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节 童年的回忆

阿杜故事 作者:杜桂潭 著


第一章 少年学手艺,苦水相伴
阳光育小草,倔犟成长

本章主要有我幼年和父母恩情的追忆,少年学艺艰辛经历的回顾;杜茂新回忆的童年趣事;陈洪明记录的青春岁月的回望;结缘同村、同姓、同心、同德老婆共同创业的情节。从中可以看到一位山村少年正气倔犟性格形成的起点—父亲的本分厚道,母亲的正直善良;正气倔犟性格形成的环境—走街串巷讨生活,勤学手艺争口气;当然,还有童真少年的友情、芬芳年华的青涩……

家训四条

一、嘴要严谨,尊重他人隐私,少提重要人物来掩饰自己。

二、尽力帮人,特别是年轻人。

三、念书不要死读,“活用”“善用”是出路。

四、家庭和谐(不离婚、兑现承诺、担当责任)。

—摘自《阿杜话语》

人生对联

上联:生容易,活容易,生活却不容易

下联:人简单,事简单,人事却不简单

横批:活人生事

—摘自《阿杜话语》

第一节 童年的回忆

1. 杜家结束八代单传

根据杜家家谱记载,我家到我和哥哥这一代已经是八代独子单传了。听长辈讲,我们家房屋是200年前造的11间正堂房屋,也算得上是一户富裕人家了。由于太公、太太公出卖了一半房屋给堂叔家,到新中国成立时,我们家只剩下了一半房屋,而且比较破旧。房子建在村里前面的高位地,位于后山店村的正中间,也是村里最前排一户独立人家。村后面大山上和九龙山脉九曲顶的水流入长坑堘水库,水库里的水沿村里一条小溪经过村中间两个池塘(村里人都直接饮用清洁又甘甜的九龙山脉的山泉水)流到我家房子旁边时,一部分水向东流出,另一部分水向西流去。听老爸老妈和叔叔婶婶说,这是个处于龙脉上的房子,风水太紧,因此,一直以来子孙不发,八代单传,而且性格脾气都比较急躁,不兴旺,很难出大人物。我老妈信风水、讲迷信,想生第二胎,经常到永康方岩和有关寺庙求神拜佛去求子,早生贵子保平安。听我妈说,我是从永康方岩寺庙中的观音菩萨那里求来的。小时候,母亲每年都要带我到方岩去烧香拜佛,以求平安长大。

杜家祖先

我的祖父杜福喜(1894—1961)

我的出生年月是1954年农历的四月二十四日中午。当天村里农户人家的烟囱都冒烟了,开始烧中午饭,母亲还在离家500米的农田地里浇水、浇粪,突然感到肚子疼,马上往家里赶,到了家里不到半小时后我就出生了。当时,堂叔、堂嫂有的已吃好午饭了,有的正在吃午饭,于是大家急着帮忙打理。那年正好马年,出生的时辰正好是午时,叫“午马”。民间有个说法:马年出生的小孩,生在晚上或白天其他时辰不好,生在冬季也不好,因马没草吃;生在午时的午马,落地的时辰很好。我生在农历四月二十四日,大地回春,正好是立夏时节南方收割麦子的季节,属马的人就有粮草吃了。因此,院子里三户人家的叔叔婶婶都对我比较宠爱,小名叫“团团”。我家隔壁的一户邻居的房子也盖在龙脉龙背上,他家现在出了个师(厅)级官员。

