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吉满心欢喜地来到东京。到大学注册的时候他确认自己已经被东京大学录取,东京大学是日本所有大学中的佼佼者。他的生活开启了一个新的光辉篇章。他想到教育至上的爸爸一定会为儿子在这里读书而感到自豪。
他发现大学生活比他料想的更加惬意。他喜欢听课,喜欢见到其他同学。漫步在校园中,本吉没有注意到建筑物失修的情况,也没看到无人行走的场地杂草丛生的情景。
本吉主修经济学专业,日本大学生在参加入学考试之前就已经选好专业。英朗石田是经济学三年级学生,他比本吉早两年,是芦屋高中学生自治会主席,他推荐这个专业。“现代经济学是一门借助数学和统计学分析运用理论和逻辑研究经济的学科。”他强调这门学科的重要性在于“帮助我们恢复遭受战争创伤的经济”。
但对本吉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他相信经济学作为有效的工具,能帮助他找到长期贫困、饥饿以及所有其他苦难的原因,就像他在曼谷、神户、芦屋等许多地方看到的那样。在所有这些地方,他看到很多特别贫困的穷人和少数富人形成鲜明的对照。他认为经济学将会帮助他做些事情,以缩小人们在收入和财产上的差距。因此本吉注册了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两门预备课程。
几个星期过后,本吉碰到了实际问题,他的经费负担让他感到万分焦虑。他知道在这点上他需要兼职做工,因为他的生活补贴是远远不够的。他想他要设法靠那点点储蓄熬到找份合适的收入好的工作。然而他没考虑到东京的物价比芦屋的高,而且他以前不用买吃的。他来到大学服务中心,可是那里所有的工作都和他的课程有冲突,他都没法做。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的负担越来越重,严重的经济现实渐渐抑制了他的欢乐。
他得赶紧做点事。可是能做什么呢?
本吉想到他最大的一笔开支是寄宿费。他来到东京很快就发现校园附近一个年久失修楼房的二楼,有个小榻榻米房间只有九平方米,房主是位温和的寡妇,丈夫死于战事。榻榻米很旧,被褥破旧但很干净,住在这里就是说可以省下坐车的费用。他谈妥了,租金合理,住进这种条件的房子不可能再便宜了,他还是没能省下寄宿费。
本吉拖着不买大学校服。他在芦屋旧制服上别上东京大学金属校徽,校徽上印有银杏叶的标记。他只买了不可缺少的课本,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他把纳豆(豆酱)作为主要蛋白质来吃,常常不吃午饭,用盐水刷牙,甚至尝试用碎玻璃片刮脸。在维持身体的情况下没有比他更节俭的了。
他悟出了要想成为经济学家的必要条件:如果不能降低货币需求,就必须增加供给。由于学生服务社没有适合他的工作,他就到附近面包店找活干,以为他们会需要一个有三年经验的兼职帮工。可是他们都说本吉能做的他们用学徒来做,或是家里的劳力足够了。
他在校园附近公告牌张贴的小广告上选了一份工作,就是在位于大学以北二十分钟路远的大仓库里把啤酒桶搬上卡车。实际上这份工作的工钱不错,他知道这是个力气活,可就是时间与上课有冲突。不让人满意的主要是到第四个周末才付工钱。
在仓库里干活比他预想的要吃力得多。每周六天,从下午5点干到晚上8点,本吉和其他三个学生从仓库水泥地上使劲搬起沉重的金属啤酒桶,地刚冲洗过,很是潮湿,他们搬动的铝桶相互撞击或撞墙洒出来的啤酒使得地面更加湿滑。他们在地面上滚动着大小两种桶,有的将近90公斤重,把它们举到外面的卡车上。五月的晚上尽管仓库里的气温凉爽,可是本吉的衬衣在一小时内都湿透了。到晚上收工时候,他满手是泡,肩头疼得厉害。但他还是坚持到了第四周,他很心疼盗用学习的时间,只想着到第四周末可以拿到3240元钱。
