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
俞平伯先生原名铭衡,上大学时候就以字行。他是学界文界的大名人,主要不是因为有学能文,是因为很早就亲近宝、黛,写《红楼梦辨》(解放后修订版名《红楼梦研究》),有自己的所见,五十年代初因此受到批判。那虽然也是宣扬“百花齐放”时期,可是俞先生这一“花”,瓣状蕊香都不入时,所以理应指明丑恶,赶到百花园之外。但俞先生于谨受教之外,也不是没有获得。获得来自人的另一种天赋,曰“逐臭”,于是对于已判定为丑恶的,反而有更多的赏玩的兴趣。总之,原来只在学界文界知名的俞先生,由于受到批判,成为家喻户晓了。
以上说的是后话,谈俞先生,宜于由前话说起。依史书惯例,先说出身。至晚要由他的曾祖父俞曲园(名樾)说起。德清俞曲园,清朝晚期的大学者,不只写过《群经平议》《古书疑义举例》一类书,还写过《春在堂随笔》《右台仙馆笔记》一类书;此外还有破格的,是修润过小说《三侠五义》。科名方面也有可说的,中道光三十年(公元一八五〇年)庚戌科二甲第十九名进士,这仍可算作常事,不平常的是考场作诗,有“花落春仍在”之句,寓吉祥之意,受到主考官的赏识,一时传为美谈。由科名往下说,他的父亲俞阶青(名陛云)后来居上,中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戊戌科一甲第三名进士,即所谓“探花”。这位先生还精于诗词,有《诗境浅说》《乐静词》传世。这样略翻家谱,我们就可以知道,俞先生是书香世家出身,有学能文,是源远所以流长。
俞先生生于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公元一八九九年),推想幼年也是三百千,进而四书五经。到志于学的时候,秀才、举人、进士的阶梯早已撤消,也就不能不维新,于是入了洋学堂的北京大学。读国文系,当时名为文本科国文学门,民国八年(公元一九一九年,也就是“五四”那一年)毕业。毕业之后回南,曾在上海大学任教,与我关系不大,以下说与我有关的。
我一九三一年考入北京大学,念国文系。任课的有几位比较年轻的教师,俞先生是其中的一位。记得他的本职是在清华大学,到北大兼课,讲诗词。词当然是旧的,因为没有新的。诗有新的,其时北大的许多人,如周作人、刘半农等,都写新诗,俞先生也写,而且印过名为《冬夜》(其后还印过《西还》,我没见过)的新诗集,可是他讲旧的,有一次还说,写新诗,摸索了很久,觉得此路难通,所以改为写旧诗。我的体会,他所谓难通,不是指内容的意境,是指形式的格调。这且不管,只说他讲课。第一次上课,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觉得与闻名之名不相称。由名推想,应该是翩翩浊世之佳公子,可是外貌不是。身材不高,头方而大,眼圆睁而很近视,举止表情不能圆通,衣着松散,没有笔挺气。但课确是讲得好,不是字典式的释义,是说他的体会,所以能够深入,幽思连翩,见人之所未见。我惭愧,健忘。诗,词,听了一年或两年,现在只记得解李清照名句“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一点点,是:“真好,真好!至于究竟应该怎么讲,说不清楚。”(《杂拌儿之二·诗的神秘》一文也曾这样讲)他的话使我体会到,诗境,至少是有些,只能心心相印,不可像现在有些人那样,用冗长而不关痛痒的话赏析。俞先生的诸如此类的讲法还使我领悟,讲诗词,或扩大到一切文体,甚至一切人为事物,都要自己也曾往里钻,尝过甘苦,教别人才不至隔靴搔痒。俞先生诗词讲得好,能够发人深省,就因为他会作,而且作得很好。
接着说听他讲课的另一件事,是有一次,入话之前,他提起研究《红楼梦》的事。他说他正在研究《红楼梦》,如果有人也有兴趣,可以去找他,共同进行。据我所知,好像没有同学为此事去找他。我呢,现在回想,是受了《汉书·艺文志》“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的影响,对清朝的小说人物,不像对周秦的实有人物,兴趣那样大,所以也没有去找他。这有所失也有所得,所失是不能置身于红学家之林,也捞点荣誉,所得是俞先生因此受到批判的时候,我可以袖手旁观。
转而说课堂下的关系,那就多了。荦荦大者是读他的著作。点检书柜中的秦火之余,不算解放后的,还有《杂拌儿》《杂拌儿之二》《燕知草》《燕郊集》《读诗札记》《读词偶得》。前四种是零篇文章的集印,内容包括多方面。都算在一起,戴上旧时代的眼镜看,上,是直到治经兼考证;中,是阐释诗词;下,是直到写抒情小文兼谈宝、黛。确是杂,或说博,可是都深入,说得上能成一家之言。
