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司马光的诗学思想

诗话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特有的形式之一。这种形式创始并流行于宋代，其后又由诗而扩展到其他文类。清代何文焕在《历代诗话序》中说：“诗话于何时昉？赓歌纪于虞书，六艺详于古序，孔孟论言，别申远旨，春秋赋答，都属断章。三代尚已。汉魏而降，作者渐多，遂成一家言，洵是骚人之利器，艺苑之轮扁也。”按照这一说法，诗话的出现可以上溯到夏商周更为久远的年代，大凡“六经”、诸子中有关诗的言论。如《论语》中有许多孔子关于诗歌思想的记载，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等。《尚书·尧典》中也记述了舜的话：“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些应该是最早的有关诗歌的理论。后世人们也非常注重对诗歌理论的研究和记述。如南北朝钟嵘的《诗品》、唐代皎然的《诗式》、司空图的《二十四品》等。到北宋时期，“诗话”一名正式出现。

诗话大盛于两宋，是一种谈诗论诗的杂著，内容大多以记录轶事、品评得失、考证用典出处、摘录佳句、阐发诗歌理论为主。欧阳修最早用诗话命名其书，写下了《六一诗话》。欧氏在卷首自题一行小字“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笑谈也”，表明其写作态度比较随便。司马光的《温公续诗话》是继欧阳修之后的第二部以“诗话”命名的作品，这也是司马光在诗歌评论方面的重要著述。当前来看，司马光《续诗话》相对于欧阳修的《诗话》，在内容、理论、体制等方面既有继承又有所发展，其诗话中虽未形成完整的诗歌理论体系，但结合其诗文创作，我们可以相对完整地复原出这位集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学者于一身的北宋名臣的诗歌理论。

第一节 司马光诗学思想的渊源

司马光生活的早期，欧阳修与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人“同为古文歌诗”，发起了诗歌复古运动，经过不断努力，结束了西昆体诗文风靡文坛的局面。他们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真正建立了宋诗的新风格，形成了宋诗的创作理论，“他们为革新宋初诗风作出了很大贡献，为宋诗的继续发展开辟了道路”。稍后的司马光正是沿着他们的道路继续前进的。

一、钦慕梅尧臣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世称宛陵先生，安徽省宣城县双溪人，以诗闻名于世，存诗两千八百多首。《宋史·梅尧臣传》云：“宋兴，以诗名家为世所传如尧臣者，盖少也。”梅尧臣的诗歌理论主要散见在其诗集之中，他学习杜甫《论诗六绝句》的做法，写了十余首论诗诗；另外，大量保留在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之中，还有一部分出现在以往不见诸家著录的《梅氏诗评》一卷和《续金针诗格》一卷中。从这些论述看，梅尧臣关于诗歌的创作提出了写实与兴寄的主张；他还注重用诗歌反映社会现实和重大的政治斗争，主张学习《诗》、《骚》的优良传统，反对借诗歌“嘲风月”、“弄花草”，倡导“平淡”的诗歌境界。由于他在艺术上追求“意新语工”，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因此，他的诗歌达到了一种极高的艺术境界，成为宋诗的“开山祖师”。

对梅圣俞，司马光是钦慕的；对梅圣俞的诗歌，司马光是喜爱有加的。司马光有九首诗表达了这种感情。

当司马光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士子时，梅圣俞已经在文坛上形成了“以钱数千求梅诗一篇”的影响。对这样的文坛高才，司马光伺机拜见，但自觉才短，苦无机会。直到宝元元年（1038年），二十岁的司马光高中进士甲科，授华州判官，得以入秦。梅尧臣时知襄城县，司马光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求教的好机会，他长途跋涉，历尽艰难来到梅圣俞处，登门愿交。《投圣俞》一诗就表达了司马光当时求教的心情。

