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推动岩石^[1]

1561年—1563年

年轻的女王在苏格兰孀居中度过的最初三年里还算风平浪静。在她身上，所有重大事件都集中表现为一个个极其短促而又震撼人心的生活片断，这（深深地吸引了剧作家们）是她一生境遇的特有形式。那几年里，莫雷与梅特兰治国，玛利亚·斯图亚特挂名。这样分权，对整个国家再好不过。无论莫雷还是梅特兰的治国手法都灵活而审慎；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挂名技巧亦属上乘。她是天香国色，丰姿绰约，擅长各种高雅的艺术，又是尚武刚勇的女骑手、动作敏捷的女球员、志在必得的女猎人，凭她的体态神采便已博得众人的倾慕。爱丁堡的老百姓自豪地看着这个斯图亚特家族的女儿清早在花团锦簇的骑兵行列中，举手托着猎鹰，骑马出来，见到有人向她致敬，便亲切、愉快地答礼。这位姑娘一样的女王回归故土，给这个苦寒、死气沉沉的国家带来了轻松欢快的活力、激动人心的景象、富有幻想的情调、像一缕阳光般的青春气息和美好意趣。一个具有青春气息和美好意趣的君主不可思议地在任何一个民族都会得到子民的爱戴，而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尚武刚勇气概更能赢得那些勋爵的尊敬。她可以一连几天率领随从骑马往前猛冲而毫无倦意。正如在她和蔼可亲获得好感的举止后面那个尚未敞开的内心世界里潜藏着不屈的高傲心性，她那高挑、娇嫩、轻盈、柔软有如柳条的女性躯体里积蓄着非凡的力量。她的尚武热情如火，不识辛劳为何物。有一回，她沉醉于绝尘疾驰中，对一个随从坦言，她愿生为男儿身，可以一尝通宵待在野外的况味。当摄政莫雷征讨反叛的亨特利家族时，她毅然骑马随军，胯边佩带重剑，腰里别着短铳。这次令人兴奋的冒险使她感到无比痛快。狂暴与危急给她带来新鲜而强烈的刺激。将自己整个投入进去，连同全部的力量、全部的兴趣、全部的热情，这便是这个女强人深藏心底的奥秘。在这次出征的马背上、车子里，她像一个猎人、一个武士，吃苦耐劳；而在宫廷内，她则是深谙艺术和文化的君主，又能以与此相称的身份行事。在自己这个小天地里，她是最愉快、最和气的女性。她将转眼逝去的青春和时代的理想、勇武与轻盈、坚强与温厚结合在一起，显示出高雅和富有情趣的气度，堪称典范。在这多雾、寒冷、笼罩着宗教改革阴影的北国，她的形象映射出行吟诗人歌咏的温文尔雅即将消失时的最后一缕余晖。

