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诗文总集的编选活动与唐人诗文创作活动一样，贯穿整个唐代社会的始终，二者共同构筑了唐代诗文文化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回顾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历程，它既遵循诗文文化发展的规律，又有其独特的运行轨迹。从唐人编纂史的总体分析，无论是其外部的影响因素，还是其内部的发展演变，均具有极其复杂的特征。具体分析，就背景原因而言，其既有流长的文化历史渊源，也有纷繁多变的社会政治背景。就参与者而言，唐诗文总集编选者不仅参与人数众多，而且人员类型复杂。就其编选方法而言，唐人既有对前朝经验的继承汲取，又有其不懈的探索创新。就编选成果而言，唐人所编纂诗文总集不仅形式上色彩斑斓，而且其编选对象与特征等也因总集种类不同而各具特点。就传播及其效果而言，因自然、社会、人文等各种因素影响，唐人编纂的诸多诗文总集，有的在传播过程中散佚，有的面貌特征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有的传播至国外，有的散见于其他典籍之中。从今人所见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状貌分析，虽然为数众多者已经佚失，但从相关典籍中仍可以搜其集名、编选者、编选内容概况、编选体例及批评标准等，并由此可以管窥唐人选学观、文学批评观、唐人选本与唐人诗文创作的关系以及唐人的审美接受特征等。如此种种，皆有研讨价值。

然而，唐人编选诗文总集作为与我国文学创作鼎盛时代相关联的一种文化活动，要研究它，绝非易事。就唐人总体编选活动本身而言，如上文所论，其不仅有内部运动规律，也有外部影响因素；不仅具有文学批评与审美接受的共性特点，又有选编实践活动运行的特殊规律。就某一种总集而论，其选学观、文学观、选编内容、选本价值乃至选本的传播，不仅体现了选编者个性化的审美观、政治观、道德观、伦理观，也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风尚、审美特点以及政治、道德、社会接受心理等多方面的共性特征。就其影响及价值而言，唐人编纂的诗文总集自唐始就受到重视，其对域内外的诗文创作及总集编纂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斯等等，均难以一言而蔽之。因而，要想在篇幅有限的文章中解决诸多问题，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有鉴于此，拟于绪论部分简要回顾本研究领域学术史，简述本书选题意义，设定本书研究范围并略述基本研究方法。

第一节　本研究领域学术史的简要回顾及选题意义

唐人编选的诗文总集自唐始即受到学者关注。尤其是当代学者，如傅璇琮、吴企明、陈尚君等，均对该领域有颇为深入的研究。正是这些他山之玉，使本书写作有了丰富的理论基础与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也正因为本领域研究成果甚为丰硕，奢望尽善尽美地全面回顾其学术史，实非易事，故本节拟予以简要回顾。

一、本研究领域学术史的简要回顾

诗文总集的编撰，可以上溯到《尚书》、《诗经》时代。《尚书》、《诗经》以后，诗文总集的编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沉寂时期，至晋挚虞《文章流别集》，方始进入自觉编选时期。此后，诗文总集编选渐趋繁荣。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者有《文选》、《玉台新咏》等。唐兴，唐人诗文创作繁荣的同时，诗文总集的编选亦取得丰硕成果。邹云湖《中国选本批评》认为，唐代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选本的黄金时代”邹云湖：《中国选本批评》，36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自《隋书·经籍志》始，《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正史集部皆专设总集类本书引用《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中的材料很多，除特殊者，均只在文中叙及卷次，不再注明页码等。这四种史书年版等分别是魏徵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欧阳修等：《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其他如《崇文总目》(本书引《崇文总目》，除特别注明者，卷次等均参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通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玉海》、《唐音癸签》、《四库全书总目》等《通志》等书，本书所用的版本为郑樵：《通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孙猛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徐小蛮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王应麟：《玉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7；胡震享：《唐音癸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这几种典籍，除特殊者，下文引用时均不一一注释，仅于文中注明卷次。，均于集部分述“别集”与“总集”。详观之，无论是正史“艺文志”、公私书目，抑或是其他私家著述，“总集”部分皆以诗文总集为主。可见，因编选诗文总集的繁盛，致使其受到学人关注。

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数目，以《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为重点研讨对象，可考者近二百种。其中，由唐人所纂而未选唐人诗文的总集，仅《西汉文类》、《东汉文类》等两三种。居多者，为唐人编纂选有唐人诗文之总集。故谓唐人编选诗文总集，从某种意义上，是指唐人编选唐代诗文的总集。

唐人编选诗文总集自唐始就受到重视。如，贯休《禅月集》卷一六《览姚合<极玄集>》云：“至鉴如日月，今时即古时。”贯休：《禅月集》，《四部丛刊》本。《唐诗纪事》卷七〇郑谷条载：“谷不喜高仲武《间气集》，而喜殷璠《河岳英灵集》，尝有诗曰：‘殷璠鉴裁《英灵集》，颇觉同才得旨深。何事后来高仲武，品题《间气》未公心。’”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1866页，成都，巴蜀书社，1989。《十国春秋》卷七三《石文德传》亦载：“石文德……及阅殷璠诗选，极力模仿……”吴任臣：《十国春秋》，徐敏霞等点校，10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这三例中，贯休、郑谷、石文德乃唐末五代人，可见唐人编纂诗文总集对唐代文士的影响。

唐人诗文总集编纂情况亦可以说明这一点。唐初温彦博有《古今诏集》三十卷，稍后，李义府纂《古今诏集》一百卷。唐太宗朝杨恭仁妾赵方等集《宴乐》五卷，唐玄宗朝孙玄成则扩而广之，集《宴乐》七卷。开元中，孙季良纂《正声集》三卷，后，王贞范集撰《续正声集》五卷。孟利贞集撰《续文选》十三卷，卜长福亦集撰《续文选》三十卷。卜隐之又集撰《拟文选》三十卷。徐坚等集撰《文府》二十卷，徐安贞等亦集撰《文府》二十卷。李太华集《掌记略》十五卷，林逢又集撰《续掌记略》十卷。柳宗直集纂《西汉文类》四十卷，窦俨则纂有《东汉文类》三十卷。姚合有《极玄集》一卷，韦庄有《又玄集》三卷，又《采玄集》一卷，五代梁陈匡图集《拟玄集》十卷。此类例子甚多，其均表明，唐人编选诗文总集时，对本朝编选成果的自觉继承与批评。

