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重建文化抵抗空间

“重建文化抵抗空间”原是“阿拉伯当代文学的转型与嬗变”课题申报时所拟定的主标题，目的有二：一是力图以此表述总结本课题所欲探讨的1967年以降阿拉伯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若干突出现象及其表征；二是借此表明笔者的研究意图并不在于以梳理或综述的方式写一部历时性的阿拉伯当代文学史，而是源自数年来研读阿拉伯当代文学文本及国内外各类研究成果后的所感、所思及所得，是不断提出问题和寻找答案的结果。

一 理论基础与学术价值

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格局变幻莫测，各国文学状况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流变，对世界文学大家庭中颇具特色的阿拉伯当代文学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抵抗”的内涵

自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批评兴起后，“抵抗”（resistance）日益成为一个流行词语，为政治学、人类学、文学社会学、妇女研究、文化研究等诸多领域学者所探讨。“抵抗”即边缘对主流的抗拒，对权力结构发起挑战，旨在摆脱压迫和从属性。根据比尔·阿什克罗夫特（Bill Ashcroft）等汇编的《后殖民研究读本》，“抵抗”这一概念最初是由赛尔文·卡乔（Selwyn Cudjoe）和巴巴拉·哈罗（Barbara Harlow）两位学者提出的，它既是一种甚至一整套的抗拒行为，又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定律，“在此条件下，文学的抵抗性，可被视为文本与读者之间所达成的一种契约式理解（contractual understanding）”^[1]。

美国学者巴巴拉·哈罗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专著《抵抗文学》在学界颇有影响，在书中，她将“抵抗文学”定义为“与被殖民者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相关的文学”^[2]。有着阿拉伯文学研究背景的巴巴拉·哈罗在此书中做了一些说明，据她所论，“抵抗文学”这一称谓应肇始于巴勒斯坦杰出的作家和政治活动家格桑·卡纳法尼（Ghassān Kanafānī，1936-1972）的一部著作，即《巴勒斯坦被占区的抵抗文学：1948—1966》（’Adab al-Muqāwamah fī Filasţīn al-Muḥtallah：1948-1966）。在该书中，卡纳法尼将1948年阿以战争之后的巴勒斯坦文学划分为“被占区的文学”和“流亡文学”，并指出，尽管前者在以色列当局严酷的审查和胁迫下，因与外界隔绝而为阿拉伯方面所忽视，但它毫无疑问是直面侵略者的“抵抗文学”。^[3]卡纳法尼对“抵抗文学”一词的使用是在一个总的语境下进行的，即反抗西方帝国主义控制非洲、南美、中东和远东的解放斗争。该词因此不胫而走，很快被扩展为“第三世界文学”，如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受到本国独立运动的启示，在1976年的论文《流派中的文学》（Literature in Schools）中这样写道：“文学有两种相反的美学：一是压迫和剥削，以及默许帝国主义的美学；二是为人类的总体解放而斗争的美学。”^[4]

“抵抗文学”一词重获意义，依赖于后殖民批评兴起后所观照的“抵抗政治”。在此理念引领下，当代后殖民理论发起人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首先将“抵抗”上升为“远不仅仅是对帝国主义的一种反动，它是形成人类历史的另一种方式”^[5]。文化学者斯蒂芬·邓库姆（Stephen Duncombe）则指出，文化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各冲突上演的场域，“文化可以被用作一种抵抗方式、一个规范表达其他解决方案的场域”^[6]。萨义德在另一场合强调了文本中的“抵抗”及其与“现实”的关系：“这些权力和权威的现实——以及男人、女人和社会运动对于体制、权威和正统所进行的抵抗（resistances）——就是使文本成其为可能，并把它们交付给读者，引起批评家注意的那些现实。”^[7]

对本研究总体思路的形成有直接启发的是美国学者约翰·霍利（John C.Hawley）编著的《穿越表述——抵抗文学与文化边界》（Cross-Addressing：Resistanc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Borders）一书。该著作将“抵抗”用于研究后殖民时期的“边缘文学”，其封底文字指出：“本书有关后殖民时期的边缘文学，探讨对于殖民者所强加身份的抵抗策略，包括第三世界性别重建、种族、跨文化。由个人到集体，由局部到全球，每一文本都在多族裔、多语言、多文化、多国别、政治—经济的边界穿越。流放、迁徙、难民……这一旅程是不得其所、疏离、痛苦和失落的。”^[8]

而在阿拉伯当代文学领域，“抵抗文学”除了作为一个专用术语常常在评论巴勒斯坦文学时被使用外，最近30年以来也出现于埃及文学批评界。与先前的“战争文学”“十月文学”^[9]等凸显战争语境和侵略者—被侵略者关系的称谓相比，“抵抗文学”的内涵显然更加全面，其宗旨在于关注阿拉伯人当代生存境遇中的艰难况味，激发自我的身份认同意识，敦促个体的反抗行动，以期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共同目标。

由是观之，当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多个被压迫层面起到抵抗作用时，“抵抗”便可涵盖后殖民理论所关注的身份政治、跨界与杂糅、阶级、种族、性别等问题。本研究在对阿拉伯当代主要文学事件进行扫描式分析之后，将其转型与嬗变总结为“重建文化抵抗空间”，包括“抵抗文学”业已形成或正在发展的上述诸内涵，从而确保了本研究对阿拉伯当代文学特征较强的概括性及研究针对性。

（二）阿拉伯当代文学的后殖民语境

阿拉伯裔美国学者瓦伊勒·哈桑（Wail S.Hassan）在《后殖民理论与阿拉伯现代文学》（Postcolonial Theory and Modern Arabic Literature：Horizons of Application）一文中认为，当代后殖民研究的一大反讽是：后殖民话语分析肇始于阿拉伯世界若干研究殖民主义的理论家，如突尼斯的阿尔伯特·曼米（Albert Memmi）、阿尔及利亚的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巴勒斯坦的爱德华·萨义德，但20世纪80年代以降后殖民理论研究的走向是对阿拉伯语文学和文化产品的忽视。此中重要缘由是，后殖民研究对象局限于那些用前殖民势力的语言（以英语和法语为主）创作的作品，而那些用殖民地本土语言（如阿拉伯语、印地语、孟加拉语、乌尔都语）创作的作品被排除在外。这归根结底是西方中心主义作祟的结果，与“世界文学”日益取代“后殖民文学”“第三世界文学”“英联邦文学”的趋势是不协调的。^[10]