杜氏家谱

2. 童年心酸回忆

我从小聪明头脑灵光,虚岁7岁时母亲就送我上学。20世纪60年代初遇到经济困难时期,在后山店小学读二、三年级时,我家离学校很近,只有几百米。班主任老师是外乡来的,我老妈是个热心肠、待人客气的人,家里烧好了青菜、萝卜什么的都要送给老师吃的,我妈又是村里妇女主任,所以班主任对我这个小孩子比较关注与照顾。经济困难时期,不是吃野菜,就是吃蕨根粉(蕨根粉算是好东西了),但它有渣很难吃的,吃多了那些东西会导致大便干硬,排便困难。一天早上,我在家旁边的小茅屋边上茅坑拉大便,拉了一个多钟头还是拉不出,正好旁边有棵梅子树,我就折了一根树枝去抠……。老师见我没去上学着急了,下课了跑到我家来找我,那时候老师也叫我“团团”,看到我这个情况,马上把我从茅坑边拉起来,就去找我老妈。我老妈当时在大会堂食堂里烧饭,回来以后,把家里唯一的老母鸡宰掉,烧鸡汤,让我吃点油,到第二天就好了。在这段时间里,家里经常到村后面的山上挖野菜、蕨根、树皮树叶充饥。在我们后山店村,在山上还能挖点吃的东西,已经算是幸运的,否则就可能没命了。这是我在小学读书时的故事。

后山店小学

第二节 我的母亲

1. 正直善良的妇女主任

我的母亲陆秀光(1921—1979)

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农家妇女,10岁就作为童养媳嫁到杜家。我爷爷生育了一男三女,一个男丁就是我父亲。三个姑姑的年龄都比我妈妈大,但好吃不肯做。因此,家里重活累活都叫我妈做,好吃的都他们吃,两个姑姑还经常欺负她、打骂她,我妈妈受尽了委屈。这也是当时封建社会思想遗留的时代烙印。

母亲虽然没读过书,谈不上什么文化水平,但上台讲话、作报告时,思路敏捷,干脆利落。其实,每次上台讲话之前,她总会对着窗子,反复练习,直到讲顺了,记住了,才停下。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自强不息,学习文化,积极参加农村扫盲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她担任村妇女主任、乡妇女副主任,后来被推选为东阳县和浙江省妇女代表。

母亲热心大气,哪一家计划生育结扎,或者生小孩,或者有人生病,就送去苹果、鸡蛋、面条等。我有时候还跟着她一起去,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母亲很有孝心,逢年过节都给村里孤寡老人送一些水果、鸡蛋、桂圆、红枣等。在过去的那段岁月中,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啊,平时吃不到的。我小时候又瘦又小,很调皮,母亲为防我们偷吃,就把这些藏在竹篮里,用绳子吊起来,挂在厨房的屋顶下。一次,我用一根棒子去挑这个竹篮,结果竹篮翻了,红枣、桂圆等撒了一地,鸡蛋摔碎了,水果也摔破了……当时就被母亲狠狠骂一顿,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一句话:“做人要大气,自己吃了落粪坑,人家吃了传四方。”所以我现在也是这样,有人来拜访或者来看望我,我都送点茶叶、茶壶、木雕笔筒、如意、大象类等小工艺品给别人,以表心意。老妈的教诲,送礼就要送好的,不好的东西不要送给人家,否则,人家背后会说闲话的。所以母亲教我做人、做事的点点滴滴,对我印象很深。

东阳市武术协会后山店分会

还有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母亲不但待人热情,而且没有私心。大概在1972年,我18岁时,村里开展宅基地批准给困难户盖房子工作,重新划分村里的自留地和宅基地。村里书记、大队长等班子成员十多人用“丈弓”计划丈量给困难户造房子时,因我家旁边有四间宅基地,门前围墙外是一块良田(那时候国家批良田造房子政策管得很严),这块良田新中国成立前就是我们家的,他们把这块良田和我家旁边的两间宅基地一起丈量给人家困难户造房用。村里准备报乡和县政府批准后造房子。当时我哥哥对我说:“我家四间宅基地丈量出去给人家盖房子了,以后我家自己要造房子就没地方了……村里把良田和宅基地一起丈量盖房子是不符合相关土地政策的,你去把那些丈量好的‘定位桩’拔了扔掉,说我们自己家也要造房子的。”当时母亲发火了,骂我:“你这小家伙不懂事,人家家里人口多,住房困难,没地方造房子住……做人要积德,人家造房子是一辈子的事情,把自家的宅基地让给人家,是做善事造福人家,有什么不好……”后来,因村里违规把良田和宅基地一起报批,县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没有同意。虽然母亲没有文化,但是她善良、大度。正因为老妈处处为别人着想,才得到大家的认同。