圣俞精为诗，坚重比白玉。至宝识之希，未必谐众目。应辰仰高风，跂从自西蜀。平生未相识，歉歉不自足。薄游困京师，旅食止脱粟。得官当入秦，行李未结束。先求圣俞门，执贽请所欲。九衢季冬月，风沙正惨黩。羸马惮远行，毛鬣寒瑟缩。旅拒不肯前，一步九刺蹙。饥童袖拥口，手足尽皲瘃。论诗久未出，窃骂怨满腹。归来面扬扬，气若饫粱肉。累累数十字，疏淡不满幅。自谓获至珍，呼儿谨藏蓄。长安十五驿，重复间川陆。置诗怀袖间，倦懑辄披读。高吟桑野阔，目瞑即投宿。自可忘羁愁，行瞻灞陵曲。

司马光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去拜访梅圣俞。寒冬腊月，天气十分寒冷，在室外等待的书童饥饿难忍，手足冻得都皲瘃了，而与之相比，室内诗人与圣俞论诗热火朝天，久久“未出”。在受到圣俞指点后，诗人“面扬扬，气若饫粱肉”，如获至珍，如同求得心灵宁静的良药般，解除了精神上的疲劳。于是两人的来往即由此次拜访求诗而展开。

此时，司马光父亲司马池任同州知州，梅尧臣的同年石扬休，字昌言，正在同州任判官，二人虽然相差二十余岁，但志趣相投，畅谈甚欢。司马光邀梅尧臣往同州游玩，顺访石扬休。梅尧臣写下了《赋石昌言家五题》吟咏石扬休收藏的括苍石屏、白石寒树屏、白鹊屏、怀素草书和蜀虎图。同时司马光作《和圣俞咏昌言五物》酬之，二人诗歌均体现语质朴简洁，状物细致、描摹至精的特点。司马光还经常邀请朋友一起拜访梅尧臣。钱公辅（1021—1072），字君倚，同司马光是好朋友，两人经常相邀去拜访梅尧臣，司马光诗集中有一篇《同钱君倚过梅圣俞》即为拜梅的记录，“王畿天下枢，薄领日填积。自非奉朝请，九衢未尝识。今兹到东城，胥靡暂逃役。近指圣俞居，安能不往觌？”年轻的司马光拜访梅尧臣，心情极其崇敬与好奇，连梅尧臣的居室摆设也颇为关注：“一室静萧然，昏碑帖古壁。”梅尧臣对上进好学的司马光也很热情，写新诗赠予他，并给予人生以及诗歌创作方面的指点：“叩阶读新诗，迷暗得指擿。”司马光读诗受教，流连忘返，几乎忘记了时间：“笑言殊未足，黯然日将夕。呼马涉归途，灯火已历历。又知几何时，更有重来迹？”热切盼望着还有这样受教的好机会。

梅尧臣对二人的来访也有所记录，其《次韵和司马君实同钱君倚二学士见过》诗中说：“天京二贤佐，向晚忽来觌。……移榻近檐楹，谈诗俄至夕。”对年轻的朋友来家里共同探讨诗歌创作的问题十分欢迎，家中光线不明则移榻靠近窗户继续品读诗书，直至夕阳西下方罢。又《次韵和钱君倚同司马君实二学士见过》道：“何以延君子？唯有满床书。何以解君颐？淡句无足娱。何以留君久？灯烛已照途。……我老焉所羡，送子立踌躇。”室中虽无更多观赏之物，但满床诗书已足以与热爱诗文的君子共赏。到了灯烛俱明的时候，才依依不舍地送别友人。

君子之交淡如水。从年龄上看，梅圣俞年长司马光十八岁，是长辈，是师友；从交往内容来看，二人谈诗论诗，又是诗友。考查二人交往这一段时期，正是司马光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时期，这其中恐怕与梅尧臣不无关联，前辈的勉励、切磋与指导，对司马光有一个巨大的促进作用。所以说梅尧臣对司马光在诗歌思想上的影响，不可小觑。