哈桑在此文中指出了忽略殖民语境可能对阿拉伯现代文学研究导致的局限性和偏颇之处，即机械地按照西方文论将阿拉伯现代文学划分为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时期。事实上，任何时期都包含了反殖民因素。阿拉伯现代文学肇始于19世纪阿拉伯世界遭遇欧洲殖民侵略时的回应，当时的埃及启蒙思想家雷法阿·塔赫塔维（Rifā‘ah al-Ţahţāwī，1801-1873）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任务是有选择地吸收欧洲思想文化，同时维护阿拉伯的自我文化身份。以马哈茂德·巴鲁迪（Maḥmūd Sāmī al-Bārūdī，1839-1904）、艾哈迈德·绍基（Aḥmad Shawqī，1868-1932）等诗人为先锋的新古典主义派，以及以卡西姆·艾敏（Qāsim Amīn，1865-1908）、穆罕默德·阿布杜（Muḥammad ‘Abduh，1849-1905）为首的世俗或宗教改革思想家成为“复兴运动”（al-Nahḍah）的主力，他们的思想都具有反殖民意味。接着，哈桑转引了另一位学者特里·杨（Terry De Young）的观点，即认为从新古典主义转向浪漫主义是出于建构一个连续性的阿拉伯“自我”的需要，而二战后巴德尔·沙基尔·赛亚卜（Badr Shākir al-Sayyāb，1926-1964）发起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同样可被视为一种诗性的后殖民叙事建构，目的是挑战东方主义话语。^[11]然而，传统中东研究领域的文学研究者们（包括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并未对这一具有强烈反殖民或后殖民意味的“抵抗行动”及其身份建构的诉求做出过明确定位。

哈桑指出，美国巴勒斯坦裔学者萨义德杰出的后殖民理论成就具有深厚的民族思想基础，因为阿拉伯知识分子自19世纪起就意识到东方学（或曰“东方主义”）反阿拉伯的种族主义、宗教偏见和殖民兴趣。当然，萨义德的成功亦离不开其过硬的西方学养及其对西方学术成果的综合运用，并适逢美国英语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危机语境。所以，完全可以将阿拉伯现当代文学置于反殖民或后殖民抵抗的框架下加以理解，“阿拉伯语文学的研究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12]。

笔者在此详述哈桑的观点及其论证过程，盖因深受其益。大约10年前，当笔者尚未读到哈桑此文时，已发现具有阿拉伯背景的学者在后殖民理论领域的贡献，并在研读萨义德受到学界一致推崇的若干论著的同时，尝试了解阿尔伯特·曼米、弗朗兹·法农等人的理论，但出于种种原因半途止步。哈桑此文坚定了笔者将阿拉伯当代文学置于后殖民总体语境下进行研究的设想。关于后殖民批评，目前学界已有的共识是：“后殖民研究在宽泛的意义上是对20世纪下半叶殖民时代结束以后的社会文化的总体研究，一切处于中心与边缘的对抗关系都能在后殖民研究中找到拓展的语境。”^[13]后殖民批评作为一种文学研究与文化分析模式，关注的虽然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抗关系，但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反拨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提倡文化间的对话意识。对哈桑论文的进一步理解，则提醒笔者从后殖民批评视角去观照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发生于阿拉伯文坛的“现代性转向”，尤其关注其中强调本土化、民族化与历史化的“遗产派”，将其所展现的传统与现代的互动关系也视为边缘对中心的一种对抗兼对话，因而无可置疑地染上了后殖民“抵抗”色彩。

据此，笔者将本书划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专述阿拉伯文学的现代性转型，下篇专述阿拉伯当代“边缘文学”。二者之间既阡陌交织，又秩序井然，在行文布局和研究方法上则一脉相承，从而实现了该研究内在结构的整体性和关联性。

（三）阿拉伯当代文学的文化政治研究视阈

文化是“抵抗”的场域。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话语理论认为，抵抗源于权力的横行。在阿拉伯世界，文化抵抗不仅是一种对主流权力关系的抗议，更是一种变革和颠覆的力量，文学文本则成为该抵抗力量的重要载体。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詹姆逊”又译作“詹明信”）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一文中指出，第三世界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14]，意即以隐喻的方式，表达弱势民族国家的反抗及愿望。詹姆逊此言虽有本质主义之嫌，却道出了第三世界的文学文本与第一世界的相比，确实具有更强的政治性和载道意识。阿拉伯文学就是一个范例。近现代以来，众多阿拉伯作家以引导社会和文化发展为己任，积极介入时代政治。按西方的观点，这类似一种父权制家长式的集体主义思想，而究其根源，实则在于波谲云诡的社会与历史的客观要求。正如阿拉伯当代小说家与文学社会学家哈利姆·巴尔卡特（ḥalīm Barakāt，1933-）所指出的：“一个作家不可能身为阿拉伯社会的一分子，却不关注嬗变……反映论将作家视为客体和手拿镜子看现实的被动观察者，影响论则将作家视为社会嬗变的代理人。对于阿拉伯当代小说家而言，后者比前者更适用。”^[15]阿拉伯当代诗坛在总体上亦可作如是观，对于第三世界文人骚客而言，其创作行为在多数情况下是与社会和公众紧密相连的，而“孤芳自赏”“顾影自怜”“闲居无事，终日苦吟”等都可能是一种“奢华”。

如何评价阿拉伯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密切联系？萨义德的观点是，阿拉伯国内外政治环境极其复杂，纷争频仍，使“阿拉伯小说成为一种颇具战斗力的（表达）形式”^[16]。西方学者斯蒂芬·迈耶（Stefan G.Meyer）在研究阿拉伯实验小说时得出的结论是，与西方现代主义文本有意剥离或隐藏政治性的做法不同的是，阿拉伯小说的政治性明显外化于其创作意图并体现于其后续影响；过于沉重的政治主题使阿拉伯小说存在先天不足，即易流于说教和表层化，由此束缚了文学自身的创造力。^[17]阿拉伯本土学者艾哈迈德·穆罕默德·阿忒耶（Aḥmad Muḥammad ‘Aṭīyah）则早在20世纪80年代便就阿拉伯小说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写成专著《政治小说》（al-Riwāyah al-Siyāsīyah）。在前言中，他引用了匈牙利作家、艺术史家阿诺德·豪泽尔（Arnold Hauser）评价沙皇时代俄国文学的话语：“从一开始，俄国文学与政治、社会问题的联系就比法国、英国的同期作品显得紧密。在俄国，政权的绝对统治剥夺了表达思想的机会，仅剩下文学途径……由此，小说作为一种社会批评获得了积极的教谕性和预见性，这是欧洲小说所未曾拥有的境遇。俄国作家们始终是人民的导师和先知，与此同时，欧洲文学家们却退守至消极的、绝对疏离的境遇中。”^[18]阿忒耶认为，阿拉伯小说发挥了与沙皇时代俄国小说的相同作用，其影响体现在思想、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阿忒耶强烈反对试图将文学与政治剥离的倾向，因为这样做只会使文学囿于形式主义的追求，失去与社会大众的联系。他强调，文学批评必须与政治批评相结合。

在阿拉伯世界，阿忒耶的同道者数不胜数，他们的观点凸显了阿拉伯文学一向负载的社会职能。在任何特定的历史时期，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向心力、认同感往往是通过文学来表征的。阿拉伯当代文学不仅是“镜”，同时也是“灯”，它既反映了阿拉伯国家和人民在遭受巨大挫折后所出现的困惑、焦虑和对抗等心理体验，又在民众反抗压迫和侵略、重建民族文化身份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预警、启蒙和引导作用。

