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河工的英子姐

收完山芋，冬天就到了。冬天一到，上河工的人就来了。

毫无征兆地，从四面八方，车辚辚马萧萧，穿着黑棉袄的人一下子就占据了半个曹市镇。他们拉着板车，板车上驮着粮食和铁锨、铁锹、抓钩、扁担，上面插着一面面彩旗，彩旗上写着各个生产队的名称“刘楼”“侯桥”“寺后头”“郭店”“四里庙”……他们在公社门口的空地上集合后，公社书记站在最高处，挥舞着手讲了一通革命形势，分析兴修水利的命脉性意义，然后把各个生产队的人分派到不同的住处。书记的声音，通过竹竿上的大喇叭，在小镇上空颤巍巍地飘着，有些嘶哑，有些亢奋，更有着让人无法抗拒的威严。后来，我去县城，只要一听到警车呼啸而过时车里人通过警车喇叭发出因烟酒过度而嘶哑的声音时，就会无比向往地怀念公社书记在广场上作报告时的场景。

上河工是人民公社时代每个冬季进行的活动，热闹喧嚣，整齐振奋，就是各个生产队自带粮食和工具，对河流进行疏浚沟通，把平原改造成梯田，把平地挖成大坑，再把大坑填成平地。

这一次，来上河工的人被分成了两拨：一拨去疏浚淝河；一拨要把我家门前三条平行的小河挖成一口水塘。

公社所在地，原来是一座二郎庙，因为在镇子的西面，所以叫西庙。我记事的时候，庙已经没有了和尚，成了手工社的铁匠铺。因为屋宇开阔，公社书记就把殿堂改造成了公社的办公室，大殿前面的几间厢房，他叫人用砖墙一围，成了他家的小院。

庙的西面，有两家住户，一家是我家，另一家姓刘。我不止一次听说，我家之所以有弟兄六个，没有姐姐也没有妹妹，就是因为住在庙边上。想想，这样的风水之说也不无道理，庙嘛，住的不都是和尚？姓刘的那一家，倒是有一个女儿，但是在没搬过来之前生的，搬到西庙后，连生了五个，都是儿子。

我家那个院子，有堂屋三间，东厢房三间，西厢房两间（其中一间是厨房）。公社书记和我父亲商量，能否把东厢房腾出来，让前王村上河工的妇女住。

我父亲老实一辈子，公社书记如此屈尊协商，哪有不同意的道理，何况，那时，我大哥就下放在前王村当民办教师，两头得罪不起。于是，父亲就让我们兄弟几个搬到西厢房，东面的三间房子打通，呼啦啦住进20多个妇女。

没有床，但这不是问题。他们的板车拉来的豆秸和麦秸，在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再铺上芦席，一拉溜20多个铺位就出来了，软乎乎的，别提多舒服了。

前王村的食堂就设在我家门口，一个军绿色的帐篷，两口硕大的锅灶，还有两个驼背的老头，平时就寂寂寥寥地忙着。到了吃饭的时候，社员们从河工上撤下来，黑压压的人，盛上半碗菜，手上抓着几个大馍，随便蹲着就吃，讲究一点的，把布鞋脱下来，人坐在鞋上，吃完饭，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和一包烟丝，卷上，用舌头一舔，粘上，一根喇叭状的烟卷就出来了，吧嗒吧嗒抽起来，满脸都是劳作后的惬意。晚上，他们一般吃面条。社员们拍拍身上的泥土，用粗瓷大碗盛上面条，捏几根腌萝卜条，就着灯光吸溜吸溜吃，再嘎吱嘎吱咬一口萝卜，光是那声音，就让人胃口大开，也让人坚定地相信：人民公社就是好，连社员的牙口都那么棒。

英子姐是这群妇女中最年轻的一个，在我看来，也是最漂亮的，圆圆的脸，剪着齐耳的短发，显得干练飒爽。她不像其他妇女那样脸色皴黑，总是泛着白净的光泽，最美的是那一双弯弯的眼睛，任何时候都含着抑制不住的微笑，让人不由自主想亲近她。

英子姐也不像其他妇女那样咋咋呼呼的，她很少说话，却总是在忙碌。每天一大早，挑着水桶去井口担水，不但把她们的水缸挑得满满的，还顺便把我家的水也打了。然后，蹲在我家的枣树下刷牙洗脸，我印象当中，在这群妇女中，她是唯一一个每天早上都刷牙的。迎着朝阳，英子姐头发微微晃动，阳光就在她的发丝上闪着金光。她用一把桃木梳子，细细梳着头发，梳子从头顶滑过发梢，发梢处倏然起伏，如同一只调皮的松鼠，我的心也跟着晃动一下——在还没有上学的我看来，英子姐就是美丽的神仙姐姐——她脸上的绒毛，细细柔柔，无风也是波澜。

我曾跟着英子姐到工地上去看过，那么高那么远的河堤，用铁锹斜斜地切出一个个阶梯，到处是劳作的人，一派热火朝天的场面。河底，青壮年负责挖黑黢黢黏糊糊的淤泥，年纪大的男人和妇女，两个人抬一个担子，沿着“之”字形的阶梯把泥土抬到河堤，倒下，有人负责用铁锨把土推平。偶尔，有人在淤泥中挖到一条黑鱼或者黄鳝，整个河堤一片欢呼，人们扔下工具冲到河底，雀跃着把这意外收获扔过来扔过去，一直扔到自己村里的食堂。

