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部新文学的历史演进

既然西部的边界已经划定，那么，什么才算是西部文学呢？我们认为，只要文本的旨意是指向西部这一独特的文明形态，就都属于西部文学论域的范畴。它既包括西部多民族的神话传说、口传史诗、民歌、谚语等民间文学的创作和发展，也包括历朝历代的文人创作。就文人创作而言，从创作者的身份来看，主要包括三大类型：第一类是土著作家，即生活在西部的各民族作家的创作；第二类是流寓作家，因为除西藏以外的西部，一直是将士戍边（包括后来的军垦）、垦荒移民（包括后来的支边者、知识青年等）、罪犯流放、官员贬谪的主要地区，所以，就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流寓作家群；第三类是客居作家，他们到西部旅游、探险或作短暂停留创作了一批有关西部的作品。由于这些作家各自的知识结构、文化背景、人生体验、价值取向存在着差异，所以，呈现在他们笔下的中国西部镜像也有所不同。但与中原及现代都市作家们的创作相比，这类作品却又有着明显的中国西部所独有的审美底色。西部本土作家的崛起为西部新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流寓及客居作家的创作则为西部文学提供了更多更新的审美视角，他们共同为中国西部新文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们将中国西部新文学大致分为五个时期：1900年至1949年属于西部新文学的萌动期；1949年至1979年是西部新文学的成长期；1979年至1992年是西部新文学的繁荣期；1992年至2000年是西部文学新的发展期；2000年至2017年是新世纪西部文学的演进期。中国西部新文学的独特品格与美学风貌，就是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步形成的。虽然从20世纪初发端时的一支细流到20世纪80年代后巨流的出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蓄集过程，尔后又出现了短暂的间歇与新的涌起，但是，“抵进本土”和“呼应主潮”两条红线一直交替贯穿在20世纪西部新文学发展的历程中。因此，从关注、参与、呼应文学发展主潮这一点来看，西部新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整体趋向是基本同步的；但是，也应当看到，西部新文学一直没有放弃对本土的发现、抵进和寻找，并在这一抵进之旅中形成了属于西部新文学自身所独有的特色与个性。所以，中国西部新文学的演进历程可以看作是西部文学审美个性从萌动、形成、发展到成熟的历程。

一、西部新文学的萌动期

1900年前后的西部“地理大发现”和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标志着西部本土文化在20世纪初引起了世界和全国的关注。这一“发现本土”和“抵进本土”的文化思潮，实际上孕育和催生了西部新文学的发端。作为世界“地理大发现”的延续，东西方探险家对西域和古丝绸之路的探险热，以及由此兴起的域外探险家游记热，不但重新塑造了新的西部镜像，而且使西部文化获得了一次广泛向外传播的契机。被埋没了近千年的“敦煌文化”和“敦煌文学”的横空出世，具有丰富的文化史与文学史的昭示意味：一是由此可以看出汉文化在西域地区的传播盛况，以及与西部民族文化的融合趋势；二是反映了西部古代文学的博大精深的内涵，极大地丰富了西部文学的宝库；三是自20世纪20年代起掀起的“敦煌文学”研究热方兴未艾，它丰富和提升了西部新文学的内涵。所以，我们认为，20世纪初的地理上的西部“大发现”，标志着中国西部新文学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觉醒和萌动。

作为萌动期的西部新文学，一开始就呈现出了它的多元景观与现代色彩。就呈现出的几个走势而言，主要有：西部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伴随着民族解放运动而在此间出现较大转向，现代传媒不仅参与了民族文化的传播，而且加速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整理、汉译、传播，以及与中国文学主潮的对接；不同视角的域外探险家游记热，以新的视角传达着主体对西部的发现和认知；本土汉族作家的创作和言说在传播西部文化的同时，开始跃入时代主潮的层面，并呼应五四新文化以降的社会变革；客居作家在这一时期也奉献了大量的诗歌、游记和报告文学等文体多样的作品，从不同的视角丰富了西部新文学的创作。

