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少年学手艺,苦水相伴
阳光育小草,倔犟成长
本章主要有我幼年和父母恩情的追忆,少年学艺艰辛经历的回顾;杜茂新回忆的童年趣事;陈洪明记录的青春岁月的回望;结缘同村、同姓、同心、同德老婆共同创业的情节。从中可以看到一位山村少年正气倔犟性格形成的起点—父亲的本分厚道,母亲的正直善良;正气倔犟性格形成的环境—走街串巷讨生活,勤学手艺争口气;当然,还有童真少年的友情、芬芳年华的青涩……
家训四条
一、嘴要严谨,尊重他人隐私,少提重要人物来掩饰自己。
二、尽力帮人,特别是年轻人。
三、念书不要死读,“活用”“善用”是出路。
四、家庭和谐(不离婚、兑现承诺、担当责任)。
—摘自《阿杜话语》
人生对联
上联:生容易,活容易,生活却不容易
下联:人简单,事简单,人事却不简单
横批:活人生事
—摘自《阿杜话语》
第一节 童年的回忆
1. 杜家结束八代单传
根据杜家家谱记载,我家到我和哥哥这一代已经是八代独子单传了。听长辈讲,我们家房屋是200年前造的11间正堂房屋,也算得上是一户富裕人家了。由于太公、太太公出卖了一半房屋给堂叔家,到新中国成立时,我们家只剩下了一半房屋,而且比较破旧。房子建在村里前面的高位地,位于后山店村的正中间,也是村里最前排一户独立人家。村后面大山上和九龙山脉九曲顶的水流入长坑堘水库,水库里的水沿村里一条小溪经过村中间两个池塘(村里人都直接饮用清洁又甘甜的九龙山脉的山泉水)流到我家房子旁边时,一部分水向东流出,另一部分水向西流去。听老爸老妈和叔叔婶婶说,这是个处于龙脉上的房子,风水太紧,因此,一直以来子孙不发,八代单传,而且性格脾气都比较急躁,不兴旺,很难出大人物。我老妈信风水、讲迷信,想生第二胎,经常到永康方岩和有关寺庙求神拜佛去求子,早生贵子保平安。听我妈说,我是从永康方岩寺庙中的观音菩萨那里求来的。小时候,母亲每年都要带我到方岩去烧香拜佛,以求平安长大。
杜家祖先
我的祖父杜福喜(1894—1961)
我的出生年月是1954年农历的四月二十四日中午。当天村里农户人家的烟囱都冒烟了,开始烧中午饭,母亲还在离家500米的农田地里浇水、浇粪,突然感到肚子疼,马上往家里赶,到了家里不到半小时后我就出生了。当时,堂叔、堂嫂有的已吃好午饭了,有的正在吃午饭,于是大家急着帮忙打理。那年正好马年,出生的时辰正好是午时,叫“午马”。民间有个说法:马年出生的小孩,生在晚上或白天其他时辰不好,生在冬季也不好,因马没草吃;生在午时的午马,落地的时辰很好。我生在农历四月二十四日,大地回春,正好是立夏时节南方收割麦子的季节,属马的人就有粮草吃了。因此,院子里三户人家的叔叔婶婶都对我比较宠爱,小名叫“团团”。我家隔壁的一户邻居的房子也盖在龙脉龙背上,他家现在出了个师(厅)级官员。
杜氏家谱
2. 童年心酸回忆
我从小聪明头脑灵光,虚岁7岁时母亲就送我上学。20世纪60年代初遇到经济困难时期,在后山店小学读二、三年级时,我家离学校很近,只有几百米。班主任老师是外乡来的,我老妈是个热心肠、待人客气的人,家里烧好了青菜、萝卜什么的都要送给老师吃的,我妈又是村里妇女主任,所以班主任对我这个小孩子比较关注与照顾。经济困难时期,不是吃野菜,就是吃蕨根粉(蕨根粉算是好东西了),但它有渣很难吃的,吃多了那些东西会导致大便干硬,排便困难。一天早上,我在家旁边的小茅屋边上茅坑拉大便,拉了一个多钟头还是拉不出,正好旁边有棵梅子树,我就折了一根树枝去抠……。老师见我没去上学着急了,下课了跑到我家来找我,那时候老师也叫我“团团”,看到我这个情况,马上把我从茅坑边拉起来,就去找我老妈。我老妈当时在大会堂食堂里烧饭,回来以后,把家里唯一的老母鸡宰掉,烧鸡汤,让我吃点油,到第二天就好了。在这段时间里,家里经常到村后面的山上挖野菜、蕨根、树皮树叶充饥。在我们后山店村,在山上还能挖点吃的东西,已经算是幸运的,否则就可能没命了。这是我在小学读书时的故事。
后山店小学
第二节 我的母亲
1. 正直善良的妇女主任
我的母亲陆秀光(1921—1979)
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农家妇女,10岁就作为童养媳嫁到杜家。我爷爷生育了一男三女,一个男丁就是我父亲。三个姑姑的年龄都比我妈妈大,但好吃不肯做。因此,家里重活累活都叫我妈做,好吃的都他们吃,两个姑姑还经常欺负她、打骂她,我妈妈受尽了委屈。这也是当时封建社会思想遗留的时代烙印。
母亲虽然没读过书,谈不上什么文化水平,但上台讲话、作报告时,思路敏捷,干脆利落。其实,每次上台讲话之前,她总会对着窗子,反复练习,直到讲顺了,记住了,才停下。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自强不息,学习文化,积极参加农村扫盲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她担任村妇女主任、乡妇女副主任,后来被推选为东阳县和浙江省妇女代表。