我哥哥也是个耿直的人,受母亲的影响,他从不占人家便宜,是个正直的硬汉子。1993年,我把分家时得到的两间房屋和两间宅基地给我哥哥家造房子,他一定要把8 800元钱送给我,表示心意。为此,我也十分感动。在父亲诞辰一百周年时,即2014年,我们到广州他儿子家过年,他说:“今后,我东阳老家的房子卖掉的话,我的一半财产给儿子,一半给你。以前每年逢年过节回家你都给我红包,现在我们条件好了,不要再给我了……”哥哥现在对我很好,很客气,现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是真正的“兄友弟恭”了,相信老爸老妈在天上看到我们兄弟俩这样和睦,也会为我们高兴的。

我的哥哥杜承荣

1974年10月,我再次要求参军当兵报名时,我母亲其实是舍不得的,因家里在生产队挣工分劳动力少了一个,想留我在她身边,能照顾到她。但是她为了我的前途,也为了国家的需要,忍痛割爱,毫不留恋地送我参军。1979年母亲去世时,我正在部队服役,出差到江苏南通采购拖船器材配件,等收到部队转发的电报,都已经过去三五天了,在我急忙返回部队上海,在赶回东阳老家的前一天,我哥哥已把妈妈“送上山”了。听哥说,给母亲办大礼的那天,村里、乡里、县里来了几百人给母亲送行……未能在母亲有生之年尽孝,也未能见母亲最后一面,更没能送她最后一程,这是为人儿女最大的遗憾……母亲的恩情永世难忘……(写到这里我的眼泪流下来了……)母亲善良和大度的基因元素至今还流淌在我的血液里。

2. 认干娘和改名字

小时候,母亲怕我长不大,经常找算命先生给我算命。算命先生都这样讲:你这个小孩不好养、养不大,要想养大,必须要认“干娘”;要养大发财,必须到很远的地方去,越远越好,而且越老福气越好。母亲为了能够把我养大,叫我去认“巫婆”为干娘(那时农村还有人讲迷信),“巫婆”给我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姓蔡,叫蔡生德,一直到我13岁左右。我老妈还有点相信迷信,有时要把那个烧香的灰叫我吃掉,说是干娘给你的仙药,吃了能长大。

湖溪镇后山店村北镇阁

小时候,老爸经常喝酒,会发酒疯打我,因为他是属老虎的,我是属马的,老虎和马生肖是相冲的,他也一直讲一直讲,这个小孩长不大的……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了。

我小时候取名叫“杜贵团”,因为我们杜家已经是八代单传了,现在好不容易生下排行老二的我,爸妈为了能够养大我,让我跟一家兄弟姐妹多的人家“排”名,他们家是“桂”字辈,叫杜桂良、杜桂生等兄妹5人,于是把我的“贵”改为桂花的“桂”,那时候我就随他家的名,叫“杜桂团”。后来我四年级的时候,查《新华字典》,看了以后我想:这个桂花的“桂”是好的,但这个团结的“团”不太好。那时候我看了穆桂英挂帅的书和电影,也听老人讲龙的故事和穆桂英杨家女将的传说:穆桂英家族祖先的骨灰,是放在龙潭里面的龙角上的,所以出了穆桂英,如果当时把她祖宗的骨灰放在龙的嘴里的话,那么穆家要出真龙天子皇帝的!这个是农村里的传说,我老爸也跟我讲过这些传说。我查到了龙潭的“潭”字,我想这个“潭”里有水,能藏龙,是龙生存的地方,能把桂花树种在龙潭旁边,既有花香,又有龙水喝,“潭”还能藏龙卧虎,龙是生活在龙潭里的。因此,我就把“杜桂团”改成“杜桂潭”了。

