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学术的力量和道德的力量

陈漱渝

一叠厚重的书稿放在我的案头。作者是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王锡荣，书名为《鲁迅生平疑案》，共分十七章，分别考证了鲁迅生平史实研究中十七个引发争议的问题，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作者希望我能写篇序言，且交稿时间紧迫。我刚从海外归来，忙得捉襟见肘，但仍不揣浅陋，欣然同意。因为：一，我结识锡荣二十余年，亲眼看到他从一个钢铁厂的青工成长为硕士，成长为一名鲁迅研究家。他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还主编着学术刊物，不断有新的学术成果问世。对此，我是发自内心的高兴，愿意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写序对他表示祝贺。二，我在为中国鲁迅研究会服务期间，锡荣曾给予我鼎力支持。特别是举办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大型学术研讨会，锡荣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多次说过，学会不是名利场，而是学者以文会友的场合，需要有一批有服务意识的学者来尽义务。事实证明，锡荣就是具备上述条件的人之一。为他的新作写序，也是我投桃报李的一种方式。三，我已于今年三月因年龄原因卸去行政职务。这本是一种正常的人事任免，但有些人认为我已陷入穷途，便合力推倒颓垣，铆劲狠捶破鼓。当然，这期间也有见“败兆”而不逃散的人，锡荣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于是感到，所谓友谊，其实就是对方即将冻僵时能用自己的体温去温暖他那冰硬的身体。在商品大潮中，这种情谊比黄金还要贵重，比钻石还要坚硬，我非常珍惜，这也增添了我撰写这篇序言的勇气。

当然，锡荣决不会像我这样“厚于私而薄于公”。他之所以找我写序，也许是我亲自参与过书中涉及的若干次论争，有人还给我冠以“史料考订家”的华冕。说实话，我已搞不清时下这个称号是褒意，还是贬意，抑或褒贬两意兼而有之。总之，在有人强调理论要跟西方接轨的当今，搞史料考证显然并不合时宜，即使不被人鄙薄，也难免会给人以迂腐之感，认为这是缺乏理论思维和宏观视野的表现。

据我所知，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就出现过一种新历史主义。这种学说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已知性和透明性，认为被历史家陈述的历史无不被打上了阐释者的主观印记，无不包含着编撰者个人建构性的想像成分。我十分佩服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家，因为他们敏锐地发现了潜隐于历史背后的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看到了任何历史的再现都无法摆脱后人价值观念的支配，看到了以往的历史知识当中都渗透了史家的各种主观性的因素。过去有人说历史从来都是按统治阶级的意志写成的，也许就跟新历史主义的上述观点相吻合。不过，我认为历史事实跟对历史事实的再现毕竟不是一回事。历史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具有确定性和不可更易性。比如，我此刻在为王锡荣的新作写序，就决不能任人描述为替“李锡荣”的歌词谱曲或给“张锡荣”的产品设计包装。如果一定要将前者说成后者，那就是对事实的歪曲和重写。我这样说也许是将复杂的理论问题简单化了，但真理本身原本是朴素的。用朴素的语言表述真理，似乎应该成为学者共同追求的一种境界。

记得前年冬天，我在江苏鲁迅研究学会举办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讲过：“历史总是由历史本体和认识历史的客体两方面构成。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有两种历史：一种是曾经实实在在发生过并作为独立存在的历史，另一种是保留在记忆之中经过后人思考和理解的历史。所谓鲁迅研究，就是作为认识主体的研究者跟作为客体的鲁迅之间进行的精神对话。”锡荣同志在这本书中所做的工作，就是对作为研究客体的鲁迅进行历史原生态显示和还原的工作。这种工作应该成为鲁迅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为一切严肃的鲁迅研究者所重视和尊重。

在我国悠久的学术史上，有着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或者说，实事求是一直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据考证，“实事求是”这个成语最早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是西汉景帝的儿子刘德，相传好儒学。《汉书》作者班固称赞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史学家颜师古对这个成语的解释是：“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就是根据实证、求真相之意。直到毛泽东同志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才把实事求是的含义从求真务实的学风进一步提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在鲁迅研究领域中张扬实事求是的学风，就是要重视史料的确凿性，反对改变鲁迅的历史“本相”。鲁迅说得好：“因为我的意思，是以为改变本相，不但对不起作者，也对不起读者的。”（《〈思想·山水·人物〉题记》）所以，我认为锡荣在鲁迅生平史实考订上所作的努力，不但承续了一种优良的学风，而且对于恢复鲁迅本相尤具现实意义。

