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的觉醒与西部新文学的成长期（1949—1979）

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一直处于两种情结的交织之中。如果说对旧世界、旧时代的血泪控诉和怨恨缘于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屈辱史以及个体心灵的创伤，那么，由此唤起的对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渴望和成为国家主人的欣喜与感恩，便成为“新时代”“新国家”“新人”无法拒绝的集体认同和深刻记忆。因此，当阶级化了的“爱”与“恨”使整个民族情绪被高扬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历史怨恨所笼罩的时候，由此形成的缔造新的民族国家的价值伦理，即统一的民族国家的理想，就不仅要超越与之处于冷战和敌视状态的西方，而且要超越传统并清洗旧时代的印痕，“在一种充满激情的自我革新行动中来抛弃它的过去”^[1]。正是在这一话语背景下，经过时代熔炉不断锻造成长的“新人”典型遂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人公，它不仅“用以作为‘新人’‘新话语’‘新国家’的代表”和“‘新国家’‘新话语’奠立合法性的‘人证’”^[2]，而且，它的解放和崛起本身就是对旧时代的一种否定。正如樊国宾在其博士论文《“主体”之生成——当代成长主题小说研究》中说的那样，新时代中国的文学常常“通过一个即将广为人知的‘成长’故事来召唤那些尚未成为‘主体’的读者，这种叙事想象把个体的成长与国家的命运绑束在一起”，具有“影响群众的想象力”和“大规模动员群众”^[3]的魔力，而这正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

这一话语模式同样适用于新时代的西部文学，尽管西部各民族的历史境遇不尽相同，但是“人”的多重解放和“人”的“成长”是一致的，都是通过各式各样的“新人”形象的塑造来得以实现的。所以，无论是西部少数民族打碎枷锁的人的觉醒，还是“西进热潮”中的西部“战歌”和“牧歌”，都以浓郁的民族色彩、充沛的时代激情、成长中的各色“新人”，完成了对西部社会的全方位观照与文学叙述，共同汇成了多民族的混声合唱。渗透在文学中的风俗画和民族色彩，以及建设边疆、开发边疆的理想与“新人”成长的实践，将客居作家与本土的各民族作家紧紧地联结起来，因为，这既是西部的馈赠，又是时代的贺礼。在这一空前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语境中，客居作家把西部当作第二故乡，将民族文化的营养融入了自己的血脉，大量吸取少数民族史诗、民俗、民歌和历史文化的养分；少数民族作家也敞开胸怀，主动接纳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其他民族文化，并用母语和汉语进行双语写作，加速了民族文化间的相互传播。由此带动和实现的多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交融，洗却了昔日的文化被动，成为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农耕文明、现代都市文明与西部游牧文明之间的大规模主动接触和融汇。

对于这一划时代的变革，西部少数民族作家感受最为强烈，所以，他们情不自禁地用“天亮了”来比喻新时代的中国：

天亮了，朋友/看，天亮了/生活沸腾/世界震惊/人民欢呼着/喜悦 在心头跳动……黎明/射出万道金光/天空中/乌云消散/山岗和乡野/大口呼吸着/呈现出 一片狂欢……曾在悲哀中/恸泣的高山/也伸开躯体/迎接黎明/冰雪覆盖的大地/滚动着/翻了个身。

——（维吾尔族）艾勒坎木·艾合坦木

这一充满象征意味的表述，传达的正是新时代西部的进行时。昔日蛮荒的西部被唤醒，到处充满了生机与青春的活力，到处是欢歌笑语的海洋，这是真实的社会景观和时代精神所奠定的新时代西部文学的基调。除去了枷锁的翻身农奴和被压迫者成了新时代的主人，他们发自心灵深处的歌唱，既有对罪恶的农奴制和封建专制的控诉与抛弃，又充满了对新时代的感恩：“今天我纵情歌唱/这歌声发自肺腑、出自心上”，“党啊，人世间光辉的娘亲”，使“我脖子上套着绞索的民族”，“在您的怀抱里重生”（伊丹才让《党啊，我的阿妈》）；“从小毡房走向世界啊/我自由地在天空飞翔/我享受到平等的权利/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库尔班·阿里《从小毡房走向世界》）。这里的“翻身乐”和“幸福情”绝不是一种夸张的感情宣泄，而是长期备受压迫民族的“人”的觉醒和发自心灵的呼唤。因为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最终消灭和废除了残余在中国大地上的农奴制和封建专制，从而一举解放了在皮鞭和枷锁下生活的“人”。与此同时，和这一“翻身农奴把歌唱”相伴随的还有客居作家的“战歌”和“牧歌”，这就是1949年以后随着人民解放军进藏、进疆的解放步伐而掀起的建设边疆、支援边疆的“西进热潮”，它们共同汇成了这一时期西部的多民族混声合唱。边地风光的吸引、时代的召唤和现实的责任、历代边塞建功立业传统的挑战等所铸造的时代精神，召唤着一批批正在“成长”的建设者涌进了雪域高原、戈壁大漠，他们不但用血肉之躯筑起了联结川青藏的“金桥玉带”，使石油城、工厂、医院、学校等现代设施在浩瀚的大漠深处崛起，而且也将自己锻造成了一个合乎时代需要的“新人”。

所以，新生的西部应和着新生的中国，展现给人们的既是充满浪漫与激情的油画，又是风情万种的“战歌”与“牧歌”，洋溢着生命的律动与时代的光彩。从此，挣脱了阶级压迫并获得新生的各民族“人”的觉醒与“新人”形象的塑造，同崛起的新西部的描绘，成为这一时期西部文学的主旋律。无论是充满地域色彩的风景画、风情画、风俗画的抒写，还是对成长中的“新人”形象的塑造，都打上了鲜明的时代与民族的烙印，这就是革命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对这一时期西部文学的影响。

[1] ［加］谢少波：《抵抗的文化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08页。

[2] 樊国宾：《“十七年”成长小说兴起的深度溯因》，《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5期。

[3] 樊国宾：《“十七年”成长小说兴起的深度溯因》，《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