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困惑与追问之中——实验小说的意义

张颐武

最近几年，小说实验的艺术潮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人们开始议论马原、洪峰、苏童、余华、叶兆言、格非、莫言这样一些小说作者的作品。人们在这些作品中发现的不仅仅是一种创新的小说，而且是一种小说的创新。一种全新的小说文本，一种全新的叙事模式和小说意识开始出现，我们的整个“小说观”都在面临着威胁。这里所说的“实验小说”不是对小说的内容和形式的某一功能和方法的拓展以及实验，而是对整个小说的性质、功能、特点加以实验，试图改变小说的本质，因之也就试图重造小说的概念和意识，打乱或重组我们关于小说的一整套评价标准和意义系统，改变作者——文本——读者这个环流系统的关系。对整个文学观念和意识的冲击，是实验小说的潮流的根本意义所在。实验小说在进行着意味深长的挑战，它反对任何固定的、既成的观念和价值，它在兴致勃勃地花样翻新，在考验我们的承受力和审美习惯，它在进行着不停地追问：常规是合理的吗？它在不断地打破常规。在这里，似乎打破常规才是唯一的常规。那么，这种实验提供了什么？它有什么历史的和哲学的意义？它怎样去面对这个变化中的世界？这就成了我们关注的主题。

一、打破语言与故事囚牢

什么是小说？这似乎是一个不用回答的问题。小说首先离不开语言的表达，离不开语言的创造。任何小说家实现自己作品的第一步是要把他的意识和想象转化为个人的言语在一个特定的语言构架中发挥作用。其次小说离不开“故事”，离不开一个虚构的时空中的情节发展。这二者是任何小说必然具备的因素，无论传统的“有头有尾”的封闭式的小说，还是现代的心理小说，这两个性质都是无可置疑的存在。语言和语言所构筑的“故事”是小说的支柱，是小说赖以生存的基础。

语言和故事的存在并不以自身为目的，它是小说赖以虚构人生世界的媒介和载体，正是在语言和故事中，小说才获得了一种“似真性”，让读者遗忘小说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差异，把虚构的一切作为真实来理解，把语言符号的所指功能认作世界上曾发生过的事件。小说通过语言和故事的展开造成艺术幻觉，在艺术幻觉中与真实的世界相同构。于是，作者——文本——读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默契，一种先定的合作关系。作者认为自己在制造着真实，读者认为自己在接受着真实，文本变成了可靠的，不可动摇的真实的言语和符号系统，它直接地呈露着真实。这种小说意识似乎是从未动摇过的。从《三言二拍》直到《钟鼓楼》，从《十日谈》到《尤利西斯》，小说的一切都变化了，但小说的语言和故事的最基本的功能尚未改变。虚构的“似真性”从未受到过质疑。尽管有夸张、想象、变形、抽象，但这一切都被认为是更曲折、更深彻地表现真实的方法。小说被规定为它所是的那种东西，被想象确定为一种模式。这一模式牢固地限定着小说的性格和本质。

但在目前出现的实验小说的潮流中，这一切固定的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语言能够化为个人独特的言语吗？它可能真实地呈露这个世界吗？我们所说的语言是先于我们的存在，我们对它只有习惯和接受之后才能进入表达。那么在习惯和接受语言的过程中，会不会使我们对真实世界的认识受到我们所接受的语言的污染呢？我们的真实会不会只是语言表达的真实，而与现实世界无关呢？对语言的怀疑是与对故事的怀疑相联系的。故事是依赖语言陈述的，而且它是更为明显的虚构，这种虚构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似乎更不可靠了。它如何能反映世界的本质呢？故事既然是虚构的，它的可靠性当然会受到质疑。实验小说的作者们似乎处于这样一种新的观察事物的意识网络之中，他开始追问小说本身的合理性，小说的“似真性”本质的合理性。

