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美国来的朝圣者

我远离祖国，对于美国作家们为了能争取言论出版自由而进行的种种奋争，我无法亲身体验，而且，在一九一九年我的书店开张时，我也没有预见到大洋彼岸的作家们所遭受的种种打压，会让我的书店获利。我想这种打压，还有因打压而造成的恐怖气氛，是一批又一批的顾客来到我的书店的原因之一。他们是二十年代那批朝圣者们，漂洋过海来到巴黎，在塞纳河左岸安家落户。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书店开张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美国，而且成为那些朝圣者们要寻找的第一个地标。他们都是莎士比亚书店的顾客，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更把我的书店当成他们的俱乐部。他们告诉我他们把莎士比亚书店作为他们的联系地址留给朋友家人，并且希望我不介意。我当然一点都不介意，而且如果我介意的话也为时已晚，所以，还不如尽可能为他们提供一个高效率的邮局服务。

每天，总会有位我曾在《小评论》或《日晷》中读到过他们的作品的作者出现在我的书店里，从大洋彼岸过来的每一艘船都会为莎士比亚书店带来新的顾客。

当然，美国作家如野鸟般飞来巴黎，也不全因为他们的作品在本土被禁或受到打压。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巴黎名流云集，例如乔伊斯、庞德、毕加索、斯特拉文斯基，等等。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名人都在巴黎，例如艾略特住在伦敦。

我的许多朋友都住在蒙帕纳斯区，当时，那个区就如同现在的圣日耳曼德普雷区（Saint German des Prés）一样，所以，他们只需要穿过卢森堡花园，就能来到我书店里。

在最早来到我书店里的美国顾客中，还有一位是从柏林过来的，他是作曲家乔治·安太尔（George Antheil）。我还记得一九二〇年的某一天，乔治和他的夫人波斯珂（Böske）手拉着手走进我的书店，乔治矮壮结实，额前的头发是亚麻色的，塌鼻梁，眼睛有趣但又很调皮，一直咧着大嘴巴笑。他看上去像一个美国高中生，可能还有些波兰血统。他的夫人波斯珂是匈牙利人，小巧，俏丽，深色头发，英语说得很蹩脚。

安太尔的许多想法让我觉得很有趣，而且他也是新泽西人，这让我们一见如故。乔治的父亲在特伦顿市开了一家友好鞋店，就在普林斯顿旁边，而现在，乔治要在巴黎成为我的邻居。年轻的安太尔所感兴趣的当然是音乐而不是鞋子，父亲一直想把他培养成鞋店接班人，到他十八岁时，父亲的计划完全失败，年轻的乔治前往费城追求他的音乐生涯。他非常幸运，因为他很快受到爱德华·伯克夫人的注意，她能看出他未来成为钢琴演奏大师的潜力，决定为他提供学费。他的确成为了一位钢琴演奏家，但是一次去德国巡回演出时，他认定自己更喜欢作曲，而不是演奏别人所创作的音乐，于是和他的妻子一起来到巴黎。波斯珂是来自布达佩斯的一位学生，他们俩在柏林相遇。

安太尔最终没能成为一位钢琴演奏大师，这让他的赞助者很失望。伯克夫人暂时取消了对他的资助，她要等他证明他的这一步是对的。所以，乔治和波斯珂要精打细算，靠着乔治短暂的钢琴演奏家生涯赚来的那一点钱生活。波斯珂的任务就是要花最少的钱让两人吃上炖牛肉。我对乔治家的种种困难真是太了解了！

莎士比亚书店的新顾客常常都是罗伯特·麦卡蒙（Robert McAlmon）陪着来的。那么这位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年轻诗人又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几乎在我的书店刚刚开张之际，他就出现了。他也常常在杜蒙（Dome）或丁格（Dingo）等酒吧或其他地方活动，但他留给别人的永久地址却一直是“请莎士比亚书店转交”，他每天至少要来我的店中一次。

罗伯特·麦卡蒙家兄弟姐妹很多，他是最小的一个，他的父亲是苏格兰——爱尔兰人的后裔，他常称父亲为“流浪牧师”。我还认识他家的另一个成员，那是他的姐姐维多利亚，姐弟俩关系很亲密。她后来投身于政治，而且听说很出色，正在竞选当什么，具体我不太清楚。

