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张居正

明代改革家

张居正

Zhang Juzheng（1525～1582）

宁有瑕而为玉，毋似玉而为石。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张居正

张居正，明代政治家，改革家。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又称张江陵。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得徐阶等器重，隆庆元年（1567）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隆庆时与高拱并为宰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万历初年，与宦官冯保合谋逐高拱，代为首辅。当时明神宗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前后当国十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因巨大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但死后不久即被宦官张诚及守旧官僚所攻讦，籍没其家；至天启时方恢复名誉。其言论文章后由子懋编为《张太岳集》。清光绪年间重刊本称《张文忠公全集》，共45卷，传世较广。主要著作有《书经直解》、《帝鉴图说》等。

示大信于天下

张居正改革，是在统治机构近乎解体，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挽救王朝统治危机的运动。是封建社会后期最大的一次改革运动。十年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以强国富民为目的，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重要的经验之一，是以法治为理政的中心，示大信于天下，使改革得到有力的组织保证。

封建社会的改革，都是从上层发动的改良运动，这首先要求集权上层，做到事权归一，如果不加强朝廷对各级机构的控制力，改革就是一纸空文。万历以前，法纪废弛，政多纷更，任何美妙的新政都不可能付诸实施。张居正清醒地看到这点，提出“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的为政方针，提高行政效率，并以“尊主权”为“方今急务”。这“尊主权”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忠于君主，它强调的是发挥政府的职能，所谓“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一切以尊主、庇民，振举颓废为务。”以做到“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使尊朝廷和执法联为一体。它的要旨是以伸张法纪为重点，整顿政府机构和统治秩序。值得称道的是，他把不法权贵看成“权蝎”，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祸国殃民的大患，因此以打击不法权贵作为“励精之始”，提出“锄强戳凶，剔奸厘弊”的主张。把改革的锋芒指向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法现象，以触动最腐朽、最黑暗的社会势力，这比之一般官僚，是明显的胆略过人，才高一筹。

不法权贵横行一方由来已久，恶势力盘根错结，谁也碰不得，有没有这个胆量对他们绳之以法，是能不能以法理政，取信于天下的严峻考验。张居正还在主政前夕，即面临他少年时代的恩人，江陵辽王作恶乡里，鱼肉百姓一案，地方官畏惧辽王府的势力，对辽王的罪行不敢如实上报，张居正断然处治了失职的官员，甘冒“谋产害友”的骂名，废去辽王，惩办了江陵一霸。改革刚刚启动，又碰上最有权势的太监冯保的侄子殴打平民犯了法，这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因为张居正当上首辅主要得自冯保的支持。然而，这件事并未难倒张居正，他当机立断，把冯的侄子革职，杖打四十大板，并通告冯保严格家教，伸张了法纪。他还依法惩治了孔夫子的后裔衍圣公，法办黔国公，用强有力的措施限制皇亲贵戚擅权，一再宣告：“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挠法者，严治不贷。”

将抨击不法权贵与革除弊政连在一起，从规章制度上堵塞漏洞，是他最成功的一举。在明代，驿递是官方办理公务的主要交通工具，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来往官员的吃、住、差役和车马等交通工具。这些负担都分摊给就近的民众。明初使用驿站有严格的规定，非有军国要务，不得发给印信乘驿。这些规章到明后期已经名存实亡，兵部和各省抚按，随意填发印信送人情，一张印信使用终身，或是辗转赠送。官员在驿站百般勒索，捕人掠盗，成为酷虐的暴政。张居正决心从此开刀，痛加裁革，扫除多年积弊，使人民得到实惠，这是改革取信天下，得到百姓信任的重要保证。

推行“考成法”

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张居正对明王朝所面临的问题有深刻认识的。张居正为政之初，曾上《论时政疏》，抨击宗室骄恣、庶政旷废、吏治因循、边备未修和财用大匮等时弊。隆庆二年又上《陈六事疏》，提出“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事，力主改革。他认为当时国力匮乏和盗贼横行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加之皇帝的穷奢极欲，百姓因此才饥寒交迫，落草为寇。由于张居正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正确地把握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这才使他的改革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

基于上述看法，张居正决定从整顿吏治开始他的改革。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吏部通过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评定官员的勤惰，定期考勤，随事考核，以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防范玩忽职守的现象。把办事拖拉的官僚系统纳入讲求时效的轨道，说明张居正对官僚政治的弊端有相当深刻的了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令而夕奉行”。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主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

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将追收逋赋作为考成的标准。万历四年（1577）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17名，河南2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2名，河南9名。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四百三十五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含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二百五十万余两之数，增长了74％。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八十五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