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浓的乡情浇灌的人性之花——论贵州作家肖勤的小说

刘大涛

肖勤是当今在黔北文坛上冉冉升起的一颗耀眼的新星。自2009年以来，她创作的《在重庆》《我叫玛丽莲》《暖》《陪着你长大》《金宝》《霜晨月》《云上》《丹砂的味道》等若干中短篇小说发表在《民族文学》《十月》《山花》《当代》《芳草》等国家级杂志上，并被《新华文摘》《作品与争鸣》《中篇小说选刊》《小说选刊》、哈萨克斯坦《世界文学》等国内外杂志选载。肖勤用浓浓的乡情浇灌出来的人性之花，得到了政府和文学界的一致好评。她因此捧回了许多大奖，尤其是2012年度少数民族文学最权威的“骏马奖”。肖勤的小说主要探讨的是乡镇中干群关系、外出务工、留守儿童等问题，这些大家颇为熟悉且关注程度很高的农村题材，一不小心，就会滑入概念化的怪圈，从而使得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沦为某一观念的符号。因此，大多数作家都唯恐避之而不远。肖勤却知难而上，其作品中一个个鲜明生动的形象，让人耳目一新，带给人们格外的惊喜。她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1997年，大学毕业的肖勤来到了黔北大娄山深处的一个乡镇工作。为了克服不断被乡镇黑沉沉的夜放大的恐惧和无助，自幼爱好文学的她，“开始拿起纸和笔，和夜晚作斗争。每逢雷雨来袭，我几乎整夜的记事、整夜的写作，整夜地对自己说：不要害怕”。文学犹如一盏灯，“照亮”了那让她恐惧和无助的乡镇之夜，指引着她走出了人生之路的“惶然与恐惧”。于是，她义无反顾地走向田野，走进了村民充满喜怒哀乐的故事中。在文学“照亮”她后，她突然发现，在自己身边，“需要照亮的还有许多困惑的灵魂，包括风、雪、树，因为，在乡村的世界里，还有太多的人与事需要我们去关注、去爱。山里藏着与美和希望有关的故事、也藏着与泪水和失望相关的故事”。^[1]正如肖勤在接受采访时所说，“唯有对泥土真正的热爱，才能写出踏实的蕴含生命温暖的作品。在这样一种变革与建构的过程中，需要文学发挥它强大的精神支撑作用，建构一个更美的、向善的价值体系”。^[2]

以2009年为界，我们可以将肖勤的小说创作分为两个时期。在2009年以前，她虽然已在《贵州作家》等地方性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不少作品，但乡镇干部的特殊身份，“让她一度走不出这样一个怪圈：我总是从一个行政工作者的角度、立场、观点和理想出发，去将我的作品内容及终点‘概念化’，总想着高大全的理想结局”。^[3]在经过文学创作培训后，肖勤发表在国家级文学杂志《民族文学》2009年第5期上的《棉絮堆里的心事》，让她走上了专业创作路子。此后，为促进少数民族中青年作家的迅速成长，2009年9月，鲁迅文学院办了一个少数民族作家高级研讨班，在55个少数民族作家中各选一名。这是鲁迅文学院办的第十二届作家研讨班，简称“鲁十二”。仡佬族作家肖勤有幸被选中，进入鲁迅文学院，接受了更高层次的培训。她很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机会，在文学园地里辛勤地耕种，到学习结束时，已经写出了多篇有分量的小说。其中篇小说《暖》发表在《十月》2010年第2期“小说新干线”，并刊载在《新华文摘》2010年第13期文艺栏目头条。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施占军见证了肖勤在鲁院的成长足迹。肖勤到鲁院报到时的一句话——“我是贵州仡佬族的肖勤，老师，我来了”，就让施先生感到“一种特别的穿透力”。正是凭借着这种“电很足”的劲头，她一跃而成为“鲁十二”最出名的作家。施先生认为，“阅读的滋养、记述的本事之外，分寸得体地懂得对生命和境遇表达惜重和感恩，是一个作家自为地成长的要诀”，而肖勤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在于她“肯定人性常态，肯定卑微生命存在的价值，肯定文学的终极意义，同时又能用厚实的积累、鲜活的话语、真切的个性、动态的叙事节奏，写出可信和耐人寻味的小说”。^[4]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肖勤小说中所呈现的一幅幅不同的乡镇社会图景。