麦卡蒙个子不高，除了明亮的蓝眼睛外，他称不上英俊。但是他却很能吸引别人，有他这种能力的我还真没见过几个。他充满鼻音的慢吞吞的说话方式也是他的魅力之一，在被他称之为“那一群人”中，他是最招人喜欢的一个。也不知怎么的，不管他和哪些人在一起，他都会很快成为他们的中心。例如，无论麦卡蒙光顾哪家咖啡馆或酒吧，那家咖啡馆或酒吧就会成为大家的聚集地。他整天忙着与朋友们分享他的有趣观点，或是充满同情地倾听他们遭受挫折的故事，这让他反而荒废了自己的事业，那就是写作。我们所有关心他的人，都关注着他对二十年代的文学能做什么贡献。可惜的是，他思考得越多，就越相信所有努力都将是无效的。他曾写信给我说：“去他妈的语法，早已经被我扔到窗外去了！”有一次他告诉我他要到法国南部去，要找一个远离尘嚣的地方，这样可以开始写作。接着我就收到他发来的一封电报：“找到了一个很合适很安静的房间。”很快，就有人来告诉我说他们在南方见到了麦卡蒙，他们说：“他就住在一个小酒馆的楼上，他们都在小酒馆里聚会。”

我的工作是常日班，而且工作时间很长，所以，我很少和朋友们一起去夜总会。偶尔去一次时，也总是因为麦卡蒙手举酒杯在那里让我们开心，因为他，我觉得这样的地方还可以忍受。

庞德夫妇

漂洋过海到我书店来的，还有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和他的夫人多萝西·莎士比亚·庞德（Dorothy Shakespear Pound），只是，他们越过的是英吉利海峡。他们刚刚从伦敦搬来，庞德先生说他们几乎是逃难出来的，因为那里天潮地湿，他们真担心某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已经长出了脚蹼。对于丈夫对她祖国的这番描述，庞德夫人泰然处之。后来我得知她的娘家姓莎士比亚（少一个e），她母亲曾经是英国一家文学沙龙的女主人。

庞德夫人生怕别人找不到杜普伊特伦街在哪里，所以她自告奋勇要在图书馆的介绍背面画一张小地图，我当然非常乐意。这张签名为“D．莎士比亚”的小地图，为许多莎士比亚书店的顾客们指点了迷津，也是我书店早期的珍贵资料。

庞德先生的容貌与他在早期的诗集《鲁斯特拉》（Lustra）和散文集《舞曲与分门》（Pavannes and Divisions）卷首的肖像非常相像，他穿着天鹅绒的外套和宽松的衬衫，这些都是当时英国所流行的时尚。他的身上有一种美国印象派画家惠斯勒的气质，但是张口说话，却如同马克·吐温笔下的“哈克贝利·芬”。

庞德先生不喜欢谈论自己的作品，也不喜欢谈论任何人的作品，他不是那样的作家，至少他没和我谈论过。他是一位公认的现代文学运动的领袖，但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傲慢，在我们的谈话中，他的确自吹自擂过，不过，他所夸耀的是自己的木匠手艺。他还问我店中有没有什么需要修理的东西，他为我修好了一个香烟盒和一把椅子。我称赞他的手艺，他就邀请我到他圣母院广场街的工作室中去参观，那里的家具全是他自己做的，而且也都是他亲手上的漆。

乔伊斯对于庞德擅做家具不以为然，他认为要技有所长，就不该三心二意，但是，我却觉得，作家有个业余爱好，还真是件好事。我曾在英国传记作家凯瑟琳·卡斯韦尔（Catherine Carswell）的书中读到过，小说家D．H．劳伦斯喜欢刷锅洗碗，而且用来擦干锅碗瓢勺的抹布总是保持得非常干净。而多萝西·布雷特（Dorothy Brett）则告诉我，劳伦斯在墨西哥时，曾经把盥洗室粉刷成极鲜艳的颜色，并用凤凰图案进行装饰。

我并不常见到庞德，他一直忙于工作，忙着和他门下的年轻诗人在一起，还有他的音乐。他和乔治·安太尔一起，密谋着要掀起一场音乐革命。

来自花街的两位顾客

在我的书店开张之后不久，有两个女人就从杜普伊特伦街上散着步走向我的书店。一位面容姣好，身材硕壮，穿着件长衫，头上戴着的，与其说是一顶帽子，还不如说是一个篮子。陪同她的那个女人小巧，黑瘦，看上去有点古怪，让我想到一个吉卜赛人。她们是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和艾丽斯·B．托克拉斯（Alice B Toklas）。