梅圣俞病逝，司马光长歌当哭，作了《梅都官挽词二首》：

兵形穷胜负，史法贯兴衰。落落虽殊众，恂恂不忤时。位卑名自重，才大命须奇。世俗那能识，伤嗟止为诗。

漆灯无复曙，柏径不知春。南纪光华减，中朝俊秀贫。凄清千古韵，寂寞一邱尘。异日昭亭下，方多沥酒人。

诗人在无尽哀痛的心情下，对梅圣俞的人格魅力给予了高度评价。司马光又在《和吴冲卿三哀诗》和《和不疑送虏使还道中闻邻几圣俞长逝作诗哭之》中对梅尧臣等人的离去再次表示沉痛哀悼。

天生千万人，中有一俊杰。奈何丧三贤，前后缠期月。邻几任天资，浮饰耻澡刷。朝市等山林，衣冠同布褐。外无泾渭分，内有淄渑别。逢时敢危言，慷慨谁能夺。圣俞诗七千，历历尽精绝。初无追琢勤，气质禀清洁。负兹惊世才，未尝自标揭。鞠躬随众后，侧足畏蹉跌。钦圣渥洼驹，初生已汗备。虽有绝尘踪，不失和鸾节。宜为清庙器，俨雅应钟律。众论仍共然，非从友朋出。群材方大来，軮轧扶帝室。谁云指顾间，聊翩化异物。吊缞哭未已，病枕气已竭。同为地下游，携手不相失。绅绂顿萧条，相逢但嗟咄。诵君三哀诗，终篇涕如雪。眉目尚昭晰，笑言犹仿佛。肃然来悲风，四望气萧瑟。（《和吴冲卿三哀诗》）

昨夕邮吏来，叩门致书函。呼奴取以入，就火开其缄。不疑赋长篇，发自燕这南。痛伤江与梅，继踵良人歼。噫嗟知其二，尚未知其三。请从北辕后，覼缕为君谈。邻几虽久病，始不妨朝参。饮歠浸衰少，厥逆生虚痰。逮於易箦辰，皮骨余崆嵌。遗书属清俭，终始真无惭。圣俞食寒冰，外以风邪兼。愚医暴下之，结候愈添。惙惙气上走，不复容砭。自言从良友，地下心亦甘。钦圣体素强，药石性所谙。平居察举措，敢以不寿占。一朝暂归卧，簿领不废签。讣来众皆愕，未信犹规觇。兴言念三子，举袂涕已沾。英贤能几何，逝者迹相衔。君疑天上才，人得帝人贪。我疑人间美，多取神所嫌。茫茫幽明际，蓍蔡难穷探。忧来不可忘，终日心厌厌。（《和不疑送虏使还道中闻邻几圣俞长逝作诗哭之》）

诗人进一步表达了对梅尧臣等三人难以割舍的心情。为同一人写四首悼亡诗在司马光的诗集中仅梅圣俞一人。可见司马光对梅圣俞的钦慕程度。

对梅圣俞的诗歌创作，司马光更是极力称赞。在《圣俞惠诗复以二章为谢》中说：“我得圣俞诗，于身亦何有。名字讬文编，佗年知不朽。”“我得圣俞诗，于家果何如。留为子孙宝，胜有千金珠。”在《园中书事二绝》中说：“坐嗅白莲药，卧看青竹枝。闲斋不成寐，起读圣俞诗。”在《和吴冲卿三哀诗》中云：“圣俞诗七千，历历尽精绝。初无追琢勤，气质禀清洁。负兹惊世才，未尝自标揭。鞠躬随众后，侧足畏蹉跌。”

司马光把梅圣俞的诗视为至宝，视为千金难求的经典，可以流传不朽的宝贵财富；当自己“不成寐”时，起来诵读之，作为精神上一种愉悦的享受；同时把梅圣俞的自然天成、平淡闲雅的诗风奉为楷范，并有效仿学习之意，愿孜孜以求。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司马光如此地钦慕梅圣俞和喜爱他的诗歌，一方面是由于梅圣俞当时在文坛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自己的创作思想和实践倾向于梅圣俞。

