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语境中的文学经典阐释

——问题、路径与窗口

葛桂录

文学经典阐释的路径很多，但立足于思想史语境里的经典阐释问题，尚未引起大家的充分关注。对文学经典而言，知其然或许只是一种感觉，知其所以然就进入文学史的解释范畴，而知其所以不然则必然要闯进思想史的领域。钱锺书先生29岁当西南联大教授，讲文学尤其重视思想史。研究文学也必须重视思想史，如此才能训练青年人的分析和评论能力。思想史叙述各时期思想、知识、信仰的历史，处理的是较能代表时代特色或较有创造力与影响力的思想资源。文学史面对那些最能体现时代审美趋向，最有精神创造特色的作家作品。我们应该从更广阔的背景了解文学所依持的思维方式、想象逻辑及情感特质，以及这些文学想象和情感方式如何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形成带普遍性的社会心理现象。

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潮如何通过人们的思想，作用于或反作用于“文学”？文学是基于反思所肯定的心灵事实。自然现象仅仅是现象，背后没有思想；文学现象不仅是现象，背后还有思想。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说过，可能成其为历史知识的对象的，就只有思想，而不能是任何别的东西。人们必须历史地去思想，必须思想古人做某一件事时是怎么想的。对于各种历史现象和景观，历史学家不是在看着它们，而是要“看透”它们，以便识别其中的思想。由此，柯林伍德强调“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也就是强调历史之成为历史就在于它的思想性，思想史的背后乃是思想的精华，即历史哲学。

联系到文学，文学创作及研究的哲学贫困或思想贫血症，则要引起我们关注。没有充分的“思想”风骨，永不会有经典解读的突破。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史就是且只能是文学思想史，此处指的是，人们在进行文学活动（创作）时，他们头脑中所进行的思想，或他们是在怎么想的。过去所遗留给当下世界的，不仅有遗文、遗物，而且还有其思想方式，即人们迄今仍然借此进行思想的那种思想方式。

循着这样的思路要求，文学经典阐释的语境就要拓展到文学思想史的领域。关于这一问题，我的主要思考是以下几点。

第一，将文学经典置于思想史的场域中考察，或利用思想史的角度理解文学经典，不同于运用单一理论方法讨论文学文本的阐释策略。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背景。

第二，思想史语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传统的文学价值观念，如何凸显在我们现在的精神生活中，以及我们思考这些价值观念的基本方式，并反思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中，人们所做出的对文学经典的一系列选择。这标示着该论题的意义。

第三，从思想史视野切入文学经典阐释，便于揭示经典产生及传播过程中的精神价值，反思文学史上某些作品的“被经典化”问题及其意识形态功能，对照现有文学经典史，找寻文学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并感知文学交流进程中那些思想史文本的独到价值。这是该命题关注的焦点之一。

第四，文学文本只有在思想史语境中才能更好地确认其价值与意义。这是我所论的主导观点之一。

第五，拓展经典阐释的学术思想空间，以思想史语境式的解读与分析，得出有益于当下社会及人生的启示价值，才能称得上有生命力的学术研究。这是问题的关键，经典阐释的意义正基于此。

下面拟从五个方面讨论立足于思想史语境阐释文学经典的问题、路径与窗口。

一 问题的提出：“理论+文本”阐释策略的弊端

我们往往被告知，文本细读是学好文学专业的重要基础。这当然无错。那我们凭借“什么”去对文本加以“细”读，并写出具有专业色彩的文章？可能首先想到的武器就是理论方法。

但是，理论方法的使用是一把双刃剑：①既能深入地解剖文本，将其隐含的意蕴挖掘出来；②又会不经意挑断（或粗暴砍断）遍布文本周身的血管，使之失去活力，变成活死人，像鲁迅警告的那样：“会把死人说得更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来自欧美的文学批评、文化理论，成为我们反思文学经典研究的重要武器，并在同西方进行比照的过程中发现了自身文学经验与方法的局限与差距。80年代中期的方法热、90年代的文化研究热。由于对西方文学文化尺度的自觉接纳，以及自身学术体制建构的客观需求（特别是外国文学研究与国际接轨心态），我们几乎用二三十年的时间共时地演绎了西方上百年的文学文化观念：从符号学到语言学，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各路“话语”英雄上阵；新名词、新概念、新“主义”、新“标签”纷至沓来，知识话语繁荣，理论话语膨胀——这种文学批评路径的最大特点就是从既定的概念或理论出发，抽象地演绎、思辨或推理。但渐渐的，人们明智地发现，我们自身思维话语的贫乏以及审美体验的抽离，使我们困惑：难道这种操作起来“方便且省力”的著述路径，其代价就是对文学经验、历史语境、中国立场的放逐？