我早已经拜读过《温柔的纽扣》（Tender Buttons）和《三个女人》（Three Lives），所以，这两位新顾客当然让我非常高兴。而且，她们一直不停地互相逗趣，这也让我很开心。格特鲁德总是要拿卖书这个行当来和我开玩笑，这让她觉得趣味无穷，当然，让我也觉得很好玩。

她的任何看法和评论，都能得到艾丽斯的唱和，她们俩的这种一搭一唱，简直天衣无缝。很明显，就像许多完美结合在一起的人一样，她们也从同一个角度来评判和观察世界万物。但我觉得从性格上来说，她们是完全独立的，艾丽斯比格特鲁德要更为精明，也更成熟，格特鲁德就像一个孩子，是神童类的那种孩子。

格特鲁德是我的图书馆的会员，但她也抱怨图书馆里没有什么有趣的书。有一次，她颇为愤怒地询问，为什么这里没有如《寂寞的松树径》（The Trail of the Lonesome Pine）以及《林布罗斯沼泽的女孩》（The Girl of the Limberlost）之类的美国的名著。对于一个图书管理员来说，这真是件让人羞愧的事。我向她指出了图书馆中她自己的作品，那我也是想方设法才搞到的，我真想问她，巴黎还有哪家图书馆，会有两本《温柔的纽扣》可供借阅。也许意识到了她对莎士比亚书店的批评并不公平，为了弥补这一点，她送给我们几本她自己的作品，这些可都是很难弄到的书，例如《库罗尼亚的梅宝·道奇的肖像》（Portrait of Mabel Dodge at the Villa Curonia），还有一本题目起得挺吓人的，《他们攻击玛丽了么？他笑了：一幅政治漫画》（Have They Attacked Mary：He Giggled：A Political Caricature）。还有一些摄影师施蒂格利茨（Stieglitz）出版的杂志《摄影作品》（Camera Work）的特刊，里面刊登了格特鲁德撰写的关于毕加索和马蒂斯的文章。其中，最为珍贵的是《美兰恰》（Melanctha）的初版本，而且是她特地题赠给我的，后来，有人从书店里把这本书偷走了，当时我真应该把这本书给锁起来。

格特鲁德取得图书馆的会员资格，当然只是出于礼貌，其实，她除了自己的书外，对其他人的作品并不感兴趣。但是，她也确实以我的书店为题材创作了一首诗歌，在一九二〇年的某一天，她把这首诗拿给我看，诗的标题是：《英语的丰富与贫瘠》（Rich and Poor in English），而且，还有一个副标题：《请使用法语和其他拉丁语系的语言》（to subscribe in French and other Latin Tongues），后来，这首诗被收集在耶鲁大学出版的她的作品集《彩绘的花边》（Painted Lace）第五卷中。

我常常和格特鲁德与艾丽斯见面，有时她们到我书店来看看我的生意如何，有时我到她们在卢森堡花园附近的花街的寓所去。她们的寓所就在皇宫的后面，格特鲁德总是身体直直地躺在长沙发椅上，开着玩笑，揶揄逗乐。她们的寓所和它的主人一样充满魅力，墙上挂满了毕加索“蓝色时期”的经典之作，格特鲁德还给我看过一本画册，里面都是她收藏的毕加索的素描，数量也不少。她告诉我她和哥哥利奥曾达成协议，两人平分他们所收藏的作品，他选择了马蒂斯，而她则选择了毕加索。我记得还有一些西班牙画家胡安·格里斯（Juan Gris）的绘画。

格特鲁德和艾丽斯还开车带我去过一次乡下，她们的那辆老福特车会发出各种噪音，她们管这辆车叫“高狄”，这辆车曾伴随着她们度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伴随她们进行过许多战争期间的工作。格特鲁德向我展示了她们给高狄新配备的零件：一个可以在车内随时开关的车头灯，还有一只可以点烟的电子打火机。格特鲁德总是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我爬上格特鲁德和艾丽斯身边的高椅，一路开往米尔德丽德·奥尔德里奇（Mildred Aldrich）笔下的“马恩省的小山顶”。格特鲁德负责开车，后来车胎爆了，换车胎也是她的责任，我和艾丽斯在路边聊着天，她非常麻利地把车胎换好。

