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知青蕙兰

女知青是什么时候从遥远的上海来到这个皖北小镇的，我已经回忆不起来，询问几位当年的公社干部，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记得大概是六十年代末，一辆卡车从县城送来十多个青年男女，其中一半来自县城，一半来自上海。上海知青说话语速快，叽里呱啦地，听不懂，但人家是大城市来的，没有人怪他们；县城来的知青说的倒是涡阳方言，但和我们镇上还有一些区别，比如，我们乡下人老老实实地说“喝水”，他们偏偏说“喝绯”，我们说“看书”，他们非要说“看俯”，都是一个县的，就隔几十里路，说话竟然和我们不一样，这很令我们大为不满，只要他们这样说话，镇上的人就指责他们“撇”，粗俗一点的，干脆说他们“撇一腿弯子屎”。

说起来，这些县城里的知青才是最可怜的，乡下人看不惯他们的娇气和“撇”，上海知青又觉得他们土，反倒成了没人疼的孩子，离家只有四十多里路，却不能经常请假回家。于是，知青很自然地分成两帮：县城帮和上海帮。虽然都住在公社后面仓库改成的屋子里，但相互之间几乎不来往，有时还为做饭和挑水之类的事情干架。打架的时候，上海知青就不是他们的对手了。上海人只会“小赤佬”“小瘪三”地骂，恪守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原则，而城里的知青则操着涡阳土话大声问候人家的祖宗，上海知青不懂，就问什么意思，城里知青就说“夸你们呢”。在说话者和围观者的哄堂大笑声中，上海知青感觉受到了侮辱，掐着腰冲了过来，城里的知青则拳脚齐上，把上海知青打得落花流水。

在上海知青的溃败中，能坚持到最后的，往往都是一个女知青——蕙兰。

按说，打架是男人的事，但蕙兰似乎特别热衷。平时，她喝酒抽烟，敢和男知青们开让男人都脸红的玩笑。那时，乡下人在农忙时为了打发无聊，经常开一种叫“老王看瓜”的玩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网络中常说的“隔壁老王”）：几个人捉住被惩罚人的手脚，把他大裤衩的松紧带拉开，并把他的头使劲按下去，用松紧带套住脖子，再用绳子或布条扎起来，直到他快撑不住时，才放出来。

这是男人们特有的游戏，但蕙兰在麦场上看到之后，就和几个上海女知青商量，一定要用这个游戏惩罚一下经常在半夜敲她们门的县城知青有志。

那天傍晚收工回来，有志一个人拉着板车落在了后面。蕙兰和几个上海女知青一使眼色，大家心领神会，纷纷停下来帮有志推车。身处一堆女知青之间，有志贫嘴的毛病立刻发作，荤段子讲个不停，时不时言语上占女知青一点便宜。

蕙兰解下身上的军用水壶，笑吟吟地递给有志：“有志，喝点‘绯’吧。”

“你比我媳妇还会疼人”，有志接水壶时，顺手在蕙兰手上摸了一把。

趁有志仰头喝“绯”的工夫，蕙兰一声咳嗽，几个女知青扑过来，把有志按倒在地。

可是，谁去拽有志大裤衩的松紧带呢？女知青基本都是没有结婚甚至没有谈过恋爱的人，平时和异性话都很少说，更别提脱男人的裤子了。几个女知青们摁着有志，一下不知所措了。

蕙兰牙一咬，一伸手拽住有志大裤衩的松紧带，憋得通红的脸扭过去，其他女知青也扭着头把有志的头摁了下去。

把有志的头捆进大裤衩之后，女知青们还怕有志挣脱开，又把他的手脚粽子一样绑在了一起，然后飞跑回知青点。

等其他人收工发现“看瓜”的有志时，他已经快窒息了，送到公社医院打了两天点滴才恢复过来。

男人开的玩笑，女人竟然也敢玩，而且还是几个上海来的女知青，这件事迅速传遍全县。气得公社书记铁青着脸，把所有知青召集起来，狠狠骂了半天。

书记走后，女知青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笑得天翻地覆。一个女知青问：“蕙兰姐，你拽有志的松紧带，可看到啥吗？”

蕙兰把烟头扔在地上：“看到了。”

“啥样？”

蕙兰用脚把烟头辗了几下：“啥样？你可见过葫芦，还是歪把子小葫芦，丑死了！”

女知青们笑歪在床上，一个个喊肚子疼。

从那以后，大家都喊有志“歪把子葫芦”，有志再也没敢半夜敲女知青的门，一直到回城，都蔫蔫的，话也像关了电门一样，越来越少。老人们都说，那一次“老王看瓜”，让有志元气看没了，元气散了，哪还有精神呢？只是，不知这一次过火的玩笑是否对有志未来的夫妻生活产生影响。

