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粹派与文学上的复古主义

提起文学上的复古主义，人们马上会想到林琴南、梅光迪、胡先骕、章士钊，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桐城派、学衡派、甲寅派。

不错，这些人当年都曾经提枪跃马与新文化战士交锋过，这些派别都曾经在文化阵地上竖起过复古主义的旗帜。

但是，无论从旧学的修养上看，或者就文坛上所处的地位看，他们都扛不起复古派文学的帅旗。

林琴南曾师事过曾（国藩）门弟子吴汝纶，以桐城派谪系自居，好像中国文化传统的兴废存亡，系于他一身。其实，当初姚鼐、刘大魁、方苞创立桐城派时，就受到乾嘉大师的讥讽。桐城派标榜要将义法、考据、辞章三者融于一体，钱大昕却指斥方苞为“法且不知，义于何有？”并说：“若方氏乃真不读书之甚者！”[1]他还指责姚鼐文章有考据的错误。正因为桐城诸家根底不厚，悟道不深，故虽能影响于一时，不久也就衰落了。曾国藩凭借他的政治权势，要中兴桐城古文，并建立了桐城—湘乡文派，但终究抵挡不住历史潮流，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严复以桐城古文翻译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林琴南以桐城古文翻译西洋小说，都曾名噪一时，但他们的功绩在译介，而不在古文。林琴南反对新文化，反对白话文，虽然跳得最高，嚷得最凶，但他拿不出什么理论，只想求助于军阀势力。所以鲁迅说他：“后来真是暮年景象，因为反对白话，不能论战，便从横道儿来做一篇影射小说，使一个武人痛打改革者，——说得‘美丽’一点，就是神往于‘武器的文艺’了。”[2]梅光迪、胡先骕、吴宓也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他们所办的《学衡》杂志，提倡旧文化，专登文言文。但他们的专长却是西学，他们都是白璧德的信徒，从白璧德的古典倾向和对于孔子的赞赏、对于中国道德观念的推崇里，学会了向传统文化顶礼膜拜。他们的旧学根柢更浅，甚至在所写的文章里，也常有文辞上的差错。鲁迅写有《估〈学衡〉》一文，罗列了该刊文章中许多文句不通之处，斥之谓“文且未亨，理将安托”！并说：“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妨，于国粹也差得远。”

章士钊原是同盟会的盟友，他所办的《甲寅》杂志在反清斗争中曾经起过积极作用，后来，他当上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司法总长、执政府秘书长之类的高官，就利用职权，提倡尊孔读经，反对新文化运动，并把《甲寅》杂志变成半官办的刊物，作为自己的阵地。他在外国学的是政法、逻辑，据说他的文章逻辑性很强，自成一格，但毕竟于旧学问研究不够，所以在论战中就出了洋相，把“二桃杀三士”中的“武士”，错解成“读书人”，以致贻笑于方家。这样的水平，当然也担不起复古重任。

那么，复古主义的中坚力量在哪里呢？

答曰：国粹派。

他们的领袖人物又是谁呢？

章太炎（炳麟）。

章太炎是经学专家、小学大师，是有主张、有成就的文学家，是当时公认的领袖人物。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这五十年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做这个大结束的人物，很不容易得。恰好有一个章炳麟，真可算是古文学很光荣的结局了。章炳麟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但他又是一个文学家。他的《国故论衡》、《检论》，都是古文学的上等作品。……他的古文学工夫很深，他又是很富于思想与组织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能‘成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