湖溪镇后山店村西边乡路两侧种满桂花树

第三节 我的父亲

1. 本分、厚道、守信的棕匠

我老爸人好,脑子灵,学了一门穿棕绷和蓑衣的手艺,会做生意、会经营。他从十几岁开始学手艺,一直在浙江嵊县(现嵊州市)三界镇地区(马岙、沈家湾、招士湾等村)和里东区幸福公社、禹山头等地穿棕绷和蓑衣。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是三界镇棕衣合作社的主任。为了多赚钱、多搞点粮食养活我们,他白天晚上连轴转,经常做到夜里两三点,把身体搞垮了,一直很虚弱,只能喝酒强撑着身体。20世纪60年代,政府号召搞下放,他把自己下放到里东区幸福公社禹山头村他的干爹干妈家落户,一直到他操劳倒下,户口都没有回东阳后山店村。

我的父亲杜开华(1914—1970)

小时候只记得,每当临近年底,老爸就会回家过年,总是从他干爹家带回年糕、红薯干等杂粮。但每次喝完酒,只要看到我做错一点点事,他就会发“酒疯”,胡言乱语,骂人,还要打我们,因为我哥长我6岁,他打不过我哥,就拿我当出气筒。有一次我老爸又要打我,我躲到楼上房间里,把门撑好,他硬推冲进来,我没办法只好从窗口爬到屋顶瓦片上,爬到隔壁叔叔家屋顶上,再逃出去,他还追我,我就逃到屋后河边。这条河大概五六米宽,衣服也没来得及脱就跳河里游泳过去了,游到河对岸我对他嚷道:“你这个酒癫,有本事你游泳过来,打我呀……”

嵊州市三界镇地区

当天晚上,我不敢回家,我哥哥和我妈很着急,到处找我。我身上衣服裤子都湿了,怎么办?就学电视里野外救生那样自救。我们村大会堂前面的操场正在烧草灰,就是用稻草、木柴、泥块和在一起,一层草一层泥土叠起来,做成一块一块泥坯,然后用火烧;泥坯烧熟了以后再敲碎,拿去当种菜的肥料。这个泥坯要烧一个多礼拜才好,泥堆周围有火炭在慢慢燃烧,很暖和的,我把湿衣服脱下来,拿个干枝挑起来在旁边烘干。到凌晨两三点钟,衣服裤子烘干了,我找到一户人家(金忠和家)的屋檐下有个叫“街沿平台”的地方,缩在角落里睡了大概两个小时,到凌晨4点多钟给冻醒了。后来听哥哥说,妈妈找不到我很担心,特意给我留着饭,放在门口,门故意不关,晚上就可以拿去吃。我这个人很有个性,脾气倔,但又怕老爸逮到,再打我,所以我绝不会回去拿这个吃的。正当我又冷又饿的时候,“天上掉下了馅饼”。那时,我们横店镇下溪滩村是加工“粉干”的专业村。这种“粉干”,是把米粉放在蒸隔里,用柴火烧蒸几个小时才能做出来。他们村缺柴火,所以每月到初五或者初十赶集,下溪滩村村民都会到我们东阳茜畴镇(现东江镇)集市上去买柴火,有30里山路,要走好几个小时。我躲的这个街沿平台就在他们经过的一条石子小路旁边。他们推的手推车(也叫独轮车),经过这条石子路的时候,发出“咚咚咚”的声音,由于车轮跳动很厉害,挂在车架上面的“酒糟米饼”掉了一个下来(是一种米饼,放些酒糟,要吃的时候,放火上烤一烤香喷喷的,吃一口甜蜜蜜的,一般早上出门赶路或干活的人,都会带四五个)。正巧被在石子路上走来走去的我踢到。当时这个圆圆的饼掉在石头上,和石头子儿的颜色差不错,我脚踢一踢,咦,这个石头怎么会打转的?捡起来一看原来是个酒糟米饼,还有点热气,我当时真的很激动,由于我昨天晚饭都没吃,我抓起饼来就往嘴里塞,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心想:真是老天有眼,不让我饿死啊,还能大饱口福……