陆续地，知青们都回城了，先走的是县城的知青，有志是第一个走的。

蕙兰也请假回了上海，说是要办回城手续。一周后，蕙兰回来了，整整两天，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不说话，只望着秫秸屋顶发呆。

还是听和她要好的上海知青说，大家才知道：蕙兰下放安徽期间，她的父母因为阶级立场不同而离婚，家里两间房子一人分一间，她的父母都各自找伴成了家，都住在原来的房子里，蕙兰就是回去也没有地方住。

蕙兰就和另外一对知青留下来不走了。

那两个知青是一对恋人，在上海郊区，双方父母都反对他们的结合，为此和家里翻了脸。而且据说回去也分配不了什么工作，无非是在街道糊纸盒子，两个人索性把户口从上海迁了过来，成了皖北乡下的农民。

原来，公社有一个剧院，放电影、唱戏、公社开干部大会轮流使用。把门的是街上的人，都是乡里乡亲的，所以很多人没有票也能进去。公社书记大为头疼，索性就把电影院交给三个知青管理。卖票的收入就算三个人的工资了。

开始的时候，蕙兰对孩子和家庭条件不好的人，经常网开一面，让他们免票进场。后来，得知镇上的人因为她抽烟喝酒，更因为她敢让男人“老王看瓜”，就私下猜测她生活作风有问题，是个谁都能推倒的“半掩门”，这让蕙兰性情大变，无论是谁，不买票，一律不许进场。

为此，她曾在电影院门口和一帮年轻人发生对峙，并大打出手。关键的时刻，一个叫来法的汉子及时出手相助，才让蕙兰免于受辱。

之后，每次放电影或唱戏，来法都远远地站在电影院对面的大槐树下，一直到人全部进场，他才悄然离开。

这当然逃不过蕙兰的眼睛。

一次，来法正要走，蕙兰走到他跟前，递给他一张电影票：“你进去看吧。”

来法的父亲原来是镇上的私塾先生，也是镇上的拳师，从小，他就跟着父亲习武，父亲教的徒弟多了，忙不过来，来法就帮着辅导小徒弟扎马步学套路。

后来，来法就娶了蕙兰。

结婚第二天，来法在他家门口的大树上系上一条白绫，白绫上血迹点点，迎风飘扬。来法铁塔一样站在大树下，扯着嗓子喊：“蕙兰是我媳妇，她是个黄花大闺女！以后谁敢再乱说她，我打毁谁！”

于是，人们经常看到来法和蕙兰各自抽着香烟在街头走过，两个人一边走一边眼望着对方说笑，恩恩爱爱毫不避人。人们都说，来法也要变成上海人了呢。

后来，市场慢慢放开了，那两个知青也回上海去了。来法和蕙兰索性把电影院承包下来，来法去县城电影公司联系影片，蕙兰则在家负责到小印刷厂看着印制电影票，两个人忙忙碌碌，小日子却过得有滋有味。

再后来，人们都忙着做生意，电视也慢慢多了起来，电影院的生意越来越清淡。来法买了一辆小四轮拖拉机，每天下乡收粮食，蕙兰跟着算账，操着半是上海话半是涡阳话和人家讨价还价。傍晚回来，来法把粮食一袋袋从车上卸下来，蕙兰则拍拍身上的灰尘，一头钻进厨房，给来法做几样可口的饭菜，再打开一瓶酒，两个杯子一倒，两个人抽着香烟，抿着小酒，夜色慢慢就上来了。

去年，我回老家，去街东头小学同学家聊天，同学指着街中心的一栋两层小楼说，那就是来法家，他早就不再收购粮食，而是开了一个商店，如今已经当了爷爷，商店交给大儿子打理，还有两个儿子都在县城安了家。

正说话间，一个佝偻着腰、满头白发的老头从楼里走出来，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晒太阳。他点着一根香烟，眯着眼看了看街面，再抬头看看天，呆坐一会，头一点一点低下去，打起了瞌睡，手中的香烟倏然掉在地上。

一个老太婆，精精瘦瘦地，拎着菜篮子从街上快步走过来，走到老头跟前，大声骂到：“死老头子，天天困不够，坐这一小会儿，又死过去了。来法！来法！”

老头一惊，抬头看了看老太婆，满脸堆满笑：“困！真困！”

来法从口袋里掏出香烟，递给老太婆一支，点上，自己也点了一支。老太婆一边抽烟，一边翻着菜篮子，给来法说肉又涨价了，青菜没有原来的好吃了，“马会（涡阳方言：等一会的意思）把楼后边的地收拾出来，咱自个儿种菜，不打农药（涡阳话读yue），吃着还得劲。”

来法吸一口烟，突然来了精神：“管。我下午就来弄地，种你最喜欢吃的上海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