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文汇

回忆余冠英先生

曹道衡 徐公持

徐公持（以下简称：“徐”）^[1]：曹先生，你来文学所时间掐指已将半世纪，应该称得上是文学所元老之一。对于文学所及古代组的情况，你了解很多，另外大家都知道你的记忆力是出奇的好。今天请你来，就是想一起谈谈余冠英先生。余先生去世将近十年了，我们都是他的老部下，都曾得到他的关怀和指教，可以说，他是我们人生成长过程中的一位恩师，惠泽深厚，我们都是他的学生，当然你是我们的学兄。余先生是“文革”之后《文学遗产》复刊工作的主持者，也是复刊后的首任主编。《文学遗产》即将迎来创刊50周年纪念，编辑部打算组织一些文章，来纪念余冠英先生。这也是今天我们谈话的主题。

首先我想问你，你是在何时，在何种情况下得识余先生的？

曹道衡（以下简称“曹”）：“元老”二字我断不敢当，记忆力也很一般，徐先生过誉了。余冠英先生的名字我是早已听说的，但我在到文学所之前，并没有拜见过他。因为当时余先生在清华大学教书，而我在北京大学读书。那时北大还在城里（即“红楼”旧址——编者注）。1953年初夏，我毕业之前，进入“中央文学研究所”实习，那是中国作协主办的一个单位，虽然名曰“研究”，实际上研究的主要是文学创作而不是文学史，我进去之后感到不很适应。当时“院系调整”后不久，听说北大也成立了一个文学研究所，由郑振铎、何其芳先生主持，余冠英先生和俞平伯先生等都调进了所里，我一听说就明白那里是研究文学史的，我很想回北大，到那里去做研究工作。经过努力，我终于遂愿，正式来到所里，那是1953年6月，这也是我认识余先生的时间。你认识余先生应该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事吧？

徐：不错。我到文学所古代组比你晚了整整10年。1964年4月，我从哈尔滨师范学院研究生班毕业，被分配到文学所，进了古代组，认识了组内各位老专家。当然，在此之前我早已耳闻余先生的大名，因为我在大学学古典文学课，首先学的是《诗经》，余先生的《诗经选》和《诗经选译》是老师指定的参考书。我到文学所报到，首先认识了邓绍基先生，当时他是古代组副组长，主管日常事务。第二天，邓先生通知我去参加力扬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我未见过生前的力扬先生，正犹豫去是不去？邓先生说：“去吧去吧，大家都去的，那里缺人手，你可以去帮忙布置，搬搬东西什么的。”我说：“可是我没见过力扬先生呀！”他说：“去了不就见到了嘛。”我愣了一下神，便答应去了。灵堂设在同仁医院，从学部去不远，那天清早，我就跟着王水照先生，还有所里管行政事务的同志一起去了，在那里先帮忙搬运东西，后来便站在门口小桌旁，请所有前来参加告别的宾客签名。古代组除了两三位很老的先生外几乎都到场，在那里我初次见到余冠英先生。邓先生只是将我简单介绍给了他，没说什么话。他俩当时很忙，胸前戴着小白花，站在灵堂门外，与所有陆续前来吊唁的宾客们握手致意。我的第一印象是，余先生高大魁梧，身体健硕，语言不多，表情严肃（与场合有关）。我初识余先生的经历没有什么史料价值，倒是有一点出其不意。还是回来请你谈：在北大文学所时你与余先生的交往情况。

曹：刚到所时，我是被分配在民间文学研究组的，而余先生是古代研究组的组长，因此我很少有机会向他请教，只是所里开会时才能见到。1954年春天，我被调到古代组，兼做《文学遗产》编委会的秘书，经常代编辑部和北大各位编委联系。那时余先生住在北大镜春园，我的宿舍在健斋，距离很近。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经常到余先生家，余先生平易近人，对青年十分关心和爱护，打消了我见老先生的顾虑。当时有关《文学遗产》稿件的处理问题，我自觉没有把握的，就向余先生请教，他很热心，几乎有求必应，我得到他很多的教益。

