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返回苏格兰

1561年8月

玛利亚·斯图亚特于1561年8月19日在利斯下船，这时北部海岸夏季罕见的浓雾笼罩着沙滩。她抵达苏格兰时和告别可亲的法兰西时的情景大不相同。在那里，法国贵族的精英组成浩浩荡荡的队列护送她。公爵与伯爵们，诗人与乐师们对她执礼甚恭，向她致敬问候。在这里，没有人迎候。帆船靠岸时，才有一些普普通通的人惊讶而好奇地聚集拢来：几个身着质地粗劣、干活时穿的衣服的渔夫；几个闲荡的士兵；几个小贩和赶羊到城里来卖的农人。他们畏怯地，而不是兴奋地看着这些衣着阔气、打扮考究的命妇和贵族从驳船上岸。双方对视彼此都是陌路人。这样迎接她实在太冷漠、无情而严峻，一如这片北国土地上常见的习性。就在最初的时刻里，玛利亚·斯图亚特痛苦地看到故乡极度贫困。她在海上航行五天，等于倒退了一个世纪，从一个拥有广阔的天地和丰足的财富、耽于享乐、惯于铺张、善于品味的文化背景转入一个空间狭窄、死气沉沉和满目凄凉的环境。这个城市曾经几十次遭到英国人和内讧者的劫掠和烧毁，已经没有一座宫殿，没有一处豪宅可以勉强地用来接待她。作为本国的女王她只好在一个普通的商人家里借宿，聊以栖止。

乍见留下的印象具有巨大的威力，能够刻骨铭心，影响此后的人生道路。也许这个年轻的女子还不清楚，在她去国十三年后归来踏上自己的土地时像陌生人一样的深刻感受究竟是什么。这是思念家园的痛苦？还是并不自觉的渴望，祈求在法兰西土地上已经习惯喜爱的温暖而甜蜜的生活？还是这片灰暗、异样的天空投下的阴影？还是灾祸临头的预感？不管怎样，正如布朗托默所述，玛利亚·斯图亚特一见身边无人，便忍不住流泪。不是像威廉（征服者）^[1]那样坚强而自信地怀着“理当为君，舍我其谁”的豪情登上不列颠岛——惶惑是她最初的感觉，这是对来日遭遇的预感与恐惧。

第二天，她的同父异母兄詹姆士·斯图亚特摄政（大家都管他叫莫雷伯爵）闻讯带了几个贵族骑马赶来，护送她去近处的爱丁堡，做出给她面子的姿态，但这不是一个气派不凡的接驾队列。英国人则找了一个有破绽的借口，说是为缉捕海盗扣了其中一艘船，上面载着御厩的骏马。而在这座小城利斯只能勉强给女王找来一匹凑合着能骑、凑合着戴上笼头的马。但伴送她的妇女和贵族们非常恼火，他们只能将就着骑上从附近的草料棚和马厩里牵来的粗野的驽马。此情此景令玛利亚·斯图亚特泪水盈眶。她不由得再一次体会到，丈夫去世使她失去的何其多，而仅仅当一个苏格兰女王，比起过去做法兰西王后，又算得了什么。她生性高傲，不愿让臣民见到她这副有失身份的寒酸相，因而她无意招摇过市进入爱丁堡，而是带着随从立即骑马去城墙外面的霍利罗德宫。这座她父亲营造的建筑修有几个圆形塔楼，黑黝黝地坐落在原野深处，碉堡的雉堞在平畴的衬托下显得那样倔强。从外面乍看，这座宫殿轮廓清晰，像方石那样厚实，气势宏伟。

可是到了里面，每一间宫室都给这个被法兰西娇惯了的女王留下冷冰冰、空荡荡、四壁萧然的印象！没有织花壁毯，没有四面墙上在意大利镜子里互相映照的灯光，没有昂贵的帷幕，没有闪亮的金银。多年来这里已没有作为王宫使用过，在那些不见人影的居室里已听不到笑声。她父亲去世后，没有一个国王亲自主持翻修和装饰过这座建筑。在这里，她举目四顾，也是了无生气的贫困，一如她这个王国自古以来多舛的命运。