在我国的公务员队伍中，乡镇干部是处于这支队伍的最基层。作为一名基层乡镇干部，在长期与乡亲打交道的过程中，肖勤发现以往的众多的乡土文学作品将乡镇干部设置成农民的对立面，贪婪和无所事事的乡镇干部总是一门心思放在鱼肉憨厚老实的农民身上，“使更多人产生了许多对于乡村与乡土的非理性认识与想象。以为乡镇干部无一不脑满肠肥，村支书主任无一不称王称霸，农民无一不笨拙憨厚。乡镇干部个个都上班打扑克，村干部个个都偷吃救济粮”^[3]，乡土文学似乎成了一部对农民苦难的血泪控诉史。她知道这样的乡土叙事所呈现的乡镇干部的形象，容易把人们误导，认为基层干部一无是处，是对他们的异化，因为她看到很多基层干部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还得默默地承受外人因被误导而不满的眼光。她认为自己有责任把基层真实的而非想象的生活告诉大家。

肖勤的小说中最初描写的基层干部是一些游离于公务员体制之外的村干部形象。在《棉絮里的心事》中，在村民组长苏华二的诱导和帮助之下，被村民称为“懒苕”的单身汉得发告别了以破棉絮取暖、靠吃救济粮的日子，不仅盖了新房、娶了媳妇，还成为脱贫致富路上的新典型。这个小说的亮点是塑造了苏华二这个人物，与我们以往在文艺作品中所见到的素质低下、称王称霸的村干部不同，他虽然粗俗但不使坏，有私心但有帮人之心。在《霜晨月》中，莺闹村老村官庄三伯（庄三）多年前为了解决“莺闹这片干烧地”的用水难题，利用冬闲时间，带领村民修渠引水。莺闹村几十户人家共用一口井，每天只够一家挑两桶。水太金贵，村民便叫作“银子”，“莺闹人到哪家借银子，便是借水”，“逢好日子做酒席要讨水，叫‘讨喜银’”。为了让莺闹的女子在出嫁前夜洗个囫囵澡，“银娘子早早三天便守在井旁，从每家的桶里均出一瓢‘喜银’，回来倒进水缸里存着”。出嫁以后，洗澡只能叫作“过水”，“缺水的莺闹让小媳妇们一个个干巴拉瘦、干巴拉灰”。开始修渠后，村官庄三的妻子霜月“看庄三的目光里便有了看神一样的敬仰”，“总是先个儿钻进被子去暖被窝”，“庄三觉得日子就是一朵朵盛开的花儿，天天在开，天天在笑”。在渠快修通之时，带着身孕的霜月因半夜排队挑水被雨淋而生病。庄三不顾儿子的阻拦，要求妻子和自己带头上渠，最终使得妻子病倒。失去母爱的儿子阿哑迁怒于父亲，坚持要把母亲葬在喉垭口，让父亲修不了路，因为庄三要想给莺闹修路，垭口是他“永远绕不过的坎”。阿哑靠给人写碑字、写状纸、写对联养活自己的同时，把母亲的坟地周围妆扮成莺闹人的乐园。但阿哑的心灵只向母亲开放，“没有人走得进去，也没有人能与阿哑作贴心的交流，所以叫阿哑”。庄三伯“终究欠下了心事—— 就是寨子这条路”。新村官毛小顺张罗着要修一条路出山去，庄三伯明白修路的艰难，“那条路上有花坟啊！”信奉“入土为安”的庄三伯也不想有人去动花坟，但他还是顾全大局，带头去迁坟。“关于阿哑和阿哑的恨，莺闹人多年来没人敢碰。我也不敢、不会去碰。可是现在，我必须去碰触它！”这遭到了阿哑的疯狂反抗，并诅咒父亲去死，“他早该死了”。庄三伯终于明白，只要他还活着，这条路永远修不下去。盼望着妻子来接他到那边去的庄三伯渐渐病重，“这些日子，想是冷了吧，霜月老不肯来”。在庄三伯的大红衣箱里，毛小顺看到一叠叠颜色深浅不一的诉状，阿哑明白了一切。最后，在霜月被掘开的坟旁边，毛小顺发现一个雪人抱着一个深色的陶罐。小说没有描写莺闹人修渠和修路的艰难，而是以父子之间的隔阂及消除，彰显了老村官庄三伯在默默地承受着失去妻子之痛和儿子的怨恨时，一如既往地承担着村长的责任。“他像一座缄默的大山，用一生的无私之爱，呵护着这片山村，也用一生的善良和牵挂，唤醒了阿哑和村民的灵魂。”^[5]还有《暖》中的村主任周好土，没有计较在搞计划生育时曾被小等的奶奶用篾片抽成血糊糊的脸，心痛着被留守在家的儿童小等，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在基层干部中，肖勤进一步把关注的目光放在了她更为熟悉的最底层的公务员身上。在《金宝》中，她选择的题材是关注程度很高的信访问题。太和镇郑老四的儿子金宝长得眉清目秀、一表人才，却由于失恋而成了花痴，迷恋上信用社刚分来不久的姑娘何小芍，盯着她傻傻地笑。