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诗歌研究 - 第二章司马光的诗学思想

第二章司马光的诗学思想

诗话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特有的形式之一。这种形式创始并流行于宋代，其后又由诗而扩展到其他文类。清代何文焕在《历代诗话序》中说：“诗话于何时昉？赓歌纪于虞书，六艺详于古序，孔孟论言，别申远旨，春秋赋答，都属断章。三代尚已。汉魏而降，作者渐多，遂成一家言，洵是骚人之利器，艺苑之轮扁也。”按照这一说法，诗话的出现可以上溯到夏商周更为久远的年代，大凡“六经”、诸子中有关诗的言论。如《论语》中有许多孔子关于诗歌思想的记载，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等。《尚书·尧典》中也记述了舜的话：“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些应该是最早的有关诗歌的理论。后世人们也非常注重对诗歌理论的研究和记述。如南北朝钟嵘的《诗品》、唐代皎然的《诗式》、司空图的《二十四品》等。到北宋时期，“诗话”一名正式出现。

诗话大盛于两宋，是一种谈诗论诗的杂著，内容大多以记录轶事、品评得失、考证用典出处、摘录佳句、阐发诗歌理论为主。欧阳修最早用诗话命名其书，写下了《六一诗话》。欧氏在卷首自题一行小字“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笑谈也”，表明其写作态度比较随便。司马光的《温公续诗话》是继欧阳修之后的第二部以“诗话”命名的作品，这也是司马光在诗歌评论方面的重要著述。当前来看，司马光《续诗话》相对于欧阳修的《诗话》，在内容、理论、体制等方面既有继承又有所发展，其诗话中虽未形成完整的诗歌理论体系，但结合其诗文创作，我们可以相对完整地复原出这位集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学者于一身的北宋名臣的诗歌理论。

第一节司马光诗学思想的渊源

司马光生活的早期，欧阳修与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人“同为古文歌诗”，发起了诗歌复古运动，经过不断努力，结束了西昆体诗文风靡文坛的局面。他们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真正建立了宋诗的新风格，形成了宋诗的创作理论，“他们为革新宋初诗风作出了很大贡献，为宋诗的继续发展开辟了道路”。稍后的司马光正是沿着他们的道路继续前进的。

一、钦慕梅尧臣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世称宛陵先生，安徽省宣城县双溪人，以诗闻名于世，存诗两千八百多首。《宋史·梅尧臣传》云：“宋兴，以诗名家为世所传如尧臣者，盖少也。”梅尧臣的诗歌理论主要散见在其诗集之中，他学习杜甫《论诗六绝句》的做法，写了十余首论诗诗；另外，大量保留在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之中，还有一部分出现在以往不见诸家著录的《梅氏诗评》一卷和《续金针诗格》一卷中。从这些论述看，梅尧臣关于诗歌的创作提出了写实与兴寄的主张；他还注重用诗歌反映社会现实和重大的政治斗争，主张学习《诗》、《骚》的优良传统，反对借诗歌“嘲风月”、“弄花草”，倡导“平淡”的诗歌境界。由于他在艺术上追求“意新语工”，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因此，他的诗歌达到了一种极高的艺术境界，成为宋诗的“开山祖师”。

对梅圣俞，司马光是钦慕的；对梅圣俞的诗歌，司马光是喜爱有加的。司马光有九首诗表达了这种感情。

当司马光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士子时，梅圣俞已经在文坛上形成了“以钱数千求梅诗一篇”的影响。对这样的文坛高才，司马光伺机拜见，但自觉才短，苦无机会。直到宝元元年（1038年），二十岁的司马光高中进士甲科，授华州判官，得以入秦。梅尧臣时知襄城县，司马光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求教的好机会，他长途跋涉，历尽艰难来到梅圣俞处，登门愿交。《投圣俞》一诗就表达了司马光当时求教的心情。

圣俞精为诗，坚重比白玉。至宝识之希，未必谐众目。应辰仰高风，跂从自西蜀。平生未相识，歉歉不自足。薄游困京师，旅食止脱粟。得官当入秦，行李未结束。先求圣俞门，执贽请所欲。九衢季冬月，风沙正惨黩。羸马惮远行，毛鬣寒瑟缩。旅拒不肯前，一步九刺蹙。饥童袖拥口，手足尽皲瘃。论诗久未出，窃骂怨满腹。归来面扬扬，气若饫粱肉。累累数十字，疏淡不满幅。自谓获至珍，呼儿谨藏蓄。长安十五驿，重复间川陆。置诗怀袖间，倦懑辄披读。高吟桑野阔，目瞑即投宿。自可忘羁愁，行瞻灞陵曲。

司马光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去拜访梅圣俞。寒冬腊月，天气十分寒冷，在室外等待的书童饥饿难忍，手足冻得都皲瘃了，而与之相比，室内诗人与圣俞论诗热火朝天，久久“未出”。在受到圣俞指点后，诗人“面扬扬，气若饫粱肉”，如获至珍，如同求得心灵宁静的良药般，解除了精神上的疲劳。于是两人的来往即由此次拜访求诗而展开。

此时，司马光父亲司马池任同州知州，梅尧臣的同年石扬休，字昌言，正在同州任判官，二人虽然相差二十余岁，但志趣相投，畅谈甚欢。司马光邀梅尧臣往同州游玩，顺访石扬休。梅尧臣写下了《赋石昌言家五题》吟咏石扬休收藏的括苍石屏、白石寒树屏、白鹊屏、怀素草书和蜀虎图。同时司马光作《和圣俞咏昌言五物》酬之，二人诗歌均体现语质朴简洁，状物细致、描摹至精的特点。司马光还经常邀请朋友一起拜访梅尧臣。钱公辅（1021—1072），字君倚，同司马光是好朋友，两人经常相邀去拜访梅尧臣，司马光诗集中有一篇《同钱君倚过梅圣俞》即为拜梅的记录，“王畿天下枢，薄领日填积。自非奉朝请，九衢未尝识。今兹到东城，胥靡暂逃役。近指圣俞居，安能不往觌？”年轻的司马光拜访梅尧臣，心情极其崇敬与好奇，连梅尧臣的居室摆设也颇为关注：“一室静萧然，昏碑帖古壁。”梅尧臣对上进好学的司马光也很热情，写新诗赠予他，并给予人生以及诗歌创作方面的指点：“叩阶读新诗，迷暗得指擿。”司马光读诗受教，流连忘返，几乎忘记了时间：“笑言殊未足，黯然日将夕。呼马涉归途，灯火已历历。又知几何时，更有重来迹？”热切盼望着还有这样受教的好机会。

梅尧臣对二人的来访也有所记录，其《次韵和司马君实同钱君倚二学士见过》诗中说：“天京二贤佐，向晚忽来觌。……移榻近檐楹，谈诗俄至夕。”对年轻的朋友来家里共同探讨诗歌创作的问题十分欢迎，家中光线不明则移榻靠近窗户继续品读诗书，直至夕阳西下方罢。又《次韵和钱君倚同司马君实二学士见过》道：“何以延君子？唯有满床书。何以解君颐？淡句无足娱。何以留君久？灯烛已照途。……我老焉所羡，送子立踌躇。”室中虽无更多观赏之物，但满床诗书已足以与热爱诗文的君子共赏。到了灯烛俱明的时候，才依依不舍地送别友人。

君子之交淡如水。从年龄上看，梅圣俞年长司马光十八岁，是长辈，是师友；从交往内容来看，二人谈诗论诗，又是诗友。考查二人交往这一段时期，正是司马光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时期，这其中恐怕与梅尧臣不无关联，前辈的勉励、切磋与指导，对司马光有一个巨大的促进作用。所以说梅尧臣对司马光在诗歌思想上的影响，不可小觑。

梅圣俞病逝，司马光长歌当哭，作了《梅都官挽词二首》：

兵形穷胜负，史法贯兴衰。落落虽殊众，恂恂不忤时。位卑名自重，才大命须奇。世俗那能识，伤嗟止为诗。

漆灯无复曙，柏径不知春。南纪光华减，中朝俊秀贫。凄清千古韵，寂寞一邱尘。异日昭亭下，方多沥酒人。

诗人在无尽哀痛的心情下，对梅圣俞的人格魅力给予了高度评价。司马光又在《和吴冲卿三哀诗》和《和不疑送虏使还道中闻邻几圣俞长逝作诗哭之》中对梅尧臣等人的离去再次表示沉痛哀悼。

天生千万人，中有一俊杰。奈何丧三贤，前后缠期月。邻几任天资，浮饰耻澡刷。朝市等山林，衣冠同布褐。外无泾渭分，内有淄渑别。逢时敢危言，慷慨谁能夺。圣俞诗七千，历历尽精绝。初无追琢勤，气质禀清洁。负兹惊世才，未尝自标揭。鞠躬随众后，侧足畏蹉跌。钦圣渥洼驹，初生已汗备。虽有绝尘踪，不失和鸾节。宜为清庙器，俨雅应钟律。众论仍共然，非从友朋出。群材方大来，軮轧扶帝室。谁云指顾间，聊翩化异物。吊缞哭未已，病枕气已竭。同为地下游，携手不相失。绅绂顿萧条，相逢但嗟咄。诵君三哀诗，终篇涕如雪。眉目尚昭晰，笑言犹仿佛。肃然来悲风，四望气萧瑟。（《和吴冲卿三哀诗》）

昨夕邮吏来，叩门致书函。呼奴取以入，就火开其缄。不疑赋长篇，发自燕这南。痛伤江与梅，继踵良人歼。噫嗟知其二，尚未知其三。请从北辕后，覼缕为君谈。邻几虽久病，始不妨朝参。饮歠浸衰少，厥逆生虚痰。逮於易箦辰，皮骨余崆嵌。遗书属清俭，终始真无惭。圣俞食寒冰，外以风邪兼。愚医暴下之，结候愈添。惙惙气上走，不复容砭。自言从良友，地下心亦甘。钦圣体素强，药石性所谙。平居察举措，敢以不寿占。一朝暂归卧，簿领不废签。讣来众皆愕，未信犹规觇。兴言念三子，举袂涕已沾。英贤能几何，逝者迹相衔。君疑天上才，人得帝人贪。我疑人间美，多取神所嫌。茫茫幽明际，蓍蔡难穷探。忧来不可忘，终日心厌厌。（《和不疑送虏使还道中闻邻几圣俞长逝作诗哭之》）

诗人进一步表达了对梅尧臣等三人难以割舍的心情。为同一人写四首悼亡诗在司马光的诗集中仅梅圣俞一人。可见司马光对梅圣俞的钦慕程度。

对梅圣俞的诗歌创作，司马光更是极力称赞。在《圣俞惠诗复以二章为谢》中说：“我得圣俞诗，于身亦何有。名字讬文编，佗年知不朽。”“我得圣俞诗，于家果何如。留为子孙宝，胜有千金珠。”在《园中书事二绝》中说：“坐嗅白莲药，卧看青竹枝。闲斋不成寐，起读圣俞诗。”在《和吴冲卿三哀诗》中云：“圣俞诗七千，历历尽精绝。初无追琢勤，气质禀清洁。负兹惊世才，未尝自标揭。鞠躬随众后，侧足畏蹉跌。”

司马光把梅圣俞的诗视为至宝，视为千金难求的经典，可以流传不朽的宝贵财富；当自己“不成寐”时，起来诵读之，作为精神上一种愉悦的享受；同时把梅圣俞的自然天成、平淡闲雅的诗风奉为楷范，并有效仿学习之意，愿孜孜以求。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司马光如此地钦慕梅圣俞和喜爱他的诗歌，一方面是由于梅圣俞当时在文坛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自己的创作思想和实践倾向于梅圣俞。

二、学习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欧阳修博学多才，诗文创作和学术著述都成就卓著，为天下仰慕。他又是一代名臣，政治上有很高的声望。他以这双重身份入主文坛，团结同道，奖掖后进。当时著名的文学家中，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都是他的密友；司马光、苏洵、王安石受到他的引荐；而苏轼、苏辙、曾巩更是他一手识拔的后起之秀。由欧阳修来肩负革新文风的领导责任，正是众望所归。