自20世纪初开始，西部诗人的个人创作也有了最初的觉醒。享有世界声誉的哈萨克族早期诗人、哲学家穆哈默德·阿布·纳赛尔·法拉比，以及被哈萨克人称之为哈萨克现代文学奠基人的诗人阿拜的作品，虽不能直接划入新文学之列，但蕴涵在他们作品之中的现代思想却预示了某种现代意识的萌芽。西藏格达活佛的箴言形式的诗歌创作，以及根敦群培的《游历各国记言》《印度风土素描集》等，在西方科学文化影响下也已显示出了反对因循守旧、积极主张革新的新思想。此外，现实题材也逐步进入了文学创作的视野，如格达活佛的《红军走了》，就是将本民族的重大事件以朴实自然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西方探险家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推动的“西部探险热”中，产生了各式探险报告和游记作品，为中国西部新文学提供了鲜活生动的文本，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们对于中国西部历史文化的了解和认识。本时期还出现了大批由国人撰写的西部考察记游作品，如陈万里的《西行日记》、宣侠父的《西北远征记》等。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视角重新审视了中国西部的历史文化与现状，真实地描绘出了世纪初的中国西部形象。这类数量众多的作品已经成为西部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西部新文学同内地的文学主潮一直有着某种内在的呼应。五四以后，反帝反封建也成了西部文学的主要内容，民歌、长篇叙事诗及民间故事被赋予了某种崭新的质素。它们不再将自己的苦难归结于神的意志或者宿命，而是把苦难的根源指向了它的现实基础。萌芽时期的西部新文学中，以民间说唱形式保留下来的诗歌及故事文本占有相当的数量和地位，这类文本大多是先流传于民间而后通过记录与整理才得以保存的，所以保留着活泼多样的民间文学形式及独有的西部少数民族的生活气息，当然也有着汉文化的深刻印记。将它们与传统的民间口头文学相比，可以看出，初步的反对专制和争取自由的思想倾向已经广泛渗透在了这些作品之中。

中国西部新文学的发端除了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之外，与苏联的十月革命之间也有着不可忽略的渊源关系。中国西部以新疆为主的大片土地与苏联接壤，十月革命的影响在西部各地的传播对于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俄苏文学的译介也逐步打破了原有的封闭状态。当时苏联的进步文学作品最早就是通过中亚的出版传入西部各地的。随着新型思想和知识文化在中国西部的传播，西部教育也被注入了新鲜的内容。锡伯族青年常广斋、乌扎拉·萨拉春等于1913年曾组织尚学会、兴学会等文化团体，积极开展新的思想文化的传播活动。20世纪20年代初期，沙利甫汗、达吾来提开里迪等知识分子在西部兴办新式学校，从事启蒙教育活动。他们开设俄语、汉语等课程，为新的艺术和思想的输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哈萨克族的另一位民间歌手和现代诗人唐加勒克·焦尔迪在这个时期也办起了哈萨克文的报纸，他还创办了哈萨克牧村学校和民族剧团，上演了哈萨克语话剧《曙光》。他的诗歌代表作品有《娜斯古丽》等叙事长诗，以及《人民的秘密》等抒情长诗，此外还有许多对唱和短诗。

这一时期的西部文学的发展，不但配合与呼应了民族解放的时代主潮，而且得到了现代传播媒介的支撑。自20世纪初以降，在西藏、内蒙古、新疆、甘肃等地区先后出现了《西藏白话报》《婴报》（1905）、《伊犁白话报》（1910）、《新报》（1912）、《西北实业报》（1918）、《新陇》（1920）、《民众日报》（1929）、《反帝战线》（1935）、《伊光日报》（1927）等上百种报纸杂志。它们是宣传的喉舌和社群联系的纽带，是知识与信息传播的主要途径，同时也是文艺作品得以面世的基本园地。西部民族特色与地域风情的传播，民间故事的收集与民族风俗的辑录，无不与当时这些报纸杂志有着密切的关系^[1]。

从30年代开始，中国西部文学的发展格局有了一次重大的调整。西部新文学开始被纳入革命文艺的主潮，有了较为明确的意识形态性质。一方面，具有革命倾向的作家及其作品陆续被引进到西部地区，如鲁迅、茅盾、高尔基等；另一方面，茅盾、萨空了和赵丹等文艺界人士以文艺讲座等多种形式，宣传民主、自由思想及新的文艺信息，影响和培育了一批新型的诗人和作家。如维吾尔族诗人黎·穆塔里甫的创作就深受30年代革命文艺思潮和抗日战争时期进步文艺主张的影响，其作品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战斗精神；何耶尔·伯林就明显受到了鲁迅和闻一多的影响；郭基南在1940年曾到乌鲁木齐参加了由茅盾等主办的“文干班”的学习，其间大量阅读了鲁迅、茅盾、朱自清、艾芜、艾青、臧克家等人的作品。这些新型诗人和作家的陆续出现，为西部新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养分。