从唐编纂家对本朝选本的品评也可以看出唐人编选诗文总集在唐代受到关注的概况。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曰：“暨乎梁昭明载述已往，撰集者数家，推其风流，《正声》最备……《英华》失于浮游，《玉台》陷于淫靡……此由曲学专门，何暇兼包众善。”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文亦见《文苑英华》卷七一二、《全唐文》卷四五八。本书所引，见傅璇琮编撰：《唐人选唐诗新编》，456页，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下文同。据此可见唐人对本朝人编选方法、编选观念的态度。又如，顾陶《唐诗类选序》云：“虽前贤纂录不少，殊途同归，《英灵》、《间气》、《正声》、《南薰》之类，朗照之下，罕有孑遗。而取舍之时，能无少误？”李昉等：《文苑英华》，368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6。下文同。可见，唐人选本在继承前人编选经验时往往能够大胆的否定。虽然唐人否定其前辈编选方法、观念，未必就一定比前人做得好，但他们是那样的积极，是那样的执着！

宋以后，唐人选编的诗文总集受到学者高度的重视。成书于北宋庆历元年(1041)的崇文院藏书目录《崇文总目》，其卷一一收有唐人诗文总集一百余种，这是迄今所能见到较早的北宋官修保留唐人总集的书目文献。稍后的《新唐书·艺文志》以及元代修成的《宋史·艺文志》等，均于别集之外另设总集类。虽然《宋史·艺文志》舛误甚多，但其保存唐人编纂诗文总集的数量超过了《新唐书·艺文志》。尤其重要的是，《宋史·艺文志》对五代人集纂诗文总集的记载较为详尽。宋代私家书目中，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考述内容均涉及唐人编选的诗文总集。《郡斋读书志》卷二〇总集类考及者十余种，考索内容涉及编选时间、编选参与者、编选内容特点诸多方面。《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五总集类考述如是者二十一种，特点略同《郡斋读书志》。值得注意的是，郑樵《通志》卷七〇《艺文略》八总集类除对唐人所纂诗总集作了较为详细的考录外，对唐人选编的文总集也作了较为详尽的叙录，尤其是该书从文体上分为赋、碑碣、制诰、表章、奏议、策文、案判、哀策文、军书等，将唐人选编文总集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此外，王应麟《玉海》卷五四将唐人选编的诗文总集从时间上分类，宋人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保存了唐《送贺秘监归会稽》(该集编撰状况及集名等，俟他日详考)及《大历年浙东联唱集》的大部分诗篇。如此等等，均乃今人研究唐人选编诗文总集的重要典籍。其他，如宋元诗文以及宋元编选的诗文总集、宋元人刊刻的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等，均可见宋元人对唐人编纂诗文总集的关注情况，恕不一一列举。

明清时，唐人选编的诗文总集更是受到重视。明胡震亨《唐音癸签》、胡应麟《诗薮》等，对唐人编纂诗文总集的考述作出了较大贡献。《唐音癸签》卷三一《集录》考述唐人编选唐诗总集约三十种。《诗薮》考述虽不够严谨，但仅从数目上看，多于《唐音癸签》。明人重视唐人诗文总集的传播，叶盛《书雅音会编后》曰：“《河岳英灵》、《中兴间气》……今唐人诗盛行于世者莫逾焉。”叶盛：《叶文庄公全集·泾东小稿》卷八，清康熙十九年刻本。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杨巍集《六家诗选》十二卷，合刊《国秀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极玄集》、《搜玉小集》、《箧中集》。崇祯年间，毛晋合刊《唐人选唐诗》(八种)，即《国秀集》、《河岳英灵集》、《箧中集》、《中兴间气集》、《搜玉小集》、《御览诗》、《极玄集》、《才调集》。有清以降，诸学者对唐人总集更为重视。明刻汲古阁《唐人选唐诗》(八种)，经著名藏书家毛扆、何焯、黄丕烈等亲手过录校批，更加精善，影响更加深远。又如，清殷元勋、宋邦绥同撰《<才调集>补注》十卷，冯舒、冯班兄弟撰《二冯先生评阅<才调集>》，《四库全书总目》对传世唐人编选的诗文总集提要考述，等等。如此者，均可见明清学人研究整理唐人纂集诗文总集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古代典籍整理研究受到高度重视。从1958年到2006年，古籍整理管理部门先后制定了六个中长期规划，即《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1991—1995—2000)》、《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九五”(1996—2000)重点规划》、《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2000—2005年)重点规划》以及《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2006—2010年)重点规划》。以此为契机，学术界对唐人诗文总集的研究更是硕果累累。

首先，在唐人诗文总集的整理工作方面，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率先整理出版《唐人选唐诗》(十种)(1958年12月)。这次出版的唐人选唐诗合刊本，在汲古阁《唐人选唐诗》(八种)的基础上，增敦煌写本残卷《唐写本唐人选唐诗》与韦庄《又玄集》，前者收存凡六家：李昂、王昌龄、邱为、陶翰、李白、高适，其存诗数目依次为李昂三篇、王昌龄十七篇、邱为六篇、陶翰三篇、李白四十三篇、高适二篇。据《唐写本唐人选唐诗提要》言，“都计完者七十一篇，残者二篇”，其总数当有七十三篇，今计其所列者乃七十四篇。参见《唐人选唐诗》(十种)，3页，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除《唐写本唐人选唐诗》，《唐人选唐诗》(十种)所收各集版本依次是：《箧中集》采用《随庵丛书》影刻宋尹家书籍铺刊本，《河岳英灵集》采用《四部丛刊》影印明刻本，《御览诗》与《搜玉小集》用汲古阁本，《国秀集》、《中兴间气集》采用《四部丛刊》影印秀水沈氏藏明翻宋刻本，《极玄集》采用元至元刊本，《又玄集》采用古典文学出版社影印日本江户昌平坂学问所官板本，《才调集》用《四部丛刊》影印述古堂钞本。参见上书，《出版说明》部分。关于《唐人选唐诗》(十种)，傅璇琮先生在其《<河岳英灵集>研究·前记》曾有评议：