徐：打断你一下，当时《文学遗产》的负责人是哪位？是陈翔鹤先生吗？

曹：《文学遗产》当时是《光明日报》副刊之一，开始时主编就是陈翔鹤先生，起初编辑部在作家协会，城里东总布胡同；后来将编辑部调入文学所，办公地点移到中关村科学院。中关村离北大很近，来往走路不累，我一天可以走好几趟。那时余先生正在编《诗经选》，有时我到余先生家，余先生经常给我谈《诗经》中的问题，记得有一次，余先生曾经把《魏风·园有桃》和《王风·黍离》作了比较，以为传统的说法认为《黍离》“愍周室”的说法未必可信，其主旨可能与《园有桃》相近。当时对我启发很大。我那时也知道《毛诗序》和朱熹《集传》对《诗经》的解释未必可据，但对有些诗的篇义，怎样理解，觉得很难解释。听了余先生的讲解，才觉得孤立地理解一首诗有时确实很困难，用一些内容相近的诗进行比较，确实是一个好方法。那个时候我虽到了古代组，但领导规定我的研究方向是小说，具体的任务是研究《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但是我觉得自己对唐以前的文学还稍知一二，对元明清文学更为生疏，所以在一次会上提出可以不可以转到唐以前文学的研究中去？经过领导研究，同意了我的想法。从此我就在余先生的具体指导下工作。这是1956年的上半年。

这时候，我们古代组的同志每逢星期一的下午，都要到燕东园何其芳先生家开会，讨论作品，逐篇讨论。实际上这是一个“读书会”。当时何先生、余先生都参加，还请先师游国恩先生参加，我在那个场合，当然完全是一个学习者，只是作为学生在听老先生们讲解。余先生讲《诗经》，一方面不赞成拘守《毛传》、朱熹之说，另一方面也不取一些怪怪奇奇的偏僻说法。这更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做学问要实事求是，既不能囿于前人的成说，亦不能故作怪论。现在想来，三位老师当时的教导，使我终身受用。而那种每周开一次、有连续性地专门讨论某一部书的读书会，我觉得好极了。

我的研究方向转向唐以前的文学后，向余先生请教的机会就更多了。那时我的业务情况是对先秦知道一些，对唐还有些了解，但对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很缺乏知识，再加上受了当时流行的“左”的思想影响，认为六朝文学是什么“形式主义”“唯美主义”，所以不肯下功夫去阅读。针对我这种情况，余先生经常和我谈魏晋南北朝诗的问题，有时他先不说出自己的看法，而是问我对某首诗或某个问题的看法。那时我读的作品很少，读得也不认真，所以往往答不上来。几次以后，我渐渐地感到自己这方面的知识太差，才开始用起功来，细读《文选》《水经注》和陶、谢诸大家的集子。我的研究工作的重点转向魏晋南北朝方面，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余先生在谈业务的同时，有时也和我讲起抗战时期在昆明的情况，他讲到那时在内地，书很少，要用功，只能先从读史下手。这一点对我触动很大。我本来对历史就很有兴趣，因此下决心通读正史。原来我在大学毕业前，曾点读完《史记》《汉书》《后汉书》的一部分。后来到作协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就没有点读下去，到北大文学所后，在民间组及研究小说的期间，也没有重新捡起来。听了余先生的话，我又决心在这方面继续下功夫。可惜的是那时有一系列政治运动，读书只能时断时续，直到1964年“四清”下乡之前，也只读了《后汉书》《后汉纪》《三国志》。其余几部史书都是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才开始用功读的。我先喝两口茶，你来说说受到余先生教导的情况吧。