本书拟从后殖民批评语境出发，强调阿拉伯当代文学抵抗性的文化政治内涵。此举既与当前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潮流相符，也是对阿拉伯当代文学发展与转型动因的本质把握，从而赋予了该课题在相关研究领域较强的前沿性与批评深度。

二 阿拉伯当代文学领域研究现状

上一小节中，笔者提到了一些对本书基本思路、总体角度的形成有较大影响的文献资料，这些著述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来自总体文学研究领域，如巴巴拉·哈罗的英文专著《抵抗文学》、约翰·霍利的英文专著《穿越表述——抵抗文学与文化边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英文论文《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任一鸣的中文专著《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以及后殖民主义重要创始人、巴勒斯坦裔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的文论。另一类来自阿拉伯文学研究领域，如瓦伊勒·哈桑的英文论文《后殖民理论与阿拉伯现代文学》、艾哈迈德·阿忒耶的阿文专著《政治小说》。笔者已借阐释本研究理论基础与学术价值的机会，对这些文献中与本研究直接相关的一些术语、概念和观点进行了专门阐述。此外，笔者还在脚注中间接提及学者拉希尔（Karima Laachir）和塔拉朱里（Saeed Talajoory）主编的专著《当代中东文化中的抵抗：文学、电影与音乐》（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ern Cultures：Literature，Cinema and Music）。该著作虽仅有第一章的两节内容涉及阿拉伯当代小说作品，但其标题中对“抵抗”的强调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笔者认识阿拉伯当代文学的这一特质。

本小节拟就笔者所搜集到的国内外有关阿拉伯当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做一个梳理。为行文简洁起见，外文资料在一般提及时仅列出中译文书名，作者从略，读者可在书末参考文献中找到原文书名和作者姓名。

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文学史类书籍中的相关章节、少量专著及数量同样不多的论文。文学史类书籍方面主要有仲跻昆所著《阿拉伯文学通史》、郅溥浩所译《阿拉伯文学史》、蔡伟良所著《阿拉伯文学史》、薛庆国所著《阿拉伯文学大花园》。这些著作旨在梳理阿拉伯文学由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对著名文学家及其作品进行评述，总体特点是以综合性和条理性见长，对了解阿拉伯各国文学发展的总体线索与一般状况是很有帮助的。这些著作多撰写于20世纪末，对研究资料的掌握有客观上的局限性，因而对阿拉伯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下文学发展着墨不多。专著方面则主要有郅溥浩所著《解读天方文学——郅溥浩阿拉伯文学论文集》、李琛所著《阿拉伯现代文学与神秘主义》、张洪仪所著《全球化语境下的阿拉伯诗歌——埃及诗人法鲁克·朱维戴研究》、林丰民所著《文化转型中的阿拉伯现代文学》、邹兰芳所著《阿拉伯传记文学研究》、张洪仪与谢扬主编《大爱无边：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研究》。这些著作或者是对某一文类、某一专题、某一文学家的专门研究，或者是作者在某一时期内学术论文的汇编。毫无疑问，这些专著是我国的阿拉伯文学研究事业日益发展与繁荣的重要见证，集中体现了我国学者对阿拉伯文学的一般看法，但其研究重心多落在现代文学，有关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下文学的内容较少。笔者在本书中谈及阿拉伯诗歌与小说的“现代性”转型、埃及“六十年代辈”作家的成就、阿拉伯当代文学中的苏非主义等问题时，将适当参考这些资料。

阿拉伯国家对本民族当代文学发展状况的阐释较丰富。笔者所搜集到的文献中，诗歌研究方面主要有专著《当代阿拉伯诗歌动向》、《当代阿拉伯诗歌的新动向》、《当代诗歌问题》、《阿拉伯诗歌导论》、《阿拉伯诗学》、《诗歌时代》、《诗歌中的现代性》、《现代性的诗学》、《阿拉伯现代诗歌——阶级与历史因素》、《现代主义意识：诗歌现代性的美学研究》和《苏非主义中的诗性象征》。这些著作从宏观视野对二战之后阿拉伯新诗中所呈现的现代性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探讨，由于成书年代的关系，书籍标题中的“当代”多指这一时期。笔者将依靠这些资料了解阿拉伯诗歌现代性的来龙去脉，以期把握阿拉伯当代诗歌从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的总体走向和特性，并在此背景下展开对具体诗人及诗作的解读。

小说研究方面主要有《阿拉伯女性小说百年（1899—1999）》、《阿拉伯小说中的民族记忆：自复兴时期至衰沉时期》、《当代阿拉伯小说中的复兴与进步话语》、《困惑的文类：阿拉伯小说中的自我危机》、《六月战败在阿拉伯小说中的反映》、《现代性与遗产：以现代性重建遗产》、《小说理论与阿拉伯小说》、《小说实验的版图》、《小说文本的开放性》、《小说与叙事遗产》、《新感觉派》、《政治小说》和《政治小说的社会学》。这些著作对阿拉伯当代小说的内容与形式，思想性与艺术性各有涉及。其中，拉赞·易卜拉欣（Razān Maḥmūd Ibrāhim）所著《当代阿拉伯小说中的复兴与进步话语》（Khiṭāb al-Nahḍah wa al-Taqaddum fī al-Riwāyah al-Arabīyah al-Mu‘āşirah）从形式与内容的耦合出发，指出当代阿拉伯小说不应亦步亦趋地学习西方小说的表现形式，因为它的主题可能是反西方的。阿卜杜拉·艾布·海弗（Abdallāh Abū Haif）在所著《困惑的文类：阿拉伯小说中的自我危机》（Al-Gins al-ḥa’ir：’Azmah al-Dhāt fī al-Riwāyah al-Arabīyah）中指出，小说是多声部的艺术，因而是最适于表达自我危机的一种文类，阿拉伯小说在此方面的常用视角有历史视角、现实视角和他者视角。舒克里·马迪（Shkrī‘Azīz Maḍī）所著的《六月战败在阿拉伯小说中的反映》（In‘akās Hazīmah ḥazīrān alā al-Riwāyah al-Arabīyah）总结了阿拉伯小说中所反映的阿拉伯民众在面对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失败时的失望、悲痛、惶惑和焦虑感，并指出，该主题促使阿拉伯作家们采用西方小说的实验手法加以表达。萨利赫·苏莱曼（Ṣāliḥ Sulaymān）所著的《政治小说的社会学》（Sūsiyūlūgiyā al-Riwāyah al-Siyāsīyah）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学结构主义理论出发，探讨了20世纪60年代向70年代转型期间的社会与阶级冲突，揭示了埃及“六十年代辈”作家成长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总体而言，这些著述不乏整体理论思维和具体文本解读，学者们从不同视阈出发各抒己见，同时不乏独到的见解，体现了阿拉伯文学批评界对于阿拉伯现当代小说发展的近距离思考，但在内容和成书结构上略显零散和琐碎，所选读的小说文本在国际知名度方面也有待商榷，此外，批评话语可能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性。