中国立场、中国问题、中国关怀，这些中国学者在阐释经典（特别是域外文学经典）过程中难以绕开的文化心态，是学术研究充满生机的表现之一。于是，失语症的焦虑以及部分学者的质疑（不是中国传统诗学的失语，而是部分比较诗学研究者自身的失语），都值得我们从学理层面及现实角度上加以考量。就中国传统批评话语与域外文学理论方法而言，两者不能偏废。中国传统诗学方法是“显微镜”，外来的理论话语是“望远镜”。我们不主张：把西方理论当“凸透镜”使用，这样会把文学文本变形，有趣而乏力。更不主张：将西方理论当“哈哈镜”使用，把对文本的阐释，当成一种颠覆式的解构游戏，以吸引人的眼球。也就是说，不能把“理论的消费”（利用），只当作可供我们“消费的理论”看待，应该挖掘理论用之于文本解读而凸显的思想价值，高调体现人文学科的精神向度。重建学院批评的思想空间，提升人文思想的精神魅力，应该成为文学研究（批评）从业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学者梁海在《当代文坛》2010年第4期发表文章，指出了学院批评面临失语、失信的危机问题：除了来自社会经济意识形态的外在因素外，文学批评本身缺少原创力。看到的总是德里达、福柯、本雅明、杰姆逊、萨义德，读到的依然是“能指、所指、结构主义、镜像、后现代、后殖民”等众多词汇的繁复堆砌，使我们陷入审美疲劳，不再有撼动体验，震动心灵的感觉。

没有震动心灵的感觉，学术研究就失去了生命力。我们对用某个理论解读（套）文本的做法，都不太提倡。试想一想，如果不靠这些理论术语，你能否讲话？是否会失语？国内外都有一些作家解读文学作品（或在高校开设文学导读性的课程），值得关注。他们的评述或许不“全面”，但一定是有关“文学”的“内在”批评。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目标，应该是以史为鉴，为当前的文学创作、理论建设或人们的精神需要提供资源与养分。如今还有作家在看学院式的文学批评论文吗？文学论著成为学术界、教育界圈子里的智力游戏，难以发挥引领社会风尚的责任，边缘化的趋势难以避免。对此值得反思。

因此，我们希望文学研究能够：①紧贴历史（作品产生的氛围，学术研究史）；②关注现实（立论选题的当下语境）；③撼动人的心灵（深度及表述）。一句话，跳出“理论方法+文本批评”的解读框架。或者说，理想的学术研究状态在于：从问题点出发，关注细节，见微知著，以跨学科、语境式的解读与分析，得出有益于当下人生与社会的启示价值。

我们提倡：从文学现象（文本）而不是从模式（理论）着手工作。首先使用显微镜（对言语/parole、文本内容感兴趣），然后再使用望远镜（对语言/langue规则、历史语境感兴趣）。用显微镜的方法更适合于进行广泛的比较，能够细读出诸文本之间的异同联系来，不至于让行为主体及其语言受某种特定模式的限制。

二 思想史语境解读文学经典的意义

其实，学术研究的空间是逐次展开的，可以展示为以下几组三层次关系。

一是视角问题：文本分析（借助于理论方法）——学术史研究——思想史视野研究。

二是思路问题：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加法：何以如此解释）——知其所以“不然”（减法：失落的是何种思想）。

三是史识问题：真（历史本相的追求，还原研究对象）——真、伪（“伪”史料中有真历史，变“假”为真）——真/伪背后的思想意图（伪书中的历史观：福柯式的思想史研究）。

四是寓言问题：蝉（固定的焦“点”：固定靶/经典文本）——螳螂（爬跳出的是一条“线”）——黄雀（飞出的是一个“面”）。

由此可见，思想史研究视野是目前文学研究路径的拓展与提升。在操作层面上，其研究对象的设定可以立足点一个“远”字（时间久远：古代；空间遥远：外国）。对文学历史现象背后思想观念的解读（知其所以“不然”），某种程度上起的是一种解谜揭秘的作用，会对现存观念（意识形态、理论话语）产生一定程度的冲击。反过来说，必须跟后者保持一定距离，才有可能看得（讲得）清楚。