欧阳修十分赏识司马光，在《荐司马光劄子》说司马光“德性淳正，学术通明”，历述司马光的学问文章和人品作风。司马光对欧阳修十分敬佩，并自觉向欧阳修学习，其中“续诗话”就是学习的一种方式。

第一部以“诗话”命名之书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据《四库总目提要》记载，《温公续诗话》为续欧阳修《六一诗话》而作，司马光在《续诗话》前自作小引中也说：“诗话尚有遗者，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故敢续之。”从司马光《续诗话》小序可以看出，司马光创作诗话的目的是续欧阳修《六一诗话》之“尚有遗者”，而其主要承继的方面集中表现在“记事”一端，在诗话中更多侧重的是摘录佳句、记录逸事等内容。于是文学史上第二部以诗话命名的专著《续诗话》就产生了。《温公续诗话》的篇幅比《六一诗话》略短，其所承续欧公者，首先是以“话”体谈诗的形式，闲散随便，自由灵活，短则数语，长不过二三百字，每条各自独立，各条之间无篇章联系。《温公续诗话》特以“续”字标题，在记录诗事方面，的确是有意接续《六一诗话》，其中有些条目直接承续《六一诗话》所录故事，郭绍虞《宋诗话考》已一一列出；为“续”非重复，而是补充，比如关于九僧诗，《六一诗话》只记得惠崇一人，且云“九僧诗集已亡”，司马光则据亲眼所见隐士闵交如保存的《九僧诗集》，准确地写出九僧的名字和修行处，以及陈充收集九僧诗“集而序之”之事。对九僧诗的评价，欧阳修指出其佳句和题材局限，司马光也认为“其美者止于世人所称数联耳”。

《温公续诗话》中“科场程试诗”一条也是续《六一诗话》“自科场用赋取人，进士不复留意于诗”条。欧阳修认为国家科举的导向作用很大，以赋取人，诗就难得佳作了。司马光则认为应试之诗本来就难得佳作，不过他还是列举了五条较佳之作，但只是说这几则诗与作者入仕及成名有关，并不是说诗的艺术水平多么高超。另外，“魏野处士”条以较长篇幅评述魏野其人其诗，除评点名句外，还指出“其诗效白乐天体”，继欧阳修说“仁宗朝有数达官……常慕白乐天体”之后，又将隐逸诗人列入“白体”行列，后世文学史家接受了他的说法。这一点从诗学思想上看，《温公续诗话》又是《六一诗话》的继承。

综上所述，司马光的诗学思想与梅圣俞、欧阳修的诗歌创作主张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续诗话》在记事中品藻佳作，语简言精，虽只有三十一则，“而品第诸诗，乃极精密”。司马光的诗学思想受欧梅诗文革新的影响很大，《续诗话》在当时也对欧梅的诗学革新起到了扩大声势的作用。司马光言：“文章之精者尽在于诗。观人文徒观其诗，斯知其才之远近矣。”在这卷诗话中，司马光就明确地表现出了他对不同诗歌创作风格的好恶，反映出他评价诗人的标准，体现了他的诗学思想。

第二节司马光诗学思想的内容

司马光不仅有论诗的专著《续诗话》存世，在他的诗文里，也散见许多论诗思想。在《温公续诗话》中除序之外共三十一条，从内容上看，多数是谈诗之本事，属“论诗及事”者，少数也有点评诗句水平者，属“论诗及辞”者。结合司马光诗歌创作，其诗学思想十分鲜明，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诗要有内容、有益于世，诗贵意在言外，诗要有趣味。后人对司马光的文论、诗论均有提及，如顾易生、蒋凡、刘明今著的《宋金元文学批评史》第一编“北宋诗文批评”中，第四章《王安石、司马光的实用文学观》，第三节专列一节讨论“司马光的实用文学观”；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三十六讲《北宋政治家的文论》亦称：“政治家的文论就和道学家的见解不一样；在当时，最足以代表的就是司马光和王安石。他们两人在政治上的意见尽管不一致，但是文论见解是一样的。……就反对雕锼无用的文辞这一点讲，政治家和道学家古文家是一致的，不过政治家更强调在‘用’的方面；就‘文’讲要重在用，就‘道’讲也一样重在用。这是政治家文论——也就是政治家学说——最突出的一点。”司马光这种诗学思想的形成，除直接受到梅圣俞、欧阳修等人影响外，还和自己的生活经历、个性气质以及时代风气等因素分不开。下面谈谈司马光主要的诗学思想。

一、诗贵有内容，有益于世

宋人论诗之为用，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即“为儒道立正理，为国是立公论，为贤士大夫立壮志，为山林立逸气”。也就是说诗歌应当具有政治功能和道德见性功能。从宋代诗歌创作的发展阶段来看，大致经历了由政治层面渐向道德心理层面的倾斜。北宋诗歌的表现功能，体现为理学家的理学诗对道德规范和义理的阐发，江西诗派诗人对人格陶养和美学的追求；到南宋时期四灵、江湖诗派那里，就蜕变为“甜美”的愉悦。北宋中叶，王安石等人也曾大力提倡诗应当“明道致用”、“有补于世”。梅尧臣也以教化讽谏为己任。理学家邵雍等更关心诗的纲纪人伦教化作用。

司马光一生致力于从政与治史，关注重心在于经邦和治民之术。从取士择才的角度出发，其认为科举应该以德为首，不应专主文辞，诗赋于施政治民是无所益用的。其力主科举改革，主张变试诗赋为试经义。在仁宗嘉祐六年的《论选举状》中就谓：

臣窃以为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事，其次艺能。近世以来，专尚文辞，夫文辞者，乃艺能之一端耳，未足以尽天下之士也.国家虽设贤良方正等科，其实皆取文辞而已。

显然，以上观点是承续孔门四科德首文末以第门人的儒家观点而来的。同样，在仁宗嘉祐八年的《送胡完夫序》中亦谓：“近世取士不然，一决之以文辞。噫，文辞岂能尽取士之道邪？天下病是久矣。”

这种思想被司马光一生所恪守，在之后的政治生涯中，他多次上奏章，表达自己这一主张。司马光反对以诗赋取士而主张以经义取士，尚德行而末文学，其认为经义有利于施政治民，而诗赋则是浮华无用之文，体现了其经世致用的儒家诗学思想。这与孔子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扬雄的“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在司马光的诗文里“有益于世”的思想十分突出。

司马光一生推崇扬雄，认为扬雄“不专为文”，有道存之，是自己心中的文人典范。司马光在论文时就坚持“文以明道”的原则，认为那些徒发声响之文颠倒黑白、迷失方向，是有害的。他著有《迂书》，自称“迂叟”、“迂夫”。其《文害》一则云：

或曰：“庄子之文，人不能为也。”迂夫曰：“君子之学，为道乎？为文乎？夫唯文胜而道不至者，君子恶诸。……而子独嗜之乎？”或曰：“庄子之辩，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迂夫曰：“然则债人也，尧之所畏，舜之所难，孔子之所恶，是青蝇之变白黑者也，而子独悦之乎？”

这是司马光对庄子之文的看法。在他看来，庄子之文离道甚远，虽然文采斐然，然而文胜而道不至，是颠倒黑白之文，不足贵。司马光对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说法笃信不疑，对于扬雄“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思想深有感触，因而排斥辞藻富丽而不以道贯之的作品。像这类观点在《迂书》中尚有很多，如：“君子有文以明道，小人有文以发身。夫变白以为黑，辕南以为北，非小人有文者，孰能之？”“言而无益，不若勿言。为而无益，不若勿为。”“使庄为扬言，斯与之矣;扬为庄言，斯拒之矣，孰党焉。”

那么“文以明道”中的“道”是什么呢？司马光认为以“利民”为主。他在《与薛子立秀才书》中这样说：

士之读书者，岂专为禄利而已哉！求得位而行其道，以利斯民也。国家所以求士者，岂徒用印绶粟帛富宠其人哉？亦欲得其道以利民也。故上之所以求下，下之所以求上，皆非顾其私，主于民而已矣。

这里司马光有力地突出了儒家学说中民本思想的客观性、现实性、实践性，是对儒学传统的发展。所以，司马光的诗歌中有许多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

司马光不但要求为文“适于用”，而且强调诗歌也应当“致用”。在《答齐州司法张秘校正彦书》中说：

终则见索恶诗，欲以示郡之贤守悴。……况近世之诗，大抵华而不实，虽壮丽如曹、刘、鲍、谢，亦无益于用。光忝与足下以经术相知，诚不敢以此为献，所可献者，在于相与讲明道义而已。……诗何为哉！诗何为哉！

这里司马光特别强调作诗即使像曹植、刘琨、鲍照、谢灵运那样“壮丽”，“华而不实”，也是“无益于用”的。在司马光看来，诗歌的作用可以沟通人际关系、歌功颂德、讽上化下等。如有一次神宗皇帝设宴款待群臣，自作诗并命群臣和诗，于是司马光作了《瞻彼南山诗》七章，并为此作《进瞻彼南山诗表》，声赞皇帝恩德，其中说：

君不交臣则无以得其心。是以诗人歌颂其君之德，多称饮食饫燕之丰，钟鼓管磬之乐，车服旌旗之盛，币帛锡予之多。盖以君臣兄弟朋友之际，舍此无以相交也。

“舍此无以相交也”说明君臣宴饮唱和诗歌必不可少，甚至是密切君臣关系的重要方式。又在《颜太初杂文序》中云：

求天下国家政理风俗之得失，为诗歌洎文以宣畅之。景祐初，青州牧有以荒淫放荡为事……太初恶其为大乱风俗之本，作《东州逸党诗》以刺之。诗遂上闻，天下亟治牧罪。又有郓州牧怒属令之清直与己异者，怜其冤死，作《哭友人诗》，牧亦坐是废。……观其《后车》诗，则不忘鉴戒矣；观其《逸党》诗，则礼义不坏矣；观其《哭友人》诗，则酷吏愧心矣。

在司马光眼里，诗歌具有和君臣、颂圣德、讽政理、教吏民的作用，这些都是正统儒家的诗学观。司马光自己创作也是坚持这种思想的，如《读书堂》写道：“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表明自己不信邪说、独尊儒术的立场。

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司马光的诗歌理论倾向：重内容，重有用；反对无病呻吟、形式华丽而空洞无物的作品，辞藻华丽空无一物的诗，可以说在司马光诗集中几乎找不到。那些有感而发之作也正是其重诗歌“有内容”、“有用”的具体实践。这一点后人评价比较恰当，苏轼在《司马温公形状》中说：“其文如金玉谷帛药石也，必有适于用。无意之文，未尝一语及之。”顾栋高在《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年谱》序中说：“其文不事高奇，粥粥乎如菽粟之可以疗饥，参苓之可以已病。”

二、诗贵意在言外

宋人论诗，特别注重一个“意”字，这个“意”不是一般所说意志之意，它是观念性、精神性的东西，包括主体的感觉、情绪、意志、观念、认知等精神性内容，诗人于其中加入了较多的理性成分，“是经过理性澄汰而成为更凝敛坚实的感情”。这是因为宋人注意到“晚唐诗失之太巧，只务外华，而气弱格卑，流为词体”的弊病，便开始寻求新的方向。如欧阳修在自己诗话里说：

圣俞尝语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余曰：“语之工者固如是。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何诗为然？”圣俞曰：“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虽然，亦可略道其仿佛。”

这里，欧阳修提出“意新语工”的主张，并进一步要求诗歌要言有尽而意无穷，要求诗歌语言不但新颖具有表现力，而且诗歌要有丰富的内涵——“含不尽之意”。司马光继承和发展了欧阳修这一说法，强调“意”的重要性，如：

诗云：“牂羊坟首，三星在罶，言不可久。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也。近世诗人，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他皆类此，不可遍举。”

