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部的边界与独特的文明形态

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特定文明形态的外化，它不仅受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生产方式的制约，而且也与它相对应的民族心理和宗教信仰等意识形态息息相关。那么，影响中国西部文化的文明形态究竟包含什么样的特殊内涵呢？它又是怎样影响民族心理和文学艺术的呢？这是我们研究中国西部新文学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这里所讨论的“西部”，是一个由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等因素构成的独特的文明形态的指称，与地理意义上的西部呈内涵上的交叉。它的边界和视阈，既不同于地理地貌意义上的西部区划，也不同于以发展速度为尺度所划分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它是以西部这一多民族地区所呈现出的生产方式、文化、民族、宗教的多样性、混杂性、独特性为依据划分的，主要是指：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甘肃两省为主体，以游牧文明为背景的融汇了游牧及农耕和前工业的文明范畴；这是一个“文化西部”的概念。与此对应的另外两个文明参照模式是：中部以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为主体的文明范畴、沿海现代都市以后工业与后现代文明景观呈现的文明范畴。以上便是当下中国三大基本文明形态之基础。

一、“文化西部”的独特内涵

中国大陆的自然地貌，呈西北高东南低的三级阶梯状，西部涵盖了中国地形中的第一阶梯（青藏高原）和第二阶梯中的大部（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的西部北部以及辽阔的新疆腹地），不仅多高山，而且大部分地区处在草原、干旱和半干旱、荒漠和半荒漠的地带，属于典型的“高地”文化。因此，与之相对应的必然是以游牧为主体并兼有农耕和前工业的生产方式。由于这一地域的农耕文化从其大的背景来说依然带有游牧文明的底色，而与中原农耕文明地区存在着鲜明的文化落差与反差，因此，我们还是将其在总体上划归于以游牧生产模式为主的文明范畴。

相比于农耕文明而言，游牧文明统摄下的游牧经济具有前现代意义上的外向性。由于其自身无法实现生产和生活的自给自足，所以，必须在与外界特别是与农耕民族的产品交换中才能保证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由此形成了对农耕文明的经济依赖关系。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他们对农耕地区的茶叶、食盐、铁器、丝绸、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的依赖和需求，大部分是以快马奔袭和抢掠的方式完成的。宋代以降，在游牧区与农耕区的交界地带出现过的“茶马互市”和“榷场”，曾经使游牧与农耕这两种不同文明的生存方式间的互需关系得以合法化。这种经济依赖关系不仅成为游牧和农耕区的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而且也成为制约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不仅如此，地处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还通过控制贸易和交换，间接或直接地成为东西方物质交流、文化传播的中介，所以，古代亚洲与欧洲的关系其实并非后世想象的处于隔绝状态。为了达到“控制中介贸易”的目的，游牧部落之间、游牧王朝与农耕王朝之间不惜发动战争，占领重要城市并控制东西商路，在这一过程中，“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都扮演过争夺中介贸易的重要角色。交换范围日趋扩大化，也日趋国际化”，所以说，“在中世纪以前，这种大交换的局面主要是由游牧人开拓出来的”。^[1]这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东西方的交流和沟通。

此外，游牧文明统摄下的游牧经济还具有迁徙属性。以部落为基本单位的游牧民族，氏族、家族是其联系的主要纽带，他们“迁徙无常处，漂泊千百里”，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而“农耕人以乡村为基本单位，以姻亲为纽带，聚宗族、家族而定居”^[2]，往往“足不出乡里，行限于方圆，安土重迁。两者在生产上、生活上乃至文化心态上是大不相同的”^[3]。这说明，游牧经济的迁徙属性使游牧文明具有了不同于农耕文明的民族文化心理。游牧民族的不断迁徙所带来的生产与生活的流动性，不但使游牧文明除却了农耕文明那种保守心态和意识形态上的观念体系，而且培育了游牧民族宽广的胸怀与开阔的视野，也为大规模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以上两个方面说明，游牧文明的“外向性”和“迁徙性”，影响并决定了西部民族的文化心理和生存智慧。常年在草原戈壁、崇山峻岭间的长途远徙，培养了游牧民族的坚忍意志与不惧远徙的心劲；多变的气候和雪灾、干旱教会了他们克服自然艰险的生存经验，对大自然的不完全理解和崇敬心理造成了他们的万物有灵观和自然崇拜观；马背上的生活与生产方式锻造了他们的骑术，也培育出了尚武观念、剽悍性格与攻击勇气；人口的稀少和瘟疫、自然灾害导致的减员，使得他们格外重视人口和族群的繁衍，造成了他们重生殖、轻贞操的两性关系观念；宗教信仰造成了西部各民族特有的民族心理结构、婚葬形式、风俗习惯；等等。这些观念和行为模式与农耕文明培育出的文化迥然相异，它也许就是西部这一独特文明形态的主要内涵。