母亲热心大气,哪一家计划生育结扎,或者生小孩,或者有人生病,就送去苹果、鸡蛋、面条等。我有时候还跟着她一起去,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母亲很有孝心,逢年过节都给村里孤寡老人送一些水果、鸡蛋、桂圆、红枣等。在过去的那段岁月中,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啊,平时吃不到的。我小时候又瘦又小,很调皮,母亲为防我们偷吃,就把这些藏在竹篮里,用绳子吊起来,挂在厨房的屋顶下。一次,我用一根棒子去挑这个竹篮,结果竹篮翻了,红枣、桂圆等撒了一地,鸡蛋摔碎了,水果也摔破了……当时就被母亲狠狠骂一顿,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一句话:“做人要大气,自己吃了落粪坑,人家吃了传四方。”所以我现在也是这样,有人来拜访或者来看望我,我都送点茶叶、茶壶、木雕笔筒、如意、大象类等小工艺品给别人,以表心意。老妈的教诲,送礼就要送好的,不好的东西不要送给人家,否则,人家背后会说闲话的。所以母亲教我做人、做事的点点滴滴,对我印象很深。
东阳市武术协会后山店分会
还有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母亲不但待人热情,而且没有私心。大概在1972年,我18岁时,村里开展宅基地批准给困难户盖房子工作,重新划分村里的自留地和宅基地。村里书记、大队长等班子成员十多人用“丈弓”计划丈量给困难户造房子时,因我家旁边有四间宅基地,门前围墙外是一块良田(那时候国家批良田造房子政策管得很严),这块良田新中国成立前就是我们家的,他们把这块良田和我家旁边的两间宅基地一起丈量给人家困难户造房用。村里准备报乡和县政府批准后造房子。当时我哥哥对我说:“我家四间宅基地丈量出去给人家盖房子了,以后我家自己要造房子就没地方了……村里把良田和宅基地一起丈量盖房子是不符合相关土地政策的,你去把那些丈量好的‘定位桩’拔了扔掉,说我们自己家也要造房子的。”当时母亲发火了,骂我:“你这小家伙不懂事,人家家里人口多,住房困难,没地方造房子住……做人要积德,人家造房子是一辈子的事情,把自家的宅基地让给人家,是做善事造福人家,有什么不好……”后来,因村里违规把良田和宅基地一起报批,县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没有同意。虽然母亲没有文化,但是她善良、大度。正因为老妈处处为别人着想,才得到大家的认同。
我哥哥也是个耿直的人,受母亲的影响,他从不占人家便宜,是个正直的硬汉子。1993年,我把分家时得到的两间房屋和两间宅基地给我哥哥家造房子,他一定要把8 800元钱送给我,表示心意。为此,我也十分感动。在父亲诞辰一百周年时,即2014年,我们到广州他儿子家过年,他说:“今后,我东阳老家的房子卖掉的话,我的一半财产给儿子,一半给你。以前每年逢年过节回家你都给我红包,现在我们条件好了,不要再给我了……”哥哥现在对我很好,很客气,现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是真正的“兄友弟恭”了,相信老爸老妈在天上看到我们兄弟俩这样和睦,也会为我们高兴的。
我的哥哥杜承荣
1974年10月,我再次要求参军当兵报名时,我母亲其实是舍不得的,因家里在生产队挣工分劳动力少了一个,想留我在她身边,能照顾到她。但是她为了我的前途,也为了国家的需要,忍痛割爱,毫不留恋地送我参军。1979年母亲去世时,我正在部队服役,出差到江苏南通采购拖船器材配件,等收到部队转发的电报,都已经过去三五天了,在我急忙返回部队上海,在赶回东阳老家的前一天,我哥哥已把妈妈“送上山”了。听哥说,给母亲办大礼的那天,村里、乡里、县里来了几百人给母亲送行……未能在母亲有生之年尽孝,也未能见母亲最后一面,更没能送她最后一程,这是为人儿女最大的遗憾……母亲的恩情永世难忘……(写到这里我的眼泪流下来了……)母亲善良和大度的基因元素至今还流淌在我的血液里。
2. 认干娘和改名字
小时候,母亲怕我长不大,经常找算命先生给我算命。算命先生都这样讲:你这个小孩不好养、养不大,要想养大,必须要认“干娘”;要养大发财,必须到很远的地方去,越远越好,而且越老福气越好。母亲为了能够把我养大,叫我去认“巫婆”为干娘(那时农村还有人讲迷信),“巫婆”给我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姓蔡,叫蔡生德,一直到我13岁左右。我老妈还有点相信迷信,有时要把那个烧香的灰叫我吃掉,说是干娘给你的仙药,吃了能长大。
湖溪镇后山店村北镇阁
小时候,老爸经常喝酒,会发酒疯打我,因为他是属老虎的,我是属马的,老虎和马生肖是相冲的,他也一直讲一直讲,这个小孩长不大的……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了。
我小时候取名叫“杜贵团”,因为我们杜家已经是八代单传了,现在好不容易生下排行老二的我,爸妈为了能够养大我,让我跟一家兄弟姐妹多的人家“排”名,他们家是“桂”字辈,叫杜桂良、杜桂生等兄妹5人,于是把我的“贵”改为桂花的“桂”,那时候我就随他家的名,叫“杜桂团”。后来我四年级的时候,查《新华字典》,看了以后我想:这个桂花的“桂”是好的,但这个团结的“团”不太好。那时候我看了穆桂英挂帅的书和电影,也听老人讲龙的故事和穆桂英杨家女将的传说:穆桂英家族祖先的骨灰,是放在龙潭里面的龙角上的,所以出了穆桂英,如果当时把她祖宗的骨灰放在龙的嘴里的话,那么穆家要出真龙天子皇帝的!这个是农村里的传说,我老爸也跟我讲过这些传说。我查到了龙潭的“潭”字,我想这个“潭”里有水,能藏龙,是龙生存的地方,能把桂花树种在龙潭旁边,既有花香,又有龙水喝,“潭”还能藏龙卧虎,龙是生活在龙潭里的。因此,我就把“杜桂团”改成“杜桂潭”了。
湖溪镇后山店村西边乡路两侧种满桂花树
第三节 我的父亲
1. 本分、厚道、守信的棕匠