“牂羊坟首，三星在罶”一句，出自《诗经》中的《小雅》之《苕之华》篇。《苕之华》全诗为：“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牂羊坟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鲜可以饱！”《毛诗序》云：“《苕之华》，大夫闵时也。幽王之时，西戎、东夷交侵中国，师旅并起，因之以饥馑。君子闵周室之将亡，伤己逢之，故作是诗也。”朱熹亦云：“陈氏曰：‘周室将亡不可救矣。诗人伤之而已。’”可见此为诗人闵时之作，与司马光所引杜甫的《春望》一诗有着相似的思想主题。在这首《苕之华》中，司马光所引的“牂羊坟首，三星在罶”可谓该诗写得最精彩之处，正如王照圆《诗说》云：“然苕华芸黄尚未写得十分深痛，至牂羊坟首，三星在罶，真极为深痛矣，不忍卒读矣。”“牂羊”指母羊；“坟首”指大头；“三星”即参星，有人说三是虚数，泛指星光，亦有人说三星指参宿、心宿、河鼓，均可通；罶指鱼篓。“牂羊坟首”指母羊因饥饿而身体瘦小，故显得头大；“三星在罶”指鱼篓中无鱼而水静，但见星光而已。从表面上看，它们写的都不过是牂羊、鱼篓一类的静物，但其中却包蕴了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即揭示了西周末年饥馑的惨况。司马光所引杜甫《春望》一诗中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则与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里特别提示一下，司马光首列《诗经》、次举杜诗以树作诗的标准。其认为《诗经》体现的正是古人作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也”的标准，而杜甫之诗正延续了这一传统。因此，司马光对杜甫评价很高，认为近代诗人中杜甫“最得诗人之体”。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司马光的诗学思想深受儒家《诗经》传统的影响，即政教精神与含蓄精神。《毛诗序》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以上所引“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也”正是承续《毛诗序》而来的。不同的是用“贵于意在言外”替换了“主文谲谏”。其实，“主文谲谏”意指“主于文辞而托之以谏”，即用隐约的言词谏劝而不直言过失，与“贵于意在言外”的意思倒是相关的。

这里的“意在言外”还可以指诗歌的语言表达要含蓄，能引发人去想象和思索，写诗要能有“味外之旨”，要求内容应有深度，并使读者能从中把握住诗人的真实意图和情感。对于形式上的东西，则未重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此条“犹妙中理解，非他诗话所及”。

司马光在《续诗话》里大量举例证明“言外之意”。在谈及陈亚药名诗时，司马光称举其美者如“风雨前湖夜，轩窗半凉夏”，认为其不失“诗家之体”；同时举其鄙者如“不雨若令过半夏，定应晒作葫芦巴”及“但看车前牛领上，十家皮没五家皮”，也可见司马光贵意在言外，讲究含蓄的诗学思想。再如所引鲍当《孤雁诗》：“天寒稻粱少，万里孤难进。不惜充君庖，为带边城信。”便具有言外之意，这首诗以孤雁自比，表达了诗人希进之心。司马光称赞魏野诗有“规戒之风”，还以魏野贻王太尉诗“昔年宰相年年替，君在中书十一秋。西祀东封俱已了，如今好逐赤松游”，以寇准诗句“好去上天辞将相，却来平地作神仙”、《啄木鸟》诗“千林蠹如尽，一腹馁何妨”为证，阐明自己对欧、梅“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理解。司马光还以其父《行色诗》为例进行形象直观的解释：“先公监安丰酒税，赴官，尝有《行色》诗云‘冷于陂水淡于秋，远陌初穷见渡头。犹赖丹青无处画，画成应遣一生愁’，岂非状难写之景也。”从这首《行色》诗中的意象组合可以看出全诗白描勾勒，不加雕饰，毫无装绘造作，一派古朴清新的气息，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表现出一种恬淡安闲的情趣，正所谓“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司马光这种诗学思想在自己的诗歌里也有体现，在《谢始平公以近诗一卷赐示》说：

皇家骏命承苍穹，烝民之杰生维嵩。圣贤会合若符契，坐致四海登熙隆。三阶清平九鼎重，指麾拱揖安华戎。人情谁不乐将相，往往皓首忘疲癃。北平饮乳尚怀印，千秋乘车犹入宫。唯公致政年甫至，耳目明利志气充。幡然脱去万钟禄，羽仪高远如翔鸿。灵台不复尘务，至德恬淡含黄中。英华纯粹积不发，事业转为文字工。大篇短韵间金石，远追吉甫流清风。刻雕众物非用意，默与元化参神功。应刘鲍谢事奇巧，细琐岂足夸才雄。裸圭夷玉清庙器，肯与环玦争玲珑。绛账生徒东阁客，微官拘絷如樊笼。言诗何敢望商赐，幸得诵咏祛童蒙。昏花病目不自惜，服膺盥手书一通。千金之产不可易，子孙宝蓄传无穷。

这是一首答谢朋友赐诗的诗，诗中难免对朋友功业有过奖成分。既然人家把诗送给你看，自己当然要对其诗歌作出评价。“大篇短韵间金石，远追吉甫流清风”说明诗歌有内容，可以像《诗经》那样流芳百世了。但刻雕众物不要用意，即使是刘琨、鲍照和谢灵运这样讲究诗歌形式的高手，也要让读者自己去体味“言外之意”。

司马光自己作诗也十分注重“意在言外”。如他的一首《居洛初夏作》：“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后人评价颇多，如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八云：“‘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可见司马公之心。”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二也评价说：“温公居洛，当初夏，赋诗曰：‘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爱君忠义之志，概见于诗。”这些话更准确明白地指出了诗人的作诗意图及诗中的“味外之旨”。诗中所记，为司马光在洛阳所见之初夏景色。有雨有晴，有山有树有花，写得恬静、形象。然而作者本意并非在写景，其真谛乃借景抒怀。借初夏之景色，含蓄、委婉地表达了他退居洛阳时，仍不改初衷，决不折节与政敌合流，忠贞之志愈坚的心迹。

三、诗贵有趣味

“趣”这一概念在文艺批评中出现甚早，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创造主体的审美情趣，包括其意识指向以及对艺术美的意识、欣赏、要求等。如《文心雕龙·章句》：“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斯固情趣之旨归，文笔之同致也。”二是指艺术品的意旨或情味，它是创作主体审美情趣的物化。如《文心雕龙·体性》：“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后人论诗，多以指第二种含义。而这一层含义上，“趣”与“味”又有相通之处，都指作品包孕的能引起读者美感愉悦的审美特征。而“味”一词，本起于饮食，重在感官层面的意义。后逐渐延伸到对艺术美及自然美的品评上，如孔子在齐闻《韶》而“三月不知肉滋味”，并最终演变为诗学与美学中的特定范围。大概晋宋之际，以“味”品诗、品文、品艺的风气就已形成，经齐梁间刘勰、钟嵘等人的发展，诗味说渐趋成熟，而后至唐末司空图“韵味”说，之后的宋代，诗味说更是大为流行，并提出了“至味”、“真味”、“道味”等概念，如梅尧臣《依韵和王平甫见寄》诗谓“今又获嘉辞，至味非咸酸”，欧阳修《再和圣俞见答》诗亦谓“子言古淡有真味，大羹岂须调以齑”，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评价陶渊明、韦应物、柳宗元诸人之诗时也说“发纤秣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古人往往以“趣”与“味”组合成词，如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称“右丞（王维）苏州（韦应物）趣味澄夐，若清风之出岫”。不过，在宋以前，以“趣”论诗并不多见，以“趣味”论诗，司马光应该是较早的。在《温公续诗话》中对寇准、魏野、林逋等人的诗评价较高。尤其在评价魏野诗句时说：“仲先诗有‘妻喜栽花活，童夸斗草赢’，真得野人之趣，以其皆非急务也。仲先诗有‘烧叶炉中无宿火，读书窗下有残灯’，仲先既没，集其诗者嫌‘烧叶’贫寒太甚，故改‘叶’为‘药’，不惟坏此一字，乃并一句亦无气味，所谓求益反损也。”提出了“野人之趣”和“气味”两个颇为重要的诗歌审美理念。那么这趣味指什么呢？如《故枢密直学士薛公诗集序》云：

扬子《法言》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之美者无如文，文之精者无如诗。诗者，志之所之也。然则观其诗，其人之心可见矣。今之亲没，则画像而事之，画像，外貌也，岂若诗之见其中心哉。

又《冯亚诗集序》云：

文章之精者，尽在于诗。观人文者观其诗，斯知其才之远近矣。

又《赵朝议文藁序》云：

在心为志，发口为言，言之美者为文，文之美者为诗。

这几句话表明，司马光对诗的言志抒情功能和美文品质予以充分的肯定。他认为诗是表达人类情志的最美的文字，其主要功能在于怡养性情，以及记录作者之所历所感。从这个意义去爱诗的人，他认为是高雅脱俗之人。如在《故相国庞公〈清风集略〉后序》中说：

公性喜诗，虽相府机务之繁，边庭军旅之急，未尝一日置不为。凡所以怡神养志，及逢时值事，一寓之于诗。其高深闳远之趣，固非庸浅所可及。

宋代文人特别崇尚文人意趣。司马光认为诗就是文人高雅意趣的主要表达方式。诗既然如此高雅，则必须率真任性，绝对不能虚浮夸饰。

司马光居洛十五年，诗就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他的大部分诗歌作于此时，他的诗歌观念和诗作都与当时的文士云集的洛下风会有很大关系。他组织参与了耆英会、真率会。这两个雅集基本上都有文酒诗会性质，虽然从形式上说是“尚齿不尚官”，依年龄排序，但其中潜含着的精神实质却是文人意趣、文化品位，参加者都是“染翰不停诗思健”的“时彦”。官位的高下在这里让位给文化，诗歌唱和是这里最具标志性的活动内容。仅就诗歌而言，这种文酒诗会以诗会友，以酒助兴，在宽松自由的氛围中切磋诗艺，交流心得，对前代诗歌、当代诗歌进行阅读和品评，并同时进行诗歌创作。这些活动也是司马光个人诗歌思想的展现和完善的过程。

可以说，司马光的诗学思想与当时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文学思想是一脉相通的，他们在强调诗歌的“经世致用”方面，在追求“意在言外”的诗美和诗的意境方面，具有很多共同之处。以上分析表明，正是司马光的诗学思想决定了其诗歌的内容表达及表现手法，同样，他的诗歌创作也是其诗学思想的具体实践。

第三节司马光《续诗话》的诗学价值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是其“退居汝阴”后编撰的，当作于仁宗熙宁四年七月以后。司马光的《续诗话》是承续之作，当作于《六一诗话》之后，即熙宁四年以后，故《续诗话》当作于司马光熙宁四年闲居洛阳之时。又据《续诗话》中时间最晚的一则为神宗元丰初，司马光的《问景仁以正书所疑书》中亦提到前日留赠《续诗话》给范镇过目一事，该书信应大约作于神宗元丰初。可见，司马光大约在神宗元丰初年已编撰成了《续诗话》。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是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论诗之作，续之而作的司马光的《续诗话》则是第二部，他们首开宋代诗话风气，对后世影响颇大。

司马光的《续诗话》除序以外，共有三十一则，其承续了《六一诗话》以“话”体谈诗的模式，自由灵活，长短不拘，每则相对独立，时间跨度大且不按时间先后排序，是随笔而记。所记以宋为主，兼及唐代，内容涉及诗歌本事与诗作评点。

《续诗话》是“续”《六一诗话》而作的，就记载诗歌本事而言，确有不少是承《六一诗话》的条目而来，对其进行了续补。另外，其还新增了不少《六一诗话》中所没有记载的诗人、诗作及本事，具体有：鲍当一则、林逋一则、魏野一则、丁谓一则、寇准一则、陈尧佐一则、庞籍一则、韩退一则、刘概一则、王之涣与畅诸（一云畅当）一则、陈亚一则、杨朴一则、刘子仪一又半则、韩琦一又半则、范镇一又半则、耿仙芝一则、韩惺一则。因此，《续诗话》于诗坛史料是多有补益的。