坦率地说，锡荣考订的这十七个问题，有的跟鲁迅研究有直接关系，例如鲁迅弃医从文，跟周作人决裂，跟许广平结合，以及后期参加的一系列政治活动，都对鲁迅的思想发展和创作活动产生了明显影响。有些则关系不太大，比如鲁迅跟周恩来的亲缘等。有些问题他通过考证已作出了明确的、正确的结论，如指出鲁迅从事文学活动的目的是救国救民、强国强种，而另外有些问题他的研究虽在前人基础上有了新进展，但限于客观条件，目前还有存疑之处，如鲁迅贺红军东征信的准确内容和传递途径。但在总体上说，锡荣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达到了鲁迅史料研究目前所能达到的新水平。像文中征引的日本《河北新报》1905年7月28日刊登的新闻报道《俄探四名被斩首》，陈立夫签发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公函·15889号》等，就都是我此前没有接触到的资料。他对鲁迅经济收入的考证，也是我看到的有关文章中最翔实、最准确的一篇。

锡荣书中还涉及到最近媒体频频议论的鲁迅死因问题。十八年前，因为这个问题曾引发一场风波，导火线是有一篇文章把鲁迅之死跟武术大师霍元甲“被日本医生用毒药谋害”相联系、相类比，引起了日本报刊的关注。近半年来又旧话重提，有些地方为此召开了专题研讨会，有人强调为鲁迅治病的须藤五百三医师是日本“在乡军人”团体乌龙会的副会长，该团体的性质是侵略中国的。但据日本友好人士说，乌龙会只不过是日本退伍军人的一般性组织，须藤医生只不过是参加过日俄战争的一般退伍军医。所以，我认为在考察鲁迅死因的时候必须注意两点：一，应该将医疗上的是否失误跟政治性的蓄谋暗害严格区别开来，前者可以自由讨论，后者则须出示足够证据；二，应该充分考虑鲁迅本人的意见和态度。凡阅读过鲁迅书信的人都知道，鲁迅本人对须藤五百三大夫是非常信任的。比如，鲁迅1934年11月27日致友人许寿裳信中曾推荐须藤大夫，说：“他是六十多岁的老手，经验丰富，且与我极熟，决不敲竹杠的。”1936年6月25日，许广平致曹白信也说：“现在看他的病的是须藤医师，是他的老朋友，就年龄与资格而论，也是他的先辈，每天来寓给他注射，意思是在将正在活动的病灶包围，使其不能发展。”许广平在信后加注，说明“此信是由先生亲笔拟稿”，她本人只不过负的是抄寄之责。信中也谈到美国邓医生的诊断，说以鲁迅病状判断，得的是“必死之病”，治愈“已经办不到”。许广平《关于鲁迅先生的病中日记》一文中，也提到美国邓医生“先诊断说（鲁迅）已经无可设法”（1938年10月19日《申报·自由谈》）。可见，以当时的医学水平和医疗条件，无论换什么医生治疗，鲁迅能否再活十年也仍是一件没有十足把握的事情。

跟鲁迅死因相关的，还有一个“假如鲁迅还活着”的问题。有权威人士披露，1957年“反右”斗争期间，毛泽东在上海一次座谈会上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我记得有些报刊曾用大字体将这句话印出，似乎要作为毛主席语录看待。但新近出版的《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同样收录了一篇1957年毛泽东的内部谈话。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了《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共汇集了三十三个问题。毛泽东因此谈到：“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用一番功夫研究，又能经过自己的实践，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171—172页，2002年4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很难设想，毛泽东在同一年谈同一个问题，会说出内容大相径庭的两种话。以上两种引文哪一种比较接近真实，尚待有识者进一步考证。

学术领域中的史料失真是一种并非罕见的现象。其产生原因有以下两种：一种是由于学风浮躁，知识欠缺；另一种是存心作伪，另有所图。本书谈到，鲁迅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杂文的稿酬是千字6元左右，有人夸大为千字30元，又有人进一步夸大为千字90元；此外，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的住房是顶租的，有人却说成是购置。这类错误，显然是属于第一种情况，可以通过正常的学术争鸣解决。文中提到的毛泽东是否见过鲁迅之争则属于后一种情况。我之所以穷数年之力跟沈鹏年论争，并非认为这件事对于鲁迅研究有何重要意义，而是为了证实鲁迅研究领域的确有作伪和证伪之争，而通过证伪能使读者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同时提供若干史实考订的方法，其作用显然超越了鲁迅研究本身。