我老爸人好,脑子灵,学了一门穿棕绷和蓑衣的手艺,会做生意、会经营。他从十几岁开始学手艺,一直在浙江嵊县(现嵊州市)三界镇地区(马岙、沈家湾、招士湾等村)和里东区幸福公社、禹山头等地穿棕绷和蓑衣。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是三界镇棕衣合作社的主任。为了多赚钱、多搞点粮食养活我们,他白天晚上连轴转,经常做到夜里两三点,把身体搞垮了,一直很虚弱,只能喝酒强撑着身体。20世纪60年代,政府号召搞下放,他把自己下放到里东区幸福公社禹山头村他的干爹干妈家落户,一直到他操劳倒下,户口都没有回东阳后山店村。
我的父亲杜开华(1914—1970)
小时候只记得,每当临近年底,老爸就会回家过年,总是从他干爹家带回年糕、红薯干等杂粮。但每次喝完酒,只要看到我做错一点点事,他就会发“酒疯”,胡言乱语,骂人,还要打我们,因为我哥长我6岁,他打不过我哥,就拿我当出气筒。有一次我老爸又要打我,我躲到楼上房间里,把门撑好,他硬推冲进来,我没办法只好从窗口爬到屋顶瓦片上,爬到隔壁叔叔家屋顶上,再逃出去,他还追我,我就逃到屋后河边。这条河大概五六米宽,衣服也没来得及脱就跳河里游泳过去了,游到河对岸我对他嚷道:“你这个酒癫,有本事你游泳过来,打我呀……”
嵊州市三界镇地区
当天晚上,我不敢回家,我哥哥和我妈很着急,到处找我。我身上衣服裤子都湿了,怎么办?就学电视里野外救生那样自救。我们村大会堂前面的操场正在烧草灰,就是用稻草、木柴、泥块和在一起,一层草一层泥土叠起来,做成一块一块泥坯,然后用火烧;泥坯烧熟了以后再敲碎,拿去当种菜的肥料。这个泥坯要烧一个多礼拜才好,泥堆周围有火炭在慢慢燃烧,很暖和的,我把湿衣服脱下来,拿个干枝挑起来在旁边烘干。到凌晨两三点钟,衣服裤子烘干了,我找到一户人家(金忠和家)的屋檐下有个叫“街沿平台”的地方,缩在角落里睡了大概两个小时,到凌晨4点多钟给冻醒了。后来听哥哥说,妈妈找不到我很担心,特意给我留着饭,放在门口,门故意不关,晚上就可以拿去吃。我这个人很有个性,脾气倔,但又怕老爸逮到,再打我,所以我绝不会回去拿这个吃的。正当我又冷又饿的时候,“天上掉下了馅饼”。那时,我们横店镇下溪滩村是加工“粉干”的专业村。这种“粉干”,是把米粉放在蒸隔里,用柴火烧蒸几个小时才能做出来。他们村缺柴火,所以每月到初五或者初十赶集,下溪滩村村民都会到我们东阳茜畴镇(现东江镇)集市上去买柴火,有30里山路,要走好几个小时。我躲的这个街沿平台就在他们经过的一条石子小路旁边。他们推的手推车(也叫独轮车),经过这条石子路的时候,发出“咚咚咚”的声音,由于车轮跳动很厉害,挂在车架上面的“酒糟米饼”掉了一个下来(是一种米饼,放些酒糟,要吃的时候,放火上烤一烤香喷喷的,吃一口甜蜜蜜的,一般早上出门赶路或干活的人,都会带四五个)。正巧被在石子路上走来走去的我踢到。当时这个圆圆的饼掉在石头上,和石头子儿的颜色差不错,我脚踢一踢,咦,这个石头怎么会打转的?捡起来一看原来是个酒糟米饼,还有点热气,我当时真的很激动,由于我昨天晚饭都没吃,我抓起饼来就往嘴里塞,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心想:真是老天有眼,不让我饿死啊,还能大饱口福……
2. 跟着师傅学手艺
由于爷爷和老爸都有一门做棕匠的手艺,同一门堂厢房3户人家的两个堂叔杜开生、杜绳法也是棕匠,所以我们这幢房屋的三家小孩只要有时间都会帮父母亲拔棕丝、绕棕线,以便大人早日做好棕绷和蓑衣,拿到湖溪、郭宅、横店等集市上去出售,挣钱买粮食。两位堂叔有儿女杜忠伟、杜忠立、杜忠全、杜跃芳、杜兰英、杜兰仙、杜兰飞共7人,加上我哥哥和我,整个门堂厢房里有9个小孩子都学过这门手艺。记得一般在10岁左右,不管男孩女孩,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学校放假的时候,父母总叫我们学绕棕线绳。刚开始学时,因我年纪小,绕起来两只手发酸,时间久了,更是又酸又痛,于是,就不想学了。但我们村是穿棕绷和蓑衣、做木雕这些手工艺的专业村,大多数人都会这门手艺,不学是过不了关的。1966年6月我小学毕业,因“文化大革命”开始,停课闹革命,读初中不招生。由于学会了绕线的基本功,父母亲商量说,儿子跟父亲学手艺,不听话,学不好的,所以就帮我找了一个本村生产队的邻居杜加良师傅。
记得当年我只有12周岁,我们后山店到嵊县去挨家挨户上门穿蓑衣和棕绷。由于交通不便,凌晨2点钟就要起床,还要走30里小路到歌山车站乘车。当时因人多车少,交通不便,一天只有两班车到嵊县(现嵊州市),如早班车7点15分上不了车,就只好走70里路到长乐镇转车到嵊县。若去我老爸的干妈家,还要再转车到清风寺车站,然后坐摆渡船到对面里东区幸福公社禹山头村。当时我们兄弟俩都叫老爸的干爹干妈为爷爷奶奶的,我的堂叔叫徐世财,是这个村的支部书记。为了省钱,我们一般当天要走100里路到长乐镇坐汽车。记得第一次出门学手艺,走路走得我两腿发硬、发酸、发痛,第二天起床发现肿起来,一走路就痛。到了目的地后,我们师徒俩挑着手工艺工具和衣服包袱,到禹山头、火先湾、大毛湾等山上人家寻找生活。如果山上没有活儿,就到马岙、沈家湾、招士湾、清风庙等地揽生意;如果这边生活干完了,就要到三界地区或者到接近上虞地区的平原地带去接活干,要上街吆喝:“棕绷穿否,穿棕绷哦!”找到生意后,如手艺好,用户认可,生意就会生出来。一般一个村可以做上几户人家,住上十几天或一个月左右,有时甚至会住几个月。给人家干活时,吃住一般都是全包的。由于我年纪小,干活力气小,扒棕丝绕棕线比较慢,经常两手发酸发痛,还有人嘲笑我,我感到很委屈,晚上流眼泪。师父就劝导我,因为我们要拿人家一份大人的工资,吃人家饭,只能任人家讲,今后做得快点、动作灵活点,用心学好手艺就好了。那时我跟师傅俩人工资每人每天1.5元,共计3元钱一天。冬天时,温度到零下,扒棕丝又冷又湿,我右手大拇指都扒出血丝来了。就这样苦练学艺,其间老妈还帮我找了一个邻村市古塘村的周文进去学弹棉絮。我跟着周师傅还去杭州、余杭、临安一带学做弹棉絮生活。由于个子小,弹弓又大又重,路又远,时间久了就扛不动,所以学了半年时间就不学了。