有关阿拉伯当代文学的英文著作和论文是笔者在完成本研究时的一个重要参考来源，这些英文著述的作者既有英美裔等西方人，也有不少长期在西方学习和工作的阿拉伯裔学者。诗歌研究方面，主要有专著《阿拉伯诗学：现代性与传统的轨迹》及若干论文。阿拉伯裔学者穆哈辛·穆萨维（Muhsin J.al-Musawi）所著的《阿拉伯诗学：现代性与传统的轨迹》（Arabic Poetty：Trajectories of Modernity and Tradition）是一部高水平的著作，该书分析了自20世纪50年代起发生在阿拉伯诗学领域的转型与嬗变，指出了传统与现代性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并探讨了阿拉伯当代诗歌在自我、民族、国家、宗教、阶级、性别等领域的身份认同意识，对阿拉伯本土学者的研究是个有益的补充。

小说研究方面，主要有专著《阿拉伯小说：历史与评介》、《阿拉伯小说：书目与评介（1865—1995）》、《中东的文学与民族国家》、《1967年以来阿拉伯现代文学中的互文性》、《1967年以来阿拉伯东部小说中的男性身份》、《当代阿拉伯小说：从拉玛到亚路》、《阿拉伯实验小说：黎凡特地区的文学后现代主义》、《历史与文学中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身份》、《巴勒斯坦小说》、《沙特阿拉伯女性与文字：文学话语的政治性》、《战争中的他者之声：女性作家笔下的黎巴嫩内战》、《中东与北非女性：嬗变的代理人》、《当代阿拉伯女性作家：语境中的文化表达》、《阿拉伯女性小说家：形成与发展》、《书写自我：阿拉伯现代文学中的自传写作》、《伊斯兰与后殖民叙事》、《重建黎巴嫩：一个世纪的文学叙事》、《后内战时代黎巴嫩英语小说：流散中的家园事务》和《美国阿拉伯文学小说：文化与政治》，以及若干论文。其中，亚希尔·苏莱曼（Yasir Suleiman）与易卜拉欣·穆哈维（Ibrahim Muhawi）合编的《中东的文学与民族国家》（Literature and Nation in the Middle East）收录了编者本人及其他若干学者撰写的论文，具体探讨了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苏丹、巴勒斯坦、以色列等国的诗歌和小说，关注了它们是如何在文学中表征和建构“民族国家”的，在论及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时尤其提到了流亡带来的影响。萨米拉·艾格斯（Samira Aghacy）所著的《1967年以来阿拉伯东部小说中的男性身份》（Masculine Identity in the Fiction of the Arab East Since 1967）总结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等国小说中的男性知识分子形象，指出了他们在引领大众对抗权力政治方面所扮演的公共角色。斯蒂芬·麦耶（Stefan G.Meyer）所著的《阿拉伯实验小说：黎凡特地区的文学后现代主义》（The Experimental Arabic Novel：Postcolonial Literary Modernism in the Levant）揭示了20世纪60年代末至20世纪末黎巴嫩、叙利亚等国作家在面对全球化和新殖民主义的挑战时，如何以实验手法艺术化地处理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张力。法比欧·凯尼（Fabio Caiani）所著的《当代阿拉伯小说：从拉玛到亚路》（Contemporary Arab Fiction：Innovation from Rama to Yalu）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多位阿拉伯小说家的创作进行了研究，强调他们对于前辈的继承与超越，彰显了其文学表达技巧的进步与成熟。安斯塔西娅·瓦拉索普罗斯（Anstasia Valassopoulos）所著的《当代阿拉伯女作家：语境中的文化表达》（Contemporary Arab Women Writers：Cultural Expression in Context）从大众艺术、传播学、心理学、译介学等角度探讨了埃及、黎巴嫩、巴勒斯坦、阿尔及利亚等国女性作家的创作特性，并明确指出，后殖民女性主义之于当代阿拉伯女性文学，无论在写作策略抑或阅读策略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综览以上书目，西方世界对阿拉伯当代文学的研究集中于小说体裁，体现了小说叙事在当代文学中的绝对领先地位；此外，阿拉伯女性文学与流散文学是研究的两大热点，体现了当代文学文化批评对族裔、性别、跨界等身份政治的特殊关注。这些文献资料将成为笔者在研究当代巴勒斯坦文学、当代阿拉伯女性写作与当代阿拉伯跨文化写作时的重要参考。总体而言，这些英文著述在运用西方文论解读阿拉伯当代文学现象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且切入点各异，视野较开阔，前沿意识较强，在推介具体作家、作品时体现了较高的文学鉴赏水准，为笔者的进一步研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筛选基础。但是，这些著述在西方学术话语的框架下完成，其中一些判断或许带有历史所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标签，以及现代性和自由主义语境下对文学纯粹精神主体性的极致推崇，尚需仔细甄别。

本研究将在广泛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阿拉伯当代文学置于世界文学发展主流的框架下进行观照，在勾勒阿拉伯当代文学全景式画面的背景下，突出问题意识，透视阿拉伯当代文学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复杂性，以中国学者相对中立、客观的眼光，建构阿拉伯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文化批评话语的合理联系。在遵循文学艺术自身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注意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思想，将文学艺术生产作为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实践活动来对待，以便进行历史的、动态的、全面的把握和分析。

三 主要内容与基本观点

（一）主要内容

本书研究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降的阿拉伯当代文学，探讨阿拉伯当代诗歌、小说话语在这场导致阿拉伯社会思想裂变的历史事件之后的转型与嬗变，分析后殖民和全球化语境下阿拉伯文学界为重建文化抵抗空间所付出的努力。

被称为“大挫折”（al-Naksah）的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下简称“‘六·五’战争”）^[19]对阿拉伯民众的最大打击是，阿拉伯国家在以色列军队面前的不堪一击。如阿拉伯当代文坛泰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吉布·马哈福兹（Najīb Maḥfūẓ，1911-2006）所说：“你会发现，一个民族倘若失败了，也是在付出全部努力之后，而败于未战之时就令人费解了。这里暗藏着弊病——一个民族永久背负的弊病。”^[20]“六·五”战争在阿拉伯世界引发的“大地震”是空前的，它一方面唤醒了阿拉伯民众的意识，促使他们从历史的、文化的、结构的深处去挖掘失败的根源；另一方面又在所有层面动摇了他们的自信心，将整个阿拉伯意识形态体系置于一种拷问之下。“阿拉伯话语由此经历了转型，从以复兴为志向的话语转向表达危机的话语，从致力于寻求复兴的方式转向专心分析失败的原因，以期获得摆脱危机的出路。”^[21]