爱丁堡的居民一听到他们的女王已经到了霍利罗德，便连夜出城欢迎她。风雅、娇气的法国贵族用自己的趣味来衡量，觉得当地民众表示敬意的方式略嫌粗率和土气，这也并不奇怪。爱丁堡的市民没有宫廷乐师演奏的柔和的牧歌和谱成美妙曲调的抒情诗，可供龙沙的女门徒欣赏。他们仅仅按照古老的传统方式庆祝女王回国：这个贫瘠的地方只有大木块取之不尽，他们就在一片片空地上把这些木头堆积起来，于是冒出赏心悦目的火焰通宵达旦。然后他们聚集在女王的窗下，用风笛、横笛和其他粗笨的乐器，奏出他们听来是器乐、温文尔雅的客人们觉得是喧嚣的声音，同时男人粗大的嗓门唱起赞美诗和宗教歌曲，因为加尔文派的牧师不许他们唱世俗歌曲。他们竭诚奉献的只能是这样。但是玛利亚·斯图亚特对这样的善意迎接感到高兴，至少表示出觉得亲切和愉快。在这抵达的最初时刻，君主与臣民之间几十年来总算第一回又有了融洽的气氛。

一个政治上毫无经验的君主将面临无法估计的难题，对于这点女王与谋臣都没有自己欺骗自己。苏格兰显贵、智囊中的翘楚梅特兰（勒廷顿）写道：玛利亚·斯图亚特归来，将不可阻挡地上演一部又一部非同寻常的悲剧。即使是一个充满活力、坚决果敢的男人运用铁腕，也难以在这里争得长治久安，更何况是一个对本国已不了解，对治国完全外行的十九岁女子！一个贫穷的国家；一伙腐败的贵族——他们巴不得有机会兴风作浪，挑起战争；无数家族——他们陷于无休无止的争执与纠纷之中，等着有一个借口把彼此的仇恨变成一场内战；天主教的和新教的僧侣——他们咬牙切齿地争夺霸权；一个虎视眈眈、居心叵测的邻国——它使出高明的手段，利用每一个由头制造混乱；还有，互相敌对的列强——它们都冷酷地想把苏格兰拖进他们之间的血腥搏斗中去。这便是玛利亚·斯图亚特看到的局面。

在她踏上自己的国土时，正是这些纷争处于剑拔弩张的关头。她从母亲那里接过来的并不是充盈的国库，而是要命的遗产——“祖传的祸胎”。这就是宗教矛盾，这一争斗在这里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激烈，教人无所适从。她无忧无虑地在法国度过的那几年里，宗教改革在苏格兰取得了节节胜利。一家人之间、乡村和城市之间、宗族之间、家庭之间都出现了可怕的裂隙：贵族当中一部分人信新教，一部分人信天主教；城里的人们转而改宗新的教派，城外的人仍然信奉旧的教派；这个氏族同那个氏族作对；这个家族同那个家族为敌。狂热的教士不断煽动彼此之间的仇恨。异族列强则在政治上支持这一方或另一方。但对玛利亚·斯图亚特来说危险首先在于：正是最有势力最有影响的贵族站在敌对的一方，站在加尔文宗的阵营里。这一伙人觊觎权位，一身反骨，他们窥伺机会，以攫取他们垂涎的大量教会财产。他们终于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打着卫道的旗号，说是作为“会众^[2]勋爵”要保护真正的教派，因而反对他们的女王。他们随时都能为此得到英国的援助。为了通过叛乱与征讨从信奉天主教的斯图亚特家族手中夺取苏格兰，素来节俭的伊丽莎白已经花费了二十多万英镑。甚至到了现在，已经煞有介事地缔结了和约，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大部分臣民依然在暗地里为伊丽莎白效劳。玛利亚·斯图亚特只要改宗新教，本可马上恢复均势，她的一部分谋臣也竭力这样劝说她。然而她是吉斯家族的一员，出身于热心的天主教先驱之家。她自己虽然不是虔诚到入迷的程度，但也坚定而热烈地忠于祖祖辈辈的信仰。她永远也不会背离自己信奉的宗教。即使身处极度危险的境地，由于天性果敢，她也宁愿选择永无休止的斗争，而不肯违背良知采取一时懦弱的做法。可是这样一来，便在她与贵族之间形成了不可弥合的裂隙。一个君主与群臣分属不同的宗教，必将酿成灾祸。天平不可能永远剧烈地摆荡，总有一天会见分晓。事实上，玛利亚·斯图亚特只能两者择一：控制住或者屈从于宗教改革。路德^[3]、加尔文^[4]与罗马^[5]之间无法避免的纷争有如鬼使神差竟交织在玛利亚·斯图亚特应付各方的过程中，产生戏剧性的结局。而决定因素则是伊丽莎白与玛利亚·斯图亚特之间的个人矛盾，英国与苏格兰之间的斗争，这一矛盾与斗争影响甚大，因而英国与西班牙、改革与反改革之间的冲突亦有了结果。