嵊州市三界镇清风寺地区
1969年春节后,我哥去参军了。那年我16岁,就跟父亲去学手艺。由于父亲长期劳累,体力不支,他就主动叫我学棕绷和蓑衣(盘领子)等关键手艺技巧。经过几年的努力,我终于掌握了这门手艺。1970年5月老爸去世,我只好独立门户了。当年下半年,我当上小师傅,带了一个徒弟叫杜明东,他是地主家的儿子,那时候讲阶级成分,一般的人不敢带他出去做手艺赚钱,怕政治上受影响,当时我正气感也很强,心想:地主家的儿子就不能挣钱吃饭,我说要带他出去,他很高兴,十分愿意。那年,我外出到嵊县我爸以前工作的老地盘三界地区做了近三个月活。每天收3元,1元给徒弟,1元需交给生产队,我的第一桶金大约赚了60多元,很开心。就这样我断断续续地在老家种田务农,参加民兵训练和村文艺宣传队,农闲时外出做手艺赚钱,一直到1974年,大约有6年时间,在农村务农和外出做手工艺之间摸爬滚打。1974年12月23日新兵入伍到上海,我记得,我身边带着260元人民币到部队。要知道,在那时的农村娶一个老婆定亲钱都足够了。从少年到青年时期在农村亦工亦农磨炼了我穿蓑衣一针一线的耐心和勤劳吃苦的实干意志。
3. 蓑衣简介
蓑衣历史悠久,是过去民间常用于防雨的农具。早在唐代,诗人柳宗元的《江雪》对它有最美的描述:“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三四十年前,在江浙一带,蓑衣是农村家家户户的必需品,用棕线做的蓑衣特别耐用,下雨天穿着不怕风吹雨淋,冬天穿着既能防雨又保暖。蓑衣虽重,但不碍行动干农活,雨伞虽美却挡不住大风。因此,蓑衣自古流传几千年不无道理。随着科技的进步,蓑衣逐渐被塑胶、塑料雨衣所替代,成了工艺品、装饰品、老文物。
现代蓑衣(棕衣)装饰品
蓑衣的制作过程并不简单。从棕树上剥下棕片晾干,到选棕片、拨抽棕丝、搓棕绳,再到盘领口(头)编排缝制领上衣,做后脚衣、前角衣(下裙),到最后领衣和前后角(下裙)衣合并编成,一般需要5个工作日,一般的重量也在5—6斤。以前蓑衣所有针脚都是一针一线,编缝得密密麻麻,上一针、下一针交叉而缝,呈花纹图案,又结实又美观。在那个年代,编制蓑衣的手工技艺人不但需要耐心与细致,更需要精湛的手艺,大家称作棕匠,现在的说法也属于工匠。
第四节 同村发小和战友杜茂新
1. 一起“穿开裆裤”长大
我这一生中与许多人有缘,但觉得和我最有缘分的是杜茂新。他和我同村,两家相距不过200米左右,从小一起“穿开裆裤”长大,一起学习进步,也一起调皮“捣蛋”。小时候,我们一起捕蜻蜓,一起捉迷藏,一起下河游泳,一起招猫逗狗;我们一个馒头合着吃,一根冰棍轮流舔,一把瓜子分着嗑;他和我相互之间从来不称大名,见面永远叫外号……更有缘的是,我们长大后竟然同年同日到上海警备区入伍当兵,而且同时分到宝山县吴淞镇(现宝山区)泰和路260号新兵连,开始我们的军营生活。他被分到内河运输队当操舵兵,我在机关修理所当采购员。后来,杜茂新提干,到船运大队政治处任政治干事,又和我在同一个机关院子里工作生活。所以我和他简直太有缘分了:从童年到青年,我们一直没有分开过。我是1954年出生,属马的;杜茂新是1956年出生,属猴的,我长他两岁。因为我在年龄上要大点,再加上我头脑比较灵活,在大家的记忆里,大家说我是个善于出主意有头脑的“鬼(桂)头”—“孩子王”。
2. 童年趣事:“放幻灯片”+“犁地”
当时我家是村里第二生产队,杜茂新家是第一生产队。两个生产队一共三四十户人家,有十几个小孩,大一点的像我们俩这样十岁上下,小一点的五六岁。在农村里面十岁八岁的哥哥姐姐在家要带弟弟妹妹的。我家有个堂屋,按照农村习惯的说法是本家人公用的。但这个堂屋是我家独户使用(我妈是村妇女主任,所以生产队经常在这个堂屋里开会)。父母亲白天要到生产队集体干活,挣“工分”,大人们都让家里大一点的孩子带弟弟妹妹。那时学习比较轻松,小伙伴们放学了有时会聚集到我家的堂屋里玩耍。当时没有玩具,也不像现在有电视看,或者玩手机游戏,于是我经常把所有小孩组织起来,用毛笔、蜡笔画出各种动物图案和人物,用手电筒(家里唯一的“电气设备”)和纸板做成一个简易的“幻灯机”,用电筒的灯光打到画的图片上,照到堂屋的墙上……就像放幻灯片,我放给所有小朋友看。但是要看“幻灯片”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别出心裁,要求小朋友们去拔猪草,交几斤猪草给我;或捡废纸来换一张门票,废纸多了,就拿去卖,废纸换来的钱,买几粒糖分给大家。也许我的商业意识就是那时候萌芽的。
2003年与杜茂新(右)在香港合影
我家外面有块宅基地,平时可以种菜,我妈妈外出干活时,我就会布置小伙伴工作任务—翻菜地。我比他们要大一两岁,我会指挥大家在前面拉着锄头的长柄,我用手按在锄头上,让他们在前面拉着锄头柄像牛耕田一样……就这样我就把妈妈交代的翻地的活都轻轻松松地干完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玩这些还是挺有意思的,符合童心情趣,大家还是蛮开心的。杜茂新说我这个小阿哥,当时就知道借用外力了,哈哈哈……