这一时期西部新文学的发展，不但配合、呼应了民族觉醒与解放的时代主潮，而且，一直伴随着对本土文化的“发现”和“抵进”。1925年，地质学家严复礼首次收集并发表了一批西部花儿，将这一风格独特的西部本土民歌介绍给了西部之外的广大读者。朱自清先生在讲授“歌谣”课程的时候就曾引用过其中的一首：“焦赞孟良火葫芦/火化了穆柯寨了/错是我俩都错了/不是再不要怪了”。此后，张亚雄的《花儿集》使花儿在内地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1938年，王洛宾搜集、整理、改编的西北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阿拉木汗》等风靡内地和海外，向世人展示了西部艺术所独有的魅力。抗战时期，新疆、甘肃一度成为战争的大后方和主要的后方军用物资运输线。大批文人学者来到兰州、新疆等地，使得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与西部的本土文化再次发生了碰撞和融合。文人学者们的西部之行不仅给西部文坛带来了新鲜空气，而且他们自身也从西部特有的文化资源中获取了不同的灵感和启发，并以此为基点创作了大量有着浓郁的西部风情和地域色彩的文学佳作，茅盾的《白杨礼赞》等就是其中的名篇。此外还有于右任的《陇头吟》《敦煌记事诗》、高一涵的《金城集》、罗家伦的《西北行吟》，以及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游记作品。“九叶诗人”唐祈自1938年起旅居甘肃、青海六年，西北少数民族的民歌、史诗、传说和民俗风情不仅开阔了他的艺术视野，而且滋养并激发了他的艺术灵感，他创造出了蓄满独特西部文化色彩和情感的中国式的十四行诗《蒙海》《拉伯底》等，在他这里，西部本土文化和西方的艺术形式得到了很好的结合。

总之，萌动期的西部新文学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果。一方面，一大批有了现代意识的西部本土作家开始走向成熟，他们为中国西部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另一方面，中国西部文学以其独特的形态引起了西部以外世界的广泛注意。西部新文学从孕育到萌芽，其间一直受到不同文化形态的交错影响。虽然西部民间的文化资源由此得到了一次充分的整合，但是，基于特定的时代与历史的原因，西部文学自身那种既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也因此被逐步纳入到某种相对统一的轨道上来了。

二、西部新文学的成长期

自1949年以后，随着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西部新文学进入了它的成长期。由戍边部队作家、客居作家及西部本土作家三支队伍形成合力，同声合唱，形成了西部新文学的一个创作热潮。描写边疆的新生活、新变化，歌颂新时代，成为西部新文学普遍的表现内容。对于“人”的觉醒及“人民”主题的热情颂扬成为此一时期最为突出的内容。但是，由于过分追随和呼应文坛主流的大合唱，这一时期的西部文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己的西部本色。

从1950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民族史诗、民间歌谣及其他口传文学的收集、整理和翻译活动。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嘎达梅林》、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维吾尔族的《乌古斯传》等享誉中外的名篇，都是在这个时期开始被陆续整理发掘出来的。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组织出版的《民间文艺集刊》和《民间文学》，在本时期编辑发表了大量的民族民间文艺作品。西部文学艺术样式的繁盛与表现技巧的丰富，不仅为西部本土作家提供了可资汲取的营养，同时也为内地作家们的创作提供了全新的视野与审美范型的参照。

本时期，一批内地作家、诗人或随部队来到西藏，或来到甘肃作家协会供职，或到天山深处、青海柴达木体验生活。他们对祖国边疆和少数民族人民怀着极大的热情，掀起了一股创作热潮。因此，这一时期可以称作“放歌时代”，作家们的激情代替了冷静的观察思考。闻捷的诗集《天山牧歌》、碧野的长篇小说《阳光灿烂照天山》、徐怀中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李季的长篇叙事诗《杨高传》等都是这个时期西部文学的重要成果。还有青年诗人高平的抒情长诗《大雪纷飞》、李若冰的《柴达木手记》，以及刘克等作家的作品，都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中国西部特有的自然魅力与人文风情。“成长”时期西部文学的另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西部本土作家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创作热情的高涨。一方面，老一代本土作家和诗人逐步走向了创作的成熟与高峰时期，如诗人纳·赛音朝克图（蒙古族）、祖农·哈迪尔（维吾尔族）、擦珠·阿旺洛桑（藏族）等；另一方面，新一代本土作家诗人也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如维吾尔族的铁依甫江·艾里耶夫、吾铁库尔、克里木·霍加、柯尤慕·吐尔迪等，蒙古族的布赫、琶杰、玛拉沁夫、毛依罕、特·赛音巴雅尔等，东乡族的汪玉良，藏族的饶阶巴桑、伊丹才让，哈萨克族的库尔班·阿里，汉族童话作家赵燕翼、剧作家姚运焕和武玉笑等。