形势本已严重，而宗教的分歧在这里又渗入到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家族中、宫室内、枢机里，这就雪上加霜。她不得不把国务重任交托给苏格兰最有权势的人物，她的同父异母兄詹姆士·斯图亚特，即莫雷伯爵。他是铁杆新教徒，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玛利亚斥之为异端的苏格兰教会的保护人。四年前，他带头在护教者即“会众勋爵”的誓词上签字，承担“摒弃撒旦教义及其迷信与偶像崇拜，公开声明与之对抗”的义务。他们摒弃的撒旦教义就是天主教教义亦即玛利亚·斯图亚特信奉的宗教教义。这样，女王与摄政之间从一开始便出现了在人生观的终极与根本上的鸿沟，这样一种情况也就预示了国无宁日。女王内心深处只有一个念头：要在苏格兰镇压宗教改革。但她的摄政哥哥则一心要在苏格兰将新教奉为舍此无他的宗教。这样一种严峻的信念对立不可避免地一有机会便会导致公开的冲突。

这个詹姆士·斯图亚特注定要在“玛利亚·斯图亚特”这部剧本里担当至关重要的角色之一，命运为他安排了一场重头戏，而他也深谙此道，得以成为演好这个角色的能手。虽为同父之子，他却是父王与出身苏格兰最高贵的家族之一的名门闺秀玛格丽特·欧斯金多年同居所生。尽管他有王室的血统，同样又有坚毅的活力，看来天生就是当之无愧的王位继承人，然而当时詹姆士五世的政治地位处于劣势，被迫放弃与他宠爱有加的欧斯金小姐缔结合法婚姻的念头，为了巩固政权，确保财力不得不与后来成为玛利亚·斯图亚特母亲的法国公主结婚。因此，这个雄心勃勃的王子便有了非婚生的致命伤，永远无望登上国王的宝座。虽然经詹姆士五世的请求，教皇公开承认他与另外五个非婚生子女的王室血统，但莫雷依然只是一个无权问津父亲王位的私生子。

历史及其最伟大的描绘者莎士比亚无数次写下了私生子的心灵悲剧。这类子而非子者被国家的、教会的、尘世的规章制度无情地夺走了大自然铭刻在他们血液里和外貌上的权利。受制于成见——所有意见中最冷酷最顽固的一种——这些非婚生儿子，这些不是在龙床上生出的儿子被置于大都庸庸碌碌的龙种之后。那些无能的儿子并非爱情的结晶，而是政治权术的产物，而私生子却永远被排挤被驱逐，他们本该发号施令，应有尽有，反要仰面求人。然而，一个人要是被盖上有目共睹的劣质印记，那么这种恒久的自卑感或者会使人一蹶不振，或者会使人自强不息。这种压力既可能摧毁一个人的意志，也可能奇迹一样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如果一个人生性懦弱而温顺，将由于这种屈辱而变得比原来还要卑微，作为乞求者或谄媚者接受被承认的合法者的施舍或一官半职。可是如果一个人生性刚强，这种厚彼薄己的处境就会使各种各样原来模糊不清、受到压抑的内在力量变本加厉。如果不知趣不让他顺顺当当地取得政权，他就会自辟蹊径夺取权力。