由于何小芍被杀，金宝被派出所带去询问，受何小芍之死的刺激，越发变得傻了。财迷心窍的郑老四威胁要派出所赔钱，否则就上访。这正处于派出所所长李春有机会提拔为副局长的节骨眼上，“论资排辈正该是李春的份儿”，如果郑老四真要上访，他提副局长的事就可能黄了。镇书记李望秋建议派出所出钱治疗金宝的精神病，在县精神病院照看儿子的郑老四要求派出所赔他的护理费和精神损失费，在遭到拒绝后，他果然到县信访办上访了，“太和镇十九岁的郑金宝，让派出所刑讯逼供整傻了”。经调查后，信访办的人认为太和镇派出所没有任何刑讯逼供行为。在郑老四的上访之路原本应该画上句号之时，却一不小心陷入了以帮人上访而从中渔利为职业的赵德所设的圈套，“在赵德的安排下，郑老四像一个偷袭的战士，不断成功越过侦察的哨兵，直奔市、省，最后，郑老四的目的地开始往首都北京延伸”，“没人能劝得回郑老四，能劝回郑老四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县里镇里发放给郑老四的‘困难救助金’、‘误工费’、或‘下岗职工生活补助’”。郑老四上访得到的钱，却大部分落入了赵德的腰包，使他“陷入一种困惑、茫然、焦灼和急迫中”，因为怕太和镇人看笑话，他硬撑着不肯回头，“每个人心里都有杆秤，郑老四也有，而且这秤绝对半个星子的误差都没有—— 但郑老四只能在心头默认这结果，绝不能也不会说出来”。最后，李春不仅没能提任副局长，所长也被免了，并被调到全县最穷最远的乡镇；郑老四也终因儿子旧病复发而一头栽倒在地。小说让我们看到了被异化的信访现象，以及乡镇基层干部被卷入上访事件中的诸多无奈和无助。如果说《金宝》还只是从侧面为乡镇干部所遭受的委屈鸣不平的话，那么，在《水土》中，肖勤带着我们走进了他们的生活与悲欢中。玉水县妇产科主任、市管专家向海正打算调到市医院，却被县委安排到边远贫困的徘徊镇挂职锻炼，担任该镇的政法委书记，分管政法、维稳、信访工作，同时兼管民政和安全工作。以前，赵海从媒体上得到的乡镇印象，无论是赵本山的《乡村爱情故事》，还是“鱼肉百姓”的乡镇干部，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都与己无关，“我所谓的义愤填膺或嗤之以鼻，都不会持续过十分钟”。而现在，作为乡镇干部的一员，在农村的胃里，他提醒自己一定要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刚一上任，他就被领导安排了一个艰巨的任务，负责平坟的具体工作：寒婆湾村的孙修民违抗县里的农村殡葬改革文件，将他刚过世的父亲土葬了。孙修平可是镇里赫赫有名的三个“大侠”之一，号称“缠得死”中的文缠，“爱上访，徘徊天上地下的事他管一大半，动不动到县里市里找领导‘汇报工作’”。一上阵，赵海肩膀上就挨了一锄头，平坟也陷入了僵局，最后还是民政局局长出面解决了这一难题。接着，民政办主任刘小格又自杀了。八年前，刘小格爱上了时任徘徊镇党委书记的安那生，一个喜欢写诗的干部，于是，她坚决地和丈夫离了婚。他们的“光荣事迹”影响了两人的前程，安那生被贬到县工会，她的职务也因此而被定格在民政办主任上。她一直在等安那生，但他从没打过她的电话，“绝望是一张固执又脆弱的网，八年来从没有停止过对她的包围”。有关她的流言蜚语，犹如麦芒般在徘徊镇茂盛地生长着，“新生的麦芒越来越多，随时在刺痛她”。她四处躲藏，只有在那些贫困户敬仰的目光下苟延残喘，因为他们把她看成是观音娘娘。可是，“缠得死”中的混缠刘麻子到民政办要米而不得，对她的侮辱，“剪断了这最后一道目光”。忍无可忍的刘小格，顺手拿起桌上的订书机砸伤了刘麻子，违背了“没有干部对群众动手的”铁的纪律，因为“群众打干部是素质问题，干部打群众是政治问题”。刘麻子在县信访办的“血泪控诉”，“震惊、震怒”了县领导，委屈的刘小格在给刘麻子道歉后自杀了。在经历了一系列事件后，向海对这句话有了深刻的体会：乡镇说不清道不尽的委屈多了。小说以一个外来挂职者的相对客观的视角还原了站在外面看乡镇的人看不见的真实，让我们认识到乡镇干部也是渴望得到理解和关怀的弱势群体。