格特鲁德·斯坦因有很多崇拜者，但是他们往往即便鼓足了勇气，还是不敢和她接近。等到真与她见了面，他们才会发现她是那么和蔼可亲。所以，这些可怜的崇拜者会来找我，仿佛我是某个旅游公司的导游一样，求我带他们去拜会格特鲁德·斯坦因。

我的这些“旅游项目”，要与格特鲁德和艾丽斯事先安排，所以，往往都是晚上的事。这些崇拜者们会到她们的寓所与两位女士见面，而她们总是非常热情好客。

在最早的一批“游客”中，有一位名叫斯蒂芬·贝尼特（Stephen Benet）的年轻朋友，在一九一九到一九二〇年期间，他总是在我的书店里消磨时间。在书店的第一批公开发表的照片上，大家也许能看到他的影子，他戴着副眼镜，正在看一本书，和在书店后面的我以及我姐姐霍莉相比，他看上去非常严肃。

因为他是个可靠负责的人，所以，在他的请求下，我带他去拜访了格特鲁德·斯坦因。那时他还没有和迷人的罗斯玛丽（Rosemary）结婚，结婚后，他也曾带妻子来过我的书店。那天，我们对格特鲁德的拜访非常成功，我记得斯蒂芬提到自己有一些西班牙血统，因为格特鲁德和艾丽斯特别喜欢与西班牙有关的一切东西，所以，她们对他大感兴趣。但是，这场会面还是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舍伍德·安德森

另外一位请我带他前去花街的“游客”是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一天，我注意到在我书店的门外出现了一个看上去很有趣的男人，橱窗里的一本书吸引着他的视线，那是刚刚在美国出版的《小镇畸人》。不一会儿，他进了书店，并且自我介绍说他就是那本书的作者。他说他在巴黎还没有见过第二本他自己的书。我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为了能弄到这本书，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到处去找，有一次，一家书店回答我说：“安德森，是安徒生么？哦，对不起，我们这里只有童话故事。”

舍伍德·安德森的一生都是故事，他给我讲述他的遭遇，他往前走的每一步，他所做的每一个决定，还有他的生活中的那些至关重要的时刻。他的故事充满悬念，他说起某一天早上，他一下子就决定放弃家庭，还有他那非常成功的颜料生意，离家出走，永远放弃了那种为了得到别人尊重而受的局限，还有为了寻求安全感而要背负的重担。

安德森充满魅力，非常讨人喜欢。我将他看成是诗人和福音传道者的混合体（但他并不布道），当然，他也有一点点演员的技巧。不管怎么说，他是最有趣的一个人物。

我知道阿德里安娜和舍伍德·安德森会非常喜欢对方，所以，就把他带到她的书店里。她立即就被迷住了，马上就邀请他去家里做客。阿德里安娜烤了一只鸡，这是她的拿手菜，烤鸡和厨师都大受欢迎。安德森和阿德里安娜相处得非常好，她说着洋泾浜的美语，他说着洋泾浜的法语。他们对许多问题都有一致的看法，虽然他们有语言的障碍，但阿德里安娜比我更了解安德森。事后她这样描述安德森，她说他就像个老妇人，一个印第安女人，坐在火堆旁边抽着烟斗。阿德里安娜曾在水牛比尔在巴黎的演出中看到过印第安女人。

安德森初到巴黎时，因为不会说法语，所以请我陪他去与他的法国出版商见面，出版商是新法兰西评论出版社。他想知道他的作品的法语译本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在主编的办公室门外等了许久，舍伍德非常生气，扬言要砸碎那个地方，仿佛我们马上就要上演一部西部枪战片一样。幸运的是，正在那一刻，门打开了，我们被邀请入内。