莫雷就是一个生性刚强的人。那些身为国王的斯图亚特家族祖先睥睨一切的果敢禀性、他们的傲气、他们的统治意志在他的血液里剧烈地激荡，孕育着阴鸷可怕的冲动。他堪称伟岸丈夫，相貌堂堂，凭他的机巧、心无旁骛的决断，在贪婪成性的勋爵和伯爵那伙宵小之徒当中无异于鹤立鸡群。他目标远大，诸般算计都用政治眼光通盘考虑。他聪敏一如妹妹，但这个年届三十的哥哥遇事冷静，具有男性的阅历，在这方面他的妹妹就难以望其项背。他居高临下，看她就像看一个正在玩耍的小孩，只要她并不妨碍他的运作，便让她尽情玩耍。他是一个成熟的男子，不像他的妹妹一样会一时兴起，神经质地想入非非。作为执政者，他并非大勇过人；但他深谙等待时机、韬光养晦的诀窍，这比在激情驱使下匆忙行事更能确保成功。

真正的政治才干总是首先表现在：一个男子从一开始便放弃无法强求的利益。对于这个非婚生儿子来说，这种不可企求的利益就是那顶王冠。莫雷深知，他永远不能自称为詹姆士六世。既然任何时候他都不可能取得君王的称号，因此这个思虑周密的政治家始终把有朝一日登上苏格兰王位的非分之想搁置一边，以便更加实实在在地保住苏格兰执政者——摄政的地位。他放弃了权位的种种标志，放弃了表面的风光，都是为了把真正的权力更加牢固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他年纪轻轻便攫取最具感性形态的权力：财富。他继承父王的大宗遗产，他获得旁人丰厚的馈赠，他利用废除寺院土地私有，他利用战争从中得益，每次收网都以满载而归为当务之急。他毫无顾忌地接受伊丽莎白的津贴。等到他妹妹玛利亚·斯图亚特作为女王归来，就不得不承认，他已是国内最有财势的人物，尾大不掉，谁也动不了他。她想同他好好相处，与其说是真有感情，不如说是无可奈何。为了确保自己的统治，她听任他予取予求，以填塞他永不餍足的追求财富与权力的贪心。这样一来，莫雷这一双手——玛利亚·斯图亚特总算碰得好——还真管用：能收能放。他是一个天生的国务活动家，擅长屡试不爽的中庸之道：既是新教徒，又非圣像捣毁者；既是苏格兰的爱国者，又得到伊丽莎白的青睐。他同勋爵们的交情还过得去，但到时候也会让他们知道他的厉害。——总的来说，这个人冷酷、刚强而工于心计，不会为权力的表象所迷醉，只有权力本身才能使他得到满足。

这样一个非凡的人物，如果辅佐玛利亚·斯图亚特，会使她受益无穷；一旦反目，便是她的灾星。作为同父的哥哥，由于相同的血统而联结在一起，就算事事为私，保住妹妹的权位，对自己也有百利而无一弊，因为要是汉密尔顿或戈登家族有人取代她，就绝不可能给他这么多毫无节制的执政权力与自由，他也乐得让她出头露面。他看着在举行各种隆重的仪式时人们以节杖与王冠为她开道，只要他确知真正的权力握在自己的手里，便一点也不嫉妒。可是在她打算自己执政、有损他的权威时，此一高傲的斯图亚特与彼一高傲的斯图亚特便产生针锋相对的冲突。出于同样的动机，具有同样的力量而同类相争，这种敌对情绪比任何仇恨都更强烈。