尽管本吉合约到期才能拿到工钱,可做一份工就意味着他不必担心吃饭的钱。校园旁一家小馆可以赊账,允许他吃便餐——一碗大麦米饭、一小碟黄色泡菜、一小块烤鱼加青菜,有时候是一小块猪肉加腌白菜。老板是一位中年男子,腿脚不好,他对本吉说他是共产党员,“好的,你可以赊账吃饭,到时候再给钱。等你东京大学毕业后有钱了出名了可别忘记像我们这样的穷人。”
到了第四个周末刚干完活儿,本吉和另外三个学生一起来到码头边上等着拿工钱。他们等了近一个小时,天渐渐黑了,只有小办公室的窗户还透出一点光亮。最后,本吉提出到办公室。他敲敲门。一个白发稀疏的疲惫的男子开了门。
“你们干什么?我就要结账了。”
本吉代表他们几个说:“我们来拿工钱,在这里快等一个小时了。金田先生说今晚给我们工钱。”
“啊,金田……”本吉听到这人的口气不觉泄了气,他赶紧插话。
“没错,先生。我们在等金田先生,他雇我们干四周的活。我们签约的时候他说今天晚上在装货码头等他发工钱。他个头不高,三十岁左右,穿个皮夹克,后面画条龙。”
“啊,你说的金田没错。副经理后藤先生晚班总是没有帮手,他该是看错人了,临时让金田做招聘代理。我只是负责发正式员工的薪水,我帮不了你们。可是后藤先生早就说过让金田发工钱给学生的事,你们现在应该拿到工钱了。”
“什么?金田拿了我们的工钱?那我们到哪里找他?”本吉此刻可是真急了。
“我也不知道。直说吧,你们再也见不到金田也不奇怪。他拿走了你们的工钱,你们唯一能做的,我想就是去警察局。”
会计关上办公室门的时候摇摇头说道,“不好意思,我帮不了你们。”
本吉近乎绝望。尽管他每月都有津贴,他要用来付房租,要还清小馆老板的钱还不够,全算上他就剩下两个十元硬币了。
本吉那天没吃午饭,干了三个小时重活儿,以为会有钱吃顿好的犒劳自己。他知道自己欠着账不能再回小馆了,眼下根本找不到活儿。他真是愁啊,饿着肚子上床睡觉了。
到了星期天本吉让辘辘的饥肠给弄醒了。他饿得连思维都不转了。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花20元钱买吃的。他能买得起的最能填饱肚子的就是有蔬菜和半个鸡蛋的一碗面条。汤能让人有饱的感觉,至少能顶上一阵子。吃完之后就去见大学警察,尽管他不能确信他们能找到金田。警官听他讲述之后说谁都能在校园附近公告牌上贴广告,也没掌握金田或是他张贴广告的情况,警官同意再去咨询城市警察。从讲话的口气来看,本吉认为警官根本就没上心,他决定自己去查。
他查看校园所有公告栏,看还有没有金田张贴的启示。根本就没再看见。没有立即可以找到的职业,也找不到一个熟人能借他饭钱。
他垂头丧气,在校园里走着,不知如何是好。他想到银行账户还存有385元,他打开账户即可支付津贴。可是星期天银行不开门,本吉无论怎样都不愿碰他那一点点存款。如果星期一把钱取出来,他就够花几天了,然后要是找不到兼职工作怎么办,或是真有个急用比如去看医生怎么办?他现在不能花钱了,他甚至一天都没出屋,也没吃东西。最后他去图书馆,尝试读书,可是他又累又饿根本就看不进去。到了图书馆闭馆的时候,他坐在长凳上,试图想清楚要做什么,可是他心灰意冷,想不出什么来。天黑后过了好久,他溜回自己的房间上床睡觉。
本吉睡不着觉是因为太饿了。他的胃阵阵发痛,不由想起他和两个伙伴从东京来到神户后三天没吃东西,他们翻垃圾桶看有没有残留的食物的情景。天快亮了,他要打瞌睡了,这时想到自己可能犯了个大错,应该接受芦屋富有的银行家的供给,做他的养子,那就不用愁大学学费了。
