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章

莎士比亚书店 作者:(美)西尔维亚·毕奇 著,恺蒂 译


第三章

自己的书店

我一直想开一家自己的书店,现在,这种念头已经让我着魔而无法自拔。我曾梦想过在纽约开一家法文书店,它可以是阿德里安娜书店的分店。我想帮助那些我非常崇拜的法国作家们,为他们在美国打开一片天地。我母亲愿意用她微薄的积蓄来支持我的冒险事业,但是我很快就意识到,这点钱根本不够在纽约开书店。我只得非常遗憾地放弃了这个充满诱惑的念头。

我原先以为阿德里安娜会非常失望,因为我的计划落空,无法在美国开一家作为她的分店的法文书店。没想到正相反,她很高兴。一分钟之后,我开在美国的那家法文书店就变成了开在巴黎的这家美国书店,就这样简单。当时,巴黎的房租和生活费用都比较低,我的资金可以维持很长一段时间。

我知道这些优势,更重要的是,我非常喜欢巴黎,能够在这里定居,并且变成巴黎人,这实在太诱人了。而且阿德里安娜已经有了四年的书商经验,她的小书店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张的,至今仍没倒闭。她答应我她会帮助我起步,并且会推荐给我很多顾客。我也知道法国人很希望能够阅读到美国新作家们的作品,所以,我觉得,在巴黎塞纳河的左岸开一家美国书店,应该是能受到欢迎的。

当然也有困难,那就是如何在巴黎找到一家店面。如果不是阿德里安娜注意到剧院街旁边的另一条小街,杜普伊特伦街(rue Dupuytren)上有一个招租的广告,可能我要等很长时间才能找到一个我喜欢的地方。虽然她的图书馆、她的出版物和她自己的写作已经让阿德里安娜非常忙碌,但她还是挤出时间来帮助我做准备。我们赶到杜普伊特伦街,这条如山坡般起伏的小街一共只有十个门牌号码,我们看到八号的百叶窗关着,上面挂了一个“旺铺招租”的牌子。阿德里安娜说这里曾经是一家洗衣店,并指着门两边写着的“大件”(gros)和“小件”(fin)两个词,说这里既洗一般的被单,也洗高级亚麻衣物等,胖胖的阿德里安娜自己站在“大件”这个词下面,让我站在“小件”下,她说:“这里说的就是你和我。”

我们找到了看门人,她是一位戴着黑色花边帽的老妇人,如同巴黎大楼所有的看门人一样,她住在两层楼之间的火柴盒一样的亭子间里。她带我们去看店铺,没有任何犹豫,我就做了决定:这就是我想要的店铺。这个店面有两个房间,当中隔着道玻璃门,走上几个台阶,就是里面一间。靠街的一间里有一个壁炉,在它前面原来还该有洗衣炉,上面放着熨斗。诗人莱昂——保尔·法尔格画了一张画,对我描绘了原来的洗衣炉是什么样子的,熨斗是怎么搁的。他对这家洗衣店非常熟悉,可能因为洗衣店里的烫衣女长得很俊俏。他在画上的签名是莱昂——保尔·法尔格(léon-Poil Fargue),他在玩文字游戏,因为法语中“炉子”一词是“Poêle”。

阿德里安娜看着那扇玻璃门,她记起了一件事。她以前见过这扇门,她小时候曾经和母亲一起来过这家洗衣店,大人忙着,她就挂在门上打转转,玻璃门被她打碎了,她还记得回家后遭到一顿痛打。

我非常喜欢这个小店铺,也喜欢那个和蔼可亲的老看门人,大家都称呼她为“郝大妈”,还有后间屋里的小厨房,阿德里安娜的玻璃门,更不用说这里房租低廉。当然,按照法国人的好习惯,我是否愿意租这个店铺,郝大妈是否愿意租给我,我们都要花上一两天时间考虑一下,然后再做决定。