“六·五”战争对阿拉伯当代文学的影响亦是空前的，“噩梦醒来，阿拉伯人民进行了深入的反思。社会的迅猛变化必然带来文学的突变，使之进入了一个重建的时代”^[22]。至于缘何需要“重建”，萨义德曾阐释道：“在创作领域，笼罩在后1967年时代的是深度失望……那些作品纷纷试图描述或阐释困厄为何来临得如此突然与令人愕然，以及阿拉伯抵抗的灾难性缺失。没有一个阿拉伯人能免于这样一种感受：他的现代历史在如此费力地被塑造后，又如此轻易地在试验中被抹杀。1967年之后的大量文字表明了试图重建历史和现实的努力。”^[23]战败催生了许多迫切要求回答和解决的新问题，在文学领域，适逢现实主义退潮，加之国变途穷的悲怀，文学家亟须寻找新的创作手法，以表达痛定思痛之后的收获或困惑，由此培育了一批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文学骁将们，在日后的文学舞台上大显身手。所以，沙特著名作家阿卜杜·拉赫曼·穆尼夫（‘Abd al-Raḥman Munīf，1933-2004）十分确定地认为：“如果说阿拉伯小说起步于1867年完全是出于巧合，那么一个世纪后的那一年便显得极其重要和深刻，因为1967年‘六月战争’的失败引爆了阿拉伯的存在境遇，动摇了若干年以来树立的确信。1967年由此被视为阿拉伯小说的新纪元。”^[24]对于阿拉伯诗歌而言，虽因文类所限已过发展的黄金期，但“六·五”战争对阿拉伯诗坛的震动又何尝亚于小说界？

本书将研究内容分为上、下两篇，共五章，基本思路如下。

上篇“阿拉伯文学的现代性转型”将诗歌和小说进行分章探讨。这里首先要厘清的是“现代性”（modernity）与“现代化”（modernization）二词的区别。“现代性”多指一种社会形态、一个时代，也指一种情绪、一种心灵状态，或者一种体验。“现代化”则指社会朝着现代性发展变化的过程和结果，其中，物质生产工具的变革是最基础的方面。物质领域的现代化既依赖思想领域的现代性，又能促进后者的进步，二者是相互影响的关系。与“现代化”一词相比，“现代性”是个形式丰富、意指含混的术语，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哲学、文学和艺术等诸多领域，关系社会的整个结构变化。在文学批评领域使用“现代性”一词，具有诗性和辩证的内涵。因此，笔者在行文中倾向于使用“现代性”，而非“现代化”，尤其是在讨论阿拉伯当代文学二战结束以降的文学艺术自觉与创新的时候，目的是与现代主义或现代派挂钩。

在引子“现代性视阈下的当代阿拉伯社会危机”中，笔者将从现代性视阈出发，对阿拉伯社会是否存在“现代性”谈谈自己的看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探讨阿拉伯社会在思想意识深处所经历的危机，目的是为阿拉伯当代文学话语的现代性转型提供必要的背景阐释。此处涉及阿拉伯当代文学转型与嬗变的若干节点，包括：①二战后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兴起，将实施以民族主义为指针的社会现代性方案提上民族国家的议事日程；②1967年“六·五”战争大溃败导致阿拉伯民族主义宏大理想破灭，以及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危机与其他诸种社会现代性方案的失败；③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化浪潮全面冲击阿拉伯世界，加剧传统与现代、阿拉伯与西方之间的冲突，由此引发深层的民族身份危机及文化认同问题。

第一章“阿拉伯诗歌的现代性进程”将上溯二战后阿拉伯文学现代性的滥觞以及阿拉伯新诗围绕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所进行的论争，记录阿拉伯诗人在一个嬗变和抵抗的时代所发出的声音，并指出：阿拉伯诗歌的现代性进程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现代性进程，而阿拉伯诗歌现代性所强调的质疑、反叛和超越精神，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抵抗，它源自阿拉伯知识分子对20世纪下半叶民族文化状况的痛苦省察，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孜孜以求，并以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做出美学的回应。该章将对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Adūnīs，‘Alī Ahmad Sa‘īd，1930-）、伊拉克诗人阿卜杜·瓦哈卜·白雅帖（‘Abd al-Wahhāb al-Bayātī，1926-1999）、巴勒斯坦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Maḥ-mūd Darwīsh，1941-2008）的诗作进行文本解读。

第二章“阿拉伯小说现代性进程中的埃及‘六十年代辈’作家”将以埃及“六十年代辈”作家为代表，论述阿拉伯当代小说在“六·五”战争后的“现代性转向”，即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渐进与转型，包括作者及作品中人物主体意识的崛起、“向内转”的表达方式和现代主义的表现技巧。同时，剖析该转型的内外因素，指出这是阿拉伯当代文学话语在破碎了的社会现实面前，借助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手段，对社会、政治层面的悲剧性转型做出的应答。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六·五”战争是阿拉伯文学“现代性转向”的关键节点，但此后现代主义并未取代现实主义，而是与现实主义并行不悖，甚至常常带有现实主义的底色，二者相互借鉴，共同发展，这是与西方世界的现代主义尤为不同的。该章将具体分析这一“现代性转向”所建构的文化抵抗策略，尤其彰显其中的本土化民族传统特征，将之视为阿拉伯小说现代性进程内部的一种话语表达。被列入分析的作家是被视为埃及“六十年代辈”导师之一并在后期创作中与他们合流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吉布·马哈福兹，以及埃及“六十年代辈”中坚作家杰马勒·黑塔尼（Jamāl al-Ghiṭānī，1945-2015）、爱德华·赫拉特（Idwār al-Kharrāt，1926-2015）和巴哈·塔希尔（Bahā’ Ţāhir，1935-）。

接下来的三章被列入下篇“阿拉伯当代‘边缘文学’”。在第三章“当代巴勒斯坦文学：流散性、抵抗性与回溯性”中，笔者将揭示“六·五”战争以来巴勒斯坦文学鲜明的流散特征，其浓重的笔调表达了巴勒斯坦人民在失地丧邦后流离失所的艰辛与痛苦，再现了流散族群于物理空间、思想空间和语言空间的边界生存状态。而在“流亡即意味着抵抗”这一后殖民批评理念的观照下，巴勒斯坦文学的抵抗性已经从主题方面的抵抗嬗变为美学的抵抗、记忆的抵抗和“殖民拟仿”的抵抗。该章将对巴勒斯坦作家格桑·卡纳法尼、伊米勒·哈比比（Imīl ḥabībī，1921-1996）、杰布拉·易卜拉欣·杰布拉（Jabrā Ibrāhīm Jabrā，1920-1994）的小说创作，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的回忆录展开文本解读，并对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文学创作进行述评。