徐：我领受余先生的指教时间较晚，具体来说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我刚到所时的研究方向是先秦文学，这你是知道的。我在学生时期重点学的是《诗经》《楚辞》等，来所后我曾将自己不成熟的习作送呈余先生请教。记得那篇文章名叫《诗兴发微》，意思是将《诗经》中“兴”的微妙意义，作一些发掘，想提出一些与前人不同的独特意见。当时我很年轻，才24岁，很得意这篇文章。余先生看了文章，不久便约我在他家谈了一次话。这是我第一次到余府，当时他住在东四头条201号大院（你也住那院子里），他家是大院中的小院，有围墙与其他人家隔开，小院并不小，院内种了一些花草，还有几株向日葵。院内靠北有五间正房，外加两间东厢房。正房的靠西两间是客厅，里面安放着沙发茶几等。那房子稍矮些，不过房内铺设着地板，收拾得很干净，气氛颇是温馨。余先生对我的习作表示了鼓励之意，说“你找的材料不少，很用功啊！”“有些想法很不错，别开生面，很有些启发意义啊！”“文字也精炼”。接着就给我提意见了。他先说：“你这文章，逻辑推理之余，想象力也很丰富！你是不是受了闻一多先生的影响？”我听了此言，心头一惊。因为我这文章正是在闻一多《古典新义》等著作的影响下产生的，余先生这句话，触到我心坎里了。我只好老老实实承认，说：“是的是的，我读过闻先生的著作，觉得他的研究做得真好，令我十分佩服。”余先生见我承认了，便进一步说：“闻先生的研究，确实很有成就，也很有特点，文采斐然，值得学习。但真要学他是不容易的，而且需要小心。闻一多知识很丰富，又有才气，他对问题常常发表一些新鲜见解，其中很多见解是正确的、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但是也有些只是他的一家之言，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证实。例如他说屈原是‘弄臣’，有不少同行就不能接受。至于他的研究方法，表面看他的研究运用了不少新的方法，例如比较语言的方法，考察民族文化演变的方法，等等，他还有一个大的特点，就是充分运用想象力，配合他的逻辑推理。但是必须看到，闻一多的古代文学研究，实际上还是以旧学根底为基础的。他的旧学功底很深厚，如果没有他那样的根基，发挥想象力就会有危险，会误入歧途。”他针对我的习作文章说：“你这文章里，有些结论想象力很好，看上去你的见解似乎有道理，但是没有充足的材料为凭借，你就很难叫人心悦诚服地接受你的论点。”他又补充说：“何其芳同志自己也是诗人出身，但对闻一多的研究就有看法，认为他有些想象过头了，证据不足，观点可供参考，但未必可靠。”余先生的这一番指教，真是击中要害，因为我此前确实对闻一多《神话与诗》《古典新义》等著作很着迷，尤其对其中《匡斋尺牍》《说鱼》《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等篇读了不止一遍，对于这些文章中表现出的境界，非常神往，很想走他的研究道路。经余先生这一番点拨，我自己感到清醒了许多，知道走闻一多研究道路的难处。谈过话之后，我很庆幸自己能够在余先生这样一位学界老前辈的领导下工作，自己今后多向他请教，可以少走许多弯路，专业水平一定能够得到提升，当时的心情是很振奋的。不过当时是1964年、1965年，已经是“文革”前夜，政治运动不断，又是去安徽搞“四清”，又要到北京郊区劳动，挖京密运河等，精力很不集中，专业工作也难以进展，接着就遇到了“文化大革命”。

到了20世纪70年代，我的方向转向汉魏以下。往下转的原因有些偶然，那时正值“文革”后期（1974年），社会上搞“评法批儒”，所内尚驻有“工宣队”，组织大家搞“评法”或者“批儒”。我与古代组的另外三位同事一起，被指派参加一个“曹操小组”去“评法”。这是个“三结合”小组，组内还有铁路局的三位工人师傅，中华书局的一位编辑。当时我对曹操不熟，也有些怕麻烦（要每天跑到西四护国寺一个招待所去看书讨论），去了两天，就感到挺没劲的。到了星期天，我前往朝内市场买菜，顺便就去了东四头条胡同余先生家，对他说起此事，并问他我“该不该去”的问题。他听我说了情况后，沉吟了一会儿，便说：“既然要你去，你顶着不参加也不好，是不是？反正现在没有别的事好干，你不妨去参加好了，熟悉不熟悉没关系，就当作扩大一下知识面也好啊！”说完，又接着说：“其实研究先秦文学，虽然有许多问题有待发掘，但从文学角度说，那材料毕竟有限，真正的文学家也少了一些，就屈原、宋玉他们几个人嘛，按照鲁迅的说法，那文学的自觉性还没有充分表露出来，我们研究的领域就未免狭窄了一点。你趁这个机会打开一下视野，不也是很好的吗？”听了余先生的意见后，我觉得有道理，便不再犹豫，便抱着“扩大知识面”的想法，继续去参加“评法”小组活动。虽然每天挤车，朝出夕归，来回奔波，中午不休息，就在招待所食堂吃饭，相当劳累辛苦，但我与几位同事一起，坚持了好几个月，而且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那里我真的把一本《曹操集》，五本《三国志》，还有一套《晋书》读得相当熟，《三国志》都被我翻烂了，我又去新买了一套。从此我自曹操而曹植，由曹植而其他建安作家，再到两晋文士，逐渐扩张，在魏晋文学领域里安家落户。可以说，我从先秦文学转到汉魏六朝文学，余先生是起了引领作用的。自那时开始，我就有意识地把余先生的几部著作如《乐府诗选》《汉魏六朝诗选》《三曹诗选》收集起来，加上黄节的几个选本如《汉魏乐府风笺》《曹子建诗注》，还有古直的选本，拿来一一对照着读，这些书中的知识，遂成为我重新学习的基点。记得当时黄节的《魏武帝魏文帝诗注》还没有新印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本是20世纪80年代初才印行的），我在图书馆里怎么也找不到，便只得又去余先生家求助。余先生听了我的要求，二话不说，立即从他的书架上抽出一本给我，说：“拿去看吧！”我接过一看，那是一种线装式样的排印本，应该是20世纪30年代的本子。我喜出望外，如获至宝。当时没有什么其他工作任务，所以我几乎是全部心力都用在这几部书上，愈读愈觉得有意思，颇为投入了。产生了兴趣，下面的事就好办多了。余先生对你在读书方面有什么具体的指导？