这位姑娘模样的少妇或者说少女一般的孀妇娴雅洒脱，她的形象从来没有像在她二十岁、二十一岁时那样光彩照人。就在这一点上，极度辉煌亦来得太早，她浑然不觉，亦未加发挥。她的内在活力还未充分觉醒，潜在的女性还未感受到热血奔腾的取向，个性也还未定型、成熟。只有在亢奋中，在危急时，真正的玛利亚·斯图亚特才显露出来。但是在苏格兰的最初几年里仅仅是漠然等待，打发时光，准备行动，却又不知道为了什么，为了哪个，有如奋力进行关键的一搏之前深深吸了一口气，这是一个乏味、无聊的瞬间。玛利亚·斯图亚特还是半大孩子时便已拥有法兰西。她根本就不在乎在这不值一提的苏格兰做国王。她回归家乡并非为了统治这个贫穷、窄小、偏远的故国。从一开始她就把这顶王冠看做赌注，要在世界赌场上赢得一顶更加体面的冠冕，可见玛利亚·斯图亚特绝非像人们所想或所说的那样胸无大志，作为循规蹈矩的苏格兰王位继承者，但求安分守己、太平无事地管理父王的遗产。谁认为她的雄心不过尔尔，那就小看了她的抱负。事实上，她十五岁曾在巴黎圣母院与法国王储结婚，在卢浮宫作为几百万人的女君主受到过隆重的庆贺。她永远也不会满足于做一个手下只有二十几个飞扬跋扈、土气未脱的伯爵和男爵的国君，做一个统治几十万羊倌与渔夫的女王。仅凭主观臆断硬说她对自己民族具有爱国心，那是虚假透顶的编造，其实这是此后几百年间的发明。除了她的头号对手伊丽莎白以外——十五、十六世纪的君主心目当中还完全没有自己的子民，他们只想到个人的权势。王国与王国可分可合，就像衣服可以缝制可以拆开一样。国家的成因在于战争与婚姻，而不是民族内部规律的必然发展趋势。所以我们不能感情用事，以免产生误解——当时玛利亚·斯图亚特随时都会拿苏格兰去换取西班牙的、英国的、法国的或者随便哪个国家的王位。真要那样，她离开故乡的森林、湖泊、具有诗情画意的城堡时，可能不会流下一滴眼泪。强烈的雄心，驱使她一直只把自己这个蕞尔小国视为实现更高目标的跳板。她知道：凭她的继承权利，注定该当君主；凭她的美貌和修养，配戴欧洲任何一顶王冠。像她这般年龄的其他女子梦想着无可估量的爱情，她的雄心促使她以同样朦胧的激情一心要取得无可估量的权力。

因此，起初她将政务托付给莫雷和梅特兰，毫无嫉妒之心，甚至确实没有与闻其事的意兴。——这个贫穷小国对于她，对于这个早早登位的女子，对于这个过早地为命运所娇惯的女子算得了什么？——她放手让那两个人当政治国，并不猜忌。她从不统御一切，从不聚敛钱财。她就有这种极为高超的政治手腕，这是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一大长处。她只会自卫，却不会保全。只有在她的权利受到威胁时，她的高傲遭到挑衅时，他人的意志侵犯她的合理要求时，只有在这时候，她的活力才会觉醒，一阵一阵地剧烈地迸发出来。只有在关键时刻，这个女子才显出卓尔不群，精力充沛，而在平常日子，她则仅及中人水平而无所用心。