3. 童年义气:“他的伤疤”和“两肋插刀”
印象比较深的是:杜茂新头上有一个伤疤,就是当时一起玩游戏时落下的。好像是10岁左右吧,村里的一群捣蛋鬼在我家的堂屋里玩“抓坏蛋”的游戏,由我当“孩子王”,让其中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演“坏人”,然后我带着“娃娃兵”来“英雄出击”,捉扮演“坏人”的小伙伴。在游戏过程中,一个“坏人”(记不得名字了)随手甩出“飞镖”(就是一把剪刀),砸在杜茂新的后脑勺上,左耳朵上面的头皮被划破了,流了很多血。晚上回家,他不敢让他妈知道,我给他出了个点子:尽量用右侧面对着家里人。直到第二天,他妈干完活回来才发现这个伤口,苦于当时医疗条件差,没有及时缝合,到现在还看得到这个瘢痕。这也是我和茂新小时候形成的“英雄好汉”不畏流血的见证啊。
另外有一件我不畏强势、讲真话的事,令我至今难忘。当时我们村里的一个小女孩,是杜茂新的同桌同学,他们在一起老是吵架,在书桌上还画了“三八线”。这个女孩子比较任性,做事说话都寸土不让,有理无理都要争的(长大以后我们也是好朋友)。有一次,杜茂新和她吵架后,她一把抓住杜茂新头发,杜茂新顺手一甩,这个女孩子不小心从二楼楼梯上滚到一楼了。她大哭大闹,回家就叫了两个哥哥和她父母亲等五六个人到杜茂新家,说要找他算账。当时,他们和茂新的妈妈吵起来(因为他父亲在外地工作,家里就他妈妈,带着他和两个弟弟),杜茂新妈妈强调要把情况了解清楚,对他们说:“我儿子不能让你们随便教训的!”但是杜茂新妈妈一个人势单力薄,吵不过他们。杜茂新很乖巧,到家书包一放直接跑到玉米地里藏起来了。在这个时候,我听到吵闹声跑到他家,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为杜茂新作证说:“我在旁边看到的,是你家妹妹先抓茂新头发,打茂新的,茂新只是甩开她手,不让你妹妹拽他头发,你妹妹是自己不小心从二楼摔下去的。”我为茂新“两肋插刀”挺身作证的义举,她家的火就一下子“烧”到我家里来了,引起了我妈与女同学的家人争吵……。我从小就养成了刚正不阿、路见不平就出手的性格,也许,这些对以后的事业是挺有帮助的。
4. 童年游戏:“废品换饮料”
我们小时候没有汽水、可乐这样的“高档”饮料,只能经常从大人的讲话中听到关于黄酒好喝、提振精神、驱赶疲劳等,觉得很好奇。黄酒到底什么味道呢?茂新后来回忆说:为了哄小孩子,桂潭阿哥这小子蛮精的,从家里偷了一点黄酒(当时家里自酿黄酒的),放点白糖,兑了水在里面自制“可乐”,跟我们大家说,我这个黄酒做的饮料很好喝,你们想喝的话,每人准备一斤废报纸、废铜烂铁等来交换(这些废品是能卖钱的),我分给你们尝尝。小孩子们当时不懂呀,不知道黄酒做的饮料是什么味道,后来一尝才知道,我又“忽悠”他们了……
湖溪镇后山店村地理位置
5. 童年捣蛋:“探险寻宝”
小时候我们农村都施行“土葬”,小山坡上地里经常会有一个一个土墩坟墓的。记得邻村罗青村里有户人家用砖块砌了一个瓦房模样的坟墓在小山坡上。大家觉得很新奇,猜想里面有什么金银财宝啊。于是,我和几个大一点的孩子就带着十几个小孩上去“寻宝”,发现“瓦房”里面有一大块黑黑的、前面还有闪闪发光的东西,我们就感觉里面有金银珠宝啊(后来长大才知道,是土葬风俗中棺材前面用金粉写的寿字),但是又担心里面有“鬼怪”,有点害怕呀。怎么办?我们几个大孩子商量准备了三样“法器”:一是木匠师傅用的墨斗弹线,用来划线定位,组成天罗地网,不让鬼怪逃出来;二是钟馗的画像(农村封建传说,钟馗是抓鬼的);三是生铁(小时候听说这个生铁铁棒能镇压鬼怪妖魔,使之无法遁化)。带着这些“法器”和工具给大家壮胆,来到“房子”前。我对大家说:“谁勇敢冲在前面,有小糖奖励。”毕竟大家还小啊,都不敢向前。我又给大家鼓劲说:大家就把“瓦房”包围起来,先用墨斗弹线,组成天罗地网,拿石头瓦片砸,用木棒、铁棒撬,用铁锹挖……当把小“瓦房”砸得稀里哗啦时,邻村有大人发现我们的捣蛋闹剧后,大吼几声,顿时一帮小孩作鸟兽散,四处逃跑。当天晚上我家斜对面做灯笼的人家说“谁家谁家的小孩闯大祸了,挖人家祖坟了……”反正那天晚上我们这些“同党”都吓得躲在田野地里,庄稼丛中不敢回家。最后还是我妈出面(凭她是妇女主任的名气),向人家道歉,并帮人家修好“瓦房”才算了结这件事的。
杜茂新简历:浙江东阳人。1974年12月23日入伍,1978年在上海警备区政治部新闻培训班学习;提干后,在上海警备区后勤部船运大队政治处、上海警备区后勤部政治处任宣传干事、指导员、教导员,上海警备区教导大队政治处主任等职务。1999年转业后,到上海市国资委系统任东方国际商业集团纪委书记、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等职。
作者感言:著名作家冰心曾说:“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感谢同村发小杜茂新,让年过“花甲”的我,回忆起“穿开裆裤”时的趣事,当“孩子王”时的“义举”。撰写时,苦水伴着笑声……
第五节 同村挚友陈洪明
1. 学演“革命样板戏”,武术之乡小童子
20世纪70年代初,我入了团,当了名民兵,参加夜校扫盲工作,后来还学演“革命样板戏”,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了陈洪明。