这种追问也是沿着两条思路进行的。一是对语言本身进行批判性的考察，揭示语言与现实间的非同构关系，揭示语言与现实世界的剥离。像王蒙的《来劲》、孙甘露的《信使之函》都在探究语言的意指功能的虚构性，使语言与现实剥离。如《来劲》就是一篇典型的进行语言探索的作品。王蒙表现了他的独特的创造力和打破常规的勇气。在这篇小说中，主人公是以一个拼音符号“xiangming”来标识的。他的真实的姓名无法搞清，他的身份、性格都含混不明，读者仿佛沉入了一个语言符号构成的迷宫之中，在似乎无穷的言语链中找不到清晰的头绪。主人公似乎在小说中进行一次旅行，但旅行的目的、方向都是无法弄清的。语言本身也自相矛盾、自相反驳，根本找不到确定的含义。一句话中就包含着矛盾的意义。如这样一句话：“亲友们同事们对立面们都说都什么也没说你这么年轻你这么大岁数你这么结实你这么衰弱哪能会有哪能没有病去！说得他她它哈哈大笑呜呜大哭哼哼嗯嗯默不作声。”这句话里包含了一个事件所具有的几乎全部的可能性，它们是互相矛盾和对立的，我们所习惯的思维模式告诉我们，可能性只有一种变成现实的方式。而在王蒙的语言中，可能性可以以各种方式加以“现实化”。王蒙在提醒人们，小说的语言只是虚构性的，它只是作者任意选择的。这就使人们和他的小说保持某种“间离”，可以不把语言符号等同于现实本身，而回过头来试图思考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在这篇小说结尾时，主人公一口气提出了四十几个问题。这些问题看起来莫名其妙，却是作者进行的一次饶有兴味的语言游戏，一次带有戏剧性的语言的别出心裁的展示。它似乎是毫无意义的单纯语言的流动，它几乎破坏了我们对现实加以完整地解释和判断的任何可能性。我们发现解释现实和解释这篇文本都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发现我们与世界之间的真实关系并不在王蒙的小说世界中，而在其外，在一种无法界定、无法表达的超语言的体验中，小说所造成的语言迷宫从根本上破坏着世界与语言的统一性。

孙甘露的《信使之函》却是以另一种方式去再思小说语言的作品。这是一个精妙的寓言，一次对人类传播与沟通的再思。这里的“信使”被赋予了无穷的象征含义。信是人与人沟通的方式，因为有了沟通，世界才因此变为可理解的。但孙甘露把这沟通写成一种虚幻的过程，沟通使人们意识到个体的存在和个体之间的差异与区别，但这一切却是被语言所虚构的东西，是语言能指链的无穷运动。小说中提到了一个僧侣与信使之间意味深长的谈话。这对话谈到了僧侣正在写作的一本有关宫廷的著作：

“你难道不想打听一下我从何而来？”信使将手臂搭在窗台上。

“我也许刚好来自你书中的那个宫廷。这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信使看来，这位天才的作者似乎害怕什么东西与他的书发生关系：

“那是我的宫廷！”僧侣非常有教养地吼叫道。

在这一段落中，僧侣的写作是自足的，他拒绝了信使沟通的要求。他虚构的宫廷是在他的语言符号中存在的，任何其他东西插入都会损害虚构的完整性。宫廷只是僧侣的言语的世界。在《信使之函》中，语言被赋予了神秘的功能，它在构造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完全剥离。语言几乎无法表达实在，并无法加以解释。它在作一种不息的循环。在这里，人们的处境仿佛在建造巴比伦的通天之塔，他们沟通的唯一方式是通过语言，但语言却是错乱和无法沟通的。孙甘露揭示的是小说中语言的困境。

在对语言的质疑之外，对故事的质疑和追问是另一个核心。马原、洪峰和莫言的近作都在打破故事陈述的线性和逻辑性，打破故事的“似真性”，不断地揭示故事根本的虚构本质。在这种追问和质疑之中重构小说本身。在马原的小说中，作者总是不断地以各种方式重述自己的故事，不断地改造它们，不断地制造故事的错乱，使读者犹如进入了一座故事的迷宫，在其中找不到出路。他的主人公总是陆高和姚亮。但他们的经历在各个小说的叙述中都各有不同，即使在一篇小说中，作者也在颠覆自己故事的完整性。在小说《西海的无帆船》中，作者插入了小说主人公姚亮的一段声明，在这段声明中姚亮斥责了作者马原对故事的虚构是“胡说八道”。这里作者故意使读者幻觉意识破灭。读者在认定小说中的故事是真实的之后，突然被插入的声明所打破，读者完全失去了对作者的信任，他的意识经历了根本的危机，他不得不靠自己去弄清故事本身的混乱。但难办的是，一个混乱却会引出更多的混乱。每一篇小说中人物的经历都有无法弄清之处。马原仿佛在迫使读者放弃追寻唯一“正确”的故事的企图，承认故事本身有无穷的可能性，现实在小说的叙述中可以有无穷的发生方式和解释方式。马原所试图打破的就是故事本身。