就较早的阶段看,他是五四后的著名散文家,记得《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还入了课本。散文的远源是明公安、竟陵以来的所谓小品,近源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他尊苦雨斋为师,可是散文的风格与苦雨斋不同。苦雨斋平实冲淡,他曲折跳动,像是有意求奇求文。这一半是来于有才,一半是来于使才,如下面这段文章就表现得很清楚:
札记本无序,亦不应有,今有序何?盖欲致谢于南无君耳。以何因由欲谢南无邪?请看序,以下是。但勿看尤妙,故见上。
凡非绅士式,即不得体,我原说不要序的呢。我只“南无”着手谢这南无,因为他居然能够使我以后不必再做这些梦了。(《读诗札记》自序)
“体”属于白话,可是“作”的味道很重,“说”的味道不多。与语体散文相比,我更喜欢他的文言作品。举三种为例。
一是连珠:
盖闻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千里之行,起于足下。是以临渊羡鱼,不如归而结网。盖闻富则治易,贫则治难。是以凶年饥岁,下民无畏死之心。饱食暖衣,君子有怀刑之惧……
盖闻思无不周,虽远必察。情有独钟,虽近犹迷。是以高山景行,人怀仰止之心。金阙银宫,或作溯洄之梦。
盖闻游子忘归,觉九天之尚隘。劳人返本,知寸心之已宽。是以单枕闲凭,有如此夜。千秋长想,不似当年。(《燕郊集·演连珠》)
二是诗:
纵有西山旧日青,也无车马去江亭(即陶然亭)。残阳不起凤城睡,冷苇萧骚风里听。(据抄件)
足不窥园易,迷方即是家。耳沉多慢客,眼暗误涂鸦。欹枕眠难稳,扶墙步每斜。童心犹十九,周甲过年华。(《丙辰病中作》,据手迹)
三是词:
莫把归迟诉断鸿,故园即在小桥东。暮天回合已重重。疲马生尘寒日里,乌篷扳橹月明中。又拚残岁付春风。(《燕郊集·词课示例·浣溪沙八首和梦窗韵》,选其一)
匆匆梳裹匆匆洗,回廊半霎回眸里。灯火画堂云,隔帘芳酒温。沉冥西去月,不见花飞雪。风露湿闲阶,知谁寻燕钗。(同上《菩萨蛮》)
像这些,用古就真不愧于古,而且意境幽远,没有高才实学是办不到的。
那就由才和学再往下说。诗词之后是曲,他不只也通也谈,还会唱。说到此,要岔出一笔,先说他的夫人许莹环(名宝驯)。俞先生告诉我,许夫人比他年长四岁,那就是生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公元一八九五年),二八年华是在清朝过的。人人都知道,装备起来的人是时代的产物,所以这位夫人也是长发纤足,标准的旧时代佳人。出身于钱塘许氏,清朝晚期著名的官宦之家。通旧学,能书能画,又循江南名门闺秀的通例,会唱昆曲,而且唱得很好。俞先生很喜爱昆曲,不只唱,而且为挽救、振兴出了不少力。俞先生和许夫人于民国六年(公元一九一七年)结婚,在昆曲方面更是情投意合。记得三十年代前期的一个夏天,我同二三友人游碧云寺,在水泉院看见俞先生、许夫人,还有两位,围坐在茶桌四周,唱昆曲。我外行,不懂好坏,但推想必是造诣很深的。可以用势利主义的办法来证明。一见于《燕郊集·癸酉年(公元一九三三年)南归日记》,十月一日唱《折柳》,吹笛的是俞振飞。另一见于北京市《文史资料选编》第十四辑,韩世昌说,俞先生等人组织谷音社,唱昆曲,以“俞平伯、许莹环夫妇的《情勾》《游殿》最精彩”。俞振飞肯吹笛伴奏,韩世昌评为“最精彩”,可见是绝非等闲的。许夫人还能写十三行一路的小楷,前几年余先生曾影印自己的一些词作,名《古槐书屋词》,书写就出于许夫人之手。听说许夫人还能画,我没见过。
俞先生大概不能画,但字写得很好。我只见过楷书(或兼行),不像曲园老人的杂以隶,而是清一色的二王,肉娟秀而骨刚劲,大似姜白石。四十年代中期,我的朋友华粹深(名懿,宝熙长孙,戏剧家,已作古)与俞先生过从较密,其时俞先生住朝阳门内老君堂老宅,我托他带去一个折扇面,希望俞先生写,许夫人画,所谓夫妇合作。过些时候拿回,有字无画。据华君说,许夫人及其使女某都能画,出于使女者较胜,也许就是因此,真笔不愿,代笔不便,所以未着笔。也是这个时期,华君持来俞先生赠的手写五言长诗《遥夜闺思引》的影印本。诗长近五千言,前有骈体的长自序,说明作诗的缘由。其中如这样的话:“仆也三生忆杳,一笑缘坚(悭),早堕泥犁,迟升兜率。况乃冥鸿失路,海燕迷归。过槐屋之空阶,宁闻语?,想荔亭之秋雨,定湿寒花。未删静志之篇,待续闲情之赋。此《遥夜闺思引》之所由作也。”(原无标点)我每次看到,就不由得想到庾子山和晏几道。
