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南兰陵文学家族萧子显之学案

序说

近代学者刘永济在其《文学论》附录《古今论文名著选》中,于梁代的文论列举了最为重要的五家:《宋书·谢灵运传论》、《雕虫论》、《诗品序》、《文选序》以及《南齐书·文学传论》。沈约、裴子野、锺嵘以及萧统的四篇文论名著,历来的论述业已很多,唯独萧子显的这篇《南齐书·文学传论》,从洪顺隆所编辑《中外六朝文学研究文献目录》以及大陆历年的人大复印资料来看,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中提到:“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南齐政权虽短,只有23年,然而其文学及文学批评成就却应引起高度重视。近年来,国际学界如美国汉学家马瑞志(Richard B.Mather)就曾给南齐诗歌以很高的评价。那么,我们如何辨析萧子显所谓的文坛(主要是诗坛)“三体”？

文学发展的背后是文学观念的演进。先秦两汉文学观念演进较慢,但六朝时期很特殊。比如南齐短短23年,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都异常绚丽。萧子显自己又是诗人兼史学家、文学批评家。考察他提出的文学批评观,则必须首先考察萧子显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国传统的诗文研究方法以“知人论世”为准的。至清儒考订文史,而有近代“文史互证”的研究法,虽然在古典文学、文论研究中,近年来颇为流行西洋分析法,但本章则以中国传统研究法为主。研究方法固然没有优劣之分,主要看解决问题是否贴切。比如法国研究汉魏六朝的著名汉学家侯思孟(Donald Holzman),原来是新批评大师Wimsatt的高足,可是他认为新批评、结构主义、解释主义、解构主义都不适用于中国文学、文论的研究,因为“中国文学深刻地嵌入中国的历史中”。有鉴于中外著名研究家的理论,本章将首先考察萧子显所在家族的情况,即父亲萧嶷和九个兄弟的仕宦学术大略;继而论述萧子显本人之仕宦学术大略。这样可以对提出“三体”说的萧子显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以期还原南齐本来的社会、诗文面目,进而在此基础上分析《南齐书·文学传论》,并辨析所谓“三体”的真相。

第一节　萧嶷及诸子仕宦生平学术大略

据《南齐书》、《南史》等史料,齐高帝萧道成共十九子,有事迹可考者约十四子。先分列如下:萧赜(齐武帝)、萧嶷、萧映、萧晃、萧晔、萧暠、萧锵、萧铄、第九皇子、萧、第十一皇子、萧锋、第十三皇子、第十四皇子、萧锐、萧铿、第十七皇子、萧、萧铉。

齐高帝萧道成的第二皇子萧嶷,萧子显却没有把他列在《南齐书·高祖十二王列传》中(此列传只是从齐高帝萧道成的第三皇子“临川献王(萧)映”开始叙述),而是单独列于《文惠太子列传》后面。这或许是由于史法的原委。萧嶷的生平在《南史·齐高帝诸子上》里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南史》本传上说他“宽仁弘雅,有大成之量”,齐高帝对他特别钟爱。在刘宋时期,他曾经做宋顺帝的骠骑从事中郎,拜访过当时的大儒袁粲,袁粲他日谓人道:“(此子)后来佳器也。”在宋齐禅代之际,风云多变。宋后废帝刘昱乃暴虐之君,常常对大臣和左右施加暴行。萧嶷本传上记载,萧道成在领军府(时为中领军将军)时,刘昱夜中微行,欲掩袭萧道成,幸好是萧嶷领左右在中庭舞刀戟,刘昱从墙间窥见萧氏有备,方乃罢去。至此之后,萧嶷愈加得到萧道成的信赖,计谋多从之出。我们在《南史》本传上,似乎更多的看见他从政的才能。其实在当时,萧嶷不仅自己有文学创作,周围也有文学集团。然而,齐高帝之后即位的齐武帝萧赜,他对于自己的皇弟萧嶷,却是颇有戒心的,这一点也强烈影响了萧赜的文惠太子。萧赜父子(齐武帝第二皇子竟陵王萧子良例外)对这位“备极人臣”(《南齐书》本传语)的萧嶷,总是不放心。《南史》本多神怪语,本传记载萧嶷死后,忽然显形在沈约面前,说:

我未应便死,皇太子(案:文惠太子)加膏中十一种药,使我癕不差,汤中复加药一种,使利不断。吾已诉先帝,先帝许还东邸,当判此事。

沈约大惧,只是不久文惠太子亦去世,事情即无人追问。也许正是由于萧嶷和萧赜父子的貌合神离,待到齐明帝萧鸾(萧道成的侄子)即位,开始疯狂诛杀“高武诸子”时,竟然放过萧嶷一马,历代史学家对此也颇疑惑。待到梁武帝萧衍起兵伐齐之后,南齐皇室在梁朝幸存的,只有萧嶷一支了。

萧嶷共九子,分列如下:萧子廉、萧子恪、萧子操、萧子笵、萧子显、萧子云、萧子晖、萧子行、萧子光。下文将基于《南齐书》、《梁书》、《南史》为主的史料,略加论述萧嶷诸子仕宦生平学术大略。

第一子萧子廉,字景蔼。萧嶷无子时养萧子响为嗣子。后子廉被封为永新侯,萧子响还本。作为世子,史书说他“善抚诸弟”。“抚弟”,向来是六朝高门士大夫的品格。几乎每一支高门里面的世子,往往对于自己诸弟有一定程度上的“师长”之功效。萧子廉位至太子中舍人。