没过多久,我在普林斯顿的母亲就收到了我的电报,电报很简单:“要在巴黎开书店,请寄钱来。”她寄给我她所有的积蓄。

准备开店

将我的小店打点成一个可以正式营业的书店,这个过程真是趣味无穷。我的朋友赖特——沃辛(Wright-Worthings)在圣父街上开了一家古董店叫阿拉丁神灯,我向他请教如何处理墙壁上的潮气,他教我将粗麻袋布贴在墙上。我雇了一位驼背的装潢师来完成这一任务,他非常满意自己在边角上所进行的凹槽饰纹的处理。我又请了一位木匠来制作书架和可以陈列图书的橱窗,请了一位油漆工来装饰店面。在油漆工看来,店面可是每一家店的头脸,他向我保证,等他完工之后,我的店会和他的上一个杰作,维尔饭店商场一样精美。然后,一位“书法专家”来把“莎士比亚书店”的名号书写在店门前,这个名称是我某天晚上躺在床上的灵感之作。我的朋友彭尼·奥利里(Penny O'Leary)总是把莎士比亚称做我的“合伙人比尔”(Partner Bill),他对我的任何所作所为都能心领神会,更何况,他还是位畅销作家呢。

阿德里安娜的一位波兰裔的英国朋友查尔斯·文策尔(Charles Winzer)帮我画了挂在店外面的招牌,上面是莎士比亚的头像;阿德里安娜不喜欢我的这种想法,但是我却执意要有个招牌。招牌白天挂在大门上面,晚上我就把它取下来。有一次我忘了将它取下,结果它就被人偷掉了。文策尔又帮我画了一个,后来也被偷走了。阿德里安娜的姐姐给我画了第三个,上面的莎士比亚更像个法国人,这个招牌我至今还保留着。

现在,可能许多人不知道“书点”(Bookhop)是什么意思,那是我们那位“书法专家”的发明,他细心地把这个错字写在右边的窗子的上方,与左边的“借书处”那几个字相对应的。我把“书点”这两个字保留了一阵子,因为莎士比亚书店刚刚开张的那段时间,这个“单脚跳”(hop)一词还真能很形象地描绘我们哩。

我请来的这些工匠们,虽然对我这个小地方很感兴趣,然而干起活来却都是断断续续的。有时候,真让我怀疑他们是否能够按时完工,一直到了该开张的那天,我们还在忙着装潢,完成木工,进行粉刷。但至少,店里有这么多的人,看上去很热闹忙碌。

我店里的“办公家具”都是古董。那面迷人的镜子和折叠桌都是从赖特——沃辛的古董店里买来的,其他的家具都是跳蚤市场上淘来的,那时,跳蚤市场上还真能拣到价廉物美的好东西。

我的书店中可以出借的书中,除了最新出版的以外,其他都来自于巴黎那些存货充足的英文二手书店。它们中许多都是善本书,有些非常珍贵,简直不该借给别人。要是我的图书馆的会员们不诚实,那么这些书可能就会有许多本再也回不到书架上来了。在证券交易所附近,有一家叫作伯伏与薛维尔(Boiveau and Chevillet)的书店,非常精彩,真是一个大宝库,淘书人可以手持可爱的薛老先生亲自提供的蜡烛,到地下室中成堆的书里翻找宝物。手持蜡烛,想想这有多危险!可惜,这家书店现在已不复存在。

西普里安当时在美国,她寄给我美国最新出版的书籍。我也去了次伦敦,运回两大箱子英文书,基本上都是诗作。阿丽达·门罗太太与哈罗德·门罗一起经营着一个棒极了的诗歌书店(Poetry Bookshop),他们为我提供了很多诗歌出版方面的信息,并告诉我如何购买诗歌著作的窍门。我也去拜见了许多出版社,所有的人都对我很客气,并对这家在巴黎新开的英文书店表示鼓励。他们虽然觉得我是在冒险,而事实上我也正是如此,但是他们还是给了我种种帮助。

在去搭乘开往码头的火车时,我路过科克街,特地去拜访了出版家兼书商埃尔金·马修斯(Elkin Mathews)在那里开的一家小书店,我在那里预订了叶芝、乔伊斯和庞德的作品。店主人坐在一个类似回廊的地方,四周全都是书,几乎淹没了他的双脚。我们很高兴地交谈着,他非常友善。我提起在某处曾见过威廉·布莱克的画作,并且说真希望我的商店中能有几幅布莱克的作品!他立即找出两张精美的布莱克原作给我,后来见过这两幅作品的布莱克专家对我说,他卖给我的价钱,便宜得几乎荒唐。