是四十年代后期,我受一出家友人之托,编一种研究佛学的月刊《世间解》,请师友支援,其中当然有俞先生。俞先生对于弟子,总是守“循循然善诱人”的古训,除了给一篇讲演记录之外,还写了一篇《谈宗教的精神》。这篇文章不长,但所见深而透,文笔还是他那散文一路,奇峭而有情趣。俞先生很少谈这方面的内容,所以知道他兼精此道的人已经很少了。
至此,我笔下的俞先生,好像是一位永远住在象牙之塔里的人物,其实不然。他是在“五四”精神的哺育下成长的,自然有时也就会情不自禁地走向十字街头。所以他间或也写这样的文章:
勇者自克;目今正是我们自克的机会。我主张先扫灭自己身上作寒作热的微菌,然后去驱逐室内的鼬鼠,门外的豺狼。已上床的痨病鬼不肯服药养病,反想出去游猎,志诚美矣,然我不信他能。我们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觅得我们的当然。(《杂拌儿·雪耻与御侮》)
这愤激的话出于忧国忧民,是否可行是另一回事,就用意说,会使我们想到陶渊明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以下还得转回来说红学。与近些年相比,我上学时期的前后,红学还不能说是很兴旺。蔡元培校长的索隐派难于自圆其说,至少由旁观者看,是一战就败在胡博士的手下。胡博士既有神通又有机遇,先后得多有脂评的甲戌本和《四松堂集》,有了考证的资本,写文章,大致勾画了考证红学的范围。考,考,贾府与曹家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故事所写是由荣华而没落,作者的本意自然就成为表禾黍之思。思源于爱。可是时风一变,说是反封建,反就不能源于爱。看法不同,新兴的办法是力大者批力小者。靶子最好是胡博士,可惜他走了,鞭长莫及,于是就找到俞先生。其后的种种,中年以上的人还记得,用不着说。单说俞先生,虽然法理上还容许争鸣,但识时务者为俊杰,也就不争了。《杂拌儿》式的文章不好写了,只好到诗词的桃花源里过半隐居生活,写《唐宋词选释》一类书。宝、黛呢,情意不能谈了,退而专治资料,编了一本《脂砚斋红楼梦辑评》,费力不小,对醉心于宝、黛本事的人很有用。间或也写点红文,重要的有《金陵十二钗》,相当长,我读一遍,感到与一般口号型的红文还是不一路。友人告诉我,前不久他往香港,又谈一次红学,可惜没见到文字,不知道是怎么谈的。他还作诗,我的老友玄翁曾抄来几首给我看。八十年代前期,许夫人先走了;不知他是否仍唱《折柳》《情勾》,连我也没有勇气问了。
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他离开老君堂的被抄的家,也到干校;大概是为了生死与共,许夫人从行。日子怎么过的呢?可惜俞先生和许夫人都手懒,没有写杨绛那样的《干校六记》。不知,只好存疑。是七十年代后期吧,俞先生二老都到建国门外学部宿舍去住了,听说俞先生血压高,患轻度的半身不遂症,我去探问。应门的是许夫人。俞先生已经渐渐恢复,但走路还是不灵便。到八十年代,由于风向转变,俞先生由反面教材右迁为正面大专家,就有了住钓鱼台南沙沟高级公寓的特权。我曾去看他,显然是更衰老了,走路要手扶靠近的什么。我感到这会给他增加负担,所以很久就不再去。我的老友让公也住在那一带,近邻,有时过门而入,略坐,表示问候。不久前他告诉我,曾国藩写的“春在堂”横匾竟还在,已悬在客厅中。这使我想到咸、同之际,江南、北地,直到老君堂的古槐书屋和红卫兵,又禁不住产生一些哭笑不得的感慨。
琐琐碎碎谈了不少,对于这位老师,如果我大胆,能不能说一两句总而言之的话?说,总是先想到“才”。自然,如车的两轮,如果有才而无学,还是不能在阳关大道上奔驰的。但我总是觉得,俞先生,放在古今的人群中,是其学可及,其才难及。怎见得?为了偷懒,想请俞先生现身说法,只举一篇,是三十年代前期作的《〈牡丹亭〉赞》(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论诗词曲杂著》)。这篇怎么个好法,恕我这不才弟子说不上来,但可以说说印象,是如同读《庄子》的有些篇,总感到绝妙而莫名其妙。关于才,还想说一点点意思,是才如骏马,要有驰骋的场地;而场地,主要来于天时和地利,天地不作美,有才就难于尽其才。至少是我看,俞先生虽然著作等身,成就很大,还是未能尽其才。现在他老了,九十高龄,有憾也罢,无憾也罢,既然笔耕大片土地已经不适宜,那就颐养于春在之堂,作作诗,填填词,唱唱“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