在这风平浪静的时日，她那个头号对手的敌意也偃旗息鼓。每当玛利亚·斯图亚特容易冲动的情绪保持平和适度，伊丽莎白也心神安定。这个非常讲究实际的女子在政治上一向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优点，那就是：承认事实。面对不可逆转的局势，她不会执意蛮干。她曾竭尽全力阻挠玛利亚·斯图亚特回归苏格兰，千方百计拖延此事，可是到了对方返国已成定局的时候，伊丽莎白也就不再斗下去。既然除灭不了玛利亚·斯图亚特，她便反过来想方设法同自己的敌手修好。伊丽莎白是明智的女性，并不喜欢打仗——这正是她的不可捉摸、固执己见的性格中最起作用、最可称道的特点——到了需要动武、承担责任的关头，她便畏首畏尾。她天生胸有城府，宁可借助谈判、协议来取利，运用机巧的心计以争胜。莫雷勋爵一确知玛利亚·斯图亚特回归苏格兰已是势在必行，便以动听的言词劝告伊丽莎白要同她建立信实的睦邻关系。“你们两位都是超越常人的年轻女王，同属女性，不宜以战争与流血来增添荣耀。你们各方都知道你们之间的敌意缘由何在。设若我的君主，我的女王对陛下王国的实体或名称未曾提出过要求，那本是我赤诚的心愿。纵然如此，你们两位一定要而且始终要视对方为朋友。可是，既然她表示过那种想法，我担心，只要这个障碍尚未排除，你们之间的隔阂仍将存在下去。陛下在这一点上不会让步，而她在血统上如此亲密的英国却被视为路人又会感到不近人情。那么这里就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吗？”伊丽莎白对这样一个建议表示了并非充耳不闻的态度。玛利亚·斯图亚特只是苏格兰女王，又有领取英国津贴的莫雷在她身边看住，因此对伊丽莎白暂时也就没有什么危险，就像她当时一身而兼法兰西和苏格兰双重君主并未构成威胁一样。为什么不对她做出并不是出于真心的友好姿态呢？不久，伊丽莎白与玛利亚·斯图亚特之间开始了书信往来。在容纳得下千言万语的信笺上，“亲爱的姊妹”^[2]之一向另外一个传达了绵绵情意。玛利亚·斯图亚特给伊丽莎白送去一只钻戒作为捐赠物品；伊丽莎白回赠她一只更加昂贵的戒指。她们两个都在世人面前，彼此都在对方面前演戏，以示亲戚情深，皆大欢喜。玛利亚·斯图亚特明确表示：她在人间最大的愿望莫过于一见好姐姐。她要解除同法国的结盟关系，因为她珍视伊丽莎白的情谊“超过世上所有长辈的好感”。而伊丽莎白则以其在极为隆重的场合方才使用的粗大、端正的字体，信誓旦旦，陈述自己对她的情谊与诚意。可是到了真要签订协定，落实晤面一事的时候，两个人马上都谨慎地规避了。说到底，谈来谈去，就在原来那一点上卡住。玛利亚·斯图亚特要伊丽莎白先确认她的继位权才肯签署承认伊丽莎白的《爱丁堡条约》。而这在伊丽莎白看来无异是签署自己的死刑判决书。谁对自己的权利都寸步不让，因此口吐莲花只是遮掩未能逾越的鸿沟，正如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斩钉截铁地说过的那样：“天无二日，地无二君。”两个当中非有一个让步不可：不是伊丽莎白就是玛利亚·斯图亚特。两个人内心深处都明白这一点。两个人都在等待这个关键时刻的到来。可是时候未到，享受这个刀兵相见之前的短暂间歇何乐而不为？既然心底的猜疑无法消除，那就不会没有由头将暗红的星火煽起来变成吞噬一切的烈焰。

在那几年里，年轻的女王有时因小事而发愁，有时因政务而烦恼。她越来越觉得与这些冷酷、好斗的贵族格格不入。担任神职的盛气凌人，施展阴谋的暗中使坏，同这些人争吵不休令人感到憎恶。在这样的时刻，她便遁入对法国的记忆之中，这是她牵挂心头的故乡。当然她不能离开苏格兰，因此，在霍利罗德的宫中构建了一个独自拥有的小型法国。在这具体而微的世界一隅她可以完全不受干扰地自由自在地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这里便是她自己的特里阿农^[3]。在霍利罗德圆塔里，她仿照法国的格调塑造了一种温文尔雅、富有诗情画意的宫廷生活方式。她从巴黎带来挂毯，土耳其地毯，华美的卧榻、家具、图画，装帧美观的书籍：她爱读的伊拉斯谟、拉伯雷^[4]、阿里奥斯托^[5]和龙沙的作品。在这里，晚间伴着摇曳的烛光，人们演奏音乐，做社交游戏，吟诗，唱牧歌。在这里，这个小型宫廷首次试演英吉利海峡彼岸的“面具”小戏，后在英国剧场繁荣达于顶峰的古典“即兴”小品。人们化装跳舞，直至半夜以后。有一次在“属意”假面舞会上，年轻的女王甚至穿上黑绸紧身长裤，扮作男子，而她的舞伴——年轻的诗人夏斯特拉尔——却化装为女王。此情此景要是让约翰·诺克斯看了定将惊骇万分。可是在这样的娱乐时刻，人们便谨慎地拒不接纳清教徒、宗教狂和诸如此类的挑刺者。诺克斯对这些“玩物丧志之徒”非常恼火，却又奈何不得。他站在圣贾尔斯大教堂的布道堂上大喊大叫，胡须像钟摆一样晃来晃去。他说：“王侯显贵演奏音乐，参与宴会已经成了习惯，却不爱诵读或聆听上帝的圣谕。他们偏爱摧残青年的摆弄乐器的和阿谀奉承的人，就是不喜欢上了年岁、独具慧眼的人。”——这个自命不凡的人这么说会指谁呢？——“其实有识之士苦口婆心规劝，无非是要大家去掉一些我们与生俱来的自傲习性。”然而，这一群快活的年轻人并不怎么需要这个“除灭欢乐者”“有益身心的规劝”。四个玛利、几个思想倾向法国的青年男子庆幸能在充满友情的明亮而温暖的宫室里，得以忘却这片冷酷、凄惨的土地上那种沉闷阴郁的气氛；玛利亚·斯图亚特也因能够脱下冰冷的至尊面具，在一群年龄相近、性情投合的同伴中仅仅做一个快乐的女郎而喜不自胜。