关心外出务工人员、关爱留守儿童、关怀空巢老人的“三关”工作，是作为乡镇干部的肖勤工作中的重要内容，也成了她的小说创作的重要题材。外出务工，是近年来农村绝大多数青壮年男女为寻找出路，或养活家人的唯一的选择。肖勤的目光也跟随着他们的足迹来到了城市。《在重庆》中，家乡远在西北毛乌素沙带的打雷，就是这群体中的一员。因恋爱而受挫的打雷，从水很金贵的西北家乡来到了多雨的南方城市重庆，成为这个城市的打工仔。实诚憨厚的“笨男孩”打雷，总是被精明的重庆人“暗算”—— 坑蒙拐骗的歪哥、鸠占鹊巢的快递员小胡、提供行雅贿场所而从中获利的李姐、让打雷被恋爱的央央，应了“因果报应”这一古训：歪哥骗来的钱，全拿来修补被玻璃砸伤的脸了，李姐的茶叶古玩店也给查封了。谨守着“人是杂碎，心不能成了杂碎”信念的打工仔打雷，因为心里住着他的青梅竹马大花朵，“大花朵像个纯洁灿烂的梦，时时映在他脑海里”，在城市这个大染缸里“守身如玉”，“从不上网看黄片不钻暗胡同和发廊”，小心谨慎地和大胆直爽的重庆“辣妹子”央央交往，“生怕自己成了只野兔，落猎人套子里”。最后，在解开了大花朵这个心里的疙瘩后，面对一直深爱着自己而又一直被自己误解的央央，打雷傻傻地笑了。小说在一种“好人有好报”的逻辑思维中，生动地再现了在城里打工的农民淳朴善良的本性，同时也对城里人的精于算计和贪婪的人性进行了有力的鞭笞。

