，从而澄清了传闻。这句引文用来反驳其他别有用心的国家对中国的诋毁，实在是用得极妙。同时又间接而坚定地表明了中国为推动《哥本哈根协议》的最终达成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代表团面对他人的中伤和诋毁，仍然能够以大局为重，可见中国谦逊大度的大国风范。温总理信手拈来，将古文运用于国际关系的阐释之中，既展示了东方文化的魅力，让人看到到了他的国学功力，更以此敲山震虎，表达了中国人不会任人欺辱的坚定立场！

《人民日报》2010年3月15日 02版 《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仁者人也，仁者爱人

2010年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和网友进行了网上在线交流。在两个小时的在线交流中，温家宝总理坦诚而深入地回答了网友们提出的诸多问题，赢得了网友们的一致赞赏。在谈到食品安全问题时，温总理强调“企业家的身上应该流淌着道德的血液”，在讲到什么是“道德”时，温总理认为最重要的是“爱人”，即“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他呼吁“每个企业家或者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要知道热爱群众、热爱国家”。

“仁者爱人”出自《孟子·离娄下》，原文为：“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段话的意思是：君子之所以和普通人不一样，是在于他有一颗善良的心。君子把“仁”时时放在自己的心里，时刻铭记“礼”的教诲。有仁德的人懂得如何爱人，懂礼节的人知道如何尊重人。关爱他人的人，才能受到人们永远的爱戴；尊重他人的人，才能得到人们永远的尊重。

《论语》中关于“仁”的解释和阐述十分丰富。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就是“仁”，简单表述来说就是“爱人”，即对人要有爱心和同情心，要知礼、懂礼。《论语·颜渊》篇中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爱人要从爱护亲友做起。《学而》篇提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就是说，孝顺长辈、兄友弟恭，是“仁”的根本所在。“孝悌”是维系古代宗法血缘关系的纽带，是“礼”的核心，因此孔子认为“孝悌”也是“仁”的根本。“爱人”除了爱亲友之外，更要爱世上所有之人，用《颜渊》篇中的话说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学而》篇进一步解释为“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就是说，要孝顺长辈，兄友弟恭，谨慎诚信，爱世人，然后才能接近仁德。在《雍也》篇中，孔子进一步解释了“仁”的内涵，说道：“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意思是说：作为一个仁德的人，成就自己的时候也不忘记成就他人，帮助别人发达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发达了自己。能够处处为他人着想，推己及人，这就是成就“仁德”的方法。

《礼记·中庸》记载：“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宋代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第十九章》注释说：“语意尤倍……言人君为政在于得人，而取人之则又在修身，能修其身，则有君有臣，而政无不举。”大意是说，孔子的这段话是在着重强调啊！……执政者处理政事的关键在于得到人才。招纳人才的方法在于领导者的品德修养，必须以德行感召人才，而德行的培养来源于仁慈博爱。所谓“仁”，就是要善待他人，尤其要善待亲友。这样才能君臣和睦、政事流畅。

我国古代各家学者对于“仁”均有释义。墨家代表人物墨子提出的“兼爱非攻”的思想，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是否符合“国家人民之利”作为施政的准则，也可以说是对“仁”的思想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

清代曾国藩一生敬恕待人，他在给长子曾纪泽的信中要求儿子做到“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一患”。就是说，要心怀仁慈，关爱他人；待人接物要遵守礼节，不可妄废。并且要有长期的忧患意识，不可贪图享乐。曾国藩不仅如此要求自己的子女，也同样告诫自己的兄弟、部署以及同僚，要本着仁爱的原则，以宽恕之道来处理事情，为人处世要符合孟子的仁爱思想。

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仁者爱人”思想，在今天仍然有很深刻的内涵并被广泛地运用。这种思想表现了遵纪守礼、博爱世人、追求人际关系和谐自然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温总理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提出“仁爱”思想，就是要告诫国人，要本着“博爱”的思想与人相处，这样才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同样，在对外关系上，我国也要本着“仁爱”的精神，主张“和为贵”，提倡“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思想，在处理国际事务上不偏不倚，积极塑造正义公正的大国形象。

http://www.gov.cn/zlft2010/wzzb.htm 2010年2月27日

《温家宝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

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

2006年11月23～24日，第十二次全国民政会议在北京召开，温家宝总理在会前会见与会代表并讲话。在讲话中，温家宝总理指出：“做好民政工作，最重要的是要对群众有深厚的爱，有真挚的感情，了解民情、反映民意、改善民生。‘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人民群众的事情涉及他们的切身利益，再小也是大事。”