本世纪五十年代，现在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印了一部《唐人选唐诗》。这部书的印行曾起到材料普及的作用，对研究者带来较大的方便。但也有很大的不足，即底本选择不严，校勘不细，《搜玉小集》等几种都有这种缺陷，而问题最大的则是《河岳英灵集》。编者不选择较早的两卷本，却选择后起的三卷本(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刊本，原注)，书后虽附有临毛斧季、何义门的校记，却又缺漏极多。傅璇琮、李珍华：《<河岳英灵集>研究》，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

此后，傅璇琮先生编撰《唐人选唐诗新编》，即根据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以敦煌写本唐诗“似为抄录，而非编选”，不收该集。参见傅璇琮编撰：《唐人选唐诗新编》，2页。是书实收唐人选唐诗十三种，收录集名及版本依次是：《翰林学士集》以贵阳陈氏光绪间影写刊本为底本，《珠英学士集》采自敦煌佚书写本残卷(即分藏于巴黎的伯三七七一与伦敦的斯二七一七，原注)，《丹阳集》辑自上海图书馆藏明刻本《吟窗杂录》及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吴琯《唐诗纪》等书，《河岳英灵集》用国家图书馆藏莫有芝据毛扆校本过录之宋刻二卷本作底本，《国秀集》、《御览诗》、《才调集》、《搜玉小集》所用版本同《唐人选唐诗》(十种)，《玉台后集》辑自《后村诗话》、《郡斋读书志》、《乐府诗集》、《永乐大典》及吴琯《初唐诗纪》与《盛唐诗纪》等，《箧中集》以刻入徐乃昌《徐氏丛书》中的影宋钞本为底本，《中兴间气集》以国家图书馆藏毛氏汲古阁影宋钞本为底本，《极玄集》以上海图书馆藏影宋钞本为底本，《又玄集》采用古典文学出版社据日本享和三年(1803)江户昌平坂学问所刊本(日本内阁文库原藏，原注)影印本。对比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人选唐诗》(十种)，《唐人选唐诗新编》选本更加精良、校勘更为谨细。

稍后，华夏出版社编撰出版《唐人选唐诗》(六种)，蔡宛若先生在是书《选注说明》中说：

1996年7月，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的唐诗研究权威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唐人选唐诗新编》一书问世。该书共收编唐人选唐诗十三种，除未收前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人选唐诗》，引者注)“十种”中的第一种敦煌写本唐诗外，又在原有九种的基础上，新增加了四种：一、许敬宗等撰《翰林学士集》；二、崔融编《珠英集》；三、殷璠编《丹阳集》；四、李康成编《玉台后集》。同时，择优重选了原来几种的底本，并一一作了细致精当的校订工作，堪称是一部有里程碑意义的唐诗研究佳著。《唐人选唐诗》(六种)，《选注说明》部分，1～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此可谓是对傅先生编撰《唐人选唐诗新编》学术价值的简要总结。虽然《唐人选唐诗》(六种)未能全部选用《唐人选唐诗新编》所择之版本，但其依据《唐人选唐诗》(十种)选编《唐写本唐人选唐诗》、《箧中集》、《河岳英灵集》、《国秀集》、《极玄集》、《又玄集》，并参照《唐人选唐诗新编》的部分成果，为每种选本作提要式简介，为诗人作小传，为六种选本选诗作注等，亦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此后，昆仑出版社出版《唐人选唐诗》(十种)《唐人选唐诗》(十种)，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其采用版本等略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印本，此不赘述。

除对唐人选唐诗的编集整理取得丰硕成果外，对唐人选编诗歌总集的考述亦是成绩斐然。吴企明先生《唐音质疑录》之《“唐人选唐诗”传流、散佚考》考索唐人选本达37种，其《唐音质疑录·唐代诗选学略论》述及者达70多种参见吴企明：《唐音质疑录》，127～18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陶敏先生、李一飞先生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考及唐人编选唐诗总集15种参见陶敏、李一飞：《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105～11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1。；傅璇琮先生、蒋寅先生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隋唐五代卷》提及19种，考述14种参见傅璇琮、蒋寅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隋唐五代卷》，481～484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孙琴安先生《唐诗选本提要》考及41种参见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1～32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陈尚君先生《唐代文学丛考·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下文称《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考述137种，另辑录待考者50余种参见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184～22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张固也先生《新唐书艺文志补》明确述及属于唐人编选唐诗选本者43种参见张固也：《新唐书艺文志补》，314～338页，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王学泰《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考及唐人编选唐诗选本者10种参见王学泰编著：《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67～75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王著并考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唐人选唐诗》(十种)及傅璇琮编撰《唐人选唐诗新编》。；贾晋华先生《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考述9种，考及唱和活动达140次之多参见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13～21、43、49～59、74、86、102、146、16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拙文《唐人编选诗歌总集补考》考及19种参见拙文：《唐人编选诗歌总集补考》，见《古籍研究》，2008卷·上，朱万曙主编，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拙文《唐人编选唐文总集辑考》考证确系唐人编选唐文总集者58种参见拙文：《唐人编选唐文总集辑考》，载《文史》，2008(2)。。故除重考、待考者以及仅收录唱和、送别活动而该唱和、送别活动是否结集尚待考证者以外，据笔者有限学力，可考确属唐人集纂诗文总集者至少有250种。