二、学习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欧阳修博学多才，诗文创作和学术著述都成就卓著，为天下仰慕。他又是一代名臣，政治上有很高的声望。他以这双重身份入主文坛，团结同道，奖掖后进。当时著名的文学家中，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都是他的密友；司马光、苏洵、王安石受到他的引荐；而苏轼、苏辙、曾巩更是他一手识拔的后起之秀。由欧阳修来肩负革新文风的领导责任，正是众望所归。

欧阳修十分赏识司马光，在《荐司马光劄子》说司马光“德性淳正，学术通明”，历述司马光的学问文章和人品作风。司马光对欧阳修十分敬佩，并自觉向欧阳修学习，其中“续诗话”就是学习的一种方式。

第一部以“诗话”命名之书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据《四库总目提要》记载，《温公续诗话》为续欧阳修《六一诗话》而作，司马光在《续诗话》前自作小引中也说：“诗话尚有遗者，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故敢续之。”从司马光《续诗话》小序可以看出，司马光创作诗话的目的是续欧阳修《六一诗话》之“尚有遗者”，而其主要承继的方面集中表现在“记事”一端，在诗话中更多侧重的是摘录佳句、记录逸事等内容。于是文学史上第二部以诗话命名的专著《续诗话》就产生了。《温公续诗话》的篇幅比《六一诗话》略短，其所承续欧公者，首先是以“话”体谈诗的形式，闲散随便，自由灵活，短则数语，长不过二三百字，每条各自独立，各条之间无篇章联系。《温公续诗话》特以“续”字标题，在记录诗事方面，的确是有意接续《六一诗话》，其中有些条目直接承续《六一诗话》所录故事，郭绍虞《宋诗话考》 已一一列出；为“续”非重复，而是补充，比如关于九僧诗，《六一诗话》只记得惠崇一人，且云“九僧诗集已亡”，司马光则据亲眼所见隐士闵交如保存的《九僧诗集》，准确地写出九僧的名字和修行处，以及陈充收集九僧诗“集而序之”之事。对九僧诗的评价，欧阳修指出其佳句和题材局限，司马光也认为“其美者止于世人所称数联耳”。

《温公续诗话》中“科场程试诗”一条也是续《六一诗话》“自科场用赋取人，进士不复留意于诗”条。欧阳修认为国家科举的导向作用很大，以赋取人，诗就难得佳作了。司马光则认为应试之诗本来就难得佳作，不过他还是列举了五条较佳之作，但只是说这几则诗与作者入仕及成名有关，并不是说诗的艺术水平多么高超。另外，“魏野处士”条以较长篇幅评述魏野其人其诗，除评点名句外，还指出“其诗效白乐天体”，继欧阳修说“仁宗朝有数达官……常慕白乐天体”之后，又将隐逸诗人列入“白体”行列，后世文学史家接受了他的说法。这一点从诗学思想上看，《温公续诗话》又是《六一诗话》的继承。

综上所述，司马光的诗学思想与梅圣俞、欧阳修的诗歌创作主张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续诗话》在记事中品藻佳作，语简言精，虽只有三十一则，“而品第诸诗，乃极精密”。司马光的诗学思想受欧梅诗文革新的影响很大，《续诗话》在当时也对欧梅的诗学革新起到了扩大声势的作用。司马光言：“文章之精者尽在于诗。观人文徒观其诗，斯知其才之远近矣。”在这卷诗话中，司马光就明确地表现出了他对不同诗歌创作风格的好恶，反映出他评价诗人的标准，体现了他的诗学思想。