第二子萧子恪,字景冲。十二岁时作赋和从兄竟陵王萧子良《高松赋》(案:轶),大儒王俭见而奇之。他在诸宗室子弟中,人望很高。以至于齐明帝建武年间,大司马王敬则于会稽起兵,就是伪托萧子恪之名。萧子恪入梁后位至吴郡太守。史书记载他“学”(学术)和“文”(辞章)两方面均有成就。萧嶷诸子入梁并且有文学才能的,《南史》本传记载说:“子恪兄弟……入梁,有文学者子恪、子笵、子显、子云、子晖。”并且,在萧子廉去世后,萧子恪作为兄长,也能时时规劝诸弟的言行,他常常谓入梁的诸弟道:“文史之事,诸弟备之矣,不烦吾复牵率。但退食自公,无过足矣。”(《南史》本传语)萧子恪自己并没有文章流传下来。

第三子萧子操。当他的哥哥萧子恪为了避王敬则兵锋,逃难而归时,齐明帝则起用萧子操为吴郡太守。萧子操在梁武帝萧衍起兵围建康时卒(这一点,《南齐书》隐讳地避开不谈)。

第四子萧子笵,字景则。与他两个哥哥相比,萧子笵不仅文采斐然(案:六朝有文笔之分,萧子笵文采侧重在“笔”),而且特别有孝性,居丧以毁闻。曾经官至梁武帝第八皇弟南平王萧伟的从事中郎,南平王常常说萧子笵:“此宗室奇才也。”可惜风采容采不逮两个弟弟:子显和子云。清儒谢启昆《小学考》云:“萧氏子笵《千字文》,《旧唐志》一卷,佚。”

第五子萧子显,详下文。

第六子萧子云,字景乔。自幼有文采,弱冠便撰写《晋书》,至26岁,书成百馀卷。《南史》上说他:“风神闲旷,任性不群。夏月对宾客,恒自袒露。”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有魏晋之风。梁武帝初年,乐辞皆由沈约撰定,后转由萧子云撰定。同时,萧子云善效钟繇和王羲之草隶,其书迹雅为梁武帝所重。尺牍之美,远播海外,百济国专程遣使,以金货数百万求萧子云三十纸。他和萧子显应是萧嶷一支里面文才最好的两人,《颜氏家训》卷七《杂艺篇》记载萧子云也写成《齐书》一部(参本书前所配桂馥书法),但缘于萧子云“任性不群”的脾气,以至“兄弟不睦”(《南史》本传语),所以萧子显《南齐书》也只字不提萧子云。

第七子萧子晖,字景光。少涉学,亦有文才。性情不像兄长那样放达,而颇为恬静。官至骠骑长史。

第八子萧子行、第九子萧子光,名迹均不显。

总之,如果把萧嶷诸子与南齐武、明二帝诸子相比,则可以看出,他们官品清俊,学有所成。虽然不及齐武帝诸子(文惠太子、竟陵王萧子良)那样,在南齐(特别是永明年间)主持文坛、学界之风会。但比起齐明帝那些身处极位而粗无学术的诸子来说,则不失史家所谓“齐梁之君多才学”。

第二节　萧子显事迹大略及著作情况

萧子显,字景阳。萧嶷第五子。萧子显在《南齐书》中,认为萧道成是西汉丞相萧何的二十四世孙,这样,他自己即是萧何的二十六世孙。《南齐书》开卷第一篇《高帝上》就说他们萧氏“寓居江左者,皆侨置本土,加以南名,于是为南兰陵兰陵人也。”结合魏收《魏书·萧道成传》的叙述,我们大致可以确定萧子显这支萧氏,当是侨置在晋陵郡武进县的南兰陵郡兰陵县(即今江苏省常州武进市)人。而据冈崎文夫研究,其位置大致为今江苏省镇江市西北附近。

关于萧子显的生卒年,日本学者铃木虎雄《沈约年谱》的考订最为准确,即生于齐武帝永明七年(489),卒于梁武帝大同三年(537),享年四十九岁。

萧子显自幼聪慧。萧嶷对他偏爱有佳。在齐梁皇室诸子中,萧子显伟容貌,身长八尺。风骨高出,卓尔不群,独秀群伦。《梁书》本传说他:

子显性凝简,颇负其才气。及掌选,见九流宾客,不与交言,但举扇一而已,衣冠窃恨之。然太宗素重其为人,在东宫时,每引与促宴。子显尝起更衣,太宗谓坐客曰:“尝闻异人间出,今日始知是萧尚书。”其见重如此。

从中可见萧子显善之容止,雅有魏晋人风格。比起南朝许多腹中空空,但却喜好模仿魏晋名士的门阀子弟来说,萧子显已经达到“明道之高致”(《梁书》本传,沈约的赞誉)。他在经史子集诸多方面表现出来的才华,使他成为南兰陵萧氏一门中学养、雅量、辞藻之最。下文主要依据史籍著录及记载,推测萧子显在经史子集各方面的成就。

经部著作

甲、《孝经义疏》一卷,亡。

案:见《隋书经籍志详考》“经籍一·孝经”。

乙、《孝经敬爱义》一卷,亡。

案:见《隋书经籍志详考》“经籍一·孝经”,《隋志》原题“梁吏部尚书萧子显撰”。以《梁书》记载推测,度此书成于梁武帝中大通五年之后。萧子显在中大通五年选吏部尚书,侍中如故。