2. 跟着师傅学手艺

由于爷爷和老爸都有一门做棕匠的手艺,同一门堂厢房3户人家的两个堂叔杜开生、杜绳法也是棕匠,所以我们这幢房屋的三家小孩只要有时间都会帮父母亲拔棕丝、绕棕线,以便大人早日做好棕绷和蓑衣,拿到湖溪、郭宅、横店等集市上去出售,挣钱买粮食。两位堂叔有儿女杜忠伟、杜忠立、杜忠全、杜跃芳、杜兰英、杜兰仙、杜兰飞共7人,加上我哥哥和我,整个门堂厢房里有9个小孩子都学过这门手艺。记得一般在10岁左右,不管男孩女孩,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学校放假的时候,父母总叫我们学绕棕线绳。刚开始学时,因我年纪小,绕起来两只手发酸,时间久了,更是又酸又痛,于是,就不想学了。但我们村是穿棕绷和蓑衣、做木雕这些手工艺的专业村,大多数人都会这门手艺,不学是过不了关的。1966年6月我小学毕业,因“文化大革命”开始,停课闹革命,读初中不招生。由于学会了绕线的基本功,父母亲商量说,儿子跟父亲学手艺,不听话,学不好的,所以就帮我找了一个本村生产队的邻居杜加良师傅。

记得当年我只有12周岁,我们后山店到嵊县去挨家挨户上门穿蓑衣和棕绷。由于交通不便,凌晨2点钟就要起床,还要走30里小路到歌山车站乘车。当时因人多车少,交通不便,一天只有两班车到嵊县(现嵊州市),如早班车7点15分上不了车,就只好走70里路到长乐镇转车到嵊县。若去我老爸的干妈家,还要再转车到清风寺车站,然后坐摆渡船到对面里东区幸福公社禹山头村。当时我们兄弟俩都叫老爸的干爹干妈为爷爷奶奶的,我的堂叔叫徐世财,是这个村的支部书记。为了省钱,我们一般当天要走100里路到长乐镇坐汽车。记得第一次出门学手艺,走路走得我两腿发硬、发酸、发痛,第二天起床发现肿起来,一走路就痛。到了目的地后,我们师徒俩挑着手工艺工具和衣服包袱,到禹山头、火先湾、大毛湾等山上人家寻找生活。如果山上没有活儿,就到马岙、沈家湾、招士湾、清风庙等地揽生意;如果这边生活干完了,就要到三界地区或者到接近上虞地区的平原地带去接活干,要上街吆喝:“棕绷穿否,穿棕绷哦!”找到生意后,如手艺好,用户认可,生意就会生出来。一般一个村可以做上几户人家,住上十几天或一个月左右,有时甚至会住几个月。给人家干活时,吃住一般都是全包的。由于我年纪小,干活力气小,扒棕丝绕棕线比较慢,经常两手发酸发痛,还有人嘲笑我,我感到很委屈,晚上流眼泪。师父就劝导我,因为我们要拿人家一份大人的工资,吃人家饭,只能任人家讲,今后做得快点、动作灵活点,用心学好手艺就好了。那时我跟师傅俩人工资每人每天1.5元,共计3元钱一天。冬天时,温度到零下,扒棕丝又冷又湿,我右手大拇指都扒出血丝来了。就这样苦练学艺,其间老妈还帮我找了一个邻村市古塘村的周文进去学弹棉絮。我跟着周师傅还去杭州、余杭、临安一带学做弹棉絮生活。由于个子小,弹弓又大又重,路又远,时间久了就扛不动,所以学了半年时间就不学了。