“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出自苏辙《上皇帝书》。意思是：消除老百姓身边的祸患，就像去掉自己的心病一样。也就是说要把处理百姓的事情当做处理自己的事情一样看待，对群众疾苦要有切肤之痛。温家宝总理在这里引用这句话，情真意切地表达了关爱百姓的深厚之情，掷地有声地强调了群众利益无小事的为政理念，要求民政工作人员把群众的每一件事情都看得比泰山还重，诚心诚意为群众服务。我国古代圣贤历来就注重体察民情，恤民之苦，维护民生，这在很多典籍中都有记载，温家宝总理这句话的意思与之情意相通。

“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出自《六韬·武韬·发启》，意思是说：对人民的病要像对自己的病一样救护，对人民的事情像对自己的事情一样努力帮助它达成，对人民厌恶的东西像对自己厌恶的东西一样戒除，对人民喜爱的东西像对自己喜爱的东西一样帮助争取。《六韬》又称《太公六韬》，是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据说是太公姜子牙所作，但也有人认为是后人托名所写。书中通过周文王、周武王与太公对话的形式，论述了治国、治军和指导战争的理论、原则，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奢靡、残暴，百姓叫苦连天。据《六韬》所述，有一天，文王在丰邑召见太公，说：“呜呼！商王虐极，罪杀不辜，公尚助予忧民，如何？”“公尚”这里指的就是太公，文王是说：哎呀，商纣王暴虐到了极点，任意杀戮无辜，我想请您辅佐我拯救天下民众，您看怎么样啊？太公经过一番认真的考虑，告诉文王：只有天灾和人祸都出现，也就是同时具备天时、地利，才可以兴师征伐；在天灾和人祸没有出现之前，君主应该修身养德、礼贤下士，施恩惠给民众，如果能做到“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就算没有军队、没有进攻的武器、没有防守的战壕也能胜利。

民众的力量是巨大的，在姜太公看来，要想得到民众的支持和帮助，就要与他们共同进退，安危与共。文王采纳了姜太公的意见，励精图治，注重民生，大力发展农事，后来终于灭掉殷商，建立了周朝。周文王也因而成为圣贤明君，被历代文人骚客称赞。

“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出自《晏子春秋·内篇谏上》，这句话和“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表达了相同的意思。齐景公在位的时候，大雪下了三天还没有停。晏子进宫拜见，景公披着白色的狐皮裘衣对晏子说：“真奇怪啊，大雪下了三天而我竟然不觉得冷。”晏子就对景公说：“婴闻古之贤君，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今君不知也。”意思是：我听说古代的贤德君王，在自己吃饱饭的时候，知道有人在挨饿；在自己穿得暖和的时候，知道有人在受寒；在自己安逸的时候，知道有人在辛劳。君王你现在还不知道民间的疾苦啊！”景公听了晏子的教诲，马上下令拿出衣物和粮食分发给贫寒的百姓。

景公亲政初期，在晏子的辅佐下，虚心纳谏，放手贤臣治理国家，齐国在短短几年内国力大增，人民安居乐业。但是后来，景公贪图享乐、好大喜功，渐渐远离了贤臣，喜欢听阿谀奉承的话，不管百姓死活，横征暴敛，致使民众怨声载道。晏子在和晋国的叔向聊天时说齐国已经到了末代，整个国家恐怕都是陈氏宗族的了。因为陈氏宗族“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也就是说：人民有了疾苦，陈氏马上给予体贴关怀，人民对陈氏也就像对父母那样爱戴，归顺陈氏如同水往低处流那样自然。晏子告诉叔向，陈氏借给老百姓粮食都是大斗出、小斗进，很注意维护民众的利益；但是国君聚敛的财物都已经腐烂生虫，百姓们却还在挨冻受饿。这样的话，陈氏得到百姓拥戴是避都避不开的事情。叔向也说在自己国家，宫室奢靡，百姓却饿冻累累，以至于“民闻公命，如逃寇仇”，即百姓一听到国君的命令，就像逃避仇敌一样。在这段对话里，晏子和叔向都主张国君应该关注民生，关心百姓疾苦，同时强调了“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的重要性。作为当政者，如果没有爱民如子之心，人民自然也不会“爱之如父母”。