目前，古代中国文学的思想史研究，立足点多为哲学史（思想观念）的研究视角，着眼于学术（思想）史研究的路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思想史研究，因其跟民族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权体制的纠结，要真正秉持某种批判立场，尚需假以时日。而对域外文学思想史的探讨，国内学界已有一些研讨会（如北京大学“思想史视野中的19世纪欧洲文学研究”）、著作（陆建德、黄梅、胡家峦、殷企平等教授的相关著述）涉及，但总体上尚未有更大的学术群体介入，在研究理念方法上，尚未能有更自觉的认识（对大多数研究者而言），因而亟待需要推进。思想史视域的文学研究，是未来学术研究理念的新的更深层次的增长点。事实证明，用外来的文学理论批评方法，讨论文学现象，产生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既有对外来理论的全面理解问题，也有对文学文本（本土/外国）的深入理解问题（指在历史维度上的解读）。

因而，把文学放到思想史的场域中考察，或利用思想史的方法角度理解文学现象，会发现许多往往为单纯的“理论方法+文学研究”遮蔽或忽略的现象。不从思想史的角度与高度切入，学术研究的含金量也会打折扣。但思想史的功夫是深挖（如同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厚描”）与提炼，基础是有深度的个案研究，并努力在个案深入的基础上“以点带线”，对专题研究特别合适，对总体史的写作，会有很大挑战。

通过思想史视野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可以进一步拓展经典阐释的学术思想空间，揭示经典产生传播过程中的思想意义。某种程度上，文学经典在思想史价值上肯定会散发出无尽的光辉，成为衡量某文本能否成为经典的试金石；文学经典只有在思想史语境中，才能更好地确认其价值与意义。

对文学研究来说，思想史语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传统的文学价值观念，如何凸显在我们现在的精神生活中，以及我们思考这些价值观念的基本方式，并反思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中，人们所做出的对文学经典的一系列选择。这种立足于思想史语境的理解，可以有助于我们从对这些文学价值观念的主导性解释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并对它们进行重新理解。

三 文学经典文本解析的路径

对文学思想史历程的考察，首先要梳理并理解历史进程中文学经典形成的动因，借用福柯知识考古学的说法，不断地发掘经典化进程中权力话语和文本知识之间的关系，考证这些文学经典是怎样一步步被建构起来的。文学的思想史研究应该考证权力和知识的不断纠缠，及其如何产生了现在所认为的一些文学经典“常识”。

因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视角对文学思想史研究有启发作用。他的目的在于用考古学及系谱学的方法，揭示我们现在习惯接受的知识、历史、常识、思想等的合法性及合理性。基础如何建立起来的？凭什么得到这些合法性并拥有了合理性？话语建构了知识的“秩序”。福柯知识考古学最重要的启发，即如胡适所言“从不疑处有疑”（这就是问题意识的重要性，不断追问）。

按照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思路，思想（文学文本）的位置和重要性本身，并不是问题；但这种位置和重要性的变化过程，成了需要追问的问题。——何时何因浮现或埋没？将这样的一个移动、变化、浮动的历史过程描述出来，就构成了新的（文学）思想史。

学术研究有一个重要目的，即所谓“去伪存真”？何为“真”？有两个层次。

其一，历史事实的“真”，所谓历史现象的客观实存性。

其二，建构者心理、思想观念（研究者）的“真”，阐释主体的“真”。这样，以往所谓“伪/假”的材料，倒反而能体现出思想史演进脉络的“真”来。我们在追溯文学史上的“伪/假”现象，重点是发掘建构者内在的心理“真相”。

那么，如何从思想史切入文学阐释？我想不妨从以下六个方面考虑。

第一，挖掘文学经典发生学意义上的思想价值。

第二，在文学史作品经典过程中，那些被遮蔽的文本（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如何彰显其内在价值？

第三，文学史上某些作品的“被经典化”问题（如《牛虻》），如何在类似的文本中发掘其意义。

第四，吸纳异文化因素思考人类大问题的作品，可称为思想史文本对待。比如歌德、海涅的作品。

第五，文学的经典化过程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教育过程；出版发行；媒体宣传；评论著述（含学术讨论、争论）。那种对思想经典化、经典文本整理（选本、文集、全集）以厘定秩序的工作，思想史不能忽视。