舍伍德告诉我，格特鲁德·斯坦因对他的写作产生过影响，他非常崇拜她，并问我是否引见。我知道他根本不需要什么引见，但是我还是非常高兴地同意带他去花街。

他们俩的会面真可算是件大事，舍伍德谦逊有礼，而且他对格特鲁德的作品格外敬仰，这都让她非常高兴。很明显，她也挺感动的。随我们同去的还有舍伍德的太太田纳西（Tennessee），但她却没有受到同样的待遇。两位作家聊着有趣的话题，田纳西每每试图加入他们的对话，却总不成功，因为艾丽斯根本就不让她插话。我知道格特鲁德家的规矩，这规矩是专门针对太太们的。因为她们无法将太太们拒之门外，所以，当她们的丈夫和格特鲁德进行交谈时，艾丽斯的任务就是不让她们参与。但是，田纳西却不像其他的太太们那样温顺，她选择坐在桌边，准备好了要随时加入谈话，而且，当艾丽斯请她去起居室的另一边看什么东西时，也被她拒绝了。但是田纳西对于两位作家到底在说些什么，根本就是一无所知。我挺同情这位执拗的女士，实在不明白花街针对太太们的残酷规矩究竟有什么必要。但是，艾丽斯的那套阻挡太太们的手腕，我还是觉得很好玩。奇怪的是，这种规矩只用在太太们的身上，只要不是太太，谁都可以加入到格特鲁德的交谈之中。

年轻的作家们对于舍伍德·安德森的评论都比较严厉，而且他的追随者也逐渐减少，这让他很痛苦。但是，他是一位先驱者，而且，不管别人承认还是不承认，二十年代的那批作家们都受到过他的很大影响。

格特鲁德·斯坦因充满着非凡的魅力，有时她会如孩子恶作剧般阐述一些难以置信的谬论，人们往往不大与她计较（虽然也不总是如此）。对她来说，最大的乐趣就是揶揄挖苦别人。阿德里安娜·莫尼耶曾经跟我去过一次格特鲁德家，她一点都不觉得格特鲁德有意思。“你们这些法国人呢，”当时，格特鲁德宣布说，“在文学上根本没有巔峰之作，你们没有莎士比亚。只有在你们将军的讲话当中，才能看到法语的文采，就像进军的号角声，例如‘你不能再往前行！’”

不仅在法国文学上，我不同意格特鲁德的看法，在对其他文学作品的评论上，我们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例如，有关乔伊斯的写作。当我出版了《尤利西斯》之后，她非常失望，她亲自和艾丽斯一起到我的书店来，向我宣布她们已经把会员资格迁到了塞纳河右岸的美国图书馆里。一下子失去两位会员，我当然很遗憾，但是，我也不能强迫她们。我得承认，在剧院街上，我们所交往的朋友都是很低调的。

就这样，“友谊之花凋落，友谊也将褪色”，至少，在一段时期是这样的。当然，互相之间的敌意也会慢慢消退，过了些日子后，你就不再记起当初究竟因为什么引起不快。而且，格特鲁德·斯坦因所写下的那些文字是超出一切的，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仍然欣赏着她的写作。

过了段时间后，我和格特鲁德以及艾丽斯又见面了，她们过来看我的书店里是否有威廉·迪安·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的作品，格特鲁德认为他是一位重要的美国作家，只是至今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我的小店有他全部的作品，格特鲁德和艾丽斯就立即把它们全搬回了家。

在一九三〇年年底，有一天我和乔伊斯一起去我们的朋友，雕塑家乔·戴维森（Jo Davidson）的工作室，格特鲁德·斯坦因也在那里，因为她和乔伊斯一样，雕塑家为他们俩都塑过半身像。我为他们做了介绍，并看着他们非常平和地握手致意。

真要感谢乔·戴维森！他离去之后，我们大家都很想念他。

最后一个被我带去与格特鲁德会面的“战战兢兢”的人是海明威，他告诉我他们曾经吵过架，现在他想与她和好，但是没有勇气独自前往她家。我对他的和好计划进行了一番鼓励，并答应陪他去克里斯汀街，那里是格特鲁德和艾丽斯的新住处。到了那里后，我觉得海明威独自一人上去比较合适，所以，我将他送到她们家门口，并给了他最好的祝愿。后来，他来告诉我说他们“和好了”。