嵊州市三界镇清风寺地区

1969年春节后,我哥去参军了。那年我16岁,就跟父亲去学手艺。由于父亲长期劳累,体力不支,他就主动叫我学棕绷和蓑衣(盘领子)等关键手艺技巧。经过几年的努力,我终于掌握了这门手艺。1970年5月老爸去世,我只好独立门户了。当年下半年,我当上小师傅,带了一个徒弟叫杜明东,他是地主家的儿子,那时候讲阶级成分,一般的人不敢带他出去做手艺赚钱,怕政治上受影响,当时我正气感也很强,心想:地主家的儿子就不能挣钱吃饭,我说要带他出去,他很高兴,十分愿意。那年,我外出到嵊县我爸以前工作的老地盘三界地区做了近三个月活。每天收3元,1元给徒弟,1元需交给生产队,我的第一桶金大约赚了60多元,很开心。就这样我断断续续地在老家种田务农,参加民兵训练和村文艺宣传队,农闲时外出做手艺赚钱,一直到1974年,大约有6年时间,在农村务农和外出做手工艺之间摸爬滚打。1974年12月23日新兵入伍到上海,我记得,我身边带着260元人民币到部队。要知道,在那时的农村娶一个老婆定亲钱都足够了。从少年到青年时期在农村亦工亦农磨炼了我穿蓑衣一针一线的耐心和勤劳吃苦的实干意志。

3. 蓑衣简介

蓑衣历史悠久,是过去民间常用于防雨的农具。早在唐代,诗人柳宗元的《江雪》对它有最美的描述:“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三四十年前,在江浙一带,蓑衣是农村家家户户的必需品,用棕线做的蓑衣特别耐用,下雨天穿着不怕风吹雨淋,冬天穿着既能防雨又保暖。蓑衣虽重,但不碍行动干农活,雨伞虽美却挡不住大风。因此,蓑衣自古流传几千年不无道理。随着科技的进步,蓑衣逐渐被塑胶、塑料雨衣所替代,成了工艺品、装饰品、老文物。

现代蓑衣(棕衣)装饰品

蓑衣的制作过程并不简单。从棕树上剥下棕片晾干,到选棕片、拨抽棕丝、搓棕绳,再到盘领口(头)编排缝制领上衣,做后脚衣、前角衣(下裙),到最后领衣和前后角(下裙)衣合并编成,一般需要5个工作日,一般的重量也在5—6斤。以前蓑衣所有针脚都是一针一线,编缝得密密麻麻,上一针、下一针交叉而缝,呈花纹图案,又结实又美观。在那个年代,编制蓑衣的手工技艺人不但需要耐心与细致,更需要精湛的手艺,大家称作棕匠,现在的说法也属于工匠。

第四节 同村发小和战友杜茂新

1. 一起“穿开裆裤”长大

我这一生中与许多人有缘,但觉得和我最有缘分的是杜茂新。他和我同村,两家相距不过200米左右,从小一起“穿开裆裤”长大,一起学习进步,也一起调皮“捣蛋”。小时候,我们一起捕蜻蜓,一起捉迷藏,一起下河游泳,一起招猫逗狗;我们一个馒头合着吃,一根冰棍轮流舔,一把瓜子分着嗑;他和我相互之间从来不称大名,见面永远叫外号……更有缘的是,我们长大后竟然同年同日到上海警备区入伍当兵,而且同时分到宝山县吴淞镇(现宝山区)泰和路260号新兵连,开始我们的军营生活。他被分到内河运输队当操舵兵,我在机关修理所当采购员。后来,杜茂新提干,到船运大队政治处任政治干事,又和我在同一个机关院子里工作生活。所以我和他简直太有缘分了:从童年到青年,我们一直没有分开过。我是1954年出生,属马的;杜茂新是1956年出生,属猴的,我长他两岁。因为我在年龄上要大点,再加上我头脑比较灵活,在大家的记忆里,大家说我是个善于出主意有头脑的“鬼(桂)头”—“孩子王”。

2. 童年趣事:“放幻灯片”+“犁地”

