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把杭州作汴州”

五年里，宋高宗带一众大臣和宫人逃来逃去，惶惶然若丧家之犬。

逃到越州时，仓皇中宣布在越州建都。到底在何处建都？主战派与投降派斗争激烈。主战派主张建都关中或南阳，是为上策；中策则是建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主战派主张，即使建都建康，也可守可攻，时机成熟，可跨江北上，突出皖北，收复东京在掌控之中，继而北伐，收复失地。可是宋高宗与投降派之后又极力主张建都临安（杭州），理由竟是：一则可不引起敌人的猜疑，对敌人也没有刺激，相安无事；二则金人再南侵时，可立即从海上逃跑，因金人不善水战。建都临安竟是为了方便逃跑，此事贻笑千古，然而却是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事实。

在临安，宋高宗和投降派安于现状，全无收复故都之意，更无结束分裂局面、一统河山的打算，他们竟寄希望于金朝自我崩溃，臆想金朝在享受北宋的丰厚贡品中，沉浸于奢侈而自我灭亡 。

这杭州，本是东南大都会，自古繁华。柳永在《望海潮》中极写其盛：“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

高宗到后，在凤凰山西麓，大兴土木，在方圆九里内，建造紫禁城。史载， 有十九宫、三十殿、三十三堂，七楼、二十阁，六台、一观、九十亭。高宗为游西湖，建造龙舟巨舫，大者可坐百人。雕栏画栋，锦幕珠翠。高宗每游湖，动辄百艘船舫相随。他又命人在禁内修小西湖，造飞来峰。朝中大臣上行下效，相继营造私家园林四十余处，水榭楼台兴作之风从此盛矣。

奸相秦桧重金请大师，论阴阳，看风水，在望仙桥畔，建格天阁相府，说是一等福地，仅次于皇宫。相府楼高六丈，居高临下，飞檐斗拱，傲视豪宅，气焰不可一世。每入夜，隐隐有管弦丝竹之声传出，附近百姓听到侧目而曰：“咸阳（指秦桧）！”

宋代，风水之风盛行，所谓风水师趁势而出，其中痞子、帮闲者之流居多，他们巧舌如簧，抓住主人心虚心理，说坏，坏到家破人亡；说好，好到代代荣华富贵。陆游成年后，有人问他秦相府风水如何？对此，陆游不以为然，他说：“风水，环境也。宅，无凶吉之分；人，有善恶之别。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所谓吉凶祸福，皆系本人所作为也。”他又说道：“蔡太师之父，死后葬于临平山。术家说以钱塘江为水，秦望山为案，确乎气象雄丽。然富贵既极，一旦丧败，几近灭族，至今不能振。有山水处宜居，宅宽敞者宜气，其余皆无关也。”

诗人林升，看不过高官们的穷奢极欲，写《题临安邸》一诗，直刺投降集团偏安一隅，不思恢复。他在诗中写道：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这首诗是国人的心声。当时，朝野有识之士、贩夫走卒、乡野老夫，纵然生活在苦难中，却都期盼收复失地，重整山河。女诗人李清照，多愁善感，以写情调缠绵的身边事见长。此时，她家破人亡，经历了长途流亡生活，亲历了国家与人民的灾难，她诗词内容和风格大变，她歌颂力主抗战的爱国志士，鞭挞以大片国土、人民和巨额财富换取苟安江左的宋高宗和“主和”派，写诗赞美项羽不肯忍辱求生的英雄本色，以春秋笔法批判高宗投降集团怯敌逃跑、苟且偷生。她在《乌江》一诗中写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陆宰读到这些动人心魄的爱国作品，反复诵读，有时是高声吟咏，听者动容，人们知道，他这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