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至上：抗战时期论

老舍的“抗战时期”基本上是与中华的抗日战争和中国的抗战文学相始终的一个时间段。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中国抗战文学的起讫点问题见仁见智^[146]，本辑还是仅依据老舍其人行止的特殊性，将他的抗战时期界定为起自1937年11月奔赴汉口，终于1946年3月起程赴美的时间段。

以“国家至上”为老舍在抗战时期的性格特征定名，用意未免显豁得有些俗套，然而也实在找不到更确切的表述了。国家至上主义是老舍毕其一生的坚执信仰^[147]。正是由于这一理想已化作信念，卢沟桥的炮声才能迅速终止老舍貌似顺遂的山东时期，令他开始了流徙不居的“八方风雨”。而与此同时，老舍的文学道路和文学理念也随这一声震响急遽地转逆。这次转逆与之后的基本定型——为新中国时期作准备——颇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由抗战的转逆与定型。

老舍在抗战时期相对于山东时期的转逆，或曰文学性格的改塑主要体现于自由主义立场的放弃。具体表现在当“国家至上”成为原宥一切的借口时，作家已然成型的文学性格——成熟的幽默特色和以写北京市民生活为标识的文学风格——的丧失，并且将通俗文艺创作作为新的趋赴。对这一转与其后作家面向真知的痛苦反思和回归等一系列过程的梳理和剖析将十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究老舍的人格理想、文学理想、社会理想，破解三十年代的自由主义的老舍与五十年代的“应声虫”老舍^[148]之间的有机联系。而在通俗文艺（“旧瓶装新酒”、民族形式）问题上的反复则体现了市民的老舍和知识分子的老舍的冲突，同时反映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内部的幼稚、不谐调以及在外部恶劣的文学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共同作用下导致的普泛的盲目弱视。（这幼稚、不谐调和盲目弱视可能正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致命伤。）新中国前期文学（“新时期”以前，确切地讲也包括“新时期”以来的某些文学现象）事实上正是抗战这一转的直接后果，老舍新中国时期的许多行为也可以在抗战时期的文学历程找到渊源，这包括老舍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