陈洪明是高中生,在我眼里他是个“大知识分子”,我非常敬重他。他是1972年高中毕业回乡。那时,村里很少有高中生。下半年村里组建民兵连,我担任一排排长,陈洪明担任三排排长,我们一起操练、值岗、巡逻,遇到民兵训练的日子,天不亮就要挨家挨户去叫大家起床。当排长期间,训练时我处处带头,严格要求,排里的小伙伴都很心齐,也很争气,我们一排因为工作出色经常得到表扬。
后排左起:杜桂潭、陈洪明、杜锡芳、杜苏芬、杜重梅
前排左起:杜茂新、杜辽生、杜加仁、杜先锋
当时我妈是妇女主任,陈洪明爸是大队会计,都是村干部。两家关系不错,村里人有什么事,会找上门来求助解决纠纷,老妈很热心,也会说好话,两面调解一下,矛盾就解决了。
那时,我们同年龄段的人经常聚在陈洪明家玩。他有一个单独的屋子,就成了我们的聚会之地。再加上他家的位置好,窗户对着村里的大会堂,斜对面就是文艺队排练节目的地方。农闲时,文艺队会排练一些节目,排练地点都在大会堂。晚上我和陈洪明一起参加村民扫盲工作,陈洪明文化程度比我高,担任民师期间,我经常得到他的帮助,我们一起帮助村里许多老人长辈摘了文盲帽子。
那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除了八个“样板戏”以外,在农村很少有文艺活动,农民文化生活十分枯燥。为了丰富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村里组建文艺宣传队,可能由于我长得还算周正,看上去还有点帅气,多少有一点文艺天赋,我被村里的一位老戏子主角(演员)杜品堂看中,并把我推荐到宣传队。那时,陈洪明也在宣传队,我们一起参加《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等戏的排演。那时我们扮演的都是配角,但都演得很认真。除了“样板戏”以外,我们还排练《紫曲河蚌》《北京的金山上》和种子舞等节目,那时我还作为主角演出这些节目。村文艺宣传队还经常到罗青村、楼店村、南山湖村、立光坞、后山坞、杨塘等邻村演出,受到村民们的热烈欢迎。由于在这个阶段我在各方面都比较积极,而且表现出色,1973年加入了共青团。
我们后山店村是东阳小有名气的武术之乡。我们从小就受老拳师们的影响,因此有一种浸入骨髓的精气神。每逢年过节或农闲时,村里的老拳脚(师)手杜品堂、杜金法等人,总要到村大会堂里秀上几把,教一帮年轻小伙子习武。也许我手脚灵巧,头子活络,还有点好学,跟着老拳脚们也学了几招,如三脚马、打劈腿等基本武功。现在我们的村叠罗汉已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们村也被国家旅游局评为文化之乡。
叠罗汉
湖溪镇因后山店村罗汉班被文化与旅游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想当年我还是叠罗汉班的小童子呢。目前,后山店村也成立了东阳武术协会后山店分会。每每想到这里,还真有几分自豪感。
2. 童年往事记心间,资助母校见真情
2005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来自家乡东阳后山店村的电话,那是老乡挚友陈洪明打来的电话,即使远隔百里,虽然难得见面,他的嗓音,我还听得出来的。好像那天他讲话的声调有些迟疑,我便主动问他有什么难处,他才迟迟对我说来。
原来我们村后山店小学根据市教育局相关标准,要求重新评估等级。由于长期以来学校很少有教育资金投入,学校课堂书桌等办公用品都已陈旧,达不到相关标准,如评估不达标准,学校有可能被撤销,全校学生要拆并到南山湖或湖溪小学去读书。那村里1 000多户人家小孩上学要走三五公里路,十分不方便。当时,作为后山店小学校长的陈洪明,当然心急如焚,他正在为差了8万元钱而发愁。
他说,那天他在《东阳报》上看到我走南闯北东阳人的报道,就斗胆向我求救。我知道非到难处他是不会向我开这个口的,再说,他也是为了后山店村的孩子们啊,我想想自己也是从后山店村走出来的,朋友有急事,家乡有困难,我理当解囊相助,听完他的诉说,我当场答应赞助10万元。第三天,钱款就汇到了学校账上,后来后山店小学顺利通过市教育部门评估达标验收,小学现在还保留在村里。为这事陈洪明一直心存感激,相遇的时候他总会说起这件事,反而弄得我有点不好意思。人只有一个家乡,家乡有难,理应出手相助,我很情愿,帮助家乡解决困难,我也很开心。
3. 吃水不忘家乡人,感恩乡亲重感情
2012年清明,我携内人杜秋倩一起回乡为父母扫墓,在山上遇到杜南照、杜志明老乡同学。他们说起村里搞殡葬改革,要在水门山脚建造墓地,资金有点紧张的事,回到村里,到村办公室我当即从口袋掏出2万元赞助家乡殡葬改革。
平时村里修路造桥,有人通过我妻子求赞助,我总是尽量满足,因为我觉得我是后山店村的人,是家乡的山水养我长大,现在有条件了,应该为家乡做点事情。
我始终想到,有能力给村里做点好事是应该的。自从我部队转业之后,每逢过节回家探亲,见到堂叔杜绳法、杜开生,堂嫂吕玉卿等长辈时,总给老人200元到2 000元不等的红包和香烟等礼品,感谢他们小时候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每次回家过年,只要大家有时间,我们总是相互问候,情谊浓浓。我心想:公司在开展慈善爱心活动时,对不相识的陌生人,如贫困大学生结对帮扶,对老年人送温暖都能热心去做,为什么对看着自己长大,而且在年幼时期生活上曾经关照过我的堂叔堂婶等长辈表示一点心意,内心也感到欣慰。
挚友陈洪明遇到我总说,杜桂潭你致富不忘家乡父老乡亲,乡音不改,我向你致敬点赞!感到骄傲!
