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进热潮中的“战歌”与“牧歌”

在展开新时代西部文学的叙述之前，首先要解决的是一个认知问题，这就是1949年以后的“西进热潮”与历史上任何一次拓疆、拓边运动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这既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也是准确描述这一时期西部文学生态的一个关键问题之所在。

在西部多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中，无论是被动的求和、对立，还是主动的战争状态，中原政权与西部少数民族之间一直贯穿着一种无法放松的紧张感。公元前138年的张骞出使西域，肩负的是汉朝政府远交近攻对付匈奴人的使命。而由此得以凿通的丝绸之路，在成为通向中亚、欧洲的商道的同时，也使中原政权背上了一个从此再也放不下的包袱，这就是西部边防的拓展所带来的日益膨胀的经费开支。从此，军士屯垦、官员贬谪、罪犯流放、被动移民作为戍边政策被确立。因此，中原农耕文化的向西传播主要依靠兵路、官路、商路以及流放和移民之路来完成，缺乏主动性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历史地看，中国古代西部疆域的拓展与西部各民族间的关系，一直是在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经济依赖关系中被动实现的，长期以来一直纠缠于“战”和“抚”的状态。只有在20世纪中叶，随着民族独立而实现的各民族解放与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出现，才彻底结束了西部封建农奴制的残余统治、列强虎视眈眈的侵略，以及频繁的战乱和动荡的局面，从而使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就新时代的“西进热潮”来说，它给予西部多民族地区最大的影响莫过于“人”的解放的多重实现。首先，人民解放军的进藏、进疆，推翻和消灭了残酷的封建农奴制，使西部少数民族从此挣脱了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人身自由的获取与“人”的意识的苏醒，使各民族人民的解放与主人翁地位的确立得以全面实现。其次，与之相伴随着的建设边疆、开发边疆运动，又使“西进热潮”赋予了另一种内涵，这就是从严酷的自然条件中实现对西部的解放。青藏、川藏、甘青等公路的修通，兰新线、包兰—京包线、兰青线等铁路的通车，使自古以来的“天堑变通途”，世代制约西部发展的交通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玉门、柴达木等油田的开采，电站、工厂、医院、学校等基础设施、现代工业、文化机构，在雪域高原、在大漠戈壁深处一座座拔地而起，使西部民族地区从此结束了封闭、落后的自给自足的状态；再次，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民族文化间的大规模交融，以及内地农耕文化和现代都市文明的主动西向传播，不仅谱写了新的民族关系史，而且彻底改变了以往汉文化被动西向传播的格局，推进和加速了西部多民族文化形态的重新构建，使西部“人”的解放又进入了另一个新的层面。所以，1949年以后的“西进热潮”对西部社会的影响，与历史上任何一次拓疆、拓边运动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既然如此，那么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所制约的西部文学与以往的西部文学又有什么不同呢？总的来看，它不可避免地在文学主题与叙事策略的选择上受两股思潮的影响：一是“西进热潮”对西部社会的参与和西部文化对它的影响，这是新时代西部文学产生的原生态和底色之一；二是50—60年代统治文坛的政治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了此间的西部文学，使之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由此看来，用“诗史”来概括这一时期的西部文学的特征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它真实地记录和书写了这一特定历史时代，是一段无法割裂的用“诗”书写的历史。所以说，这一时期西部文学无论是创新还是局限，都是一种历史给予的客观存在。对此，学者余斌给予了十分精辟的评价，他认为：50—60年代以后掀起的“西进热潮”所带动的“汉文化的西向传播是以新的面貌出现的，是以历史上不曾有过的面貌出现的。确切地说，这一时期的文化传播与革命思想的传播是二位一体的，文学向‘政治’的倾斜是十分突出的。离开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就不可能了解那一时期文学的本质特点”^[1]。针对研究界对新时代西部文学价值的众说纷纭，余斌谈了自己的看法：

西部地区的文学传统源远流长……仅就本世纪（指20世纪——引者注）中叶以来的文学而言，其作品，其价值，也不能低估。闻捷、李季、徐怀中，以及各民族的许许多多作家们，都为文学的西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的许多作品至今仍不失那个时代赋予的魅力。传统有传统的价值。50—60年代以来的那一代作家的许多作品，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出它们独具的认识价值，成为后人无法复制或模拟的善本^[2]。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文学作品的产生与发展无法超越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学生态的制约，具有不可替代性。“文变染乎世情，废兴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揭示的正是这一文学变革的规律。但是，余斌在肯定其独有的“认识价值”的同时，在随后的叙述中笔锋一转，毫不避讳地指出了新时代西部文学的不足之处，“其根本的弱点在于未能植根于西部的历史文化土壤，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移植痕迹，即使像徐怀中、闻捷这样优秀的代表性作家也难例外”。这一批评大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对于新时代西部文学的图景，李季、闻捷的《诗的时代、时代的诗》^[3]给予了理论上的描述，这既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文学生态，也是对新时代文学的艺术总结。李季、闻捷认为：在“诗的时代”里，人的思想改造和成长是与自然的改造同步进行的，伴随着“征水战山，降龙伏虎，向大自然展开猛烈的进攻”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场缔造“新人”的全民思想改造运动。而所谓成长的“新人”，就是不断地摆脱和消灭“小我”与“个体”的影响，在内心彻底接受社会主义理想的人。他们甘愿成为民族国家这一战车上的螺丝钉，将自我的发展融入时代和民族国家的需要，时刻听从党和国家的召唤到社会主义的广阔天地奉献和燃烧青春。随之，当这一时代话语逐渐通过媒介和文艺作品的宣传被有意地意识形态化之后，“小我”“个体”便从此成为一个足以让人感到可耻的字眼，被彻底挤压出了人们的心灵世界。因为成长主题与成长模式不但是评价一个人进步与否的标志，而且已成为衡量人们道德是否高尚的伦理标准。李季、闻捷还进一步阐述了对“诗的时代”的浪漫主义概括：

人民沿着万里长城的废墟，营造一条三千里的绿色长城，植树大军摆开了威武的战阵，向浩瀚的戈壁，向沙漠的腹地挺进。

……人民指点江山，铁轨与黄羊并头奔驰，筑路的人流随着欢乐的汽笛，穿过戈壁向西涌去，劳动的歌声跟着云际的雄鹰，越过高山向西飘去。

所以，这一“人定胜天”的“英雄辈出的时代”，是“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时代，是富有诗情画意的时代”^[4]。那么，与新时代的主潮紧密相关的西部文学——“时代的诗”——又是怎样的呢？李季、闻捷这样写道：