这两支作家与诗人群体会合于中国西部，为西部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生力量。中国西部所独有的艺术资源在这些作家诗人的笔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掘。如乌铁库尔的《喀什之夜》、巴·布林贝赫的《生命的礼花》等叙事长诗，在汲取传统叙事长诗营养的基础上有了富有时代气息的新鲜内容。尽管这类作品明显包含着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但因为它们多取材于不同民族的民间传说并由诗人对其作了再度创造，所以比起同期汉族诗人纯粹的政治抒情诗反倒显得生动活泼与清新刚健。由于西部文化形态同内地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形态之间的差异性，爱情题材在西部作家的创作中还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对于爱情的讴歌和纯洁情感的颂扬在此尚有着相对比较自由的书写空间，人性的力量也就有了得以展示的舞台。民族自身的历史、经济、文化风俗及民族心理等，也自然地成为诗歌表现的具体内容。那种富有浓郁的异域情调的画面感与形象感，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回避了对于政治理念的单纯阐释。以爱情传奇作为主要故事内涵的艺术形式，也使得那些包含着自由、解放及人性内容的主题成分，在单纯政治意识形态的同一性规约之下相对得到了保留。但也应当看到，1949—1979年间的西部文学同本时期的主流文学一样，在相当程度上保留着那种刻意讲求政治思想倾向与斗争意识的痕迹。比如，传统叙事长诗中的爱情悲剧逐步演变为通过斗争最终获得了幸福，富有个性特征的英雄传奇也演变为在进步思想的启发与推动下取得了斗争的胜利，等等。从社会形态的转换来看，由于残留在中国西部的农奴制度与封建领主制度被彻底推翻，新的生产关系的改变带来人的解放。被奴役的“人”终于开始有了初步的“人”的觉醒，而这种由新的国家形态的建立所带来的切实的“平等感”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作家们讴歌新中国、赞美新生活的重要动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既定创作原则促使作家们为自己重新寻找新的定位，并由此自觉地使自己成为时代和人民的代言人，以便能够充分地参与到新的民族国家叙事中去。祖农·哈迪尔的小说《锻炼》中的主人公麦提尼亚孜的形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麦提尼亚孜从一个懒散怠惰的小手工业者到合作社的一名热爱集体、热爱劳动的社员并最终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和幸福的转变过程，就非常细致地刻画了个人从对抗到自愿加入社会潮流的具体思想轨迹。当新型的民族国家形态被认为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形态时，隐藏在其间的矛盾与种种不合理就被认为是某种能够容忍并最终“必然”会得到克服的偶然现象了。作家们已经习惯于把某种矛盾的原因归结为文艺政策是否被真正彻底地得到了贯彻，而不是思考文艺政策本身是否对文艺活动形成了控制和干预。作为精神产品的文艺作品被放置在了刻意地强调其社会效益的重心上，这就势必强化了文艺的功利性质。文艺的创新最终被定位在“题材”内容，尤其是被视为先进思想意识的“新”上，而不是文艺自身的某种超越与突破。真诚的讴歌、热情与自觉的社会责任感使作家们自愿以牺牲自我的独立思考为代价，去换取推动社会历史加速发展的群体力量，个体的“人”被以群体面貌出现的“人民”所替代。所以，在本时期西部作家的笔下，民族历史与现实命运常常是必不可少的背景，而表现不同民族的“新人”则成了核心的主题性内容。与同时期内地作家的创作相比，西部作家的创作优势在于能够充分展示出某种较为厚重的历史感和民族风情画，而不足却正在于西部文学既有的自由抒情和放达的想象，以及作家的个性与独立思想基本上被淹没在了整体的历史叙事之中。在这里，文艺创作的种种既定理论原则对于西部文学传统起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整合作用。