在洪峰的小说中，故事所面临的挑战也同样深刻。在他的《极地之侧》中，有一个双重叙事的游戏。一重是故事的叙事者“我”的叙述，但“我”的叙事的连续性不时为“我”关于小说作法的种种议论所打破，这些经常出现的议论破坏着小说陈述的大兴安岭之行的真实性。如这样的议论：“故事真的开始了，这样的开始犯了作小说之大忌：没有悬念。”这种说法颠覆了叙事本身。“我”的叙事还有种种难解的矛盾和错乱之处。如小说中一个关于“我”从雪地里扒出两个死孩子的叙述就是明显的例子。究竟我有没有夜里出来梦游？是否真在夜里发现了两个死孩子？这一切发生过还是“没发生”过？作者把故事的两种可能性作为现实陈述出来，使读者对作者的信任和对自己弄清现实能力的自信都发生了根本的动摇。除了叙事者“我”的这种叙事之外，小说中还有另一重叙事，即“我”的友人和同学章晖的叙事，章晖的叙事是整个小说的核心部分。章晖所讲述的全是关于死亡的故事，这些故事仿佛具有不容置疑的可靠性，时间、地点、人物都非常准确，甚至在一个故事中还画了一幅事件发生的说明性的草图。这些故事看起来毫无问题，所以当主人公发现章晖本人的死时，就无法被震动了。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小说结尾处却揭破了谜底，原来章晖的全部叙述都是虚构的。这些虚构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这使我们怀疑章晖本人的死也是一个虚构。在这种双重的叙事中，故事本身被撕裂了，章晖的似“真”的叙事原来是假的，而主人公“我”的叙事更时时承认完全是虚构。虚构被强化，真实却在这种虚构的网络中消隐了。

这里所表明的是对语言和故事表达真实能力的极端的不信任。在实验小说中，似乎任何对事件的语言的概括和归纳都会使现实变为无法陈述的，语言对事件的表述必然会漏掉和错过众多的情况，使真实消解于语言的运动之中。这样，实验小说就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遇之中，一方面，他们把语言和故事视为囚牢，人在语言和故事的禁闭之中无法看到真实的世界，但无论如何小说本身的存在就依赖于语言和故事的运用，离开了语言和故事，小说就无法存在，因此完全抛弃语言和故事是根本不可能的。实验是一种超越的思索，小说实验恰恰是针对小说的性质和功能的，它的质疑就显得十分锐利。它对语言和故事所作的攻击，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索我们自己对周围世界的认知方式。这里思考的方向非常接近于中国“禅”的意识和方法，也就是直接地追问语言本身，试图从语言中解放人的意识。当然，这也是尼采和维特根施坦之后西方现代哲学的思路。正像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指出的：“我们对话的危机隐藏在语言本身。”（《一个日本人与一个探索者关于语言的对话》英文版4页）中国当代小说对自身的反思，在对语言和故事的打破中获得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它开始脱离具体的时代问题而追问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这是否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萌动呢？

二、在生命的洪流中消解文化

对语言和故事的反思从根本上动摇着小说本身的基础，但这只是实验小说的一个方面。小说的实验也包含着对人和文化看法的转换。这种转换才涉及了我们意识的根本方向。

在中国现代小说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的是一种二元对应的表现方式。冲突、矛盾都沿着二元方式展开。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真与假、美与丑都具有着极为清晰的分野。从鲁迅、茅盾直到蒋子龙、张承志都在创作中贯穿着这种二元对立的特征。在这种二元对立的背后所隐含着的是一个东西文化碰撞、冲突的思维模式。这个模式是整个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思维模式。作家们都希望在二元对立的文化之中思考，把自己对人生万物的观察归入这种文化反思的范围之内。这里所提出的一个中心命题是对“国民性”的思考，是以这个独特的概念加之于意识框架之中进行思考。在近年出现的“文化热”的大背景之下，这种在文化之间寻求一种二元模式的趋向似乎也有强化的倾向。作家往往致力于“国民性”这一特殊概念含义的开掘，从中去追求小说的“深化”。