近年来，亦有学者注重对唐人编选的诗文总集辑考补佚。如卞孝萱先生《<彭阳唱和集>复原》，据《全唐诗》等典籍录刘禹锡诗六十三首、令狐楚诗五十六首。参见卞孝萱：《<彭阳唱和集>复原》，见《刘禹锡与令狐楚》，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1)。对于是集，陈尚君《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认为可补订者有三：(1)卞辑据《全唐诗》录刘禹锡诗，未据宋宋敏求所辑保存原集先后之《刘宾客外集》，故各诗次第尚有出入。(2)其中有十首，见《刘宾客外集》卷一、卷二，录自《刘白唱和集》，是否亦重收于《彭阳唱和集》尚乏确证。(3)令狐楚诗今存者，卞辑注明者为七首，另有《九日黄白二菊花盛开对怀刘二十八》一首，见《古今岁时杂咏》卷三五，《全唐诗》失收，可补入。参见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212～213页。此外，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对《景龙文馆记》、《大历年浙东联唱集》、《吴兴集》、《汝洛集》、《洛中集》、《洛下有赏宴集》、《汉上题襟集》的整理参见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43～73、74～85、86～101、102～145、146～160、167～172、181～178、179～294、295～327、328～347、348～480、481～438页。，陶敏《<景龙文馆记>考》对《景龙文馆记》佚诗的辑录、诗文作者及其活动的考订参见陶敏：《<景龙文馆记>考》，载《文史》，1999(3)。，陈尚君据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钞本对《元和三舍人集》的整理，徐俊据敦煌文献等对蔡省凤《瑶池新咏》的辑佚等，都是有关唐人编选诗歌总集的重要成果。参见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490页，沈阳，辽海出版社，2005。是书谓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尚君教授据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抄本《唐人诗集八种》整理《元和三舍人集》；又，徐俊整理《瑶池新咏》。此二种总集拟收入傅璇琮、陈尚君、徐俊合编《唐人选唐诗新编》，将由中华书局出版，笔者所见为傅璇琮先生提供的复印稿。

以一种选本为研究对象之专著的相继问世，标志着学术界对唐人诗文总集研究的深入。这主要集中在对《河岳英灵集》的研究上。代表性的成果有两种：一是李珍华、傅璇琮合著《<河岳英灵集>研究》，该书全面考察了《河岳英灵集》在唐人选编唐诗总集之中的地位、殷璠的诗学观及其与盛唐诗风的关系、《河岳英灵集》所提出的音律说及其特点、殷璠的生平、《河岳英灵集》版本与该集的选编年代等。参见傅璇琮、李珍华：《<河岳英灵集>研究》，39～97页。二是王克让《<河岳英灵集>注》，该著对殷璠所选诗人事迹详加考证，并注释殷璠所选诗歌内容。参见王克让：《<河岳英灵集>注》，成都，巴蜀书社，2006。然，王注未用较早的宋二卷本，而采用明三卷本为底本，似有缺憾。

除专著以外，有关《河岳英灵集》的研究论文也不少。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王运熙先生等《<河岳英灵集>的编集年代和选录标准》王运熙等：《<河岳英灵集>的编集年代和选录标准》，见《唐代文学论丛》，197～201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释<河岳英灵集序>论盛唐诗歌》王运熙：《释<河岳英灵集序>论盛唐诗歌》，载《复旦学报》，1957(2)。。前文考证该集选编的起始年代，并研究该集的选录标准，认为殷璠《河岳英灵集》选诗的主要标准是兴象与风骨；后文认为：“其序言中‘自萧氏以还’至‘称阐今日’一段话，指出盛唐诗的成就是声律与风骨二者兼备，它是经过唐初以来长期的努力，又经唐玄宗大力提倡质朴之风而后达到的。”张海明先生《殷璠<河岳英灵集>诗学思想述略》认为殷璠的选诗标准为声律、风骨、兴象。参见张海明：《殷璠<河岳英灵集>诗学思想述略》，载《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夏之卷。吕玉华在其博士论文《唐人选唐诗述论》中对殷璠“兴象”的内涵、声律特点等做了研究。参见吕玉华：《唐人选唐诗述论》，133～150页，台北，文津出版社，2004。拙文《<河岳英灵集>的选诗心态》着重探讨了殷璠选诗的主观动因：一是其尊古心态，二是其壮志难酬、对隐沦生活向往的心态，三是其因怀才不遇而发愤著述的心态。参见拙文：《<河岳英灵集>的选诗心态》，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拙文《<河岳英灵集>选评李白诗刍议》探讨了殷璠以同时代人的眼光对伟大诗人李白的评价，从而分析李白在盛唐人心目中的地位。参见拙文：《<河岳英灵集>选评李白诗刍议》，载《中国韵文学刊》，2008(1)。类似成果，又如卢盛江《殷璠“神来、气来、情来”论——唐代文术论的一个问题》卢盛江：《殷璠“神来、气来、情来”论——唐代文术论的一个问题》，载《东方论坛》，2006(5)。等。要之，研究《河岳英灵集》的成果颇多，此处不一一引述。