我们的诗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发挥阶级武器、党的工具的战斗作用……歌唱工农群众创造性的劳动、无穷的智慧和不断革命的斗争精神，就是歌唱了我们生活的本质、我们社会的精神、我们时代的特征。

很明显，文学应该密切关注和“歌唱”劳动者的劳动和创造这一“生活的本质”，因为这是时代精神之所在。但是，如果彻底将文学当作“阶级武器”并使之完全工具化，这不仅背离了文学艺术自身的创作规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戕害、抑制了作家的创造性。新时代西部文学在这一点上也未能幸免，它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同样经历了从50年代的文学“意识形态化”到“文革文学”的概念化、标语化这样一个路径，最终彻底走向极端——这就是反人性的文学和阶级脸谱的出现。因此，如果没有西部独有的风情画、风俗画、风景画的映衬，没有西部各民族人民的艰难解放和成长历程的书写，那么，这一时期的西部文坛必然和全国文坛一样萧条和黯然失色。

“西进热潮”中最初进入作家视野的是西部的解放者和建设者的面影。诗人高平（1932— ），山东省济阳县人。1951年随军进藏，1958年起到甘肃工作，曾任甘肃省作协主席。他以一首激情豪迈的《打通雀儿山》，抒写了人民解放军——藏族人民的金珠玛米的英雄气魄，使浓郁的革命浪漫主义激情得到了充分的张扬。“雀儿山”是一座怎样的山呢？诗歌这样写道：“提起雀儿山/自古少人烟/飞鸟也难上山顶/终年雪不断/地冻三尺深/乱石把路拦”。但为了开辟川藏线、青藏线以造福藏族人民，进藏的解放军却怀着“铁山也要辟两半”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坚忍的品质迎难而上。虽然自然条件异常恶劣和艰苦，战士们只能“天当被地当床”在雀儿山上扎下营寨，可诗人的抒写却充满浪漫的想象。从艺术的角度看，除过激情和理想的张扬外，《打通雀儿山》这类在当时比较流行的作品根本就不能算作“诗”。但是，作为特定时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铿锵有力的节奏，如吹响的时代号角和擂动的进军战鼓，传达的却是一种将主体自身融入时代变革的斗志、精神和勇气，而这又是洋溢在新时代中国的时代精神。随后出现的《致田野》一诗没有简单复制上面的主题。在诗人丰富、大胆的想象过滤下，扎根边疆的“成长者”的献身情怀通过“我”这一抒情主人公，得到了豪迈、有力而又淋漓尽致的体现：“假如我的头发能变成垂柳/我要叫它在这里生根”。如果说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存在着题材因素的局限的话，那么，在另一首描写新型民族关系的《阿妈，你不要远送》中，非文学化的因素就明显有所减弱。修路战士与藏族阿妈难舍难分的人间真情流溢在字里行间，战士们深情地回忆着军民情谊：

多少下雪的日子/你给我们送饭送茶/多少寒冷的夜里/你在我们床前点起炉火/我们帮你开下的荒地/青稞已经发芽/我们播种的荞麦/将要在你们的门前开花。

而战士们永不停息的远行却正是为了“把这宽阔的公路/直修到祖国边疆”，使得“从拉萨的街道/到天安门广场/阿妈，你都可以自由地来往”，使“公路经过的地方/土地就和黄金一样/牛羊越来越多/姑娘穿上彩色的衣裳/孩子愉快地走进学堂/新的城镇亮起电灯/夜里也不落太阳”。这一点睛之笔，不仅使拓边者的豪迈激情得以张扬，而且使一个民族国家的理想和新时代的主题得到了升华并具象化。尽管如此，高平依然不是抒写宏阔题材的能手，他的才华更倾向于抒情和描绘具象事物。所以，虽然他先后在1955—1958年有《珠穆朗玛》《拉萨的黎明》《大雪纷飞》三本诗集问世，从不同视角反映了和平解放时期的西藏社会变革，但相比较而言，题材和艺术手法还是比较单一的。唯有长诗《大雪纷飞》堪称新时代中国文学的名篇，因为他通过一个藏族女子的悲惨命运写出了人的觉醒的艰难。

漫步在这“充满着爱情阳光的地方”，藏汉军民共同架设的“金桥玉带”和新生活的气象，使随军进藏并把西藏当作第二故乡的汉族女诗人杨星火（1925—2000）发出了“叫我们怎么不歌唱”的惊叹：“辽阔的蓝天，雄鹰在飞翔/雪山下面有着无数的宝藏/在那鲜花开满的草地上/有着我们可爱的田庄，可爱的牛羊”。因为“从前搭着帐篷的地方也盖起了楼房/从来没有走过的雪山上修起了公路”（《叫我们怎么不歌唱》），所以，“相隔千山万水的各族人民/亲近得就像住在一个村庄”。那个出嫁到远方的藏族姑娘，她翻越雪山、大江走了“三十三天哟/才走进了新郎的帐房”，可经历了漫长岁月的她，如今已白发苍苍，只要“想起遥远的故乡/泪珠儿滚满了眼眶”，因为回去的路“山高水长”。突然有一天，“太阳照到了雪山牧场”，“她顺着公路回家乡啊/就像小鸟在天空飞翔/高原的风啊在耳边响啊/一眨眼睛就不见帐房/一会就翻过三座雪山呃/一会就跨过三条大江/太阳还没有落山啊/她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于是，“快乐使她的眼睛发亮/眼前闪耀着金色阳光/亲人们拉着她唱起最美的歌/她领着亲人跳起最美的锅庄/‘有了这条幸福的路/我一年能回来三百六十趟’”（《幸福的路》）。战士的生涯和情怀、火热的边疆建设，使杨星火的作品洗却了女性文学的细腻情态，而代之以磅礴的气势、宏阔的视野、丰富而又大胆的想象，同时又不失阳刚与柔美的相得益彰。她不仅歌颂了进藏战士的奉献、牺牲精神，而且通过生动可感的人物形象与人物命运的诗化抒写，使新西藏的变化得到了艺术化的展示。

在河西走廊的玉门等戈壁深处的油田工地，诗人李季用诗歌记录下了这里正在发生的变化：“千万盏电灯驱走了祁连山的黑暗/森林般的井架竖立在你的河身两旁”，开拓者要“在戈壁上建立起千百个繁荣的农场”，“把大戈壁建造成人世间的天堂”（《石油河》）。在李若冰的笔下，葛泰生率领的石油勘探队为了能为国家找到石油，顶严寒、冒风雪，跑遍了西部的戈壁、荒山。因为，他心里一直怀着“一种美好的向往”，希望用自己的青春“唤起戈壁滩的欢乐、微笑和神话般的变化”。这位清华大学毕业的青年知识分子还说，他“越来越感到一种需要，一种力量，这就是党。他认为自己的成长，自己的思想和对生活的热望及勇气，都是党给予的。他要求党教育他，考验他”。葛泰生所表白的正是典型的接受改造、锻炼的思想和愿望，而这一愿望具有相当的普泛性，也可以说，这是具有时代色彩的“成长”者的共同追求，并日益成为他们性格的一部分。正如一位守卫战士说的：“柴达木没啥苦的，就苦吧，也没啥。只要柴达木开发了石油，这比什么都好。现在，咱们的国家，就是要把苦焦的地方变成人民的乐园嘛。”（《在柴达木盆地》）所以，将个体的追求与国家的需要相结合，是这一时期实现人生价值的必由之路。