备说:见于目录书籍著录虽然只有两种经部书,但萧子显在经学上的成就远远不止于此。比如,中大通三年,梁武帝制《孝经义》,未列学官,萧子显在职,表置助教一人。又,同一年,迁国子祭酒,于学递述梁武帝《五经义》。清代被曾国藩极为推崇的秦惠田《五礼通考》,辑录萧子显论三礼学语甚多,足可见萧子显虽然没有礼学书籍传世,但一定精于三礼之学。

史部著作

甲、《后汉书》一百卷,亡。

案:见《隋书经籍志详考》“经籍二·正史”,《隋志》原题“梁有萧子显《后汉书》,一百卷,亡。”以《隋志》笔法考订,则此处题“梁”非指萧子显所处时代,而是指梁代阮孝绪《七录》有萧子显等人《后汉书》的著录。《梁书》本传曰:“(萧子显)采众家《后汉》,考正同异,为一家之书。”《南史》记载同。但也没有提及成书年代。但据《隋志》所述,此书当在隋或唐初亡逸。

乙、《普通北伐记》五卷,亡。

案:见《梁书》本传曰:“中大通三年……又启撰《高祖集》,并《普通北伐记》。”又曰:“子显所著……《普通北伐记》五卷。”《南史》本传作:“又启撰武帝集并《普通北伐记》。”然而我检南北朝诸史籍,普通年间(520—526),虽然北魏自身爆发了六镇之乱,但梁朝并无大举成功北伐之事。因此,我推测萧子显此书乃属建议梁武帝趁北方内乱而进军之策书。

丙、《晋书草》三十卷,亡。

案:见《隋书经籍志详考》“经籍二·正史”。《通志》亦题“梁萧子显撰”。然《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编年类”均题为“萧景畅撰”,《初学记》亦作“景畅”,疑误。清人汤球《九家旧晋书辑本》辑有《晋书草》。

丁、《南齐书》五十九卷,存。

案:萧子显所撰《南齐书》,多据檀超、江淹国史,然材料更加丰富,文笔更精练,书中《百官志》多为后代史家所称。《梁书》、《南史》本传均作“《齐书》六十卷”。《隋志》、《新唐书·艺文志》并作“六十卷”。然而曾巩《南齐书书目录序》开始称“合五十九篇”。《旧唐书·经籍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均作“五十九卷”。

备说:关于此书篇卷问题,《四库提要》说法较明晰,转引如下:“存五十九卷,亡其一。刘知几《史通》、曾巩《叙录》则皆云:八纪、十一志、四十列传,合为五十九卷。不言其有阙佚,然《梁书》及《南史》子显本传实俱作六十卷,则馆阁书目不为无据。考《南史》载子显《自序》似是据其叙传之词,又晁公武《读书志》载其《进书表》云:‘天文事秘,戸口不知,不敢私载。’疑原书六十卷为子显叙传末附以表,与李延寿《北史》例同,至唐已佚其叙传,而其表至宋犹存,今又并其表佚之,故较本传阙一卷也。”又,近人徐浩《廿五史论纲》关于篇卷问题的论述亦可参考。

子部著作

甲、《贵俭论》三十卷,亡。

案:见《梁书》本传曰:“子显所著……《贵俭论》三十卷。”此书卷数很多,已经超过他的文集(文集只有二十卷)。据萧子显学识、行状及题名推测,当是南朝人论辩之文,自成体系,为一家言。度此书为南朝语体,亦当见重一时。然而,《南史》萧子显本传题作“《贵俭传》三卷”。在前代的经学著作中,亦有同一书但却题作传或论者,并不为奇。唯《梁书》作“三十卷”,《南史》作“三卷”,卷数相差太大,颇让人生疑。

集部著作

甲、《文集》二十卷,亡。

案:《梁书》及《南史》本传均作“文集二十卷”。单存诗作可参郭茂倩《乐府诗集》及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约存18篇)。

乙、《鸿序赋》,亡。

案:此赋为萧子显锐精覃思之少作。《梁书》本传曰:“萧子显尝著《鸿序赋》,尚书令沈约见而称曰:‘可谓得明道之高致,盖《幽通》之流也。’”又萧子显《自序》曰:“少来所为诗赋,则《鸿序》一作,体兼众制,文备多方,颇为好事者所传,故虚声易远。”考沈约为尚书令在梁武帝天监元年(502),时萧子显方才13岁,辞采文意已经见重于文坛泰斗沈约,故一生以此夸负。

丙、《自序》一篇,存大略。

案:《梁书》本传曰:“子显尝为《自序》,其略云……”《南史》同之。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收之。

丁、《御讲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序》,存。

案:见《广弘明集》卷十九。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收之,题为《御讲摩诃般若经序》。

第三节　萧子显的学术思想——从“晚渡北人”和对沈约的双重心态谈起

南兰陵萧氏在魏晋南北朝并不是第一品的高门。但萧子显兄弟勤读经史百家,兼及释教。我们在谈及他的学术思想和文学批评观之前,有两个问题必须厘清。

第一、南兰陵萧氏门阀地位的变化。

南兰陵萧氏作为“晚渡北人”,很难跻身第一流的高门世族。萧子显的祖父萧道成在淮北地区聚集成宋齐之际最大的军事武装,并以此进入南朝的权力核心,但即便已经身登皇座,仍然常常有寒门世族之感。萧道成的自叹语:“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南齐书·高帝纪》)是研究者耳熟能详的例子。此外,赵翼《陔余丛考》卷十七《六朝重氏族》条疏证了诸多材料说明高门和寒门之间潜藏的紧张关系。《南史》卷三十六记载的如下一例,即可以看出高门世族排斥寒门世族的固有的倾向,亦可以看出齐武帝虽然位及皇帝,也对此无可奈何:

先是中书舍人纪僧真幸于武帝(案:即萧道成),稍历军校,容表有士风。谓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为儿昏,得荀昭光女,即时无复所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斅、谢淪,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斅,登榻坐定,斅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时人重斅风格,不为权幸降意。余英时从士大夫的角度出发,把这段文字解读为承接东汉以来的“士气高涨”。倘若从皇族萧氏一门的角度出发,则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一直占据思想界、文坛首要位置的高门士大夫,怀有鄙视和企羡的双重心态。这种双重心态可以解释萧氏一门许多看似悖论的行为。如:《南齐书》记载永明五年,文惠太子临国学,亲临策试诸生,与当时身为少傅的王俭往返问难。从中不难体会出文惠太子为代表的皇族萧氏,在双重心态的刺激下,欲与高门士大夫在学问上一争高下的倾向(案:王俭为琅琊王氏后人,代表着六朝的最高门第)。而这种双重心态的极端,即是以齐明帝及其诸子为代表——彻底地放弃学问,与寒人幸臣终日相处。显然,萧子显属于前者。但我们必须注意到,此后由齐入梁,萧子显自身角色的变化(由皇室变为臣僚),又部分地增加了我们讨论的难度。

第二、沈约的提携和压力感。

萧子显这种双重心态的最明显的媒介人物就是沈约。沈约虽然历身三朝(宋、齐、梁),但在南齐皇室互相猜疑的压抑空气下,仕途并不显赫。齐初沈约做过文惠太子的征虏记室。在萧嶷死后,碍于文惠太子和萧嶷有隙,沈约并不敢为萧嶷写碑文,婉言谢绝(参《南齐书·萧嶷传》沈约答乐蔼书)。齐明帝朝,萧嶷家人第二次请沈约写碑文,沈约终于答应。如斯种种记载(包括上文提及《南史》记载萧嶷死后托梦给沈约一事)表明,沈约和萧嶷一门关系非同一般,上文列举萧子显著作情况时,提及萧子显未及弱冠所作的《鸿序赋》,便被沈约比作班固的《幽通赋》,提携之情,溢于言表。沈约虽然入梁才位及尚书仆射,但至少在南齐已是文坛盟主之资了。所以沈氏的思想在萧子显心目中的影响,至少涵盖文学、文学批评、史学这几方面。如果罗列一下沈、萧的著作情况,甚至可以发现,萧子显似乎故意学习沈约,并有一较高下之意,请看下表。

③清末民初四川学者林山腴认为:“(萧子显)惟《文学传论》、《高逸传序》,劣足比肩范(晔)沈(约)尔。”说参本书“杂篇”所整理之《唐前中国文学概要》。

上表粗略地指出在文史两方面沈约对于萧子显的压力感。我们并不排除其他南朝著名人士(特别是活动在学界和文坛的)对于萧子显的影响,但沈约确确实实是最为显著的一个。耶鲁大学的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曾经提出诗人之间影响理论,或可参考。我们明确了这一点,方才可以比较顺利地接纳为什么萧子显的文学批评观里始终有沈约的影子。

下文的讨论将基于上述两点背景展开。

六朝名士多数以纵横儒、道、释三家而自负。然而萧子显的学术思想大抵以宗儒为主,扬佛附之,但却颇为排斥道家。

南齐高帝、武帝两朝,皇室内外均崇尚儒术,上德如风,下应如草,史料不胜枚举。台湾学者简博贤著有《今存南北朝经学遗籍考》,此书所罗列南齐部分的人物和典籍,可以从中考察出当时儒者斐然的成就。近人王伊同《五朝门第》第七章《高门之风范》论及南齐时亦曰:“盖齐代诸贤,忠于君,孝于亲,友于兄弟,礼度之门,固有异众矣。儒生论治道,重教化,有以也哉!”入梁之后,虽然政治制度上一度鲜明区别于南齐,但梁武帝很多文化政策却是齐高帝、齐武帝的变相的延续。比如,天监四年,梁武帝诏开五馆,建立国学,置五经博士。特别是梁武帝一度对萧子显特别青睐,请见下例:

三年,(萧子显)以本官领国子博士。高祖所制经义,未列学官,子显在职,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启撰《高祖集》,并《普通北伐记》。其年迁国子祭酒,又加侍中。于学递述高祖《五经义》。五年,选吏部尚书。侍中如故。(《梁书》本传,《南史》同之)从史料记载考察,萧子显不仅参与,而且一度进入儒学系统的最高层。一方面是他家学门风所致,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萧子显本人对于儒学的精通。虽然萧子显的经学著作《孝经义疏》一卷及《孝经敬爱义》一卷均已亡逸,但《南齐书》中对于当代儒学之士的推崇之情,特别是在《南齐书》卷三十九刘瓛、陆澄两位大儒的《传论》中的辨析,亦可知萧子显对于经学脉络有熟悉的把握。另外一点尤其值得重视,即是《南齐书·高逸传》入选人物无一例外的均是深通儒术之人。萧子显在《高逸传》开篇即云:“若今十余子者,仕不求闻,退不讥俗,全身幽履,服道儒门(案:着重号笔者所加),斯逸民之轨操,故缀为《高逸篇》云尔。”自魏晋老庄盛行以来,诸史记载退隐之士多属道家,八代史书之中,唯有萧子显《南齐书·高逸传》几乎不选喜好老庄、释教之徒。