曹：余先生知道我读史还肯下些功夫，但对艺术鉴赏的能力很差，再加上我受“左”的思想影响较深，所以经常给我讲一些作家的艺术特点。例如“文革”前，我对谢灵运评价不高，总觉得他是个高门士族、大地主，不敢多加肯定。但余先生多次向我指出：“大谢不能否定。他是语言大师，他在诗歌语言方面的贡献，是要好好体会的。”除了谢灵运，余先生也常和我谈到颜延之。余先生对《汉魏六朝诗选》中仅选《五君咏》3首，并不很满意。当时我觉得有《五君咏》就够了。但余先生认为《五君咏》只能代表一个方面，却不能显示历来人所重视的颜诗特色。只是为了顾及读者的需要，余先生才没有选录颜延之的其他作品。谈到颜延之，我那时对他评价也不高，认为颜延之与陆机的诗都有些板滞。余先生对我说：“不能这样绝对地看，仔细体会的话，颜延之的诗虽学陆机，但在技巧上有发展，手法比陆机老练。”有时，余先生还跟我讲到江淹和鲍照，我当时往往扬鲍抑江，余先生对我说：“不然。二人特点不同，鲍遒劲，江深沉。”我后来仔细再读江、鲍的诗，体会到鲍照更接近左思，江淹更接近阮籍，确实是一个刚劲，一个深沉。除此之外，余先生还多次讲到谢朓，对谢朓评价甚高。

徐：余先生有没有给你讲过唐诗？

曹：讲过。他对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唐诗选》，几乎每一页都反复推敲，例如对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一首中“游蜂戏蝶千门侧，碧树银台万种色”两句，余先生的解释就与过去各家都不一样，他指出：“游蜂”两句是“借蜂蝶的眼写那些一般人所不能看到的宫内景色”（《唐诗选》上册，第17页），现在想来，这解释显然比前人高明。因为封建社会的宫禁之地，一般人是不可能见到的，而飞舞的蜂蝶却不会受到阻拦，自不难看到宫中“复道交窗作合欢，双阙连甍垂凤翼”的景象。像《长安古意》这样的名篇，我们过去大约读过好几遍，对这些诗句往往熟视无睹，不求甚解，及至见到余先生的解释，才觉得顿开茅塞。这样的例子，不但说明余先生艺术分析及鉴赏力的高妙，而且也说明他对选注工作的极端负责精神。在《唐诗选》的编注过程中，余先生对好多作品都作过细致的分析。例如有一次，我到余先生家去，他正在对李颀的《送魏万之京》中“昨夜微霜初渡河”一句作注，我觉得这首诗并不费解，“昨夜”句中也没有什么难字和僻典，似乎用不着花这么多工夫。但余先生考虑的不光是要注释得正确，还要使读者能更好地体会到诗的妙处。这种对读者极端负责任的态度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余先生对唐诗也正如对汉魏六朝诗一样，很注意辨别各家风格的异同和承上启下的关系问题。例如，我们谈唐诗，常说“王孟”，有一次余先生问我：“你说王维和孟浩然有何区别？”我对这两家诗虽然都读过，但这问题却答不上来。余先生说：“不一样。王维厚，孟浩然稍薄。”我回去再取王、孟二人的诗细细体味，才觉得余先生说得真精妙。“文革”前，我和不少人一样，对梁陈“宫体”，只是一味否定。有一次余先生对我说：“对梁陈宫体，恐怕还要仔细研究，不能全盘否定，因为像李贺的一些诗，显然受了梁陈宫体的影响。”当时我觉得这问题不好办，好在自己研究范围只在隋之前，可以回避不谈。这几年比较注意探讨南北朝文学的问题，也重读了李贺的诗，才更觉得余先生话的深刻。