第六，学术史的梳理引入思想史的语境，对历史上的研究成果做“同情性的理解”。

与此相关的是，考察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也是关于文学问题的评论史的话题。在此进程中可以揭示文学思想的演进轨迹——民族文化的思想、当时主流的思想、文人集团的思想、底层民众的思想——构建一个立体多元的思想史平台。这是人文科学研究的重要目标。“以史为鉴”是我们研究的重要出发点，这个“史”是：点（历史事件）、线（历史事件的连续评价）、面（历史事件的多时空多角度的评价史，即跨文化交流形成的文本空间）——要想使镜子的作用，越宽广越深透，必须立足于“线”与“面”的层面来考虑。如此，思想史的研究视域就会凸显。

冯友兰先生所谓学术研究要：①“跟着讲”——思想史意义上的“停滞”，但不是“断裂”；②“接着说”——思想史意义上的“赓续”，形成关于某一论题的学术史链条。

问题是：文学里的思想史因素如何发掘？以下这几个方面不妨充分关注。

第一，挖掘文本里的思想史价值，包括异文化因素对作家本人思想认识的转向和文化境界的提升，有何促进？在作家的知识结构内（考察知识信息的来源：教育经历、游学经验、家庭背景、交游圈子等），哪些奠定了他的思想观念基础，哪些促进了他思想的转变？作家的思想立场（历史动态的）如何（核心思想意识）？怎样发生的？

第二，关注文学文本的产生语境（人文愿景、地域文化、时代氛围、作家心态、偶然因素）。

第三，思想史语境里，具体的文学如何产生？文学文本又如何体现“特定”的思想史色彩？有何变异及原因？思想观念的（文学）形象化，或者说，通过文学形象展现思想观念的变异轨迹。所以特别是注意发掘一些够得上是“思想史文本”的文学作品。

第四，慎用“理论+文本”的评述套路，首要提倡归纳推理法（那么多背景信息的归纳，展示文本生成的历程），慎重认知演绎推理方法的优长及缺憾。

第五，文学作品的价值，有娱乐消闲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有没有思想的内涵，这涉及作品能否传承的标准。因为，通过文学传达思想价值（采取的是文学的方式），可能更具有穿透力与延展性。

第六，作家文本中，文本的诗性创造（作家的艺术敏感性），如何与深刻的思想史力度相融？找寻作家广博的文化史知识背景（特别是异域文化知识），以及那些可遇不可求的机缘。

四 激活经典精神内涵的窗口

思想史语境中的文本解读，可以最大限度地激活经典的精神内涵，以及经典的当下意义。

古今中外对话，目的在探询经典著作解读的当代意义，才能如鲁迅所说“我们不应该把死人说得更死”；或如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1905～1980）所说：“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或如20世纪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所说的“重演”历史：历史事实并不以一种纯粹的形式存在，而总是通过记载历史事实的人的头脑折射出来的；历史学家对于历史人物的见解，要对他们活动背后的思想有一种富于想象力的理解；历史学家须得通过现在的眼睛才能观察和理解过去。^[1]

黑格尔也说：“这些历史的东西虽然存在，却是在过去存在的，如果它们和现代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关联，它们就不是属于我们的，尽管我们对它们很熟悉；我们对于过去事物之所以发生兴趣，并不只是因为它们在一度存在过。历史的事物只有在属于我们自己的民族时，或是只有在我们可以把现在看作过去事件的结果，而所表现的人物或事迹在这些过去事件的联锁中，形成主要的一环时，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历史的事物才是属于我们的。”^[2]

以上所论历史与现实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我们思考文学文本精神内涵的现实语境。

英国剑桥学派思想史研究的代表人物斯金纳强调“要将我们所要研究的文本放在一种思想的语境和话语的框架中，以便于我们识别那些文本的作者在写作这些文本时想做什么，用较为流行的话说，我强调文本的语言行动并将之放在语境中来考察。我的意图当然不是去完成进入考察已经逝去久远的思想家的思想这样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我只是运用历史研究最为通常的技术去抓住概念，追溯他们的差异，恢复他们的信仰以及尽可能地以思想家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他们”^[3]。