此外，《续诗话》亦因品诗极有见地而见称。后诸多名篇佳句相沿传诵凭借的是《续诗话》的记载和品评。如《四库全书总目·〈续诗话〉提要》谓：

光德行功业冠绝一代，非斤斤于词章之末者。而品第诸诗，乃极精密。如林逋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魏野之“数声离岸橹，几点别州山”，韩琦之“花去晓丛蝴蝶乱，雨余春圃桔槔闲”，耿仙芝之“草色引开盘马地，箫声吹暖卖饧天”，寇准之《江南春》诗，陈尧佐之《吴江》诗，畅当、王之澳之《鹳雀楼》诗，及其父《行色》诗，相沿传诵，皆自光始表出之。其论魏野诗误改“药”字，及说杜甫“国破山河在”一首，尤妙中理解，非他诗话可及。

其实，对魏野的“数声离岸橹，几点别州山”诗、韩琦的“花去晓丛蝴蝶乱，雨余春圃桔槔闲”诗、耿仙芝的“浅水短芜调马地，淡云微雨养花天”诗、寇准的《江南春》诗及陈尧佐的《吴江》诗，司马光止于实录，最多仅记录当时其他人的评价，没有作任何自己的评价。而对畅诸、王之涣《鹳雀楼》诗、其父《行色》诗、魏野的“烧叶炉中无宿火，读书窗下有残灯”诗、杜甫的《春望》诗，司马光都作了一番精彩评价。

对畅诸诗“迥临飞鸟上，高谢世人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王之涣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徹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相关的《鹳雀楼》诗，司马光认为：“二人者，皆当时贤士所不数，如后人擅诗名者，岂能及之哉！”尽管没有对二人诗作进行具体的解析，但由此亦可见司马光的诗歌趣向，即对唐中叶诗人诗作的喜爱。对林逋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司马光认为其“曲尽梅之体态”，这一评价亦被后来品评者广泛接受。

然而，正如上引《四库提要》中所说，《续诗话》中更加精妙理解而非他诗话可及之处在于论魏野诗误改“药”字和说杜甫“国破山河在”一首。对于杜甫，司马光认为其最得“诗人之体”，于此上文已有所论述，不再赘述。而在论魏野诗误改“药”字，司马光在《续诗话》中谓：

仲先诗有“烧叶炉中无宿火，读书窗下有残灯”。仲先既没，集其诗者嫌“烧叶”贫寒太甚，故改“叶”为“药”，不惟坏此一字，乃并一句亦无气味，所谓求益反损也。

尽管是一字之异，但于整句诗却至为重要。“叶”是自然的废弃物，“烧叶”为生活中之常态，用来状贫寒人家之景况则自然真切，而“药”是疗疾治病之物，“烧药”乃富贵人家之所为，改“叶”为“药”，不但与“无宿火”不协调，而且破坏了整句诗歌统一的风格与情调。同时，“烧叶”可更好地突出处士魏野安贫好读书的品性，而换作“烧药”则影响这层意义的表达。所以，司马光认为改一字“不惟坏此一字，乃并一句亦无气味”，于此识微之论中可见其是谙于诗道的。“气”一词的含义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其本义是指自然云气，后逐渐引申为宇宙元气、人的生命体气乃至内在生命的精气。“气”一词应用于文学作品，当始于曹丕的《典论·论文》，其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文气”是人的精神气质在文中的自然流露，是文学作品内在的生命活力。之后，刘勰、钟嵘、殷墦、王昌龄、皎然、杜甫、韩愈、司空图等人延续了“文气说”这一传统，并将其同作品内在层面的情、志、意、神诸要素联系起来。如此看来，司马光对于古人文论也是颇有研究的。

总之，司马光《续诗话》中的诗歌理论虽散乱而不成系统，但对于欧阳公诗话内容上的补充、续写为诗坛史料、诗学资料的保存、整理大有补益，具有较强的史料价值、文献价值；同时司马光也不乏关于诗歌审美、意境、气味等方面的真知灼见，与他的诗文创作结合分析，能相对多侧面地探究到其诗歌理论的内核。可见《续诗话》在诗歌史上具有不小的价值。

第三章司马光诗歌的思想内容

研究司马光诗歌内容，首先要探讨诗歌的文本，真正做到“以本为本”。目前独立以司马光诗集命名的文本没有，其诗均收录在他的文集中。从北宋至民国间关于司马光文集的版本有很多，书名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司马温公集》、《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传家集》、《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司马文正公家传集》、《司马光全集》、《司马温公传家集》、《司马温公嘉谟前后集》、《司马文正集》、《（曾广）司马温公全集》、《司马温公全集》、《司马文正公集》、《司马文正公集略》等诸本。当代有傅璇宗等人编《全宋诗》，其中共编选司马光诗歌十四卷，存于《全宋诗》卷四九八至卷五一一中。这一版本是以《四部丛书》影宋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即宋绍熙刊本，亦即绍兴二年本）为底本，参校清乾隆六年陈宏谋校刊《司马文正公传家集》（简称陈本）、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司马文正公传家集》（简称四库本）等。由于条件限制，本书研究司马光的诗歌均以《全宋诗》所收司马光诗歌为依据。

另外，关于司马光存诗的数量，目前研究者都认为有一千多首，在北宋时期属于创作较多的诗人之一。但具体数字各人表述不一。如东北师范大学宋衍申认为是1029首；上海师范大学范萤认为是1249首；陕西师范大学王守芝认为是737题，共1193首；陕西师范大学张焕玲认为878题，共1251首；目前在“诗词名句网”网上查找，共计1257首，其中含3首词。笔者根据《全宋诗》、《全宋诗补订》，反复核查，认为共876题，1253首，7句。这是本书研究的依据与基础。从这些数据上分析，司马光存诗数量虽然不能完全一致，但整体差距不大，这可能和研究者所使用的版本或计算方法有关，基本可以确定司马光诗歌确实在1200首之上。从而再次说明司马光诗歌创作丰富，文学定位不应该被轻易忽视。

本书通过考察司马光生平，进一步研究司马光的诗歌内容。司马光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出生，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十五岁，根据当时“恩荫制度”，补太庙斋郎，不久改迁为将作监主簿，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进士及第，举甲科，授奉礼郎，真正开始仕途生涯，后又经神宗、哲宗两朝，这其中有十五年（1071—1084），司马光退隐洛阳，修撰《资治通鉴》，后于元祐元年（1086年）在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任上病逝，可见司马光是北宋时期罕见的四朝名臣。从司马光生平来看，司马光诗歌创作明显可概括为进、退两大时期。以熙宁四年（1071年）四月，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台为界，之前为仕宦期，之后为闲退期。这里需说明一点，元丰八年（1885年）三月，神宗病逝，五月，司马光回京执政直至去世，在这当政一年多的时间里，由于忙于政务和身体有疾，诗歌创作的数量非常少，故不做具体时段分析。司马光仕宦期的诗歌主要题材为交游、咏怀、写景、祝颂，闲退期的主要题材为交游、隐逸、咏物。进、退两期取材的重点或区别十分鲜明，即仕宦期多取社会性较强的题材，而闲退期多取社会性较弱的题材。仕宦期祝颂、咏怀题材作品的增多和闲退期隐逸、咏物题材作品的增多，正好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一贯的处世哲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至于两期均居第一的交游题材，一方面固然反映出当时文人投身社会人生的恒久热情与努力，比如在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富弼等许多重臣文人作品中，交游题材作品数量均处于第一或第二的位置，这也是北宋诗歌文化特征之一；另一方面则需作具体分析，仕宦期的交游诗多劝勉和祝颂，而闲退期的交游诗则多慰藉和超脱。与此相反，隐逸题材和咏物题材的增长，乃是诗人仕途失意、壮志难酬后自我独乐、寄兴山川风物，是自我逃避、慰藉和消遣的表现。故司马光诗歌中多有野叟或林野人等意象。

传统文化的浸润渗透，当代政治的激荡震刷，个人修养的组运熔铸，形成了司马光诗歌取材宏博、内容丰富的特色。其诗歌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节批判现实与同情人民

孔子早在两千年前就提出诗歌的“兴、观、群、怨”理论。兴，就是说诗歌有感发人的精神作用，可以引起人的联想；观，就是说诗歌可以起到观察社会现实的作用，能看到世风的盛衰得失；群，就是说诗歌可以使人们交流感情，达到和谐，起到团结人的作用；怨，就是说诗歌可以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的社会和不良的政治。“兴观群怨”说对文学的审美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乃至知识学习方面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源头，对后来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和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司马光的诗歌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特别是“观”与“怨”思想。

司马光“世家相承，习尚儒素”，以此秉承正统儒学，信守不渝，并怀有“立身行道，辅世养民”的抱负。所以司马光的一生事业都在“国家盛衰”、“生民休戚”上。在他的《与薛子立秀才书》、《乞降封事签帖札子》、《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等文章中均有诸多以民为本思想的论述，他的诗歌中批判现实、关心民生、忧恤民生、以民为本的表达数量也极为可观，这些诗歌成为司马光诗歌作品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对社会现实采取批判的态度，并且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统治集团自身。如《将军行》：

赤光满面唇激朱，虬须虎颡三十余。腰垂金印结紫绶，诸将不敢过庭除。羽林精卒二十万，注听钟鼓观麾旟。肥牛百头酒万石，烂漫一日供欢娱。自言不喜读兵法，智略何必求孙吴。贺兰山前烽火满，谁令小虏骄慢延须臾。

北宋的军队，将骄兵惰，司马光在这里提供了一个佐证。这个三十余岁的青年将军根本不会打仗，也根本打不好仗。北宋与西夏打仗，一败涂地，百姓的生命、国家的财产当然要葬送在这种将军的手里。《塞上》道：“胡兵欲下阴山，寒烽远过萧关。将军贵轻士卒，几人回首生还。”他再一次指出北宋军队的一个主要矛盾——将军与士卒的对立，他所批判的是将军，所同情的是士卒。又如《出塞》：“边草荒无路，星河秋夜明。卷旗遮虏塞，歇马受降城。霜重征衣薄，风高战鼓鸣。将军功未厌，士卒不须生。”这里诗人不仅把征夫衣薄，环境恶劣表达出来，而且把士卒的生死归结在“将军功未厌”，这与“一将成名万骨枯”意思相近。

司马光有到塞外考察的经历，庆历三年（1043年），司马光因守父丧在家赋闲，有空去拜访正在延州任职的恩师庞籍，并对西北边境的形势进行了实地考察。写下《延安道中作》、《入塞》：

羁旅兼边思，川原蹀血新。烟云长带雨，草树不知春。细水淘沙骨，惊飚转路尘。今朝见烽火，白首太平人。

万骑入榆关，皋兰苦战还。摧锋佩刀缺，蹋血马蹄殷。铙吹来风外，牛羊出雾间。须知沙塞恶，壮士变衰颜。

诗人把自己眼见的艰难边疆生活翔实记录下来，同时对长期困扰宋王朝安全的边患问题表示担心。作为一个文人如何为国出力呢？在《塞上》中发出了感慨。

节物正防秋，关山落叶稠。霜风壮金鼓，雾气湿旌裘。未得西羌灭，终为大汉羞。惭非班定远，弃笔取封侯。

司马光叹息自己没有汉代定远侯班超的军事才干，不能弃笔从戎，效力疆场，为国立功。

在这些边塞诗歌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司马光的反战情绪，其主要一个方面还是出于同情下层人民。司马光在执政期间以“温和”的态度对待边关战事，后来有的学者批评司马光是保守分子。我们从这些诗歌中应该能找到司马光实行温和政策的初衷吧！

司马光对劳动人民采取比较同情的态度。在《宿石堰闻牧马者歌》里写道：

大河之曲多宽间，牧田枕倚长堤湾。乌栖鹊散堤树寂，柝木声稀宵欲阑。牧儿跨马乘凉月，历历绕群高唱发。幽情逸气生自然，往往鸣鞘应疏节。歌辞难辨野风高，似述离忧嗟役劳。徘徊不断何妨近，仿佛微闻已复遥。长川冷浸秋云白，露草翻光凝碧色。星疏河淡夜初长，展转空亭奈孤客。洞箫音律京君明，可怜骨朽不更生。安得使传哀怨意，为我写之羌笛声。