至于说佛教,则是当时士大夫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季刚先生《汉唐玄学论》有云:“是知尔时(案:晋、宋、齐之际)儒术、玄言,并与浮屠相齐和;是故论中世玄学,不得舍《弘明》而不谈。”近人汤用彤亦有专文论及南朝宋齐之间佛教之盛。南齐时代,不仅帝王和皇子尊崇佛教,宗室诸王也特别崇尚佛教,规模犹有胜于晋宋之处,现根据《南齐书》等史籍记载,略列出如下《南齐诸王崇佛表》:

续表

萧子显青年时期生活的南齐上层社会尚且如此。入梁之后,整个社会上下礼佛之风更盛,故萧子显必然浴乎其间,出入儒释之间。

但颇为值得注意的是,齐梁两代的南兰陵萧氏似乎很排斥道教及道家学说。萧子显的伯父齐武帝萧赜临终前就下诏说:“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为道。”(《南齐书·武帝纪》)南齐皇帝如此,梁武帝亦如此,他甚至在天监三年,向佛发愿,舍道事佛,还后悔过去自己耽嗜于《老子》。萧子显也同样反对道家及道教,他在《南齐书·高逸传论》一开始就不满于顾欢的《夷夏论》,认为顾欢“优老而劣释”是狂妄之语。佛道二教相比,佛法远远胜于道说。此《传论》中萧子显说道:“佛法者,理寂乎万古,迹兆乎中世,渊源浩博,无始无边,宇宙之所不知,数量之所不尽,盛乎哉!真大士之立言也。探机扣寂,有感必应,以大苞小,无细不容。”接着这句话的意思,他甚至认为儒、阴阳、法、墨、纵横、杂、农、道(《南齐书·高逸传论》原文列举顺序)八家学说全部都包括在佛家思想里面。在这里萧子显使用了一个排比格式,即“A(B、C、D……)家之教,……,今(则)……”。其中“A、B、C、D……”代表萧子显所提及的八家学说,“今(则)”后面论及的,全是佛教之优点。我们据萧子显的论述列出下表:

上表有两点说明:第一、“儒家之教”重复出现两次,道出了儒教的两个层面;第二、排列顺序也可以看出萧子显在这八家中的尊抑观念。倘若我们把萧子显的《南齐书·高逸传论》和永明十一年秋齐武帝的下诏以及梁武帝的《舍事李老道法诏》相比较,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南兰陵萧氏对于道家道教一以贯之的排斥和对佛教持久不变的喜好。另外,道家的缺失和佛教的洞达,在此《传论》的后半部分进一步强调:

道本虚无,非由学至,绝圣弃智,已成有为。有为之无,终非道本。若使本末同无,曾何等级。佛则不然,具缚为种,转暗成明,梯愚入圣。途虽远而可践,业虽旷而有期。当然,《南齐书·高逸传论》这段文献本身可以引发更多的思考,然而全部研究这段文献的意义业已超出本书的范围,但是,当我们探寻萧子显对于文学思想、文学批评的特殊表述时,萧子显学术思想里的这些带有倾向性的文字应该被我们时时考虑。

第四节　作为研究法的“文学”与“思想”

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总论》部分提到欲研究一种文学批评,必须考虑“文学”和“思想”两个方面。他指出:

盖文学批评所由形成之主要的关系,不外两方面:一是文学的关系,即是对于文学之自觉,二是思想的关系(案:着重号笔者所加),即是所以佐其批评的关系。由前者言,文学批评常与文学发生相互联带的关系。易言之,即文学批评的转变,恒随文学上的演变为转移;……由后者言,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联系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即在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中也足以看出其社会思想的背景。这固然不同于欧西的文学批评一样……

汉学家亦有同样的做法,比如世界上第一部《支那文学史》的作者笹川种郎在其书《第四期:魏晋及南北朝の文学》中就花了大量篇幅阐述魏晋以后思想界之变化,及其对文学之影响。又比如日本书学大家长泽规矩也《支那学术文艺史》一书的第五章《汉魏六朝の文学》前面特设《汉魏六朝の学界》,他的用意很是同于上文所引郭绍虞的理解。充分考虑到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特殊性,所以我们首先谈论了萧子显的学术思想之大略。当然,全部讨论萧子显的仕宦生平以及学术思想并不是本书主旨所在。但是,当我们探寻一个狭窄的主题,即萧子显对于文学思想、文学批评的特殊地位时,我们应该牢记本章所讨论的这些明显的文学之外的背景因素。

民国时期的学者梅光迪在中央大学开设文学概论课时,抛开纷至沓来的各种书籍而直接采用温彻斯特(C. T. Winchester)《文学评论之原理》,这本书特别推崇历史研究法。温氏有云:“历史法之研究文学,裨益实多。舍此,则评论文学无以尽其旨趣矣。”故本书的研究法,即是建立在“文史校雠”基础上的综合考察法,亦恪守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文学点略》之“广义文学观”,而非时下以西洋Literature为准则所持之“纯粹”文学观。前者,乃六朝人之“文学”;后者,乃今日古代文学研究者之“文学”也。

