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唐前诗文总集及其对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影响

唐前丰厚的文化积淀，如荀子“三不朽”论、司马迁发愤著述说、挚虞《文章流别论》、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钟嵘《诗品》、萧绎《金缕子》、刘勰《文心雕龙》以及魏晋六朝文体辨析习尚、魏晋以来的宗教思想、先秦以还的诸子哲学思想等，均对唐人编选诗文总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纵观唐人诗文总集编纂史及编纂成果，魏晋六朝诗文总集的编纂对其影响尤为显著，故本章拟重点予以考察。

第一节　唐前诗文总集述论

唐前诗文总集的编纂至早可上溯到《尚书》、《诗经》。晋挚虞《文章流别集》可视为编纂家自觉编纂诗文总集之滥觞。挚虞后，魏晋六朝成为我国诗文总集编纂的第一个高峰期。本节拟研究这一时期编纂家之选学观、选编方法、选编体例以及总集的面貌特征，旨在进一步探讨唐前总集编纂对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影响。

一、诗文总集编纂的萌芽与初步发展

《尚书》、《诗经》以后，有汉诗文总集编纂经历了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除《楚辞》等少数具有总集特征者，《汉书·艺文志》录《宗庙歌诗》五篇、《汉兴以来兵所诛灭歌诗》十四篇、《出行巡狩及游歌诗》十篇、《临江王及愁思节士歌诗》四篇、《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三篇、《诏赐中山靖王子哙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诗》四篇、《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邯郸河间歌诗》四篇、《齐郑歌诗》四篇、《淮南歌诗》四篇、《左冯翊秦歌诗》三篇、《京兆尹秦歌诗》五篇、《黄门倡车忠等歌诗》十五篇、《杂各有主名歌诗》十篇、《杂歌诗》九篇、《洛阳歌诗》四篇、《河南周歌诗》七篇、《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诸神歌诗》三篇、《送迎灵颂歌诗》三篇、《南郡歌诗》五篇等，虽然具有“合而编之”的特点，但皆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总集。尽管如此，《汉书·艺文志》所录者具有以下特色，此应当引起研究者注意：

第一，归类方法多样化。首先，是以地域为标准归类，如《邯郸河间歌诗》、《洛阳歌诗》、《淮南歌诗》、《南郡歌诗》。尤其是出现了以某种条件而组合的多层次归类，如《吴楚汝南歌诗》、《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邯郸河间歌诗》等。其次，是以诗什所反映的内容特点归类，如《汉兴以来兵所诛灭歌诗》、《出行巡狩及游歌诗》、《临江王及愁思节士歌诗》、《诸神歌诗》等。再次，是以诗篇所涉及的人物身份为前提条件归类，如《临江王及愁思节士歌诗》、《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诏赐中山靖王子哙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诗》等。从方法论上溯源，《诗经》无疑是采用地域归类编纂总集之滥觞。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著录者，显示了由《诗经》到魏晋这一总集编纂过渡时期的特征。

第二，《汉书·艺文志》所录者已明显具备“选”的特点。如《吴楚汝南歌诗》、《周谣歌诗声曲折》、《汉兴以来兵所诛灭歌诗》等即是据一定的标准将不同创作时代、不同作者的诗歌结合在一起，已具有“选”而“集”之的特点，且“选编”标准已有多样化迹象。如《吴楚汝南歌诗》的组合方式是“地域+诗体”，《汉兴以来兵所诛灭歌诗》乃以“时代+特定内容+诗体”的方式，将诸诗什组编在一起。

第三，《汉书·艺文志》所录者已具有“集”之雏形。如《宗庙歌诗》、《淮南歌诗》、《南郡歌诗》等，明显可见《诗经》编集的影响。而《临江王及愁思节士歌诗》、《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等，以诗人身份归类，应当受汉以后文人踏上诗坛的影响。如此类者，其收录对象非一人所为，此已经具有总集之特点。故，这一时期可谓诗文总集编纂的萌芽与发轫阶段。

二、魏晋之际诗总集的编纂及其特点

如上文所云，真正意义上由编选家自觉编纂诗文总集始于晋挚虞《文章流别集》。此后，南北朝出现了我国诗文总集编纂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隋书·经籍志》设集部，将总集与别集分列，其后，史志及其他公私书目文献，多于集部中置总集类，如《旧唐书·经籍志》下集录总集类、《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宋史·艺文志》八总集类、《崇文总目》卷一一总集类、《郡斋读书志》卷二〇、《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五、《通志·艺文略》八总集类、《玉海》卷五四总集类等，均略同《隋书·经籍志》。诸书目文献著录总集集名、卷目等或有差异，然公私史志书目所著录者，乃研究集部总集之重要文献。《玉海》卷五四著录，起魏迄唐，诗文总集有七十五家。实际上，远不止这个数目。以《隋书·经籍志》等为参考书目文献，据集名考察，起魏迄隋所编纂的总集，计有二百余部。其中，主要的部分是诗总集。概括起来，这一时期诗总集的编纂有以下特点：

第一，通代诗总集数量较多。见于《隋书·经籍志》，据集名知其属于通代总集者，有徐陵《六代诗集钞》《六代诗集钞》四卷，《隋书·经籍志》四总集类著录，未题集撰人；《旧唐书·经籍志》四集录总集类著录，题徐陵集撰；《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通志·艺文略》八诗总集类、《玉海》卷五九《六代诗集抄》条均两出是集，卷目相同，一题许凌，一题徐陵，今存疑待考。本书据《隋书·经籍志》与《旧唐书·经籍志》，暂录一种，题徐陵集撰。、昭明太子《诗苑英华》、徐陵《玉台新咏》、张湛《古今九代歌诗》等。另，据傅刚《<昭明文选>研究》考证：“由于文集地位的提高，齐梁时期的诗文总集已具有品评的内容，所以‘不录存者’一般地被采作通例。”傅刚：《<昭明文选>研究》，3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故史志著录，如佚名《古诗集》、《古乐府》、《古歌录钞》、《诗林英选》、疑为虞绰等纂集之《诗缵》与《诗录》等，其选诗当属于通代诗总集。亦有部分诗总集，或以其佚失之故，《隋书·经籍志》著录于某集注释中。如其总集类著录《诗集》五十卷，题谢灵运撰，注曰：

梁五十一卷。又有宋侍中张敷、袁淑补谢灵运《诗集》一百卷；又《诗集》百卷，并例、录二卷，颜峻撰；《诗集》四十卷，宋明帝撰；《杂诗》七十九卷，江邃撰；《杂诗》二十卷，宋太子洗马刘和注；《二晋杂诗》二十卷；《古今五言诗美文》五卷，荀绰撰；《诗钞》十卷。亡。

此注释之“《古今五言诗美文》五卷”，据集名“古今”二字，知其为通代选诗总集。《隋书·经籍志》中这样的例子甚多，又如，《百志诗》九卷，注曰：“干宝撰。梁五卷。又有《古游仙诗》一卷；应贞注应璩《百一诗》八卷；《百一诗》二卷，晋蜀郡太守李彪撰。亡。”此注释所录“《古游仙诗》”，据集名，其当为通代诗总集。又，清姜宸英《湛园札记》(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下文同)卷二：“干宝《百志诗集》五卷、崔光《百国集诗》二十九卷，此选诸家诗之祖也。”《百国集诗》详考待后。据姜宸英所记，干宝《百志诗集》疑为通代诗总集。

除《隋书·经籍志》著录外，两《唐志》、《崇文总目》、《通志》等公私书目亦收录唐前编纂的众多选诗总集。然其总集数目、集名等或有差异，一一列举实非易事，此仅例录数种，旨在例证唐前选诗总集的编纂特点，详考且俟他日。以所列总集观之，唐前纂集通代选诗总集有二十余种。这个数字与唐以后总集编纂发达的历史时期相比，虽然有些相形见绌，但若与魏晋总集编纂初始阶段的实际情形相比，则是颇值得关注的。

第二，这一时期产生了本朝人选编本朝诗歌的总集。唐前的断代诗总集，首先应当注意的是《陈郊庙歌辞》三卷，《隋书·经籍志》总集类著录，注曰：“并录，徐陵撰。”《通志》卷六四歌辞类著录略同。徐陵，《陈书》卷二六有传，《隋书·经籍志》别集类并录陈尚书左仆射《徐陵集》三十卷。据集名及编者，《陈郊庙歌辞》乃迄今可考本朝人选本朝诗较早的选本。

除《陈郊庙歌辞》外，这一时期的本朝人选编本朝诗总集还有很多，据《玉海》卷五四云：

昭明《古今诗苑英华》，《元嘉宴会》，干宝《百志》，崔光《百国》，应璩、李夔《百一》，伏滔《元正宴会》，颜延之《西池宴会》，齐之《清溪释奠集》，徐伯阳《文会》，北齐《文林诗府》，以至刘孝孙、郭瑜之《类聚》，终于《歌集录》，皆集诗也。

进一步研究王应麟这段评论，昭明《古今诗苑英华》(当为《诗苑英华》。笔者注，下文同，不复注)属通代诗选集；干宝《百志诗》，据魏晋编纂特点，疑其未录存者；刘孝孙、郭瑜乃唐人；《元嘉宴会》，疑为《元嘉宴会游山诗集》，共五卷，《旧唐书·经籍志》四总集类、《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均著录，未题集撰人，据集名知其为宴饮唱和诗总集。这类总集，常常于唱和事之后未久便编纂结集，旨在以诗总集的方式载录文士唱和事迹。

崔光《百国》，即《百国诗》。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曰：“又，《通志》有崔光《百国诗》四十三卷。检光传，乃知光答李彪《百三郡国诗》，国为一卷。《通志》书名、卷数皆误，此或因仍前史，然光传失考，亦郑之疏也。”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31页。查《魏书》卷六七《崔光传》曰：“初，光太和中，依宫商角徵羽本音而为五韵诗，以赠李彪，彪为十二次诗以报光。光又为《百三郡国诗》以答之，国别为卷，为百三卷焉。”魏收：《魏书》，14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故胡应麟是，郑樵非。实际上，并非只有《通志》误录，王应麟《玉海》亦误。据《魏书》崔光本传，该集乃唱和集。

应璩《百一诗》，据六臣注《文选》卷二一《百一诗》注曰：

善曰：张方贤《楚国先贤传》曰：汝南应休琏作百一篇诗，讥切时事，遍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为应焚弃之。何晏独无怪也。然方贤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李充《翰林论》曰：应休琏五言诗，百数十篇，以风规治道。盖有诗人之旨焉。又孙盛《晋阳秋》曰：应璩作五言诗百三十篇，言时事颇有补益，世多传之。据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称《百一》也。今书《七志》曰：应璩集谓之新诗，以百言为一篇，或谓之《百一诗》。然以字名诗，义无所取。据《百一诗》序云，时谓曹爽曰：公今闻周公巍巍之称，安知百虑有一失乎？百一之名，盖兴于此也。萧统编，李善等注：《卞臣注<文选>》，3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下文同，不复注。

据《玉海》、六臣注《文选》之《百一诗》注，疑《百一诗》为应璩诗选集之一种，其应属应璩别集。又，李夔有《百一诗》，其选录特点待考。

《玉海》所谓《元正宴会》，即《晋元正宴会诗集》四卷。《旧唐书·经籍志》集录总集类、《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玉海》卷五九《晋元正宴会诗集》条均著录，《新唐书·艺文志》注曰：“伏滔、袁豹、谢灵运集。”《旧唐书·经籍志》作《晋元氏宴会游集》，两《唐志》、《玉海》注略同。伏滔，《晋书》卷九二有传。袁豹，《晋书》卷一九《礼志》上、卷九九《段仲文传》有其事迹。谢灵运，《晋书》卷七九有传。据史传所载三人事迹以及集名，知该集编于东晋。又，《晋书》卷二一《礼志》下曰：“晋氏受命，武帝更定元会仪，《咸宁注》是也。傅玄《元会赋》曰：‘考夏后之遗训，综殷周之典艺，采秦汉之旧仪，定元正之嘉会。’此则兼采众代可知矣。”房玄龄等：《晋书》，6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由这些材料推测，《晋元正宴会诗集》乃宴饮唱和集。

《元嘉宴集游山诗》五卷，《旧唐书·经籍志》四集录总集类、《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著录，与《晋元正宴会诗集》、《元嘉西池宴会诗集》并列，未题集纂人。《元嘉西池宴会诗集》三卷，《旧唐书·经籍志》四集录总集类、《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通志·艺文略》八诗总集类均著录是集，题颜延之集撰。颜延之，《宋书》卷七三有传。元嘉(424—453)乃宋文帝刘义隆年号，故这两部诗总集编于刘宋时期。据集名，知其乃宴游唱和集。

《清溪诗》三十卷《清溪诗》名称，诸典籍有异。本书参《隋书》，1084页。，《隋书·经籍志》四总集类、《通志·艺文略》八诗总集类著录，皆注曰：“齐宴会作。”《旧唐书·经籍志》四集录总集类著录，题齐武帝命撰，《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著录，题“齐武帝敕撰”。据此知该集亦乃宴饮唱和集。

徐伯阳《文会诗集》四卷，《隋书·经籍志》四总集类、《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通志·艺文略》八诗总集类著录。《隋书·经籍志》注曰：“陈仁威记室徐伯阳撰。”考《陈书》卷三四《徐伯阳传》曰：“太建初，中记室李爽、记室张正见、左民郎贺彻、学士阮卓、黄门郎萧诠、三公郎王由礼、处士马枢、记室祖孙登、比部贺循、长史刘删等为文会之友，后有蔡凝、刘助、陈暄、孔范亦预焉。皆一时之士也。游宴赋诗，勒成卷轴，伯阳为其集序，盛传于世。”姚思廉：《陈书》，468～46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2。故该集亦唱和集。

另有《文林馆诗府》，《隋书·经籍志》四总集类、《通志·艺文略》八诗总集类、《玉海》卷五九均著录，《隋书·经籍志》注曰：“后齐文林馆作。”《通志》著录甚为简约。《旧唐书·经籍志》四总集类、《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著录，集名作《文林诗府》，注曰：“北齐后主作。”《玉海》卷五四曰：“北齐《文林诗府》……皆集诗也。”据此，疑是集为唱和集。

此外，《隋书·经籍志》四总集类、《通志》卷六四歌辞类著录《乐府新歌》十卷，题秦王记室崔子发撰。又，《隋书·经籍志》总集类、《通志》歌辞类著录《乐府新歌》二卷，均题秦王司马殷僧首撰。又，《隋书·经籍志》总集类、《通志·艺文略》八诗总集类著录《今诗英》八卷。据集名，疑此三部总集皆选录存者诗什。

因此，据《隋书·经籍志》、《通志》、《玉海》等典籍所录，魏晋时期已经编撰了约十种本朝人选编本朝诗什之总集。从总体上看，其主要特点为“编”而非“选”。唯徐陵《陈郊庙歌辞》例外，其可谓真正意义上的本朝人“选”本朝诗。然，《陈郊庙歌辞》的编选体裁、内容皆具有局限性，与唐人之《国秀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唐诗类选》等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异。这也从一个方面显示了这一时期诗总集编纂的特色。