陈洪明简历:浙江东阳后山店村人。后山店西村老年协会会长,后山店小学原校长。
作者感言:正如故乡是用来怀念的,青春就是用来追忆的。和我眼中的“大知识分子”陈洪明共同追忆学生时的生活,既有遗憾,又有些许自豪。我不忘浓浓的乡愁,感恩养育我的故乡的山山水水。
第六节 同心同德的老婆
现在社会上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作“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性”,我想这句话不适合我。因为我谈不上什么“成功”,我也不想把我的妻子捧到“伟大”的高度。但中国有句老话“妻贤夫安”,比较适合我。我们这个小家庭,在几十年风风雨雨中,磕磕绊绊一路走来也是不容易的,我始终认为,我的事业之所以能够一路前行,不断进步,是因为我有一个安定的后方,有我妻子的默默奉献。我感恩,我这辈子所遇得到的“六个人”:有高人指点,有贵人相助,有内人(妻子)支撑,有友人赞赏,有敌人(对手)警策,还有一点自己个人努力!下面我就讲讲内人的故事。
1. 同村同姓有缘分,转了一圈回原点
我的妻子杜秋倩和我同村同姓。虽然年龄上相差5岁,但还是很有缘分的,我们同在后山店小学念小学,同在湖溪中学念初中。缘分有时候看上去很近,但有时候会很远。当时,我家在村的最前面,属于第二生产队;她家在村后西后面,属于第六生产队。在我的记忆中,清楚地记得在枣树塘旁边的一户人家有个女孩,经常穿件小红花衣服,扎两根小辫子—她就是杜秋倩。听说她父母在山东潍坊工作,2岁时被送回我们后山店村由奶奶和姑姑家抚养长大。直到1974年12月我参军离开家乡,心里一直都是这个印象。
湖溪镇后山店村欢迎您
后来听说,她20岁时“下放知识青年回城”,回山东昌乐艺品厂工作,又听说当时在山东追求她的公务员、教师、干部等也不少。
看来,我和她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很难再会有交集了。但世事总是充满戏剧性的。
因为她从小在东阳长大,也许在山东感到有些水土不服,所以她坚持要回东阳老家找对象。也许,这就是缘分!原来两个本不相关的年轻人,就是因为她的一个决定,团团转转一大圈,她还是回到了出发的原点—东阳后山店村。
2. 千家桥头的邂逅,千里姻缘一线牵
1982年,我还在上海警备区当志愿兵。20世纪80年代,解放军总政治部有文件规定:部队基层干部和志愿兵不得在驻地谈恋爱。那时,我已是28岁,是个大龄男青年。
那年春节,我从上海坐绿皮车到义乌,再从义乌转乘公交车到东阳南上湖(乡政府所在地)下车,乡间小路走了3公里才回到老家。到家第二天就接到部队战友杜茂新电话,他让我骑上自行车去南上湖车站接一下他的未婚妻杜晓红。那天我骑永久牌51型加重自行车后座带上杜晓红,从南上湖经过湖口村快到后山店村村口千家桥时,遇到一位40来岁的中年男子也骑着一辆自行车,后座也坐着一位年轻姑娘,杜晓红一眼就认出,那位姑娘就是她同村同班同学杜秋倩,他们正往南上湖方向赶。
她让我立即停车,下车后就与杜秋倩叙旧聊开了话,说得很投机。那天的相遇,对她们两个5年没见的老同学来讲,真是巧遇;对我和杜秋倩两个未婚青年男女来讲,绝对是缘分!
后山店村千家桥
当时我和杜秋倩只是认识但并不熟悉,她只知道村里我在上海当兵,起初杜秋倩还以为杜晓红是我的女朋友。杜晓红问她:“在哪里工作,有没有找对象?”她说:“在山东,想回东阳找个对象……”就这样聊了起来。两人约好年初二再见面叙旧,然后她姑父就带着她继续往南上湖方向回横店湖头陆村。
那天晚上,我到杜茂新家聊天。杜晓红说:“阿杜,你这次回来不是说要找对象吗?你刚刚碰到的杜秋倩还没有对象,她人贤惠,心地善良,手也很灵巧,又是吃商品粮的,你们不是很合适嘛,你倒是可以谈谈……”听她这么一说,我想也是蛮合适的。虽然现在一个在山东工作,一个在上海部队,暂时几年探亲不方便,但今后转业和她一起调回东阳工作也是可以的,就是她从山东商调到东阳工作比较困难一点,但是我想只要努力是没有问题的。回到家里我与哥哥嫂嫂商量,他们表示同意。
第二天,杜茂新的妈妈去托村支书出面联系。过了两天,大年初二,杜秋倩从湖头陆村姑父家到后山店村来时,杜晓红的妈妈向杜秋倩解释说:“杜晓红是杜茂新的女朋友,阿杜是帮忙接一下的……”
杜茂新妈妈帮我向杜秋倩当面提了“想和她谈恋爱”的想法。就这样,我们在后山店村我家和她见了两次面,谈谈一些家常事和部队里的情况。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杜秋倩正在犹豫不决准备回山东时,她大姑父吕茂新(当时是金华物资局化轻公司总经理)拍电报给杜秋倩,内容是“和阿杜谈恋爱很合适……”这份电报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就这样我们初步建立了恋爱关系。在我恋爱期间,哥哥嫂嫂为我花了不少心思。
3. 天赐良机山东行,登门求亲如愿偿
经过1982年近一年的书信来往,彼此都有了好感。但是,刚开始也遭到她母亲的坚决反对,她不同意女儿嫁到南方。她妈妈当时说:“你们两个人,一个在山东找不到老公,一个在上海或东阳找不到老婆,你们在一起肯定不合适。”
直到1982年11月,老天给了我一个机会:那是南京军区后勤部物资部(05单位物资供应站)派我出差到黑龙江中苏边境交界处“莫尔道嘎森林林业站”调运两个火车皮木材。我在顺利完成任务后,回沪经过山东时,下车特地登门拜访杜秋倩家。记得那天雪下得很大,吃过晚饭,在她家农业局宿舍的三间平房的中间卧房里,杜秋倩的父母叫我和她当面谈谈婚姻的事情。当时我以为她妈妈还是不同意呢,出乎意料,谈话一开始,他妈妈竟然就表示同意我和杜秋倩的婚事,并要求我们当年就办理结婚登记。
1983年2月4日,我记得当天我们去上海市吴淞区(现宝山区)民政部门领取结婚证书(第100号)。晚上在吴淞镇泰和路部队机关二楼会议室举行仪式,时任部队政治处干事吴存礼主持婚礼,部队参谋长张锦生为我俩证婚,当时机关司政后及机关直属单位60多人参加婚礼见证了我和杜秋倩人生的幸福时刻。晚上我们在部队后面的平房招待所里烧了一桌饭菜,招待了部队首长及战友10多人。