当然，如果先有一个明确的问题范围和历史观念，就会有限度地寻找历史资料。好比照相，把焦点放在一个地方时，其他的东西就会模糊起来。寻找文献的过程，实际上成了观念观照下的触摸。福柯试图寻找新的方法，称为“把文物变成文献，然后使文献说话”。他以为所有的资料背后，存在一种地层关系，首先把文献还原为文物，然后按照地层关系重新安置，使其成为一个知识的系谱。这里有一个怎样重新看待经典文献的问题，在福柯这里，历史资料不再是真伪在先，而是它处于哪一个地层最重要，知道它在哪一个地层，就等于确定了它在系谱里的位置。真、伪问题，都可以说出它那个时代的话来。在历史重建上可能不是很有用，但是在思想史研究中，却很有用。因为，历史学家把伪史本身当作一种史料看（陈寅恪名言“伪史料中有真历史”），只是要让它变成真的（陈作为历史学家，要想办法把伪史料放在合适的地方当真史料用，要“变假为真”）；而思想史家考察的是作伪的原因，不必把它当作真的，因为它背后，同样有当时的心理动机和思想观念，当时人对作伪东西的接受，也有思想观念的作用，这些观念吻合了当时的观念和心理，它就被接受了，好比人们对水货、假名牌的关注与使用。

对文学而言，一部文学作品（经典），把它放在何以会被炮制、被漠视，何以大加解释和赞扬，何以又再次被废弃的某某时代，就可以看出很多思想的变迁，看出话语被权力包装起来，或者被权力放逐到一边儿的历史。这就是学术研究史的思想史脉络。当我们把某些争论当作一个思想史事件，逐层考察，可以发现文学思想的很多有趣的背景。

五 何为有生命力的学术研究？

所谓有生命力的学术研究，是能够在某课题学术史上留下重重痕迹的研究著述，更是刺激当代人神经，引发思考（反思自身文化处境）的著述。只要你的结论是“审慎而非武断”得出来的，就是有活力的学术研究。学者虽然不是立法者，但可能成为社会精神良知的提醒者。

著名历史学者杜维运在谈到历史研究中的归纳方法时说：“得出结论，是使用归纳方法所预期的目标，结论愈新颖，愈能满足心理上的欢欣。新颖以外，是否精确，则待商酌。大抵结论愈新颖，其精确的程度愈低。精确的结论，不在其新颖性，惟在其得出时的审慎性。不急于得出结论，不预期一定得出结论，随时修正既得出的结论，随时放弃既得出的结论，态度百般审慎，结论自然大致趋于精确。”^[4]国内英语文学研究界，陆建德、黄梅、胡家峦、丁宏为、殷企平、周小仪等人的著述值得认真琢磨。尤其是两本“推敲”英国小说的著述^[5]，其研究思路值得关注。

这些著述的研究路径有几个特点。

第一，以文本为出发点，显示了出色的解读文本和人物分析的功夫，特别是把文本的多层次含义一一展现，起到了经典赏析的示范作用。

第二，以中国立场为观念评述的内在参照系，起到了“他者之石”的功效，或者以史为鉴的作用。这种参照系是隐形的，说明中国学者之从事外国文学课题研究的当代（现实）意义。也就是说，把中国背景和中国关怀作为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出发点和旨归，这是我国的英美文学研究领域在新世纪出现了一种可喜的新气象。

正如陆建德在评述黄梅《推敲自我》一书时所说：“作者在这一新课题的研究中全面地论证了18世纪英国小说，并充分显示当时的文学作品在反映时代精神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参与价值观念（不论是道德的还是美学的）建构。作者完全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来展开叙述，概论后面总是有细致精到的文本阅读与分析。尤为难得的是，作者在著述时处处显示出她对当下中国的关怀，并老练地将这种关怀自然融入全书，读了有‘撒盐于水，化于无形’之感。”^[6]

