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公子”全家出走

大大去世不久，张兆和写了一首诗怀念，她还拿给了父亲张冀牖看：

张冀牖读完，评价说：“这是骚体。”他没有过多地沉溺于怀念，只是专业地点评了这首诗。他总是在合适的时候，表现出过人的理性。

张华奎为他取名绳进（取意“绳其祖武”），字武龄，是希望他踏着爷爷那一辈的英勇，继续前行。整个大家族里，以龄字排，他排行老九，人称“九哥”、“九爹”、“九爷”。从四川扶柩归乡后，他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嗣母对他视若己出，关爱备至。每到夏日，她都要亲自放帐子，让他午睡，有人在帐子外用大芭蕉扇为他打扇，既怕他热，又怕直接扇的风会使睡着的他受凉，她自己还不时前来照看。

等他成年后，开始对母亲回馈孝心。早在四川时，母亲就染上了鸦片瘾，据说是为了减缓腿疼带来的痛苦，张华奎的妾亲自为她烧烟。搬离合肥后，她烟瘾依旧如故。有一次，妾与她吵架，这促使了她戒烟。戒烟最痛苦最关键的几天简直难熬得要命，此时，张冀牖带着长女张元和跪在母亲面前，居然求她放弃这一努力，向烟瘾低头算了。^〔2〕这与张冀牖的行事十分相悖，他本人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他不允许家里仆人染上这些恶习，儿女们更是不行。

辛亥革命前夕，清末政局在风雨中飘摇着，淮军将领都已经归入尘土，他们的后裔，有的离开军旅仕途^〔3〕，有的改行进入商业、学界，或是留洋海外，更多的则迁居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城市。江淮一带，自古以来学风日盛，不断衍生新风，桐城派的传奇至今不减，安庆之变诞生了志士徐锡麟、女侠秋瑾。尽管孙中山最早致信合肥李鸿章欲改变时局而失败，但皖人给予他革命行动的支持可谓“鼎力”，前有吴越怀揣炸弹暗杀出洋五大臣，后有陈独秀以精神炸弹轰出了一股反清势力。由陈独秀担任主编和撰稿人的《安徽俗话报》，当时名列全国白话报之首，蔡元培称之为“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武昌革命打响后，合肥积极响应，李鸿章家族一个近房侄孙李国松有权有钱，但终是担心，因革命党人放出话来，要占领他家的房屋，他以自卫队保安，后来还是躲进了上海外国租界。他一走，合肥城内马上人心动摇，谣言四起，府县官吏也惶惶不可终日。很快，安徽宣布光复。^〔4〕

1906年结婚时，张冀牖十七岁。1913年，张冀牖二十四岁，携家眷从合肥出走沪上。他所拥有的财富与他的年龄不相匹配，以田租为例，1933年地政学院赵世昌《合肥租佃制调查》记载：“合肥大地主极多，阡陌相接，绵延数十里者往往有之”，“西乡则有周、刘、唐、张四大户”。这“四大户”即清代淮军将领周盛传、刘铭传、唐定奎、张树声之后裔，各占租额在两千至五千石。^〔5〕张树声一代发家后，在肥西周公山下建起了张老圩子，“三面环山，相传有九路水脉直来圩子。圩子坐北朝南，像三个盘子拼在一起，吊桥向西开，过牌楼是五进正厅，每进十五间，分东、中、西三个大门，内分正大门、客厅、书房及张树珊（张树声弟弟）灵堂。张氏兄弟八人，在大厅北面建造内室，各房单成一个小院落。北濠外是花园和小姐们住房，一石桥通连圩内”^〔6〕。这份调查还显示，张老圩子一直在扩建和改造，圩内各式建筑有三百多间。^〔7〕“张老圩的田产，分布至聚星、官亭、焦婆、大柏等乡，年收租总计达四万多石。在合肥、南京、苏州、上海、天津等城市有商号和市房，建有张公馆，直至解放前，张氏后裔在外，可在公馆内支取生活费用等项。地方上有‘张氏（张树声）富一房，刘氏（刘铭传）富一族’之说。”^〔8〕

张冀牖只读过几年私塾（应该也上过家族所办肥西学院），他是如何支配这些财富的，不得而知，但一家老小几十口再加上诸多佣人的开支，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张冀牖天生对钱没有概念（这从他后来屡屡丢失存折可见一斑），庞大家族的收支全赖妻子陆英的精勤。可贵的是，张冀牖一支尚无人沾染上不良习性，但他已经有所警惕。

张冀牖一派斯文，从不打骂孩子

张新圩子里的瓦当图案

20世纪40年代末新圩子部分张家族人，左起：张淑和（抱张以统）、刘文婉、刘文复、张以绩、张瑛和（来源：《水》复刊第三十八期）

张树屏是张树声的五弟，获一品顶戴，官至记名提督。张树声去世后，各兄弟开始分家，张树屏一支搬出老圩子，自建新圩子，装修华丽，装备精良，更符合富奢生活的需求。张新圩子的收入之丰令人称奇。“张新圩子的田产，具体数字虽不得而知，但在周围数十里，除了有些自耕农的土地外，多为张氏的田产庄园，外地的舒城、庐江、三河等地也有他们的田产庄园和粮仓。每年秋后，周围佃农交送租粮的车辆（手推双把独轮车）、肩担，两三个月中，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为怕车轮压坏周围的道路，在圩子南北两条大路的两三公里内，全部铺上青石条路心。长年累月，久而久之，这些石条的中间被车轮滚压的沟陷竟有一两厘米之深。”^〔9〕张树屏是张冀牖的亲生祖父，其长子张云官“多子多福”，所生四子被过继给长房张华奎为嗣。由此，张冀牖离开张新圩子，在张老圩子长大。有人认为，这是他的幸运。这种“幸运”，无非是指张冀牖离开了张新圩的“腐奢”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