第四章“当代阿拉伯女性写作：从私人空间迈向公共空间”将聚焦当代阿拉伯女性写作与宏大叙事之间关系的嬗变，指出“六·五”战争后阿拉伯女性主体身份的建构在反抗父权主义话语的基础上，与国家追求自由独立的进程平行展开，体现个人身份与民族共同体身份的交融互动。这是因为阿拉伯女作家和诗人在民族的巨大灾难面前，越来越意识到妇女的个人问题只是民族与国家总体问题的一部分。她们的笔触日益从私人空间迈向公共空间，她们的努力使女性文学成功地抵抗着被边缘化的企图，成为阿拉伯当代文学在积极反映阿拉伯集体意识方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进一步认为，女性作家以独特的视角切入宏大叙事，一改阿拉伯文坛父权中心主义的局面，为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阿拉伯文学构建了一道亮丽风景。该章将重点关注巴勒斯坦女诗人法德娃·图甘（Fadwā Tūqān，1917-2003）、黎巴嫩女作家哈南·谢赫（ḥanān al-Shaykh，1945-）、阿尔及利亚女作家艾赫拉姆·穆斯苔阿妮米（Aḥlām Mustaghānamī，1953-）、埃及女作家艾赫达芙·苏维夫（Ahdāf al-Sūwayf，1950-）、沙特女作家拉嘉·阿莱姆（Rajā’ Ālam，1970-）。

第五章“当代阿拉伯跨文化写作：从边缘走向中心”聚焦近年来日渐引人注目的当代阿拉伯跨文化写作，考察阿拉伯作家用非母语进行的创作，以他者的语言重审和反思自我、重构文化抵抗空间的情况。拟选取以下两个案例：①在黎巴嫩移民作家以英法两种语言创作的、以黎巴嫩内战为主题的小说中，其民族集体身份如何被战争这一最极端的方式所拆解，又如何在流亡作家的乡愁抒写中得到修补；②北非马格里布地区法语作家如何以法语这一原宗主国的语言进行创作，使沉默的“自我”发声，同时在创作中加入阿语及本土元素，或运用具有本土特色的游牧抵抗策略，达到去殖民意图。该章涉及的作家包括“当今最具成就的美国阿拉伯裔文学家”——黎巴嫩的埃特尔·阿德南（Etel Adnan，1925-）、龚古尔文学奖得主——黎巴嫩的阿敏·马卢夫（Amin Maalouf，1949-）、都柏林文学奖得主——黎巴嫩的拉维·哈吉（Rawi Hage，1964-）、龚古尔文学奖得主——摩洛哥的塔哈尔·本·杰伦（Tahar Ben Jelloun，1944-）、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阿尔及利亚的阿西娅·杰巴尔（Assia Djebar，1936-2015）。在后殖民文学繁花似锦的当下，这些国际文学大奖为非母语的阿拉伯跨文化写作镶上了一层光环，使一向被民族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所左右的阿拉伯文学批评界对之刮目相看。

以上各章的共同结构是，在对各作家及其作品展开详细解读之前，都设有专门的一节综述。其目的是勾勒该文学现象的总体历史发展状况，提出笔者对该文学现象的一般观点，强调论述中的重点以及与厘清认识密切相关的要点，补充分节解读中无法囊括的却值得关注的内容，并对即将展开解读的作家及其作品进行提纲挈领的背景说明和概述，以便纲举目张。

（二）基本观点

本书的基本观点之一是：阿拉伯人的个体“自我”是民族的“自我”，阿拉伯当代文学“现代性转向”对主体性的彰显和“向内转”的表达方式均反映了这一“自我”的建构过程，以期形成文化抵抗策略。辅之以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关于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的观点以及萨义德对阿拉伯当代小说的评论来理解，会更加了然。安德森认为，文学的传播促进了现代民族主义的生成，其中小说叙事在创造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萨义德则指出：“阿拉伯小说家无疑将记录自身在面对主流挑战时的危机。但是，在这一任务中，他的起点与其他阿拉伯知识分子是相同的，即朝着地区集体身份积极进发。由此，阿拉伯作家的个体危机终与整个社会的危机汇成一流。”^[25]

如前所述，阿拉伯现当代文学在其发展历程中，始终带有浓重的家国情怀。“六·五”战争以后，国事蜩螗，阿拉伯文学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程度加深，并集中于三个问题：我们是谁？我们的民族梦缘何破灭？我们的未来之路何在？阿拉伯文学是以集体而非以个人为单位寻找身份的，这使得阿拉伯文学的现代性在根源、表征和方向上均与西方现代派文学有很大不同，其目的虽也在于表达受创的自我意识，但该自我意识的终点指向集体层面。为了贯彻具有现代主义特质的实验写作，阿拉伯文学家致力于重审作品的语言、形式和思想；而实验写作同时为崛起的个人主体应对来自权力的镇压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文本抵抗策略。这些抵抗策略包括：①以影射、双关、反讽、荒诞等迂回策略挑战国内威权政治，解构权力话语的压迫；②以梦呓、意识流、心理时间、时空交错、象征、隐喻、神话等新的形式技巧，展现时代危机感，唤醒被湮灭的“自我”，反叛现实，革故鼎新；③既以碎片式叙事、复调、互文性、元小说等新技巧来解构传统叙事^[26]，又以回归传统文化遗产元素的方式维护自身的特性，显示了对现代性的矛盾心态。

本书的基本观点之二是：在后殖民语境下，当代巴勒斯坦流散文学、阿拉伯跨文化写作和女性写作均因其“边缘性”而获得“抵抗”意义，从而与“现代性转向”一起重建阿拉伯当代文学的文化抵抗空间。关于这一点，笔者已在前文阐释本研究的具体学术价值时倾尽笔墨，兹不赘述。可以说，本研究涉及的文学现象看似驳杂，但内部讲求肌理、逻辑和层次，外部具有明确的总体思维框架，这也是笔者在几年来的写作中不断深入推敲、孜孜以求的。

四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一）研究方法

原典，一向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本书坚持从文学文本出发开展文学研究，将宏观论述与微观分析并置，以具体的“原典实证”推进文学批评。在进行文本分析时，采取文本细读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兼顾文学的艺术审美性和社会功能性，以克服文化研究的泛政治化倾向。

在这一点上，笔者受到我国德语文学研究界前辈韩瑞祥先生所撰《当前德语文学研究的困惑》一文的启示，兹将此文的内容提要摘录如下：“德语文学研究的历史始终伴随着两极对立的原则：一种认为文学服务于文学之外的目的；另一种则把文学看成独立于一切外在因素的艺术。随着其他学科的介入，当今的德语文学研究模式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基本上还没有脱离开这样的两极原则：文本即文化和文本即建构，或者符号，两者难以达到必要的交融……面对这样的现实，文学是什么，文学研究的责任是什么，德语文学研究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便成为我们当今思考的首要问题。”^[27]

上文所言的“两极对立”，实为文学体认中“工具论”与“唯艺术论”的对立。笔者认为，以此反观阿拉伯文学研究，更确切地说，较之“两极对立”式的割裂，阿拉伯文学研究陷入的是“一极独大”式的割裂，即以“文学服务于文学之外的目的”为大，体现为长期以来重主题（内容）研究，轻形式（技巧）研究。当然，此现状的形成具有一个显在的客观原因，即前文所论及的阿拉伯文学浓重的政治性与载道意识，但也不能就此排除其主观原因，即研究意识中的偏颇之处。在这个问题上有学者中肯地指出：“频仍的社会和文化危机使得研究者几乎无法从文学的或美学的角度来描绘阿拉伯小说。确乎，阿拉伯小说离不开社会政治主题，但这不应成为忽略其艺术技巧的理由，因为特定的内容需要借由特定的形式赋予其生命。”^[28]