徐：余先生在艺术理解方面确实很有功力，常常能够抉发出他人所忽视或者未能理解到的含义，提出自己的精妙见解。他解汉乐府歌辞《善哉行》为“宴会时主客赠答的歌”，解《平陵东》为“义公被官府所劫，勒索财物”等，都是直接从歌辞本身去体味，排除成见，然后提出与旧说不同的说法，得到学界的普遍接受。又，乐府《艳歌行（南山石嵬嵬）》，旧说以为民间女子被采充后宫，自伤别离之作，意思虽好，但不符合作品原义；又如《白头吟》，旧说以为是卓文君所作；《梁甫吟》，旧说以为“诸葛亮所作”；对这些作品，余先生都从诗篇本身出发，指出旧说的不合理，认为是“误解生出来的误解”，同时提出切合原诗的正面意见。以上都是我从他的书里看出来的。此外我也当面听他谈过这方面的例子。有一次我在他家听他说到何逊的名篇《送客》诗，他说：“这篇作品前半写行客惆怅情怀，后半写江上凄寒景象，过去一般解者都以为这是诗人送客之作；但是何逊集子内还有另外题作《相送》的5篇诗，从内容看，那5篇都是写何逊辞别送行者，而非送他人行的，由此联系起来看，可以认为何逊写这诗是他自己上路，辞别送行者。”余先生说：“这些都是诗歌的微妙之处，牵涉到每个诗人的写作个性和习惯，稍予疏忽，便难以觉察。所以读诗要非常细心。”这应当认为是他的多年研究心得，对年轻学子富于启发意义。令人佩服的还有他关于“泰山”一语的解释。在两汉魏晋诗歌里，这个名词出现甚多，历来说诗者都如实理解，认为就是那座著名的东岳泰山而已。但余先生却发掘出了它的深层含义。这是他在解释曹植《杂诗（之六）》时提出的，他针对诗中“拊剑西南望，思欲赴太山”句，说：“‘赴太山’，犹言‘赴死’。汉以来迷信人死后魂魄归于泰山，古乐府《怨诗行》‘人间乐未央，忽焉归东岳’，应璩《百一诗》‘年命在桑榆，东岳与我期’，刘桢《赠五官中郎将》也有‘常恐游岱宗，不复见故人’之句，可见汉魏人惯用这种说法。旧说从地理和时事解释此句，多牵强。”（《汉魏六朝诗选》）余先生这里的解释非常精彩，可以说是他拨开了在此问题上的千年迷雾。旧说多不可通，如黄节解此句说“心随操而东也”（《汉魏乐府风笺》），意谓当时曹操正东征孙吴，曹植心里想要跟曹操一起出征。这说法与原诗辞意不合，难道可以将“泰山”比作曹操？或者将“东岳”比东吴？须知从曹氏根据地邺城出发，东岳泰山与吴国不在一个方位上，东征吴国也无须绕道泰山。后来我读西晋诗，发现又有一些同样的“泰山”用法，可以证实余先生论断的正确，如陆机《太山吟》中的“幽涂延万鬼，神房集百灵。长吟太山侧，慷慨激楚声”等句，简直可以拿来当作余先生之说的注脚。后来我曾把陆机这条材料给余先生说了，他听后笑笑说：“对的，对的。”