1949—1979年期间，日本作家和中国香港作家的西部文学想象却别具一格，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史书写意义。日本作家井上靖、中国香港作家金庸和梁羽生在创作之前都没有到过西部，但西部却又成为他们文学书写的西部想象。井上靖的《敦煌》《楼兰》系列西部小说在日本掀起了“中国西部热”“敦煌热”。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有三十五部，其中“天山系列”有二十部，金庸的小说《白马啸西风》的故事完全发生在新疆，足以显示西部是他写作的重要文化符号和想象空间。这几位作家身处中国大陆环境之外，不受内地意识形态影响，而且他们的创作皆非现实题材作品，因而其西部想象也就没有同时期内陆创作的战歌倾向。熟读中国历史的井上靖，长于在真实准确的历史语境与地理空间中理解古代西域人的生存状况。金庸、梁羽生所擅长的武侠小说本来就是一种“成年人的童话”，因而他们两人的西部想象便呈现出天马行空的浪漫色彩。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三人的西部想象和别具一格的文学书写拓展了这一时期西部文学想象的历史空间与想象空间。

三、西部新文学的繁荣期

20世纪70年代末，西部作家也和全国作家一样，思想获得大解放。正如一首歌唱的，“自由的空气，多么新鲜”，作家终于挣开了思想枷锁。几十年沉重的生活感受喷溅而出，西部文学创作进入一个井喷时期。经过漫长的探索与寻找，中国西部新文学最独特的品格在这一时期终于呈现了出来。这一时期出现在西部的新边塞诗群、现代主义小说、西线军旅小说、军垦小说、盲流小说和西部散文等，以迥异于内地文学的原创性、新鲜感和美学面貌以及新的艺术形式的探索，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学山峰，为中国新文学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与此同时，文化自觉也使得西部创作界、评论界产生了强烈的个性意识、主体意识。西部的编辑家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思潮的脉动，遂打出了“西部文学”的旗号，组织起了一场关于“西部文学”的长达数年的讨论。1982年，《阳关》杂志首先提出创建“敦煌文艺流派”；翌年，甘肃、新疆掀起“新边塞诗”的讨论；1984年，孙克恒、唐祈指出，正在兴起的西部诗歌是一种“新型的地域性文学”；1985年秋，继兰州、乌鲁木齐之后，《西藏文学》发表文章《西藏：西部文学的圣地》，鲜明地竖起了“西部文学”的大旗；《当代文艺思潮》1985年第3期的“西部文学笔谈”，刊登了谢昌余、肖云儒、谢冕、周涛、周政保、孙克恒等人的文章，比较全面地探讨了西部文学，同期还刊出了昌耀、肖云儒、余斌就西部文学答《当代文艺思潮》编辑部的文章，此外，还有管卫中等人也在此间发表了一系列与此有关的评论文章。“西部文学热”随即作为一股文艺思潮引起了文坛的关注。1992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西部文学论丛”系列丛书：管卫中的《西部的象征》、周政保的《高地上的寓言》、余斌的《中国西部文学纵观》、燎原的《西部大荒中的盛典》，可以说是80年代以来的“西部文学”讨论的理智、冷静的学术总结。

在这一时期，有一个值得文学史注意的现象就是《当代文艺思潮》杂志。这家由甘肃创办的文艺评论刊物“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仅仅存在了六年（1982—1987）。之所以值得注意，不仅是因为它以自己在中国文坛上的影响力，支撑了西部文学的讨论与研究，使得西部文学在全国受到关注，而且因为它以自己宏阔的文学视野、独特的办刊思路、勇敢的理论勇气，支持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艺理论新锐们的创新与探索，倡导了文学研究的新观念、新方法，拓宽了文艺研究领域，给刚刚复兴起来的中国文艺评论吹送了一股新鲜而强劲的空气，也影响了众多同类刊物的办刊思路，对当时的中国文学创作和评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可以说是从西部升起、引来万众瞩目的一颗新星。正因为思想观点的新锐，它的迅速崛起和很快消失，也许是80年代文艺界思想冲突和交锋的一个缩影。从这种意义上说，可以称作是“《当代文艺思潮》现象”。