“歌辞难辨野风高，似述离忧嗟役劳……洞箫音律京君明，可怜骨朽不更生。安得使传哀怨意，为我写之羌笛声。”诗人在路途休息中听到牧民的歌声，其歌声如诉如泣：感伤亲人分离的痛苦，感叹行役的艰辛；歌声音律哀婉君主自然明白，但被劳役折磨死去的牧民不能更生，无法来传递这“哀怨意”，请求过路者为自己写首“羌笛声”，传到京城。诗人好像只是一位听者，其实他就是牧民的代言人。这首诗也就是一首羌笛声。在《苦寒行》里，司马光正在经历“僮饥马羸石磴滑，战栗流汗皆成冰。妻愁儿号强相逐，万险历尽方到并”的长途跋涉，心里却担忧百姓无法抵御寒冬，发出“传闻此北更寒极，不知彼民何以生”的叹息。在《苦雨》中，描写连续大雨给劳动人民带来的灾难，自己“怯闻饥婴啼，愁听寡妇哭”，作为一名闲官，内心深感惭愧。在《八月七日夜省直苦雨三首》中，发出“野农安敢问，环堵未能完”的呼声。在《田家》中，指出劳动人民“篷户焦愁”的处境，更指出“未塞豪人夺，何言公赋收”，老百姓遭受地方豪绅的严重剥削。他直接指责统治阶级自身，“为吏空多禄，无人能此忧”。又如《又和夜雨宿村舍》：

积雨久未阕，岂徒行客忧。夜闻屋中人，叹息悲田畴。方春播殖时，种食皆外求。鞭诃犯赤日，酷烈惭羸牛。草秽竞禾长，从人借耰。晨薅载星起，日暗未能休。岂无一时勤，所觊岁有秋。今兹昏垫灾，大野成洪流。直疑沧海溢，蚕栗浮陵丘。昔时百丈原，泛泛皆挐舟。乔木失端杪，饥鸟下无投。黍稷沈黄泥，圭谷安可收。嗟予乏技能，无以易糠麰。贩鬻固所昧，敢诧市井游。欲依盗贼群，丑不闲戈矛。已载任天地，无益徒为愁。一身无死所，况为妻儿谋。之美爱物者，凄然涕沾裘。一夫有不获，伊尹为深羞。何当富斯民，比屋囷仓稠。惜哉禄秩卑，此志终宜酬。

面对多日的积雨，诗人被困在旅途中，看见比自己更忧愁的是那些生活在底层的劳动人民。大水为灾，他们走投无路，无以为生。要想做买卖，然而并不懂得经商之道；要想投靠盗贼，但性情懦怯不会弄刀舞棒。司马光发出“一夫有不获，伊尹为深羞。何当富斯民，比屋囷仓稠”的心声，这与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思想已经很接近了。更难能可贵的是，诗人发誓一旦有了相当的官位，一定会为民作主，“惜哉禄秩卑，此志终宜酬”，这一思想，司马光一生可以说确实做到了。还有最著名的那首《道傍田家》：

道傍田家翁妪俱垂白，败屋萧条无壮息。翁携镰索妪携箕，自向薄田收黍稷。静夜偷舂避债家，比明门外已如麻。筋疲力弊不入腹，未议县官租税足。

这首诗相当深刻而逼真地描写了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诗中所述田家是一对白发老夫妻，耕种着薄田，不能正大光明地去舂米，而不得不利用夜间偷着舂米，仅这一点就足以令人心生不平了。更严重的是，到天明，门外还是挤满了讨债的人，还没有加上很快出现的“县官催税”的逼迫！这一对白发人还能有活路吗？这首诗的典型性和思想性可直追杜甫的“三吏”“三别”。

司马光还写过一首《陪同年吴冲卿登宿州北楼望梁楚之郊访古作是诗》：

大禹息洪潦，画野经九州。波沈露群山，嶷嶷相婴钩。漩洄澹兹土，平敞仍寡分。乘高极回望，坦坦无陵丘。先王崇皞济，建祀邦诸侯。玉帛从会同，赴告书春秋。六雄方逐鹿，为嬴弱姬周。兹为会战场，蹀血无时休。汉错削七国，祸生东南陬。亚夫闭高壁，坐折强吴谋。曲竿倒太阿，辟户延旃裘。淮泗漫腥膻，房心掩旄头。人移烟火绝，榛茂豺狼游。唐纲日浸衰，盗起如螟蟊。相携聚萑蒲，袒臂担耡耰。蟠薄数千里，焚劫无余留。圣朝定多壨，剑戟包貔貅。蓁蓁荆棘林，朊朊良田畴。耒耜趋时雨，黍稷丰岁秋。昔为车骑利，今睹桑麻收。我来宦东土，莨菪乘春流。行行次符离，固为亲交留。樽罍且为乐，携手登高楼。是时新雨余，风日方和柔。云鲜乱花薄，波绿迷芳洲。羃羃游丝转，哀哀野阳浮。调簧语双鹂，翻雪矫群鸥。爱兹登昨美，况复依良俦。聊适笑言乐，尽忘霸旅忧。翔阳向冉冉，渐与西山遒。驿程前有期，恋此当何由。分首下岧峣，账然登暮舟。

这首诗看似是咏史之作，但诗人还是有劝解之意。他说：“唐纲日浸衰，盗起如螟蟊。相携聚萑蒲，袒臂提耡耰。蟠薄数千里，焚劫无余留。”这是对唐末农民大起义的一幅生动写照。司马光在这里批判唐末的腐败政治，但实际是在对他自己所依靠的北宋王朝发出警告，提供历史教训。他知道足以毁掉一个王朝的力量，不是别的，只是劳动人民。

从维护宋王朝统治的角度，司马光曾把自己见到的农民难以为继的情况上奏朝廷：“水旱、霜雹、蝗蜮间为之灾，幸而收成，公私之灾，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所食者粮馕而不足，所衣者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

我们可以看出，司马光批判现实、同情劳动人民的诗歌无论从数量还是从深度上说，都构成了其诗歌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节治国理政与选才育人

司马光的一生从事政治活动的时间要比他用在治学研究的时间长得多，在发奋学习和从事政务期间，司马光的治国理政的理念逐渐形成并指导着自己从政的方向。在诗文中，司马光曾多次提到过他的政治抱负和治国方略。这些诗文既可以认为是他对“文以传道”的文学思想的实践，也可以被视作其治国理念的一种表达诉求。这种诗文的实用性符合司马光政治家的身份，也成为司马光诗歌一项重要内容。

司马光深受传统儒学影响，并一心维护正统秩序，所以他在诗文中反复地强调“礼治”，认为礼治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是天子最基本的职责。因此，在《资治通鉴》卷首，司马光开宗明义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他还认为：“民生有欲，喜进务得，而不可厌者也。不以礼节之，则贪淫侈溢而无穷也。是故先王作为，礼以治之，使尊卑有等，长幼有伦，内外有别，亲疏有序，然后上下各安其分，而无觊觎之心，此先王御民制世之方也。”他又说：“天子为四方之纲，诸侯为一国之纲，卿、大夫、士各纪其职，乱何自生？”这些文字，司马光反复地强调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是君臣的使命，特别是臣子们要“各纪其职”，不能违反纲纪。他在《送雷章秘丞知芮城》中说：

西伯昔断讼，令名存迄今。南临大河曲，北倚首阳岑。俗被圣贤化，人多礼让心。夫君老经术，终日想鸣琴。

诗中对“礼治”后国家的理想状态作了生动的描绘，还表达出对以“礼”治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的期待。

“礼”的思想要求人们遵循社会等级，各安其分，这固然束缚了人的思想，禁锢了人们的头脑，然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治世少，乱世多，在动乱中，许多王朝固然“无不泯灭”，“生民之类”也多“糜灭几层”。每次大的动乱都给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破坏。所以重视“礼治”，在特定时期，对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恢复和发展生产也不无裨益。可见“礼治”思想又有其合理、积极的一面。

作为礼官出身的司马光更是以“礼治”为己任，他除了撰写礼教著作外，还时刻给当朝皇帝递送奏折，讲述个人的礼治观点。如嘉祐七年，他上疏仁宗，劝其“修儒术，隆教化，进敦笃，退浮华，使礼仪兴行，风俗纯美”。英宗即位，司马光又上疏强调“圣人制礼以为之极，不敢逾也”。对于朝廷一些违背礼治的行为，他也极力反对。《宋史》认为其“居处有法，动作有礼”，这应是对司马光一生最为恰切的评价。

考察司马光的治国礼政思想，内容比较丰富，包含了许多方面的内容：有民本思想，和平外交、民族平等思想，有富民的经济构想及选用贤才任官的用人制度，这些可以说是司马光对当时国家的基本构想。司马光对政治理想的设计，其诗歌中也有较多表达，不论是写景抒情诗，或寄赠友人的诗，抑或是其他题材的诗中，司马光都有对美政期许的语句。如在他的《和子渊除夜》中说：“男儿努力平生志，肯使功名落草莱。”希望通过平生的努力，能获得一个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以报效朝廷。“丹心终夜苦，白发诘朝生。恩与乾坤大，身如草木轻。何阶致明主，垂拱视升平。”这些诗句都强烈地表达了司马光的从政决心和有所作为的积极参与意识，这也正是其治国思想如此全面的内在原因。

如何治国理政？司马光认为关键在选人、用人上。他认为人存政举，为政之要，“在于择人，不在立法”。既然说选人是为政之关键，那么如何选择“善吏”呢？

司马光认为“德”为首。他说：“臣闻用人者，无亲疏新故之殊，惟贤不肖之为察。其人未必贤也，以亲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贤矣，以亲故而舍之，亦非公也。”而“贤”者，首先要有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即说才是德借以表现的外在形式，德是才的内在本质，是支配才的“统帅”。德是第一位重要的，而完美的人才应当是德才兼备的。这一观点，其诗歌中也屡有出现，颇能说明司马光选拔人才的具体要求。在《和之美二贫诗》之一中，“君子尚仁义，宝用为身资。其人苟不贤，富饶亦胡为”，说明贤德的重要，他认为有才而无德之人没有什么用处。在《瘿盆》中说：“凷桴苇籥荐忠信，坐使风俗还深淳。”由此体现出“忠信”是诗人认为人贤的一个方面，是好德行的具体表现。在《介甫作巫山高命光属和勉卒成篇真不知量》中说：“我闻神理明且直，兴亡唯观恶与德。”他认为“仁义”、“忠信”是德高的具体表现，用人首先要考察他是否具有这种品德。否则便是无德之才，用之会后患无穷。

选择有德之士是用人第一要点，另外司马光评价一个人是否是贤才，还看其是否利国、利民。如果不能上以事君、中以利国、下以养民，也不能称为贤才。他在《和聂之美鸡泽官舍诗七首》之二《题厅壁》中说：“为身不为人，鄙哉陶彭泽。”就从侧面含蓄地表明他的这一观点，他认为陶潜做官或弃官，都没有从是否有利于人民的角度来考虑，实在不能算得上是贤才。在《和聂之美二贫诗》中说：“满腹岂无才，抱蓄未有施。不用固为小，用之活蒸黎。”同样把做官宗旨是否为民作为考察才德的一个方面。

在用人方面，司马光尤其重视恰当地使用人才，即他的量才而用的思想。司马光说：“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职业，各有所守。”“虽周、孔之材不能遍为人所用，况其下乎？固当就其所长用之。”还曾说：“欲知治经之士，则视其记览博洽，讲论精通，斯为善治经矣；欲知治狱之士，则视其曲尽情伪，无所冤抑，斯为善治狱矣；欲知治财之士，则视其仓库盈实，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欲知治兵之士，则视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斯为善治兵矣。”根据对这些人才的不同特长的考察，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担任相应的职务。这样才是真正地善于使用人才，这种用人观无疑对当时以吏治国的“人治”社会是有积极促进作用的。

除了以上一些较重要的用人选人观之外，司马光还反对循资序，重门第的观念，并称之为“魏晋之深弊”，建议选拔官员应重在懂业务，看实效，“度材而授官，量能而施职”，如《阍吏》：“因徇岁月劳何补，颠倒风埃辱固宜。”其实就表达了自己对论资排辈用人制度的不满之情。这些思想对现代选官制度也极有借鉴意义。