但这里依然存在着一些复杂的问题。二元对立所提供的只是复杂世界现实的一种简化的认知方式，它忽略了现实本身极为复杂，无法归约的大量现象。它无疑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从而丰富了我们的文学。但在一个全球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在一种各种文化相互沟通、了解的时代，用一种简单的东西文化对立的模式来思考文化问题，其局限性已越来越明显了。它往往把一种文化作为绝对的参照系来考察其他的文化，在我们常提到的“东”“西”的概念只是一种不尽恰切的归纳，“东”我们常用之代表中国文化，而忽略了如印度文化等复杂因素；“西”我们常以之代表欧美，而忽略了欧美文化自身的复杂性。同时我们还忽视了黑人文化、南美文化等众多的文化模式。因此，正像法国哲学家阿尔杜塞所指出的：在二元对立中所表现出来的只能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则只能是一种“想象的关系”，而非真实的现实。

对于这种二元对立的文化意识的质疑也在实验小说中表现了出来。这种质疑是在对“生命之流”的推崇和追求中表现出来的。在洪峰的小说《极地之侧》中，有一段章晖和叙事者“我”之间的对话，就表达了这种意识：

章晖又说：“我告诉你，生命之流解释不了人类文化。”

“别谈文化，我写小说最怕文化。”

这里表现的是对文化的质疑和困惑。文化的归纳和分类对人的生命是一种肢解，一种分裂，一种简化，根本无法表达生命的内在的涌流。而这种生命的涌流正是实验小说所追寻的东西。这种涌流无始无终，无穷无尽，像河流，像潮水，涌向读者的心头。在马原的小说《冈底斯的诱惑》中，冈底斯山是一种巨大的原始生命力的象征，它的存在震撼着那些过分文明化的深入到西藏的人。在他的《上下都很平坦》中，生命变成了极为无聊的日常生活，一群知青在一个农场的生活是极为平庸而微末的，人们活着，死去，既没有宏大的理想和英雄精神，也没有任何生存的理由和依据，他们就像大自然的四季运动一样，周而复始地循环，几乎失掉了精神的要求。马原展现了一个含混的、无法界定与分离的世界。

对二元对立的质疑和追问，就包含着对历史的确定意义和价值的反思。意义是可以确定的吗？这个问题当然只有在文化的范围中才可能被理解。但文化本身受到了怀疑，人们追求的目标也就失掉了基础，那么意义和价值插入生命之中就没有问题了吗？实验小说的作者在这方面的思考也是引人注目的。格非的《迷舟》，就是一个惊人的、意义混乱的游戏，一次博尔赫斯式的文学表演。它使用了极为传统的形式讲述一个历史意味颇强的故事。但表现的却是历史本身的虚无性。这是一个北伐战争时期的故事，讲的是北洋军阀孙传芳部队的一个旅长突然失踪的故事。这个旅长去找他昔日的情人而离开部队回到故乡，却遇到了他昔日的情敌三顺，三顺早就要杀死他，却放过了他。而他的警卫员却担心旅长通敌而杀死了他。这个故事丝毫不涉及对战争的道义的和伦理的判断，也不涉及战争中的英雄行为和激烈的战斗。它讲述的是战争边缘的偶然而神秘的突发事件。这个事件完全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和道义的责任为转移，而是充满了命运感和毫无条理、方向，完全不可思议的宿命性。人只是在命运的拨弄下趋赴死亡的囚徒。小说中洋溢着一种悲凉的调子。格非的故事不是赋予生命某种意义，而是揭示意义的追寻本身的毫无意义。

在叶兆言的《五月的黄昏》中，作者用一种冷漠的话语陈述一切。这里有一个富于戏剧性的事件，叙事者“我”的叔叔死了，这一事件又引出了各种事件。叙事者“我”试图弄清叔叔的死因，但他的死因却被人们的各种描述搞得一塌糊涂。他是由于追逐女人而死的，却又是被迫害致死的，他是由于窃取了别人成果而死的，却又是被人诬陷而死的。真相在话语的交错中化为乌有。叶兆言表达了他对意义本身的疑惑。