二、“文化西部”的互融形态

中国西部历来就是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区域，这里不光是氐、羌、吐蕃、匈奴、回鹘、突厥、乌孙、党项、鲜卑等古老民族的主要聚居地，而且逐渐融合并形成了今天生活在这里的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汉、回、裕固等数十个民族。西部由此成为域内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舞台，也成为世界几大文明交融、碰撞的枢纽，从而形成了西部独特的文化互融形态和风貌。

西部文化互融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既有民族迁徙过程中不同文化间的接触，也有邻近民族相互间在文化上的吸收；有对外来文化同步形态的吸纳，也有不同发展阶段各民族文化间的相互融汇。从上古开始，西部就是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区域，据传华夏始祖之一的黄帝部落就来自于西部，周人与秦人（之后向东迁移至洛阳和咸阳一带）的祖先不但起源于西部，而且早已开始同西部高原的羌人等联姻和往来。生活在广袤草原上的古代游牧民族，走马灯似的在西部的历史长河中蹚过，有的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有的融合、分化为别的民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文化中心区互有冲撞和变化。“游牧民族创造的游牧文化，是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系统的一个重要构成因素。而游牧文化又曾多次与中原地区精耕细作的农业文化发生碰撞，并在反复冲突中实现融合。这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长远的、全局性的影响。”^[4]中原政权也常常出于扩大疆域和统一治理的需要，对西部民族发动不同规模的战争。随着不同王朝向西部移民实边政策的推行，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已逐步形成了混居，加上部分民族的东迁，中国西部的民族大融合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不同民族在同汉族的长期往来中，其生活方式也有逐步汉化的趋向。例如，甘肃酒泉、民乐一带的“汉番”就是“汉族与番民在体质上与文化上糅合的结果”^[5]。同时，在这一民族杂居区的民族交融也必然是双向进行的，“汉族在变，少数民族也在变”^[6]。正如司空图的《河煌有感》所写的汉人藏化的情景：“一自萧关起战尘/河煌隔断异乡春/汉儿学得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所以，余斌认为：从唐以降到现在，民族融合一直在花儿的原产地——甘宁青交汇的地区进行，“有的民族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如吐谷浑），或迁徙到别的地方去了（如羌族）；同时经过融合产生了新的民族（如东乡族），迁来了外地的民族（如蒙古族）”，这样“双向”进行的文化交融，使它们共同构造了中国西部多元文化的基本面貌^[7]。

不仅如此，西部各民族还有着与域外各民族交流的悠久历史，古代丝绸之路在这里一直是连接中亚、西亚、希腊和罗马的重要枢纽，是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最先交流、荟萃的场所。民族融合所带来的结果是异质文化进一步走向交融。例如，古鄯善国的犍陀罗艺术就具有浓厚的罗马风格，于阗（今新疆和田）、龟兹（今库车）各式雕塑、绘画、建筑就深受古代印度文化的影响。域外各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民族文化在这里都曾有过相互碰撞与交汇的开阔空间。

可以说，这一民族交融的历史和现状，既是特定经济形态下的必然，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对此，季羡林阐发了这样的看法：古丝绸之路在过去很长的时期内，一直是“东西各国文化交流的枢纽，许多国家的文化，包括世界上几个文化发源地的文化，都在这里汇流”^[8]，由此形成了多元文化混合的特色。这一地域形成的陇右汉文化、混血的敦煌文化、西域文化、雪域文化、多宗教文化等，必然带着浓郁的游牧、宗教和多民族文化交融杂糅的色彩。