如何培养人才呢？司马光十分重视齐家治国之道，其认为“治国必先齐家”，因为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这又与他的以“礼”治国的思想是一致的。怎样齐家呢？首先要有一定的秩序，父子，长幼之间应当各守其位，各行其分，“凡诸卑幼，事毋大小，毋得专行，必咨察于家长”。如果长幼无序，那么家里就会乱了套。有了秩序同时还要对家人进行教育，才能使他们真正地把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的观点落实到实际生活当中。司马光在《家范》中认为：“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公也……其为父子，兄弟是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这种观点在诗歌中亦有所见，如《新迁书斋颇为清旷偶书呈全董二秀才并示侄良富》：

长夏暑候浊，云火高岏。岂徒肌骨烦，木卷川流乾。新居得南斋，楹槛稍虚宽。森罗对草树，晓暮清阴寒，汛扫布几簟，气体粗可安。图书虽非多，亦足备览观。圣贤述事业，细大无不完。高出万古表，远穷四海端。于中苟得趣，自可忘寝餐。况今有道世，谷禄正可干。朂哉二三子，及时张羽翰。力学致显位，拖玉簪华冠。毋为玩博弈，趣取一笑欢。壮年不再来，急景如流丸。

这首诗写司马光在搬了书斋以后，看到清静适合读书的环境，感到心情舒畅，于是他谆谆教育后辈子孙，要想至“显位”，必须“力学”，这样才能“张羽翰”、“簪华冠”，不要贪图玩乐，浪费了光阴，大好年华转瞬即逝，不复转来。这些教诲对年轻人来说无疑是极大的鞭策和鼓励。另外在《望日示康广宏》中说：“清晨三绿袍，罗拜北堂高。积善因前烈，余光及尔曹。勿矜从仕早，当念起家劳。修立皆由己，何人可佩刀。”《亨杞下第作诗示之》曰：“何妨偶蹉跌，末必遂沉沦。莫叹科名晚，惟忧道谊贫。进修专在己，得失尽由人……将为少年泪，容易辄伤春。”这些诗句也无不寄托着司马光对后辈的爱护教育之情。他谆谆告诫他们，将来做了官也好，人生遇到挫折也罢，重要的是要不停地加强自己的修养，这样才能不虚度年华，才能最终成为国家的栋梁。在后辈人得意之时，司马光教育他们应当想到“起家劳”，而要克己，方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在失意时，司马光又鼓励他们应当振作，偶尔的挫折，未必就永远“沉下僚”，不要担心功名取不得，而应当“忧道谊贫”，要求他们要想成为有用之才，首先要“修己”，严于律己，才可能成为真正的可用之才。这样，也才能够与“圣贤”相距越近。同时，司马光还较重视对后辈学识和品行的教育，在家庭生活中，始终以“俭为美德”的思想来教育后代，重视以礼治家，以勤俭持家。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司马光也为人们树立了榜样，以明确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安定。在《晋康陈生庸家世以孝梯闻有异木连理生其庭郡欲旌表其门不果王禹玉为之求诗于朝之士大夫以纪之》中就树立了一个社会典型：“灵珠蟠泥沙，积水不能掩。贤人畜美德，岂必自校检。陈生世同财，百日共丰检。远居岭海间，天质非陶染。邦人慕其行，斗辨日衰减。祥木并殊柯，童童植轩槛，或欲揭其门，令人识仪范……己能孝悌者，默致神灵感。何必赐牛酒，然后明褒贬……”这首诗中就体现出了司马光家庭教育的两个基本观点，即以家庭长幼有序、讲孝悌为美德，并期望将此在社会中推广开来，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同时他还赞扬了康陈生家世以俭为贵，“百日共丰俭”的美德。树立起这种社会风尚，对于全社会的道德建设都有良好的作用。即使到了今天，这些美德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固也仍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司马光还强调对万民的教化和教育。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成员教化好了，社会也就安定下来了。他在《送人为闽宰》中说：“乡人皆嗜学，太守复工文。正用慈良化，居无碟诉纷。谁云远享国，佳政日相闻。”就表达了教化万民的效果是百姓都知书识理，心地慈善，品行美好，那么官府便“无碟诉纷”，这样也就达到了美政的目的。这种以德教民，以致佳政的思想也应是其治国理想的组成部分，他的《送宋郎中知凤翔府》、《送雷章秘丞知芮城》也表达了这一类思想。当然，司马光的伦理道德思想中会有不少封建糟粕，有束缚人的思想行为的方面。但笔者认为，其伦理思想总体上应当作如下认识和评价：司马光生活在封建时代，作为封建士大夫的一员，他的伦理道德思想也是建立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其思想中的封建色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有些内容对今天也还有一定的存在意义，对这些方面应当辩证地加以吸收，以利于我们今天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第三节乐天知命与中和适意

司马光曾说：“天者，万物之父也。”即天是万物的造化者，因此人绝不能违逆天意。他的这一思想和周敦颐所谓“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的立诚思想及邵雍所谓“道为天地之本，天地为万物之本”等宇宙发生思想的实质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对“天”抱着一种敬畏之情。司马光的诗歌中也多次提到“天命”，表现出这种感情。在《初见白发慨然感怀》中说：“万物壮必老，性理之自然。我年垂四十，安得无华颠。所悲道业寡，汩没无它贤。深惧岁月颓，宿心空弃捐，视此足自儆，拔之乃违天……”《云》：“晴空碧于水，那得片云飞。映日成丹凰，随风变白衣。去来皆绝迹，隐显两忘机。天理谁能测，终然何所归。”在这两首诗中，他提到的“天”都是讲顺命敬天之意，认为天意如此，天理难测，人力不可勉强，所以只能顺应天意。这种乐天安命等待天意安排与命运判决的宿命论思想，在其诗歌创作中成为安闲沉稳、优游自得闲逸风格的思想根源，也是其哲学思想的自觉追寻和自然流露。再如《次韵谢杜祁公借观五老图》：

脱遗轩冕就安闲，笑傲丘园纵倒冠。白发忧民虽种种，丹心许国尚桓桓。鸿冥得路高难慕，松老无风韵自寒。闻说优游多唱和，新篇何惜画图看。

全诗不仅表现出安闲优游之情态，而且“脱遗轩冕”、“笑傲上园”、“高难慕”、“韵自寒”等神情意境，也无不是安于现状、企望安闲的心理反应。这种悠闲之心是与其对人生的达观态度密不可分的。在这一哲学思想基础之上，司马光还主张无为而为之的观点。如《六十寄景仁》：“从来好与天争力，困竭方惭己力微。见事晚于蘧伯玉，今知五十九年非。”诗中一方面说明，司马光已认识到万物生成之前，“天”已经是一种客观存在，所以人的主观意志不能违背这种客观规律；另一方面还说明了司马光经过无数磨难之后，到了花甲之年才认识到，人是不能“与天争力”的。在《赠祖择之》一诗中也同样表达了人应当顺天命的观点：“人生荣与辱，百变似浮云。自有穷通定，徒劳得丧分。”司马光在《迂书·士则》中说得更明白：“天使汝穷，而汝强通之，天使汝愚，而汝强智之，必得天刑。”由客观规律不可违背，发展到听天由命、消极处世，这是理学家普遍相信的一种哲理，司马光也未能脱俗。

他在《和邵尧夫安乐窝中职事吟》中说：“灵台无事日休休，安乐由来不外求。细雨寒风宜独坐，暖天佳景即闲游。松篁亦足开青眼，桃李何妨插白头。我以著书为职业，为君偷暇上高楼。”邵尧夫，即邵雍，谥康节，北宋著名理学家，诗人。他长期住在洛阳，把所寝息之处取名为安乐窝，并赋诗十三首，题为《安乐窝中吟》。司马光这首和作，对邵雍乐天知命、顺理无为的思想，安贫乐道、达观和乐的性格及闲来无事、悠游自得的生活态度作了形象的描绘，表达了自己对邵雍其人的欣赏与志趣相投。在《花庵诗寄邵尧夫》中说：“自然天物胜人为，万叶无风绿四垂。”也从观望自然中反映出了其无所作为、任其自然的思想。《逍遥四章呈钦之尧夫》中说：“闲思宇宙内，何物不由天。定分不移易，劳心徒弃捐。鹏飞九万里，松寿一千年。斥与朝菌，逍遥亦自然。”顺命无为，任由自然，无所挣扎的顺天思想油然而生。

司马光的顺命敬天的观点使其诗歌呈现出一种安闲优游、顺从天理、不争不求、不激不怒的诗歌风格，读来悠然从容，气度舒缓。司马光之所以有这种观点，是和他的“中和”哲学思想密不可分的。

“中和”是司马光哲学思想中的核心思想。司马光在《中和论》里这样论述：

《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君子之心于喜怒哀乐之未发，未始不存乎中，故谓之中庸。庸，常也。以中为常也。及其既发，必制之以中，则无不中节。中节，则和矣。是中、和一物也，养之为中，发之为和。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

概而言之，“中和”就是恰到好处，不过，亦不不及。诗歌中，他也多次谈到“中和”，《和秉国招景仁不至云方作书与光论乐》说：“要须中和育万物，始见大乐之功全。”有时用“中庸”来表述，在《同子骏题和乐亭》中说：“至乐和无声，大礼简无迹。心专守中庸，身不蹈邪僻。造次常在前，须臾不离侧。穷通虽百变，何往不自得。”在《子厚先生哀辞》中又写道：“修内勿修外，执中勿执偏。”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和思想、中庸思想或执中思想，是司马光最坚定的精神支柱。

司马光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偶尔现实与自己理想有距离时，便把诗当作化解痛苦、安顿人生的灵丹妙药，“适意”就是他睿智的选择。如《晚归书室呈君倚》：

簿领日沈迷，事役等胥靡。得归无所为，未免阅书史。一种劳精神，胸中异忧喜。人生无苦乐，适意即为美。乃知抱关人，不必羡青紫。

诗人面对功业无成，内心无法解脱，只好以借人生本来没有什么苦与乐之分，只要“适意”就是最美的，这又是一种何等的乐观与豁达呢？司马光与王安石变法不和，退居十五年。在这人生最灰暗的时刻，他的精神支柱其实也是这种“中和”、“适意”思想。有许多诗可以为证。下面列举《光诗首句云饱食复间眠成二章》为例：

钱少何须万，杯多不过三。龟肠本易足，熊掌讵宜贪。散步竹斋外，高吟柳径南。此心无所用，脱粟亦深惭。

秋怀一事无，暑尽书凉初。竹户静长闭，藜床安有余。逍遥化胡蝶，容易入华胥。天上多官府，神仙恐不如。

诗人清心寡欲，对于人们热衷的金钱、美酒表现出一种知足常乐的心态。无论是散步竹林中，高吟柳径间，还是躺在藜床上，梦化蝴蝶，清悠自在，恐神仙也不如呀！那种内心的平静、安然，让读者也如身临其境，心有所感。

司马光虽然乐天知命，但不信鬼神，这在诗歌中也有表现。他写有《游仙曲》五章，坚定表示他对神仙的怀疑、否定，并表示“仙家不似人间欢”的积极乐观思想。在王安石变法的熙宁时期，禅学特别盛行，朝野几乎无座不谈禅，形成一种时髦风尚。司马光在《戏呈尧夫》中道：“近来朝野客，无座不谈禅。”接着又表示：“顾我何为者，逢人独僧然。”在所谓的潮流面前，他对禅学采取远离摒斥的态度。

可以说，司马光诗歌中体现的乐天知命是由其“中和”、“适意”的思想决定的。

第四节仕宦之痛与自我追求

所谓“学而优则仕”、“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国古代文人几乎毫无例外都怀有大济苍生的儒家积极入世的理想，作为封建社会中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司马光当然也离不开这样的道路，他出仕是必然的。但在司马光生活的北宋中期，封建社会已经逐渐转入衰颓的时期。北宋初期所谓的“祖宗大法”的统治政策由于没有因时变通，形成了“冗官”、“冗兵”、“冗费”，造成了“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有识之士纷纷探求和实践救国图强的措施，这就是当时的士大夫所面临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另外，从北宋初期统治者就形成的一项基本国策就是抑武扬文，以文治国，与士大夫治天下，这种国策逐步演化为宋人“以文为贵”的思想意识，并积淀成一种下意识的心理仰慕和追求。士大夫皆勤于著述，以学术相尚，出身孤寒的士大夫阶层通过科举取士进入仕途，从内心里便肩负起“治国平天下”的历史使命，具体表现在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上，就是宋代士大夫具有重节义的道德观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等，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可见，宋代士大夫精神正是由于宋代社会环境的改变和其构成成分的改变而形成的。