面对新崛起的石河子城，一直在苦苦寻觅民族解放和富强道路的自由知识分子储安平（1909—1966），不由得在《新疆新面貌》^[5]（副标题是“新疆旅行通讯集”，共收了二十二篇报告文学）中抒发了这样的观感：

这儿本来是一片苇湖，然而现在却出现了一座新城，有了房子，有了花草，有了电灯，正如在那广阔的玛纳斯河流域大平原上，过去是一片荒滩，没有生命也没有财富，然而现在，在那些大平原上，开始生产着黄金色的粮食和雪一样白的棉絮。河水苏醒了长睡的泥土，拖拉机冲破了原野的寂静。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这是一个要永远记载在人类活动史册上的巨大变化。然而又为什么同是一片苇湖，同是一片荒原，千百年来一直没有任何建设，而今天竟然出现了一座新城？过去一直荒芜连年，而现在却开始成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粮仓和棉田？……这一切不因为别的，只因为我们有一个伟大的正确的党，它教育了并组织了人民和自然进行斗争，发展生产，改变历史面貌，把人们的生活、思想和社会的秩序、制度都推进了一步。

在访问了石河子的一家医院后，他这样写道：

当我参观着这些病房时，我心中的确怀有一种混合着感激、喜悦和安慰的复杂的感情。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们的生活将逐渐得到改善，这已经不是宣传，甚或是一种理想：这是已经切切实实地实现了的事情……

从1954年夏天到1955年夏天，储安平在新疆走了大大小小二十多个地方，不仅用思想者的眼光记录了所见所闻的变化，而且用审美的笔调抒写了别样的新疆民俗风情。在《欢乐的库尔班节》一文中，详细地记述了他在伊宁度过的库尔班节，从节日的来历、穆斯林的大净、礼拜、跟随汉族领导拜节等仪式，对维吾尔、塔塔尔等民族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给予了准确、细致的抒写。尤其是对节日中穿着盛装的女性的描写，不仅生动形象、传神，而且充满着独特的审美意蕴：

很多颜色和花色，在内地一般妇女穿不出、不敢穿的，这儿却是百花齐放，光耀炫目。那像石榴花的火红色，那像金子一样闪着光芒的金黄色，那像罂粟花一样的洋红色，那像铜锈生绿那样的浓绿色，而且配上一身是胆的大花式，带着咄咄逼人的气势，使你竟不得不停下步子来向她们夺目而视。另外，则是一些极其文静的色调……这一切，在你身边过去，又好像一阵清风似的使你感到一种凉爽的感觉。这儿的女子，她们常常兼具东方与西方之美：既丰满而又窈窕，既活泼而又柔和……

同样的时代话语与艺术化的观照也涌动在徐怀中、刘克、顾工、汪承栋、闻捷、碧野等其他客居作家笔下，只不过表达方式稍有差异而已。这都是对“西进热潮”或直观、或诗化、或形象的描述，也是对新时代中国从心底里产生的认可。由此可以看出，民族平等与人的多重解放，劳动者自由、幸福的生活追求，以及使蛮荒的西部变成繁荣、富饶、生机勃勃的“人间乐园”，已不再是一个虚拟的、美丽的预言，而是作为新中国的现实追求和一个时代的理想嵌入了民族书写的血脉。西部正在掀掉荒凉、寂寥的帽子，成为建功立业、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的象征，一时间吸引着人们从四面八方奔赴边疆，去锻炼去奉献，从而完成个体成长的历程。它所孕育的巨大生机，不仅动员和激发了劳动者所有的激情与潜力，而且使一系列和西部各民族生活紧密结合的“成长者”的形象，如藏族驾驶员、勘探队员、石油工人、电厂的藏族工人、女犁手、女拖拉机手、藏族女护士、维吾尔族纺织女工、突击手等新的形象出现在西部文学的画廊，成为新时代西部文学理想化形象的代名词和革命浪漫主义激情的滥觞，也成为中国新文学“成长主题”中绚丽、动人的一支。

于是，英姿飒爽的藏族女拖拉机手，像“黎明时一只孔雀/飞到驾驶台上/拖拉机高歌奔向田野/唤醒了雪山那边沉睡的朝阳/党给她理想和力量/还把‘铁牦牛’交给姑娘/从此她那挤羊奶的巧手/要搬出一座座金色粮仓”（《女拖拉机手》）；“高原上第一枝迎春花”——女犁手，一犁犁开垦的不仅是苏醒的高原沃土，还有那流传了千百年的女人不能犁地的旧传统：“谁说女不耕田，男不拔草/落后的习惯应该犁掉/谁说姑娘犁地不长庄稼/你要招来麦穗羞羞他”，女犁手“坚定灼热的双眼/烧着焚毁旧思想的烈火”（《女犁手》）。这些都是寓居西藏数十年的军旅诗人、土家族作家汪承栋（1930— ）描绘藏族“新人”形象的诗句。他先后在短诗集《雅鲁藏布江》（1959年）、《边疆颂》（1960年）、《高原放歌》（1961）以及长篇叙事诗《昆仑垦荒队》（1960年）和《黑痣英雄》（1964年）中，全方位描绘了新西藏的社会变革。翻身农奴的自豪、成长的喜悦以及人的觉醒，在具体、生动、真实的人物形象塑造中完成，增加了人物的真实感。《黑痣英雄》的成功，并不在于它又塑造了一个反抗旧制度的英雄，而是写出了时代变革与人的觉醒的艰难。主人公从个人反抗到融入时代洪流的曲折转变和“成长”历程，使汪承栋对西藏民族解放的反映没有流于表面化。