第二节 司马光诗学思想的内容

司马光不仅有论诗的专著《续诗话》存世，在他的诗文里，也散见许多论诗思想。在《温公续诗话》中除序之外共三十一条，从内容上看，多数是谈诗之本事，属“论诗及事”者，少数也有点评诗句水平者，属“论诗及辞”者。结合司马光诗歌创作，其诗学思想十分鲜明，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诗要有内容、有益于世，诗贵意在言外，诗要有趣味。后人对司马光的文论、诗论均有提及，如顾易生、蒋凡、刘明今著的《宋金元文学批评史》第一编“北宋诗文批评”中，第四章《王安石、司马光的实用文学观》，第三节专列一节讨论“司马光的实用文学观”；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三十六讲《北宋政治家的文论》亦称：“政治家的文论就和道学家的见解不一样；在当时，最足以代表的就是司马光和王安石。他们两人在政治上的意见尽管不一致，但是文论见解是一样的。……就反对雕锼无用的文辞这一点讲，政治家和道学家古文家是一致的，不过政治家更强调在‘用’的方面；就‘文’讲要重在用，就‘道’讲也一样重在用。这是政治家文论——也就是政治家学说——最突出的一点。”司马光这种诗学思想的形成，除直接受到梅圣俞、欧阳修等人影响外，还和自己的生活经历、个性气质以及时代风气等因素分不开。下面谈谈司马光主要的诗学思想。

一、诗贵有内容，有益于世

宋人论诗之为用，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即“为儒道立正理，为国是立公论，为贤士大夫立壮志，为山林立逸气”。也就是说诗歌应当具有政治功能和道德见性功能。从宋代诗歌创作的发展阶段来看，大致经历了由政治层面渐向道德心理层面的倾斜。北宋诗歌的表现功能，体现为理学家的理学诗对道德规范和义理的阐发，江西诗派诗人对人格陶养和美学的追求；到南宋时期四灵、江湖诗派那里，就蜕变为“甜美”的愉悦。北宋中叶，王安石等人也曾大力提倡诗应当“明道致用”、“有补于世”。梅尧臣也以教化讽谏为己任。理学家邵雍等更关心诗的纲纪人伦教化作用。

司马光一生致力于从政与治史，关注重心在于经邦和治民之术。从取士择才的角度出发，其认为科举应该以德为首，不应专主文辞，诗赋于施政治民是无所益用的。其力主科举改革，主张变试诗赋为试经义。在仁宗嘉祐六年的《论选举状》中就谓：

臣窃以为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事，其次艺能。近世以来，专尚文辞，夫文辞者，乃艺能之一端耳，未足以尽天下之士也.国家虽设贤良方正等科，其实皆取文辞而已。

显然，以上观点是承续孔门四科德首文末以第门人的儒家观点而来的。同样，在仁宗嘉祐八年的《送胡完夫序》中亦谓：“近世取士不然，一决之以文辞。噫，文辞岂能尽取士之道邪？天下病是久矣。”

这种思想被司马光一生所恪守，在之后的政治生涯中，他多次上奏章，表达自己这一主张。司马光反对以诗赋取士而主张以经义取士，尚德行而末文学，其认为经义有利于施政治民，而诗赋则是浮华无用之文，体现了其经世致用的儒家诗学思想。这与孔子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扬雄的“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在司马光的诗文里“有益于世”的思想十分突出。

司马光一生推崇扬雄，认为扬雄“不专为文”，有道存之，是自己心中的文人典范。司马光在论文时就坚持“文以明道”的原则，认为那些徒发声响之文颠倒黑白、迷失方向，是有害的。他著有《迂书》，自称“迂叟”、“迂夫”。其《文害》一则云：

或曰：“庄子之文，人不能为也。”迂夫曰：“君子之学，为道乎？为文乎？夫唯文胜而道不至者，君子恶诸。……而子独嗜之乎？”或曰：“庄子之辩，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迂夫曰：“然则债人也，尧之所畏，舜之所难，孔子之所恶，是青蝇之变白黑者也，而子独悦之乎？”