如果说外出务工的男人们凭借强健的体魄较易在城市找到活干，那么年轻柔弱的女孩们在城市的生存空间就要窄得多。在《我叫玛丽莲》中，小山村槐花沟子的女孩孟梅，怀揣着瑰丽的梦想和托起弟弟的大学梦，来到了繁华喧闹的城市，“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满城灯光的城市”。但是，“当对钱的需求速度远远超过挣钱的速度时”，她走了一条捷径，“一条阴暗的捷径，走进这条捷径是有代价的，要用巨大的伤痛和无法痊愈的伤口来换取”。^[6]从此，只能在山野里生长的孟梅，化身为“三陪女”玛丽莲，变成一株有毒的胡蔓藤，“在梦飞翔里倔强又美丽地迅速成长”。渐渐地，玛丽莲明白了“梦飞翔”的灯都不是为她亮的，因为“灯下有太多比黑暗更让人窒息的东西，细菌一样生长”，于是，她渐渐想念起以前不喜欢的家里那盏昏暗的灯，这是唯一为她亮着的一盏灯，在槐花沟子，“那里有娘和弟，还有爸的坟茔”。她把想念挂在一幅槐花图案的出租屋的窗帘上；穿在那件有串扣子犹如家乡猫眼藤上的猫眼珠的长裙上；植进一张张钞票里，化为弟弟的学费、家里需要重建的房屋和母亲维持生命的药物。在这个冷若冰霜的城市，迷茫的玛丽莲仍然感受着一些温暖：高尚一直记挂和暗中保护着的“梅梅”；女医生怜惜她的表情，犹如奶着孩子的女人；警察“利朗”的微笑和满足她对白色长裙的梦想；七姐和他母亲不辞辛苦，千里迢迢赶来探望生病的她。“三陪女”玛丽莲在病入膏肓时，仍然惦记着去劝告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十七岁男孩高明明，惦记着给发疯的阿栋媳妇一个窝，因为她骨子里头的孟梅还在。小说透过一直被我们鄙视的满口脏话和妖媚性感的风尘女子，让我们看到一个没有自己的未来，用身体撑起家人的希望和梦想的农村女孩，即使年轻的生命即将被病魔吞噬，想到的仍然是家人和别人。

在创作中，肖勤把目光更多地放在农村的老人、儿童与妇女等弱势群体上。她也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以往反哺三农的不足之处。尽管帮助农民做了一些好事，但只是停留在钱物上，而并不了解他们真正缺失的是“来自整个社会的真情与关爱”，于是，“乡村成了一个只能自己珍爱自己、自己心痛自己的世界。但更多时候，乡村连自己心痛自己的力气也没有了，因为城市抽走了它们的肋骨—— 那些壮年的男人和女人，留下老人和孩子，在孤独中无力地彼此支撑、无助地彼此温暖”。^[7]

当那些成家的农民迫于生计，无奈地将年幼的孩子交给年迈的父母，背井离乡到城里谋生时，空而无望的想念就开始将各自的心撕成了碎片。儿童是祖国的未来，而农村的留守儿童却“因为亲情缺失和教育缺失，给健康成长造成了很大的障碍”，“一个缺少爱的成长历程，一个缺少爱的营养的生命，长大后是很难去爱别人、爱家庭和爱祖国的”。于是，肖勤创作了《暖》，“我希望能把它举起来，举到有风的地方，让风带它们飞向温暖与阳光的天空”。在《暖》中，12岁的留守女孩小等，本该“爸亲着妈暖着”的花样少女，却用她那稚嫩的肩膀支撑着生活的重任，承担起父母应交的社会抚养费，还要照顾年迈病重的奶奶。小等4岁时，父母为了续香火而远走他乡，小等这个名字就来自爸爸要“讨个好彩头”。小等8岁时，虽然等来了弟弟，但由于生活的重压和无法承担超生罚款，爸爸终因借酒浇愁而醉死，妈妈带着弟弟妹妹到外面打工去了，因为害怕政府催交社会抚养费，甚至过年也不回家。不幸的是，疼爱小等的奶奶在身躯被生活榨干成虾的形状后，患了帕金森综合征，“成了小等要照顾的宝贝”。为了替妈妈上交社会抚养费和挣钱给奶奶看病，小等一大早就背起背篓上山抢收灯笼椒，到夕阳下山收工时，“腿脚硬成了木桩子”，脚下的路“像一块磁铁”，“吸得小等轻飘飘空荡荡的，走路都要打晃了”。看着放学的孩子们边跑边用手捂着背后飞跃的书包，小等也把手往后捂了捂，“背筐的一根篾刺突然钻进手指，小等咝了一声，赶紧把手指收回来放在嘴里抿”。小等最怕的是夜晚，病重的奶奶一到夜晚就闹鬼，让小等陷入了无边的恐惧之中。小等盼望着妈妈快回来，“想贴着妈妈肉乎乎的胸脯，吊着她的细脖子咬她下巴”，但是从电线里流出来的妈妈的声音，“常常是硬的、糙的，还充满着类似火药的气味”，“透着一万个不耐烦”。无助的小等深夜跑到脚有残疾的单身代课老师庆生的家里，偷偷地溜到他的床上，像条小壁虎一样攀在他的怀里酣睡。听着小等那累坏了的、孩子气的鼾声，庆生“心头柔柔软软地痛”，“她其实是想找个人疼她！狗还寻个热乎处钻呢！”处于尴尬境地的庆生，因为被村主任周好土发现，坚决地上了门栓。最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奶奶去世了，再也不能敲开庆生老师家大门的小等，感到大家都不要她了，“我恨他们给我起的名字，老让我等”。陷入恐惧和绝望的小等在无边的黑暗中迷了路，朝着雷电的方向跑去，看到断了的电线闪烁的火花，让她想起了那年妈妈带回的烟花。因为担心明天妈妈打不进来电话，她要把线接上，“轻轻地用手指按住那串闪烁的火花”。《暖》是最让人读起来心痛的一篇小说，小等成了一个坐标，启示着我们去关注留守儿童渴望得到的温暖与亲情严重缺失的巨大反差，可能会成为社会矛盾，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正如肖勤所说：“暖，是人生必须的温度和惜爱，却是乡村最缺少的东西。”^[8]