第三，纂集标准趋于多样化。以不同标准选诗纂集，是纂集家自觉选诗结集的重要标志之一。唐前编纂的诗总集，从纂集标准上说，首先是以时代为遴选范围。如前文述论《诗苑英华》、《六代诗集钞》、《陈郊庙歌辞》、《晋元正宴会诗集》、《元嘉西池宴会诗集》等，均涉及时间范畴。另，见于《隋书·经籍志》者，还有《春秋宝藏诗》、《二晋杂诗》、《晋歌章》等，据集名，知诸总集选编标准之一乃其时间范畴。唐前以时间为标准编集者，有通代诗总集，有断代诗总集，也有诸如《元嘉西池宴会诗集》等以某一特定时间为编选范围的诗总集。

其次，以遴选对象艺术成就高低为纂集标准。如昭明太子纂《诗苑英华》，其《答湘东王书》曰：“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又往年因暇，搜采英华，上下数十年间，未易详悉，犹有遗恨。而其书已传，虽未为精核，以粗足讽览。集乃不工，并作多丽。”《答湘东王书》，文原题作《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见《梁昭明太子文集》卷三，《四部丛刊》本。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犹有遗恨”、“集乃不工，并作多丽”等可知，在纂集《诗苑英华》的过程中，萧统已经注意到编纂总集的艺术标准问题。另，据《隋书·经籍志》著录《五岳七星回文诗》、《众诗英华》、《今诗英》、《诗英》等，以及《隋书·经籍志》在《吴声歌辞曲》注释中所叙及的《三调相和歌辞》五卷、《三调诗吟录》六卷、《回文集》十卷、《织锦回文诗》一卷等，均可以看出，艺术成就乃唐前选诗标准之一。

最后，以诗人身份特征为标准分类结集。以诗作者身份特征为标准归类，《汉书·艺文志》著录《临江王及愁思节士歌诗》、《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等已经采用。魏晋以后，这一方法得到较好的继承。《隋书·经籍志》著录之《文林馆诗府》等即是例证。尤其是，选女性诗什总集的产生，标志着以诗人身份特征为标准的纂集方法发展到更高阶段。虽然，这类诗总集数量较少，今可知者有：《妇人诗集》二卷，《旧唐书·经籍志》四集录总集类、《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通志·艺文略》八诗总集类皆著录是集，题颜竣集。颜竣，《宋书》卷七五有传。《妇人集》，《隋书·经籍志》四总集类著录，二十卷，注曰：“梁有《妇人集》三十卷，殷淳撰，又有《妇人集》十一卷，亡。”殷淳《妇人集》，《新唐书·艺文志》、《通志》总集类均载录，三十卷。《妇人集钞》二卷，《隋书·经籍志》著录，未知集纂人姓名。又，《隋书·经籍志》录《杂文》十六卷，注曰：“为妇人作。”《杂文》十六卷，《隋书·经籍志》注“为妇人作”，对“为”的理解，争议较大，故考察时，可作为参考。后两部集子，编纂人未详。此外，昭明太子《文选》、徐陵《玉台新咏》等，虽然女性诗什仅为选本内容一部分，然其均选女性诗，亦可视之以纂选对象身份遴选之例证。据现存资料，有唐一代，至李康成《玉台后集》始选女性诗，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至《又玄集》、《才调集》又得到进一步发展。然而，唐人选编本朝女性诗什专集，可考者唯蔡省凤《瑶池新咏》。和魏晋相比，唐人在这一领域没有能很好地发展(详考见本书第三章第三节)。

三、魏晋之际文总集的编纂及其特点

唐前文总集的编纂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诗歌总集相比，这一时期编选文总集有以下特征：

第一，文体分类较为细密。唐前编纂的文总集，查《隋书·经籍志》总集类、两《唐志》总集类，诸典籍所录有碑、策、诏、书、赋、俳谐文、启事、箴铭、赞、军国书、颂、表、奏等以文体分类纂集的总集。仅就某一种文体而言，其又划分为不同的子目。如七体，见于《隋书·经籍志》者，有《七林》十卷，注曰：“梁十二卷，录二卷。卞景撰。梁有又有《七林》三十卷，音一卷，亡。”《七悟》一卷，注曰：“颜之推撰。梁有《吊文集》六卷，录一卷；《吊文》二卷，亡。”又如碑文集，《隋书·经籍志》著录《杂碑集》二十二卷，注曰：“梁有《碑集》十卷，谢庄撰；《释氏碑文》三十卷，梁元帝撰；《杂碑》二十二卷，《碑文》十五卷，晋将作大匠陈勰撰；《碑文》十卷，车灌撰；又有《羊祜堕泪碑》一卷，《桓宣武碑》十卷，《长沙景王碑文》三卷，《荆州杂碑》三卷，《雍州杂碑》四卷，《广州刺史碑》十二卷，《义兴周处碑》一卷，《太原王氏家碑诔颂赞铭集》二十六卷；《诸寺碑文》四十六卷，释僧祐撰；《杂祭文》六卷；《众僧行状》四十卷，释僧祐撰。亡。”据诸例可以看出，唐前文总集纂选家注重以文体分类纂集。有以文体兼及内容分类者，如《释氏碑文》、《羊祜堕泪碑》、《诸寺碑文》、《长沙景王碑文》等。有以文体的特点分类者，如《七林》、《七悟》、《吊文集》、《吊文》等。有以文体兼及时间分类者，如《桓宣武碑》等。有以文体兼及地域分类者，如《荆州杂碑》、《雍州杂碑》、《广州刺史碑》、《义兴周处碑》等。值得注意的是《太原王氏家碑诔颂赞铭集》，不仅以文体、地域为标准，而且亦具有家集的特点。该集与《隋书·经籍志》总集类著录《李氏家书》等可以视为唐人家集的滥觞。据此管窥，由于文体辨析等学术风气的影响，唐前文总集依据文体等多角度分类，使总集编纂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

第二，产生了断代文总集。唐前纂选家纂集断代文总集，其编选范围限定在某一具体的时间范围之内。如《魏名臣奏》三十卷，见《隋书·经籍志》四总集类《梁中表》注、《通志·艺文略》八奏议类，题陈长寿集撰。据集名，知该集选录魏名臣奏文。又如，《隋书·经籍志》四总集类著录《宋永初杂诏》十三卷，注曰：“梁有《诏集》百卷，起汉迄宋；《武帝诏》四卷，宋《元熙诏令》五卷，《永初二年五年诏》三卷，《永初已来中书杂诏》二十卷。亡。”据《隋书·经籍志》注，疑“梁有《诏集》百卷”纂于梁，《武帝诏》、宋《元熙诏令》为选录梁前诏令总集。再如，《晋朝杂诏》九卷，《隋书·经籍志》注曰：“梁有《晋杂诏》百卷，《录》一卷。又有《晋杂诏》二十八卷，《录》一卷；又《晋诏》六十卷，《晋文王、武帝杂诏》十二卷，亡。”又如，《录晋诏》十四卷，《隋书·经籍志》注曰：“梁有《晋武帝诏》十二卷，《成帝诏草》十七卷，《康帝诏草》十卷，《建元直诏》三卷，《永和副诏》九卷，《升平、隆和、兴宁副诏》十卷，《泰元、咸宁、宁康副诏》二十二卷，《隆安直诏》五卷，《元兴大亨副诏》三卷，亡。”据《隋书·经籍志》注，《晋杂诏》百卷、《晋武帝诏》十二卷等，乃选录晋代诏令之总集。又如，《旧唐书·经籍志》下著录《梁中书表集》二百五十卷等。这些总集，编撰人、编撰时代多佚失难考，疑其特点以“编”为主。

值得关注的是，唐前出现了本朝人选本朝文的总集。如《梁中表》十一卷，《隋书·经籍志》注曰：“梁邵陵王撰……”《通志》卷七〇著录该集于表章类，故知该集为梁表章类总集。邵陵王纶，字世调，高祖萧衍第六子，《梁书》卷二九有传。又如《霸朝杂集》，李德林集纂，《隋书·经籍志》总集类、《旧唐书·经籍志》四集录总集类、《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通志·艺文略》八制诰类著录。《隋书·经籍志》总集类著录该集集名为《霸朝集》，三卷。余者均录为五卷，名《霸朝杂集》。是集选编内容范围，据《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曰：“五年，敕令撰录作相时文翰，勒成五卷，谓之《霸朝杂集》。序其事曰：‘……檄书露板，及以诸文，有臣所作之，有臣润色之。唯是愚思，非奏定者，虽词乖黼藻，而理归霸德，文有可忽，事不可遗。前奉敕旨，集纳麓已还，至于受命文笔，当时制述，条目甚多，今日收撰，略为五卷云尔。’”明梅鼎祚《隋文纪》卷三录《霸朝杂集序》所载亦同。又，《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曰：“高祖省读讫，明旦谓德林曰：‘自古帝王之兴，必有异人辅佐。我昨读《霸朝集》，方知感应之理。昨宵恨夜长，不能早见公面。必令公贵与国始终。’”魏徵等：《隋书》，1200～1202页。《北史》卷七二《李德林传》亦曰：“开皇……五年，敕令撰录作相时文翰，勒成五卷，谓之《霸朝杂集》。”李延寿：《北史》，25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故《霸朝杂集》纂于隋开皇五年(585)，乃李德林奉敕命纂集断代文总集。又如《皇朝诏集》九卷、《皇朝陈事诏》十三卷，《隋书·经籍志》著录，是二集编纂人待考，据集名知其为断代文总集。

这几部断代文总集，均具有“编选”的特征，其编纂特点与唐代王方庆纂《王氏神道铭》、吴兢纂《唐名臣奏》、李吉甫纂《类表》、五代南唐张易纂《大唐直臣谏奏》等略同。据此可窥见，有唐诸编纂家受唐前的影响。

第三，编撰动因具有复杂性。唐前总集编纂的主要动因，《隋书·经籍志》谓之“采擿孔翠，芟剪繁芜”，昭明太子《答湘东王书》谓其选编《诗苑英华》“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集乃不工，并作多丽”等，据此可见，唐前总集编纂之动因，一方面旨在存录诗文，一方面为了辨析文体，同时，也兼及品鉴诗文艺术。《太平御览》卷五九〇《文章流别论》释“铭”曰：

夫古之铭至约，今之铭至繁，亦有由也。质文时异，论既论则之矣。且上古之铭，铭于宗庙之碑。蔡邕为杨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后世以来之器铭之嘉者，有王莽《鼎铭》、崔瑗《杌铭》、朱公叔《鼎铭》、王粲《砚铭》，咸以表显功德。天子铭嘉量，诸侯大夫铭太常，勒钟鼎之义，所言虽殊，而令德一也。李尤为铭，自山、河、都邑，至于刀、笔、平契，无不有铭，而文多秽病，讨论润色，言可采录。李昉等：《太平御览》，《四部丛刊》三编本。下文同，不复注。

文亦见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二。由论所谓“古之铭至约，今之铭至繁”、“质文时异”、“所言虽殊，而令德一也”、“文多秽病”知挚虞选文既注意遴选对象的艺术水平，也重视被选铭文的思想内容，又注意到被选对象的社会功用。《隋书·李德林传》录《霸朝杂集序》谓其纂集动因亦曰：

皇帝内明外顺，经营区宇……让受终之礼，报群臣之令，有宪章古昔者矣，有随事作故者矣……发言吐论，即成文章，臣染翰操牍，书记而已。昔放勋之化，老人睹而未知，孔丘之言，弟子闻而不达……变大乱而致太平，易可诛而为淳粹，化成道洽，其在人文，尽出圣怀，用成典诰，并非臣意所能至此。伯禹矢谟，成汤陈誓，汉光数行之札，魏武《接要》之书，济时拯物，无以加也。属神器大宝，将迁明德，天道人心，同谟归往。周静南面，每诏褒扬，在位诸公，各陈本志，玺书表奏，群情赐委。臣寰海之内，忝曰一民，乐推之心，切于黎献，欣然从命，辄不敢辞。比夫潘勖之册魏王，阮籍之劝晋后，道高前世，才谢往人，内手扪心，夙宵惭惕。

据序文“皇帝内明外顺”、“其有词理疏谬，遗漏阙疑，皆天旨训诱，神笔改定”、“化成道洽，其在人文，尽出圣怀，用成典诰，并非臣意所能至此”、“济时拯物，无以加也”、“在位诸公，各陈本志，玺书表奏，群情赐委”、“潘勖之册魏王，阮籍之劝晋后”等，知《霸朝杂集》编纂，既注重选集的艺术水平，又注重被选内容的政治实用功能和教育功效，也注重体现选纂家政治主张。又，颜之推《颜氏家训》卷四亦曰：

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时，撰《西府新文》，讫无一篇见录者，亦以不偶于世，无郑、卫之音故也。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26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

“郑、卫之音”，《乐书》卷九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颜氏家训》谓“梁孝元在蕃邸时，撰《西府新文》”，查《隋书·经籍志》四总集类、《旧唐书·经籍志》四集录总集类、《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通志·艺文略》八总集类，皆题萧淑集撰，诸典籍著录疑有误者。据颜之推这段述评，知《西府新文》除注重遴选对象的政治教化功能，亦注重体现选纂家自身的审美观。

四、唐前诗文总集的编纂体例

据傅刚先生《<昭明文选>研究》考证，唐前编纂诗文总集的编纂体例主要有四种：一是以作品收集的时代划限，二是不录存者的体例，三是在内容上采取“以类相从”的体例，四是书名下系作者小传。参见傅刚：《<昭明文选>研究》，31～37页。除此以外，唐前诗文总集编纂还有两种体例：

一是以文体划限、分类。如挚虞《文章流别集》，《隋书·经籍志》云：“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其《文章流别论》论及文体有诗、赋、箴、铭、诔、哀辞、哀策、碑等。这种编纂体例的特点：一是分类，二是文体。这类总集，往往收录文体众多，具有文体辨析的特点。随着编纂经验的积累与探索，唐前很快便产生了以某一种文体为遴选标准的专集，而且往往划限非常具体细密。如《隋书·经籍志》著录《吴声歌辞曲》一卷，注曰：

又有《乐府歌诗》二十卷，秦伯文撰；《乐府歌诗》十二卷，《乐府三校歌诗》十卷，《乐府歌辞》九卷；《太乐歌诗》八卷，《歌辞》四卷，张永记；《魏宴乐歌辞》七卷，《晋歌章》十卷；又《晋歌诗》十八卷，《晋宴乐歌辞》十卷，荀勖撰；《宋太始祭高禖歌辞》十一卷，《齐三调雅辞》五卷；《古今九代歌诗》七卷，张湛撰；《三调相和歌辞》五卷，《三调诗吟录》六卷，《奏鞞铎舞曲》二卷，《管弦录》一卷，《伎录》一卷；《太乐备问钟铎律奏舞歌》四卷，郝生撰；《回文集》十卷，谢灵运撰；又《回文诗》八卷，《织锦回文诗》一卷，苻坚秦州刺史窦氏妻苏氏作；《颂集》二十卷，王僧绰撰；《木连理颂》二卷，晋太元十九年群臣上；又有鼓吹、清商乐府、宴乐、高禖、鞞、铎等《歌辞舞录》，凡十部。