4. 转业东阳物资局,喜得贵子新希望
结婚后的前几年,我们夫妻分居两地,我在上海,她在山东。1985年12月25日,我转业到浙江东阳物资局工作。过后几个月,我想办法把杜秋倩从山东调回东阳工艺品家具厂。在分居的近4年里,由于我工作紧张繁忙,经医院检查,医生说我精子低于300万;而杜秋倩由于水土不服,也是月经不调,子宫后位,医生给我们下了双方都不会生育的结论。结果我老婆回东阳三个月后就怀孕了。1987年2月,儿子杜帅出生,给我们的家庭带来了未来的希望和快乐。
一家人
5. 温柔善良解人意,勤俭持家贤内助
杜秋倩是个温和贤良、知性大度、明理知足的女性。平时她从来不拆我的台,也不来打扰我,她大气宽容,甚至她可以容忍我犯错。在东阳物资局工作两年左右的时间里,由于我在工作上的坎坷与曲折,我在1988年7月提出留职停薪,杜秋倩善解人意,十分支持我,对此,我至今仍心存感激。
杜秋倩非常敬重我的哥哥嫂子,因此,哥嫂经常在我耳边说:“杜秋倩到底是大家闺秀,为人是不一样的!”他们这样说无非有两个原因:一是杜秋倩的父母1952年就参加工作了,都是知识分子有教养;二是父亲是科委主任,母亲是农业局干部。
想当年她跟着我,也吃了不少苦头。记得我留职停薪后,为了多赚点钱买房子,不论酷暑寒冬,我俩肩背小孩带上日常用品,风里来雨里去,风雪无阻,经过几年奋斗,靠着她的勤俭节约,攒了10万元人民币,于1990年底在东阳朝阳新村购买一套9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1992年搬进新家。这是我从当兵到转业工作18年的成果。当时心里很高兴,终于有了我们自己的家了。
6. 下海经商新挑战,夫唱妇随同心干
我是一个很不安分的人,不肯满足现状,面对新鲜事物,总想去尝试一下。1992年10月,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鼓舞下,我决定下海经商。一般来说,女同志婚后都喜欢过安定生活的,但我妻子对我的决定不但没有反对,还十分支持,完全表达出夫唱妇随的架势。
在东阳下海的6年时间里,她与我一起在东阳钢材市场28号打拼,成立“东阳市杜氏贸易有限公司”,在贤内助的支持鼓励下,勤俭持家,精打细算,积累了近200万元为进军上海滩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后来,我选择到上海发展,她也给予很大的支持。在上海创业的过程中,她一直伴随着我,是我事业进步的得力助手和贤内助。在公司,她分管财务出纳兼材料采购,十分细心,账目清楚;同时对材料供应商支付货款,她讲求诚信,说到做到,绝不拖延,得到供应商的好评,为公司健康发展提供了保证。公司的员工对她的评价是:为人善良,脾气态度好,从来没有老板娘的架势。
7. 男人心宽万事兴,女人大度旺夫相
我们东阳有这么一句俗话,叫作“男人心宽,女人大度,是一个家庭的最好风水”。
也许是冥冥之中命中注定,也许是婚后夫妻之间的相互影响,我们夫妻俩不但同村同姓,而且在做人方面也是同一类型的:我们俩都懂得知恩图报这个道理,只要别人对我一分好,我们都是不会忘记的,总会想办法报答,从来不会去太多计较钱财方面的事。
妻子在东阳有个姑丈,叫何鸿升,是个抗美援朝的老兵,在二轻局当人事科长。记得我部队转业那年,为了找工作,在他家二轻局宿舍住了22天,妻子杜秋倩也在姑丈的安排下,进了东阳工艺品家具厂工作。为此,我们非常感激。因我刚转业也没有什么经济条件,姑丈军人出身,有军人情结,喜欢军队的服装,我就把军大衣和军队的翻毛皮鞋等物品送给他。
由于我早年父母离世,岳父母都在山东潍坊工作,儿子出生后得到了姑妈的照顾,我俩一直感激在心里。1992年后我们经济条件好了,他家碰到上门女婿没出息和离开家庭后,我俩就把姑妈、姑丈当作自己的老人来侍奉,每年过年过节只要回东阳都要去看望,后来把姑丈送进了养老院。起先住的乡下养老院,后来让他住进了条件好一点的东阳城区养老院。那时,姑丈神志有点不清楚,但只要说到侄女杜秋倩,老人脑子就变得十分清楚:“秋倩、桂潭,怎么会忘记呢!”2018年初姑丈病故后,我和杜秋倩去看望姑妈时,送红包和礼物给她,她激动地含着泪说:“几十年了,你们送给我家的东西很多了,我收受不起了。祝愿你们量大福大。”妻子对老人出手很大方,从来不打格愣,30多年了从来没有间断过。后来姑妈去世时,妻子和我还专程从上海赶回东阳老家奔丧。姑妈的外孙伟巍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学费基本上是我们承担的。现在伟巍长大了,也特别懂事,他说找女朋友,要由我们把关,我们听了感到很欣慰。
2019年10月和堂叔杜绳法合影
几年前,堂叔杜开生、堂嫂吕玉卿相继过世后,我过年回东阳老家到堂叔杜绳法家拜年时,他发自内心地说:“你几十年来一直送红包等礼品给我,我自己的三个女儿都没有你们对我这么好!”我回答说:“你千万别这么说,女儿听到会不高兴的。”2019年10月26日我儿子杜帅的婚礼回门宴在东阳宾馆举办时,他的大女儿杜兰英、小女儿杜兰仙来参加婚礼,在祝贺的同时,高兴地对我说:“阿哥,我爸平时经常说你们比我们三个女儿都好,我们感到过意不去,所以杜帅的婚礼我们是一定要来喝喜酒的。”
在我眼里,杜秋倩是个豁达大方的女人。我花钱,她从不干涉,每次逢年过节送红包给朋友、战友,她也从不过问。她经常开玩笑说:“女人心善手松,财神爷反而会找上门来!”我觉得,内心强大的女人,大大方方地从容处世,这样的女人,往往能在岁月中沉淀出不俗的人格魅力,反而会越来越富有。
总之,我认为老婆是家中的风水。女人好,家才能好。我的一生能娶到这样一个善良又顾家的女人,是前世修行得来的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