星期一早晨,本吉醒来感到绝望。他去听宏观经济学课,他不想错过这堂课,可是他发现跟不上讲课进程,因为他满脑子都是去银行取150元或是去卖血,他是听一些同学说过卖血的。后来他决定什么都不做,说服自己不要绝望。他怎么着也得吃顿像样的饭,然后再去思考。
他想出个主意。自打星期五晚上就没吃过饭,身体极度虚弱,他还是步行一公里来到一家中型百货公司后面,翻找还可用的大的购物纸袋,用废弃的包装纸把购物纸袋填满。他拎着纸袋来到一家几乎客满的大饭馆。他点了喜欢吃的用几层卷心菜叶包起来的肉饼,一碗大酱汤,还有一大碗米饭。他开始狼吞虎咽,但逐渐放慢速度,这样不至于引起注意,而且他知道长时间没吃东西一下子不能吃得太快。
本吉吃光每一道菜,他要上厕所,便请同桌吃饭的中年男子照看他的购物袋。可是一当进入狭窄的过道,本吉奔向后门尽快逃离饭馆。
他回到校园,试图为自己刚才的行为开脱:“我只是遵循爸爸的忠告。我这样做只是为了活命。如果我得了营养不良以及像三宫的小西、芦屋的井口先生那样的传染性肺结核,那将是生命的最大浪费。”但是他很清楚他这样做是犯罪,他不想成为金田那样的人。他要另找答案。那么是什么呢?他不能马上想出来,因此他去听晚上的德语课,他又开始感觉饿了,饿着肚子上床睡觉。
星期二早晨,本吉在大厅里遇见女房东,她看了他一眼,感觉不大对劲。本吉明白自己肯定是无精打采的样子,她非常热心地询问究竟。他讲述了故事的部分内容。她把他带进小客厅,给他碗剩饭,里面浇上热茶,还有一小碗煮青菜,加上一碟咸菜。他全都吃光了,对女房东千恩万谢,感谢她提供了一顿特别的午餐。
本吉去找大学警察,警察对他说:“当地警察查到了名叫不二雄金田的人并审问了他,但是他说他不知道付给学生工钱的事情。警察让你提出正式申诉。但是联系我们的军官还注意到著名的金田属于当地黑帮,我的感觉是警察不想牵扯到黑帮这种小案子里去。你能肯定想对当地黑帮提出正式申诉吗?”
本吉不抱任何希望,他决定不提出申诉。他知道拿到钱的可能性很小,而且要想从黑帮那儿把钱拿回来简直是虎口夺食。他来到学生服务社,发现那里没有他能干得了的活计。
当天下午,他饿得迷迷糊糊,来到微观经济学课堂,到通常靠近村上太亮的位子突然坐了下来,他喜欢村上先生,佩服他数学上的特殊禀赋。村上注意看了几次本吉,因为本吉肚子咕噜噜叫。下课的时候,村上说本吉是“非典型抑郁”。他以关切的口吻问道,“你还没吃饭?”本吉没办法,只得如实讲述了忧伤的故事以及可怕的经济状况。
村上听着,一句话也没说,他把手伸进裤后袋,拿出钱包。他抽出两张一千元钞票,递给本吉说,“拿着,等你有出息了再还我。别发愁,你能行。”他的笑容饱含着抚慰,“做事情的时候,要确保利息,运用非保障性贷款的竞争市价来计算并调整通胀率。”村上的说笑是想让本吉松弛下来。本吉深感宽慰,心存感激,难以抑制住眼中的泪水,但是村上装作没看见,转向课堂讨论的话题。
村上的钱只能管一时。为了收支相抵,本吉尽量打些零工。他打工唯一的条件就是当日付工钱。他不嫌工钱低。只要有活他就做,到书店开包堆书,到杂货店卸货,往报纸里插广告,上建筑工地搞清理。他一直都在后悔的是把大量读书的时间用来挣钱。在东京日本最高学府靠津贴生活看来是比自己挣钱念完芦屋高中艰难得多。
正当本吉拼尽全力同严酷的现实搏击的时候,英语班同学森有一天来找他:“我看到公告栏上有一个英语通知,说美国基金会正在物色美国留学奖学金的人选。基金会支付路费、学费和生活费。这条件可不得了啊!通知说候选人到美国上大学,必须会讲英语,理解力要好。你说过你将来要留学的,你的英语比我好多了。你一定能行。你怎么不试试?”