作家之间的关系常常烽烟四起，但据我观察，战火往往会平息，只留下些污迹而已。

1. 乔治·安太尔（1900——1959），美国先锋派作曲家、钢琴家、作家和发明家，他称自己为“音乐界的坏孩子”。
2. 罗伯特·麦卡蒙（1896——1956），美国作家、诗人、出版家。
3. 多萝西·布雷特（1883——1977），英国画家，1924年，她与劳伦斯夫妇一起搬到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道斯。
4. 斯坦因（1874——1946）和托克拉斯（1877——1967）共同生活了39年（1907——1946）。
5. 美国作家福克斯（John Fox Jr）1908年出版的一部小说。
6. 美国作家波特（Gene Stratton-Porter）1909年出版的一部小说。
7. 1903——1914年之间，格特鲁德（1874——1946）和她的哥哥，艺术评论家利奥（1872——1947）在巴黎共同生活，并且一起收藏了许多当代艺术品，花街27号是最重要的当代艺术的画廊，许多人来斯坦因的沙龙，只是为了看马蒂斯、塞尚或毕加索的作品，画家带着朋友来，朋友带着朋友来，每个周末都是那么开始的。1914年，利奥移居意大利，两人将收藏平分，利奥做过这样的记录：“塞尚的苹果对我来说有别的画不可取代的重要意义，而毕加索的风景对我来说就没有这样的意义……我很高兴，雷诺阿对你来说不那么重要，所以，你愿意把他的作品都给我；而毕加索对我则可有可无，你想要的都可以归你。”
8. 胡安·格里斯（1887——1927），西班牙立体派画家。
9. 斯蒂芬·贝尼特（1898——1943），美国诗人、小说家。
10. 舍伍德·安德森（1876——1941），美国小说家，主要创作短篇小说，他的作品应该说是影响了海明威、福克纳、斯坦贝克、塞林格等许多作家。
11. 1912年12月，安德森经历了一次精神崩溃，他消失了四天，人们发现他在附近的玉米地里漫游。之后不久，他辞去了颜料工厂总裁的职务，离开了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从俄亥俄搬到了芝加哥，开始了创作生涯。1916年，他和原配妻子离婚，与田纳西·米切尔结婚。这场婚姻1922年结束，安德森以后又结过两次婚。
12. 当时，阿德里安娜非常礼貌地提出几位杰出的法国作家的名字，斯坦因仍很不以为然，在此书删节的部分中，毕奇认为可能因为这些法国作家们没有对斯坦因表现出五体投地的崇拜。同时，她也写道，可能斯坦因并不真那么看不起法国作家，“她只是想开玩笑，她太喜欢开玩笑了。但我和阿德里安娜都不觉得这有什么可笑。”
13. 庞德和乔伊斯都没有到花街上去拜访过斯坦因，所以，两位都没有得到过她的好评。斯坦因更把乔伊斯看作是她在文学上的竞争对手，她不止一次地说她1908年的作品《三个女人》是第一部对英语进行实验的作品，影响远大于《尤利西斯》，她还曾宣称过“二十世纪的文学属于斯坦因”。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中写到：“在我们是好朋友的那三四年里，我从来没有听到斯坦因赞赏过任何一位没有对她有过好评的作家……如果你对她提起乔伊斯，那你就永远别想再踏进她的门了，就像你在一位将军面前称赞另一位将军一样。”
14. 那个时代在巴黎的美国人中，斯坦因和毕奇可以说是最著名的两位女士了，但是，斯坦因不如毕奇那样，真正被法国化，而且她的法文也不够好，虽然她曾经说过“美国是我的祖国，但是法国是我的家”，但是，毕奇觉得她从没有真正以法国为家。在这本回忆录中，毕奇删掉了这样一段：“格特鲁德对法国人视而不见，她像一个游客一样穿过他们的国家，带着乐趣地匆匆瞥过他们的住处和他们的生活，她所做的评论也都像出自游客之口：她是位永远的旅行家。”
15. 威廉·迪安·豪威尔斯（1837——1920），美国现实主义作家和文学批评家。
16. 乔·戴维森（1883——1952），俄国犹太裔的美国雕塑家，曾制作的雕像包括吉卜林、乔伊斯、罗斯福、萧伯纳、泰戈尔、惠特曼、斯坦因等。
17. 乔伊斯和斯坦因曾经在1931年1月7日共同参加过莎士比亚书店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但是两人没打招呼。这次在戴维森工作室里的会面是他们唯一的一次会面，托克拉斯后来这样记录了这次会面：“西尔维亚过来问她（斯坦因）是否可以到房间的另一端去和他（乔伊斯）打招呼，因为他的视力很不好，她当然同意了……她后来告诉我她对他说：这么多年了。他说：是啊，我们的名字总是被人连在一起。她说：我们住在同一个区里。他没有再说什么，她就走回来和一个加利福尼亚人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