还有，梅特兰（勒廷顿），宫廷里第二号要人，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国务大臣也是新教徒。但他起初也拥护她。梅特兰其人能干、灵活而儒雅——伊丽莎白称之为“智多星”。他不像莫雷那样专横跋扈。作为一个善于权变者，他爱玩弄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权术、阴谋，醉心于纵横捭阖的技巧。他关心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原则，并不是宗教或祖国，并不是女王或王国，而是到处插手，随心所欲地把千丝万缕的关系编起来或者拆开来的杂耍一样的本领。他个人对玛利亚·斯图亚特出奇地抱有好感——四个玛利之一，玛利·弗来明成为他的妻子——但他对女王既非很忠诚，又非很不忠诚。女王诸事顺心，他为她效劳；女王处境危险，他就离开她。在他身上，在这面色彩斑斓的风信旗上，他可以看出风向对他有利还是不利。作为地道的政客，他不是为她，为这位女王，为这个朋友出力，而是仅仅为她交上好运而锦上添花。

这样，玛利亚·斯图亚特在踏上自己的国土时，左顾右盼，无论在这座城市里，还是在自己的宫廷里都找不到一个可靠的朋友——这可是凶兆哇。但总算有一个莫雷，有一个梅特兰，可以靠他们执政，同他们通气——可是从最初一刻开始就有一个平民出身、炙手可热的人物与她作对，同她势不两立，对她寸步不让，怀着冷酷无情、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敌意。这就是约翰·诺克斯，他是爱丁堡的民众传道士，苏格兰教会的组织者与带头人，宗教煽动的老行家。在她与他之间展开了一场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斗争。

个中缘由在于：诺克斯的加尔文派绝不是仅仅要革新教会，而且还要实行一成不变的国教制度，这可以说已是新教的顶峰。他盛气凌人，摆出一副主宰的架势，甚至狂热到这样的程度，竟强求国王屈从于神权戒律的奴役。玛利亚·斯图亚特生性温顺随和，要是遇上高教会派、路德宗或者仅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改革形式也许都有谅解的余地。可是唯我独尊的加尔文派从一开始就排除了与一个真正的君主取得协调的任何可能。甚至在政治上利用诺克斯给她的对手制造麻烦的伊丽莎白也讨厌他的为人，因为他目空一切叫人受不了。这种可怕的狂热必然更使玛利亚·斯图亚特感到恼火。她乐观开朗，讲究享受，爱好文艺，最使她难以理解的莫过于日内瓦教义^[6]的枯燥、严厉的规范，对生活乐趣的敌视，对艺术的极端仇恨；最使她难以忍受的莫过于目中无人、古板僵化的戒律，竟然要禁止笑，要谴责美，把美视为罪恶，把她所珍爱的一切毁掉：习俗的欢快形式、音乐、诗歌、舞蹈，而且使这个本来已够死气沉沉的环境充满了阴森气氛。

约翰·诺克斯正是使爱丁堡的苏格兰教会呈现出这种僵化、古板的面貌的人，他是所有教会创始人当中最死硬、最狂热、最冷酷的一个。他的无情与刚愎甚至超过自己的老师加尔文。他本是一个职位低下的小小天主教神父，凭着一股自以为是的狂热投身于宗教改革，成为乔治·威沙特^[7]的弟子。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母亲曾将威沙特活活烧死。吞噬他老师的火焰继续在诺克斯的心底冒出。他曾是反抗女摄政的首领之一，被法国援军俘虏押送到法国在橹舰上划桨服苦役。他戴着镣铐待在那里很长时间，但是很快他的意志就变得像那副镣铐的铁一样。释放以后，他去投靠加尔文，体会到布道的力量，出于极端拘谨的心理对一切具有明快特点的文化现象产生冷酷无情的憎恨。他返回苏格兰不到几年，便以其强加于人的高超本领使得勋爵们和老百姓加入了宗教改革。