这里，“歌辞”又分出“乐府歌辞”、“太乐歌诗”、“歌辞”、“魏宴乐歌辞”、“晋歌诗”、“祭高禖歌辞”、“三调雅辞”、“三调相和歌辞”、“三调诗吟录”、“太乐备问钟铎律奏舞歌”等，据此可见编集分类设限的精细。若此类，《隋书·经籍志》著录甚多。如《古今箴铭集》十四卷，注曰：“张湛撰。录一卷。梁有《箴集》十六卷，《杂诫箴》二十四卷，《女箴》一卷，《女史箴图》一卷，又有《铭集》十一卷，又陆少玄撰《佛像杂铭》十三卷，释僧祐撰《箴器杂铭》五卷，亡。”编纂家将“箴铭”类分为“箴”、“杂诫箴”、“女史箴”、“铭”、“杂铭”，或以文体兼及艺术，或以文体兼及内容，分类细致入微。据此知唐前编纂家以遴选对象文体形式为纂集体例的特点。

二是以国别、地域划限。唐前编纂的诗文总集，以地域、国别划限者可溯至《诗经》，如“风”有十五国风。魏晋编纂家较好地继承这一方法。如《隋书·经籍志》总集类著录佚名《吴朝士文集》十卷、《录魏吴二志诏》二卷、《荆州杂碑》三卷、《雍州杂碑》四卷、《广州刺史碑》十二卷、《太原王氏家碑诔颂赞铭集》二十六卷、《后魏诏集》十六卷、《后周诏集》八卷、《吴晋杂笔》九卷等。此等，或以国别，或以地域结集，其编纂体例对唐以后诗文总集的编纂有很大影响，本章第二节有详论，此不赘述。

五、唐前续集略论

唐前产生了续集，有代表性者三部：《续文章流别》、《续诽谐文集》、《续赋集》。《续文章流别》，《隋书·经籍志》四总集类、《通志·艺文略》八总集类著录，题孔宁集纂，是集为续挚虞《文章流别集》。孔宁待考，挚虞《文章流别集》见前论。《续诽谐文集》，《隋书·经籍志》四总集类袁淑撰《诽谐文》十卷注著录，疑为续是集。《续赋集》，《隋书·经籍志》四总集类、《通志·艺文略》八总集类著录，是二种典籍皆未题集纂人。续集的产生，是选本批评自觉化的重要标志，它表明选本编纂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第二节　《文章流别集》等对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影响

唐前编纂的诗文总集，其选学观、文学观、纂集心态、方法及经验等，均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影响唐人的编纂活动。其中，尤以《文章流别集》、《文选》、《诗苑英华》、《玉台新咏》等对唐人编纂诗文总集影响为甚，本节拟考论之。

一、挚虞《文章流别集》——编纂家自觉选编诗文之滥觞

挚虞选编《文章流别集》，可谓编纂家自觉选编诗文之滥觞。此后，编纂家在不同领域以不同的选学观、选编方法等选编诗文，先后出现魏晋、唐、宋等诗文总集编纂高潮。要之，挚虞开启了自觉编选诸类总集的序幕。对此，清姜宸英《湛园札记》卷二曰：

挚虞《文章流别集》三十卷，此选文之祖也。宋《元嘉宴集游山诗》五卷，此宴会游赏诗集之所祖也。颜峻《妇人诗集》二卷，此《玉台新咏》之所祖也。干宝《百志诗集》五卷……此选诸家诗之祖也。

这段文字论述诗文总集编纂之学术渊源，其所论“《百志诗集》”等见前文考。除此以外有几处，颇值得商榷。《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九《<湛园札记>提要》曾指出：“引颜竣《妇人诗集》为《玉台新咏》之祖，不知《新咏》非妇人诗，亦皆不免小有疏舛。”详察《湛园札记》，姜宸英谓“挚虞《文章流别集》三十卷，此选文之祖也”，此论亦待商榷。《玉海》卷五四《唐七十五家总集》条谓《文章流别集》为选文总集，然同卷《晋文章流别集》条又谓：“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又，挚虞《文章流别论》曰：

《书》云：“诗言志，歌永言。”言其志谓之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以知得失。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为篇。古诗之三言者，“振振鹭，鹭于飞”之属是也，汉郊庙歌多用之。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属是也，乐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古诗之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之属是也，不入歌谣之章，故世希为之。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

《艺文类聚》卷五六、《太平御览》卷五八六、明梅鼎祚《西晋文纪》卷一三均著录是文，故知《文章流别集》乃诗文合集。因此，《湛园札记》谓“《文章流别集》”为“选文之祖”，其论有失精准。

《文章流别集》之后，有张《春秋宝藏诗》四卷、谢庄《碑集》十卷、徐陵《陈郊庙歌辞》三卷、袁淑《诽谐文》十卷“诽”，《旧唐书·经籍志》作“俳”，此从《隋书·经籍志》。该集卷目，亦从《隋书·经籍志》。、谢灵运《赋集》九十二卷、昭明太子《诗苑英华》二十卷、张湛《古今箴铭集》十四卷、梁邵陵王《梁中表》十一卷、佚名《宋永初杂诏》十三卷、佚名《宋元嘉策孝秀文》十卷、殷仲堪《杂论》九十五卷、谢庄《赞集》五卷、宗幹《诏集区分》四十一卷、佚名《杂碑集》二十九卷等，此诸总集，或选诗，或选文，或诗文合选。尤其重要的是，以昭明《文选》为代表的诗文总集，显示了魏晋六朝时代诗文总集编纂技巧的成熟。虽然这诸多总集是否受《文章流别集》影响而编纂，至今尚难定论，但是，挚虞的开启之功是不可否认的。挚虞之后，编纂家剪裁诗文、辨析文体、分类结集等，追源溯流，《文章流别集》之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到了唐代，如杨恭仁妾赵方等《宴乐》五卷、孙季良《正声集》三卷、殷璠《河岳英灵集》二卷、吴兢《古乐府》十卷、温彦博《古今诏集》三十卷、李义府《古今诏集》一百卷、陈正卿《续尚书》、臧嘉猷《羽书》三卷、周仁瞻《古今类聚策苑》十四卷、五代南唐徐锴《赋苑》二百卷、王方庆《王氏神道铭》二十卷、五代前蜀刘赞《蜀国碑文集》八卷、李麟《制集》五十卷、五代前蜀毛文晏《咸通后麻制》一卷、李吉甫《类表》五十卷、吴兢《唐名臣奏》十卷、马总《奏议集》二十卷等，诸总集编纂家的选学观、文学观及其采用的编纂体例、编纂方法等，上溯其源，均可至于挚虞。据此可见，自《文章流别集》开启编选家自觉编纂活动以后，诗文总集的编纂日趋繁荣，至魏晋南北朝产生我国编纂史上第一个高峰，至唐，产生了又一个编纂高峰，其间的发展变化轨迹是较为明晰的。

二、《晋元正宴会诗集》等与唐人唱和、送别诗集的编纂

据本章第一节考论，《晋元正宴会诗集》四卷，纂于东晋；《元嘉宴会游山诗集》五卷，纂于刘宋初。故如前所论，《湛园札记》谓“宋《元嘉宴集游山诗》五卷，此宴会游赏诗集之所祖也”，是论亦稍有偏差。又，前文已论，姜宸英谓“崔光《百国集诗》”为“选诸家诗之祖也”，此说亦未为精确。崔光《百国集诗》乃唱和集。自《晋元正宴会诗集》始，唐前唱和诗总集，据《隋书·经籍志》等考察，有《元嘉宴会游山诗集》、《元嘉西池宴会诗集》、《清溪集》、《齐释奠会诗集》、《齐宴会诗》、《百国诗》、《杂祖饯宴会诗集》等。就其数目而言，这个数字似乎不值得称道。但是，这种唱和结集风尚的影响却是不能低估的。准确地说，《晋元正宴会诗集》为宴饮唱和之始，刘宋《元嘉宴会游山诗集》则为游赏唱咏之滥觞。

唐唱和、送别、宴饮诗集编纂呈现繁荣局面。唐文士有唱和、题序并结集的风尚。宋吴泳《鹤林集》(清乾隆翰林院钞本)卷三六《东皋唱和集序》曰：“余每叹唐人刘、白、皮、陆、盛山、韦侯、花下娄二十四秀才，每有酬唱则连标共轴，或自序，或倩人序，皆非无意于为诗者，矧近时《坡门唱和》，又岂能越唐人窠臼哉？”前引傅璇琮先生《唐代科举与文学》也认为，唐人习惯宴饮赋诗，然后汇为一编，推举一人撰写序文，以记其事。参见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增订本)，423页。因此，唐人唱和结集，其数目一定不会太少。如《邺公园池饯韦侍郎神都留守》，见张说《邺公园池饯韦侍郎神都留守序》，《张燕公集》卷一六著录是序曰：“层城日下，高盖云飞，天子赋诗，已载宠行之史；群公盛集，须传出宿之文。凡若干首，合成一卷。”张说：《张燕公集》，12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由序文知此次宴饮唱和诗什已编纂结集。又如《吴尊师华原露仙馆诗》，见权德舆《吴尊师华原露仙馆诗序》，《权德舆诗文集》卷三三著录此文曰：“众君子用徵声诗，师亦继和，是皆遗形达生之言也……于是或者退，而鄙夫书之，以冠于群篇云。”权德舆：《权德舆诗文集》，郭广伟校点，51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下文权德舆诗文，除注明者，均参该书，不复注。据此知此次唱和亦当结集。又如，《缑山道中五咏诗》，见穆员《缑山道中五咏诗序》，《全唐文》卷七八三著录此文，曰：“仲春之节，洛帅还近郊，亚尹尚书郎御史元公、李公、韦公，将事如军，赏心百里。予时有所系，不克与偕。三君子赋《嵩峰》、《汉陵》、《维源》、《竹涧》、《仙坛》五篇，遗我居者。……他日属和之声，洛阳为之动。既编次盈什，则不可不纪其所以然。”董诰等：《全唐文》，8182～81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据序文，是集当为穆员编。唐人编撰送别诗集，其情形大致上与唱和诗集的编撰相似。据《文苑英华》、《全唐文》等录存众多唐人记载唱和、送别活动的序文，其中相当一部分送别、宴饮唱和活动均已结集，计其数，有一百余种。可见，唐人唱和、送别诗总集的编纂均呈现出繁荣景象。以时间追溯，其当始于《晋元正宴会诗集》。

三、《文选》、《诗苑英华》等与唐人诗文总集的编纂

除《文章流别集》等，《文选》、《诗苑英华》对唐人集纂诗文总集之影响亦颇为显著。《文选》，梁昭明太子萧统、刘孝绰等人集纂。其选编内容，《文选序》曰：“舒布为诗，既言如彼；总成为颂，又亦若此。次则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美终则诔发，图像则赞兴。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众制蜂起，源流间出。……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文选》所录，据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〇曰：“盖选汉迄梁诸家所著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秀才文、表、上书、启、弹事、笺、记、书、移檄、难、对问、议论、序、颂、赞、符命、史论、连珠、铭、箴、诔、哀辞、碑、志、行状、吊、祭文，类之为三十卷。”《文选》对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影响，可以归之为两方面：一是《文选》及《文选序》的文学观、文体观等对唐人选学观的影响。如殷璠《河岳英灵集·叙》谓“梁昭明太子撰《文选》，后相效著述者十余家……其应诠拣不精，玉石相混，致令众口销铄，为知音所痛”、“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顾陶《唐诗类选序》谓“以察风俗之邪正，以审王化之兴废”、“晋宋诗人，不失雅正，直言无避，颇遵汉魏之风”、“声流乐府”、“句在人口”、“风韵标特”、“讥兴深远”等，均可以看出《文选序》及《文选》选编内容的影响。二是《文选》编纂方法的影响。《文选》的编纂方法，其序谓“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这种方法，有唐一代，颇受诗文总集编撰者的青睐。

回顾唐人诗文总集编纂史，《文选》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唐建国初，《文选》即受到重视。《旧唐书》卷一八九上《曹宪传》曰：“所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同卷《许淹传》、《李善传》、《公孙罗传》所载略同。又，《新唐书》卷二〇二《李邕传》曰：“李邕……父善，有雅行，淹贯古今，不能属辞，故人号‘书簏’。显庆中，累擢崇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为《文选注》，敷析渊洽，表上之，赐赉颇渥。……居汴、郑间讲授，诸生四远至，传其业，号‘《文选》学’。”对此，汪习波《隋唐文选学研究》曰：“唐人注释《文选》，从来未局限于文本的教条式讲解，更进一步地，他们有着从语辞、章法、风格等相当立体的文体关注，以及对文章作者心灵的体察与把握，从而构成了一个贯通作者、文本、经籍和社会历史的诠释空间。”汪习波：《隋唐文选学研究》，2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故唐人治《文选》，往往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这也是唐人效《文选》编纂诗文总集而取得成就的原因之一。

受《文选》学的影响，唐人或拟、或续、或由《文选》编选方法推陈出新，其实质，或为继承《文选》及《文选序》的文学思想，或为学习《文选》的编选方法。类似诗文总集甚多，其中，徐坚等集撰《文府》二十卷、徐安贞等集撰《文府》二十卷，详考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李吉甫集撰《丽则集》五卷，详考见本书第八章第二节。除这几种总集，现再举几部为例：

《续文选》十三卷，孟利贞集撰。《旧唐书》卷一九〇上《孟利贞传》、《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著录该集，十三卷。《玉海》卷五四《唐续文选》条载唐孟利贞《续文选》十一卷，其资料来源于《新唐书·艺文志》，然其阙二卷，或因残佚之故。《通志·艺文略》八总集类著录《续文选》十三卷，题孟利正纂，改“贞”为“正”，当缘于宋人避讳。宋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四库全书》本，下文同)卷一六《总集文章》条曰：“如《文选》所选……孔利贞、卜长福所续，卜隐之所拟……何其慕者之纷纷也。”同著卷一八《文选》条亦云：“拟于卜隐之，续于孟利贞……”故卷一六所记“孔”应为“孟”。孟利贞，据《旧唐书》本传载，华州华阴人，高宗初，为沁州刺史，以清介著名。利贞初为太子司议郎，中宗在东宫，深惧之，受诏与少师许敬宗等撰《瑶山玉彩》五百卷，转著作郎加弘文馆学士，垂拱初卒。故该集最晚纂于武周垂拱初年。

《续文选》三十卷，卜长福集撰。《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载卜长福《续文选》三十卷，注云：“开元十七年上，授富阳尉。”《元和姓纂》卷一〇卜条、《通志·艺文略》八总集类、《玉海》卷五四《艺文》之《唐续文选》条亦著录，卷数、题名略同《新唐书·艺文志》。《封氏闻见记》卷三载“卞长福《续文选》三十卷”，“卞”当为“卜”之误。

《拟文选》三十卷，卜隐之集撰。《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通志·艺文略》八总集类、《玉海》卷五四《拟文选》条皆著录该集，《新唐书·艺文志》题卜隐之撰，注曰“开元处士”。《玉海》同。《通志》注曰“唐卜隐之集”。《宋史·艺文志》八总集类著录卜邻《续文选》二十三卷，疑为卜隐之《拟文选》，待考。参见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200页。该集选编的特点，宋唐士耻《灵岩集》卷三曰：“孟利正、卜长福之《续文选》，卜隐之《拟文选》，瞠若乎其学步矣……”又，参上文《续文选》考述等，《拟文选》的编撰可略见一斑。

