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清末签订一连串不平等条约，越南及朝鲜等藩属国相继落入了法、日的辖制，以及在列强交相侵夺中国利权等外来冲击纷至沓来的时代巨流中，苦于寻求生存发展空间的中国亟需一位能以国家利益为优先考虑、严守中国外交底线、熟谙洋人思考模式且能与其对话甚至分庭抗礼的老练而灵敏的外交家与政治家。唐绍仪就是在这错综动荡的时代背景之下而能卓然出众的一名特殊人才。

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今广东珠海）人，生于1862年，卒于1938年9月30日，享年76岁。其父名字不详，其叔是同（治）光（绪）年间中国著名的买办唐廷枢。唐廷枢早年就读于香港马礼逊学校（The Morrison Educational Society School），与此后游学美国首获学士学位的容闳为同学。1870年冬，容闳向清廷提出选派幼童官费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并得到批准。唐绍仪于1871年进入上海出洋预备学校接受语文训练，旋于1874年秋前往美国，是第三批留美幼童。唐氏抵达后居住于美国家庭中，学习英文，并进入当地中学就读，中学毕业后曾先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及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但由于1881年总理衙门决定撤销留美教育处，在未取得学士（Bachelor of Arts）学位的情况下，于是年夏秋间返国，总计在美求学长达7年。

自1636年清军对朝鲜发动“丙子战争”以来，清廷与朝鲜所维系之数世纪的宗属关系由于日朝《江华条约》（1876，又称《丙子修好条约》）所规定之朝鲜门户开放而产生新的样貌。壬午军乱（1882）前后，感受到传统宗属关系遭到威胁的清廷出兵朝鲜，挟持大院君，与朝鲜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商程》，与欧美列强签订通商条约，并派遣德人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赴朝设置海关，清廷的对朝政策转趋积极。唐绍仪就是在这个时期以随员身份与穆麟德一行奉派赴朝，从事外交交涉及海关业务。甲申政变（1884）以后，由于袁世凯信任有加，唐绍仪在其麾下历任汉城公署英文翻译、龙山商务委员等职，并于袁氏两度不在朝鲜时代理其职，因而唐氏在当时朝鲜的地位是仅次于袁世凯的第二号人物。唐绍仪于甲午战争后担任驻韩总商董、驻韩总领事，统筹处理战后中韩两国的复交问题，并以中国的朝鲜问题专家身份完成其任务。唐绍仪在甲午战争前积极执行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与驻扎朝鲜交涉通商事宜的袁世凯的积极对朝政策；在甲午战争后，唐氏虽然是非正式职衔的驻韩总领事，他已能统辖对韩业务，并能依其对韩观与国际观予以付诸实行。

唐绍仪由朝鲜返国后，随即受到袁世凯的重用。外交战略家唐绍仪之所以能跻身为清末民初中国政治外交的重要人物，其基础就在于拥有卓越的能力。他奉派前往山东协助袁世凯处理教案赔款事宜，成功地使法籍传教士同意降低赔款金额，这令袁氏对他的外交才干刮目相看，将他擢升为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在天津任职期间，适逢八国联军侵占天津。他在英军枪口的威胁下（其原配及一名孩子死于战火），仍能秉持专业，竭力争取，终使列强同意中国收回天津的行政权。其次，在铁路事业方面，唐绍仪分别与英、德交涉收回关内外铁路关内段及津镇铁路北段路权的行政权与管理权事宜，竭力为中国争取权益。

英国在控制印度之后逐步蚕食西藏，旋挥兵拉萨，迫使清廷驻藏大臣不得不签署“城下之盟”。唐绍仪旋于1904年底奉派前往印度与英方交涉。他坚守原则，在要求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遭拒的情势下，毅然返国。随后由于英国内阁改组使得中英西藏问题的交涉露出曙光，唐氏乃与英方在北京重启谈判。在英使不再明言反对中国的主权，并获得架设由西藏通往印度的电线的特权后，中英双方于1906年签订《续订藏印条约》，为清廷日后执行西藏政策奠定了坚实基础。1905年底，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为使清廷承认其接收俄国在东北的利益，派遣外相小村寿太郎领衔来华谈判。中、日在北京举行了22次会谈，唐绍仪在交涉过程中扮演了辅助性角色，结果中国在东北的铁路、借款、矿藏与驻军等问题上，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日方的权利。

1905年，唐绍仪出任外务部右侍郎，办理中国的铁路事务，他所处理的铁路有京汉、沪宁、广九、苏杭甬等线路。其一，京汉路方面，唐绍仪致力整顿积弊，并排除洋员对该路的掌控，并逐步由华员取而代之。其二，沪宁路方面，唐氏大刀阔斧地改组总管理处，他制定一系列制衡英籍职员、擢升华籍职员的措施，此外，华员还可以管理过去由英员掌控的行政与财政业务。其三，广九路方面，唐绍仪在承认该路草约有效的情况下，适度修改其内容，力争中国对该路的行政权与管理权，只在借款实付额与建筑铁路支线等次要问题上做出适度的让步，以换得更为优厚的条件。其四，苏杭甬路方面，唐绍仪承认该路草约的有效性，主张苏杭甬路由中国自办，其盈亏概由中国自行承担，并由当地绅商自行认购该路部分的股份，以解决资金问题，后唐氏虽因出任奉天巡抚而未再参与谈判，但他所奠定的良好基础实为接手该项谈判业务的汪大燮在交涉过程中免除了许多不必要的阻碍。