三、“文化西部”的宗教文化底蕴

西部独特的多民族文化形态的形成与西部民族的宗教信仰也密切相关。就宗教文化的流播而言，穿越甘肃长廊和新疆腹地的古丝绸之路，是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以及中华文明、希腊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碰撞和汇合的锋面。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民族中扎根，形成了独特的藏传佛教体系及宗教文化圈，之后，它又向东北越过甘肃长廊直达内蒙古草原，成为横贯青藏、内蒙古两大高原的宗教链；与此相对应，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原农耕区域的汉文化，亦沿着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的夹缝，通过长条形的甘肃走廊向西南、西北传播：一路翻过日月山和“唐蕃古道”与雪域文化相汇，另一路直插新疆腹地，与伊斯兰文化交融。从以上宗教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双向”传播趋势来看，古丝绸之路作为中原农耕文明板块的最西端和末梢，不仅联结了西部各民族之间的交融，而且为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碰撞、交融提供了广袤的发展空间。

同时，西部的气候、地理等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也决定了西部民族对宗教信仰的执守，这成为影响西部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因素。中国西部疆域的广袤与自然条件的酷烈，使得人的生存异常艰难，人们需要一种精神依靠，于是产生了宗教需要。最早的自然崇拜和原始宗教，如羌族人的原始苯教、蒙古族的萨满教，以及在西域曾经盛行的摩尼教、祆教等，渗入了西部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藏传佛教先后深入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不但成为藏、蒙、裕固等草原民族的共同信仰，而且已经深入到民族文化的无意识心理层面；伊斯兰教随着阿拉伯人、西域人东来的步履进入新疆腹地和干旱的黄土高原。

四、“文化西部”的文学艺术遗产

生活在西部的不同民族都有着自身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他们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各自创造了本民族的色彩鲜明而又独具风格的文化，创造出了许许多多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为东方和全人类的文明做出了贡献。

早在汉代，西域地区的焉耆、龟兹、于阗等地的民族就已经有了拼音文字，维吾尔族著名诗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在11世纪写成的长篇巨著《福乐智慧》，引起世界瞩目。11世纪维吾尔族学者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编纂的被维吾尔人称之为社会生活大百科全书的《突厥语大词典》，以其丰厚的学术价值而闻名于世。享誉中外的敦煌石窟及克孜尔千佛洞等，是汉民族与鲜卑族、吐蕃族以及西域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创造，它充分显示着中国西部古代各民族艺术家们卓越的智慧和才能。北朝民歌《敕勒歌》以其耀眼的光辉盛传不衰。藏族文学在10世纪以降有了高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少优秀的藏文作品，如《西藏王统记》《米拉日巴传》《萨迦格言》《仓央嘉措诗歌》等，不仅在藏民族人民中有着广泛的影响，而且在国内外都享有盛名。蒙古文化早在成吉思汗统一各部落之后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先后有蒙古族第一部文学巨著《蒙古秘史》（13世纪）、历史文学巨著《黄金史》和《蒙古源流》（17世纪）等，它们反映了蒙古民族文学发展的重大成就。同时，在不同的朝代，西部也都有不同民族的作家在母语之外采用汉文写作，唐代著名的诗人坎曼尔就是回纥人，维吾尔族的贯云石是著名的散曲家，回族的萨都剌是杰出的诗人和词人等。

由于各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许多民族尚没有自己的文字，有的民族虽然有文字却不那么完整，使用也不普遍，他们的文学主要是靠口耳相传，史诗等口传文学样式相当丰富和发达，尤其以游牧为主的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最为突出。在所有西部民族史诗中，规模最大、影响最为广泛的是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三部史诗以其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民族个性以及浩繁宏大的规模，显示了中华民族英雄史诗的高度艺术成就。