《大和通选》三十卷，裴潾集撰。《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通志·艺文略》八总集类著录。《玉海》卷五四《唐太和通选》条著录为《太和通选》三十卷，亦题裴潾集纂。“太和”即“大和”，唐文宗年号(827—835)。该集编选的特点，据《旧唐书》卷一七一《裴潾传》记载：“集历代文章，续梁昭明太子《文选》，成三十卷，目曰《大和通选》，并音义、目录一卷，上之。当时文士，非素与潾游者，其文章少在其选，时论咸薄之。”裴潾，《旧唐书》本传载，河东人，元和初累迁右拾遗、起居舍人等，穆宗即位，征为兵部员外郎，历官迁刑部郎中等，开成三年(838)四月卒，赠户部尚书。

还有部分唐人所纂的诗文总集，其虽非“续”或者“拟”《文选》，但或多或少也受到《文选》的影响。如殷璠《河岳英灵集·叙》谓“梁昭明太子撰《文选》，后相效著述者十余家，咸自称尽善，高听之士，或未全许”、“大同至于天宝……中间烁然可尚者，五分无二”、“令众口销铄，为知音所痛”，据殷璠序，知《河岳英灵集》受《文选》编纂思想影响，旨在廓清《文选》后选学“玉石相混”的局面。检阅两《唐志》等，唐人纂集为数较多的诗文合选集，其纂集体例与《文选》相通，据此亦可见《文选》的影响。

除《文选》外，《诗苑英华》对唐人编选诗文总集也有一定的影响。如慧净纂《续诗苑英华》参见傅璇琮、卢燕新：《<续诗苑英华>考论》，载《文学遗产》，2008(3)。以及佚名纂《诗编》，详论见本书第六章第一节。除这两部集子，另有《古今类序诗苑》。据刘孝孙《续诗苑英华序》曰：

余虽不敏，窃有志焉，既而舟壑潜移，悼陵谷而迁贸；居诸易晚，恻人世之难常。固请法师，暂回清鉴，采摭词实，耘剪繁芜。盖君子不常矜庄，删诗未为斯玷。自刘廷尉所撰《诗苑》之后，纂而续焉。

文见《全唐文》卷一五四。可见，《古今类序诗苑》的编纂受到《诗苑英华》选学思想之影响。《玉海》卷五九录《古今类序诗苑》于《诗苑英华》条下，此亦可作为旁证。

《古今诗类聚》七十九卷，郭瑜集撰。《旧唐书·经籍志》下集录总集类、《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玉海》卷五四《唐七十五家总集》条、卷五九《梁古今诗苑英华》条皆著录是集，题郭瑜撰，七十九卷。《通志·艺文略》八总集类著录为《古今诗类》。该集的特点，由集名推测，应属以类集诗的通代选诗总集。郭瑜，据《旧唐书》卷八六《孝敬皇帝弘列传》载：“孝敬皇帝弘……尝受《春秋左氏传》于率更令郭瑜。”考《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太子率更令，从四品，掌宗族次序等。又，考《唐会要》卷三三《雅乐》下王溥：《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7。下文同，不复注。、《旧唐书》卷一九〇上《孟利贞传》等，郭瑜显庆三年(658)左右官太子洗马，龙朔年间曾官崇贤馆学士。据《旧唐书·孟利贞传》、《新唐书·艺文志》、《玉海》卷五四等记载，郭瑜参与编纂的总集还有《瑶山玉彩》、《芳林要览》等。据《玉海》卷五九录《古今诗类聚》于《梁古今诗苑英华》条下推测，该集与《诗苑英华》选学观有一定关系。

四、《玉台新咏》与《玉台后集》

受《玉台新咏》影响，李康成编撰《玉台后集》，十卷。《崇文总目》卷一一总集类、《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通志·艺文略》八诗总集类、《郡斋读书志》卷二、《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五、《后村诗话》卷五、《唐音癸签》卷三一等皆著录该集。《新唐书·艺文志》、《通志》、《宋史·艺文志》题名李康集撰，余者皆题名李康成。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和《后村诗话》，晁公武等似曾目见此集。又，晁氏《郡斋读书志》卷二《玉台新咏》条释曰：“李康成云：‘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事东朝，特见优遇。时承华好文，雅尚宫体，故采西汉以来词人所著乐府艳诗，以备讽览。’”其《玉台后集》条亦曰：“唐李康成采梁萧子范迄唐张赴二百九人所著乐府歌诗六百七十首，以续陵编。序谓‘名登前集者，今并不录，惟庾信、徐陵仕周、陈，即为异代，理不可遗’云。”《后村诗话续集》卷一亦云：“郑左司子敬家有《玉台后集》，天宝间李康成所选。自陈后主、隋炀帝、江总、庾信、沈、宋、王、杨、卢、骆而下二百九人，诗六百七十首，汇为十卷。与前集等皆徐陵所遗落者……”刘克庄著，王秀梅点校：《后村诗话》，8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全唐诗》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本书所引《全唐诗》，均此年版，除特殊情况者，均于文中注明卷次，余者不一一注释。卷二〇三小传所载略同，以此可窥见是集编纂旨在续徐陵《玉台新咏》，所选多为艳体乐府诗，以作者列目，以时间编次，属通代总集。黄宗羲《明文海》卷二二五收明代包节《苑诗类选后序》曰：“若唐人李康成辈所辑《选》以后诗，有《丽则集》，有《玉台后集》，皆不可复见……”黄宗羲：《明文海》，2310～23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故该集至少亡佚于明代。现有陈尚君先生辑本，得作者六十一人，其中七人无诗，二人待辨；诗八十九首，其中八首为残句，存疑二首。该集编撰的时间，据《郡斋读书志》、《后村诗话》、《全唐诗》小传等所载，当在唐玄宗朝天宝年间(742—756)，陈尚君认为“从收有张继、张赴(当作张起，原注)及康成己作来看，似应在天宝以后”《玉台后集》条所引用陈尚君先生观点均见傅璇琮编撰《唐人选唐诗新编》(316页)。。又，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暨乎梁昭明载述已往，撰集者数家……《玉台》陷于淫靡……《丹阳》止录吴人。”可见，李康成编撰《玉台后集》在一定程度上受《玉台新咏》的影响。

又，《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国秀集>提要》曰：“唐以前编辑总集，以己作入选者，始见于王逸之录《楚辞》，再见于徐陵之撰《玉台新咏》，挺章亦录己作二篇，盖仿其例。”据此知《玉台新咏》不仅直接影响《玉台后集》的编纂，其选编思想亦影响到《国秀集》等总集的编纂。

五、钟嵘《诗品》等对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影响

与《文选》对唐人编选总集的影响相似，《诗品》亦对唐人编选诗文总集产生一定的影响，概括起来，这种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诗品序》文学思想及《诗品》品评内容对唐人选学观的影响。如《诗品序》谓“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之风尽矣”、“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辞踬”等等，和殷璠《河岳英灵集》之《叙》与《论》、《中兴间气集序》、《箧中集序》、《唐诗类选序》的文学思想以及唐人选本内容特点比较，唐人编选诗文总集明显继承了《诗品》的文学思想。

二是《诗品》品评内容及方法对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影响。如钟嵘《诗品》具有“选”而评之的特征，此种方法为唐人所借鉴。如《本事诗》《本事诗》是否属诗歌选本，学界争议颇多。本书以其具有“选”的特征，借以从著述方法看《诗品》对唐人的影响。，《郡斋读书志》卷二〇总集类释云：“纂历代词人缘情感事之诗，叙其本事，凡七类。”《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二〇《本事诗》条亦曰：“取历代缘情之作，各详其事迹，分为七类。惟宋武帝、乐昌公主条为六朝事，余皆唐事也。”《通志》归之于诗总集类，《唐音癸签》归是集于“诗话”，注释略同于《郡斋读书志》。缘何《本事诗》归属，学界观点差异如此之大？究其因，虽然《本事诗》选诗且分类品评、叙事本末，“评”、“叙”的成分甚至超过了“选”。因此，《本事诗》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选”本。此外，从《本事诗》选诗品评的特点可以看出，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诗品》的影响。与《本事诗》相似，有卢瑰《抒情集》与处常子《续本事诗》，是二集叙论诗人、品评诗篇，其编纂体例亦受《诗品》之影响。

除此之外，《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品评诗人、摘句论析，与《诗品》论诗亦有相通之处。应当指出的是，唐人纂集受唐前纂集家选学观、纂集方法等影响，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如《河岳英灵集》既受《文选》影响，又受《诗品》品评、论析之法影响。又如，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曰：

或曰：晚代铨文者多矣。至如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自谓毕乎天地，悬诸日月。然于取舍，非无舛谬。方因秀句，且以五言论之。至如王中书“霜气下孟津”，及“游禽暮知返”，前篇则使气飞动，后篇则缘情宛密，可谓五言之警策，六义之眉首。弃而不纪，未见其得。及乎徐陵《玉台》，僻而不雅；邱迟《钞集》，略而无当。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观点见[日]遍照金刚撰，卢盛江校考：《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1539～156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下文同引此书，不复注。

据此可知唐前诗文总集对唐人的影响。应当关注的是，唐人在受到唐前文学思想、唐前总集编纂理论与方法影响的同时，亦有意识地模仿学习唐人总集，如《中兴间气集》除受《文选》的影响，亦模仿学习《河岳英灵集》；《又玄集》除受《诗品》影响，亦模仿《极玄集》；等等，这些情况说明，影响唐人编纂总集的因素是极为复杂的。

再进一步探讨，唐人纂集也绝非消极被动地接受前人的经验。唐人自觉模仿、续编前人总集，也绝不停留在前人选学观的范囿里，如《续诗苑英华》、《国秀集》以及唐人形式多样的唱和及送别集、诗句选集及唐人家集的繁荣等皆是力证。唐人正是在批判与接受、继承与创新中开辟唐人纂集新纪元的。

第二章　唐代编选诗文总集的社会文化背景

在唐代，影响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因素甚多，如唐代学校教育、唐代科举与铨选以及唐代的经济发展、社会秩序、诗文的创作与传播、社会审美倾向、伦理道德风尚乃至官府对待编纂总集的态度等等，均从不同方面或多或少地影响唐人总集的编纂。然而，纵观唐代编纂史，唐人诗文别集的编纂状况，唐代文士的职官变迁、幕府宦游以及唐代的馆院制度三类因素对唐人编纂诗文总集之影响尤为显著，本章拟在考论这三种因素的同时，兼论其他因素及其影响。

第一节　唐人诗文别集的编纂

别集繁荣对总集的编纂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隋书·经籍志》四谓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合而编之，纂成总集；傅刚《<昭明文选>研究》亦认为魏晋别集的繁荣促进了总集的编纂参见傅刚：《<昭明文选>研究》，21页。。据此可见别集繁荣与总集编纂之关系。有唐一代，诗文总集编纂虽不像唐前那样，受到诗文别集编纂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以唐总集编纂史观之，唐人编纂别集对其编纂诗文总集仍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唐人对诗文别集的重视及唐人别集数述略

别集的编纂，始于汉代。《隋书·经籍志》四曰：“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辞人景慕，并自记载，以成书部。年代迁徙，亦颇遗散。其高唱绝俗者，略皆具存，今依其先后，次之于此。”《郡斋读书志》卷一七亦曰：“学者欲矜式焉，故别而序之，命之为集。盖其原起于东京，而极于有唐，至七百余家。”可见，自汉至唐，别集编纂渐渐呈现出繁荣局面。

唐人别集的繁荣，究其因，首先在于唐人对其诗文作品的纂集和保存的重视。这一点，可据《全唐文》摘录三条材料为证：

颢生平自负，人或为狂，白相见泯合，有赠之作，谓余：“尔后必著大名于天下，无忘老夫与明月奴。”因尽出其文，命颢为集。(卷三七三魏颢《李翰林集序》)

居敬姓元名宗简，河南人……二十年著格诗一百八十五、律诗五百九、赋述铭记书碣赞序七十五，总七百六十九章，合三十卷。长庆三年冬……语其子途云：“吾平生酷嗜诗，白乐天知我者，我殁，其遗文得乐天为之序，无恨矣。”(卷六七五白居易《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

樵遂检所著文及碑碣书檄、传记铭志得二百余篇，丛其可观者三十五篇，编成十卷，藏诸箧笥，以贻子孙，是岁中和四年也。(卷七九四孙樵《自序》)

类似的序、记，见于唐人别集或《文苑英华》、《全唐文》等总集者，还有很多，如白居易《东林寺<白氏文集记>》云：“今余前后所著文，大小合二千九百六十四首，勒成六十卷。编次既毕，纳于藏中。”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14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下文引白居易诗文，除注明者，均引自本书，不复注，仅于文中注明卷次。据此知唐人极为重视对本人诗文别集的编纂。

《旧唐书·经籍志》集录谓集部“凡八百九十二部”，《新唐书·艺文志》四谓别集类有七百三十六家、七百五十部。这些数字，不是唐人的别集数目。《唐音癸签》卷三〇曰：“自宋严沧浪称唐诗有八百家，后人傅会，漫云千家。今合诸家集录，实数如此，即七百亦不满。其中诸集，有单行诗者，有不分诗文概称集者，亡佚浸远，难可悉稽。约略此八千卷，文笔定四占其三，诗大抵为卷二千止矣。余以千卷签唐音，在亡之数，其犹幸相半也乎！”查检《新唐书·艺文志》，其著录唐人别集计五百七十余种。又，张固也《新唐书艺文志补》别集类补考二百四十九种。参见张固也：《新唐书艺文志补》，270～312页。合二者总计，唐人别集八百二十余种，这个数字与严羽八百家之谓基本吻合。此外，唐人序文、记或碑志等亦存录唐人别集名目，可考唐人别集数或未止于八百二十余种。

唐人别集佚失者甚多，《新唐书·艺文志》谓“玄宗以下不著录四百六家”，万曼《唐集叙录》考录存者，仅一百零八种参见万曼：《唐集叙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这些数据，乃唐人编纂本朝诗文别集以及唐以后编纂整理的唐人别集之和，并非唐人编纂本朝别集的总数。

二、唐代诗文别集编纂人

唐人编纂本朝诗文别集，诸多编纂者已无从确考。今据唐人序文、唐人别集等文献的相关记载，可略知其概况。《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叙》曰：“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书无称屈原、宋玉工赋者。洎乎汉代，始有词人。迹其著作，率由追录。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遗书，魏文帝亦诏天下上孔融文章。至于六朝，始自编次。”这里，四库馆臣以汉武帝、魏文帝为例，指出别集多为后人搜蒐辑集之特点。傅刚《<昭明文选>研究》认为：“编集之风至魏晋尤盛，有作家手自编集者，如曹植自编《前录》七十八篇；有帝王敕编者，如魏景初(237—239)中明帝敕录曹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傅刚：《<昭明文选>研究》，20页。其概括说明唐前别集编纂人员构成特点。和唐前相比，有唐别集编纂人员的构成变得相对复杂了。“追录”、“自编”、“敕编”等，仅为编纂人员的一部分。宋以后，别集编纂者的类型与唐代多有相似之处，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唐人编纂别集的影响。本节研究唐别集的编纂人，主要以其与唐总集的编纂有较为密切的关系。现大致梳理如下：

