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公子”全家出走

大大去世不久，张兆和写了一首诗怀念，她还拿给了父亲张冀牖看：

张冀牖读完，评价说：“这是骚体。”他没有过多地沉溺于怀念，只是专业地点评了这首诗。他总是在合适的时候，表现出过人的理性。

张华奎为他取名绳进（取意“绳其祖武”），字武龄，是希望他踏着爷爷那一辈的英勇，继续前行。整个大家族里，以龄字排，他排行老九，人称“九哥”、“九爹”、“九爷”。从四川扶柩归乡后，他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嗣母对他视若己出，关爱备至。每到夏日，她都要亲自放帐子，让他午睡，有人在帐子外用大芭蕉扇为他打扇，既怕他热，又怕直接扇的风会使睡着的他受凉，她自己还不时前来照看。

等他成年后，开始对母亲回馈孝心。早在四川时，母亲就染上了鸦片瘾，据说是为了减缓腿疼带来的痛苦，张华奎的妾亲自为她烧烟。搬离合肥后，她烟瘾依旧如故。有一次，妾与她吵架，这促使了她戒烟。戒烟最痛苦最关键的几天简直难熬得要命，此时，张冀牖带着长女张元和跪在母亲面前，居然求她放弃这一努力，向烟瘾低头算了。^〔2〕这与张冀牖的行事十分相悖，他本人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他不允许家里仆人染上这些恶习，儿女们更是不行。

辛亥革命前夕，清末政局在风雨中飘摇着，淮军将领都已经归入尘土，他们的后裔，有的离开军旅仕途^〔3〕，有的改行进入商业、学界，或是留洋海外，更多的则迁居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城市。江淮一带，自古以来学风日盛，不断衍生新风，桐城派的传奇至今不减，安庆之变诞生了志士徐锡麟、女侠秋瑾。尽管孙中山最早致信合肥李鸿章欲改变时局而失败，但皖人给予他革命行动的支持可谓“鼎力”，前有吴越怀揣炸弹暗杀出洋五大臣，后有陈独秀以精神炸弹轰出了一股反清势力。由陈独秀担任主编和撰稿人的《安徽俗话报》，当时名列全国白话报之首，蔡元培称之为“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武昌革命打响后，合肥积极响应，李鸿章家族一个近房侄孙李国松有权有钱，但终是担心，因革命党人放出话来，要占领他家的房屋，他以自卫队保安，后来还是躲进了上海外国租界。他一走，合肥城内马上人心动摇，谣言四起，府县官吏也惶惶不可终日。很快，安徽宣布光复。^〔4〕

1906年结婚时，张冀牖十七岁。1913年，张冀牖二十四岁，携家眷从合肥出走沪上。他所拥有的财富与他的年龄不相匹配，以田租为例，1933年地政学院赵世昌《合肥租佃制调查》记载：“合肥大地主极多，阡陌相接，绵延数十里者往往有之”，“西乡则有周、刘、唐、张四大户”。这“四大户”即清代淮军将领周盛传、刘铭传、唐定奎、张树声之后裔，各占租额在两千至五千石。^〔5〕张树声一代发家后，在肥西周公山下建起了张老圩子，“三面环山，相传有九路水脉直来圩子。圩子坐北朝南，像三个盘子拼在一起，吊桥向西开，过牌楼是五进正厅，每进十五间，分东、中、西三个大门，内分正大门、客厅、书房及张树珊（张树声弟弟）灵堂。张氏兄弟八人，在大厅北面建造内室，各房单成一个小院落。北濠外是花园和小姐们住房，一石桥通连圩内”^〔6〕。这份调查还显示，张老圩子一直在扩建和改造，圩内各式建筑有三百多间。^〔7〕“张老圩的田产，分布至聚星、官亭、焦婆、大柏等乡，年收租总计达四万多石。在合肥、南京、苏州、上海、天津等城市有商号和市房，建有张公馆，直至解放前，张氏后裔在外，可在公馆内支取生活费用等项。地方上有‘张氏（张树声）富一房，刘氏（刘铭传）富一族’之说。”^〔8〕

张冀牖只读过几年私塾（应该也上过家族所办肥西学院），他是如何支配这些财富的，不得而知，但一家老小几十口再加上诸多佣人的开支，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张冀牖天生对钱没有概念（这从他后来屡屡丢失存折可见一斑），庞大家族的收支全赖妻子陆英的精勤。可贵的是，张冀牖一支尚无人沾染上不良习性，但他已经有所警惕。

张冀牖一派斯文，从不打骂孩子

张新圩子里的瓦当图案

20世纪40年代末新圩子部分张家族人，左起：张淑和（抱张以统）、刘文婉、刘文复、张以绩、张瑛和（来源：《水》复刊第三十八期）

张树屏是张树声的五弟，获一品顶戴，官至记名提督。张树声去世后，各兄弟开始分家，张树屏一支搬出老圩子，自建新圩子，装修华丽，装备精良，更符合富奢生活的需求。张新圩子的收入之丰令人称奇。“张新圩子的田产，具体数字虽不得而知，但在周围数十里，除了有些自耕农的土地外，多为张氏的田产庄园，外地的舒城、庐江、三河等地也有他们的田产庄园和粮仓。每年秋后，周围佃农交送租粮的车辆（手推双把独轮车）、肩担，两三个月中，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为怕车轮压坏周围的道路，在圩子南北两条大路的两三公里内，全部铺上青石条路心。长年累月，久而久之，这些石条的中间被车轮滚压的沟陷竟有一两厘米之深。”^〔9〕张树屏是张冀牖的亲生祖父，其长子张云官“多子多福”，所生四子被过继给长房张华奎为嗣。由此，张冀牖离开张新圩子，在张老圩子长大。有人认为，这是他的幸运。这种“幸运”，无非是指张冀牖离开了张新圩的“腐奢”生活。