约翰·诺克斯或许是历史上宗教狂热者中最极端的典型人物。他比路德要冷酷，路德偶尔还会有动于衷。他比萨伏那洛拉^[8]要刻板，萨伏那洛拉还有能言善辩的、又无形之中会令人得到启迪的才华。诺克斯生性固执，毫无变通，这种要命的闭目塞听的思维方式使他成了思想狭隘、僵化的那种人之一。这种人只认定自己的真理才是真理，自己的道德才是道德，自己的基督教才是基督教。如果谁另有想法，就被视为罪人；如果谁偏离他的要求一丁点儿，就被视为撒旦的奴仆。诺克斯身上有自我陶醉者那种蛮勇，有目光短浅的狂热者那种亢奋，有自以为是者那种令人掩鼻的傲气。它的无情中同时潜藏着一种包孕危险的乐趣，领略自己冷酷的乐趣。他的刚愎中隐含着一种阴险的兴致，欣赏自己永远正确的兴致。每逢星期天，他便站在圣贾尔斯大教堂的布道坛上，长须飘拂，俨然是苏格兰的耶和华，声嘶力竭地发泄仇恨，诅咒所有不来听他讲道的人。他，这个除灭欢乐者，咬牙切齿地辱骂那些“撒旦种”，他们漠不关心，无所用心，不按他的教条，不按他的观点敬奉上帝。这个狂热的老人除了固执己见而洋洋得意以外，别无任何乐趣，除了自己的事业取得成功以外，别无任何公道。只要随便哪个天主教徒或者其他方面一个对头被除掉、或者被侮辱，他便幼稚可笑地欢欣雀跃。要是一个苏格兰教会的敌人被谋杀，这一可喜可贺的举动当然出于上帝的旨意，得到上帝的支持。当可怜、瘦小的男孩弗朗西斯二世，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丈夫由于他那只“不肯听上帝的声音”的耳朵流脓而死去时，诺克斯在传道坛上奏起了得胜的歌曲。当玛利·德·吉斯，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母亲去世时，他兴高采烈地宣讲：“但愿上帝大发善心使我们摆脱瓦罗亚血统的其他人。阿门！阿门！”他布道无异于咄咄逼人地挥舞着惩戒的鞭子，人们从未感受到福音的宽容与善良。只有复仇之神，只有仇恨、无情的复仇之神才是他的上帝；只有《旧约》，只有《旧约》之中关于凶杀、残忍的记述才是他的《圣经》。他在布道时气势汹汹，反反复复地讲到摩押^[9]、亚玛力^[10]，讲到所有长相像以色列人那样的敌人，说应该用火与剑来灭绝所有这些人。事实上，他是指真正的——亦即他自己的——宗教信仰的敌人。要是他言词激烈，痛骂耶洗别王后^[11]，听众心里雪亮，明白它实际上指的是谁。像雷暴骤起，黑云压顶，来势凶猛，遮没了无垠的天空，闪电焦雷令人胆战心惊，加尔文宗教思想覆盖了苏格兰大地，敌对的紧张气氛随时都会爆发，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这个毫不动摇、自有主见的人只是自己发号施令，只要别人俯首帖耳，同这样的人根本无法妥协。任何招抚、争取的努力只会使他更加无情、更加傲慢、更加苛求。这种自负而顽固的习性宛如石块，任何互谅的意图都将撞得粉碎，这种自称为上帝而奋斗的人是世上最不安分的人。他们自以为听到神谕，所以充耳不闻任何反映人情的言词。

玛利亚归国还不到一个星期，就自然而然地觉得眼前这个狂热者确实会令人不寒而栗。在她执掌政权以前，她不仅确认了全体臣民都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她本性宽容，这几乎并不意味着一种牺牲——甚至还对在苏格兰有禁止公开做弥撒的法律听之任之——这是对约翰·诺克斯的追随者一种痛苦的容忍，用诺克斯自己的说法，他“宁可目睹一万个敌人在苏格兰登陆，也不愿意耳闻仅仅做了一次弥撒”。当然，这个虔诚的女天主教徒，这个吉斯家族的外甥女保留了这样的权利，即：在家庭小教堂里不受干扰地进行自己的宗教礼仪活动。国会也并无异议，同意了这一正当要求。可是第一个星期日，在她自己家中，即在霍利罗德小教堂里刚准备好要举行天主教礼拜仪式，就有被煽动起来的人群气冲冲地拥到门前。教堂司事正要拿往祭坛的祝圣蜡烛硬给夺走毁掉。叽里呱啦声越来越响，说要把“崇拜偶像”的神父赶走，甚至干掉。反对做“撒旦礼拜”的叫喊声越来越激烈。眼看在女王自己家里随时都会掀起一场宗教风暴。幸亏莫雷勋爵——尽管他自己就是“苏格兰教会”的开路先锋——赶来挡住狂热的群众，守住入口。礼拜仪式在惶恐不安中结束后，莫雷把吓坏了的神父送回房间，使他并未受到伤害。公然挑衅可能引起的不幸事件终于被制止了，女王的威信也勉强保住。但是欢庆女王返国的活动——诺克斯怒火中烧讥之为“笑料”——便草草中止，让他看着打心眼里高兴：惯于幻想的女王第一次尝到在本国的现实中碰壁的滋味。