我国党和政府多次表示，“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同样，民生问题也无小事。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诚心诚意为人民群众服务，就意味着必须把群众利益看得重于泰山，关心群众的安危冷暖，关心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围绕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来具体落实“执政为民”的方针政策，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如果这方面的问题处理不好，群众的利益被侵占，国家的根基就会动摇。从另一方面看，群众的利益得到了最大化满足，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那么群众就会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才能早日实现。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06-11/25/content_5373151.htm 2006年11月25日

《温家宝：“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

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

2007年3月16日上午，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大会新闻发言人姜恩柱邀请同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当有记者问到有关民生的问题时，温总理这样回答：“解决民生问题要首先着眼于生活困难群体。因为在中国城乡，生活困难群体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特别是农民。一个船队，决定它速度快慢的不是那个航行最快的船只，而是那个最慢的船只。如果我们改善了困难群体的生活状况，也就改善了整个社会的生活状况。解决民生问题还要让人民生活得快乐和幸福。这就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推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记者也许问，什么叫快乐？我可以借用诗人艾青的一句话：‘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

“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这是我国现代著名诗人艾青《窗外的争吵》一诗中的语句。原诗为：

春天：别以为大家怕你，到时候你就得走，你不走大家轰你，谁也没办法挽留。用不到公民投票，用不到民意测验，用不到开会表决，用不到通过举手。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去问南来的燕子，去问轻柔的杨柳。

艾青是我国著名诗人，他的诗质朴、凝练、充满想象力，哲理性很强。温总理对艾青极为推崇，曾在多次谈话中引用过艾青的诗句。在这首《窗外的争吵》中，艾青将冬天和春天拟人化，将两者的争吵内容以诗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具体形象，如在眼前。尤其最后一段春天对冬天的控诉，十分精彩。温总理引用的这句“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就是最后这段中的一组诗句。

温总理用这句诗来解释“快乐是什么”，其用意与艾青想在诗中表达的意思极为贴近。这首诗写于1980年，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同时也是左派势力与改革势力斗争最为激烈的一年。有感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艾青才写出了这首《窗外的争吵》。温总理在此引用这句诗想表达的意思是：现如今我国的国家政策如何，广大老百姓是最有体会、最有发言权的。而在众多的民生问题中，人民群众的幸福、快乐才是最重要的。自古以来，民生就是我国历代执政者大力关注的问题，这是一个国家安定团结的根本所在。因而在我国古代的诗文典籍中对这一问题也多有论述。

“夫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出自《三国志·吴书·潘濬陆凯传第十六》，原文是：

臣闻有道之君，以乐乐民；无道之君，以乐乐身。乐民者，其乐弥长；乐身者，不乐而亡。夫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民安则君安，民乐则君乐。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听说有道的明君会努力让民众和自己一起感到快乐，而无道昏君则只是努力使自己一个人快乐。想使百姓感到幸福的君主的快乐会很长久，而只希望自己高兴的君王终究会变得不再快乐并且亡国。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应该关爱他们的生活，关注他们的命运。百姓生活安定君主才会安心，百姓快乐君主也才会快乐。这就和温总理所表达的思想十分相近：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同样是民生问题的重点。

“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这句话出自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颐的《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原文是：“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这句话的意思是：从政的道理、规律，以顺应民心最为根本关键，以使百姓生活安逸为根本，以使民众安居乐业，不被打扰为基础。程颐的这篇《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是写给皇帝看的，程颐能在其中提出关注民心民生的问题，自然是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政权的稳定，十分重要。程颐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理学家，对儒学的弘扬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儒家一直以来秉持着入世的态度，希望百姓安居、社会和谐，而程颐的这句“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就是其治世思想的一种体现，程颐与先秦的儒家大哲一样，认为治理国家最关键的问题是民生。

每个国家无论贫穷弱小还是富裕强大，最应关注的问题都应该是民生问题，因为国家都是由普通百姓组合而成的，能令百姓生活快乐幸福的政府才是好政府，同时也只有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的政权才能稳定，国家的各项政策才会得到更好的贯彻落实。正如温总理所说的那样，所谓民生不仅仅意味着满足百姓的物质需求，在精神层面上同样也需要得到政府的关注，也就是百姓的快乐指数和幸福指数要达标。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加之百姓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这三个条件共同作用，百姓的幸福指数才能越来越高。我国政府正朝着这一方向努力，我国的民众也如同“开化的大地，解冻的河流”一样感受到了这份温暖与幸福。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3月17日 04版 《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2006年11月13日，温总理应邀给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与会代表作经济形势报告。在谈到平时经常读的书时，温总理先后引用了六段诗句，其中就有艾青于1938年写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句话出自被广泛传诵的抒情名篇《我爱这土地》，全诗为：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1938年——中国全民族抗战的第二年，历经“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的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艾青正是在国家遭难、民族危亡的时刻，满含着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对祖国山河及人民的热爱，写下了这首慷慨激昂、深沉悲壮的诗篇。