除了《当代文艺思潮》杂志，80—90年代西部各省的文学刊物如《飞天》《中国西部文学》《朔方》《青海湖》《西藏文学》《草原》《绿洲》《绿风》，以及地级市刊物《阳关》《瀚海潮》《鹿鸣》等，也发表新作，推介新人，参与西部文学讨论，为西部文学的繁荣起了展现创作实绩、推波助澜的作用。譬如《飞天》杂志的“大学生诗苑”栏目，就是当时中国诗歌界的一个著名栏目，有众多的优秀诗人就是在这个栏目上发表诗歌而走向全国的。此外，这一时期各省都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大量的文学社团，高校里的文学社团发展尤其繁盛。各省（区）的当代文学研究会、当代文学学会、诗歌学会成立；高校社团如西北师范大学的“我们”诗社、兰州大学的“五泉”诗社等，都是人数众多、影响力较大的社团。它们都办有自己的油印文学刊物，许多校园诗人、小说家都是从这种刊物上起步并崭露头角的。此外，校园里还有层出不穷的文学墙报，它们也是大学生作者们向往的发表园地。这些蓬勃发展的杂志和文学社团，共同构成了西部比较良好的文学生态环境。另外，一些最早出现在全国文坛上的作家、诗人，也对本省的文学青年们起了楷模和导师作用，譬如青海诗人昌耀，新疆诗人周涛、杨牧、章德益，宁夏小说家张贤亮，西藏作家马丽华、扎西达娃，内蒙古作家肖亦农、邓九刚，甘肃诗人李老乡等，都是弟子成群，模仿者成批。这些作家对追随者的强大影响力，也是西部文学作者层出不穷的原因之一。

这一时期西部新文学最有特色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王蒙、张贤亮、昌耀、杨牧、艾青、罗洛等流放作家所抒写的无罪流放者的反思，既是人性复苏的象征，也包含着深刻的呐喊和批判。西线军旅文学带着对和平年代西部军人人性的深层次反思在80年代异军崛起，李斌奎《天山深处的“大兵”》和《呵，昆仑山》、唐栋的《兵车行》和《沉默的冰山》、李镜的《冷的边山热的血》和《孤烟》、李本深的《沉醉的大漠》和《沙漠蜃搂》，以及专门描写青藏线题材的王宗仁、毕淑敏等作家，以全新的文学视野和清新的笔致名世，不仅带来了军旅文学的突破，而且以新的攻势掀起了西部文学冲击波。陆天明的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泥日》、赵光鸣的系列“盲流小说”以及牛正寰的《风雪茫茫》，是出现于此间的独有的军垦小说和西部流亡小说。在新时期的伤痕、反思及改革文学的历次大潮中，都不难看到由独特的西部经验的叙述所勾勒出的中国西部的身影。如艾青的西部题材的诗歌、王蒙的“伊犁系列”作品、张贤亮和朱定等人的追问和沉思，既显示着荒诞历史背后人性的复苏，同时又包含着对于人性本身的深刻批判，他们的创作标志着中国西部在历史层面上的某种特殊含义；而以陆天明、肖亦农、景风、杨威立、虞翔鸣、文乐然等作家为代表的西部军垦知青文学，以及赵光鸣等人的西部流亡小说等，则已经从单纯的自然景观和风土人情的描绘逐步向更深层次的人性抒写过渡，展示了年轻一代在西部民间的人生煎熬和精神历程。邵振国、柏原、王家达、张冀雪、张弛、浩岭、阎强国、雷建政和以“草原小说”而著称的冯苓植等为代表的西部乡土小说；张承志、邓九刚、杨争光、杨志军、马原、马建、王刚等人的深具现代主义意味的先锋文学；王宗仁、杨显惠、文乐然、丰收、张俊彪、麦天枢、杨闻宇、朱光亚、张庆豫、邵兰生等作家的报告文学，都从各自不同的视角，立体而又真实地描述了西部人特有的命运、特殊的精神历程和复杂的人性，为西部文学带来了斑斓的色彩。

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也是这一时期西部文学的一个特殊色块。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文学在经历了自近代以来的长期发展过程之后，在80—90年代逐步形成了以各自民族风格为突出特征的少数民族作家群。他们有：藏族的丹正贡布、伊旦才让、格桑多杰、扎西达娃、阿来、益希丹增、降边嘉措、益西卓玛、次仁玉珍、班果、色波、格央、梅卓、才旺瑙乳、旺秀才丹、扎西才让等，蒙古族的玛拉沁夫、哈斯乌拉、佳峻、敖德斯尔、斯琴高娃、郭雪波，维吾尔族的铁依甫江·艾里耶夫、克里木·霍加、柯尤慕·吐尔迪、祖尔东·沙比尔，等；还有哈萨克族的库尔班·阿里、艾克拜尔·米吉提、朱玛拜·比拉勒，以及回族的赵之洵、马步斗、高深、查舜、石舒清、马钰、白练、杨峰，还有鄂温克族的乌热尔图、东乡族的汪玉良和马自祥、裕固族的铁穆尔与贺继新，等等。这个时期的西部少数民族作家已经逐步培养起了自己的创作个性。他们中间有不少作家不仅能熟练地使用汉语进行写作，而且还能使用本民族语言创作。与汉民族的作家相比，这些作家因为与其各自民族的文化传统之间有着天然的亲和关系，他们的作品也因此就有着更为本真的西部文化内涵。