在《谷雨在月光》里，谷雨嫁给了五代单传的邓少军，因为丈夫是“邓家供着的祖宗”，她不仅要像男人一样干山上土里的农活，还要为邓家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邓家这根唯一的血脉要是断在了谷雨这里，她长得再漂亮也是个祸害”。谷雨生下秀秀后，邓少军的眼神变成了蜡烛光；随着二女儿猫猫的出生，连那蜡烛光也彻底熄灭了。邓少军的爸妈很快就在绝望中相继离开了人世，养家的重担全落在了谷雨肩上。此后，谷雨成了邓少军的生育机器，做了魔似的要育出一颗苗来，“这颗苗的存在与否决定着他在这个世上的意义”。繁重的农活，躲避计生队的突击，习惯性流产，这些都成了谷雨的梦魇。盛老七两口子在生了四个女孩后，终于在城里偷生了个儿子，让邓少军重又燃起了传宗接代的希望。在县城附近山半腰农场知青点的废房住下后，谷雨好不容易怀了六个月的胎，因为B超检查是女孩，被迫做掉了，并因此而落下了病根。谷雨回家养病时，遭到了计生队的突击，情急之下的邓少军剥掉了谷雨的上衣，在别的男人面前裸露上身的谷雨羞愧难当，一头撞在了柱头上。从来没有得到过父爱的三岁女孩猫猫，由对父亲的怕变为深入骨髓的仇恨，举起了锋利的蔑刀。被砍伤的邓少军，带着对谷雨的愧疚和断子绝孙的复杂感情，一头撞在父亲的墓碑上。小说所呈现的悲剧人生走向，仍然在农村上演着，要想帮他们驱除心中的魔鬼，我们需要为他们做的事还很多。

肖勤的乡土叙事，无论是干群关系、外出务工还是留守儿童等问题，都坚守着“作家应该是社会的良心”的信念，书写着自己了解和体验过的乡亲的苦乐和悲欢，在呈现一个真实和客观的乡村世界的同时，“执着地守护着那份向善的伦理梦想”。^[9]她所描绘的超越了“乡土批判”或“乡土颂歌”的二元对立模式的乡镇社会图景，既有助于修正我们以往所获得的有关乡镇的肤浅认识，也启发着我们走进他们的心灵，为他们提供真正需要的帮助。

作者简介：

刘大涛，男，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1]肖勤．在乡村写作—— 《云上》《暖》创作谈[J]．十月，2010（2）．

[2]刘小钰．乡土叙事是我的目标与方向—— 专访本届“骏马奖”获奖者肖勤[N]．贵州都市报（文学周刊），2012-12-09．

[3]郑义丰．用文字照亮梦想与现实—— 访我省青年作家肖勤[N]．贵阳日报（文化周刊/人物版），2010-06-09．

[4]施占军．小说，她来了—— 肖勤及其写作[J]．十月，2010（2）．

[5]王晓梦．云上的世界—— 肖勤小说简论[J]．山东文学，2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