诗人开篇将自己比做一只历经沧桑、微不足道的小鸟，在国家民族遭遇暴风雨侵袭时，却毫不犹豫地用嘶哑的喉咙为之喊出不屈不挠的时代最强音。这只鸟儿歌唱遭到暴风雨侵袭的祖国大地，歌唱郁结在人民心中那如河流般奔涌的悲愤，歌唱中华民族风一般刮遍大江南北永不熄灭的反抗精神，歌唱最终必将到来的和平与民主、自由与独立。然而，诗人并没有停留在对这一切的赞美与歌颂之中，而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与勇气作出庄严的承诺，将把自己的所有奉献给这片他深爱的土地，连一片羽毛也不留下。至此，艾青在诗歌最后一句中的直接抒情水到渠成、喷薄而出——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祖国大地为什么让我的眼中常常含满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这人民，这国家抱有至死不渝的爱恋！艾青在诗中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深入肺腑、刻骨铭心的爱国之情。

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亡国灭族的深重灾难，数不胜数的爱国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奔赴前线，写下了无数慷慨悲壮、激荡人心的诗句，以表达自己诚挚炽热的爱国之情。维新变法失败后的谭嗣同，在狱中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来表明自己以身殉法的心迹，希望以此来唤醒民众。1942年因为参加抗日运动而身陷囹圄的戴望舒在狱中写下了《我用残损的手掌》一诗，表达的同样是对苦难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文坛巨匠鲁迅更是向来以笔作枪，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而一直努力抗争，写下“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句。正是因为对祖国的热切深沉之爱，使得他们能够发出如此悲愤的呐喊！还有现代诗人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也是在表达自己的拳拳爱国之情。

中华儿女对于祖国人民的真挚热爱之情，不仅仅表现在文学作品中，更多还表现在抵御外辱、保卫国家的前线战场上，尤其是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涌现出了数不胜数的抗日民族英雄，谱写了一篇篇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的壮丽史诗。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杨靖宇，一直活跃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1940年2月23日，由于叛徒告密，抗日联军遭到关东军讨伐队和伪满特工队的包围。在孤身一人、缺衣少食的情况下，杨靖宇用不屈不挠的枪声来回答敌人的劝降，一直坚持战斗到最后直至壮烈殉国，年仅三十五岁。在杨靖宇同志牺牲后，日本侵略者解剖了他的尸体，惊讶地发现杨靖宇的胃已经饿得变了形，里面一粒粮食都没有，只有军大衣中的棉花、雪下的草根和树上的树皮。当时参加围剿的日本军官岸谷隆一郎为之震撼和折服，特意为杨靖宇同志举行了“慰灵祭”。杨靖宇正是因为心中怀有深沉而诚挚的爱国之情和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所以才能够在战争中威武不屈、杀身成仁。也因此，杨靖宇同志成为了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百位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国家而舍弃个人利益甚至生命，从而有那样多的爱国故事让我们扼腕感慨，有那样多壮丽诗篇让我们反复吟咏。那个慨叹着“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对国家人民忠心耿耿却为小人谗言所害，惨遭流放，最终自投汨罗江。“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陆游，在生命垂危之际仍然不忘嘱咐儿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精忠报国的岳飞，为了光复国土，实现南北统一，不屈不挠地奋斗了一生，展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爱国精神，成为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爱国楷模和民族英雄……不管哪个时代，我们都能找到为国捐躯、舍生取义的英雄。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国亡被俘之后，没有接受元世祖给的高官厚禄，而是宁死不屈、杀身成仁。他就义前写下的《过零丁洋》一诗也成为他一生事迹的真实写照，其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句更是被后世广为传诵。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文天祥的另一首词，更能够清晰地体现他对那份国家坚定不移的信念和为之誓死奋斗的决心。这首词中有一句是“世态便如翻覆雨，妾身原是分明月”，文天祥是以妇人的忠贞自比，表明自己将会永远忠于南宋，不会投降元朝。