1907年，唐绍仪奉命出任奉天巡抚的同时，美国正推行“金元外交”（Dollar Diplomacy）——铁路大亨哈里曼（Edward H．Harriman）所计划构筑的一条途经中国东北的环球铁路网恰好与当时正在当地奋力与日、俄斡旋的奉抚唐绍仪的构想不谋而合。唐氏希望通过引进美国资本，以制衡日、俄在东北的扩张。不过，唐绍仪、哈里曼的该项计划反而促使日、俄迅速化敌为友，共同抵制美国资本的注入，以确保双方在东北的共同利益，再加上唐绍仪日后于访美途中，美、日签订了《罗脱—高平协定》（Root-Takahira Agreement），致使唐氏在东北的铁路计划胎死腹中。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派遣唐氏为议和总代表南下上海，与南方革命党代表伍廷芳举行南北议和。唐绍仪早年留学美国，受到当地民主共和政治的洗礼，然而在整个议和过程中，他并未被革命党予取予求，仍然为清廷争取到退位后的优厚礼遇，基本上可说已部分完成了清廷所托付的任务。在和议中，他若不在实行共和问题上与伍廷芳有一定的共识，议和势必更为困难，中国建立共和政体更将遥遥无期。唐、伍两人所商定的内阁制规定阁员人选须经国会表决同意，这就使得民国成立后实行了内阁制，这在中国政治史上可算是一个里程碑。此外，唐绍仪纵使是位饱经世故、熟谙西方作风的老练外交家，但很多时候他并未获得袁世凯的充分授权，且列强的主要交涉对象实际以袁世凯为主，只将唐绍仪视为袁氏的代理人，因而造成唐氏在从事议和工作时处处受到掣肘而颇感力不从心。此外，唐氏在上海未能成功阻止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这是间接造成日后袁、唐分道扬镳的一项重要因素。

南北议和期间，袁世凯与唐绍仪发生意见上的不合，但为了能与以粤人占多数的革命党人沟通，再加上唐氏与列强互动良好，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于是任命唐绍仪担任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在就任后不久即由于坚持《临时约法》的精神而再度与袁世凯发生冲突，最后由于袁氏唆使北方军界联合反对与革命党关系良好的王芝祥担任直隶都督之事件，袁、唐正式分道扬镳。

脱离军政强人袁世凯之后的唐绍仪从此在政坛上载沉载浮，在1916—1925年期间，唐氏不再拥有袁世凯的庇护，他完全凭借着一己之力，在南北政治中一展所长。他无法于1916年担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即使在1924年段祺瑞再度邀请他出任外长，唐氏仍顾忌他过去与军阀的关系，而不愿就任。唐绍仪与孙中山南下广州护法，但他不愿接受孙中山的任命，不满意孙氏扩张个人权力与致力北伐，而且他坚持广州须实行集体领导的总裁制，与孙氏的关系若即若离，导致他无法见容于南方阵营。他只能逐渐淡出政坛，被人们评为失意政客，甚至是“过去政治的遗物”。不过，唐绍仪在这段期间所累积的资历，树立了其元老地位，在日后的政局中仍持续发挥着形式上的影响力。例如，1931年2月底，蒋介石囚禁革命元老胡汉民的“汤山事件”导致宁粤分裂，唐绍仪之所以能领衔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也正是凭借着他的元老地位，使蒋氏不得不有所节制。其次，唐绍仪需要割据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实力上的保护，但陈氏也需要唐氏的声望，才能使其真正立足于广东。1938年，日本不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意图另立政权，也将主意动到唐绍仪身上，就是看中他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冀望他所树立的新政权能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所以，唐绍仪纵使无法发挥实质上的影响力，然其资历却成为当时有意角逐政坛领袖地位的军政要人必须竞相拉拢的首要目标。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特务机关亟思邀请过去叱咤中国政坛的政治人物再次出山，参与筹组傀儡政权。日本试图在北方拉拢吴佩孚，在南方则邀请不愿随国民政府西迁的元老级政治家唐绍仪出面，以形成“北吴南唐”的局面。唐绍仪把自己的可能复出说成是为和平效力奔走，而不愿被认作汉奸。不过，他与日本特务之间的频繁互动确实引起了蒋介石等中国军政要人的疑虑，为日后唐氏命丧斧钺埋下了杀机。虽然唐绍仪最终未曾出面筹建傀儡政权，不失晚节，他死后国民政府还下令褒扬其功绩，但他晚年的政治选择与作为还是不免启人疑窦，最终酿成一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