与此相呼应的还有另一位进藏军旅作家。刘克（1928—2002），汉族，安徽合肥人，毕业于西南人民艺术学院，1949年参军进藏。在《央金》《曲嘎波人》《嘎拉渡口》《古茜和德茜》《巴莎》这五个短篇小说中，他通过农奴悲惨的境遇与苦难的命运，以及他们在反抗中历经劫难获得自由的事实，描写了农奴们的血泪史，并通过古茜、巴莎摆脱农奴制苦海的历险记，为藏族人民指出了一条获得自由之路：只有投身革命队伍才能获得人身自由，这在和平解放时期的西藏社会里是唯一改变命运的道路。此外，他还创作了大型话剧《1904年的枪声》、电影文学剧本《达赖六世的传说》以及中篇小说《古碉堡》《康巴阿公》《采桑子》《暮巴拉，雾山》等，从历史、现实多个层面透视了西藏社会变革的艰巨性。

《拉萨早上八点钟》是报告文学作家黄钢（1917—1993）传神、生动地描写“新人成长”的速写集。“新拉萨的建设者”是“西藏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代现代技术工人”，可他们在此之前曾是浪迹街头的乞丐。如今，拉萨市建筑工人、先进生产者旺杰，“戴着整洁的学生帽，穿着蓝白横条纹相间的运动衫和篮球鞋”；他的母亲白章“戴着耳环，披着头巾，穿的是长筒黑胶皮套鞋，手提着她和儿子中午在工地食用的充足的午饭和盛上了酥油茶的、由天津制造的小暖水瓶，步伐矫健地走在所有上工人们的最前头”。等级制时代的农奴是农奴主手里“会说话的工具”，他们没有权利戴礼帽、穿袜子、穿氆氇（手工织的西藏毛料）做的衣服，不能吃饱肚子、不准唱歌跳舞、不准互相之间通婚、不准穿与主人一样颜色的衣服，尤其没有资格穿黑色、绛红色的衣服。但是在埋葬了农奴制度的新西藏，“翻身奴隶们穿着五颜六色的氆氇衣服和讲究的长筒藏靴，他们不仅戴着崭新的藏族礼帽，有时还戴上从前只有僧俗官员才能戴的金光闪闪和镶上珠宝的头盔”。汽车修配厂的四级锻工拉珠，祖父、父亲被奴隶主活活打死，自己也不知被派过多少次无偿的差役，甚至差点被处以极刑。如今，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子是电厂的工人，大儿子达娃参加了1959年的全国群英会，二儿子洛桑是先进生产者，女儿巴桑“已经学会了对磨损的机件进行金属喷镀”。每天早上八点半上工之前，拉珠“从工人宿舍到厂房，一路上拾起那些被抛散的螺丝钉与钢铁碎片”，因为他是新生活的主人。

由于黄钢笔下的主人公从农奴到“新人”的成长过于简约，因此，从他们身上很难看出作为一个被奴役、被压迫者觉醒的艰难和脱胎换骨的历程。所以，闻捷、高平等作家笔下的巴哈尔、央金等形象的出现，为这一主题的深化作了一定的弥补与诠释，从而使人的解放深入到人的心灵世界。

1956年的春天，当诗人闻捷（1923—1971）看到十八岁的维吾尔族少女布沙热成为全国先进生产者时，他在散文《布沙热，我要为你唱一支歌》中写道：

布沙热，你是多么幸福呵……在天山南北的绿洲上，我曾经和许多像你妈妈哈特木汗那样年岁的人谈过心。她们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向我哭诉，哭诉自己在旧社会遭受的不幸。那时候啊，女人不被当作人看待，女人像牲口一样被出卖，女人不能自由地走出大门，女人整日吞饮着眼泪生活。而你，布沙热，却是另一个社会的人……

来自喀什噶尔的布沙热立志要做“维吾尔族的郝建秀”，她不仅跟着汉族女工苦学、苦练，学成了一名熟练的纺纱工，而且，她还从她们那里传承了帮助别人的精神，因为她始终牢记着她们“共同成长”的诺言：“谁先学会使用机器，谁就来帮助大家。”闻捷之所以如此激动，是因为他亲眼“看到了维吾尔民族的第一代纺织女工成长了起来”，而这又是他一直密切关注的对象。从1949年随军进疆到50—60年代在甘肃工作，西部各民族的解放和新人的成长，一直是他诗歌的主要题材，也可以说，西部是闻捷诗歌的“血地”。从诗集《天山牧歌》（1956年），《祖国，光辉的十月》（1958年）、叙事诗《东风催动黄河浪》（1958年）、《河西走廊行》（1958年）到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1959—1962年）的出版，闻捷将他诗歌的青春留在了西部。这位1940年进入延安并随后开始文学创作的军旅诗人，将战士情怀和诗人的激情融入了他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与审视，从而使其诗歌创作呈现出了鲜明的个性化风格。这就是：抒情诗的细腻、纤巧、清新、明丽，叙事诗的壮阔气势、雄浑格调，大气隽永的史诗风格，浓郁的民族风俗画色彩和俏皮幽趣的意境追求，以及整齐的音乐节律和民歌风格。

《复仇的火焰》作为民族解放的宏伟画卷，通过哈萨克民族“人”的艰难觉醒历程，描写了“人”在时代变革中的选择与人性的复杂。骁勇的哈萨克骑手巴哈尔是中国式的“葛里高里”（《静静的顿河》中的哥萨克骑手），作为一个不断成长的人物典型，其性格的复杂性不仅有现实和历史的印痕，也有自身的局限。一方面，他有骑手的勇敢、正直、善良、剽悍、机智的性格以及精湛的骑术，这表现在十三个骑手暴风雪之夜死里逃生的遇险和那场赛马叼羊的比赛，表现在他对头人养女苏丽亚悲惨境遇的同情上；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生长在头人的剥削下，“精神奴役的创伤”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狭隘、自大、易冲动、头脑简单的性格怪圈。忌妒和虚荣使他与少年时的朋友、解放军干部沙尔拜发生言语冲突并动武，说出了“自从你一拳将我打倒在地上，你就是我永生永世的仇人”的话。而当真正的仇人——那个压迫、奴役众乡亲的所谓头人阿尔布满金和反革命首领乌斯满以“保教保命”的幌子煽动叛乱时，他竟然轻信并参加了反革命叛乱。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头人阻挠、破坏他与苏丽亚的爱情，并以虚假的允诺拉拢他，这是巴哈尔投身叛乱的一个主要原因。一个勇猛无比的骑手瞬间变成了狂热的好战分子，成了匍匐在头人脚下的奴仆与打手，只是为了娶苏丽亚，为了“部落和仁慈的首领”。头人的欺骗像魔鬼的咒语一样迷惑了勇士的心，任凭情人苏丽亚和朋友、亲人怎样劝导也无济于事。明明是一只迷途的羔羊，却说什么为了“拯救哈萨克去作战”，并“愿意献出整个身心”。但是，巴哈尔毕竟不是铁杆的反叛者和统治阶级的一分子，他只是一个被蒙蔽了双眼的骑手，他根本不了解新政权的内涵，他存在觉醒的基础和可能，但需要时间与过程的磨洗。所以，当头人派他去杀死沙尔拜时，他反而将他放走：