四、西部文学新的发展期

可以说，1992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西部文学论丛”是对80年代以来“西部文学”热的理智、冷静的学术总结，也是西部新文学发展的一个分水岭。90年代中期，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来临和物质化生活的影响，精神产品的价值在人们心中急剧下降。随着商业化的畅销书流行，纯文学及学术传播开始被边缘化。西部文学“理论热”逐渐退潮，作家队伍流失严重：一批中坚作家或弃文从商（如张贤亮、肖亦农），或渐渐搁笔（如昌耀、柏原），或离开西部、停止创作（如杨牧、章德益、唐栋、王刚），或不再写西部（如陆天明等）。西部文学在高潮之后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间歇。但是，一批年轻的作家正在悄然成长之中，并逐渐成为西部文学的新梯队。到了20世纪末，西部文学出现了新的变奏。阳飏、沈苇、娜夜、高凯、叶舟、秦安江、王锋、牛庆国、人邻、杨梓、古马、王久辛、阿信、沙戈等新一代西部诗人日渐成熟，表现出了各自的个性，为西部文学增添了一大批精湛的诗作。小说家红柯的西部系列小说、雪漠和季栋梁的西部乡土小说、董立勃的边疆农场小说、史生荣的校园小说、唐达天的官场小说、张存学的藏区小说……他们的创作路径逐渐清晰起来，并成为作家个人的鲜明标志；被称为“宁夏三棵树”的石舒清、陈继明、金瓯以及温亚军等人的小说创作，都为西部文学增添了新成果。西部散文也赢得了文坛的普遍关注和赞誉，周涛、张承志、雷达、马丽华、杨闻宇、李若冰、匡文立以及后起的刘亮程、管卫中、冯秋子、陈漠等作家的散文，无论题材、风格、手法、体式都与传统的散文观念发生了分野。这一新的突破，一方面显示了作家自觉的艺术追求，另一方面也凸现了西部民族文化提供给作家的文化支撑和营养的意义。1998年出版了两部西部文学研究著作，这就是韩子勇的《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和马丽华的《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此外，西部各省区在这一时期也出版了自己的地方文学史，有关西部作家作品的评论散见各大报刊。西部文学研究形成了初步的阶段性成果。

