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务得事实　每求真是

陈福康

应邀为朋友的书作序，这在我还是第一次。我很乐意写这篇序，首先是因为与此书有关的，是两位我最要好的朋友：作者王锡荣、出版者李伟国。我早就知道，是伟国约请锡荣撰写此书的。李、王二位，一位比我大两岁，一位比我小两岁。屈指一算，连自己都有点惊讶：我与二兄的友谊，都已超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与伟国，当年相识在市委某机关。我们都是“借调”人员，记得他来自郊区。后来我们一起报考大学，复习拼搏时相互鼓励。各自研究生毕业后，又是差不多同时到出版系统工作。再后来，伟国就作出了大成绩，尤其在编辑、出版流失在海外的敦煌文献方面，可以并不夸张地说他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最近，我读了他赠送的新著《敦煌话语》，深受感动。书中写到他只身前往圣彼得堡紧张谈判的曲折故事，我认为真可与郑振铎先生最早一人赴列宁格勒争分夺秒拼命调查敦煌文献一事相媲美。伟国在中华文献方面无疑是位专家，对优秀书稿和作者自有着伯乐式的职业敏感和睿识。

当年我初识的锡荣，则是一家钢铁大厂的工人。他借调在复旦大学，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我考进复旦大学前，即与锡荣相识。我也酷爱读鲁迅，当时虽还是学生，但不久即成为新成立的中国鲁迅研究会的首批会员，我曾向系领导提出，能否让我在课余也参加注释工作；不料很快有人代表“组织”正式通知我：不行。这并不妨碍我与锡荣及注释组其他同志（如包子衍先生）的交流（而过了二十多年的今天，我参与新版《鲁迅全集》的修订工作，也与锡荣的推荐有关）。锡荣聪明，刻苦，边干边学，成为专家，就正式调到鲁迅纪念馆工作。十多年前，我竭力鼓励他报考了复旦的研究生，因此我们也成为校友。锡荣担任鲁迅纪念馆领导后，工作成绩有目共睹。他又在繁忙公务之余，写出了像《鲁迅学发微》这样的高水平的学术专著，更令人刮目相看。

我在这里首先写到这些，不只是为了叙述友情，而更想写出我的一个感受：他们二位尽管都已有高级学历、高级职称，还当着“官”；但无论在为人或是工作上，他们都仍然保持着工人农民的朴质本色：忠厚、勤恳，实事求是。我一直以有这样的知友而感到自豪和自幸。我们中国有一个传统，就是认为做人和做学问应该是一致的，或者说，要做好学问首先要做好人。因此，我在序言中先写到这些，自信也不算离题。因为我想说明，这本书也像作者和出版者一样，是个值得结交的朋友。

我乐意承担写序的任务，还因为我对此书的内容和价值确实也比较了解。锡荣在书中挑选了十七个问题来研究，都是近年来或多年来众说纷纭的“疑案”。其中不少题目，正是平时我们经常讨论，并取得相对一致看法的。我认为这些问题，大多意义比较重大，或备受瞩目，相信即使不是专业研究者看到这些，也会产生强烈兴趣的。但作者并无猎奇取宠之心，而秉实事求是之意。陈漱渝先生在为本书写的序中提到，唐代学者颜师古对汉代史学家班固写到的“实事求是”一语，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我觉得锡荣此书正当得这八个字。

例如，书中写到鲁迅与许广平定情、开始同居究竟在何时的问题，本来我们都认为不必公开讨论，大做文章。但有人在为某本书写的序里，特地把这当作卖点大肆渲染，从而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甚至还涉及“绝密讯息”云云，因此锡荣认为既然已经能讨论到如此地步，而与事实又颇有距离，如不加以澄清，不免以讹传讹，对鲁迅更加不敬，所以他便写了这一节。特别是对许广平一篇独幕剧形式的遗文《魔祟》，锡荣有自己独到的不同于争论双方对立意见的看法，而我觉得他的看法是合理的。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北京开会，会后一起去鲁迅博物馆，他就专门到鲁迅故居的那间南屋实地测量了半天，就是为了验证有人认为《魔祟》就是描写这南屋的说法究竟是否属实。