头人派我今夜来会你/宰掉你这背叛教义的精灵/可是我想起童年的欢乐和痛苦/我便下不了这份狠心……沙尔拜伸出两只大手/一步一步地向巴哈尔走近/巴哈尔却将双手反藏在背后/一步一步地退向毡门——不，我不和叛逆握手/但是我钦佩你谈话的赤诚/假如你在战场上遇见巴哈尔/他的枪决不饶过仇人

由此可以看出，理智与感情的纠葛，内心的痛苦与矛盾，已开始侵入他的心灵。在跟随乌斯满、阿尔布满金叛乱的日子里，一种深入骨髓的惆怅、痛苦和无助使巴哈尔对自己的决定渐渐产生了怀疑。他日夜思念故乡的草原、帐房和亲人：

苏丽亚！倔强的苏丽亚/你为了爱情逃出了头人的牢笼/你如今孤独一人怎么生活/你腹中可饥身上可冷？

而最终加剧巴哈尔觉醒的还是现实的刺激，叛军首领乌斯满威逼阿尔布满金亲手处死他手下的牧人，阿尔布满金策马倒拖着两个牧人狂奔，“河滩那嶙峋的块石上/立时洒下两行殷红的血斑/骆驼刺撕裂牧人的老羊皮袄/风旋羊毛飞上了山巅//观看的人们双手蒙脸/仿佛一根骨头鲠住喉管/峡谷里只有流水低声地悲泣/山风轻诉无尽的哀怨”。队列里，巴哈尔的“泪水却像长流不断的山泉/他亲眼看到同胞的惨死/无数的疑问涌上心间……”渐渐觉醒了的骑手在痛苦中挣扎，他厌倦了流血和惨杀，用酒精浸泡着忏悔的泪，在经历凤凰涅槃式的焚毁与再生。因此，《复仇的火焰》成功描写了历史的真实与人性的复杂，既描绘了充满民族风情的历史画卷和草原美景，又写出了哈萨克骑手的艰难觉醒历程。尤其是饱满、生动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充分体现了诗人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艺术功力。正因为如此，诗歌对于巴哈尔合乎历史逻辑的觉醒历程的真实刻画，得到了研究者的普遍认同：

巴哈尔从受蒙蔽到开始觉醒，有他自己独特的道路……在一部分牧民中也是有代表性的。阶级觉悟的提高，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有时候需要经历一个相当痛苦的过程。特别是像哈萨克族这样一个民族，有着深沉的宗教信仰，有着独特的风俗习惯，又历来身受反动统治的压迫之苦，他们的疑虑、猜忌，是难能很快消除的^[6]。

还有论者对此给予了进一步解释，他们认为：巴里坤草原的叛乱事件与巴哈尔觉醒的艰难，除长期以来民族间的仇杀、不和、偏见与头人对奴隶状态的人们的钳制和压榨外，还有一个因素，这就是“党的民族政策还没有来得及普遍深入地被群众所理解，加上个别干部工作中的急躁、简单化的缺点，因而群众还没有普遍觉醒”，而民族分裂分子正是利用了这一复杂情况，欺骗并“裹胁一些没有觉醒的牧民，进行反革命叛乱”^[7]。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

进藏军旅作家徐怀中（1929— ），原姓许，祖籍河北省邯郸市。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地上的长虹》（1954年）、成名作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1957年）、电影文学剧本《无情的情人》、短篇小说《西线轶事》（1980年）等。他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和电影文学剧本《无情的情人》，是50年代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收获之一。虽然人们历来褒贬不一，但是客观地看，它们还是写出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志愿支边者的成长与西藏各阶层人的人性的复杂。在西藏旖旎的风光和浓郁的风俗画中，以陈子璜、雷文竹、倪慧聪、朱汉才为代表的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工作人员所“播种”的“爱情”，不仅是将自己亮丽的青春和爱情献给边疆，为藏族人民送去先进的耕作技术，而且是在和平解放的西藏播种民族融和与社会主义的种子。所以，小说才意味深长地描写了工委书记苏易亲手掌管马拉播种机在田间的开犁仪式：

每个人的神情又都是那样振奋、严肃，每个人的眼睛都闪烁着光亮。要知道，播种机所播下的，是种子，同时也是每一个耕耘者对这处女地充满了希望的心！也是每个耕耘者所要献给祖国的这一壮丽高原的全部爱情！

正因为如此，在如火如荼的时代潮流中，徐怀中选取“农业技术推广站”这一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件，透视的却是和平解放时期西藏人民觉醒的历程，以及志愿支边者“成长”“锻炼”的时代主题。“播种爱情”所蕴含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历尽千辛万苦动员藏族同胞种植冬小麦的成功，因为它昭示了和平解放时期的藏族同胞逐步觉醒并走上集体道路的漫长历程终于萌芽。这在彻底废除农奴制并进行民主改革之前的西藏，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播种爱情”的结果。小说在人物形象的开掘上有他独到的一面，女土司格桑拉姆的形象既充满了历史感和现实的厚度，又有其性格复杂的一面，显得丰满、真实。作为更达的地方统治者，她不愿意失去自己的权力，所以，她对共产党的到来充满疑虑，态度也是傲慢的；但是，随着下层头人各怀心思的蠢蠢欲动，她愈加担心自己地位的不稳，于是又不得不接近新政府，希望借新政府的支持稳固自己的统治。因此，格桑拉姆就在这样的矛盾中逐渐若即若离地转向新政府一边。研究者认为：

小说写女土司的这种感情的变化，写得很细致。这是一个有着独特命运和性格的相当丰满的农奴主的形象，就其鲜明性和丰富性来说，在建国以后文学的人物画廊中，尚不多见^[8]。