当时我没给埃尔金·马修斯开列一个详细的我想买的书目清单,第一因为我实在没有时间,第二因为我觉得我与他完全可以心照不宣,所以,我就让他做主帮我订购叶芝、乔伊斯和庞德的作品,还有他们的肖像,我可以挂在店里。几天后,埃尔金·马修斯把一个大包裹寄到了巴黎,里面有我所要订购的所有书籍,还有几十本卖不出去的东西,法语中有一个很诗意的词称呼这类东西,叫它们是“夜莺”,其实也就是“鸟货”。很显然,他觉得可以借这个机会把这些垃圾都倾倒给我。除了这些书外,包里还有一些巨大的肖像,诗人拜伦的肖像至少有六张,其他的有尼尔逊、威灵顿和英国历史上的其他人物。从这些肖像的大小来看,它们原本肯定是挂在办公大楼里的。我把这些肖像寄回给他,并且狠狠把他责骂一顿。然而,因为他卖给我的那两张布莱克的原作,所以,我心里并没有记他的仇,这位老绅士,给我留下的只有很美好的回忆。

我的英国之行的另一个美好回忆是去参观牛津大学出版社,在那里,汉弗莱·米尔福德(Humphrey Milford)先生亲自向我展示了世界上最大的一本《圣经》,这本《圣经》是专门为维多利亚女王定制的。这本书,可不是你能躺在床上随意翻阅的。

莎士比亚书店开张了

我没有特地为书店的开张选择一个黄道吉日,而是决定,等一切准备就绪,我的莎士比亚书店就可以开张营业。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所有我能买得起的书都摆上书架,人在书店里走来走去,也不会碰到梯子或打翻油漆桶了,莎士比亚书店终于开张了!这天是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从八月起我就开始为书店做准备工作,书店的橱窗里摆着我们的“保护神”们的作品:乔叟、艾略特、乔伊斯等等。还有阿德里安娜最喜欢的英文小说,《三个男人一条船》(Three Men in a Boat)。书店里面,一个书架上摆着各种书评杂志:《国家》(Nation),《新共和》(New Republic),《日晷》(Dial),《新群众》(New Masses),《花花公子》(Playboy),《千册诗评》(Chapbook),《自我主义者》(Egoist),《新英文评论》(New English Review),还有其他的文学杂志。我在墙上挂上了那两幅布莱克的作品,惠特曼和爱伦·坡的照片。还有两张王尔德的照片,他穿着天鹅绒的裤子和披风,这两张照片和一些王尔德的信件装裱在同一个镜框里,这些信件是西普里安的朋友拜伦·库恩送给我的。书店里展示的还有几张惠特曼的手稿,是他顺手在一些信件后面涂写的,它们是诗人送给我姨妈阿格尼丝·奥比森的礼物。阿格尼丝姨妈曾在布林茅尔学院读书,当时她曾与好友爱丽丝·史密斯一起去肯顿拜访惠特曼。[爱丽丝后来嫁给了哲学家罗素,她的姐姐玛丽珍嫁给了艺术史家伯纳德·布莱森,她们的哥哥则是罗根·皮萨尔·史密斯,在他的自传《遗忘的岁月》(Forgotten Years)中,记载了这些有趣的事情。]爱丽丝的妈妈,汉娜·惠特·史密斯曾经送给惠特曼一把扶手椅,所以,当阿格尼丝和爱丽丝一起去肯顿拜访惠特曼时,她们看到老诗人坐在扶手椅上,而不是“坐在门槛上”。她们看到满地都是手稿,害羞的小阿格尼丝还注意到有些手稿是在废纸篓里。这些手稿大多是涂写在别人写给惠特曼的书信的背面的,阿格尼丝最终鼓起勇气捡起了几张,问老诗人是否可以由她保留,诗人答道:“当然可以,亲爱的小姐。”就这样,这些惠特曼手稿来到我们家里。

许多好朋友都在等着莎士比亚书店开张,所以,书店快要开张的消息也就不胫而走。但是,我还是以为开张那天不会有什么人来,而且,没人来也不是坏事,因为我还真需要至少二十四小时将莎士比亚书店的一切打点就绪。但是,头天晚上关店用的遮板还没有被移开呢(此事由书店附近的一个小咖啡馆的伙计代劳),我的第一批朋友就出现了。从那一刻开始,在今后的二十多年中,他们就没有让我再清静过。