第一，自纂别集。除前文叙及白居易、孙樵曾自纂其集，又如卢照邻，《卢照邻集》卷一《穷鱼赋序》谓：“余曾有横事被拘……窃感赵壹穷鸟之事，遂作《穷鱼赋》，常思报德，故冠之篇首云……”卢照邻著，李云逸校注：《卢照邻集》，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卢昇之集>提要》曰：“又《穷鱼赋序》……则照邻自编之集，当以是赋为第一。”据此，知卢照邻曾自纂其集。又如李德裕，《李卫公会昌一品集》(《畿辅丛书》本，下文同)卷一八录其《进新旧文十卷状》云：“四月二十三日奏宣，令状臣进来者。……谨录新旧文十卷进上，轻渎宸严，无任兢惕。”据傅璇琮《李德裕年谱》考，此十卷本所录者皆为文，乃李德裕自纂。参见傅璇琮：《李德裕年谱》(第二版)，446页，北京，中华书局，2013。如是者，又如《全唐文》卷七九六录皮日休《文薮序》、卷八二〇录吴融《禅月集序》、卷八二九录韩偓《香奁集自序》、卷八三六录钱珝《舟中录序》等，知《文薮》、《西岳集》(即《禅月集》)、《香奁集》、《舟中录》等皆为作者自纂。又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著录《笠泽丛书》四卷，释曰：“龟蒙有《耒耜经》，已著录。此集为龟蒙自编。”又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〇叙录权德舆《制集》五十卷，亦乃其自纂。

第二，族人、子孙、外亲等。唐人别集，由族人或后辈子孙编纂者甚多。如《新唐书·艺文志》四录《李白草堂集》二十卷，注曰：“李阳冰录。”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三一录李阳冰《草堂集序》云：“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阳冰试弦歌于当涂……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当时著述，十丧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时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也。”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1443～14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本书以下部分所选李白诗，皆出于此书，所引王琦注释，未有特别注明者，亦引于此书。据此，知李阳冰整理李白集概况。又，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卷一九录刘禹锡《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纪》曰：“后十年，嗣子蕃以太子舍人直弘文馆，编次遗文七十通，衔哀贡诚，乞词以冠其首。”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48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下文所引，除注明者，均引自该书。据此，知韦淳诗文集由其嗣子韦蕃编纂。

类似者，又如《崔处士集》，《文苑英华》卷七〇三录王仲舒《崔处士集序》曰：“帝唐绥佩之士，年未壮，其文老成者，曰博陵崔秀文……余于君，从母之昆弟也，尝为碣铭志，君之文，篇目遗逸，乃综而次之，叙而引之。”可见，王仲舒纂集原因之一，乃其为崔秀文“从母之昆弟”。再如《权文公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〇著录《权文公集》十卷曰：“德舆字载之……其孙宪又编其诗文为五十卷，杨嗣复序之。”可见，权德舆诗文别集，除其自纂，另有其孙编纂者。

第三，门生、友人或崇拜者等。唐人别集经由门生、友人编纂者，如《东皋子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六云：“其友吕才鸠访遗文，编成五卷，为之序。”类似者，又如杨炯为王勃编集、卢藏用为陈子昂编集、梁肃为独孤及编集、李汉为韩愈编集、刘禹锡为柳宗元编集、元稹为白居易编集等，此等编纂者或门生、或挚友。这类例子较多，现再摘录两条为证：

先生为诗思迟……有僧楼浩，高人也。与先生善，捃拾先生遗文，得诗一百首。中和二年冬十月，携来访余。且惊且喜，余欲先生之文与方干齐，集毕遂为之序。(《文苑英华》卷七一四林嵩《周朴诗集序》)

惟公以进士擢第，以词赋驰名。……然而初无简编，文乃亡逸。嗣子翘、门生王克珍等，或搜诸经笥，或传于人口，或焚稿之外，或削材之余，汇聚群分，凡得十卷，授之执友，以命冠篇。(《骑省集》卷一八徐铉《翰林学士江简公集序》)

还有一类编纂者，其编集目的出于对被编纂者诗文等的崇拜，如《权德舆诗文集》卷三三录权德舆《唐故中岳宗玄先生吴尊师集序》曰：“宗玄先生吴君，其知言者欤！先生讳筠……太原王颜，尝悦先生之风，自先生化去二十五年，颜为御史中丞，类斯遗文为三十编，拜章上献，藏在秘府。厥后冀玄得其本以授予，请序引其径庭，庶传永久。”类似者，又如《唐文粹》卷九三陆希声《唐太子校书李观文集序》曰：

贞元中，天子以文化天下，天下翕然兴于文。……元宾尚于辞，故辞胜其理；退之尚于质，故理胜其辞。退之虽穷老不休，终不能为元宾之辞。……自广明丧乱，天下文集略尽。予得元宾文于汉上，惜其恐复磨灭，因条次为三编，论其意以冠于首。姚铉：《唐文粹》，《四部丛刊》本，下文同。

据序文，陆希声对李观文多溢美之词。如是者，又如樊晃集杜甫诗为《小集》、张洎集张籍《张司业诗集》等，从编集心态上分析，此类别集编纂者共同之处即在其对编纂对象的尊崇，下文将论之，此不赘述。

第四，敕命、官府官员等。唐人别集亦有由皇帝敕命或者由官府编纂者。《唐音癸签》卷二七载：“唐人诗集，多出人主下诏编进。如王右丞、卢允言诸人之在朝籍者无论；吴兴昼公，一释子耳，亦下敕征其诗集置延阁。更可异者，骆宾王、上官婉儿，身既见法，仍诏撰其集传后，命大臣作序，不泯其名。”《骆宾王集》十卷，《旧唐书》卷一九〇上《骆宾王传》曰：“骆宾王……文明中，与徐敬业于扬州作乱。……敬业败，伏诛，文多散失。则天素重其文，遣使求之。有兖州人郄云卿集成十卷，盛传于世。”《新唐书》卷二〇一本传曰：“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昌，诏求其文，得数百篇。”《郡斋读书志》卷一七考释更为明晰：“中宗诏求其文，得百余篇，命郄云卿次序之。”《唐才子传》卷一所载，同《新唐书》本传及《郡斋读书志》。《旧唐书》云“则天素重其文，遣使求之”，误。参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6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皎然别集的编纂稍有不同。《文苑英华》卷七一二录于《吴兴昼公集序》曰：“有唐吴兴开士释皎然……贞元壬申岁，余分刺吴兴之明年，集贤殿御书院有命征其文集，余遂采而编之，得诗五百四十六首，分为十卷，纳于延阁书府。”文亦见《全唐文》卷五四四，题《释皎然<杼山集序>》。皎然《杼山集》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八别集类等均见录。故《杼山集》可视为官府委命编纂。

亦有帝王敕命为其本人结集者，如徐铉《骑省集》(《四库全书》本)卷一八《御制杂说序》曰：“又若雅颂文赋，凡三十卷，鸿笔丽藻，玉振金相，则有中书舍人集贤殿学士徐锴所撰御集序详矣。今立言之作，未即宣行。理冠皇坟，谦称杂说。臣铉以密侍禁掖，首获观瞻。有诏冠篇，勒成三卷。而三卷之中，文义既广，又分上下焉。凡一百篇，要道备矣。将五千而并久，与二曜以同明。昭示孙谟，永光册府。”故由官府编纂唐人别集，其编纂的动因其一在于完成官方任务，其二则是缘于编纂者对编纂对象的尊崇。

三、唐人编纂诗文别集的体例

与别集编纂人的类型特点相似，唐人在别集编纂体例方面亦有承前启后之功。其特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类：

第一，总体上以类相从。见于唐人别集之“类”，较多的是以作品体裁分类。如《权德舆诗文集》卷三四《左谏议大夫韦君集序》曰：“自贞元五年，始以晋公从事至京师，迨今十年，所著凡三百篇……今兹诗集，以类相从，献酬属和，因亦编次，且以《圣诞日麟德殿三教讲论》诗为首，凡十卷云。”如是者，又如同书卷三三录权德舆《唐赠兵部尚书宣公陆贽翰苑集序》，同书卷三四录权德舆《唐故通议大夫梓州诸军事梓州刺史上柱国权公文集序》以及《刘禹锡集笺证》卷一九刘禹锡《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496页。等，这些序文均言以类编纂别集。只不过，有些序文未曾明确记载以何者为类。据《文苑英华》卷七〇三梁肃《丞相邺侯李泌文集序》，则可清晰看出唐人分类纂集的方法特点：

既薨之来载……征公遗编，藏之御府。……始得集录于公子繁，且以序述见托。……既咏叹之不足，因著其所以然，贻诸好事者。凡诗三百篇，表、志、碑、赞、序、议、述，又百有二十。其五十篇缺，独著其目云。

据此知李泌文集乃以“诗”、“表”、“志”、“碑”、“赞”、“序”、“议”、“述”等文体分类结集。《白居易集》卷二一《<白氏长庆集>后序》亦曰：“前三年，元微之为予编次文集而叙之。凡五帙，每帙十卷，讫长庆二年冬，号《白氏长庆集》。迩来复有格诗、律诗、碑志、序记、表赞，以类相附，合为卷轴，又从五十一以降，卷而第之。”《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张燕公集>提要》曰：“今旁加搜辑，于集外得颂一首、箴一首、表十八首、疏二首、状六首、策三首、批答一首、序十一首、启一首、书二首、露布一首、碑四首、墓志九首、行状一首，凡六十一首。皆依类补入。”《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九著录《孟襄阳集》三卷曰：“唐进士孟浩然撰。宜城王士源序之。凡二百十八首，分为七类，太常卿韦绦为之重序。”检阅万曼《唐集叙录》叙考之《东皋子集》、《李翰林集》等，知以文体分类相从，乃唐人编纂别集较为常见的体例。参见万曼：《唐集叙录》，1、79页。另，唐人也有以作品题材内容分类者，如白居易将其诗分为“讽喻”、“闲诗”、“感伤”等。

第二，以时间为序。除以类相从外，以时间为序也是唐人编纂别集较为常见的顺序。以此体例编纂，首先是选取一定的时间段。如独孤及《文苑英华》卷七〇二《赵郡李公(一作华，原注)中集序》曰：

素所著者，多散落人间。自志学至校书郎已前八卷，并《常山公主志文》、《窦将军神道碑》、《崔河南生祠碑》、《礼部李侍郎》、《碑安定三孝论》、《哀旧游诗》、《韩幼深避乱诗序》、《祭王员外端、沈起居兴宗、裴员外腾文》、《别元旦诗》，并《杨骑曹集序》、《王常山碑》，并因乱失之，名存而篇亡。自监察御史已后迄至于今所著述者，公长男羔，字宗绪，编而集之。断自监察御史已前十卷，号为《前集》。其后二十卷，颂赋、诗碑、表叙、论志、记赞、祭文，凡一百四十四篇，为《中集》。……他日继于此而作者，当为《后集》。

此文亦见于《毗陵集》卷一三、《全唐文》卷三八八，《全唐文》题独孤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且“自监察御史”以下，《全唐文》曰：“少时所著者，多散落人间。自志学至校书郎已前八卷，并《常山公主志文》……《王常山碑》，并因乱失之，名存而篇亡。自监察御史已后所作颂赋、诗歌、碑表、叙论、志记、赞祭，凡一百四十三篇。公长子羔，字宗绪，编为二十卷，号《中集》。”这段文字，与《文苑英华》略有不同，今从《文苑英华》。李华，天宝二年(743)登博学宏词科，由南和尉拜官校书郎。天宝十一载，拜监察御史。参见傅璇琮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536、608，沈阳，辽海出版社，2012。据《文苑英华》所录之文，知李华官监察御史前，有《前集》十卷。又，序文曰：“二京既复，坐谪杭州司功参军……无何，诏复授左补阙，又加尚书司封员外郎。……故相国梁公岘之领选江南也，表为从事，加检校吏部郎中。”按，《旧唐书》卷一九〇下《李华传》甚为简约，《新唐书》卷二〇三李华本传曰：“上元中，以左补阙、司封员外郎召之。华喟然曰：‘乌有隳节危亲，欲荷天子宠乎？’称疾不拜。李岘领选江南，表置幕府，擢检校吏部员外郎。”据傅璇琮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中唐卷)考证，李华于代宗广德二年(764)正月诏征为司封员外郎，以疾不赴。同年九月，辟为李岘从事，加检校吏部员外郎。代宗永泰元年(765)，李华罢李岘幕，至杭州。参见傅璇琮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中唐卷)，90、94、104页。又，《全唐文》题曰《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故序文中曰“表为从事，加检校吏部郎中”，疑有误，序当作于代宗广德二年至永泰元年间。因此，《中集》所录，大致为李华天宝十一载至永泰元年左右作品。大约永泰元年(765)至李华卒前，诸作品当录于《后集》。自《前集》至《后集》，李华诗文大体上以时间为序，分期纂集。如是者，又如，前引录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后序》所谓“前三年，元微之为予编次文集而叙之。凡五帙，每帙十卷，讫长庆二年冬，号《白氏长庆集》”。《白居易集·外集》卷下同卷录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后序》云：“白氏前著《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今又《续后集》五卷，自为记。前后七十五卷，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白居易诗文集由元稹及其本人纂为《白氏长庆集》、《后集》、《续后集》，亦是以时间为体例纂集的。

王勃《入蜀纪行诗》情况稍殊。该集以时间为序系年式编纂，这是唐人以时间为序编纂别集的另一类形式。据王勃《入蜀纪行诗序》曰：“总章二年五月癸卯，余自长安观景物于蜀。遂出褒斜之隘道，抵岷峨之绝径。超玄溪，历翠阜，迨弥月而臻焉……爰成文律，用宣行唱，编为三十首，投诸好事焉。”王勃著，蒋清翊注：《王子安集注》，226～22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据序文等，知其纂集以羁旅时间为序。类似者，又如，赵嘏《编年诗》二卷，《新唐书·艺文志》四别集类著录，《唐才子传》卷七曰：“赵嘏……今有《渭南集》及《编年诗》二卷，悉取十三代史事迹，自始生至百岁，岁赋一首二首，总得一百一十章，今并行于世。”谭优学于《唐才子传校笺》卷七校证曰：“至《编年诗》，晁、陈二氏已不见著录，谅已佚。而辛氏所谓‘今并行于世’，殊属可疑。”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3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故《编年诗》至少在南宋就已经亡佚，其具体面貌已难以确知。今观集名及《唐才子传》所载，《编年诗》或在赵嘏生前已经编定。据“编年”二字推测，其当以时间为序编排，体例上略同于《入蜀纪行诗》。