1. 参刘永济《文学论》附录《古今论文名著选》,太平洋印刷公司,1924年版,附录页26—27。刘永济在选编例言中说:“选材不限文体,惟取评论合理或影响较大之作……以见历朝文学递嬗之迹。”至于刘永济在梁代部分不选《文心雕龙》,缘于它已经自成专书。后刘永济亦有《文心雕龙征引文录》(未刊稿)专论刘勰之书,武汉大学内部铅印本。容肇祖谓:“《齐书》亦为私家据官家材料而成之书,尚能绍述班固,不至如后来官书之芜乱。”说见其著《中国文学史大纲》第二十六章《晋及南北朝的各种著述及翻译》,朴社,1935年版,页153。
2. 针对沈约、锺嵘和萧统的研究书籍业已汗牛充栋,裴子野的研究近来也有很多,如林田慎之助的《裴子野<雕虫论>考证——その复古文学论の构造と制作年代》,载林田慎之助《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创文社,1979年版,页286—313。
3. 洪顺隆主编《中外六朝文学研究文献目录》(增订版),汉学研究中心,1992年版。
4. 可参美国汉学家马瑞志(Richard B. Mather), The Age of Eternal Brilliance:Three Lyric Poets of the Yung-Ming Era(483-493), Sinica Leidensia,2003。
5. Holzman通译为侯思孟,Wimsatt通译为威姆塞特。案:上述Holzman的论述请见《海外学人专访录》,载《文学遗产》1989年第4期。Holzman本人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也一以贯之地坚持了这种文史结合法,可参其Poetry and Politics:the Life and Works of Juan Ch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6. 在历代正史作者中,古来未有子孙为祖父作正史的情况,独萧子显为祖父作本纪,为父亲作传。常常于宋齐革易之际,多所回护,王应麟就已经看出这个问题,他说:“子显以齐宗室仕于梁,而作《齐史》,虚美隐恶,其能直笔乎？”见《翁注困学记闻》卷十三,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1935年版。清儒赵翼亦有论及此点,参《陔余丛考》卷七《<齐书>编次失当处》条,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页122。
7. 对于萧嶷的史料,我们尽量参考《南史》而非《南齐书》,因为《南齐书》作者萧子显对于父亲萧嶷记述时,笔法多回护,比如萧子显在《豫章文献王传论》中竟然把自己的父亲赞成周公一样的名臣,原文是:“(豫章)宰相之器,诚有天真,因心无矫,率由远度,故能光赞二祖,内和九族,实同周氏之初,周公以来,则未知所匹也。”相比之下,李延寿《南史》的赞论,则相对持平许多。或可参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第十一编《<南齐书>文体多谀辞》条,学海出版社影印本,1986年版,页131—132。
8. 我们很难断定这次拜访的实质目的,因为在萧道成称帝的过程中,最大的对手便分别是尚书令袁粲和荆州刺史沈攸之。但六朝“品目”的特质是远远超越政治层面的,因为史书中记载被对手嗟兹赞美的例子很多。
9. 见《宋书》及《南史》本纪。
10. 关于研究萧氏的文学集团著作,请参:何启民《中古门第论集》,学生书局,1982年版;张蓓蓓《中古学术论略》,大安出版社,1991年版;胡大雷《中古文学集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1. 齐武帝及其太子文惠太子在排斥厌恶萧嶷这一点上高度一致,但颇为奇怪的是竟陵王萧子良对萧嶷却存有好感。最明显的例子,是萧嶷死后齐武帝和萧子良对于萧嶷丧仪的不同意见。事载《南齐书》萧嶷本传。
12. 齐高帝十九子,齐武帝二十三子,除萧嶷一支有后人外,全部被齐明帝杀害。《南齐书·东昏侯纪》还记载到,齐明帝告诉他的儿子东昏侯,自己死后如果有人要发动政变,就继续先发制人进行屠杀,“作事不可在人后”。江左四朝,同室屠杀,至此为最。也可参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第十章第三节《明帝诛翦高武子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页472—478。森鹿三主编《分裂の时代:魏晋南北朝》一书中,把这一时代比喻成“中国的麦克白(Macbeth)时代”,并指出不安定的权力与不安定的精神状态是同源的。中央公论社,2000年版,页276—282。宫崎市定《大唐帝国:中国の中世》敏锐地指出此时南北朝都出现了类似的“暗君”,中央公论社,1988年版,页240。
13. 清儒汪中《补宋书宗室世系表序》统计刘宋之末“本支百二十九人,其被杀者百二十有一”。罗振玉重新统计为“帝之本支实百五十有八人,其令终者三”。说见其著《补宋书宗室世系表》,载《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页4233。以此视南齐帝室本支存于后代者,则略好于刘宋。
14. 在萧嶷早年无子时,齐武帝第四皇子萧子响为其嗣子,后萧嶷有子,萧子响还本。萧子响勇力过人,本为巴东王,但举兵拒王师,兵败赐死,有司奏绝萧子响属藉,贬为“蛸氏”。萧嶷上表苦苦求情,不果,贬为鱼复侯。事参见《南齐书》、《南史》本传。本文不详述萧子响生平大略。
15. 此处《南齐书》作“善抚诸弟子”,《南史》作“善抚诸弟”。
16. 南朝时,重要地方(如晋陵等大郡)的太守,权位甚至大于刺史。详参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卷中《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相关论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17. 《南史》本作“子质”,中华书局点校本《南史》“校勘记”云:“‘子质’疑当作‘子笵’,盖《梁书》及本书皆无子质传,而子笵与子显等皆有传。”案:《南史》萧子笵本传说他:“辞甚美”,且“与弟子显、子云才名略相比”。故以此推断,此处当为“子笵”而非“子质”。又:朱铭盘《南朝齐会要》“宗室世次”亦无“子质”一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页13—23。
18. 谢启昆《小学考》,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影印版,页204—205。又可参林明波《唐以前小学书之分类与考证》,“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丛书”之七十五,1975年版,页447—448。