约翰·诺克斯

玛利亚·斯图亚特勃然大怒，以此回答这次侮辱。她泪如泉涌，言词激烈，发泄着压在心头的怨恨。这就又一次较为清晰地反映出她迄今表现得并不明显的性格特点。这个从小得天独厚的年轻女子心地善良，性情温柔，待人宽厚随和。从宫廷里最上层的贵族，到侍女、奴婢众口一词盛赞她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诚恳真挚。她之所以得到每一个人的好感，因为她对谁都从不疾言厉色、盛气凌人、自诩尊贵。由于她纯朴自然，宽以待人，也就使人忘掉她所处的优越地位。但是这种大方而诚挚的基础却是坚定的自信，在没有人触动它的时候，始终看不出来。一旦有谁胆敢对此加以抵制或反抗，它马上就会剧烈地迸发出来。这个引人注目的女子有时可以忘掉对她个人的冒犯，然而丝毫不能容忍对她王权的侵犯。

因此，这破天荒的侮辱她一刻也不能置之不理。这种肆无忌惮的行为必须从一开始就立即彻底制止。她心里明白这要依靠谁才行。她知道就是那个异端教会里的大胡子煽动民众反对她所信仰的宗教，驱使这帮家伙上门闹事。她马上决定要好好地教训他。玛利亚·斯图亚特从小习惯于法国的王权统御一切、子民俯首帖耳的制度，在受到上帝恩赐的感觉中长大成人，无法想象竟然有一个臣民，一个百姓与她作对。她对什么都有思想准备，就是没有料到居然有人胆敢公然甚至无理地同她对着干。可是诺克斯就等着她，还巴不得她采取行动。他说：“我曾经面对众多发怒的男子毫无惧色，并未失态，怎么会让这个尊贵的女子那张漂亮的脸蛋给吓唬住呢？！”他兴冲冲地赶往王宫，因为争论——用他的话来说，为上帝的争论——是每一个宗教狂热者的极大兴趣。上帝把王冠赐给国王，也把热情的言词赐给自己的牧师和使者。在约翰·诺克斯看来，苏格兰教会的牧师作为神权的卫士居于国王之上，他的任务是在尘世维护上帝的统治，必须毫不犹豫地挥舞凝聚着愤恨的大棒教训那些离经叛道者，像古代撒母耳^[12]和《圣经》里面的士师^[13]那样。这就出现了如同《旧约》里所记载的场面：国王的高傲和牧师的自负发生了针尖对麦芒的冲突。这里并不是仅仅一个女子和仅仅一个男子谁占上风的问题。这是两种古老的思想成千上万次后的又一次殊死搏斗。玛利亚·斯图加特尽量采取温和的态度，以求达成谅解。她隐忍了恼怒希望国家太平无事，于是彬彬有礼地开始谈话。可是约翰·诺克斯打定主意对她不客气，要让这个“崇拜偶像的女人”看看，在世上任何有权有势者面前稍稍低一下头他都不干。他缄默而阴沉，不像一个被告，倒像一个原告。他倾听着女王指摘他写的《反对牝鸡司晨咄咄怪事的第一声号角》，因为他在这本书里认为妇女不应该拥有王权。可是同一个诺克斯，由于同一本书却卑躬屈膝地向信仰新教的伊丽莎白祈求原谅，现在又在他的“教皇派”女国君面前，使用各种含混不清的言词，以此固执地坚持己见。谈话渐趋激烈。玛利亚·斯图亚特直截了当地问诺克斯，臣民是否应该绝对服从君主。玛利亚·斯图亚特期待的回答是“当然”。可是这个机灵的变色龙借助譬喻硬说服从的本分也有一定的限度。他说：如果一个父亲失去了理智，要想杀害自己的孩子们，那么这些孩子就有权利把他的手缚住，把他的剑夺下。如果国君迫害上帝的孩子们，那么他们就有反抗的权利。女王一听到这种通过假设来表述的限制，立刻就感受到：这个神权政客对她的统治权抱着逆反的心理。“这么说，”她问道，“我的臣民要服从您，而不是服从我吗？这么说是我臣属于您，而不是您臣属于我吗？”