这种愿望本属天性。可是对玛利亚·斯图亚特来说，随意为之无异于甘冒风险，着意装假使她感到苦闷，长此小心行事令她难以忍受。然而，正是这种“不会遮遮掩掩”，像她有一回所写的那样，“我做不到喜怒不形于色”的优良品质在政治上给她带来的苦恼比最阴毒的欺骗和最无情的冷酷给别人造成的麻烦还要多。女王在这些年轻人面前举止纯任自然，面带笑容接受他们的倾慕，或许甚至无意中触动他们产生这种心理，使这些无缰野马变得熟不知礼，没有了分寸。在易于动情的青年男子眼里，玛利亚·斯图亚特更成了一种诱惑。在这个画像上未能充分显示韶秀的女子身上一定有过性感的吸引力量。也许透过不易觉察的迹象，个别男子当时早就感觉到：这个女孩一般的少妇一举一动显得和蔼可亲，看来规行矩步，在这后面却蕴藏着非同寻常的激情，宛若一座地面景色秀丽的火山。或许在玛利亚·斯图亚特本人意识到自己的奥秘之前很久，由于男性的本能他们就已觉察到、体味到她那种不受拘束的天性，因为在她身上存在着某种魅力，驱使男子变得亢奋，甚至于产生痴情。可能正因为她自己的欲望本能尚未觉醒，所以比一个洞悉个中况味、深知无拘无束的举止隐含挑逗危险的妇女更易做出细小的肌肤亲昵动作——摸一下，吻一下，投去脉脉含情的一瞥。无论如何，她使周围的青年男子有时忘掉：对女王的性别特点决不可想入非非。一个年轻的苏格兰船长，名叫赫普伯恩，有一回愚蠢而放肆地对她有非礼的举动，事后只好出逃才未受到极为严厉的处罚。可是玛利亚·斯图亚特对这一令人恼火的事件处理过于宽容，轻率地将它看做可恕之罪而加以原谅，这就给她那个小圈子里另一个贵族壮了胆。

这一件荒唐事简直匪夷所思。像苏格兰这片土地上几乎每一个生活插曲那样，它也成了无限凄怆的悲歌。在法国宫廷里第一个倾慕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是诗人丹维尔先生。他有一个年轻的朋友和旅伴，便是诗人夏斯特拉尔。丹维尔将他引为知己，向他吐露了自己情之所钟的心迹。丹维尔先生曾和其他贵族一起全程伴送她回到苏格兰，现在他将返回法兰西，回到自己妻子那里，回去尽他的本分。但行吟诗人夏斯特拉尔却留在苏格兰，聊且代庖诉说他人的衷曲。可是行行情诗，写了又写，也不无危险，很容易变成假戏真做。这个年轻的胡格诺教徒对向女士献殷勤的本领样样精通。玛利亚·斯图亚特轻率地接受了他饶有诗意的颂词。她甚至自己也作诗唱和。一个才思敏捷的年轻女人，置身于这片荒凉、落后的土地上，在百无聊赖中，听到有人以如此情意绵绵的诗行赞颂自己，哪有不喜欢的呢？