19. 齐武帝诸子之学,请待下一章详叙,齐明帝诸子行状,大致备于《南史·明帝诸子传》,可参看。另《南史·齐宗室传》亦记载齐明帝的太子(萧遥光)不悦学,太子还说:“文义之事,此是士大夫以为伎艺欲求官耳。皇太子何用讲为？”齐明帝竟深以为然,从此皇太子竟日游宴,废讲(礼学)。案: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二《齐梁之君多才学》条,亦论及齐武帝诸子及萧嶷诸子,独不及齐明帝诸子。参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页245—248。
20. 此处“兰陵”重言,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二十五有精彩的考证,转引如下:“此重言‘兰陵’者,郡县兼举也。吕安国广陵广陵人,曹虎下邳下邳人,庾易新野新野人,刘怀慰平原平原人,皆兼书郡县之例。监本少‘兰陵’二字,盖刊书者妄去之。《州郡志》南徐州无南兰陵郡,盖齐初并省。”见《嘉定钱大昕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页549。又可参本书附录《南监本<南齐书>荻生徂徕批识辑考》的相关条目。
21. 李延寿《南史》削去了南齐萧氏出于萧何的谱系记载,认为“齐书所典,便乖实录”(语见《南史·齐高帝纪》)。这一点,颜师古注《汉书·萧望之传》也提出质疑,认为是“妄相托附”。清儒李慈铭也采取了颜师古的说法,认为南齐萧氏出于萧何是伪托(见由云龙辑《越缦堂读书记》“史部·南齐书条”,上海书店,2000年版,页284)。但持平而论,李、颜、李三人均无铁证,故本文从萧子显《南齐书》世系说。
22. 冈崎文夫《魏晋南北朝通史·内篇》第三章,弘文堂,1918年版,页260。
23. 铃木虎雄《业间录》,弘文堂,1928年版。中译本参:铃木虎雄著、马导源译《沈约年谱》,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参此书“永明七年”条下所述(此年沈约四十九岁)。另,曹道衡、沈玉成《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谓萧子显当生于永明五年(487),卒于大同三年(537),中华书局,1996年版,页380—381。曹沈二氏在《中古文学史料丛考》“《梁书·萧子显传》卒年有误”条给出理由,即《法宝联璧序》谓中大通六年(534)萧子显48岁,并以此推翻《梁书》记载,中华书局,2003年版,页574—575。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一书萧子显生卒年考订从曹、沈之说,三联书店,1996年版,页240—241。然而仅仅一条孤证,似乎不能推翻《梁书》本传的生卒年记载,故本文暂不参用曹、刘二书的考订,而从铃木书之说。
24. 南朝齐梁开始,掌选之人逐渐有皇室化的倾向,详参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科举前史》之《九品官人法の贵族化》,岩波书店,1992年版,页147—158。
25. 以下统计基于“独著”的原则,合作编修之书不计入。如《广弘明集》卷二十所收《梁简文帝法宝联璧序》后所附的三十馀位作者名录,第一为湘东王萧绎,第二则为侍中国子祭酒萧子显。这种情况下则不把《法宝联璧》独系于萧子显名下。又案:轻车长史萧子笵也是《法宝联璧》的作者之一。参《广弘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版,页250—251。
26. 兴膳宏、川合康三《隋书经籍志详考》,日本汲古书院,1995年版。下文所参考的《隋志》,以兴膳宏、川合康三《详考》本为主,辅以《二十五史补编》本姚振宗、章宗源的《隋书经籍志考证》。
27. 详见秦惠田《五礼通考》卷七十九。《五礼通考》,清光绪六年江苏书局刊本,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又及:《南齐书》本身论及礼制诸语,倘若稽钞出来,一定可以更加明晰地看出萧子显的经学卓识。
28. 另,周天游认为:“刘义庆、萧子显二书(《后汉书》)亡于隋或唐初。”从刘知几《史通》开始,世人对于萧子显创作的《后汉书》已经不得观其说了。具体考证参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的“前言”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页1。
29. 最接近的一次成功北伐,是在大通二年(528),梁武帝命令名将陈庆之护送魏王元颢北归。陈庆之连下北魏30馀座城池,并成功收复洛阳。然孤军深入,最终被契胡族尔朱荣反扑。此役经纬,除《梁书·陈庆之传》等正史外,推荐一读田中芳树的历史小说《奔流》,祥传社,1998年版。
30. 详见《唐书经籍艺文合志》,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案:萧子显字景阳,“阳”字古籍中与“畅”字易混,疑此处当是“景阳”转写之误。又,齐梁皇室两支萧氏,均无字“景畅”者。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萧子显小传亦误题“字景畅”,中华书局,1983年版,页1815。
31. 汤球辑、杨朝明校补《九家旧晋书辑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页320。
32. 参徐浩《廿五史论纲》第二编第七章,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版,页98—103。
33. 据武秀成教授提示,《册府元龟》中亦题作“三卷”,备说于此。
34. 参前揭本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册,页1815—1820。
35. 梁台建(502),沈约拜为散骑侍郎吏部尚书右仆射。同年,梁武帝受禅,沈约拜尚书仆射,封建昌县侯,常侍如故。天监二年,又以尚书仆射沈约为尚书左仆射。参《梁书》本传记叙及铃木虎雄《沈约年谱》考订。
36. 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页3087。
37. 参前揭本《广弘明集》,页243—246。
38. 我把齐梁皇室称为“晚渡北人”,受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启发,他将宋齐梁三代霸业缔造者,归为那些非第一流的“江左北人”集团,文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页68。又可参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大族世家述论》第四章第一节《宋齐二朝的军功家族》,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页82—89。
39. 安田二郎认为,萧道成以淮北四镇(青、冀、兖、徐)为根据地,凭借以北人为主的军官豪族登上皇位,并且在南齐王朝成立初年的各项政策中保护了这一阶层的利益。他推论萧道成占有随后在梁武帝时期形成的“新贵族主义体制”的萌芽性或前史性地位。参其《南齐高帝の革命军团と淮北四州の豪族》,载其《六朝政治史の研究》第Ⅱ编《南朝の政治史》,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3年版,页307—335。又可参:吴慧莲《东晋刘宋时期之北府》第五章第四节《淮阴集团和萧道成之崛起》,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5年版,页167—181。