李绅《追昔游集》亦可视为以时间为序且具有编年特征的别集。其《追昔游集序》曰：“追昔游，盖叹逝感时，发于凄恨而作也……起梁溪，归谏署，升翰苑，承恩遇，歌帝京风物，遭谗邪，播历荆楚，涉湘沅，逾岭峤荒陬，止高安，移九江，泛五湖，过钟陵，溯荆江，守滁阳，转寿春，改宾客，留洛阳，廉会稽，过梅里，遭谗者，再宾客，为分务归东周，擢川守，镇大梁，词有所怀，兴生于怨，故或隐显不常其言，冀知者于异时而已。开成戊午岁秋八月。”李绅著，卢燕平校注：《李绅集校注》，275～27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据序文“起梁溪”、“归谏署”、“升翰苑”等知《追昔游集》纪诗人生平经历。对此，《郡斋读书志》卷一八曰：“《追昔游》者，盖赋诗纪其平生所游历。谓起梁汉(‘汉’，《集》作‘溪’，引者注)，归谏署，升翰苑，及播越荆楚，逾岭峤，止高安，移九江，过钟陵，守滁阳，转寿春，留洛阳，廉会稽，分务东周，守蜀，镇梁也。开成戊午八月自为之序。”故知李绅纂《追昔游集》，以诗人生平经历之先后为顺序。同时也应当指出，诸如此类编年别集，在唐人编纂本朝别集中毕竟较少，和今人整理古籍所采用的学术编年是有区别的。

第三，以地域划限。上文提到的《入蜀纪行诗》、《追昔游集》均具有以地域为纂集体例之特征。又如，颜真卿《庐陵集》、《临川集》。颜真卿《颜鲁公集》末附录唐人殷亮《颜鲁公行状》(一本作《颜鲁公集行状》)曰：“永泰二年春，差公摄职谒太庙。公以祭器不修，言之于朝。载谮公以为讪谤时政，贬陕州别驾。代宗为罚过其罪，寻换吉州别驾。公与往来词客，诗酒讲论，为乐甚。有所著，编为《庐陵集》十卷。于大历三年迁抚州刺史。在州四年，以约身减事为政。然而接遇才人，耽嗜文卷，未曾暂废焉。因命在州秀才左辅元编次所赋，为《临川集》十卷。”颜真卿：《颜鲁公集》，12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亦参《四部丛刊》本《颜鲁公集》。下文引颜真卿文，同见此二书。文中注明卷次，不复注。同书附录令狐峘《颜鲁公神道碑铭》(一本作《颜鲁公集神道碑》)云：“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君子极深而研几，不出户而制动，行诸已而驭化，其惟圣德乎？有唐名臣赠司徒鲁郡文忠公颜公……又著《吴兴集》十卷、《庐陵集》十卷、《临川集》十卷，并行于代。”颜真卿《吴兴集》十卷，下文有论。据《颜鲁公行状》等，知颜真卿纂《庐陵集》、《临川集》除时间上有衔接关系，其主要是据地域范围设限而编纂。

以地域划限而纂集的唐人别集较多，此再略举几例。李德裕《穷愁志》三卷，《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曰：“初贬潮州，虽苍黄颠沛之中，犹留心著述，杂序数十篇，号曰《穷愁志》。”《郡斋读书志》卷一八曰：“《穷愁志》乃在崖州时所撰。”《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六亦曰：“《穷愁志》，晚年迁谪后所作，凡四十九篇，其论精深，其词峻洁，可见其英伟之气。”据《旧唐书·李德裕传》，大中二年(848)，李德裕自洛阳水路经江、淮赴潮州。其年冬，至潮阳，又贬崖州司户。故知《穷愁志》所录，乃其贬潮州至崖州所为诗文。

郑嵎《津阳门诗》一卷，《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别集类著录。《唐才子传》卷七曰：“郑嵎，字宾光，大中五年李郜榜进士，有集一卷，名《津阳门诗》。津阳，即华清宫之外阙，询求父老，为诗百韵，皆纪明皇时事者也。”《郡斋读书志》卷一八曰：“津阳，即华清宫之外阙。嵎开成中过之，闻逆旅主人道承平故实，明日，马上成长句一千四百言，自为之序云。”故知《津阳门诗》乃郑嵎纪其咏“津阳”故实之诗什。

某些典籍在著录唐人别集时，因忽略唐人以地域为编纂别集体例这一特点而致误录者，如施肩吾《西山集》，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八曰：“施肩吾，元和十年及第，以洪州之西山，乃十二真君羽化之地，灵迹具存，慕其真风，高蹈于此。尝赋《闲居遣兴诗》一百韵，大行于世。”《郡斋读书志》卷一八著录施肩吾《西山集》五卷，释曰：“右唐施肩吾，吴兴人。元和十五年进士。以豫章之西山乃十二真仙羽化之所，心慕之，因卜隐焉。且以名其所著，自为之序。”《唐才子传》卷八亦曰：“以洪州西山，十二真君羽化之地，慕其真风，高蹈于此。题诗曰：‘……若数西山得道者，兼余即是十三人。’早尝赋《闲居遣兴诗》一百韵，颇述初心，大行于世。”故《西山集》乃施肩吾自纂，其以地域为体例，编其西山所为诗什。《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九著录《西山集》一卷，注曰：“案：《唐书·艺文志》作十卷。”《西山集》，亦见《全唐诗》卷四九四施肩吾小传。考《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别集类著录《施肩吾诗集》十卷，无《西山集》。陈振孙等误将施肩吾《西山集》和《施肩吾诗集》混为一谈，显误。

第四，以诗、文体裁划限。前文第一章第一节在论述唐前诗文总集的编纂体例时曾论及，由于《文章流别集》等以文体分类的进一步细密化，以及选编经验的积累，挚虞以后，总集编纂很快产生了一种新的编纂体例——以文体划限。唐人编纂别集亦广泛采用这一体例。其特点是以某一种文体或某几种文体为范围，将遴选对象编纂成某一种或某几种文体的专辑。《新唐书·艺文志》四别集类著录以体裁为编纂体例的诗文别集，虽然其大部分乃唐以后追录补编，但唐人编纂者亦为数不少。除上文提及者，又如《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别集类著录韦处厚纂陆贽文为《翰苑集》十卷、蒋偕集李绛《论事集》三卷、苏弁编杨炎《制集》十卷、李绅编集《元稹制集》二卷、权德舆自纂《制集》五十卷等。亦有部分别集，《新唐书·艺文志》等典籍虽未曾著录，然其亦为唐人编纂，且以文体为体例。如《权德舆诗文集》卷三三录权德舆《唐赠兵部尚书宣公陆贽翰苑集序》曰：

公之秉笔内署也，榷古扬今，雄文藻思，敷之为文诰，伸之为典谟，俾僄狡向风，懦夫增气，则有《制诰集》一十卷。览公之作，则知公之为文也。润色之余，论思献纳，军国利害，巨细必陈，则有《奏草》七卷。览公之奏，则知公之为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贤与能，举直错枉，将斡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阶。敷其道也，与伊说争衡，考其文也，与典谟接轸，则有《中书奏议》七卷。……公之文集有诗、文、赋，集表、状为《别集》十五卷。其关于时政，昭昭然与金石不朽者，惟制诰、奏议乎！虽已流行，多谬编次。今以类相从，冠于编首，兼略书其官氏景行，以为序引。俾后之君子，览以制作，效之为文、为臣事君之道，不其伟欤！

据此知陆贽别集有《制诰集》、《奏草》、《中书奏议》等，这些别集均以文体分体集纂。亦有一部分别集，如《新唐书·艺文志》四录令狐楚《梁苑文类》三卷、《表奏集》十卷，后者注曰：“自称《白云孺子表奏集》。”又，《通志·艺文略》八别集类著录《梁苑文类》三卷，注曰：“令狐楚集。”此类别集，疑其为自纂或唐人编纂。很明显，其以编选对象的体裁为纂集体例。

需要强调的是，唐人所为诗文，在以文体划限编成别集的同时或稍后，很可能被其子孙或他人收集整理，编成诗文别集合订本。从文献学角度讲，诗文别集合订本虽有可能将以某一文体为体例编纂而成的别集统收，但重编者应视为另一种别集。如前引《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〇《<权文公集>提要》曰：“德舆字载之，天水人，初辟河南幕府，历中书门下平章事。事迹具《唐书》本传。德舆尝自纂《制集》五十卷，杨凭序之。其孙宪又编其诗文为五十卷，杨嗣复序之。”这里，权氏自纂“《制集》五十卷”，俨然自成体系，为权德舆别集之一种。其孙编纂其诗文五十卷，很可能将权德舆自纂《制集》收录。很明显，这两种别集是不能等同的。《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唐人别集如是者较多，其中相当一部分即以文体为编纂体例结集，此不复广引。

唐人编纂诗文别集之体例中亦有不类不次者，如《文苑英华》卷七〇七著录陆龟蒙《笠泽丛书序》曰：“丛书者，丛脞之书也。丛脞犹细碎也，细而不遗，大可知其所容矣……内壹郁则外扬为声音，歌、诗、赋、颂、铭、记、传、叙，往往杂发。不类不次，浑而载之，得称为丛书。自当谖忧之一物，非敢露世家耳目，故凡所讳，其中略无避焉。”这类别集以收录诗文为主，其所云“不类不次”，虽非唐人纂集别集之广泛运用体例，但其已见存于唐人别集中，暂叙于此。

四、唐人别集对总集编纂的影响

从编纂史上分析，别集繁荣会影响到总集的编纂。《隋书·经籍志》四总集类附录魏徵等史学家述论曰：

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

魏晋时期，别集的繁盛是诗文总集编纂的动因之一。傅刚《<昭明文选>研究》亦曰：“别集的大量涌现，促成了总集编撰的历史要求。”傅刚：《<昭明文选>研究》，21页。然而，回顾唐人编纂诗文总集的历程，情况则略有不同。今可考知唐人较早纂集的诗文总集有三部：

《古今诏集》三十卷，温彦博集撰。《旧唐书·经籍志》下丁部集录、《新唐书·艺文志》二史部起居注类、《通志·艺文略》八制诰类、《玉海》卷六四《唐古今诏集》条、宋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卷一六均著录，所载书名、卷数及编撰者皆同。温彦博，《旧唐书》卷六一、《新唐书》卷九一《温大雅传》后附其事，字大临，太原祁人，温大雅之弟。唐高祖、太宗时历官中书舍人、中书侍郎、御史大夫、中书令、尚书右仆射等，进爵虞国公，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卒，故是集至晚当在贞观十一年前纂成。

《宴乐》五卷，疑杨恭仁妾赵方等纂集。《旧唐书》卷三〇《音乐志》三、《群书考索》卷四九《乐门·乐名》类均载：“时太常旧相传有宫、商、角、徵、羽《宴乐》五调歌词各一卷，或云贞观中侍中杨恭仁妾赵方等所铨集，词多郑、卫，皆近代词人杂诗……”《唐会要》卷三二《雅乐》上、《册府元龟》卷五六九《掌礼部·作乐》五、《玉海》卷一〇六《音乐》之《唐开元乐章》条亦述及是集，均少“宫、商、角、徵、羽”五字，余与《旧唐书·音乐志》、《群书考索》相似。又，《玉海》注曰：“或云贞观中杨恭仁与赵方等所集。”故是集五卷，疑杨恭仁、赵方等集唐建国以还词人杂诗，以五音分类。杨恭仁，《旧唐书》卷六二、《新唐书》卷一〇〇有传。贞观初，拜雍州牧，加左光禄大夫，行扬州大都督府长史。贞观五年(631)，迁洛州都督，十三年卒，故是集约于贞观十三年前后编成。

《古今类序诗苑》四十卷，刘孝孙集撰，集名见于《旧唐书·经籍志》下丁部集录。《旧唐书》卷七二《褚亮传》后、《续通志》卷二一〇《褚亮传》后所附刘孝孙事迹，皆记载该集为四十卷，诸典籍著录集名同作《古今类序诗苑》。《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通志·艺文略》八诗总集类、《玉海》卷五四《唐七十五家总集》条总论、卷五九《梁古今诗苑英华》条等所载该集编撰者、卷数皆与《旧唐书·经籍志》同，然集名为《古今类聚诗苑》。今以《旧唐书》定集名。刘孝孙，《旧唐书·褚亮传》附传云：“刘孝孙者……太宗召为秦府学士。贞观六年，迁著作佐郎、吴王友。尝采历代文集为王撰《古今类序诗苑》四十卷。十五年，迁本府谘议参军。寻迁太子洗马，未拜卒。”《新唐书·褚亮传》附传略同，故该集编于贞观十五年以前。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据《全唐文》卷二一五陈子昂《申州司马王府君墓志》等，考刘孝孙《古今类序诗苑》纂于贞观十年，可参考。参见傅璇琮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51页。

除上述三部总集，稍后，有慧净《续诗苑英华》十卷、佚名《诗编》十卷。这两部总集编成于贞观十五年前后。参见傅璇琮、卢燕新：《<续诗苑英华>考论》，载《文学遗产》，2008(3)。这样，仅贞观十五年前后，唐人大约编有五部诗文总集。几近同时或稍后，褚亮等编纂《古文章巧言语》一卷，郭瑜集撰《古今诗类聚》七十九卷，许敬宗等集撰《瑶山玉彩》五百卷、《丽正文苑》二十卷、《芳林要览》三百卷、《文馆词林》一千卷，佚名纂集《翰林学士集》《翰林学士集》编纂时间，可参见拙文：《<翰林学士集>题名职官考辨》，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3)。，僧玄鉴集撰《续古今诗集》三卷，李义府集撰《古今诏集》一百卷，崔融集撰《珠英学士集》五卷，元兢集撰《古今诗人秀句》二卷，王方庆集撰《王氏神道铭》二十卷，孟利贞集撰《续文选》十三卷，刘允济撰《金门待诏集》十卷，疑为许南容有《五子策林》十卷，杨师道等有《安德山池宴集》，另有佚名《韦氏兄弟集》二十卷、慧净与诸公唱和集等，这些总集皆纂成于高宗朝前后，可见，唐建国初期，总集编纂出现了第一次高潮。

对比这一时期别集编纂状况，据《旧唐书·经籍志》、《崇文总目》别集类、《新唐书·艺文志》、《唐音癸签》卷三〇等考录，初唐别集十亡八九，几于无存，故唐太宗贞观年间，唐人编纂本朝人诗文别集的详细状况已难悉知。然，据上述典籍，今仍可以略知概貌：唐人别集较早者有《窦威集》、《薛收集》、《孔绍安集》、《庾抱集》、《蔡允恭集》、《贺德仁集》、《袁朗集》、《李玄道集》、《沈叔安集》、《陈子良集》、《陈叔达集》、《凌敬集》、《郑世翼集》、《沈齐家集》、《虞世南集》、《刘孝孙集》、《温彦博集》、《魏徵集》、《谢偃集》、《王绩集》、《岑文本集》、《刘洎集》、《颜师古集》、《褚亮集》、《杨师道集》、《唐太宗集》、《刘子翼集》、《濮王泰集》、《赵弘智集》、《萧德言集》、《杜正伦集》、《褚遂良集》、《王志梵诗集》、《来济集》、《上官仪集》、《马周集》、《萧瑀集》、《孔颖达集》、《李百药集》、《薛元超集》、《于志宁集》、《令狐德棻集》、《李义府集》、《入蜀纪行诗》、《崔行功集》、《王勃集》、《裴行俭集》、《宋令文集》、《唐高宗集》、《卢照邻集》等。仅从数据上看，初唐别集亦可谓经历了一个较为繁荣的时期。然而，倘若据此认为初唐别集繁荣刺激了总集的编纂，似乎未免有牵强之嫌。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分析：