前不久，有七家研究中国文化的权威报刊跟某高校联合召开了一次“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现状与展望”研讨会。我高兴地注意到，这次会议在触及学术规范问题时，不仅提及了一般意义上的技术规范，而且更强调了学术规范中的道德和文化层面的涵义。有学者明确提出，学术规范有技术、观念、道德这三个层次。我觉得，在史料学的范畴中，统一技术规范是极容易做到的。观念层面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观念更新或求同存异来解决。至于道德问题则必须通过自律和他律的双重手段加以约束。“存心作伪”就是属于“道德层面”的问题。求真是一种道德观，作伪又是一种道德观。证伪辟谬的文章显示出的不止是一种学术力量，而且还是一种道德的力量。所以我最后的一句话是：锡荣的这本新著，就显示了学术和道德的双重力量。

2002年7月

附记：

锡荣兄发来微信，说他的《鲁迅生平疑案》即将再版，问我那篇序言是否要作些修改增补？然而，拙文写于十四年前，业已成历史陈迹，而历史陈迹的保护原则是“整旧如旧”，不宜在上面再施刀斧。鉴于锡荣对书中所收诸篇大多作了“补记”，我也东施效颦写篇“附记”，聊发一点感慨。

我撰写这篇序言之时，虽未退休，但已因年龄过限而免去了行政职务；锡荣当时还是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副馆长，工作中累遭困厄，直到九年之后的2011年才被任命为该馆馆长兼法人。流光如矢，本书再版之时，锡荣兄也逾耳顺之年，光荣退休了。

锡荣生来属劳碌命，退休对于他而言只不过是改换了一种工作方式。这些年来，他在主持国家重大科研项目“鲁迅手稿研究”的同时，又澄清了左联研究领域多年存在的很多重要疑点。对于鲁迅研究中的一些错误倾向，乃至拍卖鲁迅手迹赝品的不端行为，他也敢于“亮旗”“亮剑”。这在貌似平静而暗潮伏涌的学术界，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事情。

锡荣说，他自踏进鲁迅研究界以来，就发现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这不仅是因为在科学求真的过程中本来难免见仁见智，且因为鲁迅研究跟其他作家研究相比，意识形态色彩更为鲜明。记得1988年，《文学评论》第6期以醒目位置发表了汪晖的《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一文，呼吁挣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桎梏。2008年5月，汪先生又出现了一本专著，记得书名就叫《去政治化的政治》。这就表明他在鲁迅研究领域倡导“非意识形态化”，无非是在批判过去居指导地位的“权威的意识形态”，而要以另一种意识形态取而代之。

那么，“权威的意识形态”之外，我们究竟应该以什么思想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呢？比如，不少搞启蒙的学者把鲁迅定位为中国最大的自由主义者；信奉新儒学的学者又把鲁迅定位于中国近现代的国学大师，认为他是在反传统外衣下维护传统的典范；而在一些民族主义者眼中，鲁迅又有民族虚无主义之嫌，他毕生致力的国民性批判，竟成了“按照西方殖民者对我们的污蔑性描述，来体验我们自己的精神生活”（摩罗：《中国站起来》第21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出版）在这种情况下，就上述问题进行论辩难度极大，而实际意义又十分有限。所以，在我看来，锡荣澄清鲁迅生平史实中一些存在争议的重要问题，倒不失为一种切切实实、行之有效的工作。

做研究工作，当然首先要收集、鉴别材料。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史料缺乏，研究工作当然会受到限制，不过影响相对小一点。可虑的是史实考订错误，那就会从中引申出荒谬的结论，误人误己。史实是历史上的客观存在，它以不同的形态（如纸上之遗文，地下之实物）呈现，也以不同的形态互证。近些年鲁迅研究界的现状提醒我们，史实考订也不是一项纯技术性的工作，其中也会涉及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如果立场、观点、方法出了偏差，那就会一叶障目，以偏概全，用个别的事实取代全部事实的总和。胡适曾感叹，中国掌握史料的人多，有史识的人少，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今年夏天，北京多雨，可谓“水深”；上海高温，可谓“火热”。在“水深火热”之中，锡荣在修订他的旧作，我在增补我的旧序。在行将结束这篇附记之时，我衷心祝愿他在史料与史识的结合上不断取得更新的成果。

201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