本吉立即去看通知。通知上说从那个叫威廉基金会来的艾略特·西格里斯特先生将要对想要竞争获四年奖学金留学美国的学生进行面试。除英语外,要求条件还包括对“促进世界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的热忱,以及作为日本最高学府的杰出学生代表。
本吉二话没说,马上大声念出通知上的电话号码,以及在帝国饭店面试的时间。他希望命运有所改观。
两天后本吉来到东京最著名的宾馆。他走进大厅,看到有五六位外国人,不知哪位是他要见的。他一眼看到一位六十多岁的男子,身材修长,头发花白,戴一副金框眼镜,在本吉心目中这是一位年长的美国教授或博士。这人注意到本吉,大厅内唯一一位日本青年,便向他挥挥手。这就是西格里斯特先生。
西格里斯特先生握住本吉的手,请他坐下。本吉递上他的大学身份证,西格里斯特先生便开始直接进入面试交谈,“面试全部用英语交谈。请用英语回答我的问题。令我失望的是,我见过的很多学生都会读英语而不会说英语。我希望你将会有所不同。”
西格里斯特先生很快发现本吉确实与众不同。他用英语回答问题并不吃力,他讲了他的家庭背景、求学经历以及要去美国读书的原因。按计划半小时的面试时间延长到45分钟还多,一方面是由于西格里斯特先生发现本吉会讲英语,另一方面是由于本吉不同寻常的经历引起他浓厚的兴趣。西格里斯特先生最后说道:“这样吧,小山先生。我把你列入决选名单。多数学生来见我只是出于好奇,其实他们不愿意离开东京,或不愿到别的顶级大学读书,因为他们知道一毕业就能到大公司或政府部门找个好工作。而你则是真心愿意到美国留学,即便这意味着刚入学就要离开这所一流大学。”
本吉这四天坐卧不安,终于等到西格里斯特先生这句话。他和谁都没说他申请的事。说这类八字没一撇的事毫无意义。西格里斯特先生面试了一些东京大学的学生,他说他计划再试试其他大学的学生。最后本吉的住处收到一份电报,请他再去见西格里斯特先生,这次是在美国大使馆。这意味着本吉获得批准还是要做进一步选拔?第二天本吉穿戴整齐,逃过两节课,按照电报规定的两点钟准时来到大使馆。
西格里斯特先生在小办公室热情接见他,本吉认为这间办公室是美国人从某个人那里借来的。问过几个问题之后,西格里斯特先生突然露出笑容并大声宣布:
“很高兴授予你威廉基金会今年奖励日本大学生的两种奖学金之一。祝贺你!”
西格里斯特先生以更庄重的口吻说道:“你考虑一下现在能否确定接受这一奖项,但是我下周末要拿到你的书面接受信。认真考虑你的决定,因为这将改变你的人生。去和能给你建议的人商量。等你完全确认你的决定,把你的英文信通过美国大使馆丹尼斯·阿伯克龙比先生转交给我。”西格里斯特先生递给他写有姓名住址的一张纸,接着说,“他拿到你的接受信之后,就会开始办理必要的证明。”
西格里斯特先生微笑着和本吉握手。本吉想说什么却高兴得说不出一句话。他能做的就是使劲握西格里斯特先生的手并对他微笑。
本吉回到他的小屋里,他不知是怎么从大使馆回来的。他不相信自己这么幸运。他能想到的就是,“我得到奖学金了!我要去美国了!”得到消息后的几个小时里他都处于极度兴奋状态,看不进书,睡不着觉。到了第二天早晨,他平静下来,想到应该照西格里斯特先生的话去做。他知道自己的内心深处是要去美国,可是他吃不准的是他的决定可能更多出于一时感情冲动,而缺失理性的判断。他决定接下来几天要听听同学和朋友的意见以确保不犯大的错误。
本吉听到的意见可分为两种:一种强烈反对,用词毫不含糊;一种全力支持,羡慕之情溢于言表。上完英语课后,他告诉三个同学他已经得到奖学金。森拍拍他的后背说,“对吧,我跟你说过的,你一定行!什么时候走?”
本吉告诉三人说要征求他们的意见,然后再决定去留,三人马上就说出自己的看法。他们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他前程的美好。
服部曾经和本吉在啤酒仓库一起做过工,他说,“你的成功在于你的英语表达能力。你再也不用兼职打工挣那点血汗钱了。拿上美国学位,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你回国就是上等人,你要想继续读研究生,你甚至能当教授!”森强调说:“只有傻瓜才会拒绝到世界最富有国家去的机会。有人告诉我说日本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五!”