同时，作家对苗康这个人物的处理，印证了前面谈到的“新人成长”的路径。志愿支援边疆的兽医苗康，当他将自己的人生追求与国家的需要相结合的时候，他工作积极，心情欢快，也赢得了同事倪慧聪的爱情。但是，当他面对困难、危险表现出埋怨和唠叨，甚至产生消极的工作态度时，这一切却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因为他的“个人主义”从根本来说是与整个时代的价值伦理相违背的，等待他的必然是众叛亲离和无情的抛弃。小说在一个极具深意的细节中暗示了苗康的命运。当倪慧聪被土匪枪伤住院治疗时，热烈追求她的兽医苗康埋怨道：“我觉得，这件事领导上应该负责任的！人命是可以开玩笑的吗？既然连最起码的安全保障都没有，那为什么要把人家往危险的地方派！当然了，他们是不在乎的，身边就住着公安部队。”听了这样的怪话后，倪慧聪“先是为这些话感到不快，接着，当她迅速地、认真地、逐字逐句体味这些话的时候，禁不住从心里涌上一阵对苗康从来没有过的嫌弃之感——她自己也暗暗惊异于这种感觉所形成的突然”。倪慧聪之所以突然产生厌恶感是有思想基础的，这就是“新人”“成长”的价值标准与道德感的制约。从此，苗康的行为在大家眼里越来越令人讨厌，不仅倪慧聪离开了他，而且他还受到了团组织的严厉批评和群众的孤立，最后在一片口诛笔伐中选择离开。作者十分形象地暗示了苗康毫无前途的出路：

苗康已经绕过土包，正走在坡道上，因为他是下坡，所以走得很快。不多会，他的背影便被森林的黑暗处所吞没，无踪无影地消失了。好像道路上从来没有过他似的。

苗康这一形象与结局，在这一时期的西部文学中并不鲜见，因为它阐述的是“成长主题”中的反面人物。

徐怀中一直试图在人性描写上摆脱脸谱化，寻求超越和突破，所以，1959年底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无情的情人》，描写了两个仇人之后的爱情悲剧：两个不同阶级的人多吉桑——农奴的后代与娜梅琴措——阿訇鲁鲁大土司的女儿之间发生了不该发生的爱情，最终真相大白后不得不拔刀相向，成为仇人。他们的恩怨不仅缘于家族间的仇恨，还有不同阶级之间的仇恨：多吉桑的母亲被阿訇鲁鲁大土司害死，多吉桑的父亲却路丹珠为妻子报仇杀死了大土司，而娜梅琴措四处寻找的家族仇人却路丹珠这时已成为自治区政府的副主席，于是娜梅琴措与“盗马贼”们企图暗杀他并发动叛乱。多吉桑得知这一消息后，不但与娜梅琴措决裂而且参与了消灭叛匪的战斗。所以，这部作品除过成功地表现了人性的复杂性、多面性外，基本上还是属于宣扬阶级斗争无情论的范畴。但是，即便是这样一部作品，在发表后也掀起了轩然大波，被扣上了宣传资产阶级人性论、鼓吹阶级调和、取消阶级斗争、丑化劳动人民的帽子，先后接受批判。由此可见政治话语对当时文学的影响。

同样是写人的解放和觉醒，诗人高平发表在《人民文学》1957年5—6月合刊上的长诗《大雪纷飞》具有一定的突破性，至今读来荡气回肠、苍凉悲怆，可以说是变革时代“人”的追求的悲剧和墓志铭。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女农奴央金凄婉、悲惨的人生命运背后，掩藏的是人对命运的抗争以及人的觉醒和解放的艰难。美丽、善良的央金怀着一腔童话般晶莹剔透的梦想，孤身一人受主人的差遣到遥远的冈斯拉去寻找“最好的羊群”。她甚至来不及和心上人江卡道一声别就冒着风雪走了，因为“主人的急令/不容我回头”。大雪纷飞的支差路上，她一面回忆着对故乡、对阿妈、对江卡的无限思念和爱，一面在心里说：“等我为主人立功回来/等我做完了仆人该做的事”，那时候央金就成了你——江卡的妻子了。她一遍遍地安慰着心上人：

江卡/松树移到石头上/到死还是松树/哪怕我们要有一千次别离/背水的姑娘央金/大眼睛的央金/嘴唇像野樱桃一样红的央金/她总是你的……千万别怪我来不及看你/我是人家的仆人/不能随自己呀。

这一“从农奴的心尖上滴下来的”血，既是“不讳的直言”又是“一粒火种”^[9]，它点燃了人们对奴隶制度的愤怒。世世代代相似的命运，使央金对主人的差遣没有埋怨没有怀疑：“我们的父母/不都是在出差的路上/白了他们的头发”吗？可是她哪里知道主人的叵测居心，她踏上的是一条不归路啊！深夜，奔走了一天的央金住进了山洞，她盯着天上的星星想着心上人，“江卡/你也在看这颗星吗/这颗星就是我的眼睛”，“啊！好冷啊！好困/漆黑漆黑的夜啊/没有了，那颗星/星……”，爱的坚贞、爱的执着、爱的哀怨，一齐奔涌在善良、纯洁的央金心中。可是，“走哇，走哇，向西走/山沟没有流水/山上没有了树木”，“地上连草根都找不见”，可怜的央金着急了：“冈斯拉/它还有多远/主人要我找的 最好的羊群啊/又在哪里？”她开始怀疑主人的用意：“主人会欺骗我吗？”可她又随即否定了这一想法：“啊，有谁会对我存着坏心/我，央金/什么时候 欺骗过别人？”一股油然而生的悲怆紧紧地攫住了读者的心。奴隶主的残忍、阴险、狠毒和奴隶不可避免的厄运，像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向天真、善良、痴情的央金，连她最后残留的一点幻想也被挤压得粉碎。“被冻僵在雪山中的央金/在返回故乡的幻觉里/度过了她短短的一生中最后的时光”，到处飘落着大雪，哪里有央金要找的羊群和冈斯拉？“大雪淹没了她的衣裙/大雪埋住了她的手臂/渐渐地，在风雪中/只能隐约地看到一根红色的头绳……”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对做“人”的一丁点要求，竟然只能在冻死前的幻觉中实现，竟然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这难道就因为她是一个农奴？真、善、美的毁灭是最有力的控诉，怀着梦想死去的央金唤起了人们无限的同情，燃烧起的是焚毁农奴制的烈火。尽管作者刻画的不是一个觉醒者的形象，但是，央金的悲剧在于它凸现了一个道理：在农奴制度下，农奴想要成为一个“人”的道路是无法走通的。它真实地反映了西藏社会变革中的“人”与真实的社会生活，写出了人的艰难觉醒历程。所以，《大雪纷飞》无论是题材的选择还是艺术上的探索与创新，都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

人的解放与“新人”的成长在诗人李季（1922—1980）的笔下，最早以民歌体的《王贵与李香香》享誉文坛，三部曲《杨高传》（包括《五月端阳》《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玉门儿女出征记》三部）的出现可以看作是这一解放的深化与发展。杨高从没有名字的迷途的“小羊羔”，锻炼成了一名抗日和解放的战士，最后又“像一支离弦箭一样飞向西天”的石油战线。其主人公跨越时空的成长和孕育过程，不但将民族解放与建设家园的时代主题贯穿了起来，而且使人物性格的发展获得现实的支撑和历史的合理性解释。杨高的形象虽然不十分完美，但却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因为他是作者“沿着和劳动人民结合的道路探索前进”^[10]并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在《玉门诗抄》《心爱的柴达木》《向昆仑》等诗作中，诗人沿着这一路径全方位抒写了第一代石油工人与守边战士的精神风貌，使拓边者的豪迈激情在粗犷的自然背景中，得到了充满浪漫主义的显现与升华。