黄梅在该书“绪言”中说得很清楚：“18世纪是中国清王朝的康乾盛世；也是英国中产阶级新立宪政体巩固、商业社会初步定型和工业革命发端的时代。此后，这两个体制不同的国家经历了截然相反的命运。……历史的对比发人深思。不仅如此，对于正在快速转向市场经济的中国来说，那时的英国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参照。18世纪英国人的经验和教训也就随着‘走向未来’和‘强国之路’等大型丛书走进我们的视野，当时英国的政治体制、经济运行方式和哲学思想探索对社会发展的促进，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和思索。遗憾的是，有关的讨论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那个时代的英国人亲身经历的诸多思想危机和痛切感受到的困惑，以及他们对这些活生生的问题所做出的反应和思考。而这些问题，如国内近期不时出现的关于‘现代化的陷阱’、关于‘诚信为本’、‘道德建设’以及所谓‘简单主义生活’的讨论所提示的，乃是今天面对‘现代’生存的中国人所无法避免的。因此，作者力图在介绍并评议18世纪英国小说的同时，把小说在彼时彼地的‘兴起’与‘现代社会’的出现联系起来考察，特别注意探究那些作品的意识形态功用，也就是它们与由社会转型引发的思想和情感危机的内在关系。20世纪末，由于诸多思想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英美乃至整个西方对18世纪英国小说的学术兴趣也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爆炸’。本书与西方诸多研究18世纪文学文化的新论著有所不同，因为上述潜在的中国背景和中国关怀乃是笔者试图重读18世纪英国小说的出发点和旨归。”^[7]

殷企平著述“前言”里也说：“如今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当然有必要参照当年英国在经济腾飞道路上的诸多经验，但是更有必要聆听许多英国有识之士在快速发展的旋涡中所发出的心声。聆听这种心声的最好场所莫过于在相应时代写就的小说——恰如怀特海所说，‘如果我们希望发现某代人的内心思想，我们必须求助于文学’。”^[8]

或者说，别人的问题，不是我们急迫所关注的问题点。立足于我们的现实处境，才能发现新问题，体验历史遗产的新启示。这是中国学者研究外国文学应有的姿态，也是人文学者对当下社会应有的责任，参与当下的思想建设和文化反思，而非躲进小楼成一统，在狭窄的学术圈子里做道场。拿来主义，以史为鉴。这样的学术研究才见活力，并有持久的生命力。

第三，行文思路中以前人成果（海外名家定论）为对话的对象，有三种角度：印证、补充、质疑并修正。我们著文也会引用前人的成果，但多为我们的论文思路服务，还是比较被动的。他们这些著述直接参与学术对话，这就将自己的著述置于课题学术史的框架内讨论，而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四，重视文本的历史语境。挖掘文学作品中展现的当时人的思想情感结构，多为对正统思想的抵制、质疑，以及自身的困惑，矛盾，而这些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他们的情感需要被正史遮蔽了，进不了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的范畴，所以，文学中的这些思想情感因子活化了当时的历史语境，使历史充满了质感。文学（作品）与历史（著述）的界限，它们之间的空隙，是我们所要关注的地方。这是思想史语境的文学研究所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殷企平著述讨论19世纪“进步”潮流冲击下的英国社会的情感结构如何？通过对几个小说家作品的阅读，他试图证明19世纪英国的老百姓对“进步”潮流的实际体验和感受，跟官方/主流话语对现实的解释大相径庭，也证明小说家们在捕捉社会情感结构方面的具体贡献。这些小说都渗透着一种共同的焦虑：一种对狂奔逐猎般的“进步”速度的疑虑，一种对豪气冲天的“进步”话语的反感，一种对“进步”所需沉重代价的担忧……这就是弥漫于19世纪英国社会的情感结构。

第五，理论方法的“化”用，即各种理论方法为我所用，而非被某理论自身的预设所左右。

西方文学理论中，语言转向系列（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是文本解读的利器，但对研究者来说，对文本本身需要先有一个历史文化语境的认知。否则，见树不见林，推导及结论就有随意性，而不是审慎推导出来的。其他西方当代文论（精神分析、原型批评、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生态批评、后殖民主义），在使用过程容易出现夸大其词的说法，而失去审慎的眼光。

综上所述，立足于基本文献上的对文学经典的思想史考察，可以得出属于自己的独特而合理的解释，由此才能生发出有生命力的学术研究成果。思想史语境中的文学经典阐释，是朝着有生命力的学术研究进发的重要路标。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1] R.G.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2] 黑格尔：《美学》第2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1，第346页。

[3] 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三卷本总序，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第8页。转引自凯瑞·帕罗内著《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李宏图、胡传胜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中文版序言，第4页。

[4]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49页。

[5] 黄梅：《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三联书店，2003；殷企平：《推敲“进步”话语——新型小说在19世纪的英国》，商务印书馆，2009。

[6] 黄梅：《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封底推荐文字，三联书店，2003。

[7] 黄梅：《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三联书店，2003，第1～2页。

[8] 殷企平：《推敲“进步”话语——新型小说在19世纪的英国》，商务印书馆，2009，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