内村给本吉打气,“要成为美国真正的大都市人。我国传统习俗太死板了,我们这一代活得憋屈。你回来就会有真正的改观,你回来的话肯定是这样的。”
实际上他征求意见的所有其他同学都热切盼望他到美国去。像大多数日本人一样,他们都对这个八年前打败过日本的国家着迷,熟悉美国的很多事情。他们在电影院看过美国新闻影片,读过报纸杂志上有关美国的文章。每个高中毕业生都能背出美国地理概况和重要历史事件,他们知道华盛顿、林肯和罗斯福。
但是也有人反对本吉接受这个奖学金。极力反对的人中有他德语班上的一个同学,有一位共产主义者饭店老板,有一位饭店老主顾东京大学三年级学生,还有一位马克思主义学生联合会极端左翼学生运动领袖。
德语班的内藤情绪激昂,他不停地反驳本吉接受奖学金一事:“美国就在八年前投放原子弹打败过日本,屠杀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即使我们最终签署和平协议,美国在日本建有许多军事基地,肆无忌惮的美国大兵到处都是,引诱强奸无辜的日本女孩。强权总是有理。如今的日本,贫穷懦弱,做任何事情都要模仿美国的‘民主’,采用美国人拟定的宪法,削弱我们完好的教育体系。但是日本经济很快就会迅速增长,日本将再次成为强国。接着你们就会看到跟在美国身后亦步亦趋的热情就会冷却。我们要重新发现我们都有的文化和制度的真正价值,我们的人民将再次充满自信。你不想成为这里的一分子吗?”
饭店老板说话特别爽快:“今天在日本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恢复经济,让劳动人民过上好日子。小山君,你总是说穷人的日子过得苦,政治家和大公司应该有所改变。因此你必须要做的就是读完东京大学,找份像样的工作,帮助工人阶级改变日本的现状。如果到美国留学,你就是在逃跑。我不喜欢美国,它的所作所为就像是日本的宗主国。但是我跟你说的和我对美国的感受毫无关系。”本吉感觉到饭店老板说的比他同学的逻辑性更强。
激进的学生领袖高松愤愤地说,“如果用美国基金会的钱去美国读大学,你是要被洗脑的。你就把整个人全都卖给资本家了。”他接着不停地说,可是本吉很难跟上他的思维,感觉他是口号多于说理。
听完他们反对自己去美国的话之后,本吉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的理由是以思想观念为基础,而不是从实际出发。然而,本吉认为应该记住内藤说的一句话:“你回来差不多就是个美国人了,你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和外国人交往上你是个有用的人,但是你会发现自己是个局外人,绝对管不了日本的政体或贸易上的事情。”
本吉完全没想到的是,他的女房东也死命反对他去美国。她劝他的时候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求你别走了。你想啊,你到了美国人生地不熟的。到了那儿,你就是他们八年前敌对国的人哪,你不是白人,那你就要受到种族歧视,我听说那里歧视得可厉害了。你可是遭罪啊。你要是我儿子,我绝对不让你去。况且你要是东京大学毕业,人们也恭敬你的,你会找到让人羡慕的好职业。”
本吉感谢她的关心,也认真思考她的这些话。
“我担心你的这个决定过于草率。看看你为读到日本一流大学吃了多少苦。可现在你只是刚上大学,你就说丢就丢,说走就走。你是个人才啊,这样就废掉了!你要是想去留学,为什么不先在这里得个学位,然后再出国留学?”