曹：对呀！我看你这可以算是学习了余先生著作所做的“举一反三”。

徐：余先生具体指导我写论文，已经是“文革”之后了。那时我正读曹植的诗歌，读到《白马篇》，忽然觉得诗中的描写怎么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仔细一想，我明白了，它与我前不久读过的《三国志·任城王传》中的一段文字，颇为相合。我赶紧把两者对照着看，竟发现彼此真的非常接近，两段文字所写的似乎就是同一个人。我当时很兴奋，但心里没有把握，首先想到的就是应该去请教余先生。我就带着书到余先生家去了，向他陈述我的“发现”，说：“曹植《白马篇》中写的那个‘游侠儿’，好像是他的哥哥曹彰。”余先生开始有些怀疑，说：“是吗？我看看。”他接过书反复对照着看了一阵，然后脸上露出笑容，有些激动地说：“哎！真是的！妙呀！”他这样表态，我当时感到不知所措。作为老前辈，他的学问我们不敢望其项背。我只能理解为这是虚怀若谷，奖掖后进。他接着就说，你这意思可以写进文章里去的，你写吧。我很快就写出了文章，这就是《曹植诗歌的写作年代问题》。写成后，我又把稿子送到余先生家请他过目，他对文章提了一些修改意见，然后说：“你这文章基本可以了，我看就投给中华书局的《文史》吧。”后来这文章果真在《文史》上发表了，它是我在“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曹：余先生指导年轻人，很注意因材施教，不专重某一方面，强人所难。例如我在艺术鉴赏方面能力较低，而读史则还肯用功，因此余先生虽常常和我谈一些作家艺术特点的问题，但从不强求我写这方面的论文。相反地，我在“文革”以后的第一篇论文《试论汉赋和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就是余先生给我出的题目。那是1977年的秋天，有一次古代组聚餐，余先生对我说：“你近来对辞赋很有兴趣，是不是试着写篇文章？”我当时心中无底，尽管读了一些书，也搜集了一些材料，但经过“文化大革命”，一直没机会写文章，觉得很困难，曾经开了多次头，仍写不好，最后终于写成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写成以后就送给余先生审阅，余先生在审阅中还对好几处的内容和文字提出了意见，例如文中说到汉赋对唐代杜甫、韩愈等人诗歌的影响一段，就是余先生叫我联系的，我的初稿只谈到太康诗人和南朝谢灵运等人。为了联系唐诗，我还专门重读了杜、韩二人的诗歌。这篇文章中谈到庾信等人的小赋中有不少五、七言句子，我认为也是诗赋互相影响的例子，但只说到对唐初诗歌有影响，至于具体点出“沈宋”“四杰”的歌行，也是经余先生提醒后加上的。余先生当时对我的文章给予了不少鼓励，使我坚定了信心。经过“文革”之后，我之所以能够重新鼓起勇气从事研究，正是由于此文的成功，而此文写作之初，正是在余先生鼓励下开始的。