除《河岳英灵集》，其他传世唐人集纂唐诗选本的研究成果亦颇多。如蒋寅《从<河岳英灵集>到<中兴间气集>——关于大历诗风演变的抽样分析与假说》蒋寅：《从<河岳英灵集>到<中兴间气集>——关于大历诗风演变的抽样分析与假说》，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4)。将选本研究和大历诗风研究结合，张伯伟《摘句论》张伯伟：《摘句论》，载《文学评论》，1990(3)。、凌郁之《句图论考》凌郁之：《句图论考》，载《文学遗产》，2000(5)。、马歌东《中日秀句文化渊源考论——以唐诗的秀句传承及其域外影响为中心》马歌东：《中日秀句文化渊源考论——以唐诗的秀句传承及其域外影响为中心》，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李铭敬《日本及敦煌文献中所见<文场秀句>一书的考察》李铭敬：《日本及敦煌文献中所见<文场秀句>一书的考察》，载《文学遗产》，2003(2)。等将研究重点集中于诗句选，张海鸥《从秀句到句图》张海鸥：《从秀句到句图》，载《文学评论》，2007(5)。则将唐人集纂诗句选总集作全面的考论。此外，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王运熙《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述评》王运熙：《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述评》，载《学术研究》，1990(4)。、张学松《<又玄集·序>“清词丽句”义辨——兼论韦庄的文学思想》张学松：《<又玄集·序>“清词丽句”义辨——兼论韦庄的文学思想》，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卞孝萱《殷璠<丹阳集>辑校》等等。总之，这类研究成果丰硕，此亦不赘述。

诸专家在研究传世唐人编纂诗歌总集的同时，也将研究的视野拓宽到唐人选唐诗这一文化现象的整体研究之上。如前文提到的吕玉华《唐人选唐诗述论》认为：“唐人眼里选中的唐诗不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倒更能见出唐诗的风格体式之渐变趋势。”吕玉华：《唐人选唐诗述论》，8页。该书以现存十三部唐人选编的唐诗总集为主，考察了唐人集纂诗总集与诗歌传播、唐人选唐诗的承续性和独特性等，是迄今为止较早且较为系统地把唐人选唐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的专著。邹云湖《中国选本批评》设专章讨论唐人选本批评的形式、特点。参见邹云湖：《中国选本批评》，36～70页。李珍华、傅璇琮合著《唐人选唐诗与<河岳英灵集>》将唐人编选诗歌总集的个案放在唐人选唐诗的广袤背景下研究。其他成果，又有傅璇琮《唐人选唐诗考述(四则)》傅璇琮：《唐人选唐诗考述(四则)》，载《中国韵文学刊》，1994(1)。等。据引述成果可以看出，“唐人选唐诗”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概念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也有部分专著，虽不是专门研究唐人编选诗歌总集，但其研究内容涉及这一领域。如袁济喜先生《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认为殷璠的诗学观是兴象与风骨并重参见袁济喜：《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173～17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陈伯海先生主编的《唐诗学史稿》第四章《晚唐五代的唐诗研究——唐诗总体意识的萌生》中谈及了“唐人选唐诗”在晚唐五代从专选走向通选的发展趋向，并论及顾陶《唐诗类选》、韦庄《又玄集》和韦縠《才调集》参见陈伯海主编：《唐诗学史稿》，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王志清《中国诗学的德本精神研究》第七章论及唐人选唐诗与王维的盛唐接受参见王志清：《中国诗学的德本精神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7。。其他，如王勇等编著《奈良·平安期の中日文化交流——ブックロードの视点から》王勇，[日]久保木秀夫合编：《奈良·平安期の中日文化交流》，东京，农文协出版社，2001。、赵荣蔚著《晚唐士风与诗风》赵荣蔚：《晚唐士风与诗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乔惟德及尚永亮《唐代诗学》乔惟德、尚永亮：《唐代诗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张伯伟《中国诗学研究》张伯伟：《中国诗学研究》，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台湾地区学者吕光华《今存十种唐人选唐诗考》吕光华：《今存十种唐人选唐诗考》，台北，花木兰文化工作坊，2005。、日本学者小川环树《小川环树著作集》[日]小川环树：《<新撰类林抄>校读记》，见《小川环树著作集》，第2卷，东京，筑摩书房，1997。等，或专章节、或文句间论及唐人集纂的诗歌总集。

硕士、博士论文论及唐人选编唐诗总集者亦不少。除前文所引吕玉华《唐人选唐诗述论》外，主要有顾玉文《韦縠<才调集>研究》、周蕾《<中兴间气集>诗论研究》、苗霞《<又玄集>研究》、杨传庆《<御览诗>研究》、张羽《<国秀集>研究》、刘玉《珠英学士与<珠英学士集>残卷考论》、张小琴《<唐人选唐诗>(十种)选、阙杜诗情况分析》、刘浏《<才调集>研究》、邓芳《从<箧中集>诗人到孟郊》、柳惠英《<河岳英灵集>选诗研究》、张秋玲《元结及<箧中集>之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顾玉文《韦縠<才调集>研究》(2004)；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周蕾《<中兴间气集>诗论研究》(2007)；西北大学硕士苗霞《<又玄集>研究》(2007)；东北师范大学硕士杨传庆《<御览诗>研究》(2007)；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张羽《<国秀集>研究》(2005)；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刘玉《珠英学士与<珠英学士集>残卷考论》(2003)；厦门大学硕士张小琴《<唐人选唐诗>(十种)选、阙杜诗情况分析》(2007)；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刘浏《<才调集>研究》(2005)；北京大学博士邓芳《从<箧中集>诗人到孟郊》(2007)；台湾大学硕士柳惠英《<河岳英灵集>选诗研究》(1999)；台湾东吴大学硕士张秋玲《元结及<箧中集>之研究》(1994)。等，其论述主要对象仍以传世某种选集或某几种选集为主。如是成果亦较多，此数种仅为例举而已。

总之，唐人编纂诗文总集乃近几年学者探讨的重要论题，研究成果颇多。正是诸学者不懈的努力，帮助笔者激发灵感、发现问题、拓宽思路。然而，限于篇幅及笔者学力，学术史的回顾不免挂一漏万，此深表歉意。

二、本书选题意义

如上文所论，唐人编选诗文总集自唐始就受到关注。时至当代，在振兴国学、继承中华民族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文化精髓之背景中，研究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管窥唐人选本的批评意识、接受特点，洞察唐人诗文总集编纂方法技巧，从宏观与微观角度更全面地认识唐人在文化领域的贡献，等等，均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具体条述如下：