中国有句成语叫做“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意思是打翻了的鸟巢下不会有完整的鸟蛋，借以比喻当整个国家和家庭遭受劫难时，妄图保全自己个人是不可能的。国家就像能够为个人遮风挡雨的大树，是个人幸福和快乐的必要前提。因此，当国家遭受战乱时，我们应该像艾青诗中所写的那样，即使卑微如小鸟，也要“用嘶哑的喉咙歌唱”。现在中国处于和平与发展时期，这并不意味着就不再需要爱国精神和奉献精神，相反，只要每个人做到舍小家为大家，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就能够促进国家的稳定发展。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1/28/content_5403392.htm 2006年11月28日

《温家宝：同文学艺术家谈心》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2010年6月25日晚上，温家宝总理来到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看望浙大师生并与大学生亲切座谈。当一位大三学生对温总理说他想从政，希望温总理给他一些建议时，温总理说道：“有一句话大家可能很熟悉：要做事，不要做官。人生的目的是要为老百姓做事，无论是做哪一行，都要用你的专长为人民服务，只要你为人民做了事，作出了贡献，人民都会记住你的。古人张载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官，老百姓是欢迎的。”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出自北宋张载的《近思录拾遗》。天地本无心，有心的是天地之间的人，“为天地立心”的意思是说要为社会建立一套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精神价值体系。“为生民立命”中的“生民”就是民众的意思，“命”是人不同于禽兽的人性，整句话是指要注重教育开化民众。“圣”在儒家传统中指的是那些在人格修养和精神境界层面具有典范作用的君子贤人，“绝学”是指一度中断的学术传统，“为往圣继绝学”就是要继承并发扬古代先贤失传的学问。儒家文化自古便有“内圣外王”的传统，“为万世开太平”就是“外王”的最高表现形式，即为千秋万代开创太平盛世的局面。温总理在回答如何从政的问题时引用张载的这句话，是表明官职不是通向个人利益与幸福的桥梁，而是造福社会，为民服务的通道，表达的是一种为天下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张载是北宋著名的哲学家，理学创始人之一。因为侨居于陕西省郿县横渠而被称为“横渠先生”，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称为“横渠四句”，可见张载这四句话的影响之大。然而更重要的是，这四句话正是张载一生抱负与理想的真实写照与概括。

张载少年丧父，成熟较早，天资聪颖而又勤奋好学，二十一岁时就向范仲淹上书《边议九条》，陈述自己对于边防军事的看法，立志收复失地、建功立业。在范仲淹的劝解和勉励下，他重新刻苦攻读，最终建立了自己的学说，开创了北宋理学。但是，张载没有止步于学问的继承与发展，在中进士担任官职后，政令严明、认真办事，尤其是注重德政的推行和教育的发展，提倡尊老爱幼，关心民间疾苦，深受当地百姓爱戴。在军事方面，张载创立“兵将法”，主张发动民众来抵抗西夏的进攻，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和政治才能。后来因与当时推行变法的宰相王安石多有不合，以及其弟张戬反对变法而获罪，张载不得不辞官回乡，隐居于横渠。但是张载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理想，而是退而讲学著书，并亲自跟学生一起进行恢复古礼和井田制的实践，写下了《正蒙》、《横渠易说》、《张子语录》、《经学理窟》等著作，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

张载的一生可以说仕途并不顺利，其伟大抱负和理想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但是张载能够在做官的时候心系天下百姓，为百姓做实事；在隐居的时候，著书立说，为中华文化添光加彩，因此能够百世流芳。中国自古以来有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百姓的利益，国家的安危而不惜丢官被贬甚至舍弃生命。

明代著名清官海瑞一生两袖清风、刚正不阿，为了百姓的利益不惜触犯权贵，也因此而结怨于人，受到权贵的排挤。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海瑞罢官的故事。明代太师、首辅徐阶的儿子徐瑛鱼肉乡里，不仅侵占民田，还强抢民女赵小兰。小兰的母亲洪阿兰一纸诉状将徐瑛告到县衙，不想官官相护，反而将小兰的祖父杖毙。时任应天巡抚的海瑞微服出巡了解情况后，依法判处徐瑛死罪并且要求退还田地。徐阶买通权贵，妄图将海瑞罢免后再推翻原判。海瑞得知后，断然处斩徐瑛，然后交出大印，罢官回到故里。海瑞宁愿牺牲自己的仕途甚至性命也要为平民百姓伸冤昭雪，执法严明，不畏强暴，正是他自己那句话的真实体现——“不以誉喜，不以毁怒”，意思是说，为了道德的弘扬，人民的利益，不会因为别人的赞誉而高兴，也不会因为别人的诋毁而愤怒。海瑞也因而被后人称为“海青天”，与宋代的包拯“包青天”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