我对北朝文学的研究，也是在余先生的支持和鼓励下开始的。那是1977年至1978年，我通读了《晋书》和《魏书》之后，感到过去写文学史的南北朝部分总是只讲南朝，很少谈到北朝。当时我想：这种做法应该改变，即使北朝没有什么作家，也应对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作出解释。再说我那时已经搜集了一些史料，证明在“十六国”时代和北朝时代亦绝非全无文学活动。这时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的一些人正酝酿做唐宋词的选注工作，要我参加。我推辞不干，原因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岁月蹉跎已久，再不认定一个研究目标努力，就会一事无成。为了此事，还和个别人搞得很不愉快。于是我就去见余先生，说出不参加“唐宋词选注”的原因，同时把研究“十六国”、北朝文学的设想向余先生作了汇报。余先生对我的设想很支持，并且要我做完十六国文学的研究后，继续研究北朝文学。这样就解除了我受到的压力，专心做《十六国文学家考略》的工作。这篇文章写了两万多字，写完后请余先生审阅后也投给《文史》发表。这篇文章发表后，余先生又鼓励我接下去探索北魏及北齐、北周的文学情况。当时有些人对此有非议，认为这不是研究文学，而是研究历史和文献。但有余先生的支持，我还是做下去，写了一些关于北朝文学的论文。正是这个时期的研究，为我后来一系列的研究工作打下基础。应该说，正是余先生指引我走上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道路，也正是余先生始终给我支持和鼓励，坚定了我的信心。余先生的关怀和教诲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徐：余先生在文学所的研究工作，很大部分是做古代诗歌选注。他的几部选注质量高，影响很大。不了解余先生的人可能会觉得不理解，他为何拿那么多的精力，投入选注工作中去？其实余先生这样做，有当时的特殊社会背景和条件。在20世纪50年代，百废待兴，政府号召正面继承文化遗产，建设民族新文化，不少专家都投入普及古典文学知识的工作中来，包括俞平伯、游国恩、钱锺书、冯至、胡云翼、王伯祥、苏渊雷、唐圭璋、王季思等许多一流专家，都曾悉心做这项“选注”工作。而这工作也看怎样做，做得好，同样对学术有贡献。例如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就是一部公认的学术质量很高的著作。余冠英先生同样如此。余先生的学术成就，还包括对理论的关注和重视。这方面他的著作不多，所以不大为人所知。但是他在这方面水平也很高。我在读他20世纪50年代写的一篇书评文章中，看到了他在理论方面的修养。他曾评论过陆侃如、冯沅君合著的《中国文学简史》，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他在文章中指出：“文学发展是人民生活发展的一个方面，和社会一般发展是紧密联系着的，但是社会变化反映到文学上来，有时快，有时慢，有时显著，有时不显著，因此社会一般发展的阶段未必和文学发展的阶段完全一致，彼此不是‘步亦步，趋亦趋’，丝毫没有参差的，我们研究文学的发展一定要充分估计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前提条件，但直接的对象是文学本身。因为文学有相对的独立性，它的发展不能不受其自身所固有的客观规律所制约，所以考虑文学史的分期必须注意文学本身的特点，符合文学本身的新旧代变的实际情况。”当时正处于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高潮，文学史研究中的“阶级观点”正受到普遍的“运用”，许多人都以阶级社会发展史的阶段论来“套”文学史为时髦，余先生提出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反对庸俗社会学和机械唯物论，无疑属于“逆潮流而动”的行为，这就需要深刻的知识、理性的头脑，更需要坚持真理的勇气。文章还批评陆、冯著作中“提出的一条公式”，即“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是这时社会最本质的现象，必然成为这时优秀作品最基本的主题”。余先生认为：“这条公式不是从具体史实概括出来的，仅仅是著者想当然的臆断。”他进一步论证道：“不但在秦汉间，就是在整个封建社会的文学里，像《水浒传》那样以表现农民和地主的矛盾为主题的作品也是极其稀少的，有些作品只是曲折地反映了这一矛盾，许多作品并不反映。”最后他得出结论说：“我们如果像要求现代革命作家似的要求古代文人自觉地表现社会主要矛盾，那是要落空的。我们的现代伟大作家鲁迅在他的小说里也不曾直接写过工人。难道能因此菲薄鲁迅，而怀疑他的作品的价值么？”这样的观点不能不说超越了当时一些著名文学史家。同类观点的再度提出并得到学界认可，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了。余先生在这里的思想和识见，我认为都有过人之处。所以我说，在一般人印象中，余先生不大谈理论，他在理论方面也确实没有发表许多文章，但这不等于他没有自己的文学史观，其实他的思考相当有深度。他是一位文学史家。

曹：很同意你的见解，他是一位有自己思想的文学史家。在20世纪50年代，能够对文学史问题作如此深入思考的学者，确实不多见。这是余先生学识的另一方面表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 本文为谈话记录，谈话时间在2003年12月某日上午，地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办公室。当时文学所正策划纪念《文学遗产》创刊50周年活动，徐公持遂邀约曹道衡先生对谈，回忆老一辈著名学者、本刊前任主编余冠英先生。谈话之后，即由徐公持整理出草稿，交曹先生过目修订，并增补若干内容，再交由徐公持定稿。稿成后，因情况变动，未能及时发表。2014年适逢《文学遗产》创刊60周年，编辑部向新老编委及相关专家发出通知，策划出版纪念文集，征求纪念文章。徐公持遂响应约请，检出旧稿，交付刊出。然而曹先生已于2005年罹疾谢世，不能亲睹本文刊出，是亦人生遗憾也。十年一觉，本文之发表，不特纪念余冠英先生，亦寓怀念曹道衡先生之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