这是司马光对庄子之文的看法。在他看来，庄子之文离道甚远，虽然文采斐然，然而文胜而道不至，是颠倒黑白之文，不足贵。司马光对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说法笃信不疑，对于扬雄“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思想深有感触，因而排斥辞藻富丽而不以道贯之的作品。像这类观点在《迂书》中尚有很多，如：“君子有文以明道，小人有文以发身。夫变白以为黑，辕南以为北，非小人有文者，孰能之？”“言而无益，不若勿言。为而无益，不若勿为。”“使庄为扬言，斯与之矣;扬为庄言，斯拒之矣，孰党焉。”

那么“文以明道”中的“道”是什么呢？司马光认为以“利民”为主。他在《与薛子立秀才书》中这样说：

士之读书者，岂专为禄利而已哉！求得位而行其道，以利斯民也。国家所以求士者，岂徒用印绶粟帛富宠其人哉？亦欲得其道以利民也。故上之所以求下，下之所以求上，皆非顾其私，主于民而已矣。

这里司马光有力地突出了儒家学说中民本思想的客观性、现实性、实践性，是对儒学传统的发展。所以，司马光的诗歌中有许多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

司马光不但要求为文“适于用”，而且强调诗歌也应当“致用”。在《答齐州司法张秘校正彦书》中说：

终则见索恶诗，欲以示郡之贤守悴。……况近世之诗，大抵华而不实，虽壮丽如曹、刘、鲍、谢，亦无益于用。光忝与足下以经术相知，诚不敢以此为献，所可献者，在于相与讲明道义而已。……诗何为哉！诗何为哉！

这里司马光特别强调作诗即使像曹植、刘琨、鲍照、谢灵运那样“壮丽”，“华而不实”，也是“无益于用”的。在司马光看来，诗歌的作用可以沟通人际关系、歌功颂德、讽上化下等。如有一次神宗皇帝设宴款待群臣，自作诗并命群臣和诗，于是司马光作了《瞻彼南山诗》七章，并为此作《进瞻彼南山诗表》，声赞皇帝恩德，其中说：

君不交臣则无以得其心。是以诗人歌颂其君之德，多称饮食饫燕之丰，钟鼓管磬之乐，车服旌旗之盛，币帛锡予之多。盖以君臣兄弟朋友之际，舍此无以相交也。

“舍此无以相交也”说明君臣宴饮唱和诗歌必不可少，甚至是密切君臣关系的重要方式。又在《颜太初杂文序》中云：

求天下国家政理风俗之得失，为诗歌洎文以宣畅之。景祐初，青州牧有以荒淫放荡为事……太初恶其为大乱风俗之本，作《东州逸党诗》以刺之。诗遂上闻，天下亟治牧罪。又有郓州牧怒属令之清直与己异者，怜其冤死，作《哭友人诗》，牧亦坐是废。……观其《后车》诗，则不忘鉴戒矣；观其《逸党》诗，则礼义不坏矣；观其《哭友人》诗，则酷吏愧心矣。

在司马光眼里，诗歌具有和君臣、颂圣德、讽政理、教吏民的作用，这些都是正统儒家的诗学观。司马光自己创作也是坚持这种思想的，如《读书堂》写道：“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表明自己不信邪说、独尊儒术的立场。

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司马光的诗歌理论倾向：重内容，重有用；反对无病呻吟、形式华丽而空洞无物的作品，辞藻华丽空无一物的诗，可以说在司马光诗集中几乎找不到。那些有感而发之作也正是其重诗歌“有内容”、“有用”的具体实践。这一点后人评价比较恰当，苏轼在《司马温公形状》中说：“其文如金玉谷帛药石也，必有适于用。无意之文，未尝一语及之。”顾栋高在《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年谱》序中说：“其文不事高奇，粥粥乎如菽粟之可以疗饥，参苓之可以已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