本吉认为自己到美国读大学学位更为实际,便去找他的微观经济学老师坂口教授,想要了解在美国读经济学的情况。本吉来到老师办公室,老师非常健谈。本吉虽然不能完全听懂老师所讲的有关美国经济学的状况,但即使许多年以后,他仍然记得老师所讲的部分内容,只是本吉后来理解得更为准确。
“新古典经济学,我们称之为现代经济学,自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时代以来发展很快。毫无疑问,美国总是处于我们学科的前沿。约瑟夫·熊彼特是经济史上的领军人物,尽管他是奥地利人,但他还是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创办美国计量经济学会。保罗·萨缪尔森写的博士论文主要是融合了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形成自己的观点而成为当下经典。相反在日本最为遗憾的是我们仍然还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在多所大学包括我们东京大学都具有势力和影响。”最后他极力推荐本吉到美国去:“你要去。这个机会对你来说是莫大的幸运。”
但是即使坚决支持本吉去美国的人也劝他别退学,而是办个休学,以便如果“以各种理由决定回来,你还可以恢复这里的学籍”。他们都说本吉没有语言问题,也没有拿不到学位被迫回日本的各种问题。本吉认为出国是明智的选择,而且不需要成本。
经过三天征求所有认识人的意见,本吉靠在他房间外墙站着,看太阳慢慢落在隔壁屋脊上,思考着人们跟他说的话,审视自己申请奖学金的理由。
他在报刊上看到的以及听人们讲的美国对黑人的种族歧视非常严重。但是他不相信会受到种族歧视,因为自己是白种人。他不相信美国人会歧视他,因为美国和他的祖国最近成为非敌对国家。看看美国战后马上为日本提供食品而不是无视日本人挨饿。即使是给孤儿院送食物的那个警官对本吉也很好,如果一个和日本打仗的士兵对日本人如此和善,那本吉还怕什么美国人?看看他们在努力帮助日本重建并发展经济,而不是对战败国进行惩罚。
本吉并未特别担心美国种族歧视的主要原因在于他跟爸爸见过各种各样的美国人。爸爸的好朋友迈克尔·米德尔顿先生是美国中西部的一位大人物,像他爸爸一样做进口机械设备业务。米德尔顿先生和蔼可亲,善解人意,他总是特意跟本吉聊天。本吉想起了在曼谷认识的其他几位美国人,无论是曼谷认识的还是和爸爸去香港、新加坡认识的,他都想不起来他们有谁因为他不是白种人而歧视他。
本吉清楚记得爸爸说过有关美国和他认识的美国人的情况,那次是20年代末他去纽约和芝加哥做商务旅行。“对美国经济的繁荣,模具业的先进程度,在很多方面都超过德国,我并不感到吃惊。我感到吃惊的就是我发现美国人的宽宏大量,我指的是慷慨大方,心地善良。”
尽管本吉认为他分析在美国受到种族歧视的情况是客观理性的,但是他未能考虑到他孩提时认识的那些美国人有喜欢亚洲人的倾向,否则他们就不会选择到曼谷或其他亚洲城市生活。还有他并不了解美国除对黑人以外的真正的歧视情况。所以他的结论是在很不完备的认识上得出来的。直到后来他才了解到对中国移民的严重歧视,美国国会20年代通过的反亚裔移民法,以及二战期间日裔美国公民拘留营。他如果当时就了解这种背景,是否会影响到他去美国留学的决心。但是他认为根本不会受到影响,理由有两个。
一是爸爸对西方人和西方民主的赞赏。他认为纳粹是一个过去式的出轨。二是本吉在美国要面对的歧视和他在日本看到的以及亲身经历过的歧视相差无几。他在阿佐谷孤儿院的时候,东京人不止一次叫他“外国小鬼子”。在芦屋,他看见过那些被认为不是纯种日本人的人所遭到的歧视。本吉没有亲眼看见小村居民和朝鲜人所遭遇的歧视,即使他们生在日本并只说日本话。他还被说“不适合竞选学生会主席”,因为他不是纯种日本人。就算拿到东京大学学位,他也无法确信自己将来能不受歧视,因为他妈妈是泰国人,还有他爸爸死的方式。从一切他所知道的情况来看,他确认他的背景会影响到他找到如意的工作,还会影响到他想娶的女孩父母的认同。
他认为那些批评他为美国奖学金所蒙蔽的话是不确切的,因为奖学金可保证他摆脱目前经济上的拮据状况。谁不想到世界最富裕的国家里生活?这显然具有吸引力,特别是对本吉来说,他在日本无依无靠,而且直到九岁才来的。但是他不是靠幻想过日子的人,在美国会过上衣食无忧的舒服日子,因为西格里斯特先生说过生活津贴达到基本线,希望接受者得到家里的帮助,本吉当然是完全指望奖学金了。