这一时期西部文学的浪漫主义，除了慷慨激昂的战歌之外，还有风俗画般的牧歌式的爱情描写。就爱情诗而言，在这一时期的西部文学中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高尚的道德与向善向美品质的男女青年，在劳动、生产中建立和孕育的爱情，或者因为劳动、工作出色而获得了爱情，他们“将自己的爱情生活，同热爱劳动，同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望，完全统一了起来”^[11]，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爱情伦理。“模范”“标兵”“能手”“勋章”一时成为新型爱情观的标志出现在西部文学中，就是这一审美观念的具体体现。这是“黑眼睛”爱慕的目光，“每逢我们超额完成了计划/那双眼睛就显得分外明亮/若是我们不小心出了事故/它就像阴云密布的天空一样”，她是希望多出石油“还是看中了我的模范奖章”（李季的《黑眼睛》）；那个在地边除草的姑娘，红着脸让过路司机给她的心上人带信，而收信的“他”则是油矿上人人知道的“能干的好青年”（李季的《正是杏花二月天》）；“我最心爱的回来了，胸前挂着战斗奖章”，姑娘害羞而又焦虑地等待着他，可是为什么他远远地躲着我？难道“他爱上了另一个漂亮姑娘”？原来他失去了一只手，希望她找一个健全的人。知道了原委的姑娘并不嫌弃：“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拥抱着他一吻再吻/哪怕他失去了两只手/我也要为他献出终生”（闻捷的《爱情》）；这是勇敢猎手的“追求”：

你要我别在人前缠你/除非当初未曾相见/去年的劳动模范会上/你把我的心搅乱……你纵然把羊群吆到天边/我也要抓住云彩去赶/你纵然把羊群赶到海角/我也会踩着波浪去撵。（《追求》）

为了让家乡有更多的牛和羊，“苏丽亚一手拉着缰绳/一手抚摸着万依斯胸膛/她送别新婚的丈夫/去到巩乃斯种畜场”（闻捷的《送别》）。与劳动中生长的爱情相对的另一类爱情诗，主要是批评和谴责落后和不上进的爱，有的甚至因此而失去爱情、失去幸福，基本属于《我们播种爱情》中的倪慧聪抛弃苗康型；或者是男女一方没有达到对方的这一要求，暂时还不能获得爱情；等等。年轻小伙追求种瓜能手枣尔汗，可姑娘的回答是：“枣尔汗愿意满足你的愿望/感谢你火一样激情的歌唱/可是，要我嫁给你/你衣襟上少着一枚奖章”，“年轻人听了脸红脖子涨”（闻捷的《种瓜姑娘》）；曾经当过三次劳模的“他”，由于不求上进，竟然在劳动中落了伍。姑娘毫不留情地埋怨和批评他，你“不是在停车场游串/就到图书馆里把我来找/像这样子怎么能行呵/闹得大家说我不好//咱们俩都是青年团员/况且你还是劳动模范/这个道理咱们该都明白：/我的爱人怎么能是这样的青年”（李季的《白杨》）。在这里，作为艺术的诗歌直接成为价值观的说教和道白，特定时代的爱情题材作品也无法脱离“成长主题”的模式，因为“人”就生活在特定的价值体系与道德判断的影响和制约中。

50—60年代客居新疆的散文家碧野和诗人袁鹰，也留下了不少散文名篇，成为这一时期西部文学的重要收获。他们两人的写作风格虽然有所不同，但总的抒情基调都属于以秦牧、杨朔、刘白羽为代表的诗化散文的范畴。

碧野（1916—2008），原名黄潮阳，广东大埔人。先后任中央文学研究所创作员、中国作协理事、湖北省作协副主席等，曾于50—60年代两度赴新疆生活、创作，散文集《在哈萨克牧场》《遥远的问候》《天山南北好地方》《边疆风貌》等就是与新疆生活有关的作品。其中，特写散文集《在哈萨克牧场》共收散文三十五篇，他的代表作之一《天山景物记》就收录在其中。在表面看来，碧野的《天山景物记》是一篇纯粹的写景散文，正如作家在这篇文章的写作体会中说的，当初鼓励他去新疆体验生活的秦兆阳向他约一篇“描写新疆景物”的散文，所以他就写了《天山景物记》。但是，秦兆阳对他说的另一句话才是这一名篇产生的动因和最主要的支撑背景，这就是“写边疆景物就是歌颂祖国山河的伟大壮丽”^[12]。所以，这篇用浪漫主义的抒情手法，将风情画、风景画、风俗画的描写推向了极致的散文名篇《天山景物记》，糅合在其中的是浓郁的主体观照，以及创作主体对“新国家”“新人”所创造的奇迹发自内心的赞美与肯定。这既是作家对新生活的认知，又是西部独异的景色所唤起的审美愉悦，正所谓“江山如画，人物风流”者也。但是，这篇将景、物、情、我融为一体的抒情画卷，之所以动人，并不仅仅“在于异域旖旎的风光和珍奇的见闻，而在于作家为我们凝集了丰富复杂的美感形象于短短篇幅之中：皑皑的雪山……哈族的牧女，牧民的生活，幸福的歌声……总之，高原平湖、溪涧湖泊、飞潜动物、日月星空、饮食男女，都在这里出现了，它们各自呈现了不同的气势、格调、风貌和情感，给人们以各种不同的美感与情趣，这就使得文章的风神骨力各臻其妙”^[13]。所以，这不是纯粹的自然景物的描绘，而是人化的自然风情的浪漫主义抒写，是对“新国家”“新人”主题的形象、生动的呼应。虽然碧野此间创作颇丰、题材广阔、写法多样，但一以贯之的抒发感怀的主题却与《天山景物记》基本相似。

与碧野细腻、精致的诗情画意不同，浓郁的诗情、宏阔的气势、明快的节奏等抒写方式，汇成了袁鹰诗化散文总的基调和特色。

袁鹰（1924— ），原名田钟洛，江苏淮安人，主要作品有散文集《第一个火花》《红河南北》《风帆》《第十个春天》《悲欢》《袁鹰散文选》以及诗集《江湖集》《篝火燃烧的时候》等。抒写西北自然风物和社会生活的散文主要有《天山路》《戈壁水长流》《城在白杨深处》《白杨》《筏子》（选入中学课本时改为《黄河的主人》）等。写于三年自然灾害中的《筏子》一文，以“黄河滚滚”开篇，气势壮阔，充满激情，一扫饥荒带来的乏困和低迷，传达出的是力量与斗志，这是困难时期的文学所能给予人们精神上的最大鼓舞。虽然《筏子》问世已经半个世纪，但其蕴含的激情和浓郁的诗情依然在打动后来的阅读者，这也许就是它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最大理由。