中国西部还流传着很多动人的民间故事。众多民间故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机智人物故事，而以纳斯尔丁·阿凡提和阿勒达尔库萨等人物的故事最能体现西部民间传奇的那种幽默诙谐的风格。这类清新活泼、妙趣横生的作品多以夸张和怪诞的手法展开叙述，诙谐与嘲弄并置，显示着与中原智者截然不同的民间生存智慧。另外，西部民间叙事诗与抒情诗也很丰富，它们一般是在人民群众中口头传唱而层累式地形成的，其中常常蕴含着许多为正统文学所难以容纳的因素，从而保留了那些原生态的民间文化因子。

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国西部堪称是“歌唱的世界”。“歌唱”几乎是西部民众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生产劳动、休息娱乐、往来社交都伴随着歌唱，歌声总是渗透在放牧、婚恋、思乡甚至与动物的情感交流之中。中国西部的歌手既是民族传奇的演唱者和民族文化的传播者，更是英雄史诗的保存者甚至创作者。如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奇”朱素甫·玛玛依、蒙古族的琶杰和毛依罕，藏族史诗《格萨尔》的说唱艺人扎巴老人，维吾尔族歌手尼沙汗等。口头歌唱的文本常常涵盖了广泛的知识和人类经验，西部民族的说唱艺人和歌手们，不只是保存了大量的民间口头文学创作的优秀作品，更保存了各民族自己所喜闻乐见的独特艺术形式，如：藏族的鲁体民歌及谐体民歌、蒙古族的“好来宝”以及汉、回、保安、裕固等民族的花儿等。概言之，无论是在格局、语言、韵味还是状物、抒情、言志手法等方面，西部口传文学都有着迥异于农耕文化的特色，他们不仅深深地影响了西部多民族文化艺术形式的形成，而且有不少已经成为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既定范型。

除此之外，作为西部多民族文化形态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西部汉语创作也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这就是本土的皇甫谧、唐传奇“三李”（李朝威、李公佐、李复言）等，以及李益、李梦阳、胡缵宗、吴镇、秦维岳、吴可读等历代文人的诗文创作，还有李广利、霍去病、王维、骆宾王、岑参、王昌龄、杜甫、高适、王建、范仲淹、林则徐、邓廷桢等历代边塞诗人的作品，当然更包括内容丰富的敦煌文学等。

从总体上说，正是中国西部这种特定的自然条件、生存境遇与文化互融形态，才造就了西部民族所特有的源远流长、积淀丰厚而又丰富多彩的文学遗产。西部民族所创造的独特、自由而又粗犷、豪迈的西部文学，无论是英雄史诗、民间传说，还是神话故事或抒情歌谣，渗透于其中的总是那种既苍凉悲壮而又豁达明朗的美学情致。也正是这种独有的美学情致才使得西部文化氛围与中原文明的“和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中和”韵致，以及现代都市文化的繁忙快捷和利益机心区别开来。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西部曾长久地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自从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不同文化之间碰撞与融合的日益加剧，西部文化同样在不断寻求着自身现代化的有利途径。与文化交流相伴而生的，就是那种既区别于传统的西部文化，又与中原和东部的农耕文化及现代都市文化相迥异的整体的现代西部文化品格。所以，确立“文化西部”的基本范畴，其意义就在于能进一步总结和发掘这一独特文化形态的潜在资源，以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之能够更为全面而充分地融入到整体的东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格局之中去。如果说自近代以来的大规模的工业化过程，不但在显示着中原农耕文化的消退与衰落，而且也日益显示着现代都市文化发展中的道德与信仰危机的话，那么，在这种境况下，曾经身处“边缘”的独特的西部文化资源就将自然而然地成为“文化突围”过程中难得的财富。

[1] 项英杰等：《游牧文化的世界历史地位》，《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2] 项英杰：《游牧文化通观》，《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3] 项英杰等：《中亚：马背上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19页。

[4] 冯天瑜、周积明：《中国古文化的奥秘》，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63页。

[5] 罗伯特·F.莫菲：《文化和社会人类学》，吴玫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出版，第165页。

[6] 余斌：《中国西部文学纵观》，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40页。

[7] 余斌：《中国西部文学纵观》，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40页。

[8] 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