其一，研究唐人编选诗文总集，有助于认识唐代文人及其文学活动，从而更全面、更深入地研究唐代文学。如前文所述，这方面的研究已引起学者的重视。然而，如果没有对唐人编纂的诗文总集作全面、详细的考定，该领域研究是很难深入的。比如，大量唐人唱和集、送别集以及宴饮赠赋、赠诗活动散见于唐人序文中，而这些唱和、送别诗什已经散佚，更有甚者，有些参与唱和、送别的诗人及与其相关的其他文献资料，今人已难以见到。因此，考定此类唱和、送别活动的参与者，唱和集、送别集的编纂状况，更有其特殊价值。如《送贺秘监归会稽》录王瑀、康(一作珽)、韩宗、张绰、胡嘉鄢、李彦和、张博望等七人应制送别诗，不仅《全唐诗》未存录七人之诗，其他人物传记亦很少载录这七人资料。故通过对这些总集的辑考，今人不仅可以补订唐人诗文名目，而且，根据这些诗文活动及其所编纂的总集，还可以研究该活动参与者及其生平，乃至文人习尚与诗坛创作特点。

其二，全面研究唐人编选的诗文总集，有助于认识唐人选学发展的规律，从而更好地研究唐代乃至中国古籍编纂与编纂文化史。虽然为数众多的唐人选编的诗文总集已经散佚，但诸多文献尚存其卷目，且部分典籍中或多或少地保留有集撰人生平、编选内容、编纂特点以及对某些总集的评价等文献资料。因此，详细、周全地辑考唐人选编的诗文总集，看看唐人编纂诗文总集的面貌特点，唐代诗文总集从前朝选本那里继承了什么，唐人又做了何种探索与创新，并借此认识唐人选学的特点，这也是十分必要的。如《珠英学士集》采用“以官班为次”的编纂体例，这是崔融的发明创新，抑或是其学习前朝编纂总集的经验？又如，唐人选编的诗文总集到底有多少？等等。因此，全面研究唐人编选诗文总集，并将其放在中国古籍编纂长河中全方位审视，不仅是研究唐代选学的需要，也是研究我国古籍编纂与编纂文化史的需要。

其三，研究唐人纂集的诗文总集，可以更好地探究唐人对同时代文风及诗文作者的评价、唐人选本批评的特点和价值、唐人对文学社会功用的认识，以及唐人对文学与政治、伦理、道德等方面关系的认识理解。如殷璠《河岳英灵集》之《叙》与《论》中提出“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等，其评李白“其为文章，率皆纵逸”、“奇之又奇”等；元结《箧中集》谓“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词，不知丧于雅正”；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谓“古之作者，因事造端，敷弘体要，立义以全其制，因文以寄其心，著王政之兴衰，表国风之善否”等：均可以资证。

其四，研究唐人编选的诗文总集，可以了解唐编纂者构成状况、编纂心态、选本的社会价值等问题，有助于认识唐人的接受心理及唐人诗文总集传播的特色；亦可以由是管窥某种或某一类总集的选学观、文学观及其传播发展的规律，并由此进一步作纵向与横向比较，研究唐代文化的特点。如，中唐唱和集兴盛，据此可以看出唐人职官变迁与唐文化发展的趋向；由李康成《玉台后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韦庄《又玄集》、韦縠《才调集》、蔡省凤《瑶池新咏》等可以看出唐纂集家接受女性诗人诗什的历程；据宋人著述可以管窥唐人总集的传播及其效果。此外，唐人编纂的诗文总集在海外的传播及其对域内外文化的影响等，亦颇有研究必要。

然而，从上文对学术史的简约回顾可以看出，学界对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研究，虽然硕果累累，但却有以下几个方面不足：

其一，文献整理方面，对散佚诗文总集的辑考不足。唐人编选诗歌总集的辑考虽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从总体分析，这一领域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考。唐人编选的部分总集散见于唐人序文或唐宋别集，亦有部分总集见于唐宋公私书目中。如杨恭仁妾赵方等编选《宴乐》五卷，见《旧唐书》卷三〇《音乐志》第十《音乐》三；吴兢纂《古乐府》十卷，见《郡斋读书志》卷二乐类；佚名编《唐薛苹唱和诗》，见宋欧阳修《集古录》卷九；等等。这些诗歌总集的真伪及其编纂状况等，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考辨。尤其是对于唐人选编文总集的辑考，学术界关注力度尚嫌薄弱。

其二，对传世的十三部唐诗总集的研究成果较多。迄今，学界研究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唐人选编诗歌总集的个案研究上，而把诗文总集作为一种文学文化现象，置于选学长河中，且将宏观研究和专题研究相结合的研究相对薄弱。近年来，学界虽有将唐人选唐诗看作一种文化现象的学术论文发表，但宏观的研究唐人选学的论著，相对于色彩斑斓的唐人编纂的诗文总集来说，分量仍嫌未足。

其三，对唐人编选诗歌总集的研究较为深入，对唐人编选文总集的研究相对薄弱。拙文《唐人编选唐文总集辑考》辑考唐人选编文总集七十五种，限于学力，尚存待考者。参见拙文：《唐人编选唐文总集辑考》，载《文史》，2008(2)。同时，对于唐文总集个案研究，尤其是唐文总集的选学观、文学批评观、唐文总集与唐文学运动的关系、唐人选编诗文总集的文化背景、选编人员及其心态、唐人选唐诗和唐人选唐文的比较研究、唐人选编诗文总集与文学传播等领域的研究等，均有待进一步深入。