事实上，诸如“文学研究究竟应该重视历史批评还是审美批评”这样的选择题并非仅仅发自某个国别或地区文学，自20世纪以来，它本质上是一个总体文学的命题，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到诸多后学，皆涉足其中，并为之唇枪舌剑。这也是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勒内·韦勒克（Rene Wellek）与奥斯汀·沃伦（Austin Warren）的名著《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诞生的背景。两位作者深信“文学研究应该是绝对‘文学的’”^[29]，主张文学研究应重点关注审美价值与意义等“内部研究”，而非关注文学与时代、社会、历史的关系等“外部研究”。但在“文学和社会”一节中，他们也强调：“只有当我们了解所研究的小说家的艺术手法，并且能够具体地而不是空泛地说明作品中的生活画面与其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是什么关系，这样的研究才有意义。”^[30]

尽管韦勒克与沃伦深受英美新批评的影响，但他们“反对那种把内容与形式截然分开的传统论点”^[31]，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立场并不苟同，倒与那些追求辩证法思想的文艺理论家有共同语言。比如苏联著名文艺学家巴赫金（Mikhail Bakhtin）这样评述文学批评的内外整体：“每一种文学现象（如同任何意识形态现象一样）同时既是从外部，也是从内部被决定的。从内部——由文学自身所决定；从外部——由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所决定。不过，文学作品被从内部决定的同时，也被从外部决定，因为决定它的文学本身整个地是由外部决定的。而被从外部决定的同时，它也被从内部决定，因为外在的因素正是把它作为具有独特性和同整个文学情况发生联系（而不是在联系之外）的文学作品来决定的。这样，内在的东西原来是外在的，反之亦然。”^[32]

一方面，20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经历了从文本批评（审美批评）向文化批评（历史批评）的回归，以至于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学派纷纷兴起；另一方面，自艺术自主性原则随审美领域现代性的展开得以确立以来，文学日益被公认为一门具有内在规律的语言艺术，对于文学的“形式”研究未敢怠慢，各路理论家纷纷就“形式”的内涵发表高论。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文学符号学（文学结构主义），将文学的“形式”视为“能指”，而将文学实践的“材料”（内容）作为“所指”；西方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卢卡奇（Georg Lukacs）坚持艺术形式的本体论地位，但更注重探究“形式”演变背后的文化、社会、历史和精神因素；法兰克福学派干将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审美理论主张“形式成为内容，内容成为形式”；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新马克思主义则提出“形式的意识形态”一说。这些理论都为笔者研究阿拉伯当代文学的“形式”提供了思想指导。在意识到挖掘“文学性”（literariness）是阿拉伯文学研究界的当务之急的同时，笔者亦深知“在一个只有通过根本性的政治实践才能变革苦难现实的情境之下去关注美学，需要有正当的理由”^[33]，其目的不应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去构建逃避现实世界的所谓“乌托邦”，恰恰相反，应通过探讨某种文学形式“是什么”及“何以如此”，来发现那些优秀的阿拉伯当代文学文本的真正价值与意义所在。这里要注意的是将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并重，将“内容”研究与“形式”研究相统一，并在具体的文本解读中，将该原则贯彻于从文本的筛选与研读到分析与评价的全过程，力图以管窥蠡测之力达到洞若观火之效。唯其如此，方能兼顾文学的艺术审美性和社会功能性，实现本研究的最终旨归。

（二）创新之处

本书的创新之处从研究的学术价值、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中衍生而出，不妨概述如下。

首先，本书以文化的“抵抗政治”观照阿拉伯当代文学的转型与嬗变，所涉及的文学现象较为驳杂，要求具备较强的归纳能力，具有一定的挑战性，而这恰恰是本书的价值和创新所在。以文化的“抵抗政治”为观照，既考虑到阿拉伯文学所具有的民族主义倾向，又能涵盖现代性、身份认同、跨界、杂糅、性别政治等话题，它们既是阿拉伯当代文学在转型与嬗变过程中的突出呈现，又是全球当代文学研究的焦点所在，从而有效地将阿拉伯当代文学纳入世界文学的视野。

其次，本书无论是对阿拉伯当代文学现代性的探讨，还是对当代巴勒斯坦文学、阿拉伯跨文化写作和女性宏大叙事的研究，皆力求观点独立、视角独特，并着力于从阿拉伯文学的特殊性出发，观照总体文学研究中具有公约性的问题，参与世界文学的话语建构。在透视各个文学现象以及解读具体文学文本时，自然需要借助文学批评的有关理论，而这些理论多具有西方背景。笔者以为，对理论的最佳运用是将其渗透到论证过程中，做到二者相得益彰，以理论为行走的“拐杖”，而非固定的“支点”；是借助理论，而非为某个理论寻找注脚。在研究第三世界文学时尤其应注意这一点，不仅是因为考虑到西方批评方法被移植到第三世界文学语境下是否完全适用的问题，还因为同一方法在不同语境下被使用，未必会得出相同的结论。所以歌德说：所有理论都是灰色的。理论的介入是必要的，同时应该是积极的；它使论者的思维活跃，而非固化；运用理论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对话的过程。再者，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发展史呈现各流派“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许多理论之间并非彼此不相往来，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承继与演绎关系，即便后来者的目的是反拨前人。基于上述认识，本书将采取灵活、开放的研究视角，根据论证的需要选择具体的分析策略，而不是拘泥于任何流派，包括支撑本研究的后殖民理论。笔者以为，恰恰是这种“不拘泥”的研究方法带来了杂糅和跨界的优势，这也是对后殖民批评所倡导的“居间生存”的内化。

五 关于写作与格式等的补充说明

本书的完成要求研读大量阿拉伯当代优秀文学作品，以确保研究的具体性和深入性。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将尽量采用这些文本的阿拉伯文原本或英文原本。同时，为节省研究时间，对于那些已译成中文的阿文、英文或法文作品，笔者会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或采纳相关译本。对于尚无中译本的法文或希伯来文原本，则研读其英译本。至于文本的选择，以是否切合论题为基准。此外，还考虑到两个因素：一是时间上，注意文本发表时期的全程分布，所探讨的诗歌和小说文本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作品，延展至20世纪末及21世纪的作品；二是空间上，注意文本来源国地理分布的平衡性和代表性，所探讨的诗歌和小说文本既有来自埃及、黎巴嫩、巴勒斯坦、伊拉克、叙利亚等阿拉伯现当代文学的老牌中心地区，也有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沙特等阿拉伯现当代文学的“边缘”地带。应该说，20世纪下半叶以来，马格里布地区和海湾地区阿拉伯文学发展迅速且充满活力，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阿拉伯文学曾经的格局，笔者对此予以特殊关注，既是为了揭示阿拉伯当代文学的全景式画面，也有助于了解其文学发展的新动向。