英子姐的父亲就是前王村的书记，一个整天皱着眉头不见笑脸、说话瓮声瓮气的老头，对社员们说话任何时候都以训斥的口气。他不干活，每天披着一件棉大衣在工地上转来转去，看见谁干活儿偷懒或者干的活儿不合格，张嘴就骂。

我对这个老头，没有一点好感。那天下雨，河工上不能干活，社员们都在睡觉打牌，英子姐来到我和哥哥们住的西屋，拿起我哥哥的课本，给我讲课本上的故事。她说，没事别去她们住的屋里，那些妇女们开起玩笑七荤八素的，什么话都敢讲，小孩子听了不好。她说，男孩子就要好好读书上学，她因为是女孩子，所以上完初中她爹就不让她上了。她还说，她喜欢邻村的一个小青年，但她爹不同意。英子姐低低地说着我完全不懂的话，脸上像外面的天气一样阴郁起来，她抚着我的头，眼睛扭向窗外，有一滴泪从她长长的睫毛上掉落下来——我的心也跟着摔碎。

“英子姐，你爹那么凶，你干嘛要听他的话？”

英子姐不说话，长久地望着外面的雨丝，发出轻轻的叹息。

河工挖到一半的时候，英子姐病了，连续发低烧。开始，她不说，坚持着去河工上干活。后来，实在支撑不住，就让别人向她爹请了一天假，在家休息。

那一天，我家院子空落落的，一个男青年闪了进来，从怀里掏出两瓶罐头，放在英子姐的铺边，红着眼睛问英子姐的病情。英子姐把头缩在被子里，只是哭。

晚上收工的时候，那个男青年又来了，还带来了公社的医生，正好在我家院门口和英子姐的爹抵头遇上。

“你来弄啥？她的死活跟你有啥关系？滚！”英子姐的爹在灯光下铁青着脸。

青年低着头说：“王大爷，英子的病不能这样熬，得赶紧看。”

“看不看是俺家的事，用不着你咸吃萝卜淡操心。”

旁边的人就劝，先别吵了，让医生给英子看病要紧。

英子姐的爹黑着脸进屋，青年就倚在我家院门口，手拢在袄袖子里，神情发呆。

妇女们的屋子里两盏灯集中在英子姐床铺边上，妇女们围成一个圈，把医生和英子姐还有我圈在中间。

在医生和妇女们再三逼问下，英子姐才流着泪说，大腿根外侧长了一个疮，已经化脓。

“把棉裤脱下来。”医生说。

面对男医生，英子姐羞红了圆月一样的脸庞，泪光盈盈不知所措。

“让医生看。”英子姐的爹抖一下身上的棉大衣，走出屋子，他的声音寒冷如墙上挂着的农具。

在几个妇女的帮助下，英子姐脱下了棉裤。

一片圣洁的白光霎时照亮三间屋子，一直坐在英子姐床铺边上的那个少年，被这突如其来的白光照得头晕目眩……

医生就在床铺边拿出手术刀，酒精消毒过后，割开疮口，挤出红白夹杂的脓血。

英子姐一只手紧紧抓住我的拳头，一只手死死捂着露在男医生和一群妇女面前的暗红棉布裤衩。她咬着嘴唇，羞红的脸上泪眼婆娑——那个少年已经魂飞天外，只有用抽泣声陪着无助的姐姐。

那一刻，时间被无边的寒冷冻得凝结，少年心里一片桃花灿烂。

第二天，英子姐就被送回了家。那个妇女们住的屋子，我便很少光顾，只是一次次地站在门口的寒风中，看着眼前的三条河慢慢消失，逐渐变成一方硕大的方塘。

少年的心像冰凌一样，为曾经长满芡实和菱角的河流消失哀伤，也滋生一点一滴的希望，他希望他的英子姐扎着红色的头巾，笑吟吟地出现在回来的路上……

进入腊月，淝河疏浚结束，一方水塘也引来了河水，泛着鸭蛋青一样生硬的光波。呼啦啦地，所有的人都消失了，视野重新变得辽阔而沉寂，雪便有空隙纷纷下了起来。

英子姐始终没有回来。

开春，我就到了上学的年龄。

开学的前几天，听去前王村走亲戚的邻居回来说，英子姐的爹终于没有同意英子姐和那个青年的婚事，而是帮英子姐另寻了一门亲事。

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听到过英子姐的消息。

这么多年过去，家门口的水塘经历无数次纷争，被人走马灯一样承包着养鱼。现在，生活垃圾已经把这一方塘侵蚀得越来越小，水面污浊不堪，如同一个无人问津的老人，容颜苍老，自生自灭。

不久前，在皖南，一个鲜为外人知道的村落，万二村，村里的朋友指着对面的山坡告诉我，那里的梯田就是“农业学大寨”时候修的，现在种满了茶树，在树木掩映之中，隐约还能看到一条引水渠，也是那个时期“人定胜天”的见证。

坐在朋友家的楼顶，看着有些壮观的梯田和引水渠，我想到了家门口的那一方水塘，原本是三条水光清澈游鱼自如的小河，为什么要人为地挖成一方水塘并沦落成今天污水泛滥的一汪死水呢？

还有，英子姐，没有嫁给喜欢的青年，她弯弯的眼睛，还会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