大户人家，老爷、少爷、小姐、太太是不会亲自管账的，如张新圩就有总管张仲仰。张仲仰是当地有名的绅士，圩内的大小事情，对外社交、田产官司等等，都由他出面解决，圩子内的小管家、大小佣人则负责看家及伺候老爷、太太、少爷、小姐。这些圩子的真正主人，“成天棋牌为乐”（也有吸鸦片的，如“三老爷”张晴相、“大少爷”张幼延皆吸毒）不问世事。而“五老爷”张曙明（张冀牖的同胞兄弟，笔者看到他的照片后，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张冀牖的形象）则有一座小花园，内有名花异草，他成天泡在花园里，连家事也交由他的二夫人胡佩珍主持。^〔10〕

对于张冀牖出走的原因，张家五子张寰和和夫人周孝华分析得很有道理：懒散、奢靡、不思进取，纳妾的纳妾，吸鸦片的吸鸦片，赌博的赌博，张家的书香气息越来越淡。张冀牖一生未纳妾，无不良嗜好，但他无力改变这一切，他能做的恐怕只有出走。他已经有了几个女儿，他担心她们的未来。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些兄弟外走他乡，譬如后来成了革命烈士的张鼎和，其父张尧龄在20世纪初定居天津，张鼎和随父在天津就读于南开中学，那是周恩来的母校，他的革命启蒙从此开始，沈从文后来一直想以他为原型写篇地主阶级子弟反叛投入革命的小说，但未果。

引发张冀牖出走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革命后遗症”。清政府被推翻后，旧有的势力并未马上消失，相互斗争持续了多年，治安纷乱，民生凋敝。很难说当时的张家世族被划分为什么势力，从张冀牖的简历中可见，他并未参与其中政事。但作为清廷高官后裔，他难免被牵连其中。人总要适应新的形势。改变内外交困之境，应该是促使张冀牖出走的动力。

清末的传媒业突飞猛进，为新式人群所追捧。他们一方面自制新思维，另外一方面也受到媒体新思维的引导。张冀牖早期即是报纸的忠实读者，他后来一下子订了三十多种报刊。而传媒业最热门的地方，非上海滩莫属。

张家迁居上海后，住在麦根路麦根里（今静安区康定东路一带）。这里是公共租界地，租金虽高，但治安稳定，还靠着火车站（上海东站），有苏州河码头，热闹又方便。巧合的是，上一辈与张家有交集的张佩纶家族也住在这条路上，几年后，女作家张爱玲就出生在此路一幢仿西式豪宅中。而不远处即是李鸿章在此开展洋务的实证——鸿章纺织厂。

后来，张冀牖又带着全家迁居上海铁马路（今河南北路）图南里，现在已经很少人知道这条路了，当时此处为英租界范围，路名的出现与吴淞铁路开通有关，还曾有过一段历史纠纷，甚至惊动了李鸿章出面调解。曾在安徽任教多年的思想家、教育家严复就曾住在这里。

从现有的资料看，张冀牖办学的思想应该是在上海形成的，马相伯在上海创办复旦大学前身震旦学院^〔11〕，引起了他的关注。他在办学时专门去拜访了马相伯。马相伯的弟弟马建忠，正是被张树声派往朝鲜处理“壬午兵变”的特使。张冀牖倾心西学，这一点在他对孩子的教育上有所表现，妻子一去世，他就把在家读书的三个女儿送到女子学校（苏州女子职业学校）^〔12〕。办起乐益女中后，他又接回三个女儿就学，但都经过了严格的考试。张元和考进了头班，张允和、张兆和考进了第二班，她们是乐益女中第一届和第二届毕业生。

张冀牖自己没上过正规学校，但这也使他不受传统藩篱约束。他对自己的革新是从名字开始的。他更名为冀牖，只希望在纷乱不清的时代，洞开一扇小窗户而已，颇显低调与务实。这个名字，让人想起了其祖父张树声在广东主政时写信给光绪皇帝，汇报在当地办起来的一所西式学校，学校开设了很多新式课程，还准备邀请外国人做老师，他认为西学优于中学：“泰西之学覃精锐思，独辟户牖，然究其本旨不过相求以实际，而不相骛于虚文。”（《张靖达公（树声）奏议》）

1916年12月27日，张冀牖的第三子在上海出生。鉴于12月25日是蔡锷云南起义一周年，张冀牖为子取名“定和”，意在“重定共和”，字“锷还”，是“蔡锷还中国”之意。^〔13〕

次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一个集会上发表演讲：

那一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北京政府被国务总理段祺瑞操纵，高层矛盾迭起，安徽督军张勋以调停黎段争执为借口，率“辫子军”进京，逼宫黎元洪，后又拥立溥仪，以图复辟帝制。“我只是希望，让我们的共和国不是一个词语，不是一个形式，她要成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成为我们牢不可破的信念！因为，历史不是巧合，历史是选择，只有信仰坚定才能创造历史！”孙中山掷地有声的演讲见诸媒体后，张冀牖阅读后，生出了别样的感慨。

他留下来的一首诗颇为雄壮：

以张冀牖对时代敏锐的嗅觉分析，他在辛亥革命浪潮中一定是感怀而激荡的。他已经是四女三子的父亲了，他知道应该给予他们怎样的环境和未来，他不可能置身事外，更不可能袖手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