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若名：奇异的流星

在我出生前两年的1958年，这个才华横溢的女学者已经投湖自戕。如果不是因为与政治的牵连，这颗学术流星本应成为一颗恒星。这个文学研究天才生生是让各种历史的“合流”淹没了，可惜可叹可悲。而在她死后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发现”这个女人竟是我的同乡前辈，不禁生出异样的感觉：仿佛觉得与之有了一种根的接近。她让我遐想起20世纪初，兵燹离乱民不聊生的冀中平原上何以孕育了一颗晶莹剔透的文学心灵。

20世纪90年代，随着某种“解禁”，我听说了这个女人的名字张若名，那是因为她与周恩来在法国的一段情。这位倾心研究纪德的女学者被传得天仙般美丽。如果他们结为秦晋，岂止是才子佳人，简直就是朗俊英才与丽人才女的天作之合，一个流芳百世的故事。据说这样的完美终归是因为在革命问题上的分歧而落得个不完美的结局。当时曾有一念想倏忽即逝：若是以此为原型作一部小说出来一定令人情夺神飞。

新世纪的春天里逛书店，不期然在角落里看到一本小书名为《纪德的态度》，作者正是这位张若名，便买了回家。翻开书页，那作者耳顺之年的照片颇令我失望。她已经不再美丽！除了那双智慧的眼睛，那淳朴沧桑的面庞，简单的发型，就是一个普通的北方女人了。我开始想象她如何口操清苑土话土头土脸地闯荡津门继而闯荡法国得了博士学位从而脱胎换骨的历程。在世纪初，那一定是个痛苦的演变到突变的过程。

但国内的“法国文学界”（我们的“外国文学界”很是壁垒森严，研究哪国文学的人就组成了哪国文学界）似乎从来不提这个三四十年代中国屈指可数的法国文学教授及其在文学研究领域的贡献。因为她的研究文章既没有过去为政治服务的价值也没有新近的那种把文学当成科学或玄学研究的高深莫测，有的只是从人性的角度对文学创作机制的探幽，是对作家创作心理的诛心之论。她的文字令人想起杨绛的《春泥集》，朴素而深刻，简洁但亲切。如果说杨绛的文字以理见长并闪烁机智，张若名的文字则是情理并重，情的底色更为浓重。一言以蔽之，是人话，是大仁大智之言。这样的文字在1949年到1999年间随波逐流的随便哪一场文学“热潮”中都算“落伍”的，因而难逃落寞的下场。

对于作家的创作动机，她是这样说的：

原来小说家之创写小说的动机，大半全是因为在情感方面受着创痛，已经产生出来的欲望受着挫折，幻想未能成为事实，因而郁结成疾，再进一步而郁结成为文字。

天赋给他们一种无限的同情心，使他们能感到人世间一切的悲欢离合，能辨别出一切声音中的微妙与一切言语中的隐微。凡是他们所遇见的人物，其一举一动或一言一语，往往自己尚不知其意义，尚莫名其所以然；而我们的小说家，却全能独具慧眼，观察得清清楚楚。若从此点而言，我们几乎可以说，一切小说家全是观察家，而同时亦全是心理学家。

他（小说家）永远逃不出他的命运，而且他也不愿逃出去。因为他深深地体会到，惟有人生才能医治他的心灵内的寂寞与空虚。然而，惟有艺术，方能补偿人生的缺憾。明乎此，方能了解艺术与人生的关系。而小说家的创作原理，亦可略见一斑矣。

笔者对法国文学不甚了了，但痴迷于张若名剖析法国文学大家如斯汤达、纪德和兰波之作品时涉及的文学创作共通的那些个特质，如小说家的创作心理（现在是否可列在“癫狂与文明”的课题下研究了？）、作品与现实的关系（现在或许可归入“虚构行为”一派也未可知）等。她笔下没有那么多呕心沥血的词儿，没有那些诸如“能指”“所指”外加括号中的洋文注释，更鲜有“中西贯通”地努力去揭示外国的什么什么其实就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什么什么。没有这些个“卖点”。有的只是她个人的洞察和考量，凭的是对创作的把脉甚至是一个潜在作家与作家的惺惺惜惺惺的同情。这样发自血液的感知文字自然是没有一字一典、一行一注的学术殿堂气，但是它分明是有典有注的，那典那注没有字，但分明让你感觉得到，那就是生命，是创作者血液的流动和方寸间须臾万变的灵动轨迹。

劳伦斯曾说：批评永远不会成为科学，它“关心的是科学所冷落的那些个价值”。张若名的文字让笔者再次体会到了感动。我庆幸，在这些文字形成近半个世纪后我能偶然与之相遇，而且它是出自一个前辈同乡之手。久久凝视着这个故乡土地上走出来的女人，那是一张随处可见的乡下女人朴实的脸。可她的心性竟是全然超凡空灵，明镜一般地映衬出所谓“作家”这类人的心地。这样的“仁义”之书，性情文字，多么让人心热眼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