40. 从赵翼此条所罗列的材料中可以发现:这种潜藏的紧张关系以南齐二十三年间为最。
41. 此处中华书局本《南史》页943标点疑误。似应断句为“告武帝。(武帝)曰”,而非“告武帝曰”。
42. 参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载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页262。
43. 谷川道雄认为,高门士大夫赖以为生的最后依据,既不是同族也不是乡党,而是自身的学问。参其《六朝贵族的自律世界》,载其《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关于谷川思想的这一点,亦可参见Joshua A. Fogel的Translator’s Introduction中的阐释,载Medieval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Local“Commun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pp xi-xxix.
44. 铃木虎雄《沈约年谱》“永明十年”下写作“作《齐丞相豫章宪(案:当作“献”)王碑》”。事实上,永明十年,也就是萧嶷的卒年(参《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七,齐纪三记载)。当年沈约并没有答应为萧嶷作碑文,直到齐明帝建武年间,萧氏家人第二次提出请求,沈约方才答应。铃木氏此处误。
45. 参吉川忠夫《沈约の思想——六朝的伤痕》中《沈约の社会思想その一、二》、《沈约の精神生活の诸相——とくにその宗教生活》等四部分的描述,载《中国中世史研究——六朝隋唐の社会と文化》,东海大学出版会,1970年版,页246—272。又可参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第七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284—324。
46. 哈罗德·布鲁姆著、徐文博译《影响的焦虑》绪论《对优先权之反思·术语说明》,三联书店,1989年版,页3—17。
47. 简博贤《今存南北朝经学遗籍考》,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5年版。我们也可以从汉代以来的学术传统上看南朝学风,参考何肯(Charles Holcombe)《在汉的阴影下:南朝初期文人的思想和社会》(In the Shadow of Han:Literati Tought and Societ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第五章《Liternti Cultur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 pp85—124.
48. 王伊同《五朝门第》,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王书第三章《高门在政治上之优遇》亦论及整个南齐社会崇尚儒术,风气流播广且盛,页24—78。新近的论述,又可参林继中《文化转型中的文学——以南朝、晚唐历史变局为例》,文载衣若芬、刘苑如主编《世变与创化——汉唐、唐宋转型期之文艺现象》,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专刊,2000年版,页301—325。
49. 越智重明认为,萧衍实行的“天监改革”,冲破了宋齐以来官制之弊端,某种意义上说,甚至使宋齐即将崩溃的贵族制重新获得生机,参其《魏晋南朝の贵族制》第六章《宋齐政权と宋齐贵族制》和第七章《梁陈政权と梁陈贵族制》,特别是第七章第二节《梁の天监の改革と庶民层》的论述,研文出版社,1982年版。不过越智主要是从日本京都史学派“六朝贵族制”制度层面考察,倘若从学术文化层面,则很难说梁武帝冲破了宋齐以来的规则,页274—326,页329—332。
50. 林登顺《魏晋南北朝儒学流变之省察》第二章第四节分“中央”、“地方”、“私人”三个方面论及梁武帝时期儒学之盛,可参看。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页100—107。
51. 萧子显父亲萧嶷即雅好儒术。萧嶷在身为都督八州诸军事、南蛮校尉时,仍不忘置学,于南蛮园开馆置学,又设儒林参军一人,文学祭酒一人,劝学从事二人。以上事迹载《南齐书》本传。这种崇尚儒术的家风也一定深深影响了萧嶷最喜欢的第五子——萧子显。
52. 黄季刚《汉唐玄学论》,载《黄侃论学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页482。即如熊十力也谓:“《文选》、《弘明》、《汉魏丛书》,时置案头,不时讽玩。”说见其著《十力语要》卷二,中华书局,1996年版,页224。
53.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重点参见此书第十三章《佛教之南统》,页292—347。
54. 参前揭本《广弘明集》卷四梁武帝的《舍事李老道法诏》,此文中梁武帝提到:“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各为邪道。朕舍邪外以事正内。”页116。
55. 但是萧子显对于偏向《周易》术数以及儒家祥瑞、灾异之说,并不排斥。参考:平秀道《南齐书祥瑞志について》,文载《龙谷大学论集》第400·401合并号,1973年版。何丙郁《太乙术数与<南齐书·高帝本纪上>史臣曰章》,文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7本第2分,1996年版。
56.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百花文艺出版社重新排印本,1999年版。朱自清对于郭绍虞把文学和思想结合起来讨论的方法大加赞赏。参其《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载《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页539—543。
57. 笹川种郎《支那文学史》(帝国百科全书第九编),东京博文馆,1898年版,页131—139。
58. 长泽规矩也《支那学术文艺史》,三省堂,1938年版。他在第一章《序说》中的“支那文学の特征”以及“文学と文艺”亦可参看,页3—25。
59. 温彻斯特(C. T. Winchester)著,景昌极、钱堃新译,梅光迪校《文学评论之原理》,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页4—5。