听完坂口教授这一席话,本吉懂得在美国攻读处于学科前沿的经济学是很美妙的。他还没有幼稚到认为学经济学只是为了帮助世界减轻贫困的程度,但是他相信经济学很重要。他绝对不相信自己会成为反动分子,更别说成为“帝国主义傀儡”。
本吉想起女房东说过他的这个决定过于草率。表面上看似乎是这样的:在刚进入东京大学的时候突然间申请奖学金去美国留学。可如今本吉认识到自己是潜在的移民候选人。日本不是本吉第一个或唯一的故乡。在泰国他生活在一个相对无拘无束的简单社会,他感到谁都不受管制,也不孤独,不用讲那么多面子和礼节。泰国人似乎是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去管社会想要你做什么。他从一开始就发现在日本的生活受到限制。这种感觉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强烈。
还有,他的爸爸是他的榜样,爸爸冒险离开日本,开始去德国,而后到泰国。爸爸总是带他去迎接挑战,无论是每天读书时间的延长,还是学习游泳的方法。他对本吉最后的忠告都是敢于冒险让生活丰富多彩,敢于去挑战未知的领域。
本吉分析他想要离开日本的主要原因是他无法原谅日本军队杀了他爸爸。他知道爸爸确信在战争中的行为是不对的,本吉作为儿子也同意爸爸的观点。可是到了本吉上高中的时候他就能充分理解日本人的观点,他爸爸承认犯有叛国罪,那就是他爸爸失去生命的原因。那只是由于战争。是的,他爸爸的死刑才是他离开日本去美国的原因。
但是就在日本用各种方式把本吉“推开”的时候,正如他爸爸的情形一样,本吉发现美国也正在向里“拉”他。他既羡慕又嫉妒美国这样的国家,这个国家能给予他想要的。总之他要体验它开放民主的方式,就是在寻美国梦。
当太阳落到邻居屋顶上的时候,本吉认识到实际上有两个本吉。一个是在认真思考过去三天里他所听到的和想到的;一个是在无声地呐喊,“当然,听所有人的意见。可重要的是要听自己的心声。你要去美国不是因为对你未来工作、发展以及收入的加减计算,而是因为你要听爸爸的话:‘充实的生命就会有风险,不要走平坦的熟悉的道路,你需要的真正生活是探险,不要惧怕挑战!’”
本吉离开孤儿院的时候不就是听爸爸的话吗?一年之后,在三宫不是这样吗?难道是愚蠢的冒险让他读芦屋高中,接着读东京大学?为什么不再一次冒险越过太平洋?本吉没有注意到太阳已经下去了,他的屋里越来越暗。他自己笑了一下。他已经作出决定,现在体会到了一种坚决和愉快相混杂的奇妙感觉。
第二天早晨本吉用最好的英语认真地写了一封接受信。他用快递邮件送到大使馆负责转交西格里斯特先生的人手上,那人奇怪的长名字是阿伯克龙比。
几天后,本吉收到一封短信,要求他尽快到大使馆办理去美国事宜。他到大使馆的时候,阿伯克龙比先生,一个穿紧身衬衫的大胖子要他填写几份表单并签上姓名。本吉需要借用字典才明白一些法律单词和短语,比如宣誓书“affidavit”和原住所“domicile of origin”,以及他患过疾病的名称。他用罗马字母签名,模仿他看见爸爸很多次做过的那样。接下来他要到附近医院做胸透,因为患有肺结核的人是不准进入美国的。为本吉做X-光检查的医生说,“清晰,没问题。”
那天下午,麻烦事来了。本吉回到大使馆去取X-光照片,阿伯克龙比先生说看来本吉不可能拿到签证赶上九月开学。只有非常有限的日本学生签证名额,现在限额已满。但是阿伯克龙比先生对西格里斯特先生交办的事情非常上心,表示要尽全力去办。他向本吉问一些相关经历的问题,说三天后电话联系。
本吉痛苦极了。就在事情似乎进展顺利的时候又出现了这样的麻烦。如果本吉秋天拿不到签证从现在起一年里西格里斯特先生会给他拨款吗?本吉回去做功课,以弥补他参加面试耽误的课程,可是他满脑子是去不成美国的烦恼。
三天过后,坐立不安的本吉用学生会的公用电话打给阿伯克龙比先生办公室。他为即将要得到的消息而感到紧张。阿伯克龙比先生会为他办签证而做些实事吗?他高兴的是有人告诉他说阿伯克龙比先生认为问题已经解决,让本吉下午到大使馆来。
本吉来到阿伯克龙比办公室,得到的解释是负责办理签证的公务员认定,根据1952年《新移民和入籍法案》,本吉可以从泰国未用的美国移民签证中获取签证资格。本吉对美国官员所作的有关流程的冗长解释难以理解,但是签证员呼叫泰国大使馆让他明白了,接着发电报到曼谷,结果泰国大使馆通知美国官员,“我们确定本吉小山的父亲是曼谷合法的外国居民,其母亲是泰国人。”本吉被告知要几个星期以后才能得到所有的相关证件,但是本吉所关注的一切就是阿伯克龙比先生的陈述:“这意味着你使用分配给泰国的移民签证就有资格进入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