啊，永生的女神，

你一定要倾听我的声音。

我之力所能及的一切，

都听命于你的裁决。

让我敞开胸怀说一句，

如果你毫不心软，

就是短暂的欢娱，

竟使我命归黄泉，

那只是因为你秀色可餐。

更何况她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事实上，尽管夏斯特拉尔激情如沸，但她却未真正与之相爱。他不得不黯然神伤地承认：

纵使激情的火焰

猛地燃起，

将我化为灰烬，

也从未在你的灵魂里

催发一点相爱之心。

可能玛利亚·斯图亚特只是把它看做写诗称颂，等同于宫廷内和奉承者的众多其他恭维文字。她自己就是诗人，熟知这些抒情之作无不言过其实。对这个单相思的英俊青年所写的这类诗句她也就一笑置之。这些艳诗她都不当一回事，仅仅视之为逢场作戏，这在富有情趣的女王宫廷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她举止落落大方，毫不在意地同夏斯特拉尔开开玩笑，就像跟四个玛利打趣一样。她对他另眼相看，说说无关紧要的客气话，挑了他做舞伴（按照地位，他几乎不能接近她）。有一回，跳芙金舞做出一种舞姿时，她身子前倾，同他肩膀挨得很近。他对她讲些少了顾忌的话，越出苏格兰的，越出约翰·诺克斯的布道坛三条街这块地方的常规，她也听之任之，可是诺克斯指摘说：“这是窑姐作风，正派妇道怎么可以这样！”她跳假面舞或者做罚物游戏时，也许甚至给夏斯特拉尔一个短吻。这类亲昵的动作本身无足轻重，却带来了恶果：这个年轻的诗人，像托尔夸托·塔索^[6]那样，已经看不清楚女王与臣仆、敬意与友谊、献殷勤与讲礼貌、严肃与戏谑之间的界线了，头脑发热，恣意妄为。这就发生了一桩意外的麻烦事。一天晚上，服侍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几个姑娘发现夏斯特拉尔躲在女王寝室的帷幕后面。她们起初也没有往非礼上头去想，只是把它看做年轻人调皮捣蛋的莽撞行为，于是七嘴八舌装作生气的样子说了他一通，将他轰出卧室。玛利亚·斯图亚特本人对他这样胡来也是宽恕多于动气。这件事就周到地瞒过了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哥哥，很快人们再也不提重罚如此严重地触犯一切礼法的行径。可是这回手下留情并未使那个青年幡然悔悟。这些年轻女子没有认真对待此事，反而给这个狂徒壮了胆子再次胡闹取乐；也许他真是迷恋玛利亚·斯图亚特，竟至肆无忌惮——不管怎样，女王去伐夫^[7]途中，他偷偷跟着，内侍中谁也没有察觉到他，直至女王就寝脱去部分衣服时，人们才又一次在她的卧室里发现这个浑人。受到冒犯的女王猛然吃了一惊大叫起来，刺耳的呼喊响彻整个屋子。女王的同父异母兄从邻室赶来。这回再也无法宽恕和隐瞒了。据说玛利亚·斯图亚特当时要求——这不大可能——莫雷立刻用短剑捅死这个冒失鬼。可是莫雷行事同他任性的妹妹不同，他每走一步都要明智地通盘筹划，考虑一切后果。他深知，在女王寝室杀死一个年轻男子，鲜血不仅弄脏地面，而且也将玷污女王的名誉。这样一种罪行必须公开声讨，必须在闹市中公开惩罚，才能在臣民面前，在世人面前表明女王完全清白。