在强烈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感召下，司马光二十岁高中进士甲科，步入仕途。由于当时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司马光出仕之后发现自己的志趣与社会风尚并不相符，自己同社会走着相反的方向，于是开始反省自己。在给好朋友聂之美诗中表白“愚疏强从仕，趣尚与时乖”。当他自己发现了谋禄与谋身存在矛盾，发现了自己天真纯洁的心灵逐渐受到外界的侵扰，在《和君倚藤床十二韵》中说：“嗟予仕京府，谋禄非谋身。岂徒劳百骸，消铄侵天真。”他在青年时期曾追求过“形骸尽我有，不复为物役”的生活，但理想总是理想，他渐渐感到越来越多的矛盾，甚至痛苦。在《感兴寄聂之美》中说：“平生百无可，强为一官縻。世味偏余薄，心期独子知。林猿愁玉锁，枥马患金羁。年事今华发，求荣欲为谁？”这里清楚说明，仕宦生活使他的身心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束缚。在《赠清行》中对着一个和尚说过这样的话：“我厌俗缘苦，空为薄宦牵。”经过一番思考，认为“嗟嗟宦游子，何异鱼入罾。夺其性所乐，强以所不能。人生本不劳，苦被外物绳”，仕宦生活如同鱼入网中，强迫改变自己的兴趣，这是自己不能做的。

仕宦生活对自己得失、荣辱有什么影响呢？他在《送丁正臣通判复州》中道：“得失固有命，世人空自劳。”在《偶成》中说：“渊明耻为令，乞食倚人门。贤人乐遂志，荣辱安足言。”有一个朋友盖了一所“吏隐堂”，他在《和赵子舆龙州吏隐堂》中说：“人生适意即为乐，安用腰金鼎鼐间。”司马光开始对仕宦生活表示了厌倦与否定。

仕宦生活自然与个人势位联系在一起，但司马光的看法是：“势位非其好，纷华久已厌。”司马光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我们当然可以理解，在王安石变法期间，神宗任命他为枢密副使，他由于同王安石政见不同，所以坚决辞退，弃之如敝屣。司马光厌恶仕宦生活，更不贪恋势位，是早已形成的思想，所以有那样坚决的实际行动。司马光之所以有这种思想，是其性格决定的。《宋史·司马光传》曰：“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自少至老，语未尝妄。”苏轼在《司马温公行状》中亦说：“论公之徳，至于感人心，动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诚，曰一。”司马光自己也多次说过：“吾无过人者，但生平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可见，“诚”、“一”是司马光终生追求的信条，是为人处事的准则。这个“诚”指为人诚恳，忠厚，做事堂堂正正，光明磊落；这个“一”是指为自己信仰坚持到底的精神。“诚”、“一”应该是司马光做人的一种崇高境界。所以，当自己理想不能实现或他人思想与自己不和时，司马光坚持不屈挠、不退让。这在他十八九岁时就在两篇铭文中表现出来了。

质重精刚，端乎直方。进退无私，法度攸资。燥湿不渝，寒暑不殊。立身践道，是则是效。（铁界方铭）

这是以铁界方自比自励，表现了司马光对忠正端方、坚持不渝品格的追求。

何为而正，致诚则正。何为而勇，蹈正则勇。孟贲之材，心动则回。临义不疑，呜呼勇哉。（勇箴）

这里，司马光把“正”“诚”“勇”“义”等概念联系一起，告诉自己，也是告诉他人应该努力的方向。

读这些文字，自然能联想到严谨、正直、诚一的司马光，当然也会从中受到启示，教育自身。

司马光既已厌倦仕宦，为什么不彻底脱离官场呢？在《和宇文公南途中见寄》中说：“聪明乌纱游洛尘，未能全得自由身。深惭白首恋微禄，不向青山为散人。”他对于贪恋微禄，不做自由的散人，在思想上感到惭愧。复杂的官场生活，有时激起司马光强烈的思想浪花，在《送白都宫归长安》中说：“丈夫那肯浪低眉，薄宦空添鬓里丝。”这话相当沉痛，并且含有难以抑制的痛惜之情。

司马光厌倦仕宦生活还有一个更重要原因，就是有自己的人生追求。在《寄题宇文中允所居》中说：“经史乃吾友，云山为知己。世间青紫贵，尽付两佳儿。”这里最清楚宣告，功名利禄付与儿辈，自己只以经史为友，以大自然为知己。在《柏梯寺》中表示：“何当遂栖隐，身世两相遗。”为了个人的追求与自由，可以抛去一切，归隐山林。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司马光退居洛阳十五年，尽心致力于《资治通鉴》的修撰。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司马光从事《资治通鉴》的编纂绝不是偶然的。在好友邵尧夫面前，司马光曾以极为坚定的态度说：“我以著书为职业，为君偷暇上高楼。”这使我们可以理解，司马光在洛阳的十五年，虽然还挂着一个提举崇福宫的官职，但所过的乃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的著述生涯，他在实现自己生活上“成一家书”的真正追求。

第五节以史为鉴与道德评判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自《诗经》始，诗与史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自此以后，古人以史为鉴，似乎成为一种趋势。汉、唐两朝立国之初，都曾有以前代兴衰治乱史实为对象，探索治国之道的史论和咏史诗。从班固、曹植、左思直至李白、杜甫，咏史诗不断地得到发展和丰富。诗人们借助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打通了历史与现实的界限，使两者之间建立起内在联系。总之，经过不断发展，咏史诗的表现领域不断扩大，题材不断丰富，表现功能趋于多样，咏史体例基本臻于完善。

到了宋代，文人以史鉴今的意识更为发达。这同时代政治和社会文化密不可分。宋代变幻莫测的政治局势，积贫积弱的军事局面，重文抑武的治国方针，科举取士名额的大增，再加上最高统治者对读书的大力提倡，使得宋代文人具有强烈的忠君爱国思想和较强的历史责任感。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一部分文人开始了以一种新的审视性、怀疑性和批判性的思维方式来对待继承一切既往的文化遗产，他们爱评古论今，批判权威，爱自出枢机作翻案文章，爱独具慧眼发人所未发，从而促进了宋代咏史诗的发展。这也是宋代的文人往往集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于一身的原因。如欧阳修、王安石、刘敞等大家均写过不少出色的咏史之作。以历史人物“王昭君”为例，当时王安石《明妃曲》一出，天下轰动，欧阳修、梅尧臣、司马光、曾巩、刘敞等纷纷与之唱和，他们所写的和诗均有不少新意。这些诗或借明妃之口表达对君臣关系的认识，或借明妃之口传达他们对政事、对君主的深深忧虑。这些咏史之作进一步拓展了咏史诗的表现功能，成为宋诗改革的有力见证。

高尔基曾说过：“文学到底是要为认识生活这个事业服务的，它是时代生活和情绪的历史。”宋代，史学进入发达和成熟阶段，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们以各种形式来表现异乎寻常的“史学自觉”精神，宋代的史学家们的“史学自觉”意识，借用孙建民、凌皞先生的话讲，就是“要通过研究历史来干预政治，关注国家命运，从而使历史学解决刻不容缓的现实问题，关乎国计民生，进而完成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抱负”。司马光就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这也许是他编撰《资治通鉴》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作为诗人，在自己的诗歌里也会留下对历史的见解。

司马光的咏史诗，在其诗集中所占比例不大，共23题，32首。但这些咏史诗往往与《资治通鉴》以及他的史论文章相呼应，凡“关国家之盛衰，系民生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宜知者”，皆为诗人所关注，所以部分作品关注的是历史上的大人物和重要历史事件，或有关国家治乱的政治措施等。其中涉及的历史人物有虞舜、大禹、伯夷、叔齐、孟尝君、燕昭王、楚怀王、屈原、田横、李牧、项羽、汉武帝、晁错、马援、王昭君、吕禄、斛律光等。通过对这些历史人物的歌咏或道德评判，不仅表达了作者的历史观，也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的关照态度。

司马光的《五哀诗》是一组颇有特色的作品。他在“序”中说：“孔子恶利口之覆邦家者。甚矣谗之为害，不可一二数也。聊观战国以来，楚之屈原，赵之李牧，汉之晁错、马援，齐之斛律光，皆负不世之才，竭忠于上，然卒困于谗，不能自脱，流亡不得其所而死。或者国随以丘墟，此其尤可大哀者也。因即其事作《五哀诗》，且以警后世云。”“咏史”的目的是为了“警后世”，在此处明确提了出来，借古讽今的意识非常明显。

白玉徒为洁，幽兰未谓芳。穷羞事令尹，疏不忘怀王。冤骨消寒诸，忠魂失旧乡。空余楚辞在，犹与日争光。（《屈平》）

椎牛飨壮士，拔距养奇材。虏帐方惊避，秦金已闇来。旌旗移幕府，荆棘蔓丛台。部曲依稀在，犹能话郭开。（《李牧》）

人主恩犹盛，谗夫开舌端。旋闻就斧质，不得解衣冠。反虏齿缠冷，谋臣心尽寒。晁宗噍类尽，汉室泰山安。（《晁大夫》）

汉令班南海，蛮兵避郁林。天涯柱分界，檄外贡输金。坐失奸臣意，谁明报国心。一棺忠勇骨，漂泊瘴烟深。（《马伏波》）

君臣日荒宴，歌舞讳言愁。老相犹当国，疆邻不敢谋。谣言虽未出，奸谤已先流。谁察忠臣意，通宵抱膝忧。（《斛律丞相》）

《屈原》一诗讲屈原蒙羞受辱，被疏远流放，仍不忘怀王的故事。《李牧》讲述英勇善战的赵国战将李牧，却被奸人郭开谗言所害。《晁大夫》说的是汉文景两朝时名臣晁错，功绩卓著，为巩固中央政权，进言削藩，却遭小人谗言被腰斩东市。《马伏波》介绍的是汉将马援的故事，他忠勤国事，马革裹尸，令人钦佩。生前虽居于高位，也不结势树党，受到权贵的排挤压抑，即使是死后还遭到了严重的诬陷迫害。《斛律丞相》诗中以北齐丞相著名将领斛律光虽然屡胜周兵，战功卓著却被奸佞祖延诬陷为谋反朝廷诱到宫中杀害的故事为背景，以此作为政治讽喻诗，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奸佞小人。这五首诗都是想借古人事来劝谏当朝圣上。司马光认为奸佞之臣进谗言不但会毁灭忠臣，而且应当为政治败坏或国家衰亡负责，他期望神宗皇帝能够慧眼识人，不至于偏听偏信误国，以达到警告后世的目的。忠直与奸佞一直是历代士大夫严格恪守是非判断的界标，司马光在任御史中丞时就始终贯穿着这种判断标准，去履行御史的职责。在宋神宗准备任张方平为参知政事时，司马光两次上奏反对，认为张方平“文章之外，更为所长，奸邪贪猥，众所共知”。为此，司马光被免去御史中丞，重又任命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对此，他拒不接受，又上奏《言张方平第二劄子》：

臣近侧曾上言，张方平参知政事，不协众望。臣识浅才下，其言固不足采。向者仁宗时，包拯最为公直，与台谏官共言放平奸邪贪猥事迹甚多，陛下傥欲知放平为贤为不肖，乞尽令检取包拯等言方平奏章，及开封府陈升之两处推勘刘保衡公案，并方平在秦州所奏边上事宜状，即知臣所言，非一人之私论。