五、新世纪西部文学的演进

进入21世纪，西部文学进入了一个更替、演变期。首先是作家队伍的新老更替，这种更替带来的是文学品种、格局的变化。在小说创作领域，20世纪80—90年代的一批实力派作家如乌热尔图、柏原、李镜、李本深、雷建政、赵燕翼、张武、戈悟觉、张冀雪、李唯、赵光鸣等彻底退场了，西线军旅小说、盲流小说、现代主义小说因相关作家的退场而基本断流。而9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本土青年作家已届中年，进入了各自的高产期，成为西部作家队伍的中坚力量。其中又以甘肃和宁夏作家的成果最为显著，他们的作品如秋天的果实日见成熟。甘肃“小说八骏”是一支实力比较强劲的队伍：雪漠写出了长篇小说《白虎关》《猎原》《西夏咒》，史生荣完成了《所谓大学》《所谓教授》《教授之死》等几部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女作家向春推出了长篇小说《河套平原》和一批卓有特色的河套民间小说，张存学完成了长篇小说《轻柔之手》《白色庄窠》，马步升完成了《青白盐》《道光三年的地契》《天净沙》等一批中长篇小说。宁夏“三棵树”石舒清、陈继明、金瓯继续衔枚疾进，“新三棵树”季栋梁、漠月、张学东的创作引起文坛注目，贫瘠干旱的西海固地区出现了一个作家群，他们是郭文斌、了一容、李进祥、马金莲、泾河、马宇桢、火会亮。石舒清的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叶舟的短篇小说《我的帐篷里有平安》获得鲁迅文学奖。而唐达天、许开祯的官场小说在发行量上开创了西部小说的新纪录。与此同时，一些硕果仅存的西部老作家还在奋力创作，有的甚至写出了他们此生最重要的作品。如内蒙古作家邓九刚完成了长篇系列小说《大盛魁商号》的后两卷，为他经营二十多年的雄浑的“茶叶之路”系列小说画上了一个重重的句号。新疆作家董立勃进入新世纪之后，以长篇小说《白豆》《米香》《烈日》《烧荒》《静静的下野地》《太阳下的荒原》构筑了一个荒远的农场“下野地”荒原，描写了兵团农场里各类女性们凄美的爱情悲剧，他新近的小说《暗红》则昭示了创作路径的变化。早已离开青海的作家杨志军，创作出了以青藏高原自然生命为精神象征的系列小说《藏獒》。散文家周涛于2014年出版了他的自传《一个人和新疆》。新疆作家王族推出了长篇小说《狼苍穹》。曾经以《麦客》著名的甘肃作家邵振国写出了《麦色》等系列中篇小说，陈自仁完成了长篇小说《白乌鸦》等。青海作家风马有小说集《羊皮开门》问世。尤其值得欣喜的是，西部的“70后”“80后”作家中也出现了佼佼者。甘肃青年作家弋舟的小说创作在全国引起广泛的关注，连续获得《小说选刊》年度大奖、《小说月报》奖、郁达夫小说奖、茅盾文学新人奖，成为中国西部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马金莲、严英秀、古原、赵剑云、火舯舫、漠月、马悦、安宁等青年作家在全国文坛崭露头角。在纪实文学领域，作家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甘南纪事》在海内外获得巨大声誉。王家达的报告文学《敦煌之恋》获得鲁迅文学奖。内蒙古作家肖亦农的《毛乌素绿色传奇》显示了这位老作家在报告文学方面的创作实力。在诗歌领域，阳飏、人邻、古马、高凯、叶舟、胡杨等人的诗歌创作渐趋衰弱，而牛庆国、沈苇、阿信、沙戈以及后起之秀离离等人的诗歌创作，则沿着抒发生命真感受的轨迹沉着推进，进入了一个新的收获季节。新世纪十多年，西部散文仍然保持了迥异于内地散文的特殊色彩，除了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最早获得全国文坛的瞩目、散文集《在新疆》获得鲁迅文学奖外。出生于甘肃天水的文学评论家雷达新世纪的散文创作主要以黄河、渭河两条河流的文化追索和精神探寻为指向，描写自己的西部成长，在《作家》杂志“西北往事”专栏，发表了《多年以前》《新阳镇》《黄河远上》《费家营》《梦回祁连》《韩金菊》等一系列散文力作，并出版散文集《皋兰夜语》《黄河远上》。一大批写散文的中青年作家成为这一时期西部散文创作的生力军：马步升、王族、杨献平、习习、李娟、铁穆尔、卢一萍、李颖超、王若冰、董夏青青、路生、何英、刘永涛、南子、曹谁等，其中李娟、何英获得首届茅盾文学新人奖。在西部散文创作中，尤以新疆的散文创作群落成绩最为显著，这也许与周涛、刘亮程对当地作家的影响有关，就像张贤亮、石舒清对宁夏作家的小说创作产生影响一样。与此同时，西部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藏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回族中都出现了一些新锐作家，如藏族的才让扎西、曹有云、扎巴，哈萨克族的艾多斯·阿曼泰，裕固族的铁穆尔，回族的马金莲等，其中有不少作家获得骏马奖。

新世纪西部文学呈现的一个突出现象是，由于文学奖项剧增，而知名度、获奖可能对作家的生存境况产生重大影响，作家们写作的功利意识普遍增强。这一方面刺激了作家的写作动力，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为知名度而写、作品数量大增、形式娴熟而内容比较空泛的情形。由于文学生态发生变化，所以像20世纪晚期张贤亮、陆天明、张承志、肖亦农、邓九刚笔下出现的重磅作品已比较少见。西部文学进入了一个作家众多、作品密集而整体水平比较平实的时期。

世纪之交，西部文学研究的寥落情况受到南京大学文学研究者的高度关注，他们会同一些西部的文学研究者对西部文学的百年历史和创作现状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完成了《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这是迄今为止关于西部文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和拓荒之作。它为西部百年文学勾勒了比较准确的生长轮廓和美学风貌，对众多的西部作家进行了细致鉴别、筛选并对入选作家做了比较准确的分析。借助这部文学史，读者可以看到西部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轮廓和局部风貌以及西部作家风格的独特呈现。

[1] 马树勋：《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纸概略》，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7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