其四，就传世的某一种总集之研究来说，虽然该领域已取得一定成果，但专题研究仍有可开发的空间。如《续诗苑英华》的编纂人、选本内容、选学观及其诗学观，《翰林学士集》题名职官问题，《中兴间气集》选诗与选本批评的成就，《极玄集》、《诗例》与《极玄律诗例》关系问题，《河岳英灵集》的选诗心态，《河岳英灵集》对待李白的态度，《西汉文类》的编纂人、编选内容、编纂体例及其时代意义，《群书丽藻》的编纂人、编选内容、编纂体例及文献价值，《瑶池新咏》等对女性诗歌的接受等，皆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其五，编选家的诗学思想研究较多，材料考述以及将唐人纂辑的诗文总集进行分类梳理，且将文献材料和理论探讨相结合的研究相对薄弱。以《河岳英灵集》的个案研究为例，学者注意力多集中在殷璠的选学观、诗学观，以及是集编选诗人及评价等问题，而对该集与盛唐乃至唐代其他断代选诗总集的关系、殷璠评价李白和唐代其他诗总集评价李白的异同等问题，学界关注略嫌薄弱。以某一类总集而论，如唐人编纂众多的唱和集，其在初、盛、中、晚四个阶段有无不同特色？又如，唐人编纂众多的大型通代总集，这些通代总集编纂人有什么特点？有无时代特色？是否具有批评针对性？等等。诸如此类问题，不仅需要从理论角度探讨，更需要与全面整理唐人诗文总集的材料相结合。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窥探唐人诗文总集发展运行特征之全豹。

上述问题，本书均拟探讨。但部分唐人诗文总集的作者、编纂年代、编选内容、选本批评指向等，由于文献不足征，本书仅存疑，俟智者明鉴。就本书所提诸观点，或有未能立者，或有未尽善者，等等，诚请赐教斧正。

第二节　研究范围的界定及基本研究方法

虽然唐人编选的诗文总集自唐始即受到重视，两《唐志》、《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通志》、《玉海》等，均列总集类予以存录。但具体到本书，有必要对有关范围及相关概念等简要作以界定，同时，亦有必要对本书主要研究方法作以简要介绍。

一、研究范围界定

鉴于第一节所论，研究唐人编选的诗文总集具有一定的意义。那么，怎样界定唐人编选诗文总集？

首先，是“诗文总集”的界定。这一点，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总集遴选对象数量多少的问题，二是选与评的比例问题。

先看第一个问题。既然总集是和别集相对而言，那么，凡是收录诗文作者在二人以上者，皆应当归于总集之列。现以唱和集、送别集为例，如《送邢桂州诗》、《送白监归东都诗》等，这些唱和集、送别集收录诗人较多，其为总集似无异议。然，唐人有唱和结集的习尚，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曾指出，唐人送别、唱和时，往往列座宴饮，各人赋诗一首，然后汇为一编，推举一人撰写序文，以记其事。参见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增订本)，423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可见，唐人唱和、送别时，往往将参与者所作的诗章题序并结集。陈尚君等亦在这方面作了极有价值的考索，如其叙录“朝贤赠光歌诗”、“长安两街名僧送悟真归瓜沙诗”等。诸多唱和、送别活动，参与人数或多或少。多者，可至数百人；少者，很可能二三人而已。一些参与人数较少的唱和、送别活动，可以确考已经结集的，如《盛山十二诗》、《七老会诗》等。有些唱和、送别活动，仅二三人参与，按照习俗，他们也可能将唱和、送别诗什题序结集。这类集子，收录诗歌不过二三首，若被排除出总集之外，显然是没有道理的；若将其归入总集之列，又有牵强之惑。据此，本书认为，既然是从宏观角度研究唐人编纂的诗文总集，那么，凡收录对象在两人以上者，均可视之为总集。

再看第二个问题。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特点之一即选评结合，如《河岳英灵集》等。那么，在“量”的层面如何界定选评的比例？即某一部著述中，“评”与“选”处于怎样一个比例关系时，方可视之为总集，否则，它就是诗话或者诗评专著。如《本事诗》，《新唐书·艺文志》归之于总集类，《通志》则归之于文史类。再如《抒情集》，吴企明在《“唐人选唐诗”传流、散佚考》中考该集为选诗总集参见吴企明：《唐音质疑录》，127～182页。，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三云：“卢瑰《抒情集》，亦《本事诗》之类也。”《唐音癸签》卷三二《集录》三将《抒情集》和《本事诗》同归为诗话类。故此二集不属纯正意义上的选诗总集，其特点是选而评之，且以评为主。如此类者，本书从吴企明等学者的观点，将其附之于总集之列。

其次，是“唐人编选诗文总集”及其相关概念的界定。顾名思义，其应当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唐人编选，二是总集。表面看来，这个界定是颇为明晰、毋庸置疑的。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个问题，是“文”的范围。本书取传统意义上“文”的概念，即“文”包括赋颂、碑碣、制诰、表章、奏议、策文、案判、军书、符檄、诰命、论说、辩议、原解、序跋、箴铭、传状、诏令等，而不包括笔记、小说、语录等。另一个问题，是编选内容范围的界定。唐人编选诗文总集，其实际内涵应当包括“选有唐代诗文”、“专选唐代诗文”、“未选唐代诗文”三个部分。“选有唐代诗文”者，如《续诗苑英华》、《文馆词林》、《古今诗类聚》、《玉台后集》、《续文选》、《文府》、《芳林要览》、《古今文集略》等。“专选唐代诗文”者，如《珠英学士集》、《河岳英灵集》、《国秀集》、《极玄集》、《才调集》、《贞观新文章》、《国朝哀策文》、《克家志》、《蜀国文英》等。“未选唐代诗文”者，如《西汉文类》等。这三类均属于唐人编纂的诗文总集，这一点，当无异议。然而，对于学术界沿用已久的“唐人选唐诗”这一概念，古今诸学者所见则稍有差别。如陈尚君先生将“选有唐诗”和“专选唐诗”等总集统称为“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其设“断代诗选”类，并注明此类为“唐人选唐诗”。参见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184、188页。可见，在陈先生看来，“唐人编选诗歌总集”与“唐人选唐诗”属内涵不同的两种概念。