如果说碧野、袁鹰用诗化散文认知的西部自然、人文、社会，更多属于一种感性的抒写，那么历史学家翦伯赞（1898—1968）眼中的西部，必然是具有历史深度和厚度的一部大书。因此，在《内蒙访古》这篇游记散文中，翦伯赞不但将一个民族更替与融合的历史画卷勾勒了出来，而且他还引领着人们乘坐着现代交通工具——火车进入尘封的历史隧道，从而在历史漫游中完成对西部社会变革的立体透视。赵武灵王发布“胡服骑射”的变革精神、王昭君出塞对于民族和解的意义等事件的描写，使现实中的草原变革具有了一种超越时空的意义。所以，历史学家翦伯赞才这样说：

两千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内蒙地区已经进入了历史上的新世纪。居住在这里的各族人民，蒙古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等，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的历史变革，他们都从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生活方式，经由不同的道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很多过去的牧人、猎人，现在都变成了钢铁战士。（《内蒙访古》）

作者说，他之所以仔细梳理历史上的一幕幕悲剧，就在于已经结束的“悲剧的时代”和出现在草原深处的喜剧时代是紧紧衔接的。这是富有警示意味的箴言。

与这一时期的诗化散文相呼应的，还有一部充满诗情和浪漫风格的报告文学作品，它就是徐迟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

徐迟（1914—1996），浙江吴兴人，报告文学家、诗人、翻译家、散文家。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曾获中国优秀报告文学奖。2002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与浙江省湖州市人民政府联合设立中国报告文学最高奖徐迟报告文学奖。他在《人民文学》1962年第2、3期上发表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叙述了以常书鸿为原型的画家兼美术史家尚达守护和弘扬敦煌艺术的故事。

《祁连山下》是一篇有所加工的真实故事。从巴黎回国的艺术家尚达、叶兰夫妇，历经桂林、重庆，来到敦煌石窟，深为这些中国古代艺术瑰宝所震撼。尚达的妻子、雕塑家叶兰因无法忍受塞外贫瘠的生活条件，不告而别。尚达追寻妻子未果，昏倒在路上，为地质学家沈健南所营救，再次回到敦煌。尚达临摹的敦煌壁画在重庆美术界引起巨大震动，他呼吁保护敦煌艺术的信件也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一批青年艺术家自愿来到敦煌，与他一起投身到整理、临摹和研究敦煌艺术的工作中。进入新时代后，尚达对艺术的看法已经趋于成熟。他重新开始创作，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还收获了女画家的爱情。

这篇报告文学以诗人的激情写尽尚达孤身塞外的寂寞孤独，更写出了他痴迷于敦煌艺术的激情。作品首次集中大量笔墨借主人公的眼光介绍敦煌石窟辉煌的艺术景观。如介绍第428号洞窟：

中间有一大龛。一佛二罗汉在龛内。二菩萨在龛外。它们栩栩如生，神态自若。它们的八层背光，闪闪耀耀。窟顶有莲花。四角上，飞天翱翔。人字坡上，火焰也在飞升。西壁画的是十尊半裸体的菩萨和飞天，还有几百供养人。东壁北段画的是须大拿太子的壁画故事，南段画的是萨埵那太子的壁画故事。北壁画的是说法与降魔。南壁西壁都是说法图，佛诞图。

作品在描述尚达的精神苦闷和沈健南所遭受的挫折时，总是特别强调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在叙说尚达的精神力量时，又设置了钻探工人傅吉祥复述毛泽东的话，从而把一个艺术家献身敦煌艺术的故事纳入时代战歌和颂歌的主题中。后来的读者，在肯定徐迟用诗化的艺术和浪漫主义笔致抒写人物故事的同时，也指出了这篇文章唯一的不足，那就是徐迟写作中的“有所加工”，这对于恪守细节真实的报告文学来说，确实是一个不能忽略的瑕疵。

总之，由“西进热潮”掀动的“战歌”与“牧歌”，其浪漫主义激情掩盖了西部自然环境的恶劣，使意识形态化了的“人”的理想与“成长模式”所构筑的时代精神如牺牲、奉献、消灭个我、服从国家利益等，在消融了由于物质匮乏带来的人的肉体紧张感后，随之转化为磨砺与锻炼人的精神的磨刀石。无数支边者、开拓者无不是沿着这一高扬的精神旗帜，在艰苦奋斗中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所以，这一发自内心的自愿接受考验并获得认可的价值实现和超越个人的途径，是特定时代的价值观与国家伦理，这是无法否认和抹杀的。但是，这一时期客居作家的创作由于受宏大叙事的统摄和淹没，所呈现出的文学想象的趋同与文学主题的近似性也表现得非常突出。同时，文学创作中思想大于形象、人物的概念化、艺术手法的单一等缺陷也是客观存在的。

[1] 余斌：《中国西部文学纵观》，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98页。

[2] 余斌：《中国西部文学纵观》，第115页。

[3] 李季、闻捷：《诗的时代、时代的诗——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扩大理事会上的发言》，《红旗手》（甘肃），1960年第8期。

[4] 李季、闻捷：《诗的时代、时代的诗——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扩大理事会上的发言》，《红旗手》（甘肃），1960年第8期。

[5] 储安平：《新疆新面貌》，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下），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出版。

[6] 马铁丁：《激动人心的草原之歌——〈复仇的火焰〉读后记》，《人民日报》，1963年7月7日。

[7] 潘旭澜、曾华鹏：《评〈复仇的火焰〉》，《文汇报》，1963年12月23日。

[8] 陈骏涛：《徐怀中创作漫论》，刘金镛、陆思厚、房福贤编：《徐怀中研究专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76页。

[9] 高平：《我学习写诗的道路》，《西藏文艺》，1980年第3期。

[10] 安旗：《沿着和劳动人民结合的道路探索前进——略谈李季的诗歌创作》，《文艺报》，1960年第5期。

[11] 周应瑞：《歌颂爱情的诗篇》，《天山》，1957年第6期。

[12] 碧野：《〈天山景物记〉的写作过程与体会》，《语文学习》，1981年第7期。

[13] 江柳：《彩墨挥洒绘天山》，杜秀华编：《碧野研究专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3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