过了没有几天，夏斯特拉尔被押上断头台。他的胆大妄为被法官们定为犯罪的行为，他的轻佻放肆被定为恶意的动机。他们一致判他极刑，斩首处死。玛利亚·斯图亚特此时就算有心，也已再无可能赦免这个糊涂虫。使节们都已向本国朝廷报告了这一事件。在伦敦、巴黎人们都好奇地注视着她有何动作。为他开脱的任何一句话，都可以被理解为串通犯禁。所以即使她心软，也只得做出严厉的姿态，抛弃这个欢乐愉悦时刻的伙伴，致使他在死到临头的瞬间陷于无望与无助之中。

夏斯特拉尔死得无可指摘，既然臣服于一位洒脱的女王，就该如此。他拒绝了牧师的任何祈祷，只有诗歌，只有

我这可悲的不幸，

也就是我的永生。

这一信念会给他以慰藉。这个勇敢的行吟诗人挺胸走向法场。在路上他既未唱赞美诗，亦未念祈祷文，而是大声朗诵友人龙沙的名篇《赴死诗》：

问候你，可人、利人的死神，

解脱极度痛苦的良药与素馨。

在断头台的砧子前，他再次昂首呼唤，听起来与其说是叹息，不如说是怨恨：“最毒妇人心哪！”然后镇定地俯下身子，接受致命的一铡。这个幻想者以谣曲、诗歌的方式死去。

但是这个夏斯特拉尔仅仅是一群为玛利亚·斯图亚特而死的冤魂中的第一个。他只是走在他们的前头而已。从他开始了所有为这个女子命丧断头台者可怖的死之舞。他们为她的遭遇所吸引，同她本人祸福与共。他们来自各个国家，一如霍尔拜因^[8]的作品，他们拖着脚步走在黑色的头骨鼓后面，听任摆布。一步又一步，年复一年，王侯与摄政、伯爵与贵族、神父与武士、青年与老人，所有这些人都舍己为她，为她捐躯，她无辜地成了他们走向毁灭的罪人，自己为了赎罪走在这个行列的最后。命运在一个妇女身上注入死亡魔力如此之多实属罕见。像一块不祥的磁石，包含着极大的危险，吸引了周围所有男人走上绝路。谁要是走上她所走的道路，无论是否得宠，都难逃厄运而不得好死。恨她的人都没有交上好运。胆敢爱她的人则付出了更加惨重的代价。

因此夏斯特拉尔这段插曲乍看只是一个偶发事件，一个突发事件。事实上，在这里面第一次显示出她这一生的规律——她未能及时领悟——她的草率、随便、轻信从来都不会使她不受到惩罚。从一开始，她的生活特点就在于：她必须表现为一个具有代表性质的形象：女王，自始至终只能是女王，出头露面的人物，世界游戏当中的玩物，而且起初一切看来都是恩泽，诸如幼年登上的王位，与生俱来的王位，实际上全是祸根。每当她想还自己以本来面目，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情、爱好、真正的兴趣来生活时，便会由于失职而遭到可怕的惩罚。夏斯特拉尔一事只是首次警告。度过了并无童趣可言的幼年时代，在人们第二次、第三次拿她的身体和生命去同某一个陌生的男子讨价还价，以换取某一顶王冠之前，她曾有一段短暂的间歇，只想有几个月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年轻女人，就这样喘口气过日子，快活自在，别无他求。可是严酷的手马上把她从随意消遣中拽了出来。这次出事使得摄政、国会、那些勋爵感到不安，大家都催促她重新结婚。玛利亚·斯图亚特应当挑选的丈夫当然不能是她的如意郎君，而是能够加强国家实力和安全的男人。早就开头的各项谈判眼下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之中。这些身居要职的人物忧心忡忡，生怕这个轻率的女人又会干出蠢事，完全败坏了名誉和声望。在婚姻市场上的肮脏交易又一次开始了。玛利亚·斯图亚特又陷身于政治魔圈，一生自始至终被无情地禁锢在里面。而且每当她想突破这种冷酷的束缚，短暂地过一下自己的温暖、真正的生活，便会遭到别人和自己的命运的迎头痛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