前些年，又有人在某一本书中说鲁迅每月的收入相当于今天的四五万元，说解放前其他文化人也大多收入颇丰。这本书被多种报刊转载，影响甚大。更有人撰文，竟说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每千字得八九十大洋，所以才买得起大陆新村的房子云云，简直是在胡说八道了。研究“文化人与钱”这一题目，不能说没有意义，但方法必须科学，态度应该严肃，否则容易造成不良的社会效果。作为对民国时期文坛有所研究的人，一看其书，便觉得其中虚妄荒唐之处甚多。但人家是扛着具体的数字来议论的，你要指谬，也得用具体的数字与事例来驳正。我没有这样的闲工夫，锡荣也不闲，但有功夫，硬是以确凿的事实和数字，把“鲁迅究竟有多少钱”说得清清楚楚，深获我心。我认为，这不只是争一个多少数字的问题，实际争的是思想方法、研究态度和学风的问题。我希望热衷于摘录那本书的那些报刊，也应该转载一下锡荣的这篇文章，以正视听。

去年，周海婴先生也出了一本书，更是轰动一时。内中还有不少比较尖锐和“敏感”的话题。由于海婴先生的特殊身份，加上有权威人士的赞许和媒体的炒作，一些话题似乎皆成信史。然而我还多次听到有关研究者私下评说，认为书中可议之处甚多（例如所谓毛泽东谈论鲁迅如果活着将如何的一段话，现在终于有了几篇辨正的文章）。锡荣对海婴先生及有关权威人士都十分尊重，但他在书中仍然坚持独立思考，出于公心，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令我佩服不已。例如，海婴书中对鲁迅逝世后救国会和宋庆龄资助丧葬费及赠送棺材的说法深表怀疑，而锡荣则从上海鲁迅纪念馆中珍藏的当年有关原始账单、收据等入手，极有说服力地解开了这个“疑案”。据我所知，有的第一手资料还是第一次披露。又如，海婴书中重提鲁迅可能死于日本老军医阴谋的疑问，也为众多媒体所关注或轰炒。锡荣则备述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并针对海婴的疑问分八点详论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锡荣说得很有道理，也是迄今为止这方面最全面最有说服力的论文。

书中这类有创见的论述还有不少，这里不必多举。还有一些内容，虽不能说锡荣有多少发明，但他对大量史料及历年研究成果作了全面梳理，对研究者极有用。如鲁迅与周作人为何决裂，鲁迅、茅盾致中共中央信，鲁迅被国民党当局通缉等等，都是人们多年探究的难题，锡荣作了很好的归纳、总结。

总之，我认为像锡荣这样的书，是最有益于研究者和读者的，也是没有真功夫写不出来的。作者在前言中说得好：近几十年来在鲁迅研究界，成绩最大、最实在的，确实还是史料领域。当人们发现几十年来对一些理论问题的争论原来都是“瞎掰”的时候，在史料上却早有了一项又一项实实在在的突破，甚至是重大的突破。在这方面，我与锡荣的观点一直是一致的。记得老前辈林辰先生早在二十多年前就说过，看十篇那种空头“论文”，还不如看一篇像陈漱渝写的实证文章。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只是不幸如我，不过在大学读书时暴露了远没有锡荣所说那样尖锐的想法，因而备受某些先生的鄙视、排斥和打击。然而我至今不悔。实际上也早就轮到我对那些“先生”匿笑和怜悯了。十多年来，我出过十多本书，这些书或多或少与鲁迅研究都有点儿关系（还翻译过一本研究鲁迅的书）；但作为一个鲁迅研究者，我还不曾写过一本鲁研专著，心中总有一点惭愧。因此，我更为锡荣又出一部鲁迅研究专著而高兴，甚至有点儿把它视作自己的成绩似的感觉。我相信，这本书一定能赢得读者，并保持长久的学术生命力，而不会像有的书那样，虽能赶一时时髦，被吹得煞有介事，过后却再也无人提起，或者只是被人作为批驳材料提及。

2002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