首先，从时间上分析，贞观十五年(641)前后，唐人大约已编纂五部诗文总集。虽然上文所述《窦威集》以下十余种别集之作者均在贞观前期或中期辞世，然而，据现有资料，这些别集未必在其作者谢世以前编就传世。又，据温彦博《古今诏集》等分析，初唐诗文总集的出现与唐人编纂本朝别集产生的时间不会相差太远。最低而言，这一时期唐人别集还未大规模涌现。

其次，观《古今诗类聚》、《古今类序诗苑》和《古今诏集》之集名，联系本书第三章第二节论述唐帝国建立与文士心态等，知唐人早期编纂总集最重要的动力源于编纂人继承唐前文化、谋求尽善尽美地发展唐代诗文文化的立功心态。故唐人编纂总集与唐前苦于集卷繁多、删裁诗文而为阅读者提供方便之主旨是有区别的。

最后，如两《唐志》、《通志》等典籍所录唐太宗、高宗朝谢世诸文士之别集，相当部分乃后人补辑。对比而言，这一时期可考的诗文总集有二十余种，且这些总集多为通代总集。很显然，初唐编纂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唐前编纂文化、尤其是唐前诗文总集的影响，如慧净《续诗苑英华》、孟利贞《续文选》等，其旨在承续唐前之总集。故唐人诗文总集的繁盛，并不像唐前那样与诗文别集的编纂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

虽然如此，综观唐代诗文总集编纂史，唐人编纂别集对其编纂诗文总集仍有一定的影响。具体地说，主要在三方面：

第一，别集的编纂质量刺激了总集编纂家的责任感。由于诗文创作的繁荣，别集数量进一步增多，诸多诗文别集收录诗文的内容及艺术成就良莠不齐，从客观上刺激了唐人编纂总集的责任感。如殷璠《河岳英灵集·叙》谓其编选诗集之标准“岂得逢诗集纂”，此论并非完全针对选诗总集而发。唐人编纂别集，如《刘禹锡集笺证》卷一九《澈上人文集纪》曰：“上人没后十七年，予为吴郡，其门人秀峰捧先师之文来乞词以志，且曰：‘师尝在吴，赋诗仅二千首，今删去三百篇，勒为十卷。’”《全唐文》卷七九四孙樵《自序》亦曰：“樵遂检所著文及碑碣、书檄、传记、铭志，得二百余篇，丛其可观者三十五篇，编成十卷，藏诸箧笥，以贻子孙……”可见，编纂别集亦可能经由选编的过程。然而，在别集编纂过程中，由于多数编纂者以存录诗文为己任，故“诠拣不精”就在情理之中。针对这种情况，总集编纂家很可能萌发去劣存优、去芜存精的愿望。据《河岳英灵集·叙》所谓“大同至于天宝，把笔者近千人”、“中间烁然可尚者，五分无二”、“为知音所痛”等等，知殷璠云“玉石相混”，诟病的矛头应当是指向天宝以前编纂的总集和别集两个部分。因此，“删略群才”之欲便成为纂集的动因之一。

又如，姚合纂《极玄集》谓“人有其集”、“制作虽多”、“鲜克全美”，品味之，此乃《极玄集》选诗纂集动因之一。又如，韦庄《又玄集序》曰：

谢玄晖文集盈编，止诵“澄江”之句；曹子建诗名冠古，唯吟“清夜”之篇。是知美稼千箱，两歧爰少。……管中窥豹，但取一斑……左太冲十年三赋，未必无瑕；刘穆之一日百函，焉能尽丽。是知班、张、屈、宋，亦有芜辞；沈、谢、应、刘，犹多累句……韦庄著，聂安福笺注：《韦庄集笺注》，456～45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韦庄所谓“谢玄晖文集盈编，止诵‘澄江’之句；曹子建诗名冠古，唯吟‘清夜’之篇”、“是知美稼千箱，两歧爰少”、“左太冲十年三赋，未必无瑕”、“是知班、张、屈、宋，亦有芜辞；沈、谢、应、刘，犹多累句”等，据此知韦庄对别集“玉石相混”的编撰效果亦有不满之慨。

唐人因不满别集的编选效果而编纂总集，亦可由《郡斋读书志》卷一七集部总叙管窥：“故别而序之，命之为集。……患其凌杂难观，尝自诗赋以下汇分之，曰《文章流别》，后世祖述之而为总集，萧统所选是也。至唐亦且七十五家。”可见，在晁公武看来，别集内容“凌杂难观”是总集编纂的动力之一。这一点唐人也不例外。因此，虽然初唐诗文总集编纂并非缘于别集，但纵观唐代诗文总集编纂史，由于别集的繁盛及其编纂的质量良莠不齐，其激发总集编纂家遴选诗文编集，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二，别集与总集在编纂方法上相互影响。唐人编纂本朝人诗文别集，部分编纂者并非将编纂对象统编统收，更多的是依据编纂者的伦理观、处世观、诗文审美观等，对编纂对象进行删选。如上文引刘禹锡《澈上人文集序》所云“删去三百篇，勒为十卷”者。不仅门生、亲友等编纂别集时如此，唐人自纂别集也有类似情况。《全唐文》卷七九三录李群玉《进诗表》曰：

臣宗绪凋沦……以至年逾不惑，疴恙暴侵。……谨捧所业歌行、古体、今体七言、今体五言四通等，合三百首，谨诣光顺门昧死上进。……“四通”，即四卷。参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39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由此可见，李群玉上诗三百首，编为四卷，很明显，所上诗什是经过其编选而纂集的。又如，《桂苑笔耕集》(《四部丛刊》本)卷首录崔致远《进诗赋表状等集状》曰：

右臣自年十二离家西泛……遂有赋五首、诗一百首、杂诗赋三十首，共成三篇。……公私所为，有集五卷。益励为山之志，爰标《覆篑》之名，地号中山，遂冠其首。……四年用心，万有余首。然淘之汰之，十无一二，敢比披沙见宝，粗胜毁瓦画墁，遂勒成《桂苑集》二十卷。

文亦见《唐文拾遗》卷四三。崔致远为新罗人，入唐登第，对唐代文化颇有研究。据状文可以看出，为了保证别集的质量，编集者“淘之汰之”，旨在去芜存优。类似者，如元结纂《文编》、皮日休纂《文薮》等，亦可以为证。如是，则唐人编纂别集与总集，其选学观、文学观乃至编纂方法、纂集心态等在一定程度上就可能互相影响。这一点，据《全唐文》卷八二九录韩偓《香奁集自序》可知：

遐思宫体，未敢称庾信工文；却诮《玉台》，何必倩徐陵作序。粗得捧心之态，幸无折齿之惭。柳巷青楼，未尝糠秕；金闺绣户，始预风流。咀五色之灵芝，香生九窍；咽三危之瑞露，春动七情。如有责其不经，亦望以功掩过。

文亦见清郑方坤《五代诗话》卷六等。《玉台新咏》虽然不是唐人所纂，但由韩偓“诮《玉台》”，知其纂《香奁集》过程中，应当受到了总集编纂方法的影响。

唐人编纂别集与其编纂总集相互影响，亦可以据编纂者而得到证明。如前引殷亮《颜鲁公行状》曰：“永泰二年春……寻换吉州别驾。公与往来词客，诗酒讲论，为乐甚。有所著，编为《庐陵集》十卷。于大历三年迁抚州刺史。在州四年，以约身减事为政。……因命在州秀才左辅元编次所赋，为《临川集》十卷。……此外饯别之文，及词客唱和之作，又为《吴兴集》十卷。”又，据令狐峘《光禄大夫太子太师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颜真卿墓志铭》，知颜真卿有《吴兴集》十卷、《庐陵集》十卷、《临川集》十卷并行于世。颜真卿《吴兴集》十卷，据陈尚君《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贾晋华《大历年浙西联唱：<吴兴集>考论》，知是集为颜真卿编纂唱和诗总集。参见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204页；贾晋华：《大历年浙西联唱：<吴兴集>考论》，载《宁波大学学报》，1991(1)。故颜真卿既纂有《庐陵集》、《临川集》等别集，又纂有唱和诗总集《吴兴集》，其纂集方法相互影响，就成为必然之事。

诸如此类，有唐一代，既编总集又纂别集的编纂者甚多。如元结自编别集《文编》，又纂总集《箧中集》；权德舆自纂《制集》五十卷，又纂有送别集《送许协律判官赴西川》；刘禹锡为柳宗元编集，又编《彭阳唱和集》三卷、《吴蜀集》一卷；元稹编《白氏长庆集》五十卷，又纂《因继集》三卷；白居易自编别集，又编纂《刘白唱和集》二卷、《刘白唱和集》五卷、《刘白吴洛寄和卷》三卷；陆龟蒙自纂别集《笠泽丛书》，又编纂唱和诗总集《松陵集》十卷。这类编纂家，在编纂别集与总集的过程中，其编纂方法必然相互借鉴、相互影响。《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皮子文薮》下考释曰：“诗仅一卷。盖已见《松陵唱和集》者，不复重编，亦如《笠泽丛书》之例耳。”由此可见，不仅陆龟蒙编《松陵集》与《笠泽丛书》如此，其他编纂家编纂总集与别集时，其对编选对象的审美判断、编纂方法等相互作用亦当如是。

第三，唐人编纂诗文别集，影响到诗文总集选编对象的遴选剔别。诗文总集内容多来源于别集，如前文引《郡斋读书志》卷一七谓总集的基本功能谓“自时厥后，缀文者接踵于斯矣。然轨辙不同，机杼亦异，各名一家之言。……患其凌杂难观，尝自诗赋以下汇分之……后世祖述之而为总集”，故知诗文别集影响总集选编内容。如《白居易集》卷六九《因继集重序》曰：

去年，微之取予《长庆集》中诗未对答者五十七首追和之，合一百一十四首寄来，题为《因继集》卷之一。今年，予复以近诗五十首寄去，微之不逾月，依韵尽和，合一百首，又寄来，题为《因继集》卷之二。卷末批云：“更拣好者寄来。”……

《因继集》编于大和二年(828)，据序文知是集卷一乃元稹取《长庆集》诗五十七首追和而成。同书《外集》卷下《白氏长庆集后序》亦曰：

白氏前著《长庆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卷……今又《续后集》五卷……又有《元白唱和因继集》共十七卷，《刘白唱和集》五卷，《洛下游赏宴集》十卷，其文尽在大集内录出，别行于时。若集内无而假名流传者，皆谬为耳。

这里说得明白，“《元白唱和因继集》”(疑为《元白唱和》、《因继集》)、“《刘白唱和集》”、“《洛下游赏宴集》”等，其遴选对象“尽在大集内录出”。唐人编纂总集，诸如此类者较多，又如姚合《极玄集序》谓其“于众集中更选其极玄者”，韦庄《又玄集序》亦曰：“自国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作者，或百篇之内，时记一章。或全集之中，微征数首。”《极玄集序》与《又玄集序》，参见傅璇琮编撰:《唐人选唐诗新编》，532、579页。此之“众集”、“全集”应当包括唐人编纂之别集。因此，唐人在编选诗文总集时，已纂成传世的唐人别集很可能成为其参阅的第一手材料。

同时，唐人编选诗文总集还存在另一种情况，即由于唐人别集规模浩大，因而会限制或者影响总集编选内容。如《文苑英华》卷七一四录顾陶《唐诗类选后序》云：

余为《类选》三十年，神思耗竭，不觉老之将至。今大纲已定，勒成一家，庶及生存，免负平昔。若元相国稹、白尚书居易，擅名一时，天下称为元白，学者翕然，号元和诗。其家集浩大，不可雕摘，今共无所取，盖微志存焉。

据序文观之，元、白别集影响到《唐诗类选》编选的内容。换言之，“家集浩大”是“共无所取”原因之一。这一点，也可以视为唐人别集影响唐人编纂总集的另一侧面。

第二节　唐代文士的职官变迁、幕府与宦游

文士职官变迁、幕府与宦游导致文士的迁徙、流动，是影响唐人编纂诗文总集的又一重要因素。对于文士职官变迁、幕府、宦游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学术界成果甚硕。如李浩先生《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尚永亮先生《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增订本)第五章，北京，中华书局，2008；尚永亮：《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四节，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等。然而，关于文士职官变迁、幕府、宦游与唐人编纂诗文总集关系的探索，迄今，还尚待深入。本书拟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予以探考。

一、唐代文士职官变迁与诗文总集的编纂

关于职官变迁导致文士的迁徙与流动，李浩先生《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认为：“迁徙是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原注)的一个侧面。根据笔者的理解，社会流动既有横向的，也有纵向的。横向流动即地域的迁徙，纵向流动即阶层与等级的上下移动。”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增订本)，115页。这说明文士迁徙流动具有多向性。就某一文士而言，其职官与地域变迁流动存在着六个方面的可能：第一，职位纵向提升而横向地域未发生变化；第二，职位纵向提升同时导致横向地域迁徙流动；第三，职位纵向未有升降而横向地域空间上发生迁徙流动；第四，纵向职位与横向地域均未发生迁徙流动；第五，职官纵向降低而横向地域未发生变化；第六，职位纵向降低同时导致横向地域迁徙流动。除此以外，因职官变迁而引起的迁徙与流动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因某种工作需要，临时委某人职官而导致横向或纵向的变动。

上述所列文士横向地域与纵向职官可能产生的诸种变化，其中第四种，相对于某一文士，仅仅理论上存在某种可能性而已。现实中，大规模出现此类“迁徙”的概率较小，且其对唐人编纂诗文总集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另，职官变迁对唐人编纂诗文总集心态的影响，本书拟于第三章研究。本节重点在探讨其余五种变化与唐人编纂诗文总集之关系。此外，因某种工作需要而造成文士临时的迁徙流动，虽属特殊情况，但其影响却不容忽视，本节拟附论兼及之。

从唐代诗文总集编纂状况之总体看，无论纵向职官与横向地域出现何种形式的变化，均会对文士的编撰环境、心理及编撰效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相比之下，第一种和第二种迁徙流动，使文士对未来，尤其是对仕途充满憧憬，其乐观情绪远远超过悲观情怀。纵观唐人诗文总集编纂史，这两类迁徙流动，其影响首先在于送别集的编纂。如《赐刺史诗》，集名见于《玉海》。《玉海》卷二九《唐开元赐刺史诗》条、卷五九《艺文》之《唐赐刺史诗》条均述及。《唐开元赐刺史诗》条下注曰：“见张说集云‘赐刺史以题坐右’，说有应制诗。”《唐赐刺史诗》条云，该事迹见于《许景先传》。查《旧唐书》卷一九〇中《许景先传》载：“(开元)十三年，玄宗令宰臣择刺史之任……景先首中其选，自吏部侍郎出为虢州刺史。”又，《新唐书》卷一二八《许景先传》载：“(开元)十三年，帝自择刺史，景先由吏部侍郎为刺史治虢州，大理卿源光裕郑州，兵部侍郎寇泚宋州，礼部侍郎郑温琦邠州，大理少卿袁仁敬杭州，鸿胪少卿崔志廉襄州，卫尉少卿李升期邢州，太仆少卿郑放定州，国子司业蒋挺湖州，左卫将军裴观沧州，卫率崔诚遂州，凡十一人。治行，诏宰相、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滨，盛具，奏太常乐，帛舫水嬉，命力士赐诗，帝亲书。且给笔纸令自赋……”《全唐诗》卷三收有唐玄宗《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注曰：“开元十六年(当‘开元十三年’之误，引者注)，帝自择廷臣为诸州刺史，许景先虢州……”又，《全唐诗》卷四七收张九龄《奉和圣制赐诸州刺史以题坐(当为“座”字，引者注)右》诗，卷八六收张说《奉和圣制赐诸州刺史应制以题座右》诗。据此推测，此次唱和的规模比较大，参与人数也较多。