这些作者的实验作品对文化的运作方式和思维方式提出了新的质疑，这种质疑打破了东西文化的两极化的二元对立的闭锁性的圈子。试图寻求新的思维方式，寻找新的意识。在这些作品中，对“国民性”的历史反思已趋于淡化，对文化冲突的自觉也趋于淡化。这就导向了一种新的小说观的建立。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小说本身总是有表层和深层两个层次。表层是小说的人物、事件等，而深层恰恰是文化的和历史的反思。因此，表层是为深层意义的揭示服务的。小说是背向一种特定的文化和历史理论的，它与社会的联系不在于它的“小说特征”，不在于它的“小说性”，而在于它的社会目的。读者对小说的阅读也受到这种状况的制约，他的阅读总是要穿透表层的人物和事件去寻找内在的意义，他的阅读是“解释性”的。他要解释一个作品有哪些文化和历史的意义，只有挖掘出了这种意义之后，小说文本才有存在的价值。我们习惯于找出一些意识形态性的术语来表述小说的意义，如“反封建”“寻根”等等。用一套意识框架加之于文本之上。这就造成了一种独特的“阅读的神话”。读者认定自己的阅读是自己征服、认识和掌握世界的一种手段。而这一切恰恰是在“解释”中得以实现的。

实验小说所做的恰恰相反。世界不是以文化的二元对立出现的，它是无限多元，多向，无限广大的，几乎无法加以归纳的。它是汹涌的生命之流在无序地运动，实验小说取消了小说的深层的意义，将一切呈现在表层。这样，人物、故事、语言就是自足的“能指”。读者在把握这些作品时只有通过“体验”来进行，而解释的方法是无法找到进入小说之路的。所谓体验，就是不用理智的归纳、概括、分析的方法去理解文学，而是以生命去贴近它，去感受它带来的新的经验，为之沉醉，为之感到极乐的“出神”的愉悦。至于文字背后隐藏的东西变得不重要了。在马原、格非、洪峰的小说中寻找深度和意义是徒劳的。小说里的一切都呈现了出来，小说表达的全部意义都已经包含在小说之中了，“微言大义”是根本不存在的，它在自相矛盾的、混乱的叙述之中被打得粉碎。对这种小说的阅读，不是为了特定文化和历史的目的，而是为了读者的体验本身。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从“解释性”的小说到“体验性”的小说的转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多元的文化视野中思维模式的转化过程。小说文本与社会的联系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态势。小说不是以其意义作用于读者，让读者思考某个历史的或文化的命题，而是让读者体验小说，体验小说本身的无穷的吸引力。小说不再依靠其外在的特征吸引人，而以其本身的魅力来吸引读者。小说不再探究意义，而是探究自身。

三、人之困惑

实验小说所表达的对语言和故事的破坏和对二元对立的文化模式的破坏，都表现了对人的困惑。这种困惑是根本性的。对人的困惑，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不是一个新的命题。无论是韩少功、郑万隆的“寻根”小说，还是刘索拉、徐星的“激进”小说，都表达了对人的现实生活状态的困惑情绪。但这里的困惑不是根本性的。作家仍然相信人在社会生活和自然中的主体位置，相信人有掌握命运的能力，相信自十七世纪笛卡儿提出的身心二元论的观念，相信人的意识认识自我、认识世界的能力。在这些小说中，主体的位置仍然是被肯定的，是不可动摇的。

在实验小说中，主体不再处于小说的中心位置。我们在小说中所确立的人的主题的位置也面临着动摇。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对语言和故事的怀疑与打破，事实上是怀疑作者意识主体的可靠性和权威性，怀疑“主体”感知和了解真实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对作者“意识主体”存在的追问。

其次，对文化的二元对立模式的追问与批判，恰恰源于对人的意识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分离的笛卡儿式的精神理论的批判。这种身心二元论的意识，认为只有人的内心活动是一种价值活动。笛卡儿认为“我思故我在”。“我在”是在“我思”之中的。这是近代西方意识的中心之一。事实上，“我在”并不能在“我思”中获得完全的表达，“我在”的真实性并不在“我思”中。正像法国思想家拉康所指出的：“我思我不在之处，我在我不思之处。”在“我思”中并不能推出“我在”的意识。这种身心二元论造成了思维本身的分裂。它对“主体”的确认是以“我思”的观念为基础的。因此，对这种二元论的批判性思考，是要把人放置世界之中，而非用“我思”的观念将之划在整体的世界之外。人的“主体”不特别站立在一个无上的准则的位置上，而是世间万物之一，是世界的一个方面，一个局部。这也就消解了人与世界之间的二元对立，也就造成了一种主体“移心”的意识。