在行文中，将按照国际学术界的惯例，对于首次提及的阿拉伯人名，在随后的括号内注出其姓名的拉丁字母拼写方式（the IJMES transliteration system）及其生卒年（如果能够查阅到）。对所提及的作品，将在随后的括号内注明其标题的拉丁字母拼写方式、首版年份；已有英译本的作品于分号后注明其英译本标题及首次翻译出版年份。为阅读便利起见，对于那些需重点关注的阿拉伯作家及其作品，将在分节论述时重复以上说明。至于那些侨居海外，常用西方语言发表著作的移民文学家，在提及其姓名时，将直接采用更为国际受众所熟悉的英文注音方式。这些作家多集中于本书第五章。此外，阿拉伯女性的名字由本名与父姓构成，若按照惯例，在指称其姓名时只提及父姓即可，但为了避免误解，无论在本书目录中，还是在具体行文中，对于女性作家的姓名都尽量以全称列出。对于文中所引用的阿拉伯文参考文献，在当页脚注中以阿文原文列出后，将在括号中增设中译文，以便为国内非阿语研究界读者提供适当参照。

如绪论开篇所述，因突出问题意识，本书研究意图并不在于以梳理或综述的方式写一部历时性的阿拉伯当代文学史。即便在统领各章的综述部分，除勾勒该文学现象的总体历史发展状况之外，更注重提出笔者对该文学现象的观点，强调论述中的重点以及与明确认识密切相关的要点。另外，因重视“原典实证”，各章是以综述统领下的文本解读展开的，使全书呈现类似“散点透视”的布局，但始终是围绕“抵抗”这一焦点来进行的。“抵抗”既是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贯穿全书的一条时明时暗的线索；借助“抵抗”的向外播撒，各文本既得到了统一观照，也获得了深入分析时所需的“光晕”。因此，总体来看，本书并不以系统完整、面面俱到为首要目的，但笔者相信，以一部论著的篇幅对阿拉伯当代文学佳作进行集中、具体、深入的盘点，对于我国的阿拉伯文学研究尤其是阿拉伯当代文学研究，应该是具有切实的推动作用的。当然，研究过程难免挂一漏万，还请专家学者、同行匡正纠偏，以期将来进一步完善和深化。

[1] Bill Ashcroft，Gareth Griffiths，Helen Tiffin（eds.），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New York：Routledge，Second Edition，2006，p.104.

[2] Barbara Harlow，Resistance Literature，London：Methuen，1987，Preface xvi.

[3]
（参见格桑·卡纳法尼《巴勒斯坦被占区的抵抗文学：1948—1966》，贝鲁特：阿拉伯研究机构，1987年第3版，第11页。）

[4] Qtd.in Barbara Harlow，Resistance Literature，p.8.

[5] 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第307页。

[6] See Karima Laachir and Saeed Talajoory（eds.），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ern Cultures：Literature，Cinema and Music，New York：Routledge，2013，pp.3-4.

[7] 爱德华·W.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第7～8页。

[8] See John C.Hawley（ed.），Cross-Addressing：Resistanc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Border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6.

[9] 此处的“战争”指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爆发的四次中东战争，埃及均是重要的参战国。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也称“十月战争”“斋月战争”“赎罪日战争”）中，埃及和叙利亚联军利用伊斯兰教斋月和犹太教赎罪日的有利时机，向以色列侵占的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发动突袭，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与此同时，阿拉伯产油国运用“石油武器”予以积极支持。这次战争对中东和平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之后埃及与以色列签订《戴维营协议》，埃及成为首个承认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

[10] See Wail S.Hassan，“Postcolonial Theory and Modern Arabic Literature：Horizons of Application”，Journal of Arabic Literature，Vol.33，No.1（2002），pp.45-46.

[11] Wail S.Hassan，“Postcolonial Theory and Modern Arabic Literature：Horizons of Application”，p.58.（Also see Terry De Young，Placing the Poet：Badr Shakir al-Sayyab and Postcolonial Iraq，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8.）

[12] Wail S.Hassan，“Postcolonial Theory and Modern Arabic Literature：Horizons of Application”，p.60.

[13] 任一鸣：《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第4页。

[14] 詹明信著，张旭东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严锋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第523页。

[15] H.Barakat，“Arabic Novels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in R.Ostle（ed.），Studies in Modern Arabic Literature，Warminster：Aris & Philips，pp.126-127.

[16] “After Mahfouz”，in Edward W.Said，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Third Printing，2002，p.318.

[17] See Stefan G.Meyer，The Experimental Arabic Novel：Postcolonial Literary Modernism in the Levant，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1，p.46.

[18]
（艾哈迈德·穆罕默德·阿忒耶：《政治小说》，开罗：马德布利书店，第11页。）其转引自阿诺德·豪泽尔所著《历史上的艺术与社会》的阿文译本，1971年由开罗出版。

[19] 第三次中东战争，也称“‘六·五’战争”“六日战争”“六月战争”。战争于1967年6月5日以色列空军突袭开始，持续了6天，结果以色列以悬殊之势大败埃及、约旦和叙利亚联军，并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及其所控制的加沙地带、约旦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旧城、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共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近100万名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沦为难民。“六·五”战争奠定了巴以问题的日后格局，被视为阿拉伯当代历史的重要拐点。

[20]
（阿卜杜拉·艾布·海弗：《困惑的文类：阿拉伯小说中的自我危机》，贝鲁特：利雅得·雷斯出版社，2002，第22页。）

[21]
（拉赞·马哈茂德·易卜拉欣：《当代阿拉伯小说中的复兴与进步话语》，安曼：旭日出版社，2003，第53页。）

[22] 高慧勤、栾文华主编《东方现代文学史》，“阿拉伯各国现代文学”部分，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第1395页。

[23] “Arabic Prose and Prose Fiction After 1948”，in Edward W.Said，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pp.58-59.

[24]
（阿卜杜·拉赫曼·穆尼夫：《作家与流亡》第三版，贝鲁特：阿拉伯研究与出版机构，2001，第44～45页。）

[25] “Arabic Prose and Prose Fiction After 1948”，in Edward W.Said，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p.60.

[26] 自20世纪80年代起，阿拉伯现代主义文学中开始悄然渗入后现代主义的元素，一些具有现代派风格的阿拉伯文学作品中体现出对后现代手法的交织运用。这一方面是因为阿拉伯知识界遭遇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时间相隔并不长，而文学家常常是其中的先觉者；另一方面是因为阿拉伯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开始面临全球化的强烈冲击，由宏大叙事的终结带来一系列的“表征危机”，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精神遂得以发挥其功效。

[27] 韩瑞祥：《当前德语文学研究的困惑》，载谭晶华主编《外国文学研究论丛》，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第83页。

[28] Fabio Caiani，Contemporary Arab Fiction：Innovation from Rama to Yalu，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7，Introduction，p.2.

[29]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代译序，第7页。

[30]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代译序，第10页。

[31]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代译序，第24页。

[32] 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李辉凡、张捷译，漓江文艺出版社，1989，第38页。

[33] 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