这虽然正是诺克斯的想法，但他很谨慎，在莫雷面前并没有十分明确地把它说出来。“不是这样，”他支吾地答道，“君主和臣民两者都应该服从上帝。男国王应当是教会的衣食之父，女国王应当是教会的乳母。”

“可是，我并不想给你们的^[14]教会喂奶，”女王为他措辞模棱两可所激怒，反唇相讥道，“我要照料罗马天主教会，我认为这才是上帝的教会。”

现在终于短兵相接了，对话已经集中到一个虔诚的女天主教徒和一个狂热的新教徒彼此无法妥协的焦点上。诺克斯变得非常粗鲁，竟说罗马天主教是不能嫁给上帝的婊子。女王不许他使用这种污辱她良知的字眼。于是诺克斯用挑衅的口气回答说：“良知需要真知。”他还说，他担心女王缺乏真知。这第一次谈话不仅没有取得和解，反而加深了敌对情绪。他心里明白：“这个撒旦不好对付”，不能指望这个年轻的女王会知难而退。“在同她争论时，我看到至今从未在这般年龄的人身上见过这样坚定的意志。从此，宫廷与我，我与宫廷都已一刀两断。”他愤恨地写道。另一方面，这个年轻的女子也第一次意识到她的王权有多大的限度。诺克斯昂首离开宫室。他得意洋洋，因顶撞了女王而踌躇满志。玛利亚·斯图亚特留在原处，闷气郁结，痛苦地看到自己无能为力，不禁热泪滚滚。但这是最后一次流泪。很快她就会认识到：人们不能仅仅依靠血统关系继承权力，还得不停地通过斗争和蒙受屈辱重新夺取才行。

[1] 威廉（征服者）（1027—1087），英国国王（1066—1087），原为法国诺曼底公爵，1066年英王爱德华（忏悔者）死后，在教皇支持下入侵英国，自立为英王，称威廉一世。

[2] 会众，指苏格兰教会（即苏格兰长老会，基督教新教加尔文宗的教会）会众。

[3] 路德（1483—1546），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

[4] 加尔文（1509—1564），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家，基督教（新教）加尔文宗的创始人。

[5] 罗马，此处指设在罗马城西北梵蒂冈的罗马教廷，这是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领导机构。

[6] 日内瓦教义，指加尔文主持拟订的强调严谨道德规范的新教信仰纲要。

[7] 威沙特（1513—1546），苏格兰宗教改革家，抨击罗马教廷与天主教，后被判火刑，死于圣安德鲁斯。

[8] 萨伏那洛拉（1452—1498），中世纪后期意大利宗教改革家，抨击教皇与教会的腐败，揭露美第奇家族的残暴统治，拒绝教皇的召见，焚毁教堂奢侈品，后被判火刑处死。

[9] 摩押，指死海之东摩押的闪米族人。

[10] 亚玛力，指西奈半岛的贝督因人。

[11] 耶洗别，转义指荡妇，悍妇。据《旧约·列王纪下》第十六章，以色列王亚哈娶耶洗别为妻。耶洗别放荡而残忍。

[12] 撒母耳，《圣经》故事人物，以色列最后一名士师和早期先知。

[13] 士师，以色列人建国前临时性军事首领。

[14] 你们的，玛利亚·斯图亚特在此以前用“您”称呼诺克斯，在这里改用“你”（“你们的”），流露出情绪、态度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