又如，萧昕编《送邢桂州诗》一卷，《宋史·艺文志》八总集类、《唐音癸签》卷三〇皆著录是集。宋姚铉《唐文粹》卷九八著录萧昕《送桂州邢中丞序》曰：“履苍梧瘴疠之郊，涉沅湘风涛之壮，众悦是举，而伤此行。公陈力灭私……无酒酤我，缓仳离之忧；征文宠别，慰行迈之思。仆以渭阳之故，而首序云。”文亦见《全唐文》卷三五五。邢桂州，《新唐书·肃宗纪》载：“上元元年……是岁，吐蕃陷廓州。西原蛮寇边，桂州经略使邢济败之。”又，《旧唐书》卷九五《恵文太子李范传》附传载：“上元二年，珍与朱融善。……济曰：‘我金吾，天子押衙，死生随之，安能自脱？’……驸马都尉薛履谦预逆谋，宜赐自尽。乃以济兼桂州都督、侍御史，充桂管防御都使。”《新唐书》卷八一《惠文太子李范传》附传所载略同。故知邢桂州即邢济，上元元年(760)在桂州刺史任，二年兼桂州都督等，疑此次送别当在上元元年。萧昕，《旧唐书》卷一四六、《新唐书》卷一五九有传。清赵殿成撰《王右丞集笺注》卷八、《唐诗品汇》卷六一高棅编选：《唐诗品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全唐诗》卷一二六皆著录王维《送邢桂州》诗，疑即此集中诗。

受这两类变迁之影响，文士所编唱和集，又如《华阳属和集》，《文苑英华》卷七一二著录于邵《华阳属和集序》曰：“洎大历初，尚书左仆射冀国崔公，登坛受命，边鄙不耸，既国用偃武，而家将训文。……殿中侍御史荥阳郑公，道同斯应，参乎理戎，以玉帐之暇，而清词闲作。盈我怀袖，式歌且谣，以为离群索居，谁与晤语？故自相府及冀公达于储公，凡所献酬，缵为三卷，仍以属和为集之目。……咨我以序引。”文亦见《全唐文》卷四二七。是集详考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又如《断金集》，《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五云：“令狐楚、李逢吉自为进士以至宦达所与唱酬之诗。开成初，裴夷直为之序。”据于邵序文“国用偃武，而家将训文”、“道同斯应，参乎理戎”、“离群索居，谁与晤语”以及《直斋书录解题》所云“宦达”、“唱酬”等，知这两类职官与地域变迁对总集编纂的影响。

与职官提升而催生文士编纂送别集与唱和集相比，第三、第五、第六种职官变动与地域迁徙对唐人诗文总集的影响则要复杂得多。如张说编《岳阳集》，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六录王泠然《论荐书》曰：“相公昔在南中，自为《岳阳集》……”王泠然，《唐摭言》谓其官“将仕郎守太子校书郎”。又，《全唐文》卷二九四小传曰：“泠然，开元五年进士，官校书郎。”故是集当于开元五年(717)前后编成。《太平寰宇记》卷一一三“岳州巴陵县”云：“岳阳楼，唐开元四年，张说自中书令为岳州刺史，常与才士登此楼，有诗百余篇，列于楼壁。”由此知张说迁岳阳而编此集。《唐音癸签》卷三〇、《通志·艺文略》八诗总集类著录《岳阳楼诗》一卷，疑即是集。又，《张燕公集》卷五录张说《岳州宴姚绍之》、卷六录《岳州宴别潭州王熊》及王熊《奉答张岳州》、《广州萧都督入朝适岳州宴饯》及同卷录韦嗣立和诗等，疑为此集中诗。其唱和者有王琚、梁知微、赵冬曦、崔泰之、崔日知、魏奉古等。据《太平寰宇记》、《张燕公集》等，知《岳阳集》既收唱和诗，亦收送别诗，也收登临抒怀诗。该集是否属唱和集，实难归类。其原因之一即在于文士贬谪对诗文总集编纂具有多重影响，从而使此际总集编纂呈现出复杂的面貌特征。

文士职位纵向未有大幅度的升降而横向地域空间上发生迁徙流动、职位纵向降低而横向地域未发生变化、职位纵向降低同时导致横向地域发生迁徙流动，这三类情况对唐总集的影响亦较为复杂。如，疑为韦处厚编《盛山十二诗》，韩愈《韦侍讲盛山十二诗序》云：“韦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谓韦侯美士，考功显曹，盛山僻郡；夺所宜处，纳之恶地以枉其才，韦侯将怨且不释矣……于时应而和者凡十人。及此年，韦侯为中书舍人，侍讲六经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马为宰相，洋州许使君为京兆，忠州白使君为中书舍人，李使君为谏议大夫，黔府严中丞为秘书监，温司马为起居舍人，皆集阙下。于是《盛山十二诗》与其和者，大行于时，联为大卷，家有之焉；慕而为者将日益多，则分为别卷。韦侯俾余题其首。”阎琦校注：《韩昌黎文集注释》，440～441页，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本书引韩愈文，除注明者，均引自该书。是集《唐诗纪事》卷三一、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八、《唐音癸签》卷三三皆载录，与韩序略同。开州，据《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开州，隋巴东郡之盛山县。义宁二年，分置万州，仍割巴东郡之新浦，通川郡之万世、西流三县来属。武德元年，改为开州，领四县。贞观初，省西流入盛山。天宝元年，改为盛山郡。乾元元年，复为开州。”故开州有盛山，天宝元年(742)后，州名盛山郡。又，韦处厚元和十一年(816)九月自考功郎中贬开州刺史，事见《旧唐书》卷一五九、《新唐书》卷一四二《韦处厚传》。韦处厚诗今存，见《唐诗纪事》卷三一、《全唐诗》卷四七九韦处厚《盛山十二诗》，《全唐诗》卷三八六录张籍《和韦开州盛山十二首》即是集中诗。然张籍未官巴东，当属于韦处厚回京继和者，即序所谓“联为大卷”是也。据此可见，职官变迁以及地域变动而形成迁徙对唱和集编纂的影响。

这三类情况对唐人编纂总集之影响，例子较多。又如，殷璠“爰因退迹”而纂《河岳英灵集》、顾陶“一官已弃”后纂《唐诗类选》、王维居辋川编《辋川集》、裴均编《荆夔唱和集》和《岘山唱咏集》、白居易编《刘白唱和集》和《洛下游赏宴集》、佚名编《送白监归东都集》等等，仅以如是所列诗总集观之，在这几类职官变动与地域迁徙的影响下，文士编纂总集不仅数目多，而且种类多样；既有“选”，又有“编”；既有唱和、送别诗总集，又有断代诗总集。

值得注意的是，受职官变迁的影响，唐人文总集的编纂亦甚有成就。如马总集撰《奏议集》二十卷，《唐会要》卷三六载：“(元和十二年)处州刺史马总进武德至贞元年《奏议》二十卷……”《玉海》卷六一《唐名臣奏议》条谓：“《中兴书目》：《名臣奏议集》二十卷(下注曰：《崇文总目》同)。唐州刺史马总集唐群臣奏疏议论，分二十六门，各载其爵里及论事之意本末于篇首。”马总，《旧唐书》卷一五七、《新唐书》卷一六三有传。《旧唐书》本传载：“八年，转桂州刺史……裴度宣慰淮西，奏为制置副使。吴元济诛，度留总蔡州，知彰义军留后。寻检校工部尚书、蔡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淮西节度使。……十三年，转许州刺史、忠武军节度……明年，改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十四年，迁检校刑部尚书、郓州刺史、天平军节度、郓曹濮等州观察等使，就加检校尚书左仆射。”《新唐书》本传亦曰：“元和中，以虔州刺史迁安南都护……徙桂管经略观察使，入为刑部侍郎。十二年，兼御史大夫，副裴度宣慰淮西。吴元济禽，为彰义节度留后。”《唐会要》谓《奏议集》编于马总徙职处州，虽然两《唐书》马总本传未载其供职处州诸事，但据两《唐书》本传，知编纂《奏议集》时，马总职官处于频繁变迁之中。

又如，五代李慎仪集撰《集制》二十卷，《崇文总目》卷一一总集类、《通志·艺文略》八制诰类、《宋史·艺文志》八总集类皆著录，卷数相同，《宋史·艺文志》录作李慎仪《集制》，《通志》、《崇文总目》皆录作《李慎仪集》。又，《通志》注曰：“后唐至周制词表状。”故该集从《宋史·艺文志》，名为李慎仪《集制》。又，《宋史·艺文志》七别集类著录《李慎仪集》，为十二卷，故疑《集制》为李慎仪编纂的文总集。李慎仪，《旧五代史》卷三九、卷六七、卷七九杂载其生平事迹，后唐曾官阶州司户等，五代晋时曾官中书舍人、太常卿等。据是集内容特点，疑是集纂于李慎仪中书舍人任上。

类似的例子，又如，王方庆集撰《王氏神道铭》、五代前蜀刘赞集撰《蜀国碑文集》等，由于职官变迁等原因，文士心态发生变化，部分文士唱和、送别诗什得到及时编纂结集。更重要的是，部分文士能够获得较为宽容的时间整理唱和、送别集，抑或是某一领域之诗文作品，然后经过精心编纂，这类诗文总集往往特点比较明显，因而，具有较高的选学价值和文献意义。

临时委派文士兼任某些工作而导致的迁徙流动，也对诗文总集的编撰有一定的影响。如佚名《存抚集》十卷，据《唐会要》卷七七载：“天授二年，发十道存抚使，以右肃政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等为之。合朝有诗送之，名曰《存抚集》，十卷，行于世。杜审言、崔融、苏味道等诗尤著焉。”《南部新书》卷三所载略同。《文苑英华》卷二九六、《全唐诗》卷六二、《唐诗纪事》卷六皆著录杜审言《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明高棅《唐诗品汇》卷八一录作《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四十韵》，此即《存抚集》之诗。存抚使，据《新唐书》卷四九下《百官志》观察处置使条注：

贞观初，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诸州，水旱则遣使，有巡察、安抚、存抚之名。神龙二年，以五品以上二十人为十道巡察使，按举州县，再周而代。景云二年，置都督二十四人，察刺史以下善恶，置司举从事二人，秩比侍御史。扬、益、并、荆四州为大都督，汴、兖、魏、冀、蒲、绵、秦、洪、润、越十州为中都督，皆正三品；齐、鄜、泾、襄、安、潭、遂、通、梁、夔十州为下都督，从三品。当时以为权重难制，罢之，唯四大都督府如故。置十道按察使，道各一人。开元二年，曰十道按察采访处置使，至四年罢，八年复置十道按察使，秋、冬巡视州县，十年又罢。十七年复置十道、京都、两畿按察使，二十年曰采访处置使，分十五道，天宝末，又兼黜陟使，乾元元年，改曰观察处置使。

又，据《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御史中丞条注曰：“《武德令》，从五品上。《贞观令》，加入正五品上，五年又加入四品。如意元年复旧也。”由此可见，李嗣真由“右肃政御史中丞知大夫事”为“存抚使”，从实际职官品级看，其变化并不十分显著，但“存抚使”职事却十分显耀，故而“举朝有诗送之”，送别场面宏大，送别集收诗甚多。

又如，《饯张尚书赴朔方》，见贾曾《饯张尚书赴朔方奉敕撰序》。唐张说《张燕公集》卷四著录是序曰：“是日也……诗可以出宿饯行……天章赋别，御札题笺……侍中安阳公以仁体国，中书令河东公以德熙朝。燮赞功成，谟景暇……听阗阗之去鼓，目悠悠之转旆。歌事者每怀靡及，念离者跂予望之。成志在心，发言同唱。天子有念，式叙清风。请编《出车》之什，以继《蒸人》之雅。”该序亦见于宋姚铉《唐文粹》卷九八、《全唐文》卷二七七。又，《文苑英华》卷一七七，《张燕公集》卷四，《全唐诗》卷三、卷四六、卷六四、卷一〇七、卷一〇八、卷一一一、卷一一二、卷一五六等著录唐玄宗以下《送张说巡边》诗二十二首，其参与送别诗人除唐玄宗外，另有源乾曜、张嘉贞、宋璟、卢从愿、许景先、韩休、徐知仁、崔禹锡、胡皓、王翰、崔泰之、王丘、苏晋、王光庭、袁晖、席豫、张九龄、徐坚、崔日用、贺知章。张尚书即张说，《旧唐书》卷九七、《新唐书》卷一二五有传。故《饯张尚书赴朔方》乃张说被临时委以职任，唐玄宗及诸朝臣送别诗什而结集者。

上文简要论述了职官变迁如何影响唐人编纂诗文总集。具体分析，这种影响使唐人编纂总集特点有哪些变化？概括起来，文士职官变迁影响诗文总集编纂，主要有两点变化：

首先是编选内容的变化。如权德舆编《盛山唱和集》一卷，《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通志·艺文略》八诗总集类著录，题裴均集撰。考《权德舆诗文集》辑遗部分录权德舆《唐使君盛山唱和集序》：“古者采诗成声，以观风俗。士君子以文会友，缘情放言。……同其声气，则有唱和，乐在名教，而相博约。此北海唐君文编《盛山集》之所由作也。初文编以英华籍甚，辉动朝右，书法草奏，为明庭羽仪。……八年夏，佩盛山印绶，朱雨而西，天子雅知其文采，慰勉甚厚。……十九年冬，既受代，转迁于夔。上方以恺悌纾息之为大，人文华国之为细。……理盛山十二年，其属诗多矣，非交修继和，不在此编。……今览盛山之作，有似之。凡汉庭公卿、左右曹、方国、二千石、军司马、部从事，暨岩栖处士，令弟才子，稽合属和，二十有三人，共若干篇。盍簪则七子偕赋，发函亦千里善应。尊贤下士，备见于斯。葳蕤照烛，虽南金青玉之不若也。噫！文编所友善者，仆多善之，周星之间，物故殆半。梁宽中、杨懋功，尤为莫逆。交友零落，如何可言！……是集也，编于德舆，尝有木桃琼瑶之往复，辱求序引，所不敢让者。”该序亦见《全唐文》卷四九〇。贞元十九年(803)到永贞元年(805)，唐次为夔州刺史，据权序“十九年冬，既受代，转迁于夔”，知序中“唐使君”为唐次。据序“是集也，编于德舆”，知是集编撰人。陈尚君有考，可参。参见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205页。又，《唐音癸签》卷三〇录《盛山唱和集》一卷，注曰：“韦处厚与元稹等十人诗十二题。”疑有误。如是者，又如《岳阳集》、《吴兴集》、《大历年浙东联唱集》、《盛山十二诗》等，据诸集，知文士职官变迁以后，除过往官吏、文士，另有幕僚、僧侣等，选编对象以唱和、送别诗为主，兼收宴饮、登临抒怀诗。这些诗，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文士职官变迁后的文化活动，具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与及时性。这一特点，与唐人编纂的断代、通代诗文总集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