当时我家是村里第二生产队,杜茂新家是第一生产队。两个生产队一共三四十户人家,有十几个小孩,大一点的像我们俩这样十岁上下,小一点的五六岁。在农村里面十岁八岁的哥哥姐姐在家要带弟弟妹妹的。我家有个堂屋,按照农村习惯的说法是本家人公用的。但这个堂屋是我家独户使用(我妈是村妇女主任,所以生产队经常在这个堂屋里开会)。父母亲白天要到生产队集体干活,挣“工分”,大人们都让家里大一点的孩子带弟弟妹妹。那时学习比较轻松,小伙伴们放学了有时会聚集到我家的堂屋里玩耍。当时没有玩具,也不像现在有电视看,或者玩手机游戏,于是我经常把所有小孩组织起来,用毛笔、蜡笔画出各种动物图案和人物,用手电筒(家里唯一的“电气设备”)和纸板做成一个简易的“幻灯机”,用电筒的灯光打到画的图片上,照到堂屋的墙上……就像放幻灯片,我放给所有小朋友看。但是要看“幻灯片”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别出心裁,要求小朋友们去拔猪草,交几斤猪草给我;或捡废纸来换一张门票,废纸多了,就拿去卖,废纸换来的钱,买几粒糖分给大家。也许我的商业意识就是那时候萌芽的。

2003年与杜茂新(右)在香港合影

我家外面有块宅基地,平时可以种菜,我妈妈外出干活时,我就会布置小伙伴工作任务—翻菜地。我比他们要大一两岁,我会指挥大家在前面拉着锄头的长柄,我用手按在锄头上,让他们在前面拉着锄头柄像牛耕田一样……就这样我就把妈妈交代的翻地的活都轻轻松松地干完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玩这些还是挺有意思的,符合童心情趣,大家还是蛮开心的。杜茂新说我这个小阿哥,当时就知道借用外力了,哈哈哈……

3. 童年义气:“他的伤疤”和“两肋插刀”

印象比较深的是:杜茂新头上有一个伤疤,就是当时一起玩游戏时落下的。好像是10岁左右吧,村里的一群捣蛋鬼在我家的堂屋里玩“抓坏蛋”的游戏,由我当“孩子王”,让其中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演“坏人”,然后我带着“娃娃兵”来“英雄出击”,捉扮演“坏人”的小伙伴。在游戏过程中,一个“坏人”(记不得名字了)随手甩出“飞镖”(就是一把剪刀),砸在杜茂新的后脑勺上,左耳朵上面的头皮被划破了,流了很多血。晚上回家,他不敢让他妈知道,我给他出了个点子:尽量用右侧面对着家里人。直到第二天,他妈干完活回来才发现这个伤口,苦于当时医疗条件差,没有及时缝合,到现在还看得到这个瘢痕。这也是我和茂新小时候形成的“英雄好汉”不畏流血的见证啊。

另外有一件我不畏强势、讲真话的事,令我至今难忘。当时我们村里的一个小女孩,是杜茂新的同桌同学,他们在一起老是吵架,在书桌上还画了“三八线”。这个女孩子比较任性,做事说话都寸土不让,有理无理都要争的(长大以后我们也是好朋友)。有一次,杜茂新和她吵架后,她一把抓住杜茂新头发,杜茂新顺手一甩,这个女孩子不小心从二楼楼梯上滚到一楼了。她大哭大闹,回家就叫了两个哥哥和她父母亲等五六个人到杜茂新家,说要找他算账。当时,他们和茂新的妈妈吵起来(因为他父亲在外地工作,家里就他妈妈,带着他和两个弟弟),杜茂新妈妈强调要把情况了解清楚,对他们说:“我儿子不能让你们随便教训的!”但是杜茂新妈妈一个人势单力薄,吵不过他们。杜茂新很乖巧,到家书包一放直接跑到玉米地里藏起来了。在这个时候,我听到吵闹声跑到他家,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为杜茂新作证说:“我在旁边看到的,是你家妹妹先抓茂新头发,打茂新的,茂新只是甩开她手,不让你妹妹拽他头发,你妹妹是自己不小心从二楼摔下去的。”我为茂新“两肋插刀”挺身作证的义举,她家的火就一下子“烧”到我家里来了,引起了我妈与女同学的家人争吵……。我从小就养成了刚正不阿、路见不平就出手的性格,也许,这些对以后的事业是挺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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