其三，在小说中直接描写“人”的主体本身所存在的问题，追问主体存在的真实性和可能性。

我们已在前两节中探讨了前两个方面的问题。下面对第三个方面稍加展开论述。而这个方面是对主体的追问和困惑的“移心”部分。

在实验小说中，把“人”的观念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觉业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向。“人”变成了一种虚构之物，一种想象性的实在。“人”只存在于意识之中，而非存在于世界的真实的关系之中。当然，这里的“人”的概念不是指一种种类的概念，而是作为世界主体的概念使用的。在余华的小说《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等作品中，人的自我意识显得含混不清，而他们的真实关系却完全超出了我们对人的概括和归纳。如《现实一种》是一个惊人残酷的故事，写的是亲属相残的传奇，但这个传奇显得异常平淡。人与人的相斗、杀害都有一种仿佛出于本能的自然之感，丝毫也引不起人的惊奇。作者的叙事文体是“光秃秃”的，几乎是毫无风格特点。他把难以置信的事件写得毫无波澜，用一种“静观”的方式表现生命失控的感觉。《一九八六年》则写一个“文化革命”中发了疯的教师，曾反复研究过古代的各种酷刑，却将这些酷刑在自己身上加以实践。事件是恐怖的，叙事是平淡的，两者的反差极大。余华始终把惊人的暴力置于他的视野之中，而这种暴力却仿佛是一种常态和日常性事物，用这种特殊生命的展示表达对意识形态幻觉的忧郁意识，旨在打破这种幻觉，去考察世界的现实关系。

在马原的《上下都很平坦》中，一群普通知青只有单纯的欲望和简单的生命感受，任何超越的精神性的寻求都被深渊般的现实所打碎。对人的任何概念化的、抽象的信念都被一种特殊的质疑所消解。在马原这里，我们所珍惜、所热爱的人的完整性、内在统一性都面临着威胁。人似乎是破碎的，呈现出无限博杂、漫无条理的面貌。

这些作品标志着一种文学新倾向的形成。几年以前，我们的文学曾为“人”的价值和尊严，为人的“主体性”千呼万唤。我们曾为了捍卫这些概念而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但这里所出现的新倾向却对我们一直认定是不言自明的“人”的概念提出了追问。人是什么？用这一概念可以说明世界的真实关系吗？“人”的完整性难道不是幻觉吗？在弗洛伊德、尼采之后，“人”这个概念还像以往一样存在吗？实验小说的作家在提出着强烈的质问。这些问题的出现，表现出寻找自我、呼唤自我的激情迸发的时代已经过去。人们在寻找自我之后，发现找到的一切似乎也不尽如意，也包含着复杂的因素，也有难于把握、难于控制的东西。作为中心的“人”，也可以分析和再思，它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它也并非万物的唯一的准则。实验小说所表达的人的困惑，无疑提供了新的思路，它所追问的，恰恰是任何偶像的不可信赖性，无论这绝对的偶像是人还是上帝。

当然，在这种人的困惑中，我们也可以听到某种东方意识的神秘的回响。如“万物与我为一”的庄子的道的精神，和“禅”对“无我”的世界的体验都与这种追问有深刻的联系。但这不是“寻根”式的试图在东方意识中寻求民族精神的再造，而是在一种无限多元的世界意识中，对超验意识的体验。它不具有明确的目的性，而是对全球性问题的新的思维方式。它试图在根本上超越“东与西”“现代与传统”一类的二元对立的范畴。而把各种文化的符号和观念都加以并置性地呈现，寻找和创造一种新的意识。这对于我们习惯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无疑是根本的观念和意识的更新。

对“人”的困惑和追问，看起来不够乐观昂扬，但它所包含的新的思维方式却对未来有着重要的启迪。

无论如何，实验小说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感性、新的意识、新的创造和新的想象力。它将继续发展和变化。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

明天，小说将如何？

原载《文艺争鸣》198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