就唐人选唐诗而言，学术界亦有另一种观点。如吴企明《“唐人选唐诗”传流、散佚考》论及释慧净《续诗苑英华》、李康成《玉台后集》参见吴企明：《唐音质疑录》，127～128页。，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收录《玉台后集》参见傅璇琮编撰：《唐人选唐诗新编》，313～360页。。慧净与李康成所编纂的这两部诗集，皆属于唐人编选有唐诗的总集，据其选编范围分析，可视之为通代选诗总集。陈伯海等主编、倪进等著《中国诗学史·隋唐五代卷》第七章《唐人选唐诗》曰：“唐人选唐诗的数量、种类均极丰富可观……总数超过一百四十种。”倪进等：《中国诗学史·隋唐五代卷》，297页，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邹云湖《中国选本批评》亦云：“现在可考知的唐人选唐诗已有一百三十多种……如惠静(即慧净)的《续古今诗苑英华集》、刘孝孙的《古今类聚诗苑》、李康成的《玉台后集》……”邹云湖：《中国选本批评》，36页。以此观之，学界关于“唐人选唐诗”的观点，意见分歧较大。概括起来，所谓的“唐人选唐诗”，其内涵应当包括“唐人编纂的选有唐诗的总集”与“唐人编纂的仅仅选唐诗的总集”两个层面，其“总集”是和“别集”相对而言的。此可视之为广义的“唐人选唐诗”。本书取其广义。

对唐人选唐文的理解也是如此。“唐人选唐文”实为“唐人编选唐文总集”的简称，这个“总集”是和“别集”相对而言的。从编选范围分析，其有两方面含义：广义地看，其指唐人编纂选有唐文的总集；狭义地说，其指唐人编纂仅仅选唐文的总集。本书所谓的“唐人选唐文”，是参照学术界所界定的“唐人选唐诗”这一概念而提出的，兼取“唐人选唐文”之广义与狭义。故某些文集，虽亦具有“选”的特点，但以其为别集而不在本书考录的范围。如令狐楚《梁苑文类》、皮日休《文薮》等，本书未作考述。同时，如《艺文类聚》等，其虽为类书，然而，从文献学角度分析，它们具有总集的某些特征，且前人已有类似观点。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曰：“然类书有数种，如《初学》、《艺文》兼载诗词，则近于集。”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380页，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玉海》卷五四《艺文》之《唐艺文类聚》条曰：“分门类事，附见前世诗赋、赞颂、笺启之作。”王应麟：《玉海》，1028页。又如《广弘明集》(《四部丛刊》本，下文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六释书类曰：“道宣，麟德初居西明寺。以中原自周、魏以来，重老轻佛，因采辑自古文章……以广僧祐之书，分归正、辨惑……十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孙猛校正，798页。若此等者，本书以之具有唐人集纂诗文总集的某些特点，而附之于研究之列。同时，唐人虽然以选编本朝诗文为选学主流，但其亦选编未收录本朝诗文的总集，如《西汉文类》、《东汉文类》等，虽然这类总集数量有限，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这类总集是不可以忽略不计的。故，本书亦置之于考察范围之中。

因此，本书选题“唐人编选诗文总集”，以纂集方法而论，可以将其概括为“选”、“编”两大类别。以遴选对象的体裁考察，其包括三个部分，即唐人编选的诗总集、文总集与诗文合集。以选编范围探讨，其包括唐人编纂的选有唐人诗文者与未选唐人诗文者。以内容以及遴选数量分析，其包括唐人所纂、收录两人以上作品结集者。以上种种，均为本书研究对象。由于唐人以选编本朝诗文为主流，故研究过程中，以唐人选唐诗与唐人选唐文为主要对象。

二、基本研究方法

鉴于研究对象之特征，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首先是考据辨析，即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辑考唐人选编的诗文总集，辨析史书及其他典籍中的误收、重出现象等等。如，唐人集纂诗文总集名目、参编者及选本的特征等，本书均作必要的考辨稽证。又如，《翰林学士集》诗下皆有职官题名，这是研究该集及诗集中诸诗人的重要史料。但，该集诗下题名，有和史实相吻合者，亦有和史实不相吻合者。前辈学者更多地注重其史料价值，这样很可能造成某种程度上的误解。要解决这些问题，采用考据法辨析史料是必要的。

其次是数据统计法。唐人诗文总集选取哪些人的诗文、孰多孰少等等，数据统计是必用之法。如《河岳英灵集》选诗总数不少于10首者有12人，选王昌龄诗16首，选常建、王维诗各15首，选李白诗13首，与高适相同；选诗数量高于李白者有王昌龄、常建、王维、李颀，数量接近于李白者有储光羲、崔国辅、刘眘虚、陶翰、崔颢、薛据。故以选诗数量统计，则李白位列第五，这是否意味着殷璠有抑李心态？探讨此类问题，数据统计分析是必须采用的研究方法。

再次，比较法亦是本书采用的主要方法。本书所涉及唐人选诗与唐人选文，此乃唐人选学的两大领域。其包含着唐人同中有异的选学观、批评观，只有比较，才能将二者加以区别。同时，唐人众多选本选取不同的文人作品结为一集，这本身就意味着比较。只有运用比较法，才能更为清楚地认识总集编选者的选学观、文学观等等，才能洞悉唐人诗文总集中所包含的对本朝人的评价及其意义。

最后，归纳、演绎推理亦是本书的重要方法。如唐人选有众多的唱和集、送别集、通代总集，这些总集的关系、其在唐朝不同历史阶段的分布状况及其发展变化特征等等，仅考据、统计、比较是不够的，必须归纳出其特点，并由已知的特点演绎推理出可能存在的、因材料佚失等原因而未被发现的文学、选学现象及其特点等。

除上文简要介绍的几种方法以外，由于本书面对的是唐人集纂的总集这样一个复杂的研究对象，因而，研究方法不宜局限于某一二种之列，行文中必将据写作需要，充分学习前辈学者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