这种忠于职守、痛恨奸邪之人的思想与他在诗中对奸臣的斥责是一样的。

在写作方面，司马光的咏史诗，更像读史札记，或者随想录。譬如，《咏史》三首，所咏之事毫无关联。

不事王侯者，修然郑子真。开田谷口美，荷锸白渠春。德化移乡曲，声光动缙绅。一时钟鼎贵，磨灭彼何人。

延陵腰利剑，上国使初通。待我周游遍，逢群遣奠终。晶荧击高树，萧瑟动寒风。谁敢欺生死，苍苍照尔衷。

春风三阁上，珠翠日纷纷。乐饮陶江月，清歌遏海云。醉中失陈国，梦里入隋军。玉树庭花曲，凄凉不可闻。

第一首写西汉郑子真隐逸高洁之事，赞扬他：“德化移乡曲，声光动缙绅。一时钟鼎贵，磨灭彼何人。”第二首赞咏延陵季札，品德高洁，远见卓识，谦恭礼让，在中国历史的长空中，闪耀不绝。第三首诗写南朝陈后主陈叔宝。不勤国政，穷奢极欲，沉湎声色，最终留下亡国之音《玉树庭花曲》。整体上看，这三首诗所咏之事不同，主题也不相似，这可能不是一时之作，大约是平常读书的随感杂录。与《传家集》中的《史论》、《史评》、《史剡》等史论文章十分相似。司马光这种咏史诗，非常随意地对某一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和评价，表现的是士大夫的意趣和价值取向。如其一咏郑子真的一首，据《汉书》载：“谷口有郑子真，蜀有严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时，元舅大将军王凤以礼聘子真，子真遂不诎而终。”班固称赞他“其风声足以激贪厉俗，近古之逸民也”。司马光在诗中所咏的郑子真显然是班固所描绘的形象，他们崇尚隐逸之士的观念亦如出一辙。这类表彰隐士的诗作，其实表现的是古代士大夫共同的一种情结。以司马光为例，他很年轻就进入仕途，而且终身并未离开官场，在他的文章中很少读到期望隐逸的情怀。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对隐逸之士的崇尚，《周易·蛊》中所谓“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隐士成为高洁的象征，在中国古代士人文化中，形成一种共识，虽然真正愿意做隐士的人并不多。在《通鉴》中，不载隐士的事迹，但并不能说明司马光不敬重隐士，这是由于《通鉴》的体例来决定的。这类咏史诗，它能表现作者的各种思想观念，包括他对以往文化的认同或者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没有很深的寄托。

这三首咏史诗相比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杜诗所咏亦非一时一人一事，在诗中诗人情怀历历可见，诚如黄鹤注云：“五诗皆借古迹以见己怀，非专咏古迹也。”又说：“怀庾信、宋玉，以斯文为己任也，怀先主武侯，叹君臣际会之难逢也，中间昭君一章，盖入宫见妒，与入朝见妒者，千古同感焉。”诗人将其人生历程的诸多感慨融于《咏怀古迹》之中。而司马光的《咏史》诗三首，完全没有情感联系，与其生平阅历亦无关联，只是他的读史杂记而已。当然，这类诗还是体现了他作为一位士大夫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评判。

这种咏史诗的特点，是司马光作为史学家的一种叙述方式，再来看他作于同时期的几首咏史诗：

项王初破函谷兵，气压山河风火明。旌旗金鼓四十万，夜泊鸿门期晓战。关东席卷五诸侯，沛公君臣相视愁。幸因项伯谢前过，进谒不敢须臾留。椎牛高会召诸侯，宝剑泠泠舞席上。成阳灰烬义帝迁，分裂九州如指掌。功高意满思东归，韩生受诛不复疑。区区蜀汉迁谪地，纵使倒戈何足为？（《戏下歌》）

君不见薛公在齐当路时，三千豪士相追随。邑封万户无自入，椎牛酾酒不为赀。门下纷纷如市人，鸡鸣狗盗亦同尘。一朝失势宾客落，惟有冯西入秦。（《孟尝君歌》）

楚王宫中夜未央，清歌秘舞会华堂。木兰为柱桂为梁，隋珠和璧烂同光。横吹乍鸣秋竹裂，繁弦初度春雨歇。九微火树垂垂灭，罗衣纷纷玉缨绝。满朝冠剑东方明，宫门未启君朝醒。秦关日夜出奇兵，武安君火照夷陵。（《楚宫行》）

每诗各咏一事，互不关联，各诗旨趣亦大相径庭，没有统一的主题。再相比杜甫《咏怀古迹》五首，杜诗虽然并非吟咏相同的历史故事，但各诗之间的相互脉络仍有关联，借古人酒杯浇诗人内心块垒，所以是名副其实的咏史组诗。而司马光这几首诗则似随兴而至的读书札记，诗中仅仅记载历史故事的始末，发一些比较空洞的感慨。如第二首：“门下纷纷如市人，鸡鸣狗盗亦同尘。一朝失势宾客落，惟有冯西入秦。”讽刺孟尝君所养之客皆势利之徒，说明孟尝君并不善于养士，与王安石《读孟尝君传》的观点相似。不似文学家所习惯采用的借古讽今的方式，没有寄托，也没有隐喻。我们且将咏项羽的那首《戏下歌》与他人几首相同题材的作品相比，更能体现这种差别来：

胜败由来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杜牧《题乌江亭》）

布叛增亡国已空，摧残羽翮自令穷。艰难独与虞姬共，谁使西来敌沛公。（苏辙《虞姬墓》）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夏日绝句》）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这些诗依传统的标准而言，都是咏史诗的佳作。杜牧重新审视楚汉相争的历史，认为项羽倘若不因一时之败逞匹夫之气，回到江东并非没有打败刘邦的机会，强调“包羞忍耻是男儿”，也即是“小不忍则乱大谋”之意。一方面对楚汉相争史提出新的看法，另一方面亦从中归纳出人生哲理。苏辙的那首，相比而言，名气不如其他几首，但也写得不错。作者主要分析项羽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刚愎自用，不能重用季布、范增这样的贤才。结果落得孤家寡人的地步，只有虞姬与他共存亡，于是无人助他与刘邦作战。这首诗没有什么新见，用人当否从来就是古人评价历史成败兴亡的重要标准，诗人是借项羽失败的史实重新说明这一道理。李清照的诗完全是借古讽今的写法，盛赞项羽宁死也不过江，其实是讥讽南宋小朝廷不思进取，偏安一隅。毛泽东主席的《七律》，彻底批判了项羽的莽夫行为，认为当年不该划“楚河汉界”，留下遗憾。我们再回过头来审视司马光的《戏下歌》诗，此诗只是历数楚汉相争之时的重要史实，有铺叙本事，无所寄托的特点。这种写法依照文学标准来衡量，显然不如借古讽今的咏史诗精致有味。这是一种偏重于客观叙述的写法，是近似历史著作的叙述方式。在叙述过程中，作者当然有其倾向，但是作者的主观倾向与以抒情见长的咏史诗的一般写法相比，主观色彩要淡得多。

司马光在历史上以德行著称于世，诗歌中的道德评判明显具有那一时代的正统色彩，是一种主流价值观念的体现。

我们将他的咏史诗《田横墓》与《资治通鉴》记载比较来考察。

昔时南面并称孤，今日还为绛灌徒。忍死只能添屈辱，偷生不足爱须臾。一朝从殉倾群客，千古生风激懦夫。直使强颜臣汉帝，韩彭未必免同诛。

作者赞扬田横及其手下的壮士宁死不屈的精神，而认为他即使投降汉帝，也难免与韩信、彭越诸人一样，被高祖以莫须有的罪名诛戮。《通鉴》记载此事甚详，言汉高祖即帝位之后，即召田横入朝，对使者说：“田横来，大者为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在这样的威逼之下，田横走投无路，只好赶赴京城。书中写田横自杀十分壮烈：

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洛阳。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横谢使客曰：“人臣见天了，当洗沐。”因止留，谓其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了，而横乃为亡虏，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陛下所以欲见我者，不过欲一见吾面貌耳;今斩吾头，驰三十里间，形容尚未能败，犹可观也。”遂自刭，令客奉其头，从使者驰奏之。帝曰：“嗟呼！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岂不贤哉！”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为都尉;发卒二千人，以王者礼葬之。既葬，二客穿其冢傍孔，皆自刭，下从之。帝闻之，大惊。以横客皆贤，余五白人尚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则闻田横死亦皆自杀。

这段文字基本上摘自《史记》有关田横的记载。太史公曰：“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态度与司马迁相似。诗中抒写的敬慕之情，与《资治通鉴》流露的情感亦相通。倘若就田横拒绝高祖招降这件事来看，显然与王者大一统的原则不相符。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么，作为原先割据一方的田横自然应该归附天下的共主刘邦，他耻于降附的理由，也仅仅因为他原先本与汉高帝平起平坐，二人皆南面称王，而今刘邦却成为皇帝，自己变为臣了，因而感到屈辱。这种理由也不能引起人们的敬意。当然，两司马赞赏田氏，也并非因为他对皇帝的不敬，而是他恪守信念、视死如归的精神。

恩格斯曾表示，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个人的意志”在互相冲突的条件下也往往形成“一个总的合力”。在封建社会，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君主的个人意志对于历史的发展的确产生了巨大的阻碍或促进作用。正因为此，司马光亦从道德评判德行的角度去评价历史上的君王们。他大力赞颂那些能够以“德”治国的明君，赞美那些能够为百姓除忧的贤臣。如《谒三门禹祠》：“信矣禹功美，独兼人鬼谋。长山忽中断，巨浸失横流。迹与天地久，民无鱼鳖忧。谁能报盛德，空尔荐醪羞。”在司马光的视野里，有所作为的圣主或明君，如尧、舜、禹帝，因为他们有益于民，所以才对他们大加表彰。司马光对那些被蒙蔽误国的君主也提出批评与讽刺。如《读汉武帝纪》一诗：“方士陈仙术，飘飘意不疑。云浮仲山鼎，风降寿宫祠。上药行当就，殊庭庶可期。蓬莱何日返，五利不吾欺。”此诗即以汉武帝为吟咏对象，对其政绩进行了评价，讥讽汉武帝迷信神仙之术，求长生药，被五利将军栾大等一群方士所蒙骗，至死不悟。

司马光之所以持此观点，是有其哲学思想为基础的。司马光深信并发展了“性善恶混”的观点，他认为，作为一国之君，只有不断修正错误，勇于纳谏，才能够最终受到人民的爱戴和历史的垂青。

司马光的咏史诗中，还较多地流露出了对世事无常的无奈和感慨，朝代兴衰的趋势如此，历代的英雄人物又何尝能逃出这一命运呢？他们活着时如同一座座山峰，奇雄突兀，气势非凡，然而他们也只能风流一时，最终将消逝于历史的潮水之中。如《燕谷歌》中“万古苍茫空盛衰，燕台贤客姓名谁”，《过故洛阳城二首》中“春风不识兴亡意，草色年年满故城……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虎牢关》中“徒观争战处，今古索然空”。在这里，诗人还从历史的盛衰兴亡和对现实的切身体验中，悟出了社会人生的哲理，一切朝代的兴亡盛衰，英雄的荣辱得失，都在历史长河中转瞬即逝，历史的步伐仍然继续向前，谁也阻止不了。

读司马光的咏史诗如同读他的史学著作。其中议论性的文字，也多为就事论事的史评之论，没有过多的寄托。所以，在司马光咏史诗中，仍然贯穿着一种史家意识，而并非文学家意识，客观叙述比主观议论占有较更重要的位置。

以上是从司马光诗歌的思想方面来探索司马光诗歌的内容特质的，即司马光作为北宋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历史学家，其诗歌与其思想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其诗歌中反映的内容与其思想紧密相连，思想中的很多方面在其诗歌中又可以找到相印证之处。此外，司马光的有些思想又成为其诗歌创作内容的渊源和依据，从而使其诗歌呈现出独有风格和特点，而诗歌中反映的观点也更加充实了他的各方面的思想，成为其思想的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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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和司马光的《续诗话》出现之后，不仅这种以“话”体谈诗的模式被后来者继承，而且直接以“诗话”命名的谈诗之作也大量出现。可参看郭绍虞先生的《宋诗话考》（中华书局1979年版）和《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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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名句网：http：//www.shicimingju.com/chaxun/zuozhe/107.html#chaxun_m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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