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在巴黎,借书给人要比卖书给人容易得多。当时出版英文作家便宜版本的出版社只有陶赫尼茨(Tauchnitz)和康纳德(Conard)两家,但它们所出版的作家,不超出吉卜林和哈代等老作家的范围。加上英镑和美元比法郎要值钱得多,所以对于法国人,特别是对塞纳河左岸的居民来说,现代文学作品简直是无法消费的奢侈品。因为这个原因,我很重视我书店中的图书馆,图书馆中有我喜欢的所有的作品,我能借着图书馆与巴黎人分享我之所爱。

阿德里安娜一直说我管理图书馆的办法是“很美国式的”,我一直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这么说。任何一个美国的图书馆员,到了我这里都会被吓昏过去,因为他们都早已习惯了分类检索的系统和机械化的工具。我的图书馆里什么系统都没有。我没有图书目录,更喜欢让读者们自己发现有什么书,缺什么书;我也没有索引卡片,除非我有着超凡的记忆力,如阿德里安娜那样能过目不忘,才有可能记住所有出借的书。如果我要找一本书,我得将所有的会员卡片看过一遍,才能知道这本书在哪里。

准确地说,这些会员卡片都硕大无比,上面记载着会员的姓名地址,他们参加图书馆的日期,会费和押金的多少,当然,还有他们借出去的书的名字。每个会员都可以借一到两本书,每次能借十四天,在这期间也可以来交换其他书。(乔伊斯曾经借去过十几本书,并且多年不还。)每个会员都有一张小的会员卡,在他会员期满或因为缺钱而要取回押金时,他必须出示他的会员卡。有人告诉我,这会员卡就如同一本护照那样有用。

我们图书馆的第一批会员中有一位学医的学生,她的医学院位于与杜普伊特伦街相交的那条街上,她叫特雷莎·伯特兰,现在被人称为伯特兰——方丹医生。我一直满怀兴奋地关注着她渐渐事业有成,在各科考试中,她一直成绩优异,在专业上非常拔尖,后来成为“巴黎医院医生”(Médecin des Hoôpitaux),是获得此项殊荣的第一位女性。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科学世家,虽然学业工作繁忙,却总能挤出时间来阅读我的图书馆中新来的美国文学作品,直到我的书店关门,她一直都是会员。

我的下一位会员是纪德(霍莉常称我的会员为“兔儿”,因为这词和法语的“图书馆会员”一词为谐音),我看到阿德里安娜陪着他从剧院街的转角处走来,因为我总觉得是纪德的鼓励,才让我开了这家书店,所以每每看到纪德,我总是很腼腆。我告诉阿德里安娜此事时,她说了句“呸!”所以,纪德的出现让我受宠若惊,我在他的卡片上写道:“安德烈·纪德,地址:巴黎十六区蒙马罗大楼一号,期限一年,借书一册。”我紧张得把字都写的一团糟。

纪德身材高大,相貌英俊,戴着宽檐的牛仔帽,我觉得他和西部片演员威廉·S.哈特长得很像。他总是身披一件斗篷,或是一种泰迪熊的大氅,而且,因为他人长得很高,所以走在路上就非常惹眼。在以后的许多年,纪德对于莎士比亚书店和它的店主,一直都非常关心。

小说家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也是最早给我带来美好祝愿的一位,而且,他还带给我一本他新出版的杰作《布朗勃尔上校的沉默》(Les Silences du Colonel Bramble)。

  1. 合伙人比尔,指威廉·莎士比亚,比尔是威廉的昵称。
  2. 哈罗德·门罗(1879——1932),英国诗人,英国诗歌书店的主人。
  3. 位于伦敦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区的一家书店,开于1913——1926年。
  4. 埃尔金·马修斯(1851——1921),英国出版商、书商,他曾经出版过叶芝、庞德等人的作品,1907年出版乔伊斯的诗集《室内乐》。
  5. 汉弗莱·米尔福德(1877——1951),英国出版家、编辑,曾在1906——1945年间任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总编。
  6. 根据芬奇的著作《西尔维亚·毕奇和迷惘的一代》记载,毕奇是一位怪怪的图书馆管理员,也是位怪怪的书商,就像她的图书馆毫无系统可言一样,她要出售的书上也没有价格,没有任何营销活动,而且,每次卖出一本书,她都很不舍得和这本书分离。但是她也很讲究向哪种人推荐哪种书,她曾经形容她的工作,就像是鞋店老板为顾客找鞋子一样,非得合脚才行。
  7. Bunny(兔儿)发音和法语的“abbonés”(订户,会员)